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主笔  黄河

4月2日上午，由中国民主建国会、广东省政协、深圳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2004中国风险投资论坛”在深圳五洲宾馆举行。这是中国风险投资业有史以来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行业盛会。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在论坛上透露，在深圳建立中小企业板已获批准，推出将“指日可待”。成思危进一步强调，深交所将逐渐成为“中国的纳斯达克”。按照设计思路，第一步是把流通股在5000万股以下、具有成长性的中小企业集中起来，到深交所中小企业板上市；第二步是研究怎样降低入市门槛；第三步是成立独立的创业板。

成思危表示，真要做成“纳斯达克”，必须是先有主板，其次有创业板，最后还要有柜台交易。他说，在推进创业板建设的同时，还要大力推进中国产权市场的建设，现在上海、北京、天津三地已成立了产权交易所，这些产权交易所将来是风险投资的另一个退出渠道。

然而，对于期盼已久的风险投资行业来说，在经历了太久的等待与失望以后，对于二板市场推出的消息“都已经有些麻木了”。

据中国科学技术促进发展研究中心创业投资研究所发布的《2003中国创业投资发展报告》显示，2003年，中国创投资本的投入总量、投资项目、投资机构的绝对数呈下降趋势。受访投资机构也表示，2004年大多创投公司不会有大的投资行动，甚至有的还会撤资。

创业投资研究所王伟光博士介绍，从他们调查的情况看，拿北京来说，创投机构已经开始分化，大概是3:3:3。就是1/3还在干创投；1/3虽然是打创投旗号，但已不再投资；还有1/3转行或关门不干了。

即使对那些“还在干创投”的企业来说，二板市场也已经变成了可有可无的选择。据一位风险投资公司总经理透露，由于中小企业板块迟迟不能推出，许多同行将眼光瞄准了国内的A股市场，普遍的做法是先收购一家上市公司，然后再把孵化成熟的企业卖给上市公司，由此实现风险资本退出。

这样的例子正在并且已经在资本市场上上演。今年2月11日，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收购陕解放A(000516)21.51%的股权获得了西安市财政局的批准，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将成为陕解放A第二大股东。同样的案例还有力合股份(000532)，力合股份董事长冯冠平介绍说，在2002年，深圳市清华创业投资有限公司收购了粤华电，收购的目的是把孵化的高科技项目卖给上市公司。今年3月24日，力合股份通过了受让深圳华冠电容器有限公司30%股权的议案，深圳清华力合创业投资公司顺利实现了在该项目上的风险资本的退出。

然而这种退出方式同样引来了质疑，一位创投机构总经理指出，这一模式在业内已经越来越多，很多公司利用这一模式套现，将一些很差的公司卖给上市公司套现，使中小股东利益受损。

更加重要的是，实施这种股权操作的创投机构实质上已经失去了风险投资的本意，即通过投资人引入的管理与经营机制，使具备高成长性的企业得以实现其成长潜力，而变成一种近乎投机性质的项目转让。

与国内创投业所面临的尴尬处境形成对照的则是“两头在外”的国外风险投资，它们的典型做法是通过投资使企业获得成长资源的同时，利用自身在海外市场的经验，将企业保荐到海外上市。

这一模式的存在，使得中国二板市场从一开始就面临着国际市场的竞争，而非仅仅是寻找国内定位的问题。由于国际市场的复苏和风险投资行业的回暖，使得国内企业纷纷赴海外上市，从这个角度而言，即将诞生的中小企业板正在面临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

创业投资的“痛点”

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自称“中国资本市场为数不多注重基本面的专家之一”的许小年表示，中小企业板不是中小企业的常规性融资渠道，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最需要的是建立风险投资基金的行业体系。

谈及最近被炒得火热的中小企业板，许小年在肯定其必要性的同时指出，中小企业板的作用不光为中小企业融资服务，也不能成为中小企业的常规性融资渠道。他认为，一个中小企业成长中的融资过程主要表现为：最先是企业家自有资金，即“种子基金”；当企业需要扩大生产时，就会展开风险投资融资，一般一家中小企业需要完成两次风险投资融资；当中小企业拥有一定现金收入时，可以被银行接纳为客户，获得银行融资；最后才轮得到IPO(首次发行股票)，即在中小企业板上市。因此，中小企业主要资金来源是创业者自有资金、风险投资基金和银行资金，常规性融资渠道并非俗称“二板”的中小企业板。

许小年认为，相对于二板，风险投资基金和产业基金体系的建立，更具重要性和紧迫性。在他看来，只有一个不断滚动发展的投资基金产业，中小企业融资问题才能得到根本解决。

对于国内的产业基金体系来说，目前正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据研究机构调查，目前的产业投资机构的股东不少是曾做证券、期货、房地产的，2000年政府正酝酿推出创业板，大家觉得是好机会，就把钱砸进去。但随着创业板的推迟，这些创业投资失去了想象中的退出渠道，最后仍然不得不退出这一领域。

科技部条财司的李爱民透露，创投资本现在没有资本市场退出渠道，但资本的趋利性使之必然要求分红，那么，若创投机构每年都有分红压力的话，它就不可能投长期项目。包括像中科招商这样的大机构，它的钱来自于5家上市公司，它每年大概需要15%左右的收益，分红压力很大。

这一压力使得创投机构对于二板市场的期待几乎全部集中在流通方案上，因为与做长期股东不同，创投资本只有在股权转让中才能获得自己理想中的收益。

“深圳创业板是否全流通迟迟没有定论，使创投资本没有投资信心，作为投资机构来讲，它一定是有了好的退出渠道以后才能再进行经营和投资，投资人肯定不会光掏钱不收割”，世纪方舟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宋玉鸣表示，“我们公司成立5年时间，从豪情万丈到热情冷却，主要原因是创业板一再押后使新投入资本匮乏及老股东的急躁情绪。我们投资了30多个项目，2003年退出3家，2004年还要大步退出。为什么要退？不退就不能进行新一轮的投资！我们希望创业板出来以后能够有一些退出的渠道，这样我们才会有新的投资动力。”

而科瑞集团董事长郑跃文则在一次接受采访时表示，科瑞集团旗下一家生物制药企业也考虑在深圳中小企业板上市融资，但如果该市场不能够实现股份全流通，就不在这个市场上市，会转道海外市场。

“现在的问题是没有一个机制来判断哪个是真正的实业投资，哪个仅仅是为了赢利而实施的股权交易。”一位证券分析人士这样判断。与他的话相映证的，则是成思危在回顾创业板搁浅时的一段话。

成思危表示，2001年，全球股市形势发生了较大的变化，美国NASDAQ高科技泡沫破裂，香港的创业板从1200多点跌到最低100多点。成思危给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同志写了一封信。信中建议，还是按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修改《公司法》的决定，先推出科技板块，不要匆忙开创业板。“我当时提出一个观点，就是不能把风险投资家应该承担的风险转嫁给股市投资者。”

成思危进一步解释说，那个时候，70%想上创业板的公司都是在1999年听到开创业板风声以后成立的，其中不少是匆忙拼凑包装，没有自主知识产权。很多风险投资公司收购了一些准备上创业板的公司的股权，而且是按预期的市盈率为基准来定价的。其中，大部分资金被套住了，所以他们希望开创业板，帮他们解套。在这种情况下，他觉得贸然推出创业板，风险太大，所以才决定给朱镕基写信，建议暂不推出创业板。

“为此，我在网上挨了很多骂。”成思危对这段往事记忆犹新，“有人说，你提倡风险投资，却反对创业板。其实这是对我的误解。这些年，我为推动创业板市场不知道费了多少心血。风险投资要发展，确实需要给有技术、有市场、有好的管理团队的企业以上市融资的机会。但是，要慎重，要一步一步来。事实证明，如果当时开了创业板，少数人可能发了财，但大多数投资者会被套住。”

“成思危的这段话至少说明一个道理，那就是风险和投机并不是一个概念，但在今天的国内资本市场，这两者却常常被混淆。”那位证券分析人士表示。

风险投资需要什么？

主持推出《2003中国创业投资发展报告》的陈工孟教授将中国风险投资业发展的瓶颈归结为五大问题。

首先是国内风险投资业界的理念必须调整。陈工孟认为，在过去几年，很多人对风险投资的内涵和理念的理解存在偏差。很多人把风险投资作为一种以资本运作为主的方式来运作，这是不正确的。“我们风险投资业的从业人员相当一部分是从证券行业转过来的，由于证券业务的特殊性，他们更加擅长的是短平快的资本运作。其实，风险投资业的运作除了资本运作这一块，更需要的是风险投资家的管理经验、技术经验、创业经验等。对于风险投资也来看，更多的是这些因素给被投资方提供了资金以外的增值服务。另外一种亟需转变的观点是以风险投资作为圈钱的手段，用运作证券行业的理念来运作风险投资，这样在运作的过程中就显得有点急功近利。”

其次则是政策环境的完善。具体来说，这又可以分为三个层次：风险投资的退出渠道不通畅；税收优惠政策需推出；可考虑推出政府风险投资配套基金。陈工孟认为，在今后1-3年的时间里，我国风险投资业界的政策环境会有所改观。

第三是利益分配机制亟待完善。就我国目前的形势看，完善风投业的利益分配机制十分重要。风险投资行业是个高智力型的行业。风投业需要一批在实务和理论上都有丰富经验的将才，就目前我国风投业的现状来看，顶尖人才还相当稀缺，必须要有足够的合理的利益分配才能吸引这些人才。

我国风险投资业目前实行的还是公司制，对风险投资家的利益分配采取的做法还是：基本工资+奖金。这种模式已不能满足这些将才的需求。利益分配机制中比较有竞争力的做法是实行合伙制。对于合伙人来说，他们更需要基金的模式。基金公司将基金委托给基金专家来运作，盈利收入按照基金公司与基金专家二八开的比例来分配。

第四是急需加强行业人才培养，完善人才结构。风险投资机构需要的是复合型人才，这样的将才能够独挡一面。目前我国风险投资业界的人才从质和量两方面都不能满足风险投资业发展的需求。目前风投业中的人才大多是资本运作的行家，缺乏企业经营管理的能力，缺乏创业经验和耐心。这对于风险投资业的长远稳定发展十分不利。我们需要吸引有丰富成功经验的创业家，专家和高新技术人员，使风险投资机构人才的整体搭配比较合理。

最后，陈教授特别提到了职业道德亟待提升。他表示，职业道德与社会诚信不高是制约风险投资业发展的因素之一。职业道德与社会诚信包括了两方面：一个是项目经理和风险投资家为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而使风投公司遭受损失。另一方面是项目方的诚信问题，项目方提供虚假信息，这样对项目做出与实际不符的评估。如果诚信问题不能较好解决，游离的民间资金就很难进入这个市场，没有足够资金支持的风险投资业是很难发展起来的。因此急需提升风险投资业从业人员的职业道德。现在可行的方式有教育、监管制约、按照职业道德规范来约束从业人员的行为。

与专家们的宏观理性相比，业内人士的看法更直接一些。橡子园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及总经理黄天来认为，中国风险投资业面临的首要问题是退出机制不灵活。中国公司太多，上市比较困难，上市后尚无法人股权制的限制，因此，上市在中国不是很好的退出渠道。

“关键的问题是融资问题。”中科招商创业投资管理公司总裁单祥双分析道，在中国，是政府先把钱拿出来带领大家组建风险投资，而政府的钱作为引导合适，作为风险资本不合适。同时，中国有一个打不开的钱匣子，大量的存量资本淤积在银行系统，并没有找到出口来进行投资。

而在海外风险投资家们眼中，对中国市场了解的匮乏和交易流量有限等是阻碍他们进入中国风险投资领域的主要因素。美国GFG中国公司董事总经理FrankPope认为，海外风险投资家们面临的首要问题是交易流量。目前美国的风险投资家发现在中国很难找到一些当地高质量的投资对象，在管理上难以找到有经验、有实际操作能力的企业家，美国看一个风险投资家，看他10年的业绩，而在中国，从事这一行业超过10年的专业人士都已经很少了。另外，FrankPope认为，没有期权市场，也就是没有优先股，缺少相应的期权激励是又一个制约因素。

Mayfield投资主管ToddBrooks表示，美国的风险投资家们还在犹豫是否进入中国，因为他们还不是非常了解中国。

ToddBrooks认为，中国民族创业投资企业不够发达，美国的风险投资家们很难找到合适的本土合作伙伴。此外，中国的企业家制度尚不成熟，也是制约美国的风险投资家们进入中国的因素。

而国家科技部条财司协调处处长李爱民说，在中外风险投资的合作方面，几乎没有什么合作。因为外国的风险投资要求“两头在外”，也就是说，融资在外，在境外上市，现在所有活动，都是内资搞内资的，外资搞外资的。大家都是你干你的，我干我的，没有直接的合作。

寻找“解套”路径

面对无法退出的尴尬处境，身陷逆境的风险投资公司并没有坐以待毙，而是在寻找解套的路径。

最先是投资方向的改变。国内外的风险投资商不约而同地把资金投向了传统行业。最近，全球知名的风险投资公司———华平创业投资公司，向一家做皮革加工的民营企业———浙江卡森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注资2200万美元。国内风险投资公司转身的速度也不慢：中科招商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在2001年就与浙江的企业搭上了线，如今它又瞄上了农业项目。

发生改变的还不仅仅是投资方向。为了追求稳妥，专门投资早期创业公司的“天使基金”已经越来越少。软银亚洲信息基础设施基金（SAIF）中国区董事总经理黄晶生说：“用投资经理圈子内的话来说，我们都在‘往后靠’。”SAIF今年投资盛大的4000万美元尽管是一项成功的投资，但明显是后期投资了。

“往后靠”的投资特点，决定了冒险精神渐渐被务实的业绩评价所代替。越来越多的外资风险投资公司开始倾向于在一个项目投入一大笔资金，而非像互联网热潮时那样将一笔资金用于很多小的项目。仍以SAIF投入盛大的4000万美元为例，如果放在以前，这4000万美元很可能要分成几块，分别投向不同的项目。但是3年来，SAIF手握10亿美元，却只投资了10个左右的项目。

“不是因为冒风险而赚钱，而是成功规避了风险而赚钱。风险投资界现在流行的一句话叫做‘剩者为王’。”这是中科招商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总裁单祥双的生意经。2003年，他将1．5亿元投入4个项目，每一项的盈利都超过20％，去年中科招商的净资产收益率有可能达到16％。4个项目中3个都是选择已经赢利的企业进行中后期的投资。

另一种选择则是收购上市公司后进行反向兼并，深圳力合创业投资总裁朱方认为，中国风投行业的复苏源自风投人逐渐冷静的头脑以及更为务实的作风。这家以清华研究院为背景的风投公司，从250万元资本起家，迄今已陆续投入资金7亿元，专心培养、孵化了一大批高科技企业，这些企业现在都已进入了“很好的回报期”。他表示，公司在新的一年里，将再投入约9000万元用于培养新的企业。朱方表示，他通过收购一家珠海的上市公司粤华电(现更名为力合股份，股票代码000532)，并将它改造成一家科技类公司后，由这家上市公司全力收购其已经孵化成形的企业，从而为自己打开一条退出通道。

深圳创投的总裁陈玮也对力合相当佩服。他表示，其实这个念头他们也有过，但操作起来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却长期未能取得进展。他透露说，目前公司已与西安财政局就陕解放的国有股转让一事达成协议，有关款项已支付完毕，以后成为第一大股东后，将会倾力将陕解放打造成一个以传统产业为主导的龙头企业。

在这方面，海外风险投资机构凭借着其“先天优势”，已经积累了不少成功的案例。集富亚洲投资是日本最大的风险投资机构，而它被更多中国人所了解，是因为成功投资3721并将其转让给了雅虎。

2002年，集富将触角伸到中国的第一个项目，那就是投资1000万元人民币，成为3721的第二大股东。一年多后，雅虎公司便以1.2亿美元并购了3721公司。

集富香港公司的副总裁钟晓林博士表示，投入3721最终收益是多少，他不方便透露，但他表示，没有十几倍以上的收益，他们是不会考虑投资的。他指出，当资本市场很活跃时，很多风险投资机构因为感觉出路顺畅，都会把投资企业的时间往后推，即尽量投资成熟的企业，以便自己投资的企业能够迅速上市从而套现；但集富的思路是反的，因为这时的企业要价都较高，风投的利润并不大；眼看着中国的资本市场越来越活跃，集富就要将眼光转向大多数风投看不上的种子企业去投资；前几年中国资本市场及海外上市都不活跃，很多好企业都很难上市，所以要价都不高，他们趁低加大投资，现在则正好可以逢高卖出。

国际化时代的来临

3月11日，香港丽喜酒店，金蝶国际(8133，HK)总裁徐少春宣布：金蝶2003年实现营业额3.65亿元，比上年增长24.1%，净利润5913万元，增长45.3%。受一年来业绩带动，金蝶全年股票价格上升了105%。

也是这一年，金蝶国际各大股东悄然发生了变化。金蝶的位重量级的老朋友IDG(国际数据集团)，再次有计划地从大股东之列大幅隐退。据金蝶财务总监罗明星透露，3年来，IDG几次套现，从25%的最大股东依次降至2003年初的10%，目前已减持至4.1%，几乎要全身隐退。

而就在一个多月前，一支欧洲老牌基金——英国宝源投资(Schroders)——透过二级市场收购的形式，增持金蝶股票至5%，现身大股东之列。这似乎只是一个开始，徐少春说：“我们的资本结构是开放的，已经有不少海外基金进入，只是目前超过5%的只有宝源，45%-46%的流通股盘为股东构成的变化留下很大的想象空间。”而他还透露，金蝶目前的股本结构“会发生变化”，“大概是一年，或一年之后吧，但我现在还不能说”。

IDG对金蝶的投资，可以说是国际投资模式的一个典范。1998年4月，深圳金蝶进行了一次私募，IDG通过其附属公司“广东太平洋”投资1000万元，获得深圳金蝶12.5%的股权，而此前的金蝶只是一家由个人资本发展起来的小规模软件企业。1999年，IDG通过旗下的风险投资公司IDGVC再次追加1000万风险投资，使其在深圳金蝶股权增至25%。利用这笔先后到来的2000万，金蝶实现其创始以来首次大规模扩张，建立了全国的营销和服务网络，分支机构由原来的21家迅速增加到37家，代理商数量也增加至360家。

金蝶上市之初，IDG持有上市公司20%的股权，2001年底，IDG依然持有金蝶国际19.3%的股权，共8846万股。上市第二年，IDG开始首次大幅减持，年报显示，至2003年初，IDG持股比例已经低于10%。而按金蝶2002年股价在1.3港元-2港元间波动的情况，以1.5港元／股左右价位估算，IDG在2002年底至少回收了6300万港元。而IDG余下的10%的金蝶国际股票，当年的市值在6500万港元左右。

2003年，金蝶股价开始大幅攀升，沉寂多时的香港创业板回暖，创业板指数同比上升约15%。这一年，金蝶股价持续上升，至目前已在3港元上下徘徊。据罗明星透露，此时IDG仍有持股4.1%，估计2003年IDG套现了约5%的股权，约为2200万股，以每股2.5港元计算，IDG在2003年至少套现了5500万港元。

也就是说，IDG在5年之后，从金蝶至少收回了1.2亿港元。“看起来不是太多，但是相比当年IDG在金蝶投放的2000万元，现在的投资回报已经高达6倍！”香港一位基金经理分析，余下的4.1%估计IDG会在今年完全套现，按目前走势，收益亦不会太低。预计IDG最终将从金蝶身上收回2亿左右回报，也就达到10倍的投资回报率。

与在香港创业板上市的金蝶相比，更多的国内企业看中了美国市场。继去年12月携程旅行网在纳斯达克成功上市后，灵通网、中芯国际、TOM Online等也相继在纳斯达克上市，中国公司正在美国演绎新一轮资本市场的故事。

据业界人士分析，中国企业到境外上市有着多方面的益处。首先，能筹集到企业发展所需要的资金。在境外上市和在国内上市有所不同，在境外上市是比较纯粹的市场和企业行为，企业只要满足法律所规定的条件即可上市，没有名额等限制，人为的因素少一些，也不需要等待太久的时间。完全依靠市场生存和发展的企业到境外上市筹集资金更是值得考虑的选择。

其次，企业在境外上市，必须按照国际市场的要求规范自身的经营管理，促进中小企业提高经营管理水平，提升企业各方面的综合素质。进而可以获得教宽松的再融资政策，企业的知名度也会因为到境外上市而在更广阔的范围内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海内外金融界的分析师及财经媒体会时时关注着企业，同时企业也有机会结交更多的国际业务伙伴。

其三，在境外上市有利于提高企业的信誉和知名度，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出现和上市公告对企业来说都是很好的宣传，对于以出口为主的企业尤为突出。

然而，在这一系列“益处”后边，却是国内资本市场面临上市资源竞争的忧虑……

海外上市热背后的隐忧

不久前在上海举办的“中国企业进入美国资本市场研讨会”上，有专家预测，未来10年将有1000家中国企业赴美上市融资。

自去年底中国人寿在美创造了35亿美元的当年最大IPO(股票首次发行上市)案例后,中国企业再度掀起赴美上市的热潮。除中芯国际上市在即外,”空中网”等将紧随其后,而盛大、腾讯等计划于今年稍后在美国等地上市,重庆力帆、山东一品、陕西赛德等民企均对海外上市表现出浓厚兴趣。仅在温州一地，就有100余家民营企业正分成几个梯队准备赴海外上市上市。整个浙江省去年就有80多家民企进入了上市辅导期，20多家已通过验收。而这些数字背后是更多积极改制、徘徊在辅导期之外的民企上市群体。

对此，德隆集团总裁唐万里表示，从中国目前的高储蓄状况来看，市场的资金十分充裕，但中国的证券市场太小。中国经济总量排名世界第六位，但证券市场规模比中国香港市场还小。他表示自己最担心的就是大量优质资源在向海外流失，“我们一定要保住这些资源，想方设法使它们留在国内的主板上。”他认为，纽约证券交易所是因为集中了全世界的优质公司资源，才使华尔街成为世界金融中心，上海和深圳也应该有这个理想。与唐万里的观点相同，恒安集团董事长许连捷认为，大量企业到海外融资而忽略国内资本市场，不仅使国内投资者失去分享中国经济成长的机会，也会使中国资本市场失去发展壮大的大好机会。

据有关方面统计，2003年中国海外上市的IPO筹资额为70亿美元，而国内A股IPO为438.8亿人民币，若按人民币与美元8.28的比例，海外的IPO数值高出国内约120亿人民币。

截止2004年前3个月（包括18日即将上市的中芯国际），中国概念股登陆香港股市的IPO融资额为189.61525亿港币，而对应的是，中国内地A股的IPO筹资额才只有40.472亿人民币。两个市场的IPO筹资额对比大于4：1。

随着“中国概念股”在海外市场的强势表现，优质的国内中小企业，也成了各国交易所争抢的对象。中国民营企业在海外的OTC市场借壳上市，不但股价大涨，而且在一系列的资本运作之后，还可晋身主板市场。

这种趋势不断加剧,被业界认为是肥水流入了外人田。因为中国企业成长了，但中国的投资者没有办法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众多的优质企业海外上市，也造成了上市资源的流失。据此现象，有学者甚至认为中国A股市场已经边缘化了。

对此，深交所总经理张育军明确表示：“上市资源的竞争是国家竞争当中的重要手段，保护国内上市资源不流失是市场参与者的义不容辞的责任，所以我并不赞成国内企业到国外上市。”他还说：“我们应该呼吁国内的上市资源在国内上市。因此我们才能将经济增长的机会让给中国的老百姓。”毕竟我们是母国市场，国内行业中的运作成本较低。

然而，在这场国际化的市场竞争中，仅仅靠呼吁是远远不够的。更加需要的是实实在在的创新。对此，曾任职于深交所的陆满平博士深有感触。

陆满平表示，中小企业板的推出除了从建立多层次资本市场、分步实施创业板、明晰沪深两大证券交易所的定位与功能等之外,更应该从引领证券市场的制度创新上来认识和超前把握。也就是说从市场的层面上更应该关注其新的交易制度设计和价格发现机制的建立。

这些制度创新主要包括:尽快降低中小企业板过渡阶段的门槛、实施宽松的发审制度、直至证券交易所审核上市交中国证监会备案、实施保荐人和做市商制度、引入卖空机制、更宽松的涨跌幅限制、更灵活的价格发现机制、更合理的交易方式、更严格的退市制度、强制性和自愿性信息披露相结合、更科学的风险防范体系设计、灵活多样的新兴投资理念和投资方法与手段的试验场、率先对深圳证券交易所进行股份公司改制和上市试点等。

“总结德国创业板、澳大利亚创业板、日本创业板Nasdaq分公司等的关闭和其他一些国家创业板‘有场无市’不景气的教训,它们都是因为创业板引领证券市场制度创新的优势显现不明显,不能迅速做大有密切的关系。也就是说,只有使制度创新设计和运行优势得以显现,迅速增加中小企业板或创业板市场的上市企业数,并严格交易运行监管和退市淘汰,中小企业板或创业板市场反而不容易死亡或萧条,反之则可能陷入进退两难的泥沼。”

陆满平指出，2003年以来,全球主要创业板市场各项指标明显向好,如创业板指数持续上涨、全球一批新创业板市场诞生、创业板IPO逐步回暖、创业板市场交易活跃、创业板市值规模显著增大等,全球创业板扭转了前三年的颓势,进入一个新的增长时期。这既是去年以来全球经济恢复和投资者对证券市场前景看好的结果,更是全球主要创业板市场实施的各项改革和制度创新初见成效的结果。

“这对于深圳即将推出的中小企业板来说，既是一个机会，又是一个挑战，就看怎样去把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