《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

《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

英 卡尔·波兰尼 著

冯钢 刘阳 译

最早知道这本书是在林毓生与殷海光的通信集里，当时应该是七十年代，林毓生刚到美国读书，发现了波兰尼及其著作，推荐给殷海光后两人一起惊为天人。记得殷海光还专门替他起了个译名，叫博兰霓，以示其思想之渊博与奇丽。

在林、殷“惊艳”的三十年后，终于在国内见到了该书的中译本，略翻前言后序，愕然发现其所论所言，无一不切合当下中国与世界的现实，而他在书的最后一章中提出“复杂社会里的自由”这一命题，更加应该成为新时代理性、伦理和信仰共同的价值基础。

废话不说了，开始抄书。

前言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

本书描述了欧洲文章从前工业世界到工业化时代的大转变，以及伴随这个过程而发生的观念、意识形态、社会和经济政策上的转换。由于欧洲文章的这个转变可以类比于今日世界各地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转型，所以，波兰尼常让人感觉到，他是在直接针对当下问题发言。

尽管从语言和经济学方面看，一本半个世纪前写就的著作在今天可能会不大好理解，但波兰尼所提出的问题和视野并没有丧失它的卓越性。他的中心主题包括：自发调节的市场从来没有真正存在过；它们的缺陷——不仅仅就它们内部运转而言，也包括它们的后果（如，对穷人造成的影响）——是如此重大，以至于政府干预成为必需；以及，所产生的这些后果是否严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变迁的速度

。波兰尼的分析清楚地表明，广泛流行的渗透经济（trickle-down

economics）的教义——即包括穷人在内的所有人都会从增长中受益——得不到历史事实的支持。他还廓清了各种意识形态与特殊利益之间的相互关联：自由市场的意识形态是如何成为新工业利益的婢女的，而这些利益又是如何对这种意识形态加以选择利用的——当他们的利益有要求是，他们照样会要求政府干预。

波兰尼是在现代经济学家界定自发调节市场的局限性之前写作《大转型》的。在今天，任何有声望的知识分子都不会去支持这样一种看法，即市场本身就是有效率的，而不必去考虑它在公平上产生的后果。无论何时，只要出现信息不完备或者市场失灵——也就是说，本质上总是如此——那么干预就存在，而且从原则上讲，这种干预可以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大体上，我们已经达到一个更加平衡的立场，已经能够既认识到市场的力量，也认识到它的局限，认识到政府在经济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必要性，尽管大家对于这种角色的边界还在争论。

波兰尼强调了自由劳动力市场、自由贸易和自发调节的货币机制这三个信条之间的相互关联性。由此，他的著作成为今天占支配地位的系统研究方法（它是由20世纪之初一般均衡论经济学家们所预示的）的先驱。（关于汇率制度的讨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自相矛盾——在表明信仰自由市场体系的同时，却作为一个公共组织而经常干预汇率市场，为外来债权人解套（bail

out）提供基金，与此同时却索要高利率而使国内企业破产——已经在19世纪的意识形态争论中被预示了。事实上，劳动力和货物的自由市场从来就没有存在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今鼓吹劳动力自由流动的人已寥寥无几了，并且一方面，发达工业国家在教导不那么发达的国家避开保护主义和政府补贴的邪恶，而另一方面，它们却并不怎么乐意向代表发展中国家比较优势的商品和服务开放市场，尽管它们强硬要求发展中国家开放自己的市场。

不过，今天战线的位置与波兰尼写作时的情况已大有不同。……每个人都意识到了市场的力量，也遵从于它的局限。但在这之上，经济学家们的观点之间还是有着重要区别。其中有些区别是容易摒弃的：装扮成经济科学和良善政策的意识形态和特殊利益。……不过与上述例子不同，还有一些问题的结论远非清晰可见。……自发调节市场的信徒完全相信某种形式的赛伊定律（Say’s

law），即劳动力的供给会创造自己的需求。对于一个由低工资而发家的资本家而言，高失业率甚至可能是一种有利条件，因为它会对工人的工资要求产生压制力量。但对于经济学家而言，失业工人表明的是一种运转不良的经济，我们已经在太多的国家看到了这种或那种运转不良的极大证据。自发调节经济的某些鼓吹者把这些运转不良归罪于政府本身；但不管这种归罪是否合理，真正重要的是自发调节经济的神话在今天实际上已经寿终正寝了。（国内引发的劳动合同法之争，某种意义上也基于这一信念。——乖乖注）

但是波兰尼强调了自发调节的一种特殊缺陷，这种缺陷直到最近才再次成为讨论对象。它包括经济与社会的关系，以及经济体系——或者经济变革——是如何影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俺前一段写的经济学使人变得无趣，是否也有这个原因呢？——乖乖注）

……在所有这些例子中，不仅经济政策造成了古老（尽管有些比较脆弱）的社会关系的崩溃；社会关系的这种崩溃本身也会造成非常不利的经济效应。投资者不会情愿把他们的钱投入到那些社会中存在高度紧张的国家，而且这些国家内的很多人也会把他们的钱抽离出来，这样就造成一种恶性循环。

绝大多数社会都会在自己的历史中演化出一些照顾穷人和社会底层的人（the

disadvantaged）的办法。工业时代的来临使得个人越来越难以担负照看自己的全部责任。……明显不能成立的是，通过让自己满足于更低的工资，个人就能够立即获得就业。效率工资理论、内部人—外部人理论以及一系列其他理论，已经提出了许多强有力的解释，来说明为什么劳动力市场并不像自发调节市场鼓吹者所认为的那样运作。但无论这些解释是怎样的，在这里真正重要的事实是，失业不是一种幻觉，现代社会需要有应对它的方式，而自发调节的市场并没有这样做，至少是没有以能被社会接受的方式这样做。

快速的转型破坏了旧有的应对机制和旧有的安全网，但在新的应对机制发展出来之前，它已经产生了这方面新的需求。

这些社会应对机制的失败反过来已经导致了对早先被称为社会资本的那种东西的侵蚀。最近25年发生了两起这方面的重大事件。（东亚金融危机中的印尼灾难；俄罗斯的失败转型）

经济科学与经济历史已经开始认识到波兰尼论点的有效性。但经济政策——尤其是华盛顿共识的信条所反映出来的经济政策，它们教导发展中世界和那些转轨经济体应该如何完成它们的大转型——看起来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此不难理解作为世行前任首席经济学家的斯蒂格利茨，为什么要大力举荐林毅夫为自己的继任，——乖乖注）

正如我们已经指出过的那样，波兰尼揭穿了自由市场的神话：从来没有存在过真正自由、自发调节的市场体系。今天已经工业化了的那些国家的政府在它们当初的转型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不仅通过关税保护工业，而且也努力促进新技术。……甚至在今天，保护主义和政府干预都还活着，而且活得很好。……尽管有时这些干预是正当有理的，因为它能被当作针对其他政府进行干预的必要应对措施，但确实存在无数不知差耻的保护主义和补贴的例子，比如农业方面的那些例子。

香港长期作为自由市场的堡垒而被宣扬，但当香港发现来自纽约的投机者正在试图通过同时对股票和货币市场进行投机来催毁它的经济时，它对两者进行了大量的干预。美国政府大声抗议，说这是对自由市场原则的废弃。然而香港的干预成功了——它稳住了那两个市场，避开了对它的通货的未来威胁，而且从交易中大赚其钱。

新自由主义华盛顿共识的鼓吹者们强调，问题的根源正在于政府的干预；转型的关键在于“让价格就位”，以及通过私有化和自由化把政府从经济中赶出去。在这种观点看来，发展不外乎就是资本的积累以及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这样一些技术性的东西。这种意识形态误解了转型本身的性质——它是社会的转型，而不仅仅是经济的转型，并且即使是这种转型的经济方面也比他们的简单药方所蕴含的要深刻得多。他们的观点代表了一种对历史的误读，正如波兰尼有力地指出的那样。

如果波兰尼是在今天进行写作，就会有额外的证据支持他的结论。例如，在东亚——整个世界中发展最成功的一部份——政府扮演了真正的中心角色，并且或明或暗地承认保持社会团结的价值，以及不仅致力于保护而且还努力提高社会和人力资本。在这个地区的各个地方，不仅有迅速的经济增长，而且贫困也大为减少。如果说共产主义在苏联和东欧的失败为市场体系对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提供了强有力的佐证，那么东亚的成功则为政府在其中扮演活跃角色的经济对自发调节的市场的优越性提供了同样强有力的证明。（呵呵，明白了老张为什么说斯蒂格利茨是中国的朋友。——乖乖注）

让我通过回到波兰尼的两个中心主题来结束这篇前言。第一个主题关注的是政治和经济之间复杂的纠葛关系。……有人也许会说共产主义在苏联和东欧的终结标志着市场经济以及自发调节市场信念的胜利。但我相信，这个解释是错误的。……随着柏林墙的倒塌，这些国家就再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了。含有巨大风险的（新自由）主义于是毫无顾忌地强加在它们身上。但这种考虑问题的方式不仅不谨慎，同时也是无知的：因为对于一个不能给多数人——或者数量可观的少数人——带来好处的市场经济，人们可以用无数种声名狼籍的方式来加以拒绝。

一个所谓的自发调节市场经济可能会演化为黑手党资本主义——以及一个黑手党政治体系——很不幸，在这个世界的一些地方，这种担心是真实而迫切的。（从来不知道，吴敬琏所担忧的“权贵资本主义”，原来还有这一层解读。——乖乖注）

波兰尼把市场看作一个更为广阔的经济的一部分，并且把这个广阔的经济看做一个还要广阔的社会的一部分。他不是把市场经济看作目的本身，而是把它看做通向更为基本的目的的手段。私有化、自由化甚至宏观稳定都太多地被当做改革的目标本身来对待。记分卡被用来记录不同国家私有化的速度有多快——却从来不却想私有化本身是很容易的：要做的一切就是把财产分给自己的朋友，并期望对方回报以租金。但总是没有记分卡用来记录被推向贫困的个体的数量，或者相对创造出来的就业机会而言那些被毁掉的就业机会的数量，或者暴力的增加，或者不安全感的增加以及无力感的增加。

波兰尼谈论的则是一些更为基本的价值。在这些基本价值与自发调节市场的意识形态之间存在的断裂（disjunction），在今天和波兰尼写作时同样清晰可见。

波兰尼非常恰当地以对复杂社会中的自由的讨论来结束他的这本著作。富兰克林·D·罗斯福说，在大萧条中，“我们没有什么可以害怕的，除了害怕本身”。他不仅谈论了那些古典自由权（言论自由、出版自由、集会自由以及信仰自由）的重要性，也讨论了免于恐惧和饥饿的权利的重要性。规制可能会剥夺某些人的自由，但这样做可以促进另一些人的自由。将资本任意在一国移进移出是某些人所实践的自由，但这种自由的实践是以其他人的巨大损失为代价的（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这里存在着巨大的外部性）。不幸的是，自发调节经济的神话，无论是在自由放任的旧伪装下，还是在华盛顿共高的新伪装下，都并不代表着对这些自由的平衡协调，因为穷人比其他人面临着更强烈的不安全感，并且在有些地方，比如俄罗斯，处在贫困境地的人数急剧上升而生活水准已然下降。对这些人而言，自由更少了，连免于饥饿和恐惧的权利都没有了。如果波兰尼在今天进行写作，我相信他会认为全球社会在当下所面临的挑战在于，它能不能重新调整这些不平衡——在一切都太迟之前。

导言

弗雷德·布洛克

一位杰出的经济史学家，在回顾多年来《大转型》的接受和影响史时感叹道：“有些书是挥之不去的。”这是一个恰当的判断。尽管写作于1940年代早期，卡尔·波兰尼作品的相关性和重要性却与日俱增。尽管如今的书很少具有超出几个月或几年的参考价值，但在半个多世纪之后《大转型》依然在许多方面保有新鲜价值。的确，对于理解21世纪之初的全球社会所面临的两难困境，这本书是必不可少的。

有充分的理由可以用来解释这种持久性价值。《大转型》提供了迄今为止对市场自由主义——即相信不管是民族国家社会还是全球经济都可以而且应该通过自发调节的市场来组织——最强有力的批判。……随时冷战时代的结束，波兰尼的著作开始得到它本该拥有的显著地位。

这个后冷战时代的核心争论在于对全球化的态度。新自由主义坚持认为通信和交通的新技术使得下边这种趋势既不可避免也值得追求：通过不断扩张的贸易和资本流，以及对盎格鲁—美利坚式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模式的接受，使世界经济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在全世界，层出不穷的运动和理论家从不同的政治视角抨击了这种全球化的理念——有的从种族的、宗教的、民族的和地区的认同的角度拒绝它，另一些则持有与柴油同的全球协作与合作的理念。这场争论中所有阵营的人都能从对《大转型》的阅读中获得教益；不管是新自由主义还是他们的批评者，都能获得对市场自由主义历史更深刻的把握，以及对早期经济全球化努力的悲剧性后果的深入了解。

波兰尼的生平与著作

卡尔·波兰尼（1886—1964）在布达佩斯长大，成长在一个社会承担和智识成就都非常突出的家庭环境中。……波兰尼本人早在“一战”之前就已是匈牙利学生和知识分子圈中一位有影响力的人物。在1920年代的维也纳，波兰尼作为资深编辑为中欧最重要的经济和金融周刊《奥地利国民经济》工作。在这期间他首次接触了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和他那著名的学生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的观点。米塞斯和哈耶克当时正试图重建市场自由主义在智识上的合法性。……“二战”之后，米塞斯与哈耶克在美国和英国不知疲倦地鼓吹市场自由主义，并直接启发了像米尔顿·弗里德曼这样有影响力的追随者。哈耶克一直活到1992年，这么长的寿命足以使他由苏联的解体而感到自己得到了平反。在去世之前的那段岁月里，他被广泛地尊称为新自由主义之父——启发了玛格丽特·撒切尔和罗纳德·里根追求去规制化、自由化和私有化的政策。但是，早在1920年代波兰尼就已经直接挑战米塞斯的论点，并且此后对市场自由主义的批判一直是他的中心理论关切。

在为《奥地利国民经济》工作期间，波兰尼见证了预示后来的大萧条以及法西斯兴起的1929年美国股票市场崩溃，和1931年维也纳信贷的失败。……（因为纳粹上台）他流亡去了英国，在那里作为工人教育协会——这是牛津和伦敦大学的校外部——的一个讲师。对课程的准备引导波兰尼将自己沉浸在英国社会史和经济史的材料中。在《大转型》中，波兰尼将这些历史材料与他对米塞斯和哈耶克那些在今天看来极有影响力的观点的批判熔为一炉。

这本书的实际写作是在波兰尼1940年代早期在美国佛蒙特州的本宁顿学院做访问学者期间完成的。……实际上，这本书的持久贡献之一——它对规制全球经济的那些制度的关注——是直接与他的多国流亡经历联系在一起的。从布达佩斯到维也纳到英国以及美国的经历，与一种深沉的道德责任感结合在一起，使波兰尼成为某种世界公民。在生命垂暮之际，他给一个老朋友写信时说：“我的一生是‘世界性’的一生——我经历了人类世界的生活……我的著作是为亚洲，为非洲，为新生民族而写的。”（一语成谶，波兰尼的形象有些象上古时代的“长老”或“大巫”，那都是整个部落里最有智慧和知识的人——乖乖注）

尽管他一直保留着对祖国匈牙利的深沉感情，波兰尼已经超越了欧洲中心主义的视野，并且认识到各种攻击性民族主义是如何被某种全球经济安排所推动和支持的。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岁月里，波兰尼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任教，他在那里和他的学生展开了对前资本主义社会中货币、贸易和市场的人类学研究。

波兰尼的论点：结构与理论

《大转型》由三部分组成。第一和第三部分聚焦于产生第一次世界大战、大萧条、法西斯在欧洲大陆的兴起、美国新经济政策以及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等等这些事件的直接环境。在这些导论和结论性的章节中，波兰尼构建起一个谜：为什么在欧洲，一段延长了的相对和平繁荣的时期——从1815年持续到1914年——突然让位于一场尾随着经济崩溃的世界大战？

第二部份——全书的核心——给出了波兰尼对这个谜的解释。通过回溯到19世纪最初岁月的英国工业革命，波兰尼表明了当时的英国思想家是如何通过发展出市场自由主义理论来对早期工业化困扰作出反应的，这种理论的核心信念在于，认为人类社会应该从属于自发调节的市场。他解释到，作为英国“世界工厂”式领导地位的一个后果，这些信念成为世界经济的组织原则。（对于一个世纪后的“世界工厂”中国来说，从中可以吸取哪些教训？——乖乖注）

在第二部分的后半段，即第十一章到十八章，波兰尼论证说市场自由主义产生出了一种必然的反应——以保护社会免于市场侵害为目的的不约而同的努力。……波兰尼追溯了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和平崩溃的根源，并且表明，导致大萧条的经济崩溃乃是以市场自由讲义为基础组织全球经济这种企业的直接后果。第二次大转变——法西斯主义的兴起——是第一次“大转变”——市场自由主义——的一个后果。（在新世纪的自由主义经济体系中，民族和宗教的恐怖主义似乎变成了法西斯主义的另一个变形，成为全球化理念的对立面。——乖乖注）

在展开他的论证的时候，波兰尼仰仗于他对历史学、人类学和社会理论的广泛阅读。……许多当代的社会科学家——人类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都已经从波兰尼的论述中得到了理论启发。今天越来越多的书和文章通过对《大转型》的核心征引而得以成型。

由于该书异常的丰富性，试图概括它的努力是徒劳的；这里所能做的，最多不过是详细阐述波兰尼论证中的某些主要线索。但想要做到这一点，首先要重新组织他理论立场的独创性。……他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定义本身就与对这些概念的惯常理解大异其趣。

波兰尼的“嵌入”（embeddedness）概念

解释波兰尼思想的逻辑起点是“嵌入”概念。作为他对社会思想所作的可能是最为著名的一个贡献，这个概念同时也已经成为无数混乱的根源。波兰尼的论证起始于对下面这一点的强调，即直到当下为止，现在经济思想的整个传统都奠基于这样一种概念——经济是一个由相互联锁的市场组成的体系，这个体系能通过价格机制自动调节供给和需求。即使是在经济学家承认市场体系有时需要政府来克服市场失败时，他们还是依赖于把经济视为经由有机整合的市场组成的均衡体系的概念。波兰尼的意图在于表明，这个概念与有史以来人类社会的现实的差距是多么大。他坚持认为，在19世纪之前，人类经济一直都是嵌入社会之中的。

“嵌入”这个词表达了这样一种理念，即经济并非象经济理论中所说的那样是自足（autonomous）的，而是从属于政治、宗教和社会关系的。波兰尼赋予这个术语的内涵超出了人们今天已熟知的那种理解，即市场交易有赖于信任、相互理解和法律对契约的强制执行。他使用这个概念是为了强调古典经济学家——特别是马尔萨斯和李嘉图——与从前的思想家之间的根本决裂。

和历史上将经济附属于社会的常规模式不同，他们的自发调节市场体系要求社会从属于市场的逻辑。他在第一部分中写道：“终极而言，这正是由市场控制经济体系会对整个社会组织产生致命后果的原因所在：它意味着要让社会的运转从属于市场。与经济嵌入社会关系相反，社会关系被嵌入经济体系之中。”……经常有人错误地认为，波兰尼的意思是说，随着资本主义在19世纪的兴起，经济已经成功地脱嵌于社会并开始支配社会。

这种误读模糊了波兰尼论点的独创性和理论丰富性。波兰尼确实说过古典经济学家们想要创造一个经济已经有效脱嵌的社会，而且他们鼓励政治家们去追求这个目标。可是他同样坚持认为他们不曾也不可能达到这个目标。

实际上，波兰尼反复说一种脱嵌的、完全自发调节的市场经济是一项乌托邦建构；是一种不可能存在的东西。例如在第一部分的开篇他就写道：“我们的主题是：这种自我调节的市场的理念，是彻头彻尾的乌托邦。除非消灭社会中的人和自然物质，否则这样一种制度就不可能存在于任何时期；它会催毁人类并将其环境变成一片荒野。”

为什么脱嵌（disembedding）不可能成功

波兰尼认为要想创造一个完全自发调节的市场经济，就必须把人类与自然环境转变成纯粹的商品，而这必然会造成社会和自然环境的毁灭。（在毁灭之前先会变得无趣和不负责任。——乖乖注）

在他眼中，自发调节市场理论家及其同盟者经常把人类社会推到悬崖边。但当不受限制的市场所产生的后果变得昭然若揭时，人们会抵制它；他们拒绝像旅鼠那样前赴后继地走向悬崖，自蹈死地。相反，他们会通过从市场自发调节的信条中抽身而退来挽救社会并使自然环境免于毁灭。（当下政府对从劳动力到房地产市场所实施的强力干预，是否应该视为某种“抽身而退”呢？——乖乖注）

这项论证的根本逻辑在于波兰尼在真实的和虚拟的商品之间所作的区分。对波兰尼而言，商品就是那些为了在市场上出售而生产出来的东西。根据这个定义，土地、劳动力和货币都是虚拟商品，因为它们最初生产出来并非用于在市场上出售的。劳动力不过是人类的行为，土地是被细分的自然，而现代社会中货币与信用的供给必然是政府的政策创造的。

现代经济始于假设这些虚拟商品会像真实商品那样起作用，但波兰尼坚持认为这种手法会产生致命后果。因为这意味着经济理论的建立基于一个谎言，而这个谎言恰恰使人类社会处于危险之中。

波兰尼的论证有两个层面。第一层是一项道德论证：认为把自然和人类当成物品且其价格完全由市场决定，这明显是错误的。这种想法亵渎了数百年来统治着社会的那些原则：自然与人的生命几乎一直就被认为有其神圣的一面。这一神圣的维度与将劳动力和自然从属于市场这种做法之间是不可调和的。波兰尼拒绝将自然当作商品来对待，这预示了当代环保主义者的许多主张。

波兰尼论证的第二个层面集中于国家在经济中的角色。即使经济被假定为自发调节，国家也必须持续地调整货币和信用的供给，以避免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的双重危险。同样的，国家还要通过在失业期间提供救济，通过教育和培训未来的工人，通过试图影响人口流动等措施来管理不断变化的雇佣需求。在土地方面，政府已经通过使农民免于波动不定的收成和价格的压力而努力维持粮食连续生产。在城市地区，政府通过环境和土地使用法规来管理现有土地的使用。简而言之，管理各种虚拟商品的角色使国家置身于三种最重要的市场之中，维持市场自由主义关于国家“外在于”经济的观点已经完全不可能。

虚拟商品解释了脱嵌经济是不可能的。真正的市场社会需要国家在管理市场方面扮演积极角色，并且这种角色要求政治决策；它不能被化约为某种类型的技术或行政功能。当国家政策向通过更多地依赖于市场的自发调节的脱嵌方向移动时，普通人就会被迫承受高昂的代价。工人及其家庭变得更容易处于失业状态，农民被暴露在更大的国际竞争之下，而且这两个群体都被要求在更少得到帮助的情况下硬挺下去。为了保证这些群体在承担这些代价的同时不卷入破坏性的政治行动（例如革命？——乖乖注），国家要花费更大的气力。这就是波兰尼宣称“自由放任是有计划的”这一论断的部分含义所在；它要求通过治国术和压制来把市场逻辑及其所伴随的风险强加给普通大众。（中国改革困境的经典解释！——乖乖注）

追求不可能性的后果

自由市场理论家将经济脱嵌于社会的努力注定是要失败的。但市场自由主义的乌托邦性质本身恰恰是它在智识上所具有的异乎寻常的弹性的根源之一。因为诸社会无一例外地在全盘市场自发调节化的悬崖边上退缩了，所以它的理论家就总是可以宣称，任何失败都不是设计本身的结果，而是缺乏贯彻它的政治意愿造成的。市场自发调节的信条由此就无法被历史经验所证伪，它的鼓吹者也有了无懈可击的理由来为它的失败辩护。（前苏联改革案例）

波兰尼对经济脱嵌努力的极端怀疑同样也是他关于“双重运动”的强有力论证的一个步骤。因为经济脱嵌于社会的努力不可避免地会遭遇相反方向的抵制，波兰尼认为市场社会是由两种相互对立的运动组成的——力图扩展市场范围的自由放任运动，以及由此生发出来的、力图抵制经济脱嵌的保护性反向运动。尽管工人阶级运动一直是保护性反向运动的一个关键部分，波兰尼明确指出，社会中所有群体都参与了这项事业。

“自由放任是有计划的；而计划却不是。”这一点，是波兰尼一贯的主张。他明确抨击市场自由主义者，后者指责说妨碍全球市场运行的保护主义壁垒的树立是一种“集体主义阴谋”的产物。与这一观点相反，波兰尼论证道，这些壁垒是自发和无计划的反应的产物，是社会有所有群体对难以忍受的自发调节市场体系压力的反弹。……他在对法西斯在欧洲兴起的分析中承认，当两种运动都无法解决危机时，张力就会不断增加，直到法西斯主义获得了攫取权力的力量，并与自由放任和民主同时决裂。

在对任何特殊时刻的历史可能性范围的想象上，波兰尼的双重运动主题与市场自由主义和教条马克思主义两者都形成鲜明对比。市场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都认为社会只能有两种真正的选择：市场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与之相反，波兰尼坚持认为市场资本主义不是一种真正的可选项：它不过是一种乌托邦视野。更进一步，在第19章中，他把社会主义定义为“工业文明的内在倾向，这种倾向有意识地试图使市场从属于一个民主社会从而超越自发调节的市场”。这个定义允许市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继续扮演角色。

波兰尼认为，在任何历史时刻都有许多不同的能实现的可能性，因为市场可以以许多种不同的方式实现嵌入。这些方式中的某一些会相对易于做到扩大产出和鼓励创新，而另一些则在将市场从属于民主指导方面更“社会主义”一些。但波兰尼暗示，既有效又民主的那些选择不管是在19世纪还是在20世纪都是可能的。（中国眼下的改革，似乎正是这些“可能性”中的一个。——乖乖注）

全球政体的中心位置

然而作为一个老练的思想家，波兰尼当然不会去设想单个国家能够自由选择调和双向运动双方的方式。相反，波兰尼的论点之所以与当前的全球局势相关，恰恰是因为他把统治着世界经济的那些规则置于他框架的中心。他关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法西斯主义兴起的论述，集中于国际金本位制与各国内部行动者能够采取的政治选择之间的冲突。……波兰尼将金本位制视作一项非同寻常的智识成就，它是一种使自发调节的市场理论得以付诸实施的制度创新，并且，一旦被应用，它就有力量让自发调节的市场看起来像是出于自然。

（关于金本位制的解释）

金本位制为全球自发调节创造了一个令人叹为观止的机制。……在理论上，如果一个国家在某个年份中由于它的公民在海外所花多于所挣而处于赤字地位的话，黄金就会从该国的储备中流出，来清偿外国人该得的支付。国内货币和信用的供给则会自动缩减，利率上升，价格与工资下降，对进口的需求下降，出口于是变得更有竞争力。由此这个国家的贸易赤字得以自我消解。在没有政府插手的情况下，每个国家的国际帐户都能达到平衡。这样，在不需要某种世界政府的情况下，全球将被统一为一个单一市场；主权仍旧独立存在于许多民族国家之中，这些国家的自身利益将会引导它们自愿采用金本位规则。

金本位制的后果

金本位制的意图在于创造一个整合的全球市场，这种市场将减少民族单元和国家政府的作用，但实行金本位制的真正后果恰恰与之相反。波兰尼指出，当金本位制在1870年代被广泛采用时，它产生了加强国家作为一个统一整体的重要性的讽刺性后果。尽管市场自由主义者梦想一个太平世界——这个世界中的唯一争斗仅仅在于个人和企业努力做得比对手好的那种竞争，但他们通过金本位制实现这些梦想的努力却导致了两次可怕的世界大战。

现实情况是，金本位制的简单规则将令人无法忍受的经济代价加诸人们身上。当一个国家的国内价格结构与国际价格水平不符时，这个国家应对黄金储备枯竭的唯一合法调节手段在于贬值。这意味着允许其经济不断收缩，直到下跌的工资把消费削减到重获外贸平衡的水平。这进一步意味着工资和农业收入的大幅度下降、失业的增加、企业和银行的大量破产。

发现这种调整代价过高的不仅仅是工人和农民。工商界自己也无法忍受这种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所以，几乎就在金本位机制开始发挥作用的同时，整个社会就联合起来努力消解它造成的冲击。各国首先使用的办法就是增强对农产品和工业产品的保护性关税的使用。通过降低贸易流对价格变化的敏感度，各国在其国际贸易中可以获得一定程度上的可预见性，并使自己在面临突然的和意外的黄金外流时不那么脆弱。（在金本位制取消后的今天，欧美等国面对中国制造的冲击时，其反应依然如出一辙。——乖乖注）

进一步的权宜之计在于欧洲列强、美国和日本在19世纪的最后四分之一时间里争相建立正式殖民地的竞赛。（在今天，则是争夺非洲？——乖乖注）……这一阶段的“帝国主义风（rush to empire）”加剧了英国和德国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的敌对，这种敌对最终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对波兰尼而言，帝国主义冲动是不可能在某些国家的基因密码中找到的；而是当各个国家面临金本位制无时不在的压力而努力寻找保护自己的途径时，帝国主义就出现了。从有利可图的殖民地流过来的资源可能会把一个国家从突然的黄金外流所造成的绞痛中拯救出来，对海外人口的剥削则可能避免国内阶级关系的继续恶化。

波兰尼认为，市场自由主义者的乌托邦倾向使他们发明出金本位制度，希望由此制度带来一个无国界的、不断增长和繁荣的世界。但事与愿违，金本位制度无止境的冲击却迫使国家通过不断加固的国家乃至帝国边界来巩固自己。……甚至在这个完全悖谬的体系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到来而崩溃时，它依然被视作当然，以致于政治家们也行动起来，致力于恢复它。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整出戏又再次悲剧性地上演了，各国被迫在保护汇率和保护自己的公民之间作出抉择。正是在这个僵局中，法西斯主义浮出水面。

当下的相关性

对于当下关于全球化的争论，波兰尼的论点是重要的，因为新自由主义者所信奉的乌托邦视野与激发了金本位制的信念如出一辙。自从冷战结束以来，他们一直在坚持：全球经济的整合在于摒弃国家边界，这种整合能够为一个世界和平的新时代打下基础。一旦各国认可了全球市场的逻辑并将其经济向自由流动的商品和资本开放，国际间的冲突就会被温和的竞争所取代，这种竞争不过是攀比谁的产品和服务更好。如同他们的先辈所做的那样，新自由主义者坚持认为，所有国家必须做的，不过是信任自发调节市场的功效。

确实，当下的全球金融体系与金本位制有很大不同。……但在这些重要的区别背后，存在着一个基本的共同点——一种信念，认为只要个人和企业有了追求自己经济利益的最大自由，全球市场就会给每个人带来好处。

这种基本信念是新自由主义者试图拆除贸易和资本流动的障碍、消除政府对经济生活组织的“干预”这些系统尝试的基础。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全球化的一个有影响力的辩护者，写道：“当你的国家承认……今天全球化经济中的自由市场法则，并决定遵循它们时，它就穿上了我所谓的‘金色紧身衣’。这种金色紧身衣是这个全球化时代的标志性外衣。冷战的衣着是毛套装、尼赫鲁夹克和俄国皮衣。全球化只有金色紧身衣。如果你的国家现在还没有挑到一件合身的，那么不久就会有的。”弗里德曼继续说，“金色紧身衣”要求缩减政府，消除对贸易和资本流动的限制，并减少对资本市场的管制。更进一步，他还愉快地描述了在外汇和金融市场上，国际贸易参与者的“电子牧羊人”是如何施加这件紧身衣中蕴含的限制的。

波兰尼对三种虚拟商品的分析告诉我们，新自由主义这种全球水平的自发市场调节的视野乃是一种危险的幻想。正如国民经济有赖于一个活跃的政府角色一样，全球经济也需要强有力的规制机构，包括一个最终借款人。在缺乏这样一些机构的情况下，特定的经济——可能尤其是全球规模的经济——将会遭遇致命的经济危机。

但我们从波兰尼那里学到的更为基本的一点还是在于，市场自由主义者普通大众的要求是不可能得到满足的。工人、农民和小生意人片刻都无法忍受那种让他们的日常经济环境处在周期性的剧烈波动中的经济组织模式。简而言之，新自由主义那种无国界的、平安祥和的乌托邦要求全世界千百万普通人拥有一种韧性，以便忍受——也许每隔五年或十年——一个相当长期的萧条，在这期间，他们必须仅靠从前收入的一半或更少来过活。波兰尼相信，期望这样一种韧性，既是道德上的不正当，也是根本不切实际的。在他看来，人们不可避免地会动员起来保护自己免受这些经济震荡之苦。

实际上，新近走大运的新自由主义已经见证了遍及全世界的抗议，在这些抗议中，人们试图抵制全球化带来的经济破坏。随着这些不满的加剧，社会秩序变得越来越成问题，而且政治领袖通过将国内或国际敌人作为替罪羊而转移不满的危险与日俱增。新自由主义的乌托邦愿景就是这样导致冲突加剧而不是带来和平。例如，在非洲的许多地方，结构调整政策的灾难性效应已经使社会解体，并制造了饥荒和内战。在其他地方，后冷战时代已经出现了军国主义政权，它们对邻国和自己国家中的少数民族充满了攻击性意向。而且，在全球的各个角落，武装冲突——通常都与宗教原教旨主义相互纠缠——总是利用全球化带来的经济和政治动荡来遂行其事。如果波兰尼是正确的，那么这些失序的信号就是将来更危险情势的预兆。

作为替代选择的民主

尽管波兰尼是在“二战”期间写作《大转型》的，但他对未来还是很乐观的；他相信国际冲突的怪圈能够被打破。关键性步骤在于扭转社会生活应该从属于市场机制的观念。一旦从这种“陈腐的市场观念”中解放出来，让国民经济和全球经济都从属于民主政治的道路就敞开了。波兰尼把罗斯福新政作为这些未来可能性的一个模型。……通过民主政治，人民决定应该通过社会保险为年老者提供保障，使他们不必费力挣取收入。同样地，通过《全国劳动关系法》（the National Labor Relations Act），民主政治扩展了工人们形成有效结社的权利。（“新劳动法”是基于这一逻辑，还是其他愚蠢的想法？——乖乖注）

波兰尼把这些创新视作一种进程的开始，这个进程的目标就是社会通过民主手段来保护个人和自然免于某些经济性的危胁。

在全球层面上，波兰尼预见的是一种拥有高水平国际贸易与合作的国际经济秩序。他并没有给出一整套蓝图，但他明确了有关原则：

随着金本位制自发调节机制的消失，各国政府都会发现他们已经可以放弃使用绝对主权国所能采取的最具妨碍性的措施，即在国际经济领域拒绝合作。与此同时，愿意容忍其他国家根据他们自己的条件来构造他们国家的制度也开始变得可能，这样就超越了19世纪的有害教条——在世界经济的要求下各国政体必须整齐划一。

换言之，政府间的协作将会产生一系列促进高水平国际贸易的协议，但各个不同社会将拥有保护自己免受全球经济压力之害的多种方式。而且，由于把自己独特的经济模式作为发展目标，发展中国家就会在提高自己人民的福利方面有更多的机会和选择。这种愿景也假定了一系列全球性规制结构的存在，这种结构将对市场力量的肆意发挥施加限制。

波兰尼的愿景有赖于在国内和国际两方面增强政府的角色。他挑战了当前新流行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更大的政府将不可避免地导致不好的经济后果和国家对社会生活的过度控制。而对波兰尼而言，一个实质性的政府角色对于掌控各种虚拟商品是不可或缺的，所以没有理由把市场自由主义关于政府在本质上就是无效率的这条公理当真。但他也明确拒斥了那种认为政府扩张必然会形成压制性的论断。波兰尼恰恰认为，“市场经济的逝去可以成为一个时代的开始，这个时代拥有前所未有的自由。法律的和实际的自由能以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广泛、更普遍的方式存在；规制和控制不仅仅使少数人，而是使所有人获得自由。”不过他所勾勒的自由概念超越了消除经济和社会不公正的涵义；他同样呼吁民权自由（civil liberties）的扩展，强调“在一个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里，不服从（nonconformity）的权利必须被制度化地保护起来。个体必须能够自由地遵从自己的良心行事，而不必畏惧社会生活某些领域中那些受行政委托的权力。”

波兰尼以这样一些雄辩的句子结束了这部著作：“只要他是真诚地试图为所有人创造更多的自由，他就无须惧怕权力或计划会转而与他作对，并毁坏他以它们为工具正在建立的自由。这正是在一个复杂社会里自由的涵义，它给了我们所有我们需要的确定性。”当然，波兰尼对接下来的战后世界的乐观并没有被事件的实际进程所证实。……诚然，欧洲社会民主政府的可观成就——特别是在斯堪的纳维亚地区，从1940年代直到1980年代一直在用具体现实证明，波兰尼的愿景不仅在理论上是强有力的，而且在现实中也是可以实现的。但是在那些更大的国家，波兰尼的愿景则成了被遗弃的孤儿，而像哈耶克这样的市场自由主义者的相反观点的影响却与日俱增，并在1980和1990年代大获全胜。

不过今天既然冷战已成历史，波兰尼最初的乐观有可能会最终得到确证。……的确，在1990年代的最后几年有清晰的迹象表明，这样一种旨在重塑全球经济的跨国性社会运动已经不仅仅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可能性了。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的活动家，都已经组织起了反对那些国际组织——世界贸易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世界银行——的富于战斗性的抗议。世界各地的团体已经在重构世界金融秩序的问题上展开频繁的对话。

这个新生的运动面临着许多障碍：建立这样一个持久联盟是不容易的，因为它要调和南北两个半球人民之间的利益，而这种利益更经常的是互相冲突的。而且，这样一个运动越成功，它要面临的战略挑战就越可怕。目前还非常不确定的是，能不能对全球秩序进行自下而上的改革，同时又不至于使世界经济因投资者的恐慌而陷入危机。

这种跨国运动是波兰尼愿景的重要性和可行性的一种标记。在波兰尼看来，市场自由主义最深刻的缺陷在于，它将人类目标从属于非人的市场机制的逻辑。他则认为人类应该使用民主治理的工具来控制和指导经济去满足我们的个体和集体需求。波兰尼表明，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由于未能成功应对这一挑战，人类遭遇了巨大的苦难。他对新世纪的预言是再清楚不过了。

第一章 百年和平

19世纪的文明已经瓦解。本书论及的是这次事件的政治和经济起源，以及它所引起的巨大转变。

19世纪的文明建立在四个制度之上。首先，是一个世纪以来防止大国之间发生任何持久和破坏性战争的势力均衡体系；其次，是象征着一个独特的世界经济组织的国际金本位制；第三，是造就空前物质福利的自我调节的市场；第四，是自由主义国家。……正是这些制度勾勒了我们西方文明之历史的特有轮廓。

在这些制度中，金本位制被证明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它的瓦解是大灾难的近因。当金本位制要瓦解的时候，大多数其他制度也在为拯救它的徒劳努力中牺牲了。

但是金本位制度的源泉和基体是自我调节的市场。正是这个创新制度引起了一种特殊的文明。金本位制仅仅是想把国内市场体系扩大到国际领域的一种尝试；势力均衡体系是建立在金本位基础上的上层建筑，并且部份地通过金本位制来运转；而自由主义国家本身就是自我调节的市场的结果。19世纪各种制度体系的关键是统治市场经济的那些法则。

我们的主题是：这种自我调节的市场的理念，是彻头彻尾的乌托邦。除非消灭社会中的人和自然物质，否则这样一种制度就不能存在于任何时期；它会摧毁人类并将其环境变成一片荒野。而不可避免地，社会将采取措施保护它自己，但是无论采取什么措施，都会损害到市场的自我调节，打乱工业生活，从而以另一种方式危害社会。正是这一两难境地，迫使市场体系的发展进入一个特定的瓶颈，并且最终使得以它为基础的社会组织陷入混乱。

象这样解释人类历史上最深的危机之一必然显得过于简单。……文明，正如生命一样，源自一系列独立因素的交互作用，通常是不能化约为一些有限制的制度的。从制度机制来探寻某种文明衰落的原因看起来是一种无望的努力。

然而这就是我们要着手做的。在此过程中我们有意识地把我们的目标向这一主题的极端独特性调整，因为19世纪文明之所以独特，恰恰在于它是以一个明确的制度机制为核心的。

本书不是一本历史著作：我们所探求的不是重大事件令人信服的发生次序，而是从人类制度角度对这些事件的趋势作出解释。我们将自由细想过去的情景，其唯一目的是为了关照关下现实；我们也将详细分析某些关键时期，而几乎完全不考虑彼此之间的连接时期；我们还将跨越不同的学科领域，以追求实现这一单一目标。

首先我们要讨论国际体系的崩溃。我们将试着说明一旦势力均衡体系所依赖的世界经济崩溃，它就不能确保和平。这一点可以用来解释为何断裂发生得如此突然，为何瓦解会以如此不可思议的速度进行。

如果说我们文明的分崩离析与世界经济的崩溃在时间上是合拍的，那它也肯定不是由经济崩溃引起的。它的起源可追溯到100多年前西欧的那场社会和技术巨变，正是从其中产生了自我调节的市场的理念（a selfregulating market）。这场冒险终于在我们这个时代结束了；它结束了工业文明史上一个独特的阶段。

在本书的最后一部分，我们将论及在我们这个时代支配社会及国家变迁的一些机制。明确地说，我们认为人类的现状应该从危机的制度起源角度来加以解释。

19世纪产生了一个在西方文明的历史记载中前所未有的现象，即1815—1914年间的百年和平。……实用主义的这次胜利当然不是缺乏冲突起因的结果（对世界各地冲突的介绍）……然而这些冲突的每一个都是局部化的，无数其他暴力变动事件也不是遭遇了强权的联合行动就是在达成妥协中被平息了。

这一不可思议的成就要归功于势力均衡机制的运作，该运作在此产生了一种并非机制本身所固有的结果。按照其性质，均衡机制应该达到一个完全不同的结果，即相关权力单元的生存；但事实上，它仅仅假定三个或更多能施加力量的权力单元总是以这样一种方式运作，即较弱的权力单元联合起来共同对抗最强大的权力单无的力量的任何增长。（这也是在中国历史中不断出现的“三国模式”。——乖乖注）……在19世纪，同样的机制不是导致了战争而是产生了和平，这一事实是对历史学家们的一大挑战。

我们认为存在一个全新的因素，那就是鲜明的和平利益（peace interest）的出现。传统观点认为，这样的利益是在国家制度的范围之外的。……对于一个共同体来说，几乎没有什么比其中存在一个组织化的和平利益更加有害的了。

1815年之后的改变是突然而彻底的。法国大革命的余波加强了工业革命在以建立和平事业为符合全民利益之事业方面的上升发展势头。……在普法战争后的四分之一个世纪里，我们发现和平利益被一个新的强有力实体（entity）所代表，这个实体就是欧洲协同体（the Concert of Europe）。

表面上看，神圣同盟和欧洲协同体最终都只不过是独立主权国家的分组小集团，并且从属于势力均衡体系及其战争机制。如此一来，和平又何以维持呢？

（介绍势力均衡体系下的运作模式）

……要想确保和平就必须消除战争的起因，这是常识；但是人们普遍没有意识到的是，要想达此目的，掌控必须从源头开始。

神圣同盟借助自己独有的条件实现了这一点。……血缘与恩典的等级制度被熔铸进一个有效的地方统治工具，这个工具只要稍加一点武力就可以确保欧洲大陆的和平。

但是继承它的欧洲协同体既缺少封建的又缺少教会的触角：它最多相当于一个松散的联盟，在一致性方面比不上梅特涅的杰作。……然而神圣同盟凭借其思想和目标上的完全一致，加上频繁的军事干预才能在欧洲实现的持续和平，在这里却被这个叫做“欧洲协同体”的影子实体，通过不经常、不强烈地使用武力在世界范围内实现了。

要想解释这个令人惊异的成就，我必须去寻找那些在这一新背景下发挥作用的、未被发现却强有力的社会手段，这些手段能够扮演旧时期王室和主教的角色，并使和平利益发挥有效作用。这个匿名的因素就是国际金融（haute finance）。（《货币战争》中抄袭来的阴谋论，在这种历史逻辑面前就象个小丑！——乖乖注）

对19世纪国际银行业性质的全面研究还没有人做过，这种神秘的机构几乎无法从政治—经济神话的忽明忽暗中显现出来。有些人认为它只是政府的工具，另一些人认为政府是它满足无法抑制的逐利欲望时的工具；有些人认为它是国际纷争的播种者，另一些人认为它是柔弱的世界主义逐渐侵蚀强国之力量的工具。没有一种说法是完全错误的。国际金融这个独特的组织，尤其是在19世纪最后20年和20世纪的前30年，的确作为这一时期世界政治和经济组织间的主要纽带而发挥作用。它为国际和平体系提供了多种工具，这个体系借助强权们的帮助而运作，但强权本身却并不能建立或维持这个体系。

当欧洲协同体只是间或性地起作用时，国际金融则作为最富弹性的持久性机构发挥了作用。它独立于哪怕是最强大的单个政府之外，但同时又与所有国家政府保持联系；它独立于所有中央银行哪怕是英格兰银行，但同时又与它们紧密相连。……全面和平得以成功维持的秘密，毫无疑问就在于国际金融的地位、组织和手法。

这个独特机构的人员和动机赋予它这样一种地位，这个地位的根源稳固地基于纯粹商业利益的私人领域。罗斯查尔德家族（The Rothschilds）就不从属于任何一个政府：作为一个家族，它具体体现了国际主义的抽象原则；他们的忠诚是对一个公司的忠诚，其信用已成为快速成长的世界经济中联系政府和工业力量的唯一一个超越国家的纽带。作为最后一个手段，他们的独立性来源于时代的需要：当时急需一位能够博得政治家和国际投资者信心的独立自主的代理人，而定居在欧洲各国首都的犹太银行家家族所享有的形而上的治外法权，正好为这个至关重要的需求提供了一个近乎完美的解决方案。他们绝不是和平主义者，他们通过资助战争而大发其财，他们不顾及道德，他们从不反对任何小型的、短期的、局部性的战争。但是如果强权之间爆发全面战争而干扰到国际均衡体系的货币基础，他们的生意则会受到损害。出于这些事实的逻辑，当全世界人民都在经受革命性转变时，他们却不得不努力维持一个大体和平的局面。

从组织方面看，国际金融是人类历史上产生过的最复杂机构（institution）之一的核心。尽管它的存在只是短暂的，但在其普遍性、形式和手段的丰富性方面，只有人类在工业和商业上所有追求的总和才可与之相比，在某种程度上它正是工商业的典范和相对物。国际金融本身除了国际中心外，还有大约半打国家中心（national centers）蜂拥于其发行银行和股票交易市场周围。……其形式则随无限多样的国家政体（national group）和特性而多变，每种形式各有其特殊的声望和地位，权威及忠诚，有其货币和合同资产，保护人和社会关系的资产。

国际金融不是作为和平工具而设计的：历史学家或许会说这一功能只是意外落在它头上，而社会学家则更倾向于把它称为有效性法则（the law of availability）。国际金融的动机是获利：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与追求权力和征服的政府友好相处。……另一方面，虽然国际金融的组织机构和人员是国际性的，但并不因此而完全独立于国家组织。因为国际金融作为银行家们参与到企业联合组织和国际财团、投资团体、国外贷款、金融控制或其他领域交易的一个活动中心，必须要寻求与国家银行、国家资金、国家金融的合作。

……由于它在国际性地位和人员、它的私有财产和私人关系，它实际上独立于任何一个政府，并且它能够提供一种新的利益——这种利益并没有自己的机构——而且这种服务其他制度提供不了，这种服务对于国家金融共同体而言是极其重要的：即和平。不是不惜任何代价的和平，甚至也不是以牺牲独立、主权、既得荣誉、未来获得霸权等因素为代价的和平，假如有可能不作如此的牺牲而获得和平，和平仍然是和平。

除此之外则别无他法。强权（power）优先于利润。无论这两个领域如何亲密地相互渗透，最终还是由战争决定商业的法则。（介绍法、德案例）

国际金融必须应付大小霸权们相互冲突的野心和阴谋：它的计划屡受外交策略的阻挠，它的长期投资屡遭破坏，它的建设性努力屡受政治的阴谋破坏和间接阻挠。它不得不依赖的各国国家银行组织却常常充当着各自政府的帮凶，没有一个计划是安全的，除非参与者的战利品在事先就分配好了。然而，强权金融（power finance）通常不是金元外交的受害者，而是受惠者，正是金元外交为金融的天鹅绒手套提供了钢筋铁骨。因为商业的成功包含着对弱小国家无情地使用武力，对落后的政府行政部门大规模行贿，以及不惜使用所有阴险手段以实现目标，就象殖民地半殖民地这样激烈混战地带所熟悉的那样。由于其功能上的决定性作用，国际金融注定了要承担避免全面战争的任务。……国际金融对霸权施加的影响一向有利于促进欧洲的和平。而且这种影响是如此有效，以至于政府本身在不止一方面依赖它的合作。

金融——有这样一种渠道来发挥其影响力——即作为许多较小自主国的议会和政策中一个有力的调解者。贷款与再贷款（the renewal of loans）依赖于信用，而信用则取决于自身良好的行为。……一旦一个国家采用金本位制——它限制许可范围内的金融波动到最低限度——上述这一有用格言就成为强有力的行为准则。金本位制和立宪主义是使得伦敦的声音能够被许多较小国家获悉的工具，这些小国已采用了遵循新国际秩序的那些标志。英国强权下的世界活平（the Pax Britiannica）有时候通过炮舰来维持其统治，但更多时候是通过适时牵动国际货币网络的细线来实现的。

国际金融的影响也通过对世界上广大半殖民地——包括处于战火易燃的近东和北非地区的正在衰败的伊斯兰帝国——的金融的非官方管理来确保。在这里，金融家们的日常工作会涉及隐藏在内部秩序下的细致微妙的因素，并对这些和平最为脆弱的地区提供实际的行政管理。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些地区长期资本投资的大量先决条件面对几乎无法克服的障碍，却通常能够得到保护的原因。

贸易已经变得与各平相关联。以前的贸易组织是军事性的、好战的，它是海盗、流浪者、武装旅行队、捕猎者和设陷阱者、佩剑商人、武装市民、冒险者与探险家、殖民者和征服者、捕捕者和奴隶贩卖商、特许公司的殖民军队等的附属物。现在所有这些都已经被忘却。贸易现在依赖于一个国际货币体系，这个体系在全面战争中就不能起作用。这就需要和平，列强们也尽力去维护和平。但是正如我们之前看到的，势力均衡体系自身并不能确保和平。和平由国际金融来实现，国际金融的存在具体体现了贸易依赖和平的新原则。

我们已经太习惯于认为资本主义的扩张是一个毫无和平可言的过程，而把金融资本的扩张作为无数殖民地罪恶和扩张侵略的主要煽动者。……事实上，商业和金融的确是许多殖民地战争的原因，但同时也是全面灾难得以避免的原因。……若有一方能从战争中获益，那么同时必定会有其他几方因战争而受损。当然，万一战争发生，国际资本一定是受害者；但即使是国家资本，也只有在例外情况下才能从中捞到好处，尽管它常常足以成为许多殖民地战争的理由——只要它们是孤立事件的话。每一场战争基本上都是金融家筹备的，但和平同样也是由他们组织安排的。

这种完全实用的体系——它一方面极力反对全面战争，一方面在永不停息的小冲突中提供和平的贸易——的本质可以从它带给国际法的改变中得到最好的证明。（介绍国际法中对战争中贸易保护的约定）……那种认为18世纪战争在所有方面都比19世纪战争的破坏性来得小的看法是一种偏见。从敌对国国民的地位、敌对国公民的贷款服务、敌对国财产或者敌对国商人离开口岸的权利等方面来看，19世纪表现出了一个有利于保障战时经济体系的决定性转变。只是到了20世纪，这股趋势才被逆转。

所以说，经济生活的新组织提供了百年和平的背景。……和平利益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它能够通过为势力均衡体系提供可以直接应对和平地区活跃的国内力量的社会机构——从而让这个体系为和平利益服务的。在神圣同盟时代，这种机构是由教会的精神和物质力量支持的封建制度和王权；在欧洲协同体时代，它们则是国际金融以及与之联合的国家银行体系。……但是欧洲协同体的成就要远远大于神圣同盟，因为后者只是在尚未发生变革的欧洲大陆的一个有限地区内维持了和平，而前者则是在世界范围内完成了相同的任务——并且当时社会和经济的进步正在促使整个世界版图发生变革。这一伟大的政治功绩是一个特殊实体（entity）出现的结果——这一实体即国际金融，它是国际生活中政治和经济组织之间的天赐纽带。（由此金融取代了上帝，成为现代社会的黏合剂。——乖乖注）

然而，到了70年代末自由贸易的插曲（1846—1879）即将结束：德国对金本位制的实际采用，标志着保护主义和殖民扩张时代的开始。……自那以后大不列颠成为欧洲和平利益的领导者——此时的欧洲仍是一个由众多独立主权国家组成的团体，因而仍受势力均衡原则的支配。到了90年代，国际金融处于其巅峰，而和平似乎比从前任何时候都稳定。……然而好景不长。1904年，英国就摩洛哥和埃及两地与法国达成了一揽子协议；几年之后她又与俄国就波斯达成妥协，对是敌对的联盟也形成了。欧洲协同体这个由独立霸权们所组成的松散同盟，最终被两个敌对的权力阵营所取代：作为一种机制的势力均衡此时已寿终正寝。由于只剩下两个相互竞争的集团，它的机制停止运作。再也没有第三个集团可以同两者之一联合起来以阻止试图扩张势力的另一个。大约与此同时，世界经济既存体制解体的征兆——殖民地的争夺和国外市场的竞争——愈演愈烈。国际金融阻止战争扩散的能力迅速下降。和平此后又苦苦维持了七年，但19世纪经济组织的瓦解所带来的百年和平的终结仅仅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根据这种认识，和平所赖以存在的那种高度人为的经济组织的真实本性，对历史学家而言变得极端重要。（这一时期中国正处于清朝由盛而衰的转折过程中，其政治与经济的演化逻辑又是怎样的呢？——乖乖注）

第二章 保守的20年代，革命的30年代

金本位体制的崩溃是20世纪以来的世界经济瓦解与30年代整个人类文明转变这两者之间的无形链环。除非我们认识到这个因素的至关重要性，否则我们既不能正确认知这个将欧洲引向绝境的机制，也无法正确认知那些能够解释令我们惊骇的事实——我们的文明，无论是其形式还是其内容都建立在这样一个如此不稳固的基础上——的有关情势。

直到国际体系崩溃之时，生活在其中的我们对它的真正性质仍然一无所知。几乎没有人明白国际货币体系的政治作用，因此这种令人恐怖的突发性转变使整个世界完全震惊了。……对于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来说，金本位制度是一个纯经济制度，他们甚至拒绝将其看成是社会机制的一个组成部分。因而民主国家总是最后一个认识到这一灾难的真正本质，也是最迟一个去估计它后果的国家。

这种转变的到来甚至比一般所认为的还要突然。第一次世界大战及战后的革命仍是19世纪的延续，1914年—1918年的冲突不过是加速和无限加重了并非由它所产生的危机。……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人类所造成的巨大伤害，似乎可以用来解释世界的政治体系和经济体系突然停转的情况。但事实上，战后和平稳下的障碍与大战本身爆发的原因是相同的。自1900年以来的世纪经济体系的解体，是1914年政治紧张和战争爆发的真正原因。战争及战后条约通过排除德国的竞争，只是在表面上减弱了这种压力，然而，这却更加剧了紧张的产生根源，从而极大地增加了实现和平的政治、经济障碍。

从政治上看，战后签订的条约隐藏着一个致命的矛盾。通过对战败国的单方面永久裁军，他们实际上已经预先阻止了一切重建势力均衡体系的可能性，因为武力是这个体系中不可或缺的因素。……面对这样一种糟糕的事实——一些国家被裁军，而另一些国家则继续武装自己——这种情况排除了一切通向建立和平组织的可能，一种情绪化的观点也盛行开来，这种观点认为联盟可以以一种神秘的方式成为这个时代和平的先驱，而这种和平仅需要经常不断的口头上的鼓励就能永存。……没有什么比这一点更适合用来表明人们对所谓战后体系缺乏理解这一事实了，之所以称它为“所谓的”战后体系，是因为如果这种称谓还有一点意义的话，欧洲当时根本就不存在任何政治组织系统。一个像这样的赤裸裸的既得利益群体所能存续的时间将以有关各派的力量耗尽为限，这样我们就不会为把恢复到19世纪的体系视为唯一的出路感到奇怪了。……处理这种可怕状况的唯一可选的途径，是由组织的强制力建立一个超出国家主权范围的国际秩序。而这种解决方式在当时却完全处于人们的视野之外。没有一个欧洲国家，更不用说美国了，会服从这样一个体系的安排。

从经济上看，日内瓦公约体系在致力于让世界经济的恢复作为世界和平的第二道防线方面所作的努力是更有连续性的，因为即使均势体系得以重建，它也只会因为重建的国际货币体系才肯致力于维持和平。……在当时的政治家中，威尔逊（Woodrow Wilson）最早意识到和平与贸易的相互依赖性，这种依赖性不仅是贸易的保证，而且是和平的保证。这就难怪国联总是致力于国际货币组织与信用组织的重建，并将其看成是在主权国家之间实现和平的唯一可能的保证。世界经济前所未有地依赖于国际金融。摩根现在取代了罗斯查尔德。

按照19世纪的标准，战后的头十年看起来很象是革命的时代，而从我们现在的观点看，结论却刚好相反。……事实上，正是这种回复到过去的努力的失败，导致了30年代真正转变的发生。

（介绍欧洲各国为回复过去而做的努力）

在30年代早期，变化突然发生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包括英国放弃了金本位制，苏联的五年计划，罗斯福新政的启动，德国的国家社会主义革命，以及祟尚专制帝国的倾向导致国联的崩溃。……到了1940年代，旧的国际体系的残骸已经不复存在，除了一些孤立的小块地区，所有的国家都生活在一种全然不同的国际秩序之中。

我们认为，危机的根源在于国际经济体系崩溃的威胁。……这在20年代已经变得很明显，当时几乎没有一场国内危机不是受了国外经济事件的影响而达到高潮。当前的政治学家对各国进行分类，不是根据地理界限，而是根据它们坚持稳定的货币体系的程度。……一系列通货危机通过国际信用体系的橡皮筋，将贫穷的巴尔干地区与富裕的美国联系在一起，这个橡皮筋传导着不完善地重建而成的通货体系带来的张力，先是从东欧到西欧，再由西欧至美国。最终，美国自身也被欧洲通货体系不成熟的稳定性带来的影响所吞没。最后的崩溃开始了。

这种震荡最早发生在各国内部。一些国家如苏俄、德国、奥地利、匈牙利的通货体系在一年之内就垮台了。除了通货价值变化的速率空前之外，我们还应注意的是，这个变化的背景是经济已经完全货币化了。一种“蜂窝化”的过程被引入了人类社会，它所产生的效果超出了人类已有的经验范围。无论是在内部还是在外部，缩小流通都意味着分裂。各国发现它们与它们的邻居像被鸿沟给隔开了。与此同时，国内各阶层的人们也感觉到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甚至通常相反的影响。知识分子中产阶级不折不扣地被贫困化了，金融巨头则累积起了令人憎恶的大量财富。一种巨大无比的既融合又分解的力量进入了这个场景。（经济货币化的过程及其影响，实际上从1980年代以来就一直在中国发生，如贫富分化所带来的社会分离，但包括俺在内的许多人此前并未认识到现象背后的动力机制。——乖乖注）

“资本逃亡（flight of capital）”其实是一个新事物，无论是在1848年，还是在1866年，甚至是在1871年都没有发生过这种状况。然而，它却在1925年和1938年法国自由政府的颠覆事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样也在1930年德国法西斯运动的发展中起到了显著的作用，这些都是显而易见的。（1990年代的中国同样如此，只是因为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才侥幸逃过一劫。——乖乖注）

货币已经成为国家政策的支点。在现代货币经济下，没有人不是每天感到金融扩张和收缩的尺度的影响。……但这种意识是与另一种意识分不开的，即认为通货体系的基础可能是依赖国外政治因素。于是社会的动荡不仅仅动摇了人们对货币媒介内在稳定性的信心，而且也粉碎了在相互依赖的经济体制中金融自主的天真观念。故而，国内通货问题引起的危机会产生严重的国际问题。（今天美国的次贷危机正是如此！——乖乖注）

对金本位的信任是这个时代的信念。……这一信念自身是一成不变的，即一张银行支票之所以具有价值是因为它代表着黄金。而黄金是具有价值的，不管是因为像社会主义者认为的它体现劳动，还是因为像正统学说认为的它是有用而稀缺的，这本身并没有差别。天堂与地狱之间的战争居然忽视了货币问题，而让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在这个问题上奇迹般地联合在了一起。在这里，李嘉图与马克思是没有区别的。19世纪的人们对此都深信不疑。……事实上，对金本位制在当时国际经济体系运转中的根本必要性的认识，是各国、各阶层、各宗教和各种社会哲学观念的人群中唯一的共识。当人类使自己堕入不得不竭力恢复其已经变得支离破碎的生活境地时，他们的求生意志所攀附的，只有这个看不见的实在。

这种失败的努力在世界上是空前广泛的。这种试图稳定实际上已经无可救药的通货的努力，不仅是奥地利、希腊、匈牙利、保加利亚、芬兰、罗马尼亚这些弱小国家的信义行动，他们在通往黄金海岸的路上一直勒紧着腰带，而且也是对他们强大而富有的发起人——西欧的战胜国——的严峻挑战。（从这个角度而言，国民党政府在30年代的货币控制失败，实际上是这场世界范围内通货危机的一个部分，不能简单地视为政府的腐败或愚蠢。——乖乖注）

但是，当英国和法国回复到金本位制，稳定汇率的负担就开始显现。最终，对英镑安全问题的关注，悄然成为美国这个处于领导地位的金本位制国家的视线焦点。这个横跨大西洋两岸的令人关注的事物出乎意料地使美国处于危险境地。这一点看起来只是技术性的，但是我们必须清晰地理解。

美国在1927年对英镑的支持意味着纽约利率的低水平，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避免大量资金从伦敦转移到纽约。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故而承诺英格兰银行，将会维持较低的利率水平；但在这时，美国自己却需要高利率，因为它自己的价格系统已经开始危险地膨胀了（但实际情况却被稳定的价格水平给遮蔽了，这种表面上的稳定其实是由于成本的急剧下降维持的）。在1929年当钟摆终于从七年之久的繁荣中摆回来，并带来延迟已久的崩溃时，各种问题早已被一直存在着的隐性通货膨胀所无限加剧了。（中国今天同样存在着因成本下降而被遮蔽的隐性通胀，如果对此不加重视，同样的“七年之痒”很快就会上演。——乖乖注）

……这是一个警示。美国由于其避害的本能于1933年放弃了金本位制，这是传统世界经济最后痕迹消失的征兆。虽然在当时几乎没有人洞察到这一事件的深刻含义，但是历史却立即发生了转向。

在十多年的时间里，金本位制的恢复被看成是世界稳定的象征。……货币处于华尔街所策动的各种运动的核心地位，这些运动旨在解决转换问题：首先是使赔款商业化，然后是让赔款流动起来；日内瓦（公约）扮演了恢复过程中的倡导者的角色，伦敦与维也纳新古典主义者的双重压力都被用来服务于金本位制；每一次国际性的努力最终都被引向这个目标，而各国政府通常都会制定政策以保护货币，特别是那些关系到对外贸易、贷款、银行业和汇兑的政策。虽然每个人都知道通货的稳定最终依赖于自由贸易，但是除了教条主义的自由贸易论者之外，所有的人都知道此刻必须立即采取一些必定会限制对外贸易和国际支付的措施。……各国的目的是为了促进自由贸易，结果却恰恰相反。各国政府不是积极地去寻找与国际市场接触的途径，相反却试图通过自己的行动以阻止自己国家与国际市场有任何接触，为了保持哪怕一丝贸易流，所要付出的代价越来越大。

为了让通货成为对外贸易的媒介，人们疯狂地捍卫它的对外价值，可是事与愿违，人们被这种努力逼入了一种专制的经济之中。最终使我们与传统经济学彻底背离的这一整套限制性手段，确切地说，正是由保守的自由贸易的目的所导致的结果。

这一趋势随着金本位制的破产而发生了突然的逆转。那些曾经为恢复金本位制而作出的牺牲现在需要再重复一次，以使我们能够不再依靠它而生存。那些曾经由我们创制的用来限制生活和贸易以求维护稳定的金融体系的公共机构，现在再次被用来调整工业生活以适应永久性不稳定的金融体系的现状。也许这就是在金本位制破灭后所形成的压力下，现代工业社会的机械和技术结构还能够幸存下来的原因吧。在竭力维护金本位制的时候，世界已经无意识地准备了一些必要的措施和组织形态，以便能适应金本位制的失败。然而现在的意图却恰恰相反：在为了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目的而做的长久的奋斗中承受最多的那些国家，在振兴过程中却释放了巨大无比的力量。国联和国际金融都没有比金本位制存活更长的时间；随着金本位制的消失，联盟组织化了的和平利益和它的首要执行工具——罗斯查尔德家族和摩根家族——都从政治中消失了。黄金线的突然崩断是包办革命即将发生的一个显著标志。

但是，金本位制的破坏仅仅只是为一个更为重大的事件确定了日期，这一事件是如此重大，以致于不可能是由金本位制的失败所引起的。蔓延全世界大部分地区的这个大危机伴随着19世纪式的国家制度的彻底崩溃，这些制度在世界各地都被改变和重组，导致我们几乎不能再将它们辩认出来。许多国家的自由政权被独裁极权所代替，19世纪的核心制度，即以自由市场为基础的生产方式，被新的经济类型所代替。

当一些大国重新塑造它们的思想模式，在闻所未闻的理念的名义下使自己卷入战争以重新奴役世界时，另一些更大的国家则急于保卫自由体系。自由这一概念在它们手中同样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意义。虽然是国际体系的失败引起了这一改变，但这却不能解释它的深度和内容。即使说我们知道那些发生的事为什么会突然发生，但我们还是不明白从根本上说它们为什么会发生。

伴随着转变而来的是规模空前的战争，这绝不是巧合。历史其实是与社会变革相适应的；国家的命运也直接与它在制度变革中所扮演的角色相关。这种共生关系长久地存在于事物的本性之中：虽然国家集团和社会制度都有它们自己的起源，但它们还是倾向于在争取生存权利的斗争中彼此勾连。……资本主义本身也正是通过这些强权的前后兴起而得以在全球扩张。

这一法则也可以反过来用。一个国家在争取生存的奋斗中，由于它的制度或制度中的一部份恰巧属于趋向衰落的类型，从而使其奋斗受到严重阻碍（例如资本主义兴起阶段的清王朝——乖乖注）。

从另一角度来说，那些出于它们自身原因而违背这一制度的国家，可能很迅速就发现现存国际组织秩序的弱点，从而期望创造更加适应自己利益的制度。这些国家集团一方面努力摆脱正在衰落的制度，另一方面牢牢紧跟那些正在稳步前进的新潮流。于是从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它们发动了社会变迁过程，然而事实上他们仅仅是这一过程的受益者，或者说他们可能会诱导这一倾向为他们自己的目标服务。（回顾中国改革30年的历史，岂非正是如此？——乖乖注）

因此，可以说德国一旦成为战败国，它就能洞悉19世纪世界秩序的潜在缺陷，并利用这种认识优势去加速这一秩序的破灭速度。……再强调一遍，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区别是十分明显的：前者仍然是典型的霸权之间的简单冲突，对于19世纪的国家类型来说，这种冲突是因为势力均衡机制的破灭导致的；而后者则已经是世界剧变的一部分。

这种认识允许我们将这一时期各民族的辛酸历程从当时正在进行的社会转型中分离出来。……但就社会过程本身而言，同样真实的是：法西斯主义和社会主义也以个别霸权的崛起为工具，帮助它们推广自己的信条。

虽然说，德国、俄国或者是和它们相类似的一些国家，比如意大利、日本、英国、美国在“二战”中扮演的角色都构成了世界历史的一部分，但它们并不是我们在本书中所要关注的问题；然而，作为制度转型中的活生生的力量的法西斯主义或和社会主义，却是我们着重关注的研究对象。

激发德国或俄国或美国人民产生不可思议的强烈欲望要求获取更大份额生存条件的那种生命力量（elan vital），必须被当成一种事实材料，正是以此为背景我们的故事才得以展开：而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或者罗斯福新政构成我们的故事本身。

这些又引出我的另一个结论：引起灾变发生的根本性源头在于经济自由主义建立自我调节市场体系的乌托邦式的努力。这种理论要赋予自我调节市场体系以几乎神秘的力量：它意味着势力均衡机制、金本位制、自由主义国家这些19世纪文明的基础最终都是由共同的基础（matrix）——自我调节的市场——来塑造的。

这些断言如果不是因其粗欲的唯物主义倾向而令人震惊，至少也显得非常极端。但是，我们目睹的这一崩溃的文明的特色确实是以经济基础为依托的。其他社会和文明也同样受它们身处其中的物质条件的限制——这是人类生活的共同特征，也是所有生命有机体的共同属性，无论是宗教信仰者还是非宗教信仰者，唯物主义者还是唯心主义者。所有社会都受其经济因素的限制。

不过，只有19世纪的文明是建立在不同的或独特意义上的经济之上的，即它选择将自己建立在某个动机之上，而这个动机在人类历史上是很少被当作是正当有效的，更从未被提高到这样的高度，即成为日常生活中人们行动、行为的正当性标准：这个动机就是获利。自我调节的市场体系就是从这个原则中被引发出来的。

由获利动机引发的这种机制的影响力，在历史上只有宗教狂热的大爆发堪可与之相比。在一代人的时间内，整个人类社会都受到它的丝毫不曾衰退的影响。正如每个人都知道的那样，它在19世纪上半叶工业革命中的英国趋向成熟。大约50年后，它传到了欧洲大陆和美国。最终在英国、欧洲大陆甚至是美国，相同的选择塑造了日常事务的模式，这些模式的主要特性在所有西方文明国家里都是相同的。为了说明大灾难发生的原因，我们必须转而研究市场经济的沉浮史。

市场经济诞生于英国——但是，它的缺陷导致的最悲惨的并发症，还是发生在欧洲大陆。为了充分了解德国的法西斯主义，我们必须回到李嘉图时期的英格兰。19世纪是英国的世纪，这么说当然是毫不夸张的。工业革命是英国的事件，市场经济、自由贸易、金本位制都是英国发明的。这些制度到了20年代在所有的地区都崩溃了——在德国、意大利或者奥地利，这一现象仅仅比别的地方更加政治化和戏剧化罢了。但是无论这最后的一幕的场景和热度如何，破坏这个文明的久远因素，还是应该从工业革命的诞生地——英国开始探讨。

第二篇 市场经济的兴衰

第一卷 撒旦的磨坊

第三章 “居住 VS.利用”

19世纪工业革命的核心就是关于生产工具的近乎神奇的改善，与之相伴的是普通民众灾难性的流离失所。

我们试着想去搞清楚到底是哪些因素导致了这种紊乱。在英国，这种紊乱在一个世纪前达到了顶峰。是什么样的“撒旦的磨坊”把人们碾成乌合之众？这在何种程度上是由新的物质条件引起的？又在何种程度上是由新物质条件下运转的经济依赖性造成的？是什么导致了旧的社会纽带被破坏，而让人与自然的新的整合尝试如此失败？

（在一个世纪后的今天，这仍然是中国和世界需要追问的问题。——乖乖注）

再没有比自由主义哲学解释变迁问题更失败的了。由于对自发性的情绪化信念，关于变迁的常识观点被抛弃了，取而代之的是对经济增长的社会后果的神秘接受，不管这些后果可能会是什么。（为什么总觉得波兰尼谈论的是今天的世界呢？——乖乖注）

……一个注定速度过快的、无人指导的变迁过程应该减慢速度（如果可能的话），以维护共同体的福祉，这个道理原本不需要详细讨论。……可是到了19世纪，这些真理已经从那些受过教育的人的思想中被抛弃了，导致这种结果的，是粗俗的功利主义的腐蚀和对所宣称的自发增长和自我治疗机制的盲目信仰的共同作用。

（格林斯潘在其自传中，同样谈到网络时代及.com富豪们带来美国社会贫富分化的加剧，“公平分配”成为其思想的另一个重要核心。与波兰尼一样，他担心技术革命带来的财富迅速分化，将撕裂社会共同体的存在基础。美国在2000年之后迅速恶化的“党派政治”似乎预示着这种分裂。——乖乖注）

经济自由主义误解了工业革命的历史，因为它往往坚持以经济学的视角来判断社会事件。（对英国圈地运动的反思）

……圈地运动已被正确地称之为一场富人对抗穷人的战争。地主和贵族搅乱了社会原有的秩序，破坏了古老的法律和传统习俗，有时甚至不惜诉诸武力，当然，惯用的还是威胁和压力。他们不折不扣地抢夺了穷人在公共利益中所占的分额，拆毁了穷人们世代居住的房屋，而依据牢不可破的传统习俗，这些房屋应该是属于穷人和他们的后代的。……国王和他的枢密院、内阁大臣以及主教们都在为保护公共福利，以及实际上是社会的人与自然的本质主旨而与这些暴行作斗争，几乎没有任何间歇。

（400年后，中国“房地产热”背景下的圈地运动一般无二，只是在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之间犹豫不决的中央政府取代了国王的角色。）

19世纪的历史学家在遣责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前期的政策问题时表现了高度的一致，认为那些政策若不是彻底反动的话，也是蛊惑民心的。他们的同情心自然放在议会方面，而后者却是和圈地者站在一起的。

……这样一种简单通行的将个人利益凌架于正义之上的情形被看作是立法无效的标志，而这种被徒劳地阻挠的趋势最终获得的胜利随后则被引用为确证，以证明“反动分子的干涉主义”的徒劳。然而，这种看法完全忽略了重点。……反圈地立法虽然没能全面阻止圈地运动，但也并不是完全无效的。变迁的速度与变迁自身方向相比并不显得不重要，虽然后者常常是不依赖我们意志的，但我们所能承受的变迁发生的速度却是可以由我们来控制的。

（“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其者昌而逆其者亡。”其亡者多为所谓的“保守主义”——但他们并非没有自己的历史贡献，与“正确”的发展趋势预测相比，真正的保守主义者更关心变革的速度要适应社会的承受力，不致于带来社会撕裂的毁灭性后果。从这个意义而言，所有的保守主义者都是社会转型的速度调节器。——乖乖注）

相信自发的进步，这种信仰会使我们对经济生活中政府这个角色视而不见。通常，政府这一角色要视情况来调整变迁的速度，是促进还是延缓。如果我们认为速度是不可改变的——或者，更糟糕的是，我们认为干涉变迁的速度是一种大逆不道的行为——那样的话，当然也就没有可以干涉的余地了。

（这是一个对政府调控功能的全新视角。从这个角度，张五常问题——中国为什么发展这么快——还应该有另外一个提问角度，那就是发展速度如此之快的中国社会，为什么没有被巨大的利益分裂所撕裂。——乖乖注）

……（圈地运动中的矛盾）

无论如何，解决的办法依赖于与变迁和调适的相对速度有关的任何一种情况。经济理论中通常的“长远”考虑是不可接受的，它们会通过假定事件发生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而对问题预先做出判断。尽管对我们而言，那种假定看起来是合乎常理的，然而它却不能被证明是合理的：市场经济是一种制度性结构，就像我们最易遗忘的，它只出现于我们这个时代，而且仅是部分地出现。

（张五常所言的制度“转型成本”正适用于此，从波兰尼的角度来看，转型速度的控制显然是一种“社会和谐”的成本调节，即便最终目标一致，不同的转型速度的社会成本也大不相同——前苏联的“休克疗法”之失败与中国渐进改革的成功，正在于这一社会成本的差异上：前者的速度使整个社会难以承受巨大的转型成本而陷于崩溃；而后者虽然也包含种种不公与腐败，但其转型成本却是整体社会可以接受的限度之内。——乖乖注）

除去这个假设，“长远”的考虑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如果变迁的即刻效果是有害的，那么在相反的证据出现之前，其最终的效果也是有害无益的。……只有将变迁的速度与人们调适的速度相比较，才能决定什么可能会被看作是变迁的净效果。但是，除非能够证明一个自发调节的市场是存在的，否则我们决不假定市场法则的作用。只有在市场经济的结构背景下，市场法则才是恰当的有意义的。不是英国都铎王朝的政府官员们脱离实际，而是责难他们的现代经济学家脱离实际，他们的指责暗含着假定市场体系先前是存在的。

（今天很多批评中国改革的“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同样是依赖于“市场体系先前存在”的假定，而指责中国市场化过程中的种种低效率与不合理制度。——乖乖注）

英国遭受了圈地运动所带来的苦难，但却没有受到严重的毁坏，因为都铎王朝和早期的斯图亚特王朝一直运用王权来延缓经济发展过程，直到发展的速度达到了能被社会广泛承受的程度——利用中央政府的权力来减轻变迁的受害者的痛苦，并试图把变迁的过程引导到破坏性较小的方向上去。从表面上看，当时那些具有特权的政府大臣、法官和法院并不是保守的……如果革新缔造了革命者，那么他们是这个时代的革命者。他们承担着为平民大众谋福利的义务，颂扬君主的权力和统治；然而未来是属于立宪政体和国会的。君主统治的政府被一个阶级的政府所取代，这一阶级在工业和商业的发展进程中起到了领导作用。

立宪主义最重要的原则是与政治革命相结合，在革命中，王权被驱逐，那时王权的创造能力几乎全部散尽，而它的庇护功能对一个已经经受住变迁大动荡的国家而言，已不再是必要的。……它在劳资关系方面的出色管理，以及对圈地运动中的谨慎控制仍然是它最后的成就。但是，由于资本家和作为正处于上升阶段中的中产阶级的雇主们是保护运动的主要受害者，这些成就便更易于被人遗忘……这也许有助于说明为什么在150年后，当类似的以工业革命的形态出现的大灾难威胁到国家的生存和福祉时，人们却没能认清这个危机的真实性质。

（这也许就是我所说的“史观价值”的功能：当历史记忆被下一代成功者改写之后，历史学家们却在更远的未来延续着理性和公正的价值判决，而这些由历史学家们书写的长达千年的“法庭判词”，一次次地重塑和凝炼着人类的道德良知和普世价值——否认这种价值的存在，无异于否认人类的历史记忆。这一点对司马南之流而言，正可谓“井蛙不可以言海，夏虫不可以语冰”！——乖乖注）

这个时代和这样的事件都是英国所特有的；这一时期海上贸易成为使全国成为一个整体的源头；这一时期也把改善土地利用建立在对一般民众居住环境的前所未有的破坏之上。

（今天的中国何期相似，国际贸易的依赖使中国前所未有的统一；地产热的兴起正是建立在对“一般民众居住环境前所未有的破坏之上”。——乖乖注）

对这一事件非常令人满意的解释还没有被提出来。当时的人们猜想他们已经找到了不幸的关键所在——一种支配着财富和贫穷的铁一般的规律，即他们所谓的工资铁律和人口铁律；而这些已被证明是不正确的。剥削被提出来，是作为对贫穷和财富的另一种解释，但它也未能说明这样的事实：总体工资水平持续上升近一个世纪。更多时候，人们提出了许多繁复的原因，但总是不能令人满意。

我们自己的解释绝不是简单的，实际上它占据了这本书的主要篇幅。我们承认这是在英国突发的社会紊乱和崩落，比在圈地时期发生的要严重得多，我们还认为这场灾难是一场追求经济增长的声势浩大的运动的伴生物。一种全新的制度结构在西方社会开始产生作用，其危险性在其一开始出现时就触及其痛处，可是却从未真正得以克服。19世纪的文明史主要在于为防止这一结构对社会的破坏所做的努力上。工业革命仅仅是一场类似宗教狂热那样激进而又极端的革命的开始而已，可是与狂热的宗教不同，新的信念完全是唯物主义的，它坚信只要有无穷无尽的物质用品，人类所有的问题就都能够得以解决。

但是如何给这场革命自身下一个定义呢？它的基本特性是什么呢？是工业城镇的兴起、贫民窟的出现、童工的长时劳作、特定类型工人的低工资、人口增长率的上升，还是工业的集中？我们认为对于它们的共同基础而言，所有这些仅仅是偶然发生的，这个基础就是市场经济的建立，这种制度的本质在机器对商品社会的冲击被认识之前是不可能被完全把握的。我们并非试图做出这样的断言：机器创造了所发生的一切。但是我们坚持认为：一旦商品社会用精制的机器和工厂来生产，有关自发调节的市场的观点就必然会形成。

专业化的机器在农业和商业社会的使用一定会产生典型的效果。这一社会由农民和从事农产品买卖的商人组成。依靠专业的、精细的、昂贵的工具和工厂进行的生产只能适应于买卖活动极易发生的社会。只有商人才能承担这个任务，并且是以其不至于因此亏本为前提。他出卖商品的方式和以往没有什么不同，但获得商品的方式却大不一样。也就是说，不是通过购买制成品而是购买必需的劳动力和原材料，接照商人自己的要求使两者结合，再加上可能要承担的耽搁，新产品就产生了。这并不只是对家庭工业或“产出”的描述，而是对任何一种工业资本主义，包括我们自己时代的资本主义的描述。它对社会体系产生的重要影响接踵而至。

（换句话说，机器生产带来了市场的分化：从原来的单一产品市场，分离出了要素（劳动力、资本、原料）市场。张五常曾以擦鞋为例说明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不易区分，这里波兰尼实际上提出了一个反论：那就是两者的区分是以机器生产为分界线的。换句话说，如果商人发明一种擦鞋机，其效率远高手工擦鞋——这是机器生产的特征——那么在擦鞋市场中就会出现产品市场跟要素市场的分离：买不起擦鞋机的人只能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生产要素），而拥有机器的商人则出售产品（擦鞋服务）。——乖乖注）

精制机器的成本是昂贵的，所以要等到大量的商品被生产出来才能得以补偿。只有商品的出路是有可靠保障的，而且生产不必因为机器生产必需的基本要素的缺乏而被中断，机器生产才能在不受损失的情况下持续运转。这对商人来说意味着所有相关的要素都一定是待售的，也就是说，对于任何准备为它们付钱的人来说，它们必须保证付钱人所需要的任何数量。除非这一条件能够得以实现，否则专业化机器生产就太冒险了，不仅下了赌注的商人们这样认为，而且依靠持续的生产来获得收入、工作和商品供应的共同体也这样认为。

这一条件在农业社会中不可能自然就具备：它们必须被创造出来。即使它们是被逐渐创造出来的，也决不会影响所发生的变化的令人瞠目的本质。这一转变必然包含着大部分社会成员行为动机的变化：生存的动机被获利的动机取代。一切交易都变成了金钱的交易，而这又反过来要求把交易媒介引入到工业生活的各个环节。一切收入必须来自某种东西的出售，而且无论个人收入的真正来源是什么，都必须被看做是出售的结果。“市场体系”这个简单的术语所描述的意思，正是我们所描述的这种制度模式。这一体系的最惊人的特性在于：它一旦建立，就自发地产生作用而不容外界干涉。利润没有任何保证，但商人必须通过市场获取利润。价格必须被允许自我调节。这样一种自发调节的市场体系就是我们所指的市场经济。

（创世纪的一个搞笑版本：第一天，上帝说要有光，于是有了光；第二天，上帝说要有空气，于是有了空气；……第六天，上帝造了人；第七天，上帝回家睡觉了，人类造了机器替自己干活——下周一上帝回到人间时，发现自己的位置被“市场经济”取代了，呵呵。——乖乖原创）

早期经济向这一体系的转变是如此彻底，以至酷似毛虫的蛹变，要想用持续增长、发展这些词语所能够表达的任何变化来形容都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可以，例如，拿商人——生产者的售卖活动与购买活动作个对比；当他所卖的仅仅是人工产品，不管他能否找到买者，社会组织结构都不会受到影响。但是如果他所购买的是原材料和劳动力——也就是自然和人。商业社会里生产的机械化实际意味的，就是把社会的自然本性和人的本质转化为商品。这一结论尽管离奇，但却是必然的，其他任何说法都不够准确：所以很显然，由于这些发明所引发的混乱一定会使人们的关系瓦解，并且毁灭性地威胁到人类自然的栖息地。

事实上，这种危险迫在眉睫。如果我们对支配自发调节的市场机制的法则进行检查，我们将会意识到它的本质。

（潘多拉的魔盒打开了，飞出来的是市场经济，呵呵。——乖乖注）

19世纪工业革命的核心就是关于生产工具的近乎神奇的改善，与之相伴的是普通民众灾难性的流离失所。

再没有比自由主义哲学解释变迁问题更失败的了。对于对自发性的情绪化信念，关于变迁的常识观点被抛弃了，取而代之的是对经济增长的社会后果的神秘接受，不管这些后果可能是会什么。……一个注定速度过快的、无人指导的变迁过程应该减慢速度（如果可能的话），以维护共同体的福祉，这个道理原本不需要详细讨论。……可是到了19世纪，这些真理已经从那些受过教育的人的思想中被抛弃了，导致这种结果的，是粗俗的功利主义的腐蚀和对所宣称的自发增长和自我治疗机制的盲目信仰的共同作用。

经济自由主义误解了工业革命的历史，因为它往往坚持以经济学的视角来判断社会事件。

（对英国圈地运动的描述与解释）

但是——这是问题的关键——只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些补偿性的有益效果才可能是真实的。在缺乏这一条件的情况下，这一高利润的养羊和羊毛买卖反而可能毁灭乡村社会。

1607年的一份为王国范围内的贵族们拟定的官方文件，用很有力的语句提出了土地利用方式转变的问题：“贫穷的人们应该满足于他们的目标：居者有其屋；而绅士们的致富要求同样不该受到阻碍。”这个公式显示了纯粹经济进步是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然而实际上它所获得的进步是以社会紊乱为代价的。同时，它也暗含着由富人们以公共进步为口实而行自己私利所造成的穷人滞留在肮脏小屋中的悲剧的必然性。（这也正是“一部份人先富起来”口号提出之后的社会现实。——乖乖注）

圈地运动已被正确地称之为一场富人对抗穷人的战争。地主和贵族搅乱了社会原有的秩序，破坏了古老的法律和传统习俗……他们不折不扣地抢夺了穷人在公共利益中所占的份额，……社会组织结构被破坏，……它骚扰居民，将他们由淳朴的农民变成一群小偷和乞丐。虽然这仅仅是在局部地区发生，但是这些小污点仍有可能集合为一场大灾难。

……变迁的速度与变迁自身方向相比并不显得不重要，虽然后者常常是不依赖于我们意志的，但我们所能承受的变迁发生的速度却是可以由我们来控制的。

相信自发的进步，这种信仰会使我们对经济生活中政府这个角色视而不见。通常，政府这一角色要视情况来调整变迁的速度，是促进还是延缓。如果我们认为速度是不可改变的——或者，更糟糕的是，我们认为干涉变迁的速度是一种大逆不道的行为——那样的话，当然也就没有可以干涉的余地了。圈地运动就提供了这样的例子。……在决策者看来，这种变迁的速度，主要取决于被剥夺者能否在其人性与生计、物质与道德等本质方面不遭受致命损伤的情况下使自己适应于变化了的条件；取决于他们能否在与这种变迁间接联系的机会领域找到新的工作，以及取决于在因出口增加而带动进口增加的这一过程中，能否使那些因经济变迁而失业者获得维持生计的新资源。

无论如何，解决的办法依赖于与变迁和调适的相对速度有关的任何一种情况。经济理论中通常的“长远”考虑是不可接受的，它们会通过假定事件发生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而对问题预先做出判断。尽管对我们而言，那种假定看起来的合乎情理的，然而它们却不能被证明是合理的：市场经济是一种制度性的结构，就象我们最易遗忘的，它只出现于我们这个时代，而且仅是部分地出现。除于这个假设，“长远”考虑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如果变迁的即刻效果是有害的，那么在相反证据出现之前，其最终的效果也是有害无益的。

（据此逻辑，朱学勤的“改革两段论”：从所有人获得帕累托最优，到部份既得利益者受损而抵制市场化改革，其实可以有另一种解释，即在市场化改革中期以后，社会结构已无法承受如此激进的变迁速度。实际上是穷人而非富人不能承担市场化的后续进程，其为其后将是急距的贫富分化。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的理想化解释恰恰说反了。——乖乖注）

……只有将变迁速度与人们调适的速度相比较，才能决定什么可能会被看作是变迁的净效果。但是，除非能够证明一个自发调节的市场是存在的，否则我们绝不假定市场法则的作用。只有在市场经济的结构背景下，市场法则才是恰当的有意义的。不是英国都铎王朝的政府官员们脱离实际，而是责难他们的现代经济学家脱离实际，他们的指责暗含着假定市场体系先前是存在的。

（关于英国工业革命）这一事件的非常令人满意的解释还没有被提出来。当时的人们猜想他们已经找到了不幸的关键所在——一种支配着财富和贫穷的铁一般的规律，即他们所谓的工资铁律和人口铁律；而这些已被证明是不正确的。剥削被提出来，是作为对贫困和财富的另一种解释，但它也未能说明这样的事实：总体工资水平持续上升近一个世纪。更多时候，人们提出了许多繁复的原因，但总是不能令人满意。

我们自己的解释绝不是简单的，实际上它占了这本书的主要篇幅。我们承认这是在英国突发的社会紊乱和崩落，比在圈地时期发生的要严重得多，我们还认为这场灾难是一场追求经济增长的声势浩大的运动的伴生物。一种全新的制度结构在西方社会开始产生作用，其危险性在其一开始出现时就触及其痛处，可是却从未真正得以克服。19世纪的文明史主要在于为防止这一结构对社会的破坏所做的努力上。工业革命仅仅是一场类似宗教狂热那样激进而又极端的革命的开始而已，可是与狂热的宗教不同，新的信念完全是唯物主义的，它坚信只要有无穷无尽的物资用品，人类所有的问题就都能够得以解决。（如果说市场经济有信仰基础的话，那就是一种赤裸裸的拜物教。——乖乖注）

但是如何给这场革命下一个定义呢？……我们认为对于它们共同的基础而言，所有这些仅仅是偶然发生的，这个基础就是市场经济的建立，这种制度的本质在机器对商品社会的冲击被认识之前是不可能被完全把握的。我们并非试图做出这样的断言：机器创造了所发生的一切。但是我们坚持认为：一旦商品社会运用精制的机器和工厂来生产，有关自发调节的市场的观念就必然会形成。（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的以一间缝衣针工厂为开始，恰恰体现了这个原则。后人大多注重于其中所体现的“分工”原则，但是却忽略了，没有机械化生产，社会分工的生产力优势是无从体现的。本雅明在《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中，所描述的正是这样一个时代下的个体生存状态。——乖乖注）

专业化的机器在农业和商业社会的使用一定会产生典型的效果。这一社会由农民和从事农产品买卖的商人组成。依靠专业的、精细的、昂贵的工具和工厂进行的生产只能适应于买卖活动极易发生的社会。只有商人才能承担这个任务，并且是以其不至于因此亏本为前提。他出卖商品的方式与以往没什么不同，但获得商品的方式却大不一样。也就是说，不是通过购买制成品而是靠购买必须的劳动力和原料，按照商人自己的要求使两者结合，再加上可能要承担的耽搁，新产品就产生了。

精制机器的成本是昂贵的，所以要等到大量的商品被生产出来才能得以补偿。只有商品的出路是有可靠保障的，而且生产不必因为机器生产必需的基本要素的缺乏而被中断，机器生产才能在不受损失的情况下持续运转。这对商人来说意味着所有相关的要素都一定是待售的，也就是说，对于任何准备为它们付钱的人来说，它们必须保证付钱人所需要的任何数量。……这一条件在农业社会中不可能自然就具备；它们必须被创造出来。即使它们是被逐渐创造出来，也决不会影响所发生的变化令人瞠目的本质。这一转变必然包含着大部分社会成员行为动机的变化：生存的动机被获利的动机取代。一切交易都变成了金钱交易，而这又反过来要求把交易媒介引入到工业生活的各个环节。一切收入必须来自某种东西的出售，而且无论个人收入的真正来源是什么，都必须被看做是出售的结果。“市场体系”这个简单的术语所描述的意思，正是我们所描述的这种制度模式。这一体系最惊人的特性在于：它一旦建立，就自发地产生作用而不容外界干涉。利润没有任何保证，但是商人必须通过市场获取利润。价格必须被允许自我调节。这样一种自发调节的市场体系就是我们所指的市场经济。

早期经济向这一体系的转变是如此彻底，以至酷似毛虫的蛹变，要想用持续增长、发展这些词语所能够表达的任何变化来形容都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可以，例如，拿商人—生产者的售卖活动与购买活动来做个对比；当他所卖的仅仅是人工产品，不管他能否找到买者，社会组织结构都不会受到影响。但是如果他所购买的是原材料和劳动力——也就是自然和人。商业社会里生产的机械化实际意味着，就是把社会的自然本性和人的本质转化为商品。这一结论尽管离奇，但却是必然的，其他任何说法都不够准确：所以很显然，由于这些发明所引发的混乱一定会使人们的关系瓦解，并且毁灭性地威胁到人类自然的栖息地。

（市场经济的本质是一切皆可买卖，而且一切价值均可以，也必须被转换为货币价格才能比较，张五常所谓“灵魂有价”即此谓也。——乖乖注）

第四章 社会与经济制度

在我们进入针对统治着市场经济——这正是19世纪所试图建立的——的法则的讨论之前，我们必须首先牢固地掌握这种制度赖以建立的那些非同寻常的前提假设。

市场经济意味着一个由诸多市场组成的自发调节的系统；用稍稍技术化一些的术语来说，它是一种由市场价格引导并且仅由市场价格引导的经济。（正因为如此，价格理论才会成为整个经济学的基础。——乖乖注）这种能够在没有外界帮助或者干预的情况下组织整个经济生活的系统当然值得被称作自发调节。……这样一项冒险事业具有在人类历史上完完全全前所未有的东西。

……在我们的时代之前，没有任何哪怕只是在原则上由市场控制的经济曾经存在过。尽管19世纪学术咒语的大合唱是如此坚定一致，但通过交换来获取利益和利润这样一种动机，在此之前确实从未在人类经济中扮演过重要角色。尽管市场这种制度从新石器时代之后就相当常见，但它从来没有扮演过超出经济生活的附带现象的角色。

我们有非常充分的理由来不惜一切力量地强调这一点。像亚当·斯密（Adam Smith）这样伟大的思想家都认为社会中的劳动分工依赖于市场的存在，或者用他自己的话说，依赖于人类的“互通有无，物物交换，互相交易的秉性”。从这句话里后来产生出“经济人”的概念。回顾起来，可以说，没有任何一种对过去的误读能够如此被证明是对未来的准确预言。尽管直到亚当·斯密的时代，这样一种秉性还不曾在任何已观察到的共同体的生活中彰显到值得注意的程度，并且在最好的情况下，它也一直只是经济生活中的一种从属性特性，但100年之后，一个工业体系已经活跃于这个星球的主要部分，无论从实践上还是理论上，这一事实都意味着人类所有的经济活动——如果不包括其政治的、智识的和精神的追求的话——都已经被那种秉性所左右了。……在那个时候，这种谬论竟然成了无须争论的自明公理。一大群政治经济学、社会历史学、政治哲学以及一般社会学的从业者都步斯密后尘，纷纷建立起相互交换的原始人的模型，并以此作为他们相应学科的公设。

实际上，亚当·斯密对早期人类经济心理的假设与卢梭（Rousseau）对蒙昧人政治心理的假设是同样错误的。劳动分工，作为一种与社会本身同样古老的现象，源自性别、地理位置以及个人天赋等等事实中固有的差异；所谓人类“互通有无、物物交换、互相交易的秉性”几乎完全是人为发明的。历史学和民族学已经了解到了各种各样的经济，而且其中的大多数包含着市场制度，但在我们这个时代之前没有任何一种经济，哪怕仅仅在大致上，是由市场来控制和调节的。

……在经济方面，中世纪欧洲基本上与古代波斯、印度或者中国处在同一水平上，并很明显无法与两千年前新王国时期的埃及相提并论。在现代经济历史学家中，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是第一个反对将原始经济当做与文明社会的动机和机制毫不相干的对象而踢到一边的人。接下来的社会人类学研究证明他无可争辩地是正确的。如果最近对早期社会学的研究中有一个结论能够脱颖而出的话，那就是人作为一个社会存在的不变的社会本性。人的天赋特征在所有时代和所有地方的各种社会中表现出惊人的恒常性，而人类社会得以维系生存的必要前提条件也显示出同样的永恒性。

近期历史和人类学研究的突出发现是，原则上，人类的经济是浸没（submerged）在他的社会关系之中的。他的行为动机并不在于维护占有物质财物的个人利益；而在于维护他的社会地位，他的社会权利，他的社会资产，只有当物质财物能服务于这些目的时，他才会珍视它。不管是生产的过程还是分配的过程，都不曾与维系于财物占有的特定经济利益相联系；相反，这种过程的每一步都链合于一类特定的社会利益，是这些社会利益最终保证了必要的行动步骤被采取。

……（传统社会中）没有逐利动机；没有为报酬而劳动的原则；没有省力原则；以及尤其是，没有任何单独的和明确的以经济动机为基础的制度。但在这种情况下，生产和分配的秩序又是如何得到保证的呢？

主要而言，答案来自两个并非首先与经济相联系的行为原则：互惠（reciprocity）和再分配（redistribution）。

所有大规模实物经济都是再分配原则的帮助下方才得以运转的。巴比伦的汉默拉比王国，尤其是埃及的新王国，都是以这样一种经济为基础的科层制的中央集权专制国家。在这里，家长制家庭的家计经济在一个无限放大的尺度上被复制了，所不同的是，家长制家庭的“共产主义式的”分配被逐极评估所取代，这种分级导致了配给数量的尖锐分化……

但是金字塔建造者所实践的大规模的再分配，并不仅仅存在于没有货币的经济中。实际上，所有的古老王国都用金属货币来支付税收和薪金，但其他的支付都用各种粮仓和货仓中的实物完成。正是通过这些仓库，他们分配各种各样的物品，以供使用和消费，这种分配主要针对人口中的非生产者，即官员、军人和有闲阶层。这种制度在古代中国、印加帝国、印度诸王国，以及同样在巴比伦都被施行过。在这些和其他众多取得巨大经济成就的文明中，一种精细的劳动分工就是从再分配机制中生发出来的。

第三个原则——注定要在历史上扮演重要角色，并且我们称之为家计（householding）的原则——即为自己的需要而生产。希腊人称之为家计（conomia），也正是“经济（economy）”这个词的字源。

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Aristotle）试图当做典范来建立的正是这样一种家计经济。站在正在迅速回落的世界性市场经济浪潮的顶点上往回看，我们不得不承认，他在《政治学》的导论一章中对家计和获利（money making）的著名区分，很可能是社会科学领域迄今主止最具预言性质的贡献；它也肯定依然是对我们正在讨论的主题的最好分析。亚里士多德坚持把为使用而生产——不同于为逐利而生产——作为家计经济的本质；不过他也指出，为市场而进行的附带性生产并不必然会破坏家计经济的自给自足，只要作为经济作物的牲畜或谷物还是产自以家计为目的的农地；对剩余产品的出售并不必然会摧毁家计经济的基础。只有像他这样富于常识智慧的天才才能够断言，逐利是在为市场而进行生产时所特有的一种动机；只有他才意识到，货币因素会把一种全新的元素引入生产之中，然而与此同时，只要市场与货币仅仅是自给自足的家计经济中的附属，那么为使用而生产的原则就仍可照常运行。毫无疑问，在这一点上他是对的，尽管他没能认识到在整个希腊经济已经依赖于大宗贸易和借贷资本的时候，忽略市场的存在是多么不现实。因为在同一个时代，狄勒斯和罗德斯已经发展成为货运保险、海上借贷以及汇兑银行业的商业中心，与之相比，一千年后的西欧实实在在只是一幅蛮荒景象。

……确实，亚里士多德不曾清楚地认识到劳动分工的深远意涵，也没能认识到它与市场和货币之间的关系，更没有认清货币作为信用与资本的作用。……（但是）在使用的原则与逐利的原则之间所作的区分，正是理解我们这个截然不同的文明的关键所在。亚里士多德早在这个文明到来的两千年前，仅仅根据他能接触到的市场经济的原始基质，就准确地预告了它的轮廓……实际上，当亚里士多德把为逐利而生产的原则斥为“违反人类本性”、无所节制的时候，他已经击中了问题的要害，即一个在所有具体的社会关系中受到种种自然限制的经济动机已经从中分离出来了。

宽泛而言，我们已知的、直到西欧封建主义终结之时的所有经济体系的组织原则要么是互惠，要么是再分配，要么是家计，或者三者之间的某种组合。……在这个框架中，财物的有序生产和分配是通过普遍的行为准则规训过的各种个人动机来保证的，在这些动机中，逐利动机并不突出。习俗和法规、巫术与宗教相互协作，共同引导个体遵从一般的行为准则，正是这种行为准则最终保证他在经济体系中发挥自己的作用。……直到中世纪结束之时，市场不曾在经济体系中扮演过重要角色；盛行的是其他种类的制度模式。

（波兰尼在这里以一种演绎式的人类学研究方式，勾勒出市场经济体系出现之前，经济在人类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乖乖注）

第五章 市场模式的演进

交换和交易是这样一种经济行为的原则，它的有效性有赖于市场模式的存在。市场就是人们为了交换或者为了买卖而汇聚的场所。除非这样一种模式已经存在，至少是局部地存在，否则交换的秉性就无法找到充分施展的机会：它无法产生价格。

（与其他经济模式相比）与一种自身特有的动机——交换或交易的动机——相联系的市场模式，是能够创生一种特定制度的，这种制度就是市场。从根本上讲，这正是由市场控制经济体系会对整个社会组织产生致命后果的原因所在：它意味着要让社会运转从属于市场。与经济嵌入社会关系相反，社会关系被嵌入经济体系之中。经济因素对社会存续所具有的生死攸关的重要性排除了任何其他的可能结果。因为一旦经济体系通过分立的、以特定动机为基础并被授予特殊地位的制度来运转，社会就必须以使该体系得以根据自身的法则运转来形塑自身。这正是人们熟知的那个断言的意涵：市场经济只有在市场社会中才能运作。

（波兰尼在此提出了现代宪政社会起源的一个关键来源，即市场经济的发展重塑了社会关系，使其“被嵌入”经济体制之中。而中国在南宋、晚明时期虽然出现了发达的商品经济，但在当时成熟的社会关系——封建制度——下，这一商品经济实际上长期受到主流社会意识形态的抑制，所谓士农工商的排序即沿于此。只有在原有社会关系束缚力较弱，而以机器生产为代表的市场体系迅速强大的地区——即18世纪的西欧诸国中，这一市场经济才最终完成了对社会关系的重塑。——乖乖注）

把相互孤立的市场转变成整一个的市场经济，把诸多被规制的市场转变成一个自发调节的市场——这样一个步骤确实具有关键意义。……人们没有意识到的是，诸市场之链合为一个具有无穷力量的自发调节的体系，并不是它们要发生癌变的内在倾向所产生的自然结果，而是被植入社会机体的高度人为的现象所引发的情势。

市场或货币的缺席并不必然会影响到一个原始社会的经济体制——这否定了那个19世纪的神话：货币是一种极其重要的发明，它将通过市场的形成改变社会面貌，推动劳动分工的步伐，释放人类互通有无、互相交易的自然秉性。实际上，正统的经济史正是建立在这样一个无穷夸大市场重要性的基础之上的。其实，从市场的缺席中所能正确推导出来的唯一经济特征只是“某种程度的孤立”或者一种“自我封闭的趋势”；就一个经济的内部组织而言，它们的存在还是缺席并不必然意味着任何差异。

原因很简单。市场并不是主要在一个经济体内部，而是在其外部运转的制度。它们是远距离贸易的汇聚场所。地方市场本身的重要性微不足道。而且，不管是远距离贸易市场还是地方市场，本质上都不是竞争性的，并且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两种市场都不会造成区域贸易，即所谓国内市场或全国性市场的压力。……事实的逻辑几乎与古典经济学说完全相反。正统教义的起点是个体交换的秉性；从这种秉性推导出地方市场和劳动分工的必然性。就现有知识来看，我们几乎应该倒转这一推理的次序：真实的起点是远距离贸易，它是货物的地理分布以及据此形成的地域分工的结果。远距离贸易经常会产生各种市场，不仅包含着以物易物，并且如果使用货币的话，它还包含买和卖，这样，最终，但在任何程度上也不是必然地，为某些个体提供一个机会，让他们得以沉浸在那种他们所谓的讨价还价的秉性之中。

我们达到的结论是，尽管人类社会似乎从未完全放弃对外贸易，但这些贸易并不必然涉及市场。就其起源而言，对外贸易的性质更接近于冒险、探险、狩猎、海盗和战争，而不是以物易物。……众所周知，在后来的阶段中，市场在对外贸易组织中取得了支配地位。但从经济角度看，外贸市场与地方市场或国内市场相比，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它们的区别不仅在于规模，而且是功能和起源都不相同的制度。对外贸易是一种贩运；关键在于该地缺少某些种类的货物……此种类型的贸易被正确地描述为互补性的，这样的贸易并不必然意味着竞争。……与对外和地方贸易相比，国内贸易在本质上则是竞争性的；除了互补性的交换之外，它更包含了不同来源的同类货物在一起相互竞争的大量交易。相应地，只有在对内贸易或国内贸易出现之后，竞争才倾向于成为贸易的普遍原则。（此处的描述可能符合当时欧洲的现实，但缺乏深层的逻辑基础。换个地区，比如中国，就可能出现对外贸易中的竞争局面。——乖乖注）

也许这种假定看起来很自然：假如个体倾向于进行交换，那么随着时间推移终将导致地方市场形成，并且这些市场一旦形成，就会同样自然地导致国内市场或全国市场的建立。可是，以上两种推论无一属实。只要所在社会中占优势的是其他经济行为原则，交换或交易的个体行为——此乃明显存在的事实——一般而言并不导致市场的形成。……在古代巨大的再分配体系中，交易行为和地方市场都是常见的，但总是只具从属性的现象。

……确凿无疑的是，从已有的证据看，断言地方市场曾发源于个体的交换行为是一个很轻率的举动。尽管人们对地方市场的起源了解甚少，但作下述判断是有把握的：从一开始，这一制度就被一系列防护措施加以隔离，以保护社会中的主要经济组织免受市场活动的干扰。

西欧国内市场实际上是由国家干预所创造的。直到商业革命时代，对我们而言似乎是全国性贸易的那些活动其实并不是全国性的，而是地方性的。……地方市场和远程贸易之间的鲜明区分看起来似乎太过严格了，特别是当它使我们得出以下这个多少让我们有些惊讶的结论时：不管是远程贸易还是地方贸易，都不是现代国内贸易的起源。这很明显让我们别无选择，只能转而依靠国家干预这样一个”解围之神”来提供解释。

……在15和16世纪，欧洲各国政府有计划地将商业制度强加于具有强烈保护主义倾向的城镇和公国头上。通过打破横在地方性贸易和城市间贸易这两种非竞争性的商业之间的隔阂，重商主义摧毁了这两种贸易所体现的特殊化，并由此为全国性市场的出现扫清了道路，这种全国性市场日益消除了城镇与乡村之间以及众多的城镇之间和省份之间的差别。

实际上，重商主义是面对诸多挑战的一个反应。从政治上说，中央集权化的国家是商业革命引发的新创造，这一革命将西方世界的重心从地中海地区转移到了大西洋沿岸，并由此迫使农业大国中的落后人民组织起来从事商业和贸易。对对外政治来说，主权的兴起是时代的需要；相应地，重商主义治国术所包含的乃是：整合整个国家领土内的资源，为国家的对外竞争提供力量。对对内政治来说，把被封建的和地方排他主义所分割的国家统一起来乃是这种努力的必然产物。从经济上说，统一的工具是资本，即通过货币贮存方式而方便运用的私有资源，这特别适用于发展商业。最后，中央政府的经济政策所依赖的行政管理技术，恰恰来自于传统城镇制度向更大的国空疆域的扩展。

将贸易从特许城镇的范围中解放出来的国家干预，现在要应对两个密切相关的危险，而这两个危险是先前的城镇早已成功应对了的——垄断与竞争。早在那个时代，人们就已经很好地理解了这条真理：竞争最终必然导致垄断；而那时人们对垄断的恐惧更甚如今，因为它往往关系到生活必需品，并由此很容易膨胀为对共同体的致命威胁。对经济生活的全方位管制——只是这一次是在全国，而不是在城镇水平上——就成为唯一可行的疗救方案。在现代人看来，这也许是排斥竞争的短视行为，然而实际上，它是在给定条件下维护市场运转的必然手段。……由此我们看到，尽管新产生的全国性市场不可避免地在某种程度上是竞争性的，然而起主导作用的仍是“管制”这样一种传统特征，而不是“竞争”这样一种新元素。（又是中国当下阶段的写照！——乖乖注）

第六章 自发调节的市场与虚拟商品：劳动力、土地与货币

我们对经济体系和市场发展脉络分别进行的简单勾勒已经表明，在我们的时代之前，市场只不过是经济生活中的附属品。一般而言，经济体系是被吸收在社会体系之中的，并且无论经济活动中主导性的行为原则是什么，我们发现市场模式都能与这种原则相容。

……实际上，管制与市场是一起成长的。自发调节的市场是闻所未闻的；自发调节这个观念的出现本身就是对当时发展潮流的完全背离。只有在这些事实的烛照下，我们才能充分理解那些构成市场经济之基础的、非同寻常的假定。

市场经济是一种仅仅只受市场控制、调节和指导的经济体制，物品生产和分配的秩序都被季托给了这个自发调节的机制。这种类型的经济源自这样一种预期：人类以获取最大货币所得为目标而行动。它假定：在特定价格下，市场中可得的货物（或劳务）与在该价格下的需求相等。它还假定货币的存在，并在其持有者手中作为购买力而发挥作用。（理性人假设、价格理论、货币理论的源头——乖乖注）

由此，生产将被价格所控制，因为指导生产的那些人所能获得的利润依赖于价格；货物的分配也依赖于价格，因为价格形成收入，而只有在这些收入的帮助下，生产出来的货物才得以在社会成员中分配。在所有这些假定都被满足的情况下，货物生产和分配的秩序就能单独由价格而得到保证。

自发调节意味着所有的产品都以在市场上出售作为目的，而所有的收入都来源于这种出售。相应地，就存在着关于所有工业生产要素的市场，不仅有关货物（总是包括劳务）的，同样有关于劳动力、土地和货币的；它们的价格分别被称为物价、工资、地租和利息。（要素市场）

这些术语本身就表明收入来源于价格：利息是使用货币的价格，它形成了那些货款提供者的收入；地租是使用土地的价格，它形成了土地提供者的收入；工资是使用劳动力的价格，它形成了劳动力出卖者的收入；最后，物价成为那些提供了企业服务的人的收入所得，被称作利润的收入实际上是两组价格的差额，即生产出来的货物的价格与其成本——即生产它们所必需的货物的价格——之间的差额。

如果这些条件得到满足，那么所有的收入都将源自市场上的出售，而收入也将完全能够购买生产出来的所有货物。

（费雪名言“收入是一连串事件”在此可补上一句，即当“市场满足一系列假设”的前提时——乖乖注）

由此产生与国家及其政策有关的进一步假设。对于市场形成构成阻碍的任何事务都必须被严格禁止，也不能允许收入通过市场销售之外的任何其他渠道获得。任何通过调整价格来改变市场状况的干涉行为都必须被禁止，不管这里的价格是关于货物、劳动力、土地还是货币……不管是价格、供给还是需求，都不能被固定或管制。只有这样一些政策和措施才是适宜的：通过创造有助于市场成为经济领域唯一的组织力量的各种条件，保证市场的自发调节。（市场原教旨主义的源头。——乖乖注）

为了充分认识到这一点意味着什么，让我们暂时回到重商主义以及全国性市场迅速发展起来的那段时期。在封建主义和行会制度下，土地和劳动力形成为社会组织本身（那时货币尚未成为工业生产的主要元素）的一部分。土地，作为封建秩序的轴心要素，乃是军事、司法、行政和政治体系的基石；其地位与功能由法律和习俗规范所决定。（类似于法偿货币体系中，货币本身的被“授信”与“赋值”模式。——乖乖注）

劳动力的组织状况也是一样。在行会制度下，与从前所有经济体系中的情况一样，生产活动的动机和环境是嵌入社会的一般组织之中的。……重商主义所做的不过是将这些规定统一起来，统一的方式或者是像英国那样通过颁布法规来实现，或者是像法国那样通过将行会“国家化”来实现。

重商主义，无论其如何高调地坚持把商业化作为一项国策，却以与市场经济截然相反的方式理解市场。重商主义的这一面最集中地体现于它在工业中极大地扩展国家干预的这一举措中。

无论是（英法）两国中的哪一个，在18世纪的最后十年之前，还未曾有人提及建立一个自由劳动力市场的议题；而经济生产的自发调节的观念更是完全超出了那个时代的视野。

重商主义者关心的是发展国家的资源，包括通过贸易和商业实现的充分就业；土地和劳动力的传统组织方式在他们看来也是理所当然的。他们在这方面远离现代观念的程度并不亚于其在政治领域——他们没有任何民主倾向，而是信仰一个拥有绝对权力的开明君主的统治——远离现代的程度。

（这是18世纪的英法，也是20世纪滴贵国。——乖乖注）

就像朝着民主体制和代议政治的转变是对时代潮流的彻底逆转一样，18世纪末从被规制的市场向自发调节的市场的转变代表了社会结构的彻底转型。

一个自发调节的市场必须把社会制度性地分离为经济和政治两个领域。实际上，这样一种二分法不过是从社会整体的角度重申了一个自发调节市场的存在。也许有人会提出，这两个领域的分离存在于所有时代的任何社会。然而，这是一个没有根据的论断。……通常而言，经济秩序不过是社会秩序的一种功能，前者寓于后者之中。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不管是在部族的、封建的还是重商主义的条件下，社会中都不存在一个分离的经济体系。

19世纪社会——在这个社会里，经济活动被孤立出来并归于一种独特的动机——确实是一个独一无二的转折点（singular departure）

除非社会以某种方式屈从于它的要求，否则这样一个制度模式就不可能运转。市场经济只能存在于市场社会之中。我们是通过对市场模式的一般分析达到这个结论的，而现在我们可以给出这个论断的具体论证了。市场经济必须囊括工业生产所需的所有要素，包括劳动力、土地和货币。（在市场经济中，货币也是工业生活的一个不可或缺的要素，而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那样，货币之纳入市场经济将会产生影响深远的制度后果。）但劳动力和土地只不过是构成社会的人类本身和社会存在于其中的环境。将它们囊括进市场机制就意味着使社会生存本身屈从于市场的法则。

我们现在可以以更具体的方式分析市场经济的制度特性及其对社会构成的威胁。首先我们将描述市场机制用于控制和指导工业生活实际要素的手段；接下来，我们将努力把握这样一种机制对社会——此时社会已经屈从于这种机制的掌控之下了——产生的影响的性质。

只有借助商品（commodity）概念，市场机制才得以适合（geared to）工业生活的诸多要素。

在这里，商品被经验性地界定为为了在市场上销售而生产出来的物品；而市场则同样被经验性地定义为买方和卖方之间的实际接触。相应地，工业的每一种要素都被认为是为了销售而生产出来的，唯其如此，它们才成为与价格相互影响的供求机制的控制对象。

从实践来讲，这意味着必须存在关于每一种工业要素的市场……这些市场——它们的数量是无限的——相互勾连，形成一个总市场（One Big Marker）。

关键就在于：劳动力、土地与货币是工业不可或缺的要素；它们同样必须被组织在市场之中；实际上，这些市场形成了市场经济体系的一个绝对关键的组成部分。但劳动力、土地和货币显然都不是商品。

根据基本假定，即任何在市场上买卖的东西都必须是为了出售而生产出来的。换言之，根据商品的经验定义，它们不是商品。

劳动力仅仅是与生俱来的人类活动的另外一个名称而已，就其本身而言，它不是为了出售，而是出于完全不同的原因而存在的，并且这种活动也不能分离于生活的其他部分而被转移或储存；

土地不过是自然的另一个名称，它并非人类的创造；

最后，实际的货币，仅仅是购买力的象征，一般而言，根本就不是生产出来的，而是经由银行或国家金融机制形成的。

三者之中没有一个是为了出售而生产出来的。劳动力、土地和货币的商品形象完全是虚构的。

（今天俗称的“要素市场”，实际上假设了它们都是商品，这种理解很可能形成某些细微却至关重要的政策错位！——乖乖注）

然而，正是在这种虚构的帮助下，关于劳动力、土地和货币的实际市场才得以组织起来；……虚构商品为整个社会提供了一个命运攸关的组织原则，这个原则以最多种多样的方式影响了社会的几乎所有制度：该原则即是，任何可能妨碍市场机制沿着虚构商品的路线而运转的安排或行为都必须被禁止。

可是，当关涉到劳动力、土地和货币时，这样一个基本假定就无法得到维持。如果允许市场机制成为人的命运、人的自然环境，乃至他的购买力的数量和用途的唯一主宰，那么它就会导致社会的毁灭。

如若被剥夺了文化制度的保护层，人类成员就会在由此而来的社会暴露中消亡；他们将死于邪恶、堕落、犯罪和饥荒所造成的社会混乱（disloceation）。

自然界将被化约为它的基本元素，邻里关系和乡间风景将被损毁，河流将被污染，军事安全将会受到威胁，食物和原材料的生产能力也将被破坏殆尽。

最后，对购买力的市场控制将周期性地肃清扼杀商业企业，因为对后者而言，贷币供给的涨落不定会产生如同洪水与干旱之于原始社会的巨大灾难。

（社会危机、环境危机与金融危机——市场化结构下的三大“原罪”，一个世纪前奇迹般的预言。——乖乖注）

毫无疑问，劳动力、土地和货币的市场对市场经济而言是不可或缺的。但是，任何社会都无法承受这样一种粗陋虚构的体系所造成的影响，哪怕只是片刻之间。除非人类的和自然的实体以及商业组织都能够得到保护，能够与个这撒旦的磨坊（satanic mill）相对抗。

市场经济的极端人为性（artificiality）根植于以下事实，即在这里生产过程本身乃是通过买和卖的形式来组织的。在一个商业社会中，为市场而组织生产的任何其他方式都是不可行的。……在这里，商品的制造既不涉及互惠互助的态度，也不存在家庭作坊对需求满足的关切；既没有手艺人由其劳动创造而生的自豪感，更与公共赞誉所带来的满足感无关。所需要的仅仅是赤裸裸的获利动机，这种动机是以买卖为职业者最熟悉不过的。

（以此而言，俺以身为“好记者”而自豪，显然是自绝于商业化时代的前“手工作坊”手艺人滴古老感情。——乖乖注）

直到18世纪末，西欧的工业生产仍不过是商业的一个副产品。……然而，工业生产变得越来越复杂，要求保证供给的工业生产要素也就越多。当然，其中的三种具有非同一般的重要性：劳动力、土地和货币。在一个商业社会中，它们的供给只能由一种方式加以组织：即让它们变得可以通过购买而获得。于是，它们必须被组织起来在市场上出售——换言之，它们必须成为商品。将市场机制扩展到这些工业要素——劳动力、土地和货币——乃是在一个商业社会中引入工厂制度这一举措不可避免的后果。

这与需要建立一个市场体系这种说法是同义的。我们知道，只有通过相互依赖的竞争性调拨所保障的自发调节，利润才有保证。……在这三者中，有一个尤为突出：劳动力。作为一个技术性术语，劳动力是指人类本身，只要他不是雇佣者而是被雇者；由此，一个自然的推论是，对劳动力的组织将会随着市场体系的组织变化而变。然而，由于劳动力的组织不过是普通大众生活形式的另一种说法，这就意味着市场体系的发展必将伴随着社会组织本身的变化。再往下推，我们不得不得出的结论是：人类社会必然成为经济体系的附属品。

我们曾拿英国历史上圈地运动所造成的破坏来比照工业革命所带来的社会灾难。我们说过，一般而言，经济进步总是以社会混乱为代价的。如果混乱的程度过大，共同体就必然会在这个进程中被瓦解。……对自发性进步（spontaneous progress）的盲目信仰牢牢控制了人们的头脑，甚至当时最具启蒙意识的人也像宗教信徒一样狂热，一味追求无限止、无约束的社会变迁。

人们的生活受到了可怕的冲击。确凿无疑的是，若不是保护主义的反向运动阴滞了这个自我毁灭机制的运行，人类社会可能早就烟消云散了。

由此，19世纪的社会历史就成为了一个双重运动的结果：市场组织在真实商品方面的扩张伴随着它在虚拟商品方面受到限制。

一方面，市场扩展至全球各地，牵涉其中的物品数量增加至让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另一方面，各种措施和政策所织成的网络与各种强有力的制度配合，目的是抑制与劳动力、土地和货币相关的市场行为。

显然，世界商品市场、世界资本市场以及世界货币市场在金本位制的庇护下为市场机制提供了空前绝后的动力；但是一个深层次的运动已然形成，它致力于抵挡市场控制下的经济所产生的邪恶影响。

在自发调节的市场体系所固有的威胁面前，社会奋起保护自己——这就是这个时代历史的综合性特征。

第七章 斯品汉姆兰，1795

18世纪的社会不自觉地抗拒着任何使其成为市场的纯附庸的努力。无法想象一个市场经济可以不包括劳动力市场；但是，要建立这样一种市场，特别是在英国农业文明中，就意味着对传统社会构架的总体性破坏。

在工业革命最活跃的时期，也就是从1795年到1834年，英国劳动力市场的建立由于斯品汉姆兰法令（Speenhamland law）而受到了阻碍。

事实上，劳动力市场是在新的工业体系下组建的最后一个市场，而且只有当市场经济开始启动，连普通大众自身都感觉到劳动力市场的缺失是一场比它的引入更加可怕的灾难时，这最后一步才跨了出来。尽管自由劳动力市场是通过非人的（inhuman）方式建立起来的，但最终，它还是证明了自己为所有与它相关的人都带来了经济上的益处。

然而，正在这时，关键问题出现了。自由劳动力市场在经济上的好处并不能抵消它对社会造成的破坏。必须引入新形式的法规，以便使劳动力重新受到保护，只不过这一次，防范措施所针对的是市场机制本身。这些新的保护性制度，象工会、工厂法，虽然都尽可能适应经济机制的需要，但它们仍然妨碍着市场的自我调节，并最终将摧毁这个系统。

从这样一个宏观的演化逻辑上看，斯品汉姆兰法令的出现有着战略性的地位。

在英国，土地和货币都是先于劳动力被动员起来的。由于严格的法律法规对人员流动的限制，全国性的劳动力市场一直未能形成，劳动者实际上都被限制在他所在的教区。（类似于改革开放前的户籍管理制度。——乖乖注）

1622年的《安居法》奠定了所谓教区农奴制（parish serfdom）的基础，直到1795年才告解除。若不是同一年引入的斯品汉姆兰法令或“补贴制度”（allowance system），建立一个全国劳动力市场本来是有可能的。

斯品汉姆兰法令不是致力于建立劳动力市场，而是倾向于大力强化劳动组织的家长制制度，就像从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继承来的那种。

（法令规定）：工资之外的津贴应该通过与面包价格挂钩的方式予以确定，以便保证穷人能够得到一个最低收入，而不论他们实际挣得的钱有多少。

（这实质上就是加入通胀计算模式的最低工资保护法！——乖乖注）

这个（补贴）数字在各个不同的郡会稍有变化，但在绝大多数地区，这种斯品汉姆兰式的计算方法都是通用的。当时它是作为一种应急方案被非正式地提出的。虽然通常被称为一项法律，但它本身从未经由国会颁布过。

然而它很快成为涵盖几乎所有乡村的法令，之后不久甚至涵盖了许多制造业地区；实际上，它所引发的经济和社会变革几乎就意味着“生存权”的要求被提了出来。

直至1834年被废除，这个法令一直有效地防止了具有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的建立。在这之前两年的1832年，中产阶级实现了他们的权力要求，部分就是为了排除这个通向新资本主义经济的障碍。确实，一个再明显不过的事实是，工资制度迫切要求撤销斯品汉姆兰法令所体现的“生存权”——在经济人的新政体（regime）下，如果一个人什么工作都不做就可以生存，那就汉有人再愿意为了工资而工作了。

（近年来关于《新劳动全同法》之争，正是斯品汉姆兰法令事件的重演！——乖乖注）

斯品汉姆兰方案撤销后的另一个特征，对于19世纪大多数作者来说就不那么明了，这个特征就是，即使是出于工资劳动者自身的利益，也应当将被阻碍的工资制度普遍化，哪怕这意味着剥夺了他们对于生存的合法要求。“生存权”已经被证明是个致命的陷阱。

这种自相矛盾仅仅是表面上的。据说，斯品汉姆兰法令意味着济贫法的充分实施——然而事实上，它却转向了济贫法的初衷的反面。……没有劳动者再因任何金钱利益来取悦其雇主，无论其应挣的工资是多少，他的收入都是一样的。……在短短数年内，劳动生产率就下降至赤贫劳工（pauper labor）的生产率水平，这反过来又为雇主拒绝提高工资提供了理由。……这等于说是废除了都铎王朝的立法，只不过这种废除不是因为减少，而是因为增加了过多的父爱主义因素。

没有什么措施比这更深得人心了。父母无需照顾他们的孩子，孩子们也不依赖他们的父母；雇主们可以任意降低工资，劳动者无论是忙于工作还是无所事事，都可以远离饥饿；人道主义者欢呼这种方法是一项慈悲的行为，尽管它并不公平；那些自私的人庆幸地自我安慰；虽然它是慈悲的，但至少它还不是慷慨大方的；甚至连纳税人都很难意识到，在这样一种制度——它要求保证每个人的“生存权利”而不管他是否能通过工作来赚取生活所需的工资——下，将会发生什么。

从长远来看，结果是可怕的。……日甚一日，乡间的大众赤贫化了；“一旦依赖救济，就会永远依赖救济”这句谚语说的是真理。

斯品汉姆兰插曲向那个世纪先进国家中的人们展示了他们所经历的社会冒险的真实性质。……试图在没有劳动力市场的情况下建立资本主义秩序的努力悲惨地失败了。支配资本主义秩序的法则已经表明和坚持了自己的权利要求，并展示了它们与父爱主义原则的根本敌对。这些法则的严厉性已经变得显而易见，违犯了它们的后果已经残酷地展现在那些以身试法者身上。

在斯品汉姆兰法令下，社会被两股相反的力量所利用：一种源自父爱主义，保护劳动力免受市场体系的威胁；另一种力量则将包括土地在内的生产要素组织到市场体系下，从而剥夺了普通人过去所拥有的地位，强迫他们以出卖自己的劳动谋生，可是与此同时却又剥夺了他们劳动力的市场价值。

一个新的雇主阶级被创造了出来，可是同时却没有一个相应的、能将自己组织起来的被雇者阶级。一场新的、规模巨大的圈地浪潮吞噬着土地，并制造出一个乡村无产阶级，与此同时，“济贫法的应用不当”却阻止他们依靠自己的劳动来谋生。

无怪乎当时的人们惊骇于所看到的悖论现象：几乎奇迹般的生产增长与大众几成饿殍的现象并存。（血腥的初级资本主义阶段。——乖乖注）

到了1834年，一种已经普遍存在的信念——这种信念被许多深思熟虑的智者所激情持守——是，任何事态都比斯品汉姆兰法案继续实施要好。

对于后代的人来说，下述事实是再明显不过的了：工资制度与“生存的权利”这两种制度无法兼容——或者说其工资由公共基金所补贴的资本主义秩序不可能正常运转。但是当时的人们并不理解他们正在为之铺垫的秩序。只有当大众的生产能力发生严重恶化时——这是一场阻碍机器文明的真正的全国性灾难——公众才认识到废除穷人无条件救济权的必要性。

斯品汉姆兰法案的经济学机制的复杂性超出了当时任何一个观察家的理解能力；但看起来无可否认的结论是：工资补助（aid-in-wages）本质上就是邪恶的，因为它甚至不可思议地伤害了那些接受补助的人。

在1834年之后的十年里，……不是竞争性劳动市场的缺席，而是它的在场成为危险之源。如果说斯品汉姆兰法令曾阻止了工人阶级的出现，那么现在，穷苦的劳动者则是在无情机制的压力下被结合成了这样一个阶级。……简而言之，如果斯品汉姆兰法令意味着不流动造成的腐败，那么现在的危险则在于遗弃而导致的死亡。

直到1834年一个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才在英国形成；所以，作为社会制度的工业资本主义不能说在此之前就已经形成。但是，几乎是与此同时，社会的自我保护也产生了：工厂法（factory law）和社会立法（social legislation），以及一场政治性和产业性的工人阶级运动开始形成。

正是在避开市场机制所造成的全新危机的尝试中，保护行动与这个机制的自我调节发生了殊死的冲突。可以毫不夸张地这样说，19世纪的社会史正是由从1834年《济贫法修正案》中得到解放的市场体系的逻辑所决定的。这一动力机制的起始点是斯品汉姆兰法令。

我们的社会意识（social consciousness）正由此被型塑。赤贫者的形象——尽管此后几乎被完全遗忘——支配了当时的讨论，这个讨论的烙印与历史上最为壮观的事件同样鲜明而深刻。

如果说法国大革命受惠于伏尔泰和狄德罗、凯奈（Quessnay）和卢梭的思想的话，那么济贫法的讨论则塑造了边沁和伯克（burke）、戈德温（Godwin）与马尔萨斯（Malthus）、李嘉图和马克思、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与约翰·斯图亚特·密尔、达尔文及斯宾塞的思想，而这些人与法国大革命一起分享着19世纪文明精神之父的地位。

（法国大革命造就了一代人道主义精神代表的人文主义者；而英国济贫法之争则塑造出一代重塑市场经济秩序的理性主义者，俺此前对“立心”和“立法”之辩，在此恰好找到相应的源头。——乖乖注）

正是在斯品汉姆兰法令与济贫法改革之后的几十年中，人类的心灵带着新的、痛苦的关照转向了他自身的共同体：伯克郡的法官们努力创造的、并被济贫法修正案最终消除了的革命，使人们的视域发生了转向，他们开始关注自身的集体存在（collective being），似乎之前大家曾忽视了它的在场。

一个其存在（existence）本身未被察觉的世界被揭示了出来，这个世界就是统辖着一个复杂社会的那些法则的世界。尽管这个在新的、迥异于前的意义上的社会见诸于经济领域，但它与其他领域是普遍关联的。

这一新生的现实是以政治经济学的形式进入我们的意识的。它那令人眩惑的规整性和让人瞠目的矛盾性必须被置于哲学和神学的框架，以便能被人类意义所吸纳。

那些看起来要取消我们自由的顽固事实和无情法则必须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与自由相调和。这正是暗中支撑着实证主义者和功利主义者的形而上学力量的主要源泉。

在展望人类可能性的未开发领域的时候，无限的希望和无限的绝望就是人们面对这些尴尬限制所产生的矛盾反应。

人类被迫将自己托付给现世的永劫（secular perdition）：他被注定了，要么停止自己种族的繁衍，要么有意识地通过战争和瘟疫、饥饿与邪恶来消灭自己。

贫穷依然存在于社会之中；正当财富无限增长的允诺就出现在我们眼前时，食物的有限性和人口增长的无限性已经成为一个问题，这一点使这里的讽刺意味更加辛辣。

这就是对作为人类精神整合体的社会的发现；但是，这一新的现实——社会——对人的日常生活意味着什么呢？作为指导实践的、关于和谐与冲突的道德原则被歪曲到了极限，几利被推入完全矛盾的境地。

根据这种歪曲，和谐是内在于经济的，个体的利益与共同体的利益最终是同一的——但是这种和谐的自我调节要求个体尊重经济规律，即使它一不小心就会毁灭他。冲突，似乎也是内在于经济的，不管是个体的竞争还是阶级的冲突——这些冲突，可能最终被证明是内在于现时或未来社会更深层次的和谐的唯一动因。

赤贫化（pauperism）、政治经济学与对社会的发现，这三者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赤贫化使人们的注意力集中于这样一个无法理解的事实，即贫穷伴随着富足一起增长。不过，这仅仅是工业社会带给现代人的诸多悖论中的第一个。它经由经济学之门进入了新的住所，这一偶然形成的环境使得这个时代笼罩着物质主义的氛围。

对李嘉图和马尔萨斯而言，似乎没有什么东西比物质商品更加真实的了。在他们看来，市场法则意味着人类可能性的极限。戈德温则相得人类有无限的可能性，因此必须拒斥市场的法则。欧文是唯一认识到人类可能性不是被市场的法则所限制，而是被社会本身的法则所限制的人，正是他独自察觉到了在市场经济的面纱后面那个正在浮现的实在（reality）——社会。但是，他的洞见却在整整一个世纪的时间里都被遗忘了。

（社会主义的思想源头之一，那些把欧文列入“空想社会主义”的教科书编撰者们，才是真正的脑残！——乖乖注）

与此同时，正是在与贫困问题的联系中，人们才开始探究在一个复杂社会里生活的意义。将政治经济学引入广泛领域的视角有两个，它们相互对立：一个是进步与完善，另一个是决定论与诅咒；把它转向实践的，也有两个途径：一方面是通过和谐与自我调节的原则，另一方面是竞争与冲突。

经济自由主义和阶级观念在这些矛盾中预先就被构成。随着一个基本事件的终结，一系列新的理念进入了我们的意识。

第八章 前奏与后果

斯品汉姆兰体系最初不过是个权宜之计。然而极少有哪个制度如它这般决定性地塑造了整个文明的命运，尽管它自己必须在新时代到来之前被抛弃。它是一个转型时代的典型产物，值得引起现今每一位从事人类事务研究的学者的注意。

在重商主义体系下，英国的劳动组织是以济贫法与工匠法为基础的。济贫法，用来指称在1563—1601年起作用的各种法规，被公认是一个误导性的命名；实际上这些法规及其后来的修正案，构成了英国劳工法律的关壁江山；另一半是由1563年的工匠法组成的。后者针对的是受雇用者；而济贫法处理的则是我们称之为未被雇佣者以及无法被雇用者（老年人和儿童除外）。……后来这些措施又被1662年的《安居法》所补充，这一法律关注人们的法定居住地，并极大地限制了人们的迁徙流动。

（英国的户籍管理制度。——乖乖注）

根据工匠法，劳动组织基于三大支柱：强迫劳动（enforcement of labor），七年的学徒期，以及公共机构对工资的年度评估。……在两个半世纪的时间里，工匠法奠定了全国范围内的劳动组织的轮廓，这个轮廓的原则是管制和父爱主义（亦作“家长制”）

（济贫法）实际上，英格兰的绅士们把所有那些没有足够收入支持其悠闲生活的人都当成穷人。故而“穷人”实际上变得跟“普通人”同意，普通人包括除地主阶级（当时几乎所有成功的商人都拥有自己的土地）之外的所有人。

1601年的济贫法规定，有劳动能力的穷人应该工作以养活自己，工作由教区提供：救济的负担完全放在教区身上，教区被授权通过地方税费筹集必要款项。这些款项通过对房屋所有者和不动产占有者课税取得，不分贫富，只根据其所拥有的房屋和土地的租金征收。

（由此可见，教会是当时最大的政府型NGO，光靠上帝荣光是支撑不了这么庞大机构运转滴！——乖乖注）

但从全国范围的劳动制度来看，这种对失业和贫困救济的地方性组织原则显然是不正常的。各个地方向穷人提供的条件差异越大，运转良好的教区被蜂拥而至的职业性被救济者挤瘫的危险就越大。

（贵国建国后以剪羊毛的方式掠夺农村收入支撑工业化，同时以严厉的户籍控制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造成大饥荒中成村饿死的惨像，即来自于这一控制理念。今天的历史研究学者大多关注事实本身及当事者的“缺乏人性”，而忽略了背后的社会控制机制。——乖乖注）

一个多世纪以后，亚当·斯密又猛烈抨击这一法案，因为它把民众限制住了，并由此阻止他们找到适当的工作，同时也阻止了资本家找到雇工。

只有在地方长官和教区当局的同意下，一个人才可以在他家乡之外的教区逗留；除此之外，在任何其他地方他都可能被驱逐，即使他此时拥有工作，处境良好。人民的法律地位因此就是受到深刻限制的自由和平等。

（收容遣送制度，孙志刚案，所谓太阳底下无新事！——乖乖注）

伊丽莎白时代的这两个伟大立法与安居法一起，既是普通人的自由宪章，又是限制他们能力的封铅。

1795年，工业革命正在高歌猛进。在工业需要的压力下，1662年的法案被部分地取消了，教区奴役制度被废止，劳动力的流动也恢复了。现在可以在全国规模上建立一个劳动力市场了。但正如我们所了解到的，恰恰就在同一年，一种济贫管理模式被引入，这种模式意味着对伊丽莎白时代的强迫劳动原则的反动。

（改革开放解除了农民公社式的强迫劳动，出口加工模式带来大规模人口流动出现，然后是斯品汉姆兰法令的变种《新劳动合同法》诞生——历史的顺序要不要这么一致呀！——乖乖注）

这是对规制主义和家长制变本加厉的回规，而这种回归正是在蒸汽机呼唤着劳动者的自由、机器渴求人手的时候。对立是明显的：安居法被取消，正是因为工业革命需要为工资而出售的劳动力面向全国范围的供给，然而斯品汉姆兰法令却宣称了这样一个原则，即任何人都不需要恐惧饥饿，因为不管他所挣几何，教区都会帮助维持他和他家庭的生计。

在这两个产业政策之间存在着非常明显的矛盾；除了社会性的大灾难，我们还能从这两项政策的同时并举中期待什么呢？

但是斯品汉姆兰时代的人并没有意识到正在发生的是什么。在历史上最为宏大的工业革命的前夜，并没有什么提前到来的先兆或预警。资本主义是悄无声息地到来的。没有人预见机器工业的大发展，它完全是在惊喜中到来的。在阻挡工业革命的大坝将要爆裂之际，有一段时间英国实际上是在预期对外贸易的持久衰退，而这个大坝一旦告破，旧世界就被一往无前冲向全球性经济的激流涤荡得无影无踪。

（把英国换成中国，把工业革命换成信息革命，新世纪滴预言即可大功告成！——乖乖注）

但是，直到1850年还没有人敢有把握地这么说。要理解斯品汉姆兰的那些地方长官们的建议的关键，在于了解到他们对于摆在他们眼前的发展所包含的更广泛的意义其实一无所知。现在回顾起来，看上去他们好像不仅在尝试不可能的事，而且这种尝试所用的方法也是相互矛盾的……实际上，他们达到了保护乡村免于陷入混乱的预期目的，尽管与此同时他们的政策在别的、未曾预见的方面造成了更具灾难性的后果。

斯品汉姆兰政策是劳动力市场发展过程的特定阶段的产物，应该以当时的政策制定者应对情势的观点来理解。从这个角度看，补助制度其实是为地主阶层设计用来应对一种特定情势的工具，这个情势就是，再也无法拒绝劳动力的流动了，但是地主们期望在接受全国性自由劳动力市场的同时，避免地方环境变得躁动不安，包括出现高工资。

（今日贵国各层掌印滴地主们所想，也大抵不外如是！——乖乖注）

因此斯品汉姆兰法令的动力机制是根植于其发端的环境的。乡村赤贫者的增加是即将到来的混乱的第一个先兆。但在当时似乎没有人这么想。乡村贫困与世界贸易的冲击之间的关联是隐而不彰的。当时的人没有任何理由将村庄里穷人的数量与世界七大洋贸易的增加联系在一起。

（在今天这种联系已经明显得多，俺所写的棉花期货、小麦金融等报道，正是要把村庄经济跟七大洋贸易联系起来。——乖乖注）

实际上，在表象的背后，乡村赤贫者的预兆性增长是直接与经济史的总趋向相联系的。但这种联系依然无法被察觉。……当时只有少数作者像现今我们已经习惯的这样从与工业革命相联系的角度来说明这种混乱的表征。

直到1785年，除了间歇性的贸易增长与赤贫者数量的增长之外，英国公众对经济生活里发生的主要变化依然毫无察觉。

穷人从何而来？这是随着时间推移其厚度不断增加的一堆小册子提出的问题。……在有一点上，大家好像取得了普遍共识，即赤贫化增长背后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有的作者责怪一种大绵羊；另外的人认为，应该用牛代替马；还有人鼓励少养狗。有的作者认为穷人应该少吃或不吃面包，可是另一些人认为即使他们吃“最好的面包也不该受指责”。有的观点认为喝茶损害了穷人的健康，而“家酵的啤酒”则可使之康复……

（以后谁要再说欧美发达国家木有“民科”，俺就请丫好好读这一段。——乖乖注）

贫困化的加重与贫困救济标准线的提高的真正原因当然是我们今天所称的隐性失业的增长。这个事实当然不会在那个时代变得显而易见，因为由于村庄工业的特点，甚至就业本身都原则上是隐性的。这些问题仍然在于，怎样解释这些失业者与未充分就业者数量的增长？为什么眼前的工业变迁的这些征兆甚至逃过了当时最敏锐的观察家的注意？

解释首先在于早期贸易的过分起伏，这种起伏倾向于掩盖贸易的绝对增长。尽管后者造成了就业的增长，但是波动本身则造成了失业的更大增长。

这个趋势产生的重要后果是，失业与贸易的总体增长之间的联系非常容易被忽视。尽管人们经常评论说，失业的曾长是由贸易的巨大波动造成的，但以下事实还是逃脱了人们的注意：这些波动形成了一个潜在增长的过程，即越来越倚重制造业的商业的一般增长，这种增长将导致波动的振幅越来越大。对当时的人而言，他们看不出一主要属于城市的制造业工厂与乡下的穷人数量的增长之间会有什么联系。

贸易总量的增长自然使得就业量膨胀，然而地区的专业分工以及贸易的剧烈波动引起了乡村与城镇两者职业岗位的严重混乱，这种混乱导致了失业的迅速增长。远方传来的高工资的谣言使得穷人们不满于农业所能提供的工资，并进而导致对这种劳动的厌恶，因为它被认为是报酬低微的工作。

那个时代的工业地区仿佛是一个新的国家，就像另外一个美国，吸引了成千上万的移民。移民通常都伴随着相当可观的向乡村的回流，必然存在回流这一判断似乎从以下事实中得到支持，即找不到乡村人品绝对下降的记录。

这样，当不同的群体在不同的时期被吸引到商业和制造业领域就业，然后又回流到其起始的乡村居住地时，整个人口中的不安因素就渐渐积聚起来。

（与中国过去20年如此相似！——乖乖注）

在针对英国乡村所造成的社会破坏中，有许多是最初源自乡村自身的商业化所造成的混乱。农业革命决定性地催生了工业革命。不管是对公地的圈占还是农地的合并，它们都伴随着农业技术的巨大进步，并且具有强有力的扰动效应。争夺农舍，蚕食农家菜园和庭院，以及对公地使用权利的剥夺，导致了家庭手工业两大支柱的丧失：家庭收入与农业背景。

只要家庭手工业能从一个小菜园、一块小土地或者放牧权利这样的便利和愉悦中得到补充，劳动者对货币收入的依赖性就不会是绝对的：一小块马铃薯地或者一群“矮墩墩的雌鹅”，公地上的一只奶年甚至一头驴子都会造成决定性的差别：家庭收入是作为某种失业保险而发挥作用的。农业生产的理性化不可避免地使劳动者失去自己的根，并削弱了他们的社会安全。

（这一是俺对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土地流动制度的安排一直心态谨慎甚至保守的原因。近期中央关于土地流转政策的“保守性”被某些激进市场主义者所垢病，俺在心里默默将这些批评者拉入“脑残”之列。——乖乖注）

当然，在城市里，就业波动之鞭抽打的痕迹是触目惊心的。……城市化致命的不可逆转性在于亚当·斯密所预见的简单事实，他把工业工人描述为在智识上低于哪怕最穷困的土地耕作者，因为后者通常可以去从事各种工作。然而，直到亚当·斯密出版他的《国富论》的时候，贫困化还未曾出现警示性的迅速增长。

在接下来的二十五年里，情况发生了突然的变化。……亚当·斯密，在1776年已经开始反思这一悄然的增长。汤森，仅仅在十年之后，便已经意识到即将到来的是一场海啸。

然而仅仅五年之后，许多事情就发生了。就连像特尔福德（Telford）这样远离政治、这样成功、这样务实的苏格兰造桥者，也突然认为不可能指望政府通过正常程序引发任何变革了，并认为只有革命才是唯一的希望。

坎宁（Canning）坚信是济贫法把英格兰从革命的危险中拯救了出来。他首先思考的是1790年代和法国战争。圈地运动的新爆发使得乡村中穷人的生活状况恶化了……若非工资补助的存在，英格兰广大乡村中的穷人早已沉没在饥馑线之下了。……与此同时，每一个郡的地方长官心急火燎要求向工资提供补贴。很明显，遏制革命倾向的时代已然来临。

但为何，在诸多可能的措施中，被选中的却是事后看起来最不可行的那一个？（社会各阶层分析）

（斯品汉姆兰法令）从整体上看，救济费用缴纳者与赤贫者之间的关系类同于当今时代的就业者与失业者之间在各种保险中的关系，即就业者负担当下失业者的生活。

这一体系最不可理喻的地方恰恰在其经济方面。关于“谁为斯品汉姆兰法令买单”这个问题实际上没有答案。当然，直接而言，主要负担当然落在济贫费缴纳者身上。但农场主们由于他们向劳动者支付低工资而部分地得到了补偿——这是斯品汉姆兰法令的一个直接后果。……显而易见，这样一种纠缠不清的三角利益关系将会败坏任何意义上的经济责任，滋生形形色色卑微的腐败。

不过，在一个更广泛的意义上，斯品汉姆兰法令的买单者确有其人。它肇始于工资补助，表面上有益于受雇者，实际上是通过公共手段补贴雇主。……结果是，在某些地区，只有那些依靠救济的人才有被雇机会；那些努力远离救济、想要自力更生的人几乎不能保证有份工作。……从长期来看，一个如此不经济的制度必将影响劳动生产率并压低工资标准，而且最终甚至会压低地方行政长官好心为穷人们设立的救济“标准”。

斯品汉姆兰法令催生了一场社会灾难。我们总是把早期资本主义的种种耸人听闻的现象当作感伤的材料，这是不公平的。……比诗人和博爱主义者们痛苦和愤怒的爆发更让人印象深刻的，则是马尔萨斯和李嘉图在目睹这些图景时冷冰冰的沉默，正是从这些图景中诞生了他们那现世永劫的哲学。

毋庸置疑，机器与迫使人们服务于机器的环境这两者所造成的社会混乱，产生了许多无可避免的后果。……只要一个人拥有一个他可以坚守的社会地位，一个由他的亲属或者同伴所设定的行为模式，他就可以为之斗争，并由此重获自己的灵魂。但对于劳动者来说，这只能以一种方式发生：通过使自己成为一个新阶级的一员。除非他可以通过自己的劳动谋生，否则他就不是一个工人，而是一个赤贫者。人为地将他置于此种境地，这是斯品汉姆兰法令所造成的后果中最可恶的。

斯品汉姆兰法令的废除是现代工人阶级真正的诞生之日，他们的直接自我利益注定要使他们成为与机器文明所固有的危险针锋相对的社会保护者。

但无论给他们设定的未来如何，从历史上说，工人阶级与市场经济是同时出现的。对公共救济的仇恨，对国家行为的不信任，对尊严与自立的坚持，一直是许多代英国工人的特征。

斯品汉姆兰法令的废除乃是登上历史舞台的一个新阶级的杰作，这个阶级就是英国中产阶级。地主阶级无法完成注定由这个新阶级来完成的使命：把社会转变为市场经济。……只有我们意识到它的父爱主义方式是怎样融入了这个国家的生活，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即使是改革最激进的支持者也不敢轻易建立一个少于十到十五年的转型期。

实际上，它是突然发生的，这使后来英国渐进主义的神话成为一派胡言——其实这种神话是人们为了寻找反对激进改革的论据而生造出来的。

这一事件的粗暴冲击在许多代英国工人阶级的梦魇中萦绕不去。这一开颅破腹般的手术之所以能够成功，全仗各阶层，包括劳工阶层自身的坚定不移的信念的支撑，这一信念就是：无论斯品汉姆兰体系有看起来多么光鲜，它的本质是对大家的掠夺：“生存权”实际上是致命的绝症。

1834年，工业资本主义已经整装待发，济贫法改革也告启动。……两个国度的世界（the Two Nations）正在形成。让那些思考着的大脑感到迷惑的是，闻所未闻的财富被证明是与同样闻所未闻的贫困密不可分的。学者们一致宣布，一门不容置疑地颁布统治人类世界之法则的科学被发现了。正是在这些法则的命令下，同情被驱逐出心灵，一个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为名而拒斥人类团结的斯多葛式的决定论自此获得了世俗宗教的祟高地位。

市场机制正在自我确证并叫嚷着自身的完善：人类劳动必须被变成商品。反动的父爱主义曾徒劳地试图抵抗这种必然性。从斯品汉姆兰法令的噩梦中逃脱出来之后，人们盲目地冲向了市场经济乌托邦的屏护。

（相比之下，今天的“经济学帝国主义”，“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们太小儿科鸟。看看人家笔下，那当年，那风采，分明是圣婴降世嘛！——乖乖注）

第九章 贫困与乌托邦

贫困问题集中于两个紧密关联的主题：赤贫化与政治经济学。尽管我们将分别讨论它们对现代人类意识的冲击，但它们实际上都是同一个不可分割的事实的组成部分，这个事实就是：社会的被发现。

直到斯品汉姆兰时期，对于穷人们到底是从哪里涌出来的这个问题，一直没有令人满意的答案。但在18世纪思想家中间渐渐形成了一种共识，即贫困化与进步之间密不可分。最大多数的穷人不是在荒凉的国家或者未开化的民族，而是存在于最富饶、最文明的国度，约翰·穆法兰（John M Farlane）在1782年这样写道。……他说，由于英格兰尚未达到它伟大的顶点，所以“穷人的数量还将持续增长”。

同样，对一个英国人而言，预言商业将出现停滞也不过是在重复一种广泛持有的观点。如果说1782年之前半个世纪的出口增长让人瞠目，那么它的大起大落更是如此。贸易在在从一次几乎降至半个世纪之前水平的暴跌中恢复过来。……现在它的陡然增长已成为过去，没有任何理由相信，它的增长将会持续，这种增长看起来不过是一次幸运的战争的产物。几乎不约而同地，如我们所见，人们预料的都是贸易的衰退。

（跟金融风暴后经济界对国际市场的预测差不多。——乖乖注）

而实际上，繁荣的曙光正从黎明的黑暗背后悄悄来临，这个繁荣是如此巨大，以至于它注定要改变的不仅是一个民族，而是整个人类的生存方式。但不管是政治家还是经济学家，没有人对它的即将到来作出哪怕最微弱的预言。

穷人第一次在英格兰出现是在16世纪上半叶，他们作为脱离采邑“或任何封建等级（ferdal superior）”的个体而引起注意。由于对流浪的暴戾惩罚和由国际贸易持续增长所推动的家庭工业迅速发展的联合作用，这些穷逐渐转变为一个自由劳动者阶级。……虽然在16世纪中叶，穷人对社会而言是一种如临大敌的威胁，但是到了17世纪末，穷人变得仅仅只是救济税负的负担而已。

另一方面，此时的社会不再是一个半封建社会，而是一个半商业化社会，其中多数人是出于工作本身的原因而乐于工作，他们既不能接受中世纪那种人为贫困不是问题的观点，也不能接受成功的圈地者们那种觉得失业者都是游手好闲的懒汉的论调。

自此之后，对赤贫化的看法开始反映为哲学观点，很像此前对待神学问题那样。关于穷人的看法越来越反映为关于整体生存的看法。因此，这些观点虽然各异且眼花缭乱，却也反映了对我们文明史的最主要的兴趣所在。

贵格派教徒（The Quakers）是探索现代生存之可能性的先驱，他们首先认识到非自愿失业必然是劳动组织的某些缺陷造成的结果。倚仗着对有条不紊的办事方法的信念，他们成功地把集体自助的原则应用于他们中间的穷人，……劳森（lawson），这个狂热的贵格派教徒，出版了一本名为《就穷人问题对国会的呼吁：应该让英格兰没有乞丐》的小册子作为他的“施政纲领”，在其中他提议建立作为现代意义上的公共就业机构的劳动交易所（Labour Exchanges）。这是1660年的事，而在此之前十年，亨利·罗宾逊（henry Robinson）已经建议成立一个“常住与流动地址登记局”。

（类似流动人口管理制度。——乖乖注）

光荣革命（1688年）之后，贵格派哲学在约翰·贝勒斯（Johe Bellers）那里，产生了一个体现出遥远未来之社会思想的预言。……他于1696年提出关于建立“产业团会”（Colleges of Industry）的建议，在其中，穷人的非志愿性空闲能够得到很好的利用。作为这个建议基础的，不是劳动交换（labor exchange）的原则，而是完全不同的交换劳动（exchange of labor）的原则。

前者仅仅与为失业者找个雇主的常见理念相联系，后者所意味的，则等于说只要劳工们能直接交换他们的劳动产品，劳动者就根本不需要雇主。

“穷人的劳动是财富之源，”贝勒斯说，为什么他们不能反过来为他们自身的利益，通过开发这种财富而养活自己，甚至有所盈余呢？为此，所需的一切不过是把他们组织成一个可以让他们汇聚自己的努力的“团会”（College）或法团。

这正是后来所有关于贫困的社会主义思想的核心，无论这些思想是以何种形式表现出来：欧文的联合村庄（Villages of Union）,傅立叶的法伦斯泰尔（Phalansteres），蒲鲁东的交换银行（Bank of Union），路易斯·布朗（Louis Blanc）的国家工场（Ateliers Nationaux），拉萨尔的国家工厂（Nationale Werkstatten），或者就此而言，斯大林的五年计划。

（贵国的“高级农业合作社”，农村公社制度显然也在此列。——乖乖注）

贝勒斯的这本书实际上包含了自现代社会首次出现机器所造成的巨大混乱以来的绝大多数相关建议。“这样一种团会关系（college fellowship）将使劳动而不是货币，成为一切必需品的价值标准……”它被设计为“囊括所有必要的行业团会，每一个团会都为其他团会而努力，不再需要依靠外来救济……”劳动券、自助与合作之间的相互联系是意义重大的。

（贵党的College之词源，正来源于这一“团会”；而建国以后发行油票、粮票等等代币券的尝试，正是劳动券的变种。这也解释了建国后的数十年中，贵国在货币政策上的一团混乱，因为其立国原则就是要“取消货币”。——乖乖注）

贝勒斯失业救济的全国性框架实际上被资本家用来牟利了！在同一年，1696年，约翰·卡里（John Cary）筹划成立了布里斯托尔济贫公司（the Bristol Corporation for thd Poor），这个公司最终与所有其他同类的尝试一样，在最初的成功之后无法持续盈利。

但贝勒斯建议的基础与约翰·洛克的劳动比率制度（labor-rate system）——巧的是，这个体系也是1696年提出的——是一样的，即应该极据济贫费缴纳者的交费金额，把乡村穷人按比例分配给他们，为他们工作。

在整整一个世纪之后，作为最多产的社会设计师的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才推出了大规模使用赤贫者操作机器来完成木工和铁器活儿的计划，这些机器是他更具创造才能的兄弟萨缪尔（Samuel）所发明的。

……他的那些“工业厂房（Industry-House）”——基于他的圆形监狱式设计，目的是剥削受助穷人的劳动，其规模是五层十二单元——被位于首都的中央董事会控制，这个董事会仿照英格兰银行董事会，所有拥有五或十英镑股份的成员都拥有投票权。

这一计划附带一份对失业种类的详细分析，这种分析让边沁超前一个多世纪得到了后世研究所得出的结果。……边沁的计划从整体上相当于通过大规模地将失业商业化来抹品商业周期本身。

在1819年，罗伯特·欧文重新出版了贝勒斯120多年前建立产业团会的计划。此时间歇性的贫困已演变成苦难的洪流。欧文的联合新村与贝勒斯的区别只在于它规模上更大了，由1200人组成，占地1200英亩。在为这一旨在解决失业问题的高度实验性计划募捐委员会里，包含了大卫·李嘉图这样的权威。

欧文从贝勒斯那里接过劳动券的理念，并在1832年将其应用在他的全国劳动公平交换机构（National Equitable Labour Exchange）中，不过这项尝试失败了。

与之紧密相关的劳动阶级经济自足理念——这同样是贝勒斯的——是接下来两年里那场著名的工会运动的基础。这个工会是所有行业公会的总联合，包括工匠、手艺人，也不排除小业主，其不甚清晰的目的在于用和平的方式把自己组成一个社会团体。

谁能想到它就是接下来一百年里如此壮烈的大工会（One Big Union）运动的胚胎？工团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在它们对待穷人的方式上并没有什么真正的区别。

蒲鲁东1848年的交换银行，作为无政府主义的首次实践，本质上是欧文实验的产物。马克思，一个国家社会主义者，严厉抨击了蒲鲁东的理念，并认为只有国家才是为这种集体主义框架提供资本的合适主体，而在这种框架的诸多变种里，只有路易斯·布朗和拉萨尔被载入了史册。

为何不能从赤贫者身上赚到钱，经济方面的原因并不神秘。答案是由150年前的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提供的，他出版于1704年的小册子中止了贝勒斯和洛克所引发的讨论。笛福坚持认为如果穷人被救济了，他们就不会为了工资而工作；如果他们被组织在公共工厂里从事生产，那只会在私人工厂中制造更多的失业。……就现状而言，笛福的悖论则是对即将到来的那个死结的预告：“施舍并非仁慈”——因为去除了饥饿的危险也就阻碍了生产并因而产生了饥荒；“雇用穷人是国家的悲哀”——因为通过创造公共就业，就会增加市场上物品的供给过剩，从而加速毁坏私有商行。

（三百年前滴“国有企业”之争！吊诡滴是，今天被认为高大上滴国企员工们，在那个时代其实被视为“被施舍的穷人”。——乖乖注）

17世纪初，在约翰·贝勒斯这个贵格派教徒与丹尼尔·笛福这个见风使舵的记者之间，在神圣与愤世嫉俗之间，这些问题都被提了出来，在接下来的两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无数的工作与思考、希望与苦难，都是想为这个问题提供一个答案。

（尼玛三百年前滴记者名声也不好呀！“愤世嫉俗滴见风使舵者”，呵呵。——乖乖注）

但在斯品汉姆兰时代，贫困化的真正本质仍然未被认识。对于巨大数量的人口的可欲性，存在着普遍的共识，人口应该尽可能地多，因为国力是由人构成的。同时，也同样存在着关于廉价劳动力的共识，因为只有劳动力廉价，制造业才能繁荣昌盛。而且，除了穷人，谁愿意做船上的水手，谁愿意奔赴前线？但是，对于贫困到底能否不被视为一种恶，人们还是有疑问的。并且，为什么穷人无论如何都不能像为私人企业赚钱那样为公共福利而受雇于公共机构？对这些问题，尚无具有说服力的答案。

（应该说在三个世纪之后，经济学界关于产权和交易费用的研究——从科斯“企业的本质”到张五常“公司的合约本质”——在很大程度上对此做出了解答：组织程度的复杂性及其所带来交易费用的上升，成为划分企业和市场边界的关键局限条件。——乖乖注）

笛福撞上了真理，这个真理在70年之后可能（也可能没有）被亚当·斯密所理解；市场体系的未发展状态掩盖了它的先天缺陷。不管是新出现的财富，还是新出现的贫困，此时都不大容易被理解。

问题尚处在化蛹期，这可以从下面这个事实体现出来，尽管这些大脑如此不同——贝勒斯是贵格派教徒，欧文是无神论者，边沁是功利主义者——可他们所设计的蓝图却有着惊人的一致性。……所有这三个人都相信，对失业者的适当的组织必然会生产出剩余，对于这些剩余，作为一个人道主义者的贝勒斯首先希望以此解救其他受苦者；边沁，一个功利主义的自由主义者，则希望将其馈赠给股东；而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的欧文，则希望将其返还给劳动者本人。

然而，尽管他们之间的区别仅仅揭示出将来三者之间分裂的几乎不可察觉的信号，他们共同的错觉却暴露了他们对新生的市场经济中赤贫化问题的理解的根本错误。

比他们之间所有其他差异都重要得多的差异是，在他们各自所处的不同时期，穷人的数量发生了持续的增长：1696年，当贝勒斯写作时，济贫总费用大约40万英镑；到1818年罗伯特·欧文时代开始时，费用总数已接近800万英镑。

在这120年的时间里，人口大约增加了两倍，但济贫费用却增加了20倍。贫困化已成为一种征兆。但它的意涵仍只在人们的猜测之中。

第十章 政治经济学与社会的发现

当贫困的意义被揭示出来的时候，19世纪也即将到来。分水岭大致是在1780年左右。在亚当·斯密的巨著中，济贫尚未成为问题，仅在十几年之后，在汽森的《论济贫法》中，它就上升为一个广泛的议题，并且在其后的一个半世纪中从未从人们的头脑中消退过。

的确，从亚当·斯密到汤森，氛围的变化是惊人的。前者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这个时代是由国家的开创者托马斯·莫尔和马基雅维利（Machiavelli）、路德（Luther）和加尔文所开启的；后者属于19世纪，此时李嘉图和黑格尔从相反的角度发现了一个社会的存在，这个社会不是受国家法律支配的，而是恰恰相反，社会使国家服从它的法律。

必须承认，亚当·斯密把物质财富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加以探讨；他怀着巨大的现实意识去完成这一研究，这使得他成为一门新学科——经济学——的创始人。然而，财富对他来说仅仅是公共生活的一个方面，相对公共生活的目的而言财富只是从属性的；它是国家在历史的生存斗争中的附属品，并且不能与国家相分离。

在他看来，在决定国家财富的诸多条件中有一组取决于这个国家在整体上是处于上升、稳定还是衰落阶段；另一组则取决于安全保障的最高重要性以及势力均衡的需要；还有一组取决于政府决策支持的是城镇还是农村，是工业还是农业；所以，在他看来，只有在一种既定的政治框架内才有可能来阐述财富问题，这一政治框架指的是“人民所组成的巨大总体”的物质福利。

在他的著作中，并没有倾向认为是那些资本家的经济利益给社会制定了法则；没有倾向认为资本家是那个把经济世界作为一个独立的实体加以支配的那种神圣旨意的世俗代言人。对于他而言，经济领域还不曾有它自己那种能为我们提供善恶标准的法则。

斯密希望把国民财富看成是国民生活的一种功能，包括物质的和道德的；这就是为什么他的海军政策与克伦威尔（Cromwell）的海事法如此契合的原因，也是他关于人类社会的观念与约翰·洛克（John Locke）的自然权利体系相符合的原因。

在他看来，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社会有存在着一个可以提供道德法则和政治义务的经济领域。自利动机只是促成我们去做那些本质上也有利于他人的事，就象屠夫的自利原则将最后供应我们晚餐所需的肉食一样。

一种广泛的乐观主义占据着斯密的头脑，在他那里，统治着世界的经济部分的法则与统治着世界其他部分的法则一样，是与人的命运和谐一致的。

并没有无形之手试图以自利原则的名义强加给我们自相残杀的习俗。人的尊严是他作为一个道德存在者的尊严，他是作为家庭、国家和“人类的大社会”（the great Society of mantind）的公民秩序的一个成员。

理性和人性给计件工作设定了限制，竞争和营利也必须给前两者让路。自然的东西即是与人的精神原则相一致的东西，而自然秩序则是与那些原则相一致的秩序。

在财富问题上斯密有意识地排除了物理意义上的自然。……重农主义者的谬见被他用作一种警示；他们对农业的偏爱诱导他们将物理性质与人的自然本性相混淆，并且促使他们认为只有土地才是真正有创造力的。认为他会赞美重农主义，这是对斯密思想的最大误解。

政治经济学应该是一门关于人的科学；它应该涉及的是那些对人而言本是自然的是，而不是自然本身。

十年后出现的汤森的那篇长篇论文，讲述了一个山羊和狗的法则。……汤森写到，“两个物种中，首先是最弱者偿还自然之债；最活跃和强健者则保存了生命”。对此他又写到：“正是食物的数量控制着人口的数量”。

我们注意到，对资料进行的探究无法证实这个故事的真实性。……然而，范式并不取决于经验的支持。

缺乏考古的真实性对以下事实毫无损害：马尔萨斯和达尔文的灵感盖源于此——马尔萨斯从孔多塞（Condorcet）那里获悉这个故事，而达尔文对此事的了解则来源于马尔萨斯。

然而不管是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还是马尔萨斯的人口法则，都无法对现代社会施加任何重要的影响，假如没有下面这些格言在他们的理论中起作用的话（这些格言是汤森从他的山羊和狗推断出来并继而希望适用于济贫法改革的）：

“饥饿将驯服最凶猛的动物，它将教导最执拗的人正派和谦恭、恭顺和服从。一般地，只有饥饿才能激励并且驱策他们（穷人）去劳动；然而我们的法律却说他们绝不应该挨饿。

“必须承认，法律同样说过，应该迫使穷人们去工作。然而法律对穷人的这些约束伴随着许多纷争、暴力与不和谐；也制造着恶意，并且从未提供过良好的和可接受的服务；

“然而饥饿不仅是和平的、安静的、永不懈怠的压力，作为工业和劳动的最自然的动机它能唤起最强有力的努力；并且，当它被别人的自愿施舍所满足时，饥饿就会为善意和感激铺设持续和确定的基础。

“奴隶必须被强迫工作，但是应该让自由人保留他自己的判断和审慎；应该保护他自己全部的享受，不管是多还是少；一旦他侵犯周围人的财产，就要受到处罚。”

（好一曲“饥饿的颂歌”。——乖乖注）

这是政治科学的一个新起点。从动物性方面来探讨人类共同体，汤森绕开了本来被认为无法避开的、关于政府统治的基础的问题；并且由此将一个关于人类事务法则的全新概念引进来了，那就是自然法则。

……亚里士多德已经教导过我们，只有神或兽才能在社会之外生存，而人既非神亦非兽。基督教思想也认为在人和兽之间的差别是本质性的；任何有关生理学事实的探索都不能混淆于有关人类共同体精神根源的神学。在霍布斯看来，如果人对人像狼一样的话，那是因为超出社会范围的人表现出狼性，而不是因为人和狼在生物学有有任何共同的生物因素。

从根本上说，情况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还没有人构想出不认同法律和政府的存在的人的共同体。但是在胡安·费尔南德斯的岛上，即没有政府也没有法律；然而在山羊和狗之间却有平衡。……不需要政府去保持这种平衡；一方面是饥饿的折磨，另一方面是食物的缺乏，两者结合即重获平衡。

霍布斯已经论证过需要暴君，因为人看起来像野兽；汤森则坚持说人类实际上就是野兽，并且恰恰是由于这个原因，只需要最小的政府。

从这个新颖的观点看，一个自由社会可能被认为是由两种人组成：有产者和劳动者。后者的数量由食品数量限制；并且只要财产是安全的，饥饿将迫使他们工作。行政长官是不必要的，因为饥饿是一个比行政长官更好的惩戒者。

（自由主义者与保守主义者的争论之源居然来自这里，天雷滚滚呀！——乖乖注）

这个新基础非常好地适应了正在浮现的社会。自18世纪中期以来，国内市场已经发展起来；小麦的价格再也不是地方性的（local），而是地区性的（regional）；这预设了货币的普遍使用和货物的广泛市场化。市场价格与收入，包括地租与工资，都表现出可观的稳定性。……在这种奇特的新秩序下，尽管社会旧阶级的法律特权被取消了，并丧失了能力，但它们还继续或多或少地存在于以前的等级之中。尽管既没有法律强制劳动者为农场主服务，农场主也没有义务使地主保持丰足，但是劳动者和农场主的行为却显得似乎存在着这样的义务。

是什么法则注定了劳动者要服从一位他并没有法律义务要受其约束的主人？是什么力量把社会分成了各个阶级，仿佛他们是不同种类的人？在人类集体内部，是什么使平衡和秩序得以维持而不需要乞求政府干预，也不需要容忍政府干预？

山羊和狗的范例似乎提供了一个答案。人的生物本性在这里成为社会的既定基础，而这个社会的秩序并非政治性的。因此，目前开始出现的情况是，经济学家们放弃了亚当·斯密的人道主义基础，而去与汤森的那些基础相结合。马尔萨斯的人口规律和李嘉图的报酬递减定律，使得人口生育率和土地肥率成为一个新发现王国的基本组成要素。经济社会以截然不同的面貌在政治国家之外出现。

（亚当·斯密滴另一本巨著《道德情操论》亦因此而成为绝响，即使温总理拿来说了又说，也木有引起今天任何一位经济学家滴兴趣。——乖乖注）

这一让人的总体——一个复杂社会——凸显出来的证据在19世纪思想史中具有至高无上的重要性。由于这个正在浮现的社会其实就是市场体系，所以，人类社会现在就被置于一种危险之中，因为它的原有基础，即部分地由从前的政治机体所构造的道德世界，很可能被一种完全陌生的东西置换掉。显然，正是难以解决的贫困问题迫使马尔萨斯和李嘉图认可了汤森的自然主义的倒退。

（如同任何一段历史转型，现代社会滴进程也从“礼崩乐坏”拉开鸟序幕。——乖乖注）

……对于政治家和管理者来说，自由放任仅仅意味着用最小的代价和努力来达成对法律与秩序的保障。让市场去掌管穷人，一切都能相安无事。

只有在这一点上，作为理性主义者的边沁才与传统主义者伯克相一致。痛苦和快乐的算术要求，避免了一切可避免的痛苦。如果饥饿管用的话，也就不需要其他的惩罚。

“对于生存，法律能做什么？”对于该问题，边沁回答道，“坦白而言，什么也做不了。”贫困就是社会的自然选择（Nature surviving）；它的肉体惩罚就是饥饿。

……边沁相信贫困是繁荣的一部分。“在社会繁荣的最高阶段，”他说，“除了他们每日的劳动，大部分公民几乎没有可资利用的其他资源，因此总是徘徊在贫困边缘……”因而他建议“应该为穷人的需求建立常规的捐赠制度”，不过，就象他歉意地补充到的，这样“在理论上需求就会减少，从而使工业受到打击”，因为从功利主义观点出发，为了使饥饿的肉体惩罚有效，政府的任务就是增加需求。

让大多数公民濒临贫困是为繁荣的最高阶段所必然付出的代价，对于这一观点的接受伴随着非常不同的人类态度。……凡是读过《一世两国度（穷人与富人）》中有关亲密生活的感人描绘的人，都会相信，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是从山羊和狗的小岛上无意中获得其情感教育的。

（边沁）虽然身为《论高利贷》以及《政治经济学手册》的作者，但他是这门学科的外行，甚至没能提供功利主义或许本来可以为经济学提供的巨大贡献。即价值源于效用的发现。

对于边沁而言，自由放任仅仅意味着另一套社会动力机制。工业革命在智识上的主要动力是社会的而非技术的创新。自然科学对工程技术的决定性贡献直到整整一个世纪后才出现，而那时工业革命早就结束了。……从确切的意义上讲，自然科学获得的胜利仅仅是理论上的，它们无法与当时那些社会科学所取得的实际重要性相比。

正是后者，才为整个科学赢得了反对陈规和传统的威望，而且在我们这一代人看起来难以置信的是，自然科学的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它与人文学科的联系而取得的。

经济学的发现是一个令人震惊的启示，它极大地加速了社会的转型和市场体系的建立，而具有决定性作用的机器却都是没受过教育的技师发明的，他们中的一些人甚至没有读写能力。

因此对人类而言，应该将社会科学而不是自然科学作为征服自然力量的机械革命的智识上的父母，这才是公允和恰当的。

（文科生最伟大滴革命宣言。——乖乖注）

边沁本人确信他已经发现一门关于道德和法律的新的社会科学。它允许精确的计算，是借助联想主义心理学，根据效用原则而建立的。科学，恰恰 因为它开始在人类事务的范围内生效，因此在18世纪的英国不可避免地被视为一门基于经验知识的实际艺术。

这样一种实用态度的需要在当时的确是压倒一切的。由于不能得到统计数字，所以通常弄不清人口到底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也弄不清外贸平衡的趋势是什么，或者说人口中哪个阶级在剥削另一个阶级。像国家财富正在增加还是减少，穷人来自哪里，信贷、银行业的形势如何，或者利润是多少这些事情，往往只能靠猜测。

用经验而不是靠揣测或者靠古物收藏般的好奇和热情来对待事物，是“科学”这个词的首要含义；并且由于实际利益自然是极为重要的，故而怎样调节和组织好范围广泛、为数巨大的新现象，也成为科学必须为之提供建议的问题。

随着边沁的去世，这个时期大致就完结了。从19世纪40年代起，商业上的规划师仅仅是特定投机活动的促进者，不再是所谓相互依存、信任、风险等等普遍原则和其他商业的要素之新应用的发现者。

自此以后，商人们认为自己已经知道他们的活动应该采取什么形式；在建立一家银行之前，他们很少去研究货币的性质。如今，通常只有在怪人和骗子中间才能发现社会工程师，而且这些人往往被监狱的铁栏杆限制着自由。

（从牟其中到顾雏军，贵国滴社会工程师们下场也大抵如是。——乖乖注）

就从事常规生意的人而言，分析性的理念已经不受欢迎了。对社会的探索已经结束了，至少人们是这么认为的；在人类事务的版图上已没有空白留下来了。一个世纪以来，再也找不到一个具有边沁气质的人了。一旦工业生活的市场组织成为主导，所有其他制度领域都会从属于这种模式；能对社会进行人为设计的天才变得无家可归。

在我们着手考察马尔萨斯在1795年向戈德温提供的答案（随之，古典经济学真正开始了）之前，让我们记住时代背景。戈德温撰写《政治正义》是为了反对伯克的《对法国大革命的思考》（1790）。……那时英国和法国在交战，而法国大革命的恐怖使得“民主”一词与社会革命相等同。然而英国的民主运动……却仅仅局限于政治领域：劳动贫民的不满在其中得不到共鸣；

……地主阶级40年的苟延残喘是以牺牲普通人的活力为代价的。“当所有者阶级抱怨济贫费变得越来越沉重的时候，”芒图（Mantoux）说，“他们忽略了一个事实，即济贫费其实等于一张抵消革命的保险单，……所谓的‘济贫费’对那些雇主而言意味着节省，而对于不期望从公共慈善得到什么的勤奋工人则意味着损失。这样，利益之间的无情的相互作用已经把一部慈善法律变成了镣铐。”

我们承认，正是以这个镣铐为基础，关于工资与人口的新法则才建立起来。……我们现在必须转向这个新经济科学的基础。

汤森的自然主义无疑不是政治经济学这门新科学的唯一可能的基础。一个经济社会的存在体现在价格的规律性和依赖价格的收入的稳定性中；因此，经济法则最好直接基于价格。

自然，无论是李嘉图还是马尔萨斯都没能理解资本主义制度是如何运作的。直到《国富论》出版后的一个世纪，人们才清楚地意识到，在一个市场体系下生产要素共同参与了产品的生产，并且当产量增加时，生产要素的绝对份额一定上涨。

虽然亚当·斯密延续了洛克关于劳动价值起源的错误出发点，但他现实主义的直觉使他避免了一直错下去。因此虽然他在价格要素问题上存在着混乱的观点，但却恰当地坚持说，一个社会中如果其大多数成员是贫穷和痛苦的，那么它就不可能繁荣。然而，对我们来说是一个自明之理的，在他的时代却是自相矛盾的。

斯密自己的观念是，普遍富裕不可能不渗透到民众之中；不可能社会越来越富有而民众却越来越贫穷。令人遗憾的是，在随之而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事实似乎并没有为他作证。……事实本身是以相互矛盾的模式形成的，时至今日，我们甚至发现要阐明它们仍是困难的。难怪动植物繁殖必须被作为“解围者”（dues exmachina）引入这个科学体系，尽管这个体系的作者们声称要从人而不是从植物或动物的行为中演绎出生产和分配的法则。

让我们简短地探究一下这一事实的后果，看看经济理论的基础在斯品汉姆兰时期——一个表面上存在着竞争性市场经济，实质上却没有劳动力市场的资本主义时期——被奠定，究竟意味着什么。

首先，古典经济学家们的理论在本质上是混淆不清的。财富与价值的平行对应将最令人迷惑的虚假问题引入了李嘉图经济学的每一个部分。工资基金理论，作为斯密的一项遗产，是一个产生误解的丰富源泉。除了诸如关于地租、税收和对外贸易的一些特殊理论包含了深刻洞见之外，古典经济学理论其实是由一系列试图获得明确结论的无望尝试所组成的，希望以未明确定义的术语达到对价格行为、收入形成、生产过程、成本对价格的影响、利润水平、工资及利息的解释，而实际上这些主题中的绝大大多仍旧像从前一样模糊不清。

其次，在当时的情况下，达到别的结果是不可能的。没有任何一贯的理论能够解释那些事实，因为它们并不构成一个体系，事实上它们不过是社会机体对两个互不相交的制度自发反应的结果，这两个制度，一个是新生的市场经济，另一个是在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劳动——领域里父爱式的规制主义。

第三、古典经济学家所诉求的解决方案对于理解经济社会的性质产生了影响最为深远的后果。当统治着市场经济的法则被渐渐领会的时候，这些法则就被置于自然本身的权威之下了。

报酬递减率是一条关于植物生理学的法则。马尔萨斯式的人口律反映了人类的繁殖力和土地产出力之间的关系。在以上两者中，产生作用的都是自然的力量。

……本质上说，经济社会奠基于自然的严酷事实之上；如果人类不遵循统治着该社会的那些法则，这个残暴的刽子手将掐死这些短视者的后代。竞争性社会的法则就是丛林法则。

让人备受折磨的贫困问题的真正意涵此时已昭然若揭：支配着经济社会的法则并非属人的法则。亚当·斯密与汤森之间的嫌隙已扩展为鸿沟，标志着19世纪意识之诞生的二元对立出现了。

自此之后，自然主义的幽灵就一直萦绕在人的科学的左右，将社会重新整合进人类世界成为演进着的社会思想不懈追求的目标。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此方面——是一次本质上不成功的尝试，其失败之根源在于马克思太过执著于坚持李嘉图和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传统。

在李嘉图那里，理论本身包含了平抑严格自然主义的因素。这个贯穿他整个理论体系，并作为其价格理论之基础的因素就是劳动的原理。他完成了洛克与斯密开启的使经济价值人性化的过程；重农主义者归之于自然的，被李嘉图重新归属于人的名下。在一个大错特错的定理中他赋予劳动以构成价值之全部的能力，由此将经济社会中所有能够想象的连带（transactions），都化约为自由人所组成的社会中的公平交易原则。

（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即来源于此。——乖乖注）

在李嘉图体系本身之中，自然主义因素与人文主义因素就是并存的，它们都在争夺经济社会里的至高地位。这一情势的动力机制具有压倒性的力量。作为其结果，达成一个竞争性市场的动机获得了一种来自自然进程的不可抗拒的动力。因为自我调节的市场现在被视作自然的无情法则的产物，给市场松绑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必然。

……正是在这一点上，汤森、马尔萨斯和李嘉图，边沁与伯克是一致的。尽管他们在方法和观点上有着巨大差别，但在对政治经济学原则和反对斯品汉姆兰法令方面，他们是一致的。

使得经济自由主义变得不可抵抗的，正是这些完全对立立场之间的这种观点一致性；超级改革家边沁和超级传统主义者伯克所同样赞赏的东西似乎就成为自明之理了。

唯独一人理解了磨难的真正意涵，这可能是因为在那个时代最睿智的人中间，只有他一个人拥有关于工业的真知灼见，也只有他同时具有内在视野（inner vision）。在向工业社会的王国的挺进中，没有一个思想家比罗伯特·欧文走得更远。

他深刻地意识到了社会跟国家之间的区分；虽然他不象戈德温那样对国家抱有偏见，但是他把国家只看做它所能承担的角色：能够为了使共同体避免受伤害而进行有益的干涉，但一定不能承担起组织社会之责。

同样地，他并没有滋生出对机器的仇恨，他认识到了它的中立性。不管是国家的政治性机制，还是机器的技术性构造，都没能在他面前掩饰真正的现象：社会。

他拒绝从动物的角度来理解社会，拒斥马尔萨斯和李嘉图的此类谬论。他思想的支点在于他对基督教的摒弃，后者被他斥为“个体化”，或者说，基督教将责任系于个体自身的性格，并由此——对欧文而言——否定了社会的现实以及它对性格型塑的强大无比的形式化影响力。

（这是对马克斯·韦伯“基督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预先反驳，也是在当下各类思潮中一个极为新颖的观察角度。——乖乖注）

对“个体化”的攻击的真正意涵在于他坚持人类动机的社会起源：“个体化的人，以及基督教中所有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彼此之间分离得如此之远，以致于完全不可能在永恒中达到联合。”正是对社会的发现使欧文超越了基督教，并立足于基督教之外的基础。

他领悟到了这样一个真理，即由于社会是真实的，人们最终必须从属于社会。可以说，他的社会主义就是基于对人类意识的改革，这种改革将通过对社会实在的意识而实现。

欧文可能夸大了这些力量……这种想象力的流淌是天才的特权，没有这些天才，人类将因无法理解自身而不能存在。而更加重要的是，他指出了自由的无法动摇的边界（frontier），这个边界是由社会祛除罪恶的极限决定的。但欧文觉得，只有到了人们借助于新获得的力量完成社会转型的时候，他们才能以成熟的心态，而非幼稚的抱怨，来接受这个边界。

（“自由的边界”是一个重要的社会伦理概念！——乖乖注）

罗伯特·欧文在1817年描绘了西方人已经步入的进程，他的话其实总结了在接下来一个世纪里人们将要面对的问题。

他指出了，威力无比的影响将从制造业中产生，“若任其自然，制造业在全国范围内的普遍扩散将在这个国家的居民中创生出一种全新的性格；并且由于这种性格是基于一种完全不利于个体或者普遍幸福的原则而产生的，它将产生最可憎恶的持久罪恶，除非它的倾向能被立法干预和法律导向所平抑。”

将整个社会依照获利原则组织起来必然产生深远的影响。他从人类特征方面列举了这些后果。

新制度体系的最为显著的后果在于，它造成了定居人群的传统特征的毁灭，并将其转变为一种新类型的人，迁移着的，飘荡着的，缺少自尊和纪律的人——粗鲁麻木的存在，劳动者和资本家都是这种存在的代表。

他进一步概括说，由此产生的原则显然不利于个体与社会的幸福。沉重的罪恶将由此产生，除非市场制度的内在倾向能被立法所体现的有意识的社会引导所阻遏。

……从本质上说，他的观察对城镇和乡村劳动者都同样适用，那就是“他们被置于一种比制造业工厂引入之前要退化和悲惨许多倍的境地中，但是现在他们的勉强生存却依赖于这些工厂的成功。”

他在这里再一次地触及了问题的本质，强调的不是收入而是退化和悲惨。这种退化的首要原因，他再次正确地指出，就是生存本身被系于工厂。他抓住了事实：表面上看似不过是一个经济问题，本质上却是一个社会问题。

从经济上说工人当然被剥削了；他并没有在交换中得到他应该得到的。但尽管这很重要，却还不是全部。如果没有剥削，他可能在经济上比从前要好些。但对个体和全体幸福都不利的一条原则正在严重地破坏着他的社会环境、他的邻里关系、他在共同体中的地位以及他的行会组织；一句话，破坏着他从前的经济存在所嵌入其中的那些同自然和人的关系。

工业革命正在导致无比巨大的社会混乱。贫困化问题仅仅是这一事件的经济方面。欧文正确地宣布，除非通过立法干预和法律导向平抑这些毁灭性的力量，否则巨大和持久的罪恶将接踵而至。

不过这一次，欧文没有预见到，他所呼唤的社会保护运动将被证明与经济体系自身的运转无法兼容。

第二卷 自我保护的社会

第十一章 人、自然与生产组织

就近百年而言，现代社会由一种双向运动支配着：市场的不断扩张以及它所遭遇的反向运动（即把市场的扩张控制在某种确定方向上）。虽然这种反向运动对于保护社会是必不可少的，但归根到底，它是与市场的自我调节不相容的，因此，也是与市场体系本身不相容的。

市场体系快速地发展着，它吞没了空间和时间，并且通过创造银行货币，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推进动力。当它在1914年左右达到自己的极限时，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无论是现在居民还是尚未出生的后代，无论生理意义上的个人还是所谓公司这样的巨大虚构体，都被包含在这个体系内了。

一种自基督教产生以来从未有过的、声称拥有普遍性的生活方式已经在全球展开，只不过这一次是在纯粹的物质层面上。

与此同时，同步的反向运动也在进行中。它不只是社会面临面迁时的一般防御行为；更是对损害社会组织的那种混乱的反抗，并且，这种混乱将摧毁的正是市场所呼唤形成的生产组织。

罗伯特·欧文确实具有远见卓识：如果听任市场经济按照它的规律发展，必将产生巨大而持续的灾难。

生产是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如果这个过程是经由贸易和交换的自我调节机制所组织起来的，那么人和自然都必然会被纳入它的运行轨道；它们必将从属于供给和需求，也就是说，像为了出售而生产的商品一样被买卖。

这恰恰是市场体系下的组织方式。人以劳动力的形式，自然以土地的形式，可用于出售；劳动的使用可以用一种所谓“工资”的价格被普遍购买和出售。土地的使用可以根据所谓“租金”的价格转让。

劳动和土地都有市场，工资和租金的高低各自调节着它们的供给和需求；劳动和土地为出售而生产的这种虚构设置这到了始终一贯的坚持。因而，被投入到人与土地各种种样的组合之中的资本，可以根据不同部门的利润自动平衡的要求从一个生产部门向另一个生产部门流动。

然而，虽然可以用这种方式在理论上把生产组织起来，但这种商品化虚构（commodity fiction）却无视这样一个事实，即把土地和人口的命运交由市场安排就等于消灭了它们。

因此，反向运动坚持在生产、劳动和土地等发素方面对市场活动进行控制，这是干涉主义的主要作用。

生产组织也遭到来自同样方面的威胁。……因为在市场体系下，如果价格下降，生意就会受损；除非所有影响成本的因素都按比例下降，否则“各相关企业（going concern）”都会面临破产；可是，价格下降可能并不是由于成本的全面下降，而仅仅与金融系统的组织方式有关。实际上，就像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这是自我调节市场的事实。

（这是周期性经济危机内生于市场体系的本质原因：金融系统所控制的价格涨落与企业的实际经营错位。——乖乖注）

原则上，购买力是由市场自身活动提供和管理的；当我们说货币是商品时，我们的意思也就是如此：它是市场上的一种物品，其数量被对它的供求所控制，只不过这种物品碰巧被用来承担货币的功能——这就是众所周知的经典货币理论。

（法偿货币时代之前，所有货币都适用于这一经典理论。——乖乖注）

根据这一学说，货币只是一种更经常地被用于交易的商品的另一个名称，因此，获取它主要是为了便利交易。无论是兽皮、公牛、贝壳还是黄金被用于这个目的，都没有关系；作为货币而发挥作用的那些东西之价值的确定，似乎只是依赖于它们在营养、衣着、装饰或其他方面的用途。

如果黄金碰巧作为货币，它的价值、数量和流通方式都将被适用于其他商品的同一法则所支配。……关键的一点是，用作货币的物品与其他商品并没有什么不同，它们的供给和需求之受市场支配就象其他商品一样；因此，所有赋予货币以任何其他性质——即超过用作间接交易手段的商品的性质——的观点本质上都是荒谬的。

（商品货币时代，货币没有交易中介之外的其他任何特殊“货币属性”。——乖乖注）

同样道理，如果黄金被用作货币，那么银行钞票，如果存在的话，就必须代表黄金。正是根据这样一个看法，李嘉图学派才希望通过英格兰银行组织通货供应。确实，无法想象会有其他方法能够阻止货币系统被国家“干扰”，从而保护市场的自我调节。

（金本位时代的钞票，实际上是“黄金欠条”，市场通货仍是黄金本身。——乖乖注）

因此对商业而言，情势跟社会的自然本质和人文本质所遇到的一样，自我调节的市场对于它们都是一种威胁，而且威胁的原因也是一样的。

如果说工厂立法和社会立法被要求用来保护产业工人不受有关劳动力的商品化虚构的危害；如果说土地法规和农业关税的创立是用来保护自然资源和乡村文化，使它们免于商品化虚构；那么同样的，中央银行和对货币体系的管理也是需要的，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制造业和其他生产企业的安全，防止其卷入货币的商品化虚构所造成的灾难。

（从这个意义而言，基于中央银行的货币管理体系，正是对“货币自由主义”的反向调控。而货币自由主义所造成的灾难，从郁金香泡沫以来，每隔数十年便发作一次，比特币不知会不会是下一次泡沫之源！——乖乖注）

足够悖谬的是，不仅是人类和自然资源，而且资本主义生产组织自身都不得不躲避自我调节的市场的破坏作用。

让我们回到我们所说的双向运动上来吧。它可以体现为依据社会中两种组织原则的行动，它们各自设定有自己独特的制度化目标，各有明确的社会力量的支持，各有特殊的运作方法。

一种是经济自由主义原则，目标是自我调节市场的确立，它依仗贸易阶级的支持，主要运用不干涉主义和自由贸易作为手段。

另一种是社会保护原则，目标是对人和自然以及生产组织的保护；依仗直接受到市场有害行动影响的群体——主要是，但不仅仅是工人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各种各样的支持；它运用保护性立法、限制性的社团和其他干涉手段作为自己的运作手段。

对阶级的强调是重要的。土地所有者阶级、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对社会所提供的服务构成了整个19世纪的社会历史。……中产阶级是新生阶级的抬轿人，他们的商业利益，总的来看，是与关于生产和就业的普遍利益相一致的，如果生意繁荣，就会有就业机会，物主也有了租金。如果市场在扩张，投资就会变得自由而无困难；如果贸易团体对外竞争成功，通货就是安全的。

另一方面，商业阶级却没有对危机的感知能力，这种危机来自对工人体力的剥削，对家庭生活的破坏，对邻里关系的破坏，滥伐植被，污染河流，败坏行业规范，损害社会风气，使包括居住环境和艺术在内的生存状态以及不影响利润的无数私人和公共生活方式普遍堕落。

中产阶级通过发展一种几乎神圣的信念——利润的普遍有益性——来发挥他们的作用，尽管这种信念使他们无法成为那些至关重要的利益的看护人——这些利益对美好生活的获得而言，与推进生产一样重要。

（中产阶级并非当下某些推祟者所形容的那么完美。相比之下，远不如“公民”这个概念所包含的价值。——乖乖注）

正是在这里，另外一些阶级的机会出现了，这些阶级并不从事那种运用昂贵的、复杂的或特殊的机器来进行生产的活动。

（自由职业者或手工作坊手艺人，俺滴理想，呵呵。——乖乖注）

大体来说，维护国家军事实力——它继续有赖于人口和土地——的任务落在了土地贵族和农民的肩上，同时，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劳工阶级成为眼下已变得无所归依的人类公共利益（the common human interest）的代表。

但是时不时地，每一个社会阶级所代表的利益都会比它自身的利益更广泛，即使只是无意识地如此。

在19世纪之交——此时普选权已被相关广泛地运用——工人阶级在国家中是一个很有影响的因素；另一方面——商人阶级——他们对立法权的控制不再是毫无挑战的了——开始意识到他们在工业领域的领导权包含着政治力量。

（贵国滴商业领袖正在这一代人中诞生。——乖乖注）

在市场系统的持续运作还没有产生更大的压力和张力之前，这种影响力和权力的特定分布并没有引起任何麻烦；然而，由于内在固有的原因，这种情况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随着社会各阶级之间紧张关系的发展，社会自身遭受到来自如下方面的危害：竞争性的党派使政府与商业、国家与工业分别成为它们各自的据点。政治和经济，作为社会的两个至关重要的功能，被作为争夺局部利益的武器而利用甚至滥用。20世纪出现的法西斯主义正是源自这种危险的僵局。

（似乎许多人已经忘了，政党政治只是人类数千年政治历史中短短的一页，而且充溢着血腥与灾难。——乖乖注）

我们打算从两个角度来概括塑造了19世纪社会历史的那场运动。首先是经济自由主义原则与社会保护措施之间那导致了深入骨髓的社会紧张的冲突；另一方面则是阶级之间的斗争，这种斗争与上述第一个方面纠缠在一起，结果把危机变成了大灾难。

第十二章 自由主义信条的诞生

经济自由主义乃是一个社会致力于创建市场体系时的组织原则。尽管诞生之初它只是一种对于非官僚主义的方法的偏爱，但渐渐地它演化为一种真正的信仰，认为人可以通过自我调节的市场实现世俗性的拯救。

这种狂热源自它发现自己承担的任务突然加重了：需要应对无辜民众所遭受的深重苦难，以及在建立新秩序时所引起的广泛而连锁的变迁。只有在对应一个充分发展的市场经济的需要时，自由主义信条才显示出它那福音般的热情。

如人们常做的那样将自由放任（laissez-faire）的政策提前到18世纪中叶——当时这一口号首次在法国出现——是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可以肯定地说直到此后两代人之后，经济自由主义才不再仅仅是间歇性的趋势。

直到19世纪20年代，它才代表三条古典原则（tenet）：劳动力应由市场决定自己的价格；货币的发行（creation）应受一种自动机制的支配；货物应在国与国之间自由流通而不受阻碍或保护：简而言之，即劳动力市场、金本位制度和自由贸易。

直到1830年代，经济自由主义才爆发出十字军般的热情，而自由放任则变成一种好战的信条。

生产者阶级迫切要求修改济贫法，因为它阻止了依靠劳动成果获得收入的工人阶级的兴起。创建一个自由劳动市场所隐含的意义，以及进步的受害者们所承受的苦难的程度至此已显现出来。相应地，在1830年代早期，人们的心态也显现了剧烈的变化。……在1832年中产阶级取得了政治胜利后，济贫法修正案就以最极端的形式获得颁布，并立即生效而没有任何过渡期。自由放任已被催化为一种毫不妥协的残暴行为的动力。

将经济自由主义从一种学术兴趣升级为无限的行为主义，同样发生在工业组织的另外两个领域：通货与贸易。在这两个领域，自由放任增强为一种狂热的信条，尤其当极端的解决方案之外的其他措施都变得明显无效时。

生活开支的普遍上升使得英国人民首次意识到了通货问题。1790年到1815年间物价翻了一倍。实际工资下降，商业也由于汇率暴跌而受打击。然而直到1825年经济恐慌时，健全通货才成为经济自由主义的一个原则，也就是说，只有当李嘉图原则已深深铭刻在政客和商人头脑里的时候，这一“本位（standard）”才被维持住，即使以造成巨大的金融损失为代价。

这就是金本位自动导向机制不可动摇的信念的开端，没有它的话，市场体系就不可能运转。

国际自由贸易其实就是一种信仰。它的含意相当奢侈夸张。它意味着英格兰的食物供给需要依靠海外来源；必要时需牺牲本国农业而进入一种新形式的生活，在这种生活下，英格兰将成为模糊构想出来的未来世界统一体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一个全球性的共同体必须是和平的，否则，大不列颠帝国就会运用海军使其变得安全；而且英格兰民族将在对自己高超的创造力和生产力的坚信中面对持续不断的工业混乱。

然而，人们也相信只有全世界的粮食都可以自由地流向英国，它的工厂才可以在全世界廉价出售自己的产品。再者，决心所需的策略是由完全接受（这种状态）所带来的问题的规模和风险的广度所决定的。但是只要不完全接受（这种状态），就会招致毁灭。

自由放任这一教条拥有数个乌托邦式的思想源泉，如果把这些本源分开来看，就很难完全理解他们。三个信条——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自动调节的金本位制和国际自由贸易——合为一个整体。为实现其中任何一个单一因素而作出牺牲是无用的，除非这种牺牲也能同时保证其他两个因素的安全。

三个要素，要么全有，要么全无。

例如，任何人都可以看到金本位制隐含着致命的通货紧缩的危险，在恐慌时甚至可能造成毁灭性的通货紧缩。

因此制造商只有在确定一个有利可图的价格并且产量会持续增长时，才会坚持支撑其企业（也就是说，只有在工资至少与一般价格水平同比例下降时，对不断扩张的世界市场的开发才能得以实现）。所以1846年的反谷物法（the Anti-Corn Law Bill）是1844年皮尔银行法（Peel’s Bank Act）的必然结果，这两者都假定自1834年济贫法修正案实施以来劳工阶级在饥饿的威胁下拼命工作，因而工资由谷物价格所调节。这三大法案构成一个连贯一致的整体。

现在可以看一眼经济自由主义横扫全球的态势了。只有世界范围的自我调节的市场才能确保这一巨大机制的运作。除非劳动力价格由可获得的最低粮食价格所决定，否则就无法保证那些不受保护的工业不会屈从于自愿被接受的监工——黄金——的掌控。

（如果工资失去控制与物价通胀不同步，那么资本而不是管理者将成为企业真正的主人。——乖乖注）

19世纪市场体系的扩张与国际自由贸易、竞争性劳动力市场和金本位制的同时散布是同义的（syonoymous），它们同属一体。难怪一旦这一冒险事业的危险变得显而易见时，经济自由主义就转变成为一种世俗宗教。

自由放任决不是自然产生的；若仅凭事物自然发展，自由市场体系永远不会形成。正如棉纺制造业——当时主要的自由贸易产业——是在保护性关税、出口津贴和间接工资补助的帮助下才建立起来的一样，自由放任本身也是由国家强制推行的。

19世纪三四十年代不仅出现了各种立法以废除种种限制性的管制，而且国家行政功能也大大增强，国家此时已拥有了集权的科层制度来实现自由主义信徒们所提出的任务。

对典型的功利主义者而言，经济自由主义是一种社会计划，应该用于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自由放任不是一种实现某一目的的手段，它是有待实现的目的本身。

确实，除了能废除一些有害的管制方面，立法不能直接做任何事情。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什么也不能做，尤其在间接方面。相反，功利主义的自由主义者认为政府应该是实现最大幸福的名副其实的代理人。

关于物质生活的福利，边沁认为，立法的影响与“警察牧师（minister of the police）”无意识的贡献相比是“一样的微不足道”。在经济成功所需要的三个要素——意向（inclination）、知识和权力——中，私人拥有的只是意向。而知识和权力，边沁教导说，由政府掌管运用比私人掌握来得更为廉价。

收集统计资料信息、培育科学和实验以及提供各种手段以促成治理任务的最终实现，都是政府行政人员的任务。边沁式的自由主义意味着用行政机构的行动来代替国会行动。

……“成为1832年之后那个时期特征的立法活动的纯后果——尽管在强度上有所不同——在于零零碎碎一步步构建了一架极其复杂的行政机器，这架机器一如现代工厂一样，面对新的环境条件经常需要修理、更新、重建和调整。”

这种行政机构的成长反映出功利主义的精神。边沁那传说中的圆形监狱，他的非常个人化的乌托邦，是一种星形建筑，监狱长可以从该建筑的中心对最多的囚犯实行最有效的监管，而且只需花费最少的公款。

同样的，在这样的功利主义国家中，他最喜爱的“可监督”原则确保位居上层的长官应该对所有的地方行政实现有效的控制。

（功利主义的自由主义者最喜欢的国家结构是“圆形监狱”。——乖乖注）

通往自由市场之路的打开和保持畅通，有赖于持续的、由中央组织调控的干预主义的巨大增长。要使亚当·斯密的“简单而自然的自由主义”与人类社会的需要相协调是一项最为复杂的事务。

无数圈地法案条款的复杂性……涉及大量官僚控制；……然而所有这些政府干预的重点都是为了将一些简单的自由有机组织起来——诸如土地、劳动力或市政管理的自由。

与人们预期相反的是，恰如省力机器的发明没有减少而实际上增加了人力的使用一样，自由市场的引入远远没有消除对控制、规制和干预的需要，反而大大扩张了它们的范围。

（当“简单的自由”被纳入一个日益扩大和复杂的组织系统时，这种自由本身就变成了一种需要严格管理和精致维护的奢侈品。——乖乖注）

行政官员必须总是保持警觉以确保这个系统的自由运转。因此，即使是那些最热切地希望免除国家所不必承担之任务的人，即那些以限制政府活动为其哲学的人，也不得不赋予同一个国家以新的权力、机构和手段，以求建立自由放任制度。

有比这更矛盾的另一个现象。尽管自由放任经济是有计划的政府行为的产物，但随后对自由放任的限制却是自发开始的。自由放任是有计划的，而计划（planning）却不是。

论断的后半部分首先是由一位杰出的自由主义者戴西（Dicey）提出来讨论的，他以探究“反自由放任”——或者用他的说法，英国公共舆论中的“集体主义”倾向——的起源为已任。

他惊讶地发现，除了立法行为本身之外，没有证据表明存在这样一种倾向。更确切地说，没有证据能表明公众观点中的“集体主义倾向”先于那些似乎代表了这样一种倾向的立法而存在。

他的颇具穿透性的研究结果是，在那些直接导致了1870年和1880年代的限制性立法的人们身上，并不存在任何扩展国家功能或者限制个人自由的蓄意倾向。

1860年之后半个世纪里展开的反向运动，那矛头直指自我调节市场的立法，原来是自发的、事先没有观点指导的，它的实践源自一种纯粹的实用主义精神。

经济自由主义者必然强烈反对这一观点。他们的全部社会哲学体系于自由放任乃一自然进程，后续的反自由放任立法是反自由主义者之有目的的行动的结果。这样说毫不过分，即对双向运动所作的两个相互排斥的解释，触及了当今自由主义立场代表的是真理还是谬误的问题。

像斯宾塞和萨姆纳（Sumner）、米塞斯和李普曼（Lippmann）这样的自由主义作者，对双向运动所作的说明在实质上与我们的很相似，但他们却用完全不同的说法来解释。

在我们看来，自我调节市场的概念是乌托邦，它的推进被社会现实的自我保护所阻止；而在他们看来，所有的保护主义都是由于不耐心、贪欲和短视所造成的错误，若没有这些保护主义，市场将自行解决困难。

这两个观点哪个正确，也许是近来社会历史上最为重要的问题，它所涉及的，不亚于决定要不要以经济自由主义者的信条作为社会的基本组织原则。

（好吧，搞鸟大半本书后，作者终于发出鸟“反经济自由主义”滴明确宣言，那个时代滴人真有耐心！——乖乖注）

毋庸置疑，将来回顾起来，我们的时代将因为见证了自我调节市场的终结而著称。1920年代见证了经济自由主义声望的巅峰。数亿人尝到了通货膨胀灾难的滋味，所有的社会阶级，甚至整个国家都被剥夺一空。

通货的稳定成为各国人民和政府的政治思考的焦点了；金本位制的恢复成为经济领域中一切有组织努力的至高目标。

外债的偿还和向稳健通货的回归被当作判断政治理性的试金石；为了恢复货币的完整性，任何个人苦难或对主权的破坏都被认为是值得的牺牲。

通货紧缩造成大量失业者及其贫困潦倒，公务员被解雇时也领不到遣散费而一无所有；甚至放弃国家权利、牺牲宪法保障的自由也被视为履行稳健预算和稳健通货——这些是经济自由主义的先决条件——的要求而应付出的代价。

30年代见证了20年代的绝对措施所带来的问题。在通过几年努力而达到通货重建和预算平衡之后，两个最强有力的国家，大不列颠与美利坚合众国，发现自己陷入了困境，并因此放弃了金本位，开始自我掌控通货。

（法偿货币时代的到来。——乖乖注）

它们大规模地拒付国际债务，经济自由主义信条被最富有和最受尊敬的两个国家所抛弃。到30年代中期，法国和其他一些仍然坚持金本位制的国家实际上是被英国和美国强迫放弃金本位制，尽管在不久以前，这两个国家还是自由主义信条的忠实卫士。

（随着组织变革和工业革命所带来的产能规模急剧提升，社会生产力越强大的国家，实际上越早面对金本位体系下的通缩之害。——乖乖注）

40年代经济自由主义信条经历了更严重的失败。尽管英国和美国背弃了正统的货币主义，但在工业和商业这些经济生活的一般组织上，它们仍保留着自由主义的原则与方式。

事后证明，这是加速战争与阻碍防备的一个因素，因为经济自由主义制造并强化了专制必将导致经济崩溃的幻象。

正是这样一个信条，使得民主政府最晚才理解到被管理的通货与被指导的贸易意味着什么，即使在它们碰巧迫于环境而不得不自己采取这些措施时，情况也是如此；

同时，经济自由主义的遗产也阻碍了这些国家以平衡预算和稳定汇率的名义及时重整军备，因为这被认为是战时唯一能够提供经济力量的基础。

在大不列颠，有关预算和通货的正统教条导致政府死守传统战备原则，即使事实上国家已面临总体性战争，这种原则仍然只要求对国家担负非常有限的责任；在美利坚合众国，既得利益者——例如，石油工业和铝工业——将自己保护于自由商业的禁忌之后，成功地抵制了为应付工业紧急状况所作的准备工作。

如果不是经济自由主义者对自身错误顽固而狂热的坚持，各国的领袖们和自由世界的大众本来可以更好地装备自己以应付时代的磨难，甚至可能避免这场劫难。

（经济自由主义信条下的小政府理念，使其无法进行充分的战争动员和战争准备。——乖乖注）

遍及整个文明世界的关于社会之组织的俗世信条并未因十年中的那些事件而被驱逐。不管是在英国还是在美国，数以百万计的商业单位依靠自由放任原则生存。它在一个领域内令人触目的失败并没有破坏它在总体领域内的权威。

实际上，它的部份失色反而可能使对它的信念更加不可动摇，因为这使保卫者们能够争论说正是对它的原则的不彻底的应用，才导致了与它有关的每一个困境。

实际上，这正是经济自由主义的最后一个托词。它的辩护者正在以无穷多变的方式重复着：要不是有其批评者所鼓吹的那些政策，自由主义早就带来了那些好处；不是竞争体系和自我调节的市场，而是那些对竞争体系的干扰和对市场的干涉，才应该对我们的病况负责。

经济自由主义的这种论调不仅在近来无数对经济自由的侵犯行为中，而且也在以下的无可置疑的事实中找到了证据：将自我调节的市场体系扩展开去的运动，在19世纪后半期遭遇了旨在阻止这个经济自由运转的持续不断的反向运动。

于是经济自由主义者得以陈述一个事实，这个事实把现在与过去联结成一个一贯整体。谁能否认政府对商业活动的干预会损害人们的信心？谁又能否认如果不是法律规定提供失业救济保障，失业人数就会少一些？私人企业难道没有被公共工厂的竞争所伤害吗？赤字财政难道没有危及私人投资吗？父爱主义难道没有阻碍商业动力吗？这些情况在当下属实，当然也会在过去发挥作用。

（好象今天贵国滴情形也符合于这种陈述呀。——乖乖注）

……所有罪恶的根源，自由主义者坚信，正是从19世纪的第三个25年开始的，各种社会的、国家的、垄断的保护主义学说对就业、贸易和通货自由的干涉；要不是工会和劳工党与垄断厂商及农业既得利益者的不光彩的联盟，要不是它们短视的贪婪联合起来粉碎了经济自由，今天的世界早已享受着几乎能自动生产物质财富的体系所带来的成果。

自由主义的领袖们从不倦于重复，19世纪的悲剧源自人类无能坚守早期自由主义者的信念；我们先人慷慨的首创精神被民族主义的激情和阶级斗争、既利利益者和垄断者所毁坏，而这种毁坏之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工人们对无限制的经济自由之于全人类利益（包括他们自己的利益）的最终有益性盲目无知。

他们宣称说，大量智识上和道德上进步的可能性被大众在智识上和道德上的缺陷所粉碎了；启蒙精神所取得的成就被自私的力量化为了乌有。简而言之，这就是经济自由主义者的辩护。除非这一点被驳倒，否则他仍会在论争中喋喋不休。

让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到这个问题上。大家都同意旨在扩张市场体系的自由主义运动，遭遇到了一场旨在限制这种扩张的保护性的反向运动；实际上，这样一个假设潜在于我们的双向运动主题之中。

但在我们断定自我调节的市场体系概念本身固有的荒谬性将要最终毁灭社会的同时，自由主义者则指控诸多保护社会的因素破坏了一种伟大的创造性。

由于无法找到人们联合一致来阻遏自由主义运动的任何证据，所以只好说他们进行的是隐秘的行动，而这个假设是无法实际验证的。这就是反自由主义阴谋的神话，这种神话尽管形态各异，但都是对1870和1880年代那些事件的所有自由主义解释中普遍存在的。

国家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兴起被不约而同地看做使形势发生改变的首要力量，制造商协会和垄断者、农业利益和工会都被视为恶棍流氓。……在它最为粗糙的说法中，它将自己化约为对政治民主的一种攻击，政治民主被当作干涉主义的主要源泉。

事实决定性地否定了自由主义的论点。反自由主义阴谋完全是一种虚构。“集体主义的”反向运动所表现出来的多种多样的形式，并不是由人们偏好社会主义或民族主义的共同利益造成的，而是完全由受到扩张着的市场机制影响的广阔得多的根本性社会利益所造成的。

这样才能解释为什么这一机制的扩张所导致的反向行动几乎无所不在，而且绝大部分都具有务实性的特征。思想潮流在这个过程中没有扮演任何角色；相应地，自由主义者所持有的这种偏见——在反自由主义运动背后有一种意识形态——其实并不存在。……这一点可以从好几个方面得到证明。

首先，行动所针对事项的多样性让人眩目。仅仅这一点就足以排除联合行动的可能性。

其次，从自由主义解决方案向“集体主义”解决方案的转变有时就发生在一夜之间；

第三，通过对政治和意识形态背景差异悬殊的许多国家的比较，可以发现间接的、但最为有力的证据。……这样，在最为多种多样的口号之下，在差异悬殊的动机之下，许多不同的政党和社会阶层将几乎完全相同的措施在一系列国家付诸实施，应对大量的复杂问题。……所有证据都倾向于支持另一种观点：具有紧迫性的客观原因迫使立法者不得不如此。

第四、一项意义重大的事实是，在诸多不同的时代，在一系列具有重大理论和现实意义的明确例子里，经济自由主义者自己主张对契约自由和自由放任施加限制。

从理论上讲，自由放任或者契约自由意味着工人拥有既可以以个人的方式，也可以以联合的方式保守其劳动力的自由，它也意味着商人们有不顾消费者的意愿联合起来决定销售价格的自由权利。

但在实际中，这样的自由与自发调节的市场制度是相冲突的，并且在这样一种冲突中，自发调节的市场不可避免地拥有优先性。

换言之，如果自发调节市场的需要被证明与自由放任的原则不能兼容，经济自由主义者就会转而反对自由放任并倾向于——像任何反自由主义者都会做的那样——所谓的集体主义的规制和限制措施。

碰巧，这也有助于我们澄清“干预主义”一词的真正意涵，经济自由主义者喜欢用这个词来指称他们政策的对立面，但这么做仅仅暴露了他们的思想混乱。干预主义的反面是自由放任，并且正如我们刚才已经看到的那样，经济自由主义并不能等同于自由放任（尽管在通常的用法里将它们互换使用是无害的）。

严格说来，经济自由主义是一种社会的组织原则，在其中，工业是基于自发调节的市场制度而组织起来的。

确实，一旦这样一个体系大致建立起来，所需要的某种类型的干预就减少了。但是，还远远不能说市场体系与干预是两个相互排斥的术语。因为只要这个体系尚未建立起来，经济自由主义者必须也愿意毫不犹豫地引入国家干预使之得以建立，而一旦建立起来，又会用同样的手段使之得以维持。……经济自由主义者唯一可以坚持一贯的原则，只是自发调节的市场的原则，不论它是否包括了干预成分。

我们发现，我们自己对双向运动的解释是更符合事实的。因为如果像我们所坚持的那样，市场经济确实是对社会组织中的人性因素和自然因素的威胁，那么除了预期各类人群被激发起来要求某种保护之外，我们还可能预期什么呢？这正是我们所发现的。

同样可以预期的是，这种寻求保护的行动并不以任何理论上和智识上的前见为先导，也与他们对作为市场经济之基础的那些原则的态度无关。……

因此，关于对双重运动的两种相互竞争的解释——竞争的一方是经济自由主义者，他主张自由的政策从来没有机会完全付诸实践，而是被短视的工联主义者、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贪婪的制造商和反动的地主所扭曲；另一方则是他的批判者，认为自19世纪下半叶以来普遍发生的针对市场经济扩张的“集体主义”反抗，是自我调节的市场的乌托邦原则所固有的社会危害性的铁证——哪个更为正确，历史的证据已经给了我们答案。

第十三章  自由主义信条的诞生（续）：阶级利益与社会变迁

在19世纪政策的真实基础被揭示之前，自由主义关于集体主义阴谋的神话必须被彻底驱散。这个神话认为，保护主义仅仅只是平均地权论者、制造商和工会成员的邪恶利益的产物，它们的自私自利破坏了市场的自我运行。

马克思主义政党以另一种形式表达了同样片面的观点，尽管其政治倾向与前者相反。（马克思关注社会总体和人的非经济本质的基本哲学与这里讨论的问题无关。）马克思自己延续李嘉图的做法，从经济角度定义阶级，而且无可置疑地，经济剥削是资产阶级时代的一大特征。

在通俗马克思主义那里，这导致了一种粗糙的关于社会发展的阶级理论。寻求市场和势力范围的压力被归结为少数几个金融家的获利动机。帝国主义被解释成一种资本家的阴谋：为了大资本的利益而引诱国家发动战争。战争的发动被归因为这些利益与军火工业的联合，它们奇迹般地获得了权能并使整个民族陷入违背其根本利益的致命政策之中。

实际上，自由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在下述问题上都是一致的：保护主义运动来自部门利益的推动；农业保护关税是反动地主政治推动的结果；垄断企业的增长源自工业巨头对利润的饥渴；挑起战争是商业欲望失控的结果。

经济自由主义的看法就这样得到了一种狭隘阶级理论的强力支持。尽管各自采取的阶级立场相互对立，但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者的命题假设是相同的。他们把他们的如下论断维护得天衣无缝：19世纪的保护主义是阶级行动的产物，这样一种行动所维护的首先是相关阶级的成员的利益。

两者几乎全都阻碍了对市场社会的整体认识，也阻碍了对这个社会中保护主义功能的认识。

实际上，阶级利益对社会中长期运动所能提供的解释力是非常有限的。……在一个明确的社会结构给定的情况下，阶级理论能很好地发挥作用；但假如社会结构本身在经历变迁的话，情况会怎样呢？一个不再具备功能的阶级可能会解体，并在一夜之间被一个或数个阶级所取代。同样，不同阶级在一场斗争中胜出的机会取决于它们在本阶级之外赢得支持的能力，而这又取决于他们能否代表其他阶级利益，是否有能力实现这些利益。

面对这样一种总体性情况，如果我们想要了解各阶级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就必须把这些局部利益放在社会整体状况中加以考虑。

阶级利益在社会变迁中扮演的角色不可或缺，这是自然而然的。因为任何影响广泛的变迁必然会以不同的方式影响到共同体的不同部分，即使没有其他因素作用，地理位置和经济文化条件的差异也足以造成这种区别。

由此，局部利益乃是推动社会与政治变迁的自然的车轮。不管变迁的根源是贸易还是战争，是重大发明还是自然条件的改变，此时社会的不同部门会采取不同的适应方式（包括强制方式），并调节他们自身利益以适应他们试图领导的其他群体；由此，只有当我们能够把导致变迁的那个或那几个群体指出来时，我们才能解释这个变迁发生的原因。

然而最终的动因是由外在力量决定的，仅仅在涉及变迁的机制时才依赖于内在的力量。“挑战”是针对社会整体的，“应战”才是来自团体、部门和阶级的。

（社会人类学分析中的“挑战——应战”模式的源头。——乖乖注）

所以说，单单阶级利益并不足以提供对社会长期进程的满意解释。

其次，认为阶级利益的本质是经济性的——这样一种教条也完全是错误的。尽管人类社会自然要受到经济因素的限制，人类个体的动机却只有在例外的情况下才由物质满足的需要所决定。

纯粹的经济事务，诸如那些与需求满足相关的东西，它们与阶级行动的相关性远远无法与诸如社会承认这样的问题相比。……一个阶级的利益最直接地是指身份（standing）和等级（rank）、地位和安全，也就是说，它们首先是社会性的而不是经济性的。

1870年之后，那些断断续续参加保护主义普遍运动的阶级和群体，这么做主要不是由于他们的经济利益所系。……这些措施仅仅是对工业文明的某些需要的反应，因为这些需要是市场手段无法应对的。

实际上，这一点对于所有与健康和居住以及公共环境和图书馆、生产条件和社会保险等有关的立法都是适用的。它对公共设施、教育、交通和无数其他事项也同样适用。

（市场的“自我调节”体系在公共事务方面是失灵的。——乖乖注）

一旦我们去除了困扰，不再错误地认为是局部而不是普遍的利益在起作用，不再抱有类似的偏见，即认为人类群体的利益就是他们的金钱收入，这时保护主义运动的广泛性和全面性就不再神秘莫知了。

尽管金钱利益必然由那些既得利益者来表达，但其他方面的利益则有更为广泛的支持者。

……一种对利益太过褊狭的理解必然会在实际上导致对社会和政治历史的狭窄理解，将利益单纯定义成金钱利益并不能解释那种对保护的生死攸关的需要，对这种需要的代表一般而言落在那些掌管共同体普遍利益的人们身上——在现代条件下，就是政府当局。

恰恰是因为整个人民中纵横交错的局部利益——不是经济性的而是社会性的利益——被市场所威胁，属于不同经济阶层的人们才会不自觉地合力应对这一危险。

于是，市场的扩张既受阶级力量的推动，也被它阻碍。……如果说工业阶级、制造业主阶级以及资产阶级的兴起是由于它们在扩张运动中处于领导地位的结果，那么对这一扩张运动的防卫则落到了传统的地主阶级和新生的工人阶级的身上。

地主阶级自然不惜代价地想寻找一种能够维持过去传统的解决方案，但工人阶级的做法与之不同，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想超越市场社会的限制，并从未来那里找到解决方案。

这并不意味着可能的行动选择在于要么回到封建时代，要么宣布社会主义的到来；但它确实指示出平均地权论者和城市工人阶级力量寻求解决燃眉之急的完全不同的方向。

如果市场经济崩溃了，如同每个重大危机所威胁人们的那样，地主阶级可能试图回到父权主义的军事或封建统治中去，而工厂工人则希望建立一个合作性的劳动共同体。

在一个危机中，“反应”可能指向相互排斥的解决方案。

所有这些都警告我们在解释历史时不要过分依赖特定阶级的经济利益。这种研究路径的隐含前提是那些阶级是确定不变的，而在某种意义上这样的阶级只有在金刚不坏的（indestructible）社会中才有可能存在。

这种假设不能包括历史的那些关键阶段，即一个文明毁灭了，或者正在经历一场转变，一般而言此时新的阶级正在形成，有时是在非常短的时间之内形成，而且是在旧阶级的废墟上，甚至是在外来因素——例如，外国冒险家或者流浪者——的基础上形成。

经常性地，在一个历史的节骨眼儿上，新阶级应呼唤而出现，它们仅仅是应运而生。（例如红二代。——乖乖注）

所以，最终正是一个阶级与社会整体的关系决定了它在历史中扮演的角色；它的成功是由它能够为之服务的利益的广泛性和多样性，而不是它自身的利益所决定的。

除非想把社会推向彻底毁灭，否则没有任何粗暴自私的阶级能够维持自己的领导地位。

为了归罪于所谓的集体主义阴谋，经济自由主义者必须否认已经出现任何保护社会的需要。近来，他们开始宣扬某些学者的观点，这些学者不承认关于工业革命的传统看法，否认在1750年代左右，曾有一场灾难降临在英国劳工阶级身上。……他们坚持，早期资本主义的地狱并没有存在过；工人阶级远不是被剥削，而是经济上的赢家。

对自由资本主义的批评被这种论调迷惑了。然而在过去70年左右的时间里，学者们与皇家委员会都一致谴责了工业革命的恐怖，多如星辰的诗人、思想家、作家的心里对它的残酷性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为了意识形态需要而修改历史的冲动，并不止存在于今天的贵国，而是存在于每一个时代和每一个地区。——乖乖注）

实际上，对工业革命众所周知的解释是建立在18世纪圈地运动使高度剥削成为可能这一前提下的；还有，向这些无家可归的工人所支付的低工资，成就了绵纺业的高利润和早期制造业主手中的快速资本积累。

所有这些现在明显被推翻了。经济史学家宣布了这样一个消息，投在工厂体系早期阶段的浓重阴影已经被驱散了。因为，存在着无可置疑的经济改善的地方怎么会有社会灾难呢？

（一个GDP连续30年高增长的国家里，怎么会有贫困呢？今天哪个经济学家敢这么开牙，老纸就先扑上去掐死丫！——乖乖注）

当然，实际上一场社会灾难首先是一种文化现象而不是经济现象，是不能通过收入数据和人口统计来衡量的。很自然，影响到各阶层老百性的文化灾变不会经济发生；但像工业革命这样的灾难性事实也不会经常发生——这是一场经济上的地震，在不超过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把在英国乡村中定居的大量人口变成了走投无路的流民。

（贵国人民倒真是赶上鸟“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先是在头三十年的文化灾难里把社会结构和文明基础夷为平地；然后在后三十年里被彻底赶到了市场之中。——乖乖注）

（在跨文化接触中）导致退化和沦落的原因并非象通常假定的那样是由于经济上的剥削，而是被牺牲者文化环境的解体。当然，经济过程可能为这种毁灭提供工具，并且经济上的劣势几乎是不可避免地会使弱者一方屈服就范，但其毁灭的直接原因并在于经济因素；而在于对体现其社会存在的制度设置的致命创伤。

后果是其自尊和水准（standard）的丢失，不论其单位是一个民族还是一个阶级，也不管这一过程来自所谓的“文化冲突”，还是同一社会内部一个阶级地位的改变。

对于一个研究早期资本主义史的学者而言，这样一种类比具有重大意义。非洲某些土著部落今天的条件状况与19世纪早期英国劳工阶级的状况拥有无可置疑的相似性。

南非的卡菲尔人（Kaffir），一个高贵的蛮族（noble savage），可以说他们在其部落里所具有的社会意义上的安全感是任何人都无法相比的，但却转变成一种像半家养动物一般的人……一种无可名状的存在，没有自尊或水准，是名副其实的人类废物。

这种描述让我们回忆起罗伯特·欧文对他手下工人的形象的描绘……他们堕落的真正原因正是在于他们生活在“文化真空”中——这个术语是一个文化人类学家用来描述某些非洲勇敢的黑人部落的状况时用的，当这些部落受到与白人文明接触产生的影响时，发生了文化贬值（debasement）的现象。

他们的手艺被荒废了，生存的社会和政治条件被破坏了。用里弗斯（Rivers）著名的话说，他们在厌倦中渐渐死去，或者在放荡中浪费他们的生命和财物。在他们的文化再也无法为他们提供值得努力和牺牲的目标的同时，种族的偏见和歧视又阻碍他们充分参与白人入侵者的文化。

有些人虽然承认在文化真空中生活根本就不是生活，但他们却往往预期经济需求会自动填补这些空白，从而使任何条件下的生活变得有价值。这种假设与人类学的研究成果正相抵触。

“人们为之工作和奋斗的目标是由文化决定的，而不是机体对诸如单纯食物的匮乏这样一种外在的、未经文化决定的情境的反应，”米德（Margaret Mead）博士这样说。“把一群未开化的人转变为金矿矿工或船员的过程，或者仅仅剥夺了他们所有的劳作动机、让他们安详地死在满是鱼儿的小溪边的过程，看起来是如此怪异、如此不合乎社会的本性和它的正常状态，而被我们看作是一种病态，”然而，她继续说道，“作为一种规律，这种状况恰恰会发生在处于剧烈变迁中的民族身上（这种变迁是从外部引入的，或至少是外部制造的）……”

她总结道：“这种粗暴的接触（contact），这种将原始民族从它的传统道德中连根拔起的事例，如此频繁地发生，以致于社会史学者应该给予真正的关注。”

可是，社会历史学家却未能抓住这个提示。他们仍旧拒绝认识文化接触的根本性力量——现在这种力量正在使殖民地世界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与一个世纪之前造成早期资本主义悲惨景象的力量是相同的。一位人类学家给出了一个普遍化的推论：

“在无数的差异之下，归根结底来说，异国民族现在所处的困境与我们在数十年或数百年之前所处的困境是一样的。新的技术装备、新的知识、新形式的财富和权力增强了社会流动，即个体化的迁移，家族的沉浮，群体的分化，新的领导形式，新的生活方式，不同的价值观念。”

图恩瓦尔德那极具穿透力的大脑意识到，黑人社会今天的文化灾变与资本主义早期大部分的白人社会所经历的灾变惊人相似。只有社会史学家到现在还没有意识到这种相似性。

（当我们一次次惊讶地意识到，今天中国经济转型中所遭遇的问题，跟200年前的英国、100年前的美国、60年前的日本和30年前的韩国台湾，有着某些惊人的同构性与一致性时，实际上正意味着人类学家所观察到的这种“市场秩序扩展所带来的文化碰撞”现象的重演。——乖乖注）

任何力量都不能像经济主义偏见那样有效地模糊我们的社会洞察力。剥削概念在讨论殖民问题时总是争论的重点，所以这个概念值得给予特殊的关注。……然而，恰恰是这种对剥削的强调往往使得更重大的文化退化问题逃离我们的视野。

……（土著共同体）这些制度被毁坏的原因恰恰在于，市场经济被强加在以完全不同方式组织起来的共同体身上；劳动力和土地被转化为商品，而且，这仅仅是对有机社会（organic society）每一个和任何一个文化制度设施消散过程的一个简短描述。很明显，收入和人口数量的变化无法补偿这样一个过程。

我们可以引用印度的著名案列。印度大众在19世纪下半叶饥饿而死的原因并不是他们被兰开夏（Lancashire）剥削；他们大批死亡是因为印度村庄共同体被消灭了。

这种局面是由经济竞争的力量导致的，即手工织品恰达（chaddar）由于机器制造的布匹的竞争而发生了永久性滞销，这一点无可置疑是真的；但它证明的恰恰不是经济剥削，因为廉价倾销意味着没有高额利润。

过去50年中饥荒的实际根源在于粮食的市场化与地方收入降低的联合作用。粮食歉收当然是原因的一部分，但通过铁路运输粮食使得向受威胁地区运送救济成为了可能；麻烦在于人们无力购买价格高得惊人的粮食，在一个自由但组织却不完善的市场中，这种高价是对短缺的必然反映。

（这让人想起国共时代对“囤积居奇”商人的共同打压，以及建国后对“投机倒把”长达数十年的刑事罪名。——乖乖注）

在从前的时代，有地方上的小粮仓来应对歉收，但现在这些粮仓或者早已不再运转，或者被卷入大市场中。……由此，自从叛乱（Rebellion）之后英国治下的印度发生的三四次使人口缩减一成以上的大饥荒，既不是自然环境的结果，也不是剥削的结果，而不过是对劳动和土地的新的市场组织方式的结果，这种新的方式在打破了古老村庄的同时，却没能在实际上解决其问题。

（半个多世纪后，同样的悲剧在中国大地上重演，共产党以反市场的形式打破了村庄结构，却同样未能建立起理想中的计划型保障机制。其结果是同样导致“人口缩减一成以上的大饥荒”——乖乖注）

在封建主义或村落共同体的统治下，贵族责任、家族团结和对粮食市场的规制都阻遏了饥荒的发生，而在市场的统治下，人们却无法通过其运作规律来免除饥荒。……在东印度公司垄断的控制下，情况还基本上处于可控制状态，因为有乡间的古老组织相助，还能够自由地分配粮食，然而在自由而平等的交换原则下，印度人成百万地死去。

从经济上讲，印度可能——从长期来看情况当然如此——已从经济自由中受益，但从社会上讲，它被解体了，成为苦难和退化的牺牲品。

至少在某些情况中，正是剥削的对立面——如果我们可以这样说的话——启动了具有毁灭性的文化交往。1887年对北美印第安人的强制土地分配，以我们的经济式思考方式来说，使他们每个个体都受益了。但这一措施几乎从肉体上消灭了这个种族——这是有记载的文化退化的突出例子。

像约翰·科利尔（John Collier）这样的道德天才在几乎半个世纪之后才从先前的立场上撤退，他认为应该返回部落土地所有制形式：今天至少一些地方的北美印第安人又形成了有活力的共同体——不是经济上的改善，而是社会的重建造就了这个奇迹。

（今天国内社会关于土地流转——从集体土地所有制向土地私有制转型——的思考依然大多集中在经济利益层面，从社会结构与文化转型角度阐述的观点与讨论几乎没有，这也是我至今对土地流转政策推进心存疑虑的原因之一。——乖乖注）

经济主义偏见既是关于早期资本主义的粗俗的剥削理论的根源，也是同样粗俗但更具学术化的、否认社会灾变存在之误解的根源。

这种误解隐含的意义，以及最近对历史的重新解释，目的都是要重建自由放任的经济体制。因为如果自由主义经济在过去并没有导致灾难的话，那么从全世界夺走自由市场益处的保护主义，就是一种荒唐的犯罪。

……假如对工业革命历史的这种修正符合事实的话，保护运动就会丧失所有的客观正义性，而自由放任就要反过来被确证为正义。关于社会和文化灾变的唯物主义错觉因而就支持了下面的神话：时代所有的病症都是由我们对经济自由主义的背离所导致的。

简而言之，所谓的集体主义运动的根源，并不是单个的群体或者阶级，尽管其后果无疑受到了相关的阶级利益的影响。最终，使事情发生的是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的利益，尽管维护这种利益的责任更倾向于落到人口中的这个部分而不是那个部分身上。

看起来合理的做法是，不是将我们所描述的保护运动归因于阶级利益，而是归因于被市场所威胁的社会实质。

（从某种意义而言，当下社会焦点之一的拆迁维权运动，就是一个涉及面极广的社会保护运动。一方面它当然阻碍了“市场自发秩序”所推动的城市化进程；另一方面它却赢得了包括拆迁预期受益者的城市人群的支持。并且可以预期将深刻影响甚至推动相关政策与立法的出台。——乖乖注）

危险来自市场体系攻击的主要方向。竞争性的劳动力市场攻击了劳动力的载体，即人；国际自由贸易首先是对依赖自然的最大产业的威胁，这个产业就是农业；金本位制危及生产性组织，因为它们的运转有赖于价格的相对运动。

在这每一个领域里，市场发展起来了，这意味着其存在的一些至关重要的方面，社会都受到了潜在的威胁。

劳动力、土地和货币的市场是很容易辨认的；但要分辨一个文化中的各个部分就不那么容易了，这些文化部分是分别由人类、他们的自然环境和他们的生产组织构成的。

人与自然在文化领域里是一体的；而生产企业的货币方面只分享（enter into）一种至关重要的社会性利益，即国家（nation）的统一和团结。于是，尽管关于劳动力、土地和货币这些虚拟商品的市场是界限清楚并相互分离的，但它们所包含的对社会的威胁却并不是截然分开的。

尽管如此，如果对西方社会在关键的80年间（1834—1914）的制度发展作一总体勾勒，我们还是可以用同样的词汇来指涉这些危险焦点中的每一个。因为不管涉及的是人、还是自然，或者生产组织，市场组织的发展最终都会形成威胁，而有关的特定群体或者阶级都会要求保护。

在这些例子中，英国、欧洲大陆和美国的发展之间可观的时间差异就具有重大的意义，但是到了世纪之交，保护主义的反向运动却在所有西方国家都产生了类似的情况。

相应地，我们将分别处理对人、对自然和对生产组织的保卫行动——这是一场自我保存运动，作为其结果，一个联结更紧密的社会出现了，不过这个社会也正面临着全面崩溃的危险。

（波兰尼大爷应该去写悬疑小说，每次抄到筋疲力尽时，丫这神秘滴口气又让俺不得不接着往下抄。——乖乖注）

第十四章 市场与人

将劳动与生活中的其他活动相分离，使之受市场规律支配，这就意味着毁灭生存的一切有机形式，并代之以一种不同类型的组织，即原子主义和个体主义的组织。

这样一个破坏性阴谋实现的最佳途径有赖于契约自由原则的推行，这意味着非契约关系，诸如亲属关系、邻里关系、同业关系和信仰关系等都将被消灭掉，因为这些关系要求个体的忠诚并因而限制了他的自由。

将这一原则作为不干涉主义的一个代表——像经济自由主义者所习惯于做的那样——实际上只是表达了一种偏爱某些特定干涉的固有偏见，也就是偏爱那些毁坏个体间的非契约关系并阻止它们自发恢复的干涉。

在今天的殖民地区，建立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极为显著。土著被迫通过出卖劳动力为生。为达到这个目的，传统的社会制度设置必须被摧毁，而且不能让它们重新形成，因为一般而言，初民社会里的个体并不会被饥饿所威胁，除非整个共同体本身面临同样的威胁。

免于匮乏的原则在印第安人的村落共同体中也同样得到公认，并且我们还可以说，直到16世纪初，欧洲社会任何类型的社会组织都是如此，……初民社会中没有饥饿威胁这一点，使其在某种程度上比市场经济更人性化，更少经济化。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白人对于黑人世界的最初贡献主要在于让他们懂得了如何利用饥饿的鞭策力。由此殖民者可能会决定将面包树砍倒，从而人为地制造食物匮乏，或者对土著人课以房屋税，使其不得不出卖过去力来进行交换。

这两种情况产生的效果都和都铎王朝时代的圈地运动效果相似，制造出成群结队的流浪者。

（消灭自耕模式和房屋税，将“制造成群结队的流浪者”。——乖乖注）

……虽然人们承认市场中的工资往处在不能再低的最低水平，但是这种低水平工资的给持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被认为是有效的：劳动者别无选择，要么接受市场提供的工资，要么忍饥挨饿。

顺便提一下，这也解释了用别的方法无法说明的古典经济学家所忽略的问题，即为什么只有饥饿的惩罚而不是高工资的诱惑才创造了有效运行的劳动力市场。

鉴于利益和偏好，保护大众免受工业革命冲击的任务落在了英国地主们身上。斯品汉姆兰法令是在变迁带来的混乱席卷乡间，并使农业变成了不稳定的产业时，为保护传统乡村组织而建立起来的。

出于不情愿服从制造业城镇的天性，英国的大地主们最先站出来参与这场必输无疑的世纪之战。然而他们的抵抗并非徒然，它使几代人免于毁灭，并为彻底的重新调整争取了时间。

（贵国建国前30年间，乡绅—地主阶层的彻底覆灭，使得整个社会在其后的工业化和城市运动中，几乎没有遭遇象样的抵抗，这一方面创造了“市场经济的奇迹”；同时也将整个社会卷入撕裂边缘。——乖乖注）

在40年的关键时段内，它阻滞了经济进步，而当1834年改革议会最终废除斯品汉姆兰法令的时候，地主们将抵抗的方向转向了工厂法。教会和封建领主开始鼓动人们抵抗工场主，因为工场主的优势地位使得要求降低粮价的吁求变得极富诱惑力，从而间接地威胁到地租和农产品什一税的减收。

……由于偶然的原因，英国农业的破坏被推迟了整整一代人的时间。在迪斯雷利（Disraeli）用托利社会主义理论反对济贫法改革的同时，英国的保守派地主们在工业社会中迅速推行新的生存技巧。被马克思称为社会主义首次胜利的1847年十小时工作制法案，就是开明保守派的功绩。

劳动者本身并不是这场运动的关键要素，……正是英国工人阶级在决定自己命运方面参与性的缺乏，决定了英国社会的历史，并且，不论是好是坏，都使它不同于欧洲大陆的历史。

英国劳动阶级的自发成长以及这个初生阶级的摸索和试错，都有其独特性，而其真正的性质已经在历史上显露。

……在斯品汉姆兰法案后的20年里，他们的努力主要集中在通过推动实施工匠法中的学徒制条款，或是采取其他直接的行动，例如强烈反对任何进一步机械化和自动化的卢德主义（Luddism），来阻止机器的自由运用。

这种保守态度一直作为一股潜流延续着，贯穿了整个欧文运动（the Owenite movement），直到40年代末期，十小时工作制法案的出台、宪章运动的衰落以及资本主义黄金时期的开始，才消除了那种过去的幻想。

（欧文主义和宪章运动）都是由成千上万的手工业者、工匠、劳动者和工人组成的，如此大的规模使它们成为现代社会最大的社会运动之一。尽管它们互不相同，其结果也都是失败的，但却证实了保护人类免受市场冲击的运动从一开始就是不可避免的。

欧文运动开始时既不是政治性运动，也不是工人阶级运动。它代表了饱受工厂带来的打击的普通人的愿望，希望能发现一种生存方式——人可以成为机器的主人。

从本质上说，它的目标是对我们所认为的资本主义的超越。这样一个说法显然会是误导性的，因为当时关于资本所起的组织作用以及自我调节市场的性质还未被人认识。

然而它或许最好地表达了欧文的精神，他绝对不是机器的敌人。他相信，尽管有了机器，人仍然应该是他自己的主人；合作或者“联合”的原则将会解决机器带来的问题，而不至于牺牲人体的自由或是社会团结，也不至于牺牲人的尊严以及他对同伴的同情心。

欧文主义的力量在于它的灵感具有突出的可实践性，同时它的方法基于对作为整体的人的充分考虑之上。……只要找到正确的方法，人类的生存方式就可以重建，这样一种信念使运动之根能层层穿透，达到使个性本身得以形成的人格层面上。

历史上很难找到具有同等规模的不具学究味的社会运动；因此，参与者的信念赋予了琐碎的日常事件以意义，并且根本不需要依赖任何事先定好的教条。

他们的信念是预言式的，因为他们所坚持的重建方法超越了市场经济。

欧文主义是一种工业的宗教，其教徒是工人阶级。它在形式方面和原创力方面的财富是无可匹敌的。实际言之，它是现代工会运动的开端。

在欧文主义的“劳动交换”中，合作商店这一理念已经发展成为一种独特的制度。处于交换或商店的核心地位的，是对不同手艺之间互补性的依赖；通过相互提供所需，工匠们可以使自己从市场的跌宕起伏中解放来出；后来，伴随着这种相互依赖，出现了流通范围相当广泛的劳动券的使用。

这样一套操作方式今天看来或许很荒唐，但是在欧文那个时代，工资劳动和纸币的性质都还没有被研究。社会主义在本质上和边沁运动的那些方案和发明并没有什么区别。

欧文主义社团从严格意义上讲是这样一些协会和俱乐部，它们被设计出来支持如我们所描述过的那些与救济贫困有关的合作村；这就是农业生产者合作组织的开始，这一构想由来已久，并且有其独特的发展进程。

……非暴力抵抗的理念在当时已经充分发展起来了。如法国的圣西门主义一样，英国的欧文主义显示了精神感召的所有特征；但是圣西门致力于基督教的复兴，而欧文则是现代工人阶级领袖中第一位反对基督教的人。

欧文主义主张把人看作一个整体，仍然带有中世纪合作生活的色彩，……虽然它是社会主义的源头，但其主张并不是建立在财产问题上的，财产问题只是资本主义的法律倾向。

就如圣西门所做过的一样，在偶然发现工业的新现象时，它承认了机器对人的挑战。但是欧文主义的标志性特点在于它坚持社会的方法：它拒绝接受将社会划为经济和政治两个领域的分割，并且在实际上拒绝以这种分割为基础的政治行动。

对分离出来的经济领域的接受，就意味着承认以获利和利润原则为社会的组织力量。欧文拒绝这样做。他天才地认识到，只有在一种全新的社会中机器才可能真正纳入社会。

……新拉纳克的经验告诉他，在工人的生活中，工资只是许多因素中的一个，其他因素还包括诸如自然环境、家庭环境、商品的质量和价格、雇佣关系的稳定性、职位安全等等。（新拉纳克的工厂与在它之前的某些工厂一样，即使是在没有工作可做的情况下也照发工资。）

但是，除此之外，适应新社会的调整还包括许多内容：对孩子和大人的教育，提供娱乐、舞蹈、音乐，以及高层次的道德标准和老人以及年轻人个人标准的普遍设定，所有这些创造了一种氛围，在这种氛围里，工业人口作为一个整体获得了新的身份地位。

数以千计的人从欧洲（包括美国）跑来参观新拉纳克，就好像它是属于未来的飞地，它完成了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依靠人性化的运作来成功地运转一个工厂。

不过，欧文公司的工资比附近其他城镇工厂的工资都要低好多。新拉纳克工厂的利润主要源于劳动力在短时间内的高生产力，这得益于出色的组织和得到充分休息的工人，实际上要比维持体面生活所必需的实际工资的增长更有价值。

仅仅这一点就足以解释欧文的工人何以愿意依附于他。正是从这些经验中，欧文引申出了应对工业问题的社会的——即宽于经济层面的——途径。

（昨天听孙立平演讲中提到，未来30年应以“社会进步”理念取代前30年的“经济发展”，其核心逻辑恰与一百多年前的欧文精神不谋而合。——乖乖注）

尽管有了这一全面的关照，但他仍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具体物质状况对工人生存的重要性。这是其洞察力的又一个很好的证明。……欧文厌恶一种基督教，它放弃了主宰人类世界的任务，宁愿去鼓吹汉娜·摩尔书中想象出来的不幸的女主角所获得的虚幻的身份和（发挥的对社会有益的）功能，而不愿去面对那超出了《新约》而存在的可怕的启示，不愿去面对复杂社会中人的条件。

没有人能质疑激发汉娜·摩尔的信念的那种真诚，它坚信，穷人对令其退化的处境越是平静地接受，他们就越容易求助于来自天堂的慰藉——在她看来，他们的救赎以及她如此坚信的市场社会的平稳运转，全部都维系于这种慰藉。

（心灵鸡汤的泡制者，同样在每一个时代都不乏其人。——乖乖注）

宪章运动所诉诸的推动力是如此截然不同，以至于它在欧文主义实践失败之后的出现以及它那些不成熟的倡议几乎都已经被预测到了。

它是一次纯政治的斗争，要求通过宪法渠道影响政府；它给政府施压的尝试与改良运动（the Reform Movement）同属一个传统，后者确保了中产阶级的投票权。

宪章运动提出的六点方案要求一个有效的全民选举权。它所遭遇到的毫不妥协的强硬态度（它在三分之一个世纪内被改革后的议会不断否决）、宪章请愿运动者在群众支持下所使用的暴力，以及1840年代的自由主义者对全民政府概念的无比厌恶，所有这些都证明了民主的概念对于英国中产阶级来说是完全陌生的。

只有当工人阶级接受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原则，工会将工业的顺利运转作为其最大的关注点时，中产阶级才会让步，承认部份条件较好的工人的投票权；也就是说，直到宪章运动退潮之后很久，能够确定工人们不会利用选举权来为任何属于自己的想法服务的时候，中产阶级才给了工人选举权。

从市场形式的生存方式的扩展角度来说，这样做也许是正当的，因为它有利于克服残存于工人中的有机的、传统的生活方式所带来的障碍。至于使老百姓——他们的生活被工业革命连根拔起——重获活力，并引导他们融入共同的国民文化这一截然不同的任务，却无人顾及。

在工人阶级要求分享领导权的能力已被无可挽救地重创之际，他们为争取投票权所作的投入亦已无法挽回。统治阶级犯了这样一个错误：他们把阶级统治的不妥协原则延伸为一种文明形态，这种文明形态要求国民整体（commonwealth）在文化和教育上的一致，以免于堕落和退化的影响。

宪章运动是政治性的，因而比欧文主义好理解。但若不对时代背景进行有想象力的参照，则很难意识到这场运动的情感强度和广泛程度。1789年和1830年（的革命）使革命成为欧洲的一种常规化制度；1848年巴黎起义之前，柏林和伦敦对起议日期预测的准确性使人觉得被预测的是个集市的开放时间，而不是一场社会动乱，紧接着，柏林、维也纳、布达佩斯和一些意大利的城镇立刻都爆发了后续的革命。

……英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像1848年4月12日那样，全国的军队都如此集中而有序地为捍卫法律和秩序而准备就绪；当日，成千上万的平民都充当了特别警察的角色，准备将他们的武器指向宪章派。

但巴黎革命来得太晚，不可能促使英国的民众运动取得成功。此时，被济贫法修正案和饥饿的40年代唤醒的造反精神正在消殒；贸易的发展提高了就业率，资本主义开始带来好处。

宪章派开始和平地解散。他们的议案根本不被国会理睬，一直推迟到后来才被议会下院考虑，他们的申请被五比一的反对率所否决。

数百万人的签名成了徒劳。宪章派一向做遵纪守法好市民的行为方式也全然无用。他们的运动被胜利者嘲笑，由此，英格兰人民为建立全民民主所作的最伟大努力结束了。一两年后，宪章运动几乎被人完全遗忘了。

工业革命在半个世纪后传入欧洲大陆。在那里，工人阶级并没有因为圈地运动而被驱离他们的土地；相反，由于更高的工资和城市生活的诱惑，这些半农奴似的农业劳动力抛弃庄园而移居城镇，并和城镇传统的较低层中产阶级结合，取得了发展城市品位的机会。他不但不觉得自己地位下降，反而认为新的生活环境提升了自己的地位。

（与英国相比，欧洲的城市化进程更接进今天中国现状，难道这是大陆型经济体所形成的转型同构性？——乖乖注）

在欧洲大陆，刚刚获得解放的粗笨农民通过做工匠或是商人，有机会带着他们的古代文化传统成为较低的中产阶级中的一员，但是，社会地位高于他们的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却同他们一样，远离实际的统治地位。

为了对抗封建贵族统治和罗马主教制度，处在上升中的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力量紧紧地联合在一起。知识分子特别是大学生，在反抗专制和特权的斗争中巩固了这两个阶级之间的联合。

……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开拓了城市工人的眼界，他们从经验中学会使用工业力量和政治力量作为获得有利政策的武器。而与此同时，英国的工人们在工会主义的个人问题和社会问题中发展出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经验，包括工业行动的战略战术，从而把国家政治留给了比他们“地位更优越的阶级”，而中欧的工人们则成为政治上的社会主义者，习惯于操纵国家大事，虽然，他们主要还是关注与他们自身利益相关的问题。

如果说英国的工业化和欧洲大陆的工业化之间有大约半个世纪的时间间隔，那么两者建立统一国家的时间间隔则更大。意大利和德国直到19世纪下半叶才达到英国早在许多世纪以前就达到的统一水平，而其他东欧小国的统一就来得更晚了。

在这些建立国家的过程中，工人阶级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并进一步提升了他们的政治经验。在工业化时代，这样的时程不能不包含社会政策。

俾斯麦在他的德意志第二帝国执政期间，试图通过采取一种划时代的社会立法方案来实现统一，而意大利则是由于铁路国有化加快了统一进程。在多种族和民族聚集的奥匈帝国，统治者多次为中央集权及帝国统一而向工人阶级寻求支持。在这个更大的领域内，社会主义政党和工会也通过他们对立法的影响力，获得了很多为工业劳动者争取利益的机会。

经济主义的偏见使工人阶级问题的轮廓变得模糊不清。英国作家很难理解欧洲大陆观察家对兰开夏早期资本主义状况的可怕印象。他们指出，中欧许多纺织业工厂中工匠的生活水平比英国同类劳动者更低。……但这样的比较遮蔽了本来显而易见的一点，即欧洲大陆的劳动者没有经历斯品汉姆兰法案带来的堕落退化，也没有经历过新济贫法之火的炙烤。他只是从一个农奴的身份变成——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上升为——一个工厂的工人，并且很快有了选举权，成为工会的一员。

由此，他没有经历类似英国那紧随工业革命开启而产生的文化灾变。不仅如此，当欧洲大陆开始工业化时，对新生产技术的适应已经成为可能，这几乎完全是得益于对英国社会保护方法的模仿。

欧洲大陆的工人并不需要像面对工业革命冲击所需的那么多保护——从社会意义上来说，欧洲大陆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工业革命——他们更需要的保护是免受工厂常规行为（normal action）和劳动力市场环境带来的伤害。……在欧洲大陆，社会保险比英国更早实行。根据欧洲大陆的政治倾向以及工人阶级较早得到投票权这一事件，就很容易解释这一差别的产生。

在欧洲大陆，工会是工人阶级政党的产物，而在英国，政党是工会的产物。……因此在英国，全民投票倾向于促进国家的统一，而在欧洲大陆有时却有相反的效果。

皮特和皮尔、托克维尔（Tocqueville）和麦考利（Macaulay）关于民众政府包含着对经济体系的威胁的疑虑是在欧洲大陆成为了事实，而不是在英国。

从经济角度看，英国和欧洲大陆的社会保护措施导致了几乎相同的结果。它们达成了预期的目标：为保护劳动力这一生产要素，阻挠了市场的运作。

根据古典经济学的假定，只有当工资与商品价格相一致时，市场才能发挥它的作用。从人性角度看，这样一种假定对工人来说，意味着不应有稳定的收入，不应有职业保障，应该随时准备着被不加区分地推来搡去，完全被反复无常的市场所支配。

米塞斯恰当地指出，假如工人“不像工会主义者那样行动，而是根据劳动力市场的要求，减少他们的需求、改变他们的生活地点和职业，最终他们就能找到工作”。这句话概据了基于将劳动力作为商品这一假设的经济体系的立场。在哪里出售、被使用于何种目的、能以什么价格转让、如何消费或报废，这些都不是由商品本身能决定的。

这位坚定的自由主义者继续写道：“人们不理解的是，缺乏就业的更好说法是人们缺乏工资，因为失业者失去的不是工作，而是工作的报酬。”

……从技术上面讲下面的这种说法是对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失业，源于政府和工会的政策都指向维持与现有劳动生产率不相协调的工资水平。”米塞斯问道，要不是工人“不愿为劳动力市场中他们能够且愿意从事的某种工作的工资水平工作”，又怎么会有失业呢？

这就使得为什么雇主需要流动的劳动力和灵活的工资这个问题变得一清二楚了：这就是我们上面所界定的市场，市场需要将劳动力视为商品。

（所谓“隐性失业”、“结构性失业”等等说法即源于此。这一说法在国际市场中的另外一个吊诡之处在于：以今天中国熟练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及劳动强度而论，世界上大约80%以上的“发达国家劳工”大约只应拿扫大街滴工资水平。——乖乖注）

一切社会保护的自然目标都是要催毁这样一个制度（institution），并使之不可能存在。事实上，只有在工资、工作条件、标准和规则能够保护“劳动力”这种所谓商品的人性特质的情况下，劳动力市场才会发挥其功能。

若争辨说社会立法、工厂法、失业保险，最重要的是工会等都没有影响到劳动力的流动和工资的涨落（就像人们有时认为的那样），那就意味着这些制度完全没有实现它们自身的目标，因为它们的目标就是要干预人类劳动力的供求法则，并使其从市场轨道中脱离出去。

（比如贵国滴“工会”，就纯粹是一枚花瓶。——乖乖注）

第十五章 市场与自然

我们所说的土地是一种自然要素，它与人类的制度设置密不可分地交织在一起。将它孤立出来并形成一个土地市场，这种做法在我们祖先看来可能是最不可思议的了。

在传统上，土地和劳动力是不分开的：劳动形成生活的一部分，土地仍是自然的一部分，生命和自然形成一个紧密链合的（articulate）整体。

（所谓“乡愁”，所谓“天人合一”，均可在此找到源头。——乖乖注）

土地因此与亲属的、邻里的、行业的和信仰的组织——部落和庙宇、村庄、行会以及教堂——紧密联系在一起。

另一方面，总市场（One Big Market），是对经济生活的一种特定安排，它包括了生产要素的市场。由于这些要素恰恰不能与人类制度（institutions）的要素，即人与自然区别开来，所以很明显，市场经济意味着被它卷入其中的社会制度不得不从属于市场机制的要求。

……经济功能仅是土地的许多至关重要的功能中的一种。土地为人类的生活提供稳定性；为他提供栖息之所；是他生理安全的条件；也是风景和季节。

（“采菊东蓠下，悠然见南山”一句诗中，即包含了所有要素，生活（采菊）、栖息（东蓠）、安全（悠然）与风景（南山），亦可见前人对土地的理解远比今天丰富而深厚。——乖乖注）

设想人的生命中没有土地，就如想象他出生时没有手脚一样荒唐。可是将土地与人分离，并以满足不动产市场需求的方式来组织社会，这正是市场经济乌托邦理念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另一方面，也正是在现代殖民活动的领域中，这种冒险的真正意涵才显出来。

（市场理念并非“古以有之”，而是源于近代殖民活动，这是波兰尼的一个深刻洞见。——乖乖注）

殖民者是因为埋藏于其中的财富而需要土地，还是仅仅希望驱使土著生产剩余食物和原料，这往往无关紧要；土著是在殖民者的直接监视下还是在某种形式的间接强迫下劳动，这也不重要；因为在上述各种或任何一种情况下，土著生活的社会制度和文化制度都必定被先行粉碎了。

（从“熟人社会”（传统社区）向“陌生人社会”（市场体系）的蜕变和分离之始，正在于殖民活动的出现。——乖乖注）

今天的殖民情势和一两个世纪前的西欧本土的情况很相似。所不同的是，土地的流动化在其他地区是在数年或者数十年之内完成的，而在西欧则是几个世纪中完成的。

挑战来自资本主义的纯粹商业形态之外的增长。即英国自都铎王朝开始的农业资本主义，要求对土地进行个人主义化的使用，不管是通过兼并还是圈占。还包括首先属于乡村的——之于法国如同英国——工业资本主义，需要土地来设置厂房和安置劳动力，这是始于18世纪初。

不过，最为严重的是19世纪工业城镇的兴起，它实际上需要食物和原材料永无止境的供给，尽管这种改变主要还是在于土地的使用而不是占有。

（从这个意义而言，城市对土地供给的饥渴也是“永无止境”的。——乖乖注）

表面上看，对这些不同挑战的各种回应，并没有什么相似性，可实际上这些挑战却是同一个过程的不同步骤，这个过程就是使这个星球的地面从属于一个工业社会的需要。

第一个步骤是将土地（soil）商品化，使原本封建性的土地收益流动起来。第二步是迫使食物和有机原材料的生产服务于整个国家范围的、迅速增长的工业人口的需要。第三步是将这样一个剩余生产体系延伸至海外与殖民地。

随着第三步迈出，土地及其产品也最终被纳入一个自发调节的世界市场的驱使之中。

（中国是先走了第二步工业化和第三步国际化，再回过头来走第一步——土地流转与商品化。——乖乖注）

土地的商品化不过是封建主义消亡的另一种说法，这个过程自14世纪始于西欧的中心城市和英国，大约500年后结束于欧洲的革命浪潮，此时农奴制的最后残余也被废除了。

使人脱离于土地意味着将经济性机体（the body economic）分解为其要素，以便每一种要素都能置于这个体系中最能发挥其作用的部分。新体系最初建立在它极力想同化和吸收的老体系边缘，通过确保对仍被前资本主义纽带束缚的土地的某种掌控而达到这种同化目的。

对土地的封建式扣押制度被废除了。“目的在于消除所有与邻居和亲属组织、特别是强有力的贵族血统及教会有关的那些权利要求——那些使土地脱离交易和抵押的权利要求。”

这种目的，有的是通过个体的强迫和暴力，有的是通过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的革命，有的是通过战争与征服，有的是通过立法，有的通过行政压力，还有的是通过长时期小规模的私人自发行为而达到的。

（从“血拆”到私建小产权房，种种手段在今天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全部粉墨登场。——乖乖注）

由此引发的混乱究竟是被迅速治愈了，还是撕裂了社会肌体，这主要取决于调节该过程的各种手段。政府自身引入了导致变迁和调节的强有力的因素。

例如，直到意大利复兴运动时，对教会土地的还俗化一直都是现代国家政权的基础，附带地，同时也是将土地有序地转移至私人手中的主要方式。

最为重要的一步是由法国大革命和19世纪30、40年代的边沁主义改革所迈出的。“对农业繁荣最为有利的条件，”边沁写道，“存在于那些没有限定继承权，没有不可转让的土地赠与，没有公地，没有赎回权，没有什一税……的地方。”

这种处置财产，特别是土地财产的自由，形成了边沁所理解的个人自由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扩展这种自由，是下面这些立法的目标和效果……

第二个步骤——部分地与第一步相重叠——是将土地从属于快速扩张的城市人口的需要。

尽管土地不能从物理上流动起来，但它的产品可以，只要交通条件具备、法律许可：“这样，货物的流动就是在某种程度上补偿了要素在地区间流动的缺乏；或者说（这实际上是一回事）贸易减轻了生产能力的不合适的地理分布所造成的不方便。”

这样一种观念在传统视界里完全是陌生的。“不管是在古代，还是在中世纪早期（这一点应该特别强调），日常生活中的物品都只有在例外的情况下才会被买或卖。”

剩余的粮食被认为应该供给周围地区、特别是地方市镇之用；直到15世纪，谷物市场仍旧是严格意义上的一种地方组织。

但城市的生长壮大引诱地主主要为了市场而生产，并且——在英国——大都市的发展迫使当局放松了对谷物贸易的限制，让它成为地区范围内的贸易，尽管没有让它成为全国范围内的贸易。

最终，18世纪下半叶工业城镇的人口集聚完全扭转的情势——起初是在全国水平上，继而在世界范围内。

产生这样的变迁正是自由贸易的真正意涵。土地农产品的流动从邻近的乡村扩展到热带和亚热带地区——工业—农业的劳动分工在全球范围内展开。

其结果是，遥远地区的民族被拖入了变迁的漩涡，而他们对这种变迁的发源却一无所知；与此同时，欧洲各民族的日常生活开始依赖于那种并未得到保证的全人类生活的整合，随着自由贸易的扩展，新的、巨大的全球范围相互依赖风险开始形成了。

抵御这种全面混乱的社会自我防范，与它受到攻击的范围一样宽广。尽管普通法（common law）与立法有时加速了变迁，但有时它们也缓滞了变迁。

在劳动力市场出现之际，普通法主要起的是积极作用——劳动的商品理论首先不是经济学家而是被律师雄辨地提出来。同样，在劳动结社与共谋法（the law of conspiracy）的问题上，普通法也站在倾向自由劳动力市场的立场上，尽管这意味着要限制有组织的工人的结社自由。

但是在土地问题上，普通法转变了自己的角色，不再是鼓励变迁，而是反对它。

在16、17世纪，普通法更多地是坚持主张所有者有按照增加获利的方式改善自己土地的权利，即使这种改善会在居住和就业方面造成严重的混乱。

（那时滴法律保护“小产权房”和违章建筑。——乖乖注）

在欧洲大陆，如我们所知，这种流动化的过程包含了接受罗马法，而在英国，普通法坚持了下来，并且在不牺牲对于宪政自由至关重要的法官制定法律的原则的情况下，成功地在中世纪限制性产权与现代个人财产之间搭起了一座桥梁。

另一方面，自18世纪始，在土地方面普通法所做的是在面临立法的现代化时起到保守的作用。但最终，边沁主义当道，并在1830年至1860年间，契约自由被延伸到了土地。这一强有力的潮流只有在19世纪70年代立法程序发生根本改变的情况下才被逆转。“集体主义”时代开始了。

（这意味着以社会主义运动为标志的集体主义，实际上是对此前一个世纪的市场自由主义的反向运动与“社会自我保护机制”。——乖乖注）

现在，有关所有国家和各大洲的农业人口保护问题已经出现了。国际自由贸易，如果不加限制，就必然会消灭更大规模的农业生产者的联合体。

（贸易保护主义的理念基础。——乖乖注）

这种不可避免的毁坏过程由于现代运输手段发展的内在固有的间断性而被大大加剧了，除非获利异常丰厚，否则将现代运输手段延伸到新地区就非常不划算。

一旦在建造蒸汽船和铁路方面的投资开始产生效益，整个大陆就将门户大开，雪崩般的粮食就会降临于不幸的欧洲。

这正是经典的预言相反。李嘉图将最肥沃的土地最先被开发这个命题确立为一个公里。当铁路在这个星球的另一面发现更为肥沃的土地的时候，这个公理则成为了一个巨大的讽刺。欧洲中部在其他乡村社会面临彻底毁灭的时候，不得不通过引入谷物法来保护它的农民。

（全球自由贸易的一个推论是：当交易成本（如运输费用）足够低时，全球只有一块土地能够生产性价比最高，从而最具市场竞争力的粮食。而其他的农土及其附属的社区和人口，要么转型要么灭亡；由于转型所需的时间与不确定性，可以确定其中的大部份社区与人口只能消亡。这也是互联网时代“赢家通吃”的农业版本。——乖乖注）

但如果说欧洲的有组织的国家还能够保护自己抵御国际自由贸易的波涛侵害的话，那么那些政治上未组织起来的殖民地人民就惨了。殖民地人民对帝国主义的反叛其实主要是他们争取政治地位的一种努力，这种地位对于他们保护自己，以避免欧洲贸易政策所造成的混乱的危害而言是必不可少的。

白人能够通过自身所属共同体的统治地位轻松地为自己提供的保护，对有色人群来说却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因为他们缺少独立自主的政府这个前提条件。

（殖民地独立运动不是为了争取什么“公平的国际贸易”机会，而是为了争取“不公平的权利”（即贸易保护权），自由主义市场理念体系里，实际上刻意忽略了这一关键。——乖乖注）

商人阶级提出了土地流动的要求。科布登（Cobden）由于自己的一项发现而把英国的地主们吓坏了，这个发现就是，务农（farming）也是一种“生意”，那些破产者必须被清算出局。

……实际上，19世纪西欧土地利益集团和残存于中东欧的封建式生活方式之所以产生了巨大影响，恰恰是因为这些力量阻滞了土地流动从而发挥了保护作用。……此时自由贸易者已经忘记了土地是国家领土的一部分，主权的领土特征并不仅仅只是情感交往的结果，而且是包括经济事实在内的大量事实的产物。“与游牧民族相对照，从事种植农业者将自己的经营（improvements）固定于一个特定的地点，要不是这种经营，人类生活必定仍旧是原始性的，与动物的生活相去不远。

“这种固定状态在人类历史中扮演的角色是多么重大！正是这些，被开垦和培育的土地、房子和其他的建筑、交通设施、对于包括工业和矿业在内的生产必不可少的各式各样的工厂，正是所有这些可能被即席创作出来，而必须由许多代人耐心努力方能造就，而且共同体也无法承受牺牲它们而在别处重新开始的损失。这便是主权的领土特征，它渗透于我们的政治概念之中。”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真理却遭到了嘲笑。

经济上的争论很容易就会扩展到包括安全保障在内的各种条件，这些条件同土地及其资源的完整性（integrity）相联系——诸如人口的活力和耐力、食物供给的充分程度、防卫物资的数量和特征，甚至可能是被滥伐森林、水土流失和沙尘暴侵害的气候条件，最终而言，所有这些都有赖于土地因素，可其中的任何一个都不会对市场的供求机制作出反应。

（在饱受沙尘暴侵蚀的中国城市里，正适合考虑土地商品化的后果及其意义。——乖乖注）

对于一个给定系统，其存在必须完全依赖于市场功能来保证，信任就自然会转向市场体系之外的力量，即有能力保障被这个系统所危及的公共利益的力量。

（对公共利益的保障，是依靠市场价格无法内生性“自动调节”的力量。或者说其“自动调节”的速度赶不上系统崩溃的速度。——乖乖注）

……保护主义的反向运动实际上成功地使欧洲乡村稳定下来，也成功地削弱了那个时代的灾祸朝向城市的蔓延。反动力量是碰巧行使的对社会有用功能的受益者。这种功能不仅使欧洲反动阶级能够怀着传统情感为争取农业保护关税而斗争，同样也在半个世纪之后的美国推动了TVA（田纳西流域管理局，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的成功和其他社会技术的进步。

有益于新世界的民主的那些社会需要和在旧世界加强了贵族影响力的那些社会需要，其实是相同的东西。

对应于土地流动的是自由主义与反动力量之间的斗争，这种斗争构成了19世纪欧洲大陆政治史的社会学背景。

简而言之，经济自由主义与自由主义国家有着联姻关系，但土地利益集团与自由主义国家却没有这种关系——这是它们在大陆上具有持久政治影响力的根源，正是这一点制造了俾斯麦统治下的普鲁士政治的矛盾倾向，加深了法国的教会和军国主义者的复仇情绪，保证了哈布斯堡帝国中封建贵族的宫廷影响力，使得教会与军队成为崩溃中的王权保护者。

（这也是一战之前协约国与同盟国两大军事集团形成的政治基础。——乖乖注）

由于这种关联维系超越了关键性的两个世代，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曾断言这永远是有效的选择，现在，土地和土地财产被认为是保守主义的一种天生的偏好。18世纪英国托利党的自由贸易者和农业倡导者都已被人遗忘了，就象都铎王朝的土地占有者和他们从土地中赚钱的那种革命性方式也被遗忘了一样；乡村被想象成一幅永恒的落后景象，这种现代偏见把法国和德国的重农主义地主以及他们的自由贸易热情都从公众记忆中抹去了。

作为不朽范例而使一代人感到满足的赫伯特·斯宾塞，就完全把军事主义等同于反动，而最近由日本、俄国或者纳粹军队所显示的社会及技术适应性对他而言一定是难以置信的。

这些思想具有狭隘的时代局限性，市场经济所取得的惊人的工业成就是以巨大的社会危害为代价的。由此，封建阶级发现了重拾自己已经丧失的部分荣誉的一线机会，于是他们转而鼓吹土地及其耕作者的德性。

在文学的浪漫主义中，大自然自身与过去结成了联盟；在19世纪的农民运动中，封建主义重温旧梦的尝试并没有落空，他们通过把自己装扮成人类的自然栖息场所——土地——的卫士而实现了这一点，如果不是真实存在的危机，这种策略是不会成功的。

另外，军队与教会也因它们承担着“捍卫法律与秩序”的责任而重获荣誉，法律与秩序现在变得非常脆弱，因为居于支配地位的中产阶级并不适合来保障新经济的这项要求。对于骚乱，市场体系比我们所知的其他经济体系更加敏感。

……在19世纪如果出现了暴动，而且是由武装群众发起的话，那就必然会成为一场叛乱的开端，从而对国家造成严重的威胁；股市崩盘，物价将无止境地狂跌。大都市街头的一场持枪械斗就可能使名义上的国民资本遭受重大损失。

然而，中产阶级是非军人化的；大众民主自豪于民众的畅言无忌；并且，在欧洲大陆，资产阶级也吸是沉浸在对自己青年时代面对残暴贵族而挺身于街垒的革命回忆之中。

终于，受自由主义毒害最少的农民，被认为是所有人中唯一能站出来“捍卫法律与秩序”的阶层。保守力量的功能之一即被理解为让工人阶级待在他该待的地方，这样市场就不会陷入恐慌之中。尽管需要这种效力的几率非常小，但农民作为护卫财产权的可用性这一点对农业阵营来说依然是一项宝贵的财富。

（这才叫做“社会各阶级分析”，某人写的那叫造反宣言。——乖乖注）

如果不是这样看问题的话，那么1920年代的历史就无法得到解释。当中欧的社会结构在战争和失败的压力下崩溃时，只有工人阶级才可能担负起维持社会运转的任务。

在每一个地方，权力都被赋予工会和社会民主党：奥地利、匈牙利、甚至德国，都宣布成为共和国，尽管没听说这些国家曾经有过任何活跃的共和党派。

然而，严重的解体危机刚刚过去，工会的事业尚未完全多余时，中产阶级就开始试图在公共生活的影响中排除工人阶级。

这就是所谓的战后的反革命阶段。实际上，并不存在任何出现共产党统治的严重危险，因为组织成党派和工会的工人们对共产主义并不友善。……危险不在于布尔什维克主义，而在于在紧急时刻，工会与工人阶级政党会无视市场经济规则。

（在紧急状态时“无视市场经济规则”的政党管制模式，显然也是今天贵国的现实之一。——乖乖注）

在市场经济下，公共秩序和商业习惯的间歇可能就会造成致命的威胁，尽管在其他情况下这种间歇也许是无害的，因为它可能导致经济制度（regime）的崩溃，从而使社会每天需要的面包没有着落。

这解释了在一些国家里发生的引人注目的转变，即从假想中迫在眉睫的产业工人阶级的专政转向实际中的农民阶级的专政。在整个20年代，在不少国家中经济政策的决定都来自农民阶级，尽管在名义上他们扮演的角色很不起眼。

此时他们碰巧成为能维持法律与秩序——高度紧张的现代意义上的法律和秩序——的阶级。

（这同样是贵国的一个历史真相：一个号称“工人阶级领导”的政党，在其革命之初实际上就迅速蜕变成了“农民党”，最终依靠“农村包围城市”赢得了国家。——乖乖注）

战后欧洲激烈的平均地权运动是由于政治原因而给农民阶级优惠的间接证明。从芬兰的拉蓬运动（Lappo monement）到奥地利的海威尔（Heimwehr），农民都证明了自己是市场经济的捍卫者：这让他们变得在政治上不可或缺。

（当年滴“打土豪、分田地”不是什么“中国特色”，而是浩浩荡荡滴“国际潮流”呀!——乖乖注）

农民的优势所在，有时被归因于战后头几年里的食物短缺，其实并非如此。例如奥地利，尽管非常依赖食品进口，但为了使农民从经济上受益，它还是得维持谷物关税，从而降低了食品标准。

即使农业保护主义可能意味着城市居人的不幸，意味着出口产业的生产成本高得不甚合理，但农民利益必须不惜任何代价地加以保护。就这样，以往无足轻重的农民阶级获得了与它的经济重要性并不相称的优势地位。

（林毅夫将“进口替代”政策视为发展经济学的1.0版本，认为这一替代政策实际上阻碍了国家发挥比较优势，从而阻碍了国家经济发展。波兰尼的这段解释，实际上从社会阶层力量转移的角度，分析了这一“不合理政策”背后的利益考量。其洞察力和预见性令人惊叹！——乖乖注）

对布尔什维克的恐惧是造就农民政治地位坚不可催的力量。不过，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种恐惧并不真是对无产阶级专政的恐惧——事实上，地平线上尚未出现哪怕是最微弱的这类信号——而是对市场经济陷入瘫痪的恐惧，除非所有那些可能弃置市场游戏规则的胁迫力量都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

只要农民阶级仍然是能消除这些力量的唯一阶级，它们就能继续保持高声望，并继续向城市中产阶级勒索赎金。一旦国家权力得以巩固并且——甚至在这之前——城市中产阶级下层得以由法西斯分子武装起来，从而把资产阶级从对农民阶级的依赖中解放出来，农民的声望就会迅速下降。

一旦城市和工厂中的“内部敌人”被中立化或者征服，农民阶级就将重新回落到它以往在工业社会中那不起眼的地位上。

（再没有比对贵国这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更清晰简明的开国史描述了！从依靠农民阶级打天下，到建国后“剪刀差”式的工业化掠夺——波兰尼竟然早在100多年前就把这个政权早期的动力机制和运转模式，描述得如此精确，分毫不差！！！——乖乖注）

大土地所有者的影响力倒并没有经历这种下降。一个更为持久的因素帮助了他们——农业自足在军事上的重要性越来越大。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得那个最具战略性的事实回到公众意识中，因恐慌而保存粮食生产能力取代了对世界市场的不假思索的依赖。

（只要战争可能性存在，中国的粮食自给战略及耕地红线保护政策就不会出现根本性变化。对于这么简单的逻辑为什么那么多人吵来吵去？——乖乖注）

在专制主义的标志出现时，因对布尔什维克的恐慌而兴起的中欧“重新农业化”就完成了。在“内部敌人”的理由之外，现在又新添了“外部敌人”的理由。

与往常一样，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看到的只是由不健全的经济学教条所推导出来的浪漫的失态，可实际上不断积累的政治事件正在唤醒那些即使最为简单的头脑，使他们认识到，在面临国际体系解体的情况下，经济考虑是多么的无关紧要。

（今天从火车票涨价到土地维权，新一代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依然只能看到“浪漫的失态”，而忽视了社会自我保护机制所面临的严峻挑战。——乖乖注）

日内瓦继续徒劳地试图让各国人民相信，他们正处心积虑地抵抗着想象中的危险，只要大家共同行动，自由贸易就能恢复，并让大伙儿都受益。在当时那种特别易于使人轻信的氛围中，许多人理所当然地相信经济问题的解决（不管这意味着什么）不仅可以缓和战争的威胁，而且实际上还会使这种威胁永久消除。

（林教授的“比较优势”理论，一个无法克服的“阿喀琉斯之踵”就在于“永久和平”的前提假设：而一旦战争出现，所有的“市场比较优势”都会灰飞烟灭。——乖乖注）

百年和平通过树立起一座无法愈越的幻觉之墙而掩盖了事实。那个时代的作者们对现实感的缺乏简直冠绝群伦：A.J.汤因比（A.J. Toynbee）视民族国家为一狭隘的偏见，路德维希·冯·米塞斯把主权看成是一可笑的幻象；诺漫·安杰尔（Norman Angell）则以为战争只不过是商业上的计算错误，对政治问题根本性质的意识程度降到了前所未有的最低点。

（所以二战前呼吁警惕战争风险，提前进行战争动员的邱吉尔几乎变成了一个时代笑话。半个世纪和平后的今天，不是也有大把视战争为笑话的“先知”和“理性主义者”吗？——乖乖注）

1846年，自由贸易因通过了谷物法而在斗争中取得了胜利，80年后，争论重起，不过这次却在同一个问题上失败了。

从一开始，专制统治问题就缠绕着市场经济。因此经济自由主义者天真地将其理由建立在坚不可催的市场经济假设之上，试图以此来驱逐战争的幽灵。

依然没有引起人们注意的是，他们这种论断仅仅表明，一个民族将其安全托付给像自我调节的市场这样脆弱的制度，会有多么危险。

1920年代的专制运动其实是预言性的：它指出在一种秩序消退时需要进行调整。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提示了危险以及人们相应采取的行动；但是，由于人们的行动晚了十年，所以因果之间的联系就被斥为胡言乱语。

“为什么要针对已经过去的危险来自我保护？”这正是当时许多人的论调。这种错误的逻辑不仅使我们对专制的理解，更重要的是对法西斯主义的理解陷入了迷惑。实际上，两者都可以由以下事实得到解释：一旦普遍的记忆接受了危险的印象，恐惧就会一直潜伏着，只要危险的原因没有被根除。

我们断言，欧洲各国从来没有克服战争经历造成的震荡，这场战争意外地让它们感受到了相互依存的危险。

贸易的恢复、蜂拥而起的国际会议上炫耀和平的田园牧歌以及几十上百个国家宣布遵循贸易自由原则，所有这些都是徒劳的——没有一个民族能够忘记，除非他们拥有他们自己的食物和原料来源，或者有武力获得的可靠性，否则，不管是殷实可靠的通货还是牢不可破的信用，都不能使它们从孤弱无助之中得以拯救。

没有比基于这种考虑而形成的那些社会政策更合乎逻辑的了。危险的根源并未被消除，惊恐的平息又何以期待呢？

同样的错误也愚弄了那些对法西斯主义的批评者——他们是绝大多数——这些人把法西斯主义描述成完全没有政治理性的畸形物。

他们说，墨索里尼声称已经使意大利避免了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危险，但统计资料显示，早在向罗马出征（the March on Roma）之前一年多，罢工浪潮就已经平息了。……希特勒宣称他将德国从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危险中拯救了出来。但是失业的洪流不是早在他掌权之前就已经退去了么？

如同我们论证过的一样，宣称他避免了在他到来之时就早已不再存在的东西，是与因果法则相抵触的，而因果法则在政治中同样是适用的。

实际上，在德国和意大利，战后初期的事实证明布尔什维克主义没有任何成功的机会。

但这也不容辨驳地说明，在紧急状况下的工人阶级及其工会与政党，可能会漠视那种将契约自由和私有财产的神圣性视为绝对的市场法则——这必将会对社会造成最具毁灭性的后果，必将会挫伤投资，阻止资本积累，将工资维持在无法获利的水平上，危及通货，破坏国际信用并使企业瘫痪。

（半个世纪后，这个预言在地球另一面，被地球近三分之一人口血淋淋、赤裸裸地验证了！——乖乖注）

并非幻想中的共产主义革命的威胁，而是工人阶级处在可能产生毁灭性干预的位置上这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才成为潜在恐惧的根源，这种恐惧在关键的当口，在法西斯主义的仓惶中爆发了出来。

对人和对自然的危险是不能清清楚楚地分开来的。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对市场的反应都导致了保护主义，前者主要以社会立法和工厂法的形式表现出来，后者则在农业关税壁垒和土地法中得到体现。

但两者有如下重要的区别，在紧急情况中，欧洲的农场主和农民会捍卫市场体制，而工人阶级的体制则会危及它。

尽管这种内在不稳定的体系的危机是由保护运动的两翼共同带来的，但与土地相联系的社会阶级倾向于与市场体系达成妥协，而广大的劳工阶级则对打破市场法则毫不畏惧，并公开挑战市场。

（当没有权益——无论是土地还是资产——可供保护时，“无产阶级”就会选择砸碎这个世界，因为他们“失去的只是锁链”。因此他们也拥有了另一个更为社会化的称谓：“流氓无产者”。——乖乖注）

第十六章 市场与生产组织

甚至连资本主义企业自身都得被保护，以免遭遇不受限制的市场机制运行的危害。这一点应该可以消除象“人”或“自然”这样的字眼不时会在某些谙于世故的头脑中唤起的怀疑，这些人倾向于把一切有关保护劳动力和土地的言论都拒斥为陈腐思想的产物，或是纯粹既得利益的伪装。

实际上，生产企业与人和自然一样，都会遭受市场体系真实而客观的危害。对保护的需要源自货币的提供方式是在市场体系下组织起来的这一事实。

实际言之，现代中央银行本质上是一种旨在提供保护的机构，假如没有这种保护，市场早就毁掉了它自己的孩子——所有类型的商业企业。

但最终，正是这种形式的保护最为直接地导致了国际体系的崩溃。

威胁着土地和劳动力的市场漩涡是明摆在那里的，可是货币制度中固有的对商业的危险却不那么容易察觉。

如果利润依赖价格，那么左右价格的货币安排则对任何被利润所驱动的制度都是至关重要的。尽管从长期看，出售价格的变动并不一定影响利润，因为成本会相应起伏而抵消出售价格的影响，而是短期情况并非如此，因为被契约固定的价格变化有个时滞。

（凯恩斯对一位信奉“长期均衡”的市场主义者的回答是：从长期而言我们都是要死的。这实际上意味着长周期变化对短期不均衡所带来的系统崩溃无能为力。——乖乖注）

劳动力的价格，与许多其他的价格一样，自然是被契约所固定的。所以，假如价格水平由于货币方面的原因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下降，那么伴随着生产组织的解体和资本的巨大破坏，商业就会处于停业清偿的危险之中。

造成麻烦的并非是低价，而是价格的跌落。休谟是货币数量论的首倡者，他发现，假如货币总量减半，那么由于价格会相应地调整到从前一半的水平，商业将不会受到影响。

但他忘记了，商业将可能被毁于这个调整的过程。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现代法偿货币体系紧盯通胀和失业率，因为商品价格和劳动力价格是市场中最重要的两项价格指标，货币供应量必须维持这两个价格指标的稳定，否则市场与社会将陷入崩溃。——乖乖注）

上面提供的是对下述问题的一个比较显而易见的解释：为什么在一个市场机制不被干扰的情况下极易产生的商品货币制度会与工业生产不相兼容？

商品货币仅仅是一种碰巧发挥了货币职能的商品，所以商品货币的数量，从原则上来说，是不可能增加的，（在缺少货币供应的情况下）只可能减少不作为货币的商品的数量。

在实践中商品货币往往是金或银，虽然它们的数量可以增加，但在短时期内不会增加很多。但是，如果生产和贸易的扩张没有伴随着货币数量的相应增加，那就必然会导致价格水平下降——这正是我们印象中具有毁灭性的通货紧缩。

（这正是俺在“比特币为什么不能成为流通货币”一文中，对法偿货币体系取代商品货币体系的解释逻辑。再由此推进一步，比特币信徒们所坚称的比特币“产量稳定”、“总量有限”的所谓优点，正是其作为货币的致命缺陷。因为它会带来对整个市场体系致命的通货紧缩。——乖乖注）

在17世纪的商人圈里，货币缺乏是一个永恒的、沉重的抱怨对象。代币（token money）很早就被发展出来保护贸易免于强制性通货紧缩的危害，如果在贸易量膨胀时仍只使用商品货币，那这种危害就不可避免。

没有代币这种人为货币的媒介，任何市场经济都是不可能的。

（支票就是典型的代币形态，但支票在商品货币时代和法偿货币时代的核心功能是截然不同的。在商品货币时代，支票实际上是金银等商品货币的补充与延伸，承担了重要的“市场润滑”功能；而在法偿货币时代，由于货币发行总量可控，支票更多地变成了某种“大额记账”的账本。——乖乖注）

伴随着对稳定的外汇兑换的需要以及相应的对金本位制的引入，真正的困难出现了，这大致是在拿破仑战争时期。

稳定的汇兑对英国经济的生存而言变得不可或缺，伦敦已经成为一个不断成长的世界贸易的金融中心。可是除了商品货币之外的任何东西都不能服务于这个目的，原因很明显，不管是源自银行或法令产生的代币，都不能在异国的土地上流通。

于是，金本位——一个国际商品货币制度的公认称呼——走上了前台。

（从这个意义而言，金本位并不是商品货币体系，而是以商品货币为基础，以各国央行为管理轴心而建立起来的一套“商品货币信用体系”。这一体系可以视为从商品货币体系到法偿货币体系之间的过渡体系，因此它既有商品货币体系下的某些鲜明特征，也有着后来现代金融信用体系的雏形。——乖乖注）

但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那样，对国内目的而言，商品货币是一种并不充分的货币，因为它是一种商品，其数量不能随意增长。

可获得的黄金数量可能以每年百分之几的速度增长，但却不可能在几周内增长百分之几十，而这种速度正是交易在突然扩张时所需要的。

如果交易量突然增加，在没有代币的情况下，要么缩减贸易，要么在相当低的价格下从事贸易，由此便导致市场萧条并产生失业。

我们可以用最为简单的方式把问题呈现出来：商品货币对于国际贸易是必不可少的，代币则对于国内贸易必不可少。它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协调一致呢？

在19世纪的条件下，对外贸易和金本位相比于国内商业的需要拥有无可争议的优先性。

每当汇率下跌的威胁来临，金本位的运转就要求降低国内商品的价格。由于通货紧缩一般是通过信贷限制而发生，所以很自然，商品货币的运转干扰了信用体系的运转。这对商业而言是一个持久的危机。

然而，完全抛弃代币、把通货限制在商品货币范围之内的做法是不可能的，因为这样一种疗救方案比病症本身更可怕。

中央银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缓解了信用货币的这种缺陷。通过集中一国的信贷供给，就有可能避免通货紧缩所导致的整体性的商业和就业的混乱，并小心翼翼地调控通货紧缩，使它产生的震荡得到吸收，将其产生的压力分散到全国。这一银行的常规功能就是缓冲黄金撤回对票据流通产生的即时影响，以及缓冲票据流通产生的即时影响，以及缓冲票据流通的减少对商业所产生的即使影响。

央行可以采取的手段有很多。短期借贷可以弥补短期黄金短缺所造成的缺口，避免总体上的信贷限制。但即使如经常发生的那样，信贷限制变得不可避免，央行的行动也有缓冲效果：提高银行利率及公开市场操作都可以将信贷限制产生的影响分散到整个共同体，将其产生的压力置于那些最强壮的肩膀之上。

（金本位时代的中央银行本质上是一个大资金池，以其庞大的规模体量来吸收并弱化货币与票据数量急剧变化带来的市场冲击与震荡。——乖乖注）

（央行的功能之一）它的贴现和公开市场操作所形成的广泛压力迫使国内价格以相对平均的方式下降，使得“出口方便”（export-near）的厂商恢复和增加出口，只有那些最不具效率的厂商才会被淘汰掉。

“真正”的资金转移就可以这样达成，与那种带着偶然性和常常包含灾难性震荡的非理性途径——通过“交易性的”通货紧缩的狭窄渠道传递通货紧缩压力——相比，以这种方式获得等量的贸易顺差，所需付出的混乱代价要小得多。

尽管有以上这些设置来缓冲通货紧缩的影响，结果仍是商业一次又一次地全面解体，以及由此导致的大量失业。这一事实是对金本位制最强有力的控诉。

货币的情况与劳动与土地的情况非常相似。将商品化虚构应用于它们中的每一个，都会使它们有效地融入市场体系，但与此同时也会产生对社会的严重威胁。

就货币而言，它所产生的危险指向生产组织，因商品货币的使用而造成的价格水平下跌威胁着生产组织的生存。在这时，同样必须采取保护措施，而这种保护的结果则是使市场的自我调节机制陷入瘫痪之中。

中央银行的运行将金本位制的自动调节功能降低到徒有其表的水平。它意味着一种集中管理的通货；操控取代了信贷供给的自发调节机制，尽管这种操控并不总是有意识和有预谋的。

人们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只有单个国家放弃中央银行调控，国际金本位才能真正实现自我调控。

确实鼓吹迈出这致命一步的是金本位制的纯粹一贯的坚持者路德维希·冯·米塞斯；他的建议如果真有人理会的话，那将会把各个国家的国家经济都变成一堆废墟。

（这一分析实际上就是后来蒙代尔“不可能三角”理论的前身：货币政策独立、资本自由流动和汇率稳定三者之间，一国政府最多只能同时实现两项。波兰尼此处分析显示，放弃货币政策独立（中央银行调控）是实现资本自由流动和汇率稳定（货币市场自我调控）的前提，而正如其前边分析的那样，这一货币自我调控的结果，意味着一国之内通胀和失业率失控，其后果是国内市场和社会系统的崩溃。——乖乖注）

货币理论中存在的绝大多数困惑应该归咎于把政治与经济相分离的做法，这是市场社会的突出特征。

一个多世纪以来，货币被看作是完全属于经济的范畴的、一种用于间接交换的商品。如果黄金被如此偏爱，那黄金本位就是自然而然的事。

李嘉图为19世纪的英国灌输了这样的信念：“货币”这个词的涵义是交换的中介，银行钞票的使用也仅仅是为了方便，它们的效用在于比黄金更便于携带，但钞票的价值在于，对钞票的拥有为我们提供了随时占有它们所代表的商品本身——黄金——的手段。

由此推论，通货的国民性质毫无意义，因为它们不过是同种商品的不同代用物。并且，如果说一个政府试图自己占有黄金是浅薄之举的话（因为这种商品的分配就像其他所有商品的分配一样，会在世界市场上自行调节），那么，这样一种看法，即认为有国别差异的代币与相关国家的福祉和繁荣有任何关联，就更加是无知的表现。

（按照李嘉图学派的看法，人民币国际化显然是一种“无知的政策”；不知道今天哪位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敢坚持这个价值判断？——乖乖注）

到目前为止，政治和经济领域的制度性分离从来没有彻底实现过，而且恰恰在货币问题上这种分离必然是不彻底的；国家——其造币厂的任务似乎仅仅是确定硬币的重量——实际上是其代币价值的保证者，这些代币被用来支付税负和其他费用。

这种货币不是交换手段，它实际上是支付手段；它不是商品，而是购买力；它本身没有任何效用，仅仅是一种筹码，体现着对可购买事物的数量化了的权利。

很明显，这是一种与市场经济完全不同的社会结构，因为在这种社会中，财物的分配依赖于对购买力的象征物的拥有。

（波兰尼在此提出的正是法偿货币体系的核心理念，而到本书首次出版25年后，美国政府才于1971年停止美元兑换黄金，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法偿货币体系。——乖乖注）

当然，我们在这里论及的并不是现实的图景，而是为了澄清起见而构造出来的概念图式。

（神仙！您老到底是何方神圣转世再来呀？——乖乖注）

任何分离于政治领域的市场经济都是不可能的；然而，正是这样一个建构却成为自李嘉图之后的古典经济学的基础，离开了这个基础，它的概念和假设都变得不可理解。

根据这种设计，社会是由交换着的个人所组成的，这些个人拥有一整套的商品——货物、土地、劳动力及其合成物。货币仅仅是诸多商品中的一种，只不过它被交换得更加频繁一些，并由此成为专为交换目的而获取的对象。

这样一种“社会”可能并不真实，然而它却是古典经济学家们用于理论建构的基本骨架。

（俺真应该大大庆幸自己求学时期没有接触到种种所谓的经济学理论，而是在工作之后，直接接触到从张五常到波兰尼的“真实世界的经济学”。——乖乖注）

一幅关于现实世界的更不完整的图景是由购买力经济学提供的。不过，与市场经济的范式相比，它的某些特征却与我们的实际社会更加相似。让我们努力想象这样一个“社会”，在其中，每个个人都被赋予确定数量的购买力，使他们有权选购各种明码标价的商品。

在这样一种经济中，货币并不是商品；它本身没有用处；它只能购买那些粘上了价格标签的商品，这同现今我们的商店中出现的情况非常相似。

商品货币理论在19世纪远比其竞争对手更占优势，因为那时的制度在许多本质方面遵循着市场模型，然而自20世纪初开始，购买力概念就逐渐转为优势。

随着金本位制的解体，商品货币实际上已不复存在，货币的购买力概念水到渠成地取而代之。

（今天国际贸易中常用的“购买力平价”理论，即源于此。——乖乖注）

一旦从机制和概念转向现实中的各种社会力量，意识到以下这一点就很重要，那就是统治阶级自身倾力支持通过中央银行对货币进行管理。

当然，这种管理并不被认为是对金本位制的干涉；相反，它被视为游戏规则的一部分，金本位制只有在这种游戏规则之下才得以运转。

由于维持金本位制是不证自明的，中央银行机制从未被允许以导致一国放弃（go off）金本位的方式运作，相反，央行的至高原则是永远并在任何情况下都紧跟黄金，对这一原则的质疑似乎从来没有出现过。

（25年后，美国终于通过其央行实现了“一国放弃”金本位。而波兰尼在其后的阐述中，恰恰证明了这一放弃的不可避免。——乖乖注）

但是，只有在价格水平的波动仅限于偏离所谓黄金点（gold point）2%—3%的微小范围内时，情况才是如此；当为了汇率稳定而必须大幅调整国内价格、特别是波动到了10%或者30%的时候，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价格水平的这种下跌运动将导致灾难和毁灭。在这种情况下，有效管理通货就具有头等重大的意义，因为这意味着央行的那些手段成为政策，即成为政治应该决定的对象。

实际上，中央银行巨大的制度重要性在于以下事实，即货币政策由此被引入了政治领域。这种变化的后果不能不是影响深远的。

（美国摆脱金本位制，是“货币政策被引入政治领域”的标志性历史事件。由此，代表货币政策管理者的美联储主席，实际上与行政、司法和立法一起，成为现代政治结构中的四大政治支柱之一。在美国政治结构的“三权分立”之外，实际上还有另外一重平衡，那就是以货币政策为标志的市场调控与社会调控的平衡。——乖乖注）

这些影响是双重性的。在国内领域，货币政策只是干预主义的另一种形式，各种经济阶级之间的冲突，倾向于围绕这个问题——它与金本位制和平衡预算紧密相连——而展现出来。1930年代的许多国家的国内冲突，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常常聚焦在这个问题上，它在反民主运动的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在国际领域，国家通货的角色具有压倒性的重要性，尽管这一事实在当时极少被意识到。

（正如人民币国际化是这个时代中国和世界上最重要的政治和历史事件之一，但却几乎被整个社会所忽视一样。——乖乖注）

19世纪具有统治地位的哲学是和平主义和国际主义；“大体上”所有受过教育的人都是自由贸易的主体，拥有那些在今天看来让人啼笑皆非的资质的人也确实是这么做的。

当然，这种世界观的根源在于经济学；许多真正的理想主义来自交换和贸易的领域——这真是一个天大的悖论，人类的自私欲望居然是在证实他最慷慨的冲动。

但自从1870年代之后，感情上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尽管主流的理念并未发生相应的断裂。在理念上，这个世界依然相信国际主义和相互依存，但在行动上，却受着民族主义和自力更生（此处译为“自给自足”或更佳。——乖乖注）冲动的支配。

自由民族主义发展成为民族自由主义；对外，明显倾向保护主义和帝国主义，对内，则倾向垄断的保守主义。

这种矛盾在货币领域比在任何其他领域都要来得尖锐且无意识。因为一方面，国际金本位制的教条式信念仍然享受着人们毫不吝啬的忠诚，而与此同时，代用货币也已经在形形色色的中央银行体系的主权上被建立起来了。

在国际主义原则的庇护下，一种新民族主义坚不可催的堡垒不知不觉被建构起来，这个堡垒的外形就是管理钞票发行的中央银行。

（美联储突破金本位制，被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们从当年一直骂到今天，所骂的核心内容之一就是其“国家主义”（美国好象很难说是民族主义）私利催毁了人类历史上唯一一次出现的“国际货币体系”。——乖乖注）

事实上，新民族主义是新国际主义的必然产物。国际金本位制不能在那些本应实行此制度的国家里变成现实，除非它能保证不会给这些遵从金本位制的国家带来危险。

完全货币化了的共同体无法承受价格突然变动所产生的毁灭性影响，而这种变动又是保持一种稳定汇率所必然会产生的，这就要求价格变动所产生的震荡必须被独立的中央银行政策来缓冲。

一国的代用货币就是相对安全的一个保障手段，因为只有依靠它，中央银行才得以在国内和国际经济之间发挥缓冲器的作用。

如果支付平衡被兑换危机（illiquidity）所威胁，储备金和国外借贷就可用来渡过难关；如果必须创造一种全新的经济平衡，这种平衡要求降低国内价格水平，那么信贷紧缩将以最为合理的方式扩散开去，淘汰无效率的企业，把压力置于有效率的企业身上。

如果缺少这样一种机制，那么对于任何发达国家来说，坚持金本位制而不对其福祉造成毁灭性性损害都是不可能的，不管这种损害是在生产、收入还是在就业方面。

（这是相对于蒙代尔“不可能三角”理论一个更广泛，也更有解释力的货币政策理论。——乖乖注）

如果说商人阶级是市场经济的主角的话，那么银行家就是这个阶级天生的领导者。就业和收入有赖于企业的盈利性，但企业的盈利性有赖于稳定的汇率和可靠的信贷状况，这两者都在银行家的照料之下。

认为这两者不可分离是他们信条的一部分。稳健的预算和稳定的国内信用条件都以汇率的稳定为前提；反之，若国内信用缺少安全性、国家财政不平衡，汇率也不可能稳定。

简言之，银行家的双重责任一方面包含可靠的国内金融，另一方面包含通货的对外稳定性。这正说明了为什么当两者全都失去意义时，作为一个阶级的银行家们却总是最后一个才发现。

市场经济的崩溃，在货币领域要比在任何其他领域都来得更突然。

干预进口外国农产品的关税破坏了自由贸易；对劳动力市场的限制和调节使劳资双方的讨价还价大受局限，而这本来是法律留给劳资双方自行决定的。

但不管是在劳动力还是在土地的例子中，都没有像在货币领域那样，突然出现与市场经济之间发生的彻底决裂。

与大不列颠在1931年9月21日对金本位制的突然放弃相比，或者与美国在1933年的6月所采取的相同行动相比，其他市场中的任何事情都微不足道。

尽管在那之前，1929年开始的大萧条早已将大部分的世界贸易消灭殆尽，但贸易的方式和占统治地位的理念并未改变。

金本位制的最终失败代表了市场经济的最终失败。

经济自由主义开始于100年前，并遭遇了一个保护主义的反向运动，这个运动现在已经攻破了市场经济的最后一个堡垒。

一系列新的理念取代了自发调节市场的世界。相对于当时绝大多数人的麻木状态，意想不到的克里斯玛领袖和专制孤立主义的力量爆发出来了，并且把社会熔铸成了新的形式。

（由此进入自由市场与社会保护机制双向运动的另外一个阶段，自由市场的信奉者哈耶克则成为新阶段的研究与描述者。——乖乖注）

第十七章  自我调节的削弱

从1879年到1929年的半个世纪内，西方社会发展成了一个个内部紧密联结的单元，并且强有力的扰乱性力量潜伏在这些单元之中。

这一变化趋势的直接根源是市场经济的自我调节受损。由于社会被迫调整自身以期与市场机制的需要相适应，市场机制自身运行中存在的缺陷会不断地在社会内积累破坏性的力量。

自我调节机制的受损是保护主义的一个后果。

当然，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市场总是自我调节的，因为市场倾向于产生一个能够使市场出清的价格；不过这对于所有类型的市场来说都是正确的，无论它是不是自由市场。

但是正如我们已经表明的那样，一个自我调节的市场体系包含着一些非常不同的东西，即生产要素市场——劳动力，土地，货币的市场。因为这些市场的运行有毁灭社会的危险，所以共同体自我保存措施便建立起来了，它要么是有意阻止这些要素市场的建立，要么是干扰它们的自由运行。

（在中国过去30年经济转型中，要素市场的管制是被日益垢病的“双轨制”运作机制关键之一。过去我一直认为这是政府出于利益集团考虑而实施的过度干预；但在下一阶段的观察中，似乎要把“合理管制”与“不当管制”做一个区分，并仔细考察其间的差异。——乖乖注）

美国被经济自由主义者用来作为证明市场经济运行能力的决定性证据。一个世纪以来，劳动力、土地和货币在美国以完全自由的形式交易着，但却没有人宣称需要进行社会保护，并且，除了关税之外，工业生活依然不受政府干预措施的阻挠。

当然，解释是简单的：它们正是自由的劳动、土地和货币。直到1890年代，那时的边疆是开放的，有足够的无主土地；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期，低纸劳动力还能自由流入美国；到20世纪初，这里还没有保证汇率稳定的承诺。

劳动力、土地和货币的自由供给一直是可能的，因而自我调节的市场体系根本没有形成。只要这些条件存在，人类、自然和工业组织都不需要唯有政府干预才能提供的那种保护。

（以价格为基础的市场体系只有在资源稀缺情况下才能运转，因为资源稀缺才需要价格机制来优化资源配置。以此而论，天堂里显然是没有市场的，但却不一定没有社会。——乖乖注）

一旦这些条件不复存在，社会保护就会启动。当较低等级的劳动力不能继续源源不断地从外来移民储备中获得，较高级别的劳动力也无法在土地上自由定居的时候；当土地和自然资源变得稀缺而人们不得不采取节约措施的时候；当金本位制被引入，使得通货和政治相分离、国内贸易与全球贸易相连接时，美国追赶上了一个世纪以来欧洲的发展：对土地及其耕作者的保护、通过工会和立法对劳动力提供的社会保障以及通过中央银行进行的调节——它们都以最大规模——统统出现了。

货币保护主义首先出现：美国联邦储备体系建立的意图在于平衡金本位制与地方需求之间的关系；对劳动力和土地的保护主义紧随其后。

20世纪20年代的十年繁荣足以导致一场如此严重的萧条，以至于在这一过程中，罗斯福的新政开始在劳动力和土地周围建起一道防护河，其宽度让欧洲人闻所未闻。

因此，美国既从正面，也从反面为我们的理论——社会保护必然与所谓的自我调节市场如影随形——提供了鲜明的证据。

（罗斯福新政是美国社会保护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运动在历史上以“社会进步运动”（1900—1917）之名而被载入史册。

值得一提的是，清华孙立平教授提出的以“社会进步”理念取代前30年“经济发展”理念，恰好是在类似的社会发展阶段，对美国“社会进步运动”理念的呼应。而这一呼应我早在2008年写政府预算公开报道时，便从中山大学马骏教授对美国政府预算公开史的研究中发现了。——乖乖注）

与此同时，所有地方的保护主义者都在为显现中的社会生活单元铸造坚固的外壳。这一新的单元以民族国家为边界，但这些民族国家与其前身，即以往疆界不明的帝国却绝少共同之处。

这种新的甲壳类型的国家通过具有国民象征性的通货来表达自己的身份认同，而这类通货则得到空前排他的、绝对的主权的保护。

（这也是法偿货币又被称为“主权货币”的原因，货币已经成为现代国家的主权象征与体现，理解了这一点就会明白包括比特币在内的所谓“新货币形态”的尝试多么难以实现——这实际上意味着试验者要打破现有主权国家形态，重塑世界范围内的“社会生活单元”。——乖乖注）

从外部看，这些通货也同样是关注焦点，因为正是通过它们，国际金本位制（世界经济的主要工具）才得以建立。如果说现在货币公然地统治着世界，那么这种货币早已被打上了国家的烙印。

如此这般强调国家和通货对于自由主义者来说是不可理解的，他们的意识习惯性地忽视了他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世界的真实特征。

如果说国家在他们看来是过时的，那么国家通货就更不值得看上一眼了。没有哪位有自尊的自由时代的经济学家会对这一事实——不同的纸片比国界线两边不同的人以不同的名称冠之——的无关紧要性持怀疑态度。

没有比通过外汇市场来实现货币种类的兑换更简单的事了，外汇市场是不会停止运转的，因为幸运地，它不在国家或政客的掌握之中。

西欧经历了一场新的启蒙运动，在这场运动所厌恶的那些事物中，对国家的“部落主义的”理解不幸名列头榜，这种理解所宣称的主权概念对于自由主义者来说不过是狭隘思想的一个显露罢了。

1930年代的《经济学手册》所包含的信息中，就有下面这种确定的内容：货币仅仅是交换的工具，因而从定义上看就没有什么重要性。

市场主义观念的盲点使他们对国家现象和货币现象同样感觉迟钝。自由贸易者在这两方面都是唯名论者。

这两者之间的联系是非常重要的，虽然这在当时并没有引起注意。断断续续地，对自由贸易教条的批评和对货币教条的批评时有发生，但是，几乎没有人认识到这两套教条其实是对同一事务的不同表达，如果一个是错误的，另一个也难以幸免。

在当时，货币对于把国家建成明确的经济和政治统一体所具有的重要性，被那些自由主义启蒙家完全忽视了，就象历史上被他们18世纪的先辈忽视了一样。

这就是从李嘉图到维泽尔（Wiser）、从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到马歇尔（Marshall）和维克塞尔（Wicksell）这些最杰出的经济思想家所维护的立场；与此同时，一般有教养的人们所受的教育也使他们相信，纠缠于关于国家或者通货这样的经济问题，不过是下等人的表现。

在他们看来，如果把这些谬见结合到一起，形成以下怪异命题，即国家通货在我们的文明制度机制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那么这不过是制造了一个不知所云的悖论，毫无意义可言。

事实上，新的国家实体和新的国家通货是密不可分的。正是通货为国内和国际体系提供了动力机制，并向这一图景注入了那些使断裂突然发生的因素。作为信用的基础，货币制度成了国内和国际经济的生命线。

（当现代国家被从种族、文化、社会的概念下划分为“民族国家”、“文化共同体”、“社会生活统一体”等种种含糊表述时，从经济角度而言，它的定位却要明晰得多，那就是“主权货币”国家：一国的主权货币覆盖之域，即是这个国家的经济疆域。

由此推之，在人类历史上的殖民类型中，除了早期的人口殖民、土地殖民和近代社会的贸易殖民之外，现代殖民最重要的形式实际上是“货币殖民”，而以“货币殖民”形态而言，美国无疑是过去近一个世纪中全世界最大的“货币殖民国”，中国则刚刚迈出从最大的“被殖民国”转向独立甚至对外殖民的第一步。

所以说人民币国际化，是当代世界最重要的政治和历史事件之一。其后续引发的世界政治格局分化和社会震荡，或将远远超出这个时代的想象。——乖乖注）

保护主义之车是三轮驱动的。土地、劳动力和货币，各自扮演着它们自己的角色；如果说与土地和劳动力相联系的是尽管广泛、但却明确的社会阶层——诸如工人或是农业劳动者——的话，那么在更大的程度上，关于货币的保护主义则是一种全国性因素，它经常将多种多样的利益融为一体。

虽然货币政策同样既能被用于联合，也能被用于分化，但是客观上，货币制度确实是能整合国家的经济力量中最强大的一个。

劳动力和土地分别是解释社会立法和谷物关税的主要因素。……农产品关税和工业产品关税之间的关系则更为密切。自从全面保护主义的主张因俾斯麦而被普遍推行之后（1879年），为互相保证有利于对方的关税而由地主和企业家组成政治联盟，成为德国政治的一大特征。

国内的和国外的、社会的和国家的，各种保护主义倾向于相互融合。……顺便提及，这些相互作用成为我们提到过的关于集体主义阴谋指控的微弱的事实基础，在这种指控看来，这里所谓的集体主义阴谋应该对发生社会保护运动负责。

但是这将事实本末倒置了：这种运动的根源是自发且分散的，而一旦它们开始发生作用，当然也就不能不产生出相互平行的利益，这些利益自身会要求使自己能够长期存在下去。

但如果说关税壁垒和社会立法产生出一种人造气候的话，那么货币政策所创造的则不折不扣是人造的天气条件，它每天都在变化之中，并且影响着共同体中每个人的切身利益。

货币政策的整合力量远远超过了那些迟缓笨重的其他类型的保护主义措施，因为货币保护的效应变幻不定，从不停息。

不管是商人、有组织的劳工、思虑家计的主妇、计划生产的农民，还是权衡子女前程的父母以及等待结婚的恋人，在他们选择时机时，影响他们最重要的单个因素莫过去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

如果说在通货稳定时情况都是如此的话，那么在通货不稳定、必须做出贬值还是升值的致命决定的时候，情况就更是如此了。

从政治上说，对国家的认同是由政府来建立的；从经济上讲，它却是由中央银行建立的。

在国际方面，只要货币政策有可能出现，它就会有更大的重要性。足够悖谬的是，货币的自由是贸易受限制的后果。因为对货物和人的跨国流动的阻碍越多，对支付自由的保护就必然越有效。

（在关于汇率管制放松的争论中，双方实际上正是在这一点上有着不同的价值判断：支持放松管制者更看重贸易自由带来的社会收益；而反对者则担心过度放松后影响到货币政策的独立性。相比之下，后者的负面影响更不容易被社会大众所观察和理解，因此放松管制的声音在社会化舆论中占据主流地位。——乖乖注）

短期款项可以在一小时内在地球的任何两点之间完成流动。政府、私人企业或者个体之间的国际支付形式等等这些都一视同仁地受到管制；拒绝偿还国际债务，或者损害预算保证的企图，即使是发生在落后国家政府身上，也必将触犯众怒——作为惩罚，这些丧失信用者将会被归入不可信任的邪恶之类。

在所有与世界货币体系相关的事务周围，都建立起了相关的制度以保证这个体系的运转，诸如：代议制机构，界定这些代价制机构权限并规范预算公开之程序的成文宪法，法律的颁布，条约的批准，金融义务的取得方式，公共会计准则，外国人的权利，法院的权限，汇票支付场所以及由此隐含的纸币发行银行及外国债券持有人和各种类型的债权人的地位等等。

这涉及纸币与硬币的使用、邮政规则、股票交易以及信贷运作等各方面的相互一致性。

没有任何政府——也许最强有力者除外——能够无视关于货币的禁忌。就国际目标而言，通货就是国家；而没有任何国家能够在任何时间程度上置身于国际框架之外。

与人与货物不同，货币能够不受任何阻滞手段的影响，继续发展其随时随地达成交易的能力。

转移实际物体越困难，其所有权的转移就越容易。尽管商品和劳务的交易颇为迟缓，其平衡也很容易就被破坏，但在全球风行的短期借贷和与实际贸易无甚瓜葛的基金运作的帮助下，平付平衡几乎能够自动保证流畅。

支付、债务和所有权转移并没有因为针对货物交易的那重重关卡而被阻滞；在某种程度上，国际货币机制迅速增长的弹性和普遍性是对不断收缩的世界贸易渠道的一种补偿。

到30年代早期，世界贸易只剩下一线细流时，国际短期借贷的流动性却达到了闻所未闻的程度。只要国际资本运动和短期贷款的机制依旧运转，实际贸易的任何不平衡都可以用簿记的方式加以克服。

在信贷流通的帮助下，社会混乱被避免了；经济上的不平衡被金融手段所纠正。

（这几乎就是对中国加入WTO后，对世界贸易带来巨大不平衡及欧美利用金融手段“修复”平衡的描述。这一修复措施最终因为金融系统自身的崩溃而变成了一场世界性灾难。——乖乖注）

作为最后一招，受损的市场自我调节导致了政治干预。当贸易周期无法实现，就业也无法恢复，进口无法导致出口，银行准备金的调整让企业感到恐慌，外国债务人拒绝偿债等等这些情况发生时，政府就必须对这种紧张作出反应。

在紧急情况发生时，社会的整一性就会通过干预行为而体现出来。

国家采取干涉行为的程度取决于政治领域的格局和经济不景气的程度。

从国际上讲，政治手段同样被用来弥补市场自发调节之不足。李嘉图式的贸易与货币理论忽视了各个国家之间的地位差异，这种差异既可能是由于生产能力和出口能力不同造成的，也可能是因为贸易、运输与金融等方面的经验差异造成的。

在自由主义理论中，大不列颠不过是贸易海洋中无数原子中的一个，其地位与丹麦和危地马拉无异。而实际上，世界是由数量非常有限的国家组成的，并且分化为债权国和债务国、出口国与实际上自给自足的国家。出口国之间也是不同的……这样一些差异可以从理论上被忽略，但在实践中，它们所产生的后果却是不能被忽视的。

（林毅夫所发展的比较优势理论，其实正是这一理念的实践。——乖乖注）

经常发生的情况是，一些国家发现自己无法偿还债务，或者它们的通货发生贬值，而影响了它们的偿还能力；有时候这国家决定通过政治手段重获平衡，由此就干涉了外国投资者的财产权利。

在这些例子的任何一个当中，经济过程的自我愈合能力都不能被信赖，尽管根据经典教条，市场经济的自我愈合过程能够无一例外地使债务得到偿还，通货得以恢复，并保证外国人不会再资受到损失。

但所有这一切都要求这些相关国家是世界分工体系中或多或少平等的参与者，而很明显这不是事实。

我们预期货币贬值了的国家必然会被迫赔偿外国投资者并恢复履行偿债义务，但这些都不过是一厢情愿。例如，当债务国的咖啡或硝酸钾出口数量增长时，反而会使其市场价格触底，并且，拒绝偿还高利贷式的外债看起来要比国家通货的贬值可取得多。

世界市场机制是无法承受这种风险的。相反，派谴炮舰到相应地点，那些未能履行还债责任的国家，不管它们是不是真的狡诈成性，都必须在被轰炸和清偿债务之间作出选择。没有其他可行的办法既可以使偿债责任得到履行，同时又能够避免巨大损失，并由此使体系运转下去。

（正如赌场要靠暴力追债的大耳窿来维持运转，所谓自发调节的国际贸易市场，最终也不得不依靠炮舰来维持其体系的诞生与运转。——乖乖注）

当贸易理论上那雄辨的互惠互利的理由没有被土著人迅速地——也许是根本就不会——领会时，同样的方式（武力）也被用来“诱导”殖民地人民去认识贸易的好处。

更加明显地需要干涉的情况是：某地区恰好拥有大量欧洲制造业主所需的原料，可是并不存在所谓事先建立的和谐能够保证土著人会满怀渴望地需要欧洲制造业主的产品，因为他们的自然需求是完全不同的。

（可怜的大清帝国，就这么被当作“不识抬举”的土著人，被炮舰赶入了浩浩荡荡的国际贸易体系。——乖乖注）

当然，这些困难中，没有任何一个曾被设想过会在据称是自我调节的市场中发生。

但清偿行为越是只有在武装干涉的威胁下才发生，贸易路线越是要在炮舰的帮助下才得以保持敞开，贸易越是紧随在旗舰之后（旗舰所紧随的则是侵略性政府的需要），那么必须使用政治手段才能获致世界经济的平衡这一点就变得越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