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游戏的新规则

40多岁的高天瑞(Terry Crossman)是人们口里常说的那种“中国通”,尽管在用普通话交流时他还不时需要插入一两个英文帮助表达,但加上他热情的性格和丰富的身体语言,能让人在忍不住的会心微笑里明白他所表达的“精髓”。

这位长雄中国有限公司的北京首席代表已经在中国从事了6年的高级人才搜寻工作,而在此之前他在香港的一系列研究与分析使他成为国际高级人才协会所认可的亚洲人力资源专家。“我不是那种‘饥饿的猎手’(hungry hunter),”见面之初高天瑞就“郑重声明”,对他而言,人才搜寻(象许多同行一样,他不愿用猎头这个称谓)是一种令人沉迷的“艺术”。

象目前在北京的其他外资猎头代表处一样,高天瑞的“生意”都是在境外完成的:与他签约的企业将订金打入长雄在香港的账户,在完成合约后,再按同样的方式支付余下的酬金。而在国内进行的,则是一系列具体的操作过程。“用美金付账很麻烦,”高天瑞表示。

据国家人事部人才流动开发司副司长唐军透露,人事部正在制订法规,考虑允许外资介入国内人才中介服务,届时美金的麻烦应该不再成为问题。但在记者告诉高天瑞这一消息时,他似乎并没有那么乐观,“我不要成立合资公司。”他夸张地摊开手说道,原来他从媒体上了解到开放初期的市场将以合资为主。

在信奉“人才艺术”的高天瑞看来,国内合资方如果不能理解他的人才理念,即便有再多的资金,这种合作也很难维持。他告诉记者自己最近的一次遭遇:他向一家国内的外资企业推荐了三个高级销售经理的人选,最后企业看中了现在还在美国的一名候选人,从资料上看他的条件也确实是最优秀的。

作为一个必备的程序,高天瑞开始调查这位候选人的工作背景,麻烦的是,他曾经工作过的那家公司刚刚被兼并,原公司的管理人员大都离开了,于是高天瑞开始象侦探一样一遍遍通过越洋长途追寻这些主管的下落。当他终于在另一个州找到了候选人原来的主管时,这位主管的回答让高天瑞大吃一惊,原来这位候选人是位“脏手”(有贪污行为),为此不但他被解雇,连他当时的直接上级,另一位台湾主管也被解雇了。

“我要为我的信誉负责,当然不能介绍这种人给企业。”高天瑞所在的长雄公司是目前国内有数的几家获得国际人才协会会员资格的高级人才搜寻企业之一。

尽管北京有好几百家正式和非正式从事猎头业务的公司,但在高天瑞的心目中,能够称之为竞争对手寥寥可数。据一位资深业内人士估计,目前在北京的高端人才中介市场上,前五家国际人才中介的利润就占到了70%以上。而他们服务的企业,绝大多数为外资机构。

高天瑞坦率的表示,对于象他们这样的高级人才搜寻企业来说,目前国内许多企业无论从管理还是理念上还很难接受这种服务,“一家上市公司的人事经理告诉我,给他们找50个博士和100个硕士,我问他要这些人干什么,他说先储备起来,这太荒谬了!”高天瑞用“窗帘”来形容这种企业的“人才观”,“把漂亮的窗帘一拉,里边是怎么样就再也没有人关心了。假如我把人才介绍到这样的企业中去,同样是对应聘者的不负责任。”

这种理念上的差异,令国内人才中介市场形成“井水不犯河水”的两极分化:一方面是极少数外资人才中介掌握着绝大部份外资企业中的人才流动,与国外的人才中介和跨国企业一起形成一个“国际人才流动圈”;另一方面,则是4000多家由国内人事部门和民营机构主办的中介机构,为国内企业提供中、低端市场服务。

在这种情况下,国际上的高级人才要进入国内企业,有时候要承担一些他们自己都无法控制的风险,慧聪国际的常务副总裁樊启淼对此有着切身的感受。在8月23号中央电视台新推出的《商业名家》节目里,这位“空降”常务副总裁以自己为例,展现了一位国际型的高级职业经理人在企业选择上的慎重态度:在加盟慧聪前,他曾对这家企业进行了长达一个月的深入考查。

作为一位资深的投资管理专家,樊启淼的背景足以令他成为许多国际猎头公司追逐的目标:英国伯明翰大学学经济学博士,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资深研究员,世界银行7年的经济分析与投资管理经验,瑞士联合银行香港副总裁,青海庆泰信托投资公司副董事长兼CEO。

“对于象我这样的职业经理人来说,在业内的信誉和口碑是我们最大的财富。如果冒冒失失进入一家国内企业,然后摔了跟头,对我的职业声誉影响是非常大的。”樊启淼不止一次向记者强调这一点。

在考察的一个月时间里,推荐者IDG集团的有关负责人向他介绍了慧聪国际的情况,主要是从投资方的角度分析企业的潜在优势和不足,以及需要他来工作的内容。在接下来的考察中,樊启淼除了与总裁郭凡生交流外,几乎把企业所有的副总裁和经理都见了一遍,跟他们谈,还去了四川和云南了解情况。对樊启淼来说,所要了解的内容包括三方面,“简单来说就是这个企业有没有前途、它适不适合我和我能为它做些什么。”

樊启淼的这种慎重并不是没有理由的,他谈到他当年应聘世界银行职位时的情形,“那一年招2、30个人,但应聘的有1、2万人,而且全是世界最优秀的学校里最优秀的学生,都有好几个学位或者相应的工作经验。大家的知识结构与层次都差不多,因此能否找到更好的位置,口碑是非常重要的。”

有趣的是,在樊启淼第一次通过猎头公司转到新的职位后,这家猎头企业在与他的联系里又多了一项新的内容:请他推荐新的人才。“我已经为他们推荐了不少人,”樊启淼非常重视这项“虚衔”,因为它意味着自己在国际人才圈中“信用等级”的提高。

“这种信誉在国内应该更加重要,在有关的法规和制度没有完善之前,建立人才的信用体系是最有效,成本最低的管理方式。”在樊启淼的推动下,慧聪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尝试,“尽管我们不需要推荐信,但对于应聘者,我们都会打电话到他原来的单位去了解情况。他希望随着外资中介的正式进入,这种信用调查会成为大多数人才中介主动进行的一项业务,“以这方面,人才中介其实能为市场的规范做出很大贡献。”

与高端市场“信用至上”的原则不同,国内人才中介的中、低端市场还处于一个“信息普及”的初级阶段。据统计目前在国内占据主流的4100多家人才中介机构中,主要业务只有两项:办理人才存档和人才交流会,北京地区的近130家人才中介就凭这两项业务一年收数亿元。然而随着招聘网站的出现,这些人才中介现在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1999年成立的中国目前最大的招聘服务商“前程无忧”于2000年5月引入800万美元的国际风险投资,经营集“报纸招聘广告+招聘网站+猎头公司+人力资源软件开发”四项服务于一身,2000年收入达800万美元,利润率15%。

尽管在低端市场上已经稳稳做到了“老大”,前程无忧的副总裁凤雷仍然承认,在针对外企的高端市场上,依然是外资猎头公司的天下,“外资(企业)占有绝大部份高端市场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人事部的文件只不过是承认这个既成事实而已。”

在凤雷看来,由于高级人才的相对稳定性和稀缺状况,这一市场在未来的规模也不会有太大变化,真正形成未来几年内人才流动“冲击波”恰恰是中、低级人才流动的大规模增长。

“对这些人来说,真正发挥作用的不是中介服务的深度,而是信息量的广度。”凤雷以前程无忧为例,他们过去一直以报纸广告的形式进行招聘服务工作,尽管规模也不算小,但一直难以找到新的突破口,直到在企业客户的建议下建起了无忧工作网。“当时只想给客户一个查询资料的渠道,根本没想到后来会有那么大影响。”他们找到一家技术公司,询问建网站的成本,回答是两个月时间,4000块钱。

就是这个4000块钱建起来的网站,却在不到一年时间里与其他的招聘网站一起改变了整个人才市场的招聘格局。说到这一点,凤雷至今仍然觉得不可思议:“互联网好象天生就是为了人才招聘而出现的,过去通过报纸或现场招聘的很多不足,象难以查找过去的信息、接触时间有限等等在网络上都不成其为问题。”现在无忧工作网每天更新的招聘信息达2000多条,上网投递的求职简历达2万多份。整个职位信息库保持有效招聘信息达7万多条近30万个空缺职位,注册用户150万,每天浏览量多达200多万人次,。

在谈到这一变化对人才流动的影响时,凤雷表示,招聘网站出现,展现了一种“全透明”的人才流动模式,在这里,无论是应聘者还是企业,都可以在获得充分信息的基础上进行符合自己愿望的最优选择。但仅仅做到这一点还够,凤雷希望未来人才中介的作用会象齿轮一样,通过自己的转动带动起供需双方的相应运动。

这种推动的尝试之一就是向网上的应聘会员定期发送符合他们要求的招聘信息。“过去的人们在转换工作时,大都是在一个企业里快做不下去了,才匆匆忙忙地去找人才招聘信息。现在我们要改变这种观念,让你在做得最好的时候也能够意识到还有其它潜在的机会。这一方面拓展了求职者对自身潜力的认识,另一方面也从那种‘生存型’的就业观念转向‘发展型’的就业观,更有利于建立长远的职业方向感和对自己负责的职业理念。”

不久前的一次人力资源论坛上,与会的几位著名经济学家一致疾呼:入世后,中国企业和跨国公司的第一场遭遇战不是产品,也不是市场,而是人力资本的争夺。有关数据表明,今年全国人才的流动预计将逼近1000万。随着外资中介的正式进入和外资背景的招聘网站的崛起,人们对于人才价值与人才流动的观念正在产生着革命性的变化。以国际猎头企业为主体的高端市场所引入的国际信用体系,和以无忧网为代表的低端市场的“透明化”模式,都在为塑造一个全新的人力资源市场而创造着新的游戏规则。

“这需要足够的耐心和韧性。既不能因为急躁而忽略了现实的约束,也不能因为失望而放弃自己的原则。”樊启淼的这番话,既是指他自己的工作,又是指这场新的“人才游戏”里的致胜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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