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记者 黄河 石茹 南方周末实习生 王海云 韦雯
（本文首发于2017年10月12日《南方周末》，发表稿）
要激发创新和企业家精神，政府职能的合理定位至关重要，政府应该以有能、有为、有效、有爱的有限政府为目标推进改革，起到维护和服务的作用。
创新为何会在此时成为国家战略
南方周末：中国为什么会在这样的阶段提出创新国家战略？如何确定已经到了要靠创新来驱动发展的阶段？
田国强：中国已进入到从大国向强国崛起的关键历史阶段。国家之间的竞争，特别是强国间的竞争，就是资源的竞争、制度的竞争、人才的竞争和话语权的竞争，其中最关键的是制度和人才的竞争。中国的改革开放近40年取得巨大成功，实现了要素驱动下的长期高速经济增长，但已不足以支撑中国实现从大国向强国的崛起。这是由于要素边际收益递减，要素驱动红利导致增长中枢下移。
未来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和发展需要向效率驱动、创新驱动的转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要素的作用依然不可或缺，只是不能再过多地依靠规模投入，而是靠技术创新进步引领，而这又要通过一系列制度创新变革，尤其是土地制度、人才制度和金融制度方面的改革深化，使土地、人力、资本这三大基本要素在企业家精神和创新精神的驱动下自由流动、优化组合，进而实现效率提升和创新激活。
陈宪：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中国提出经济发展的“新常态”。
新常态的第三个特征就是从要素驱动到创新驱动，我认为，创新驱动和双创讲的是同一件事情，就是中国经济要转型。转型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需要来自供给这一侧的动力，企业家精神就是我们讲的供给这一侧的动力，也就是创新。我们现在有很多体制性、政策性的障碍在制约供给侧动力的形成，所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为了激发和形成供给侧结构性动力，经济活力的源头就是创业创新。
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
南方周末：创新究竟源自哪些因素？政府角色、政商关系和制度环境应该怎样构建？中国在过去30年间形成了一些创新亮点地区，比如深圳，为什么？
陈宪：首先是创业创新的主体——就是创业、创新中的人。能创业、创新的人是人群中风险偏好高、组织才能强、性格特质适合创新创业的人，是一个小众人群。这么点人在什么情况下被激发出来呢？必须在一个好的创新生态中。比如说硅谷就是一个很好的创新生态，深圳也是一个比较好的创新生态。这个创新生态有人把它形容为自然界的“雨林”，“雨林”里面有很多创新物种，互相之间会产生关系链，比如说有产业链、供应链、服务链、社交链等。这个生态里面也有很多主体，比如说要有好的大学来培养创业创新的人才，就像硅谷的斯坦福大学，波士顿的MIT（麻省理工学院）；其次要有好的政府公共服务；要有金融资本，资本很重要，是血液；当然还要有其他很多服务。创新主体去这样的地方创新创业就很容易成功。
这样的主体完全是在这样的生态圈里面迸发出来的，政府可以提供公共服务，要全面提升大学对创业创新的贡献，培养创业创新的人才的大学应该成为一种大学类型，中国没有这样的大学。美国比如说MIT、斯坦福，匹兹堡的卡内基梅隆大学，在以色列是特拉维夫大学、以色列理工学院，都是比较典型的培养创业创新人才的大学，这样的大学在美国都不多，全世界也不多。如果有了这样一种好的生态，集聚融合的作用就能够使创新主体的创新动机被激发出来，并且这种作用能够得到增强，那么就能够产生伟大的企业，成功的创业。
为什么有些地方好企业少？因为没有创新生态，或者说有的地方创新生态不好。创新生态是有层次的。我们现在讲粤港澳也好，环杭州湾也好，都是从这个层面来说，它们有可能成为科创之源的集聚地。
中国目前还没有能够被称为培养创新创业人才的大学。因此，教育要成为科技创新的发动机和推进器，成为中长期增长动力的来源，还有很大的拓展和提升空间。
田国强：科技创新不是孤立的，是建立在制度创新基础上的。科技创新与制度创新的关系是作用与反作用的关系。好的制度可以降低创新活动的交易成本，创造合作条件，提供激励机制，促进创新要素间的互动与合作。从构建良好的制度环境层面看，中国还需要进一步深化基本制度的改革，并增强政府的执行力。
企业家天生就有创新精神吗？不见得。靠垄断就能创新吗？也不见得。创新和企业家精神的确立依赖于基本制度的选择，从而是内生变量。竞争导致利润下降，利润下降导致企业有动力去创新，创新得到垄断地位从而获得垄断利润，垄断利润又导致更多的企业竞争。企业才是创新的主体，中国经济
创新驱动的转型关键还是要靠民营经济的大发展。如果影响企业家行为配置的基本游戏规则是非生产性乃至破坏性的，创新和企业家精神也得不到释放。因此，中国应致力于在经济领域形成这一制度性的良性循环过程，这才是企业愿意去创新的根本动力。
要激发创新和企业家精神，政府职能的合理定位至关重要，它也决定了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的边界是否得到合理界定。政府应该以有能、有为、有效、有爱的有限政府为目标推进改革，起到维护和服务的作用。
至于有限，主要是强调政府的职能边界应该限定在维护和服务上，从而它的治理边界一定是有限的。
阮萌：深圳最大的优势是它已经形成了一个产业创新体系，在多个领域内的创新技术工程化、产品化和产业化优势比较明显；再就是形成了跟创新体系相适应的社会和市场生态。
另外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创新环境因素，就是社会信用管理机制和契约精神的培育与完善。我们调研过纽约的网约车管理，他们也是管车和人，只要车辆通过验证，就可以发证进入网约车平台；人则是通过体检和犯罪记录检验，并要求为网约车买商业运营保险。在这背后是完善的市场信用管理机制和商业保险等支持体系，可以有效地规范市场并覆盖风险。另外在创新产品的应用方面，市场用户也要有契约精神。
所以2016年就有政协委员提案，深圳在经济发展中为全国提供了许多规则与经验之后，能不能在未来成为一个科技创新的“创新探索区”，比如无人机、无人驾驶以及生物健康等领域，都需要有社会化的应用场景来展示出它的优势与不足，才能形成有针对性的创新监管机制。
谢良兵：创业、创新最重要的要素，一个是资本；一个是人才。如果没有这两个资源，很难做好。
2015年国家刚提“双创”时，双创活动基本上是全线开花，不管一线、二线、三、四、五线城市都搞得热火朝天。但是城市如果没有创业、创新需要的资源，差距就会越来越大。
从资金角度讲，除了国家的政策，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政策。企业去一个地方创业，当地政府可以给提供很多东西，有很多都是免费提供的。但问题是，并不是政府提供一部分资金支持就够了，企业发展还需要更多的资金，那么在一线城市除了资金有的可以免除之外，某些行业还有自己的补贴政策
这种资金补贴在非一线城市很难有，就算有也数额很低。另外，银行系统也会对于双创提出更多的政策。那么一线城市的资金池也会比非一线城市大，让创业者能够用从中拿到一些资金，非一、二线城市资金池就很小，分到每个创业者身上的资金就很少。
还有更重要的其他配套的支持。很多众创空间可能会提供一个全方位的包括导师的支持，在三四线城市找一个导师是很困难的。
越规范的市场越有利于创新
南方周末：有人觉得对创新要放开管制，让它们在市场中自由成长。但是我们也看到像互联网金融等领域的创新，如果缺乏有效监管也会带来很大的社会风险，怎样看待创新与监管之间的关系？
阮萌：首先要树立一个观念，那就是监管和准入机制，本质上也是市场创新机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越规范的市场越有利于创新。因为包括生物健康在内的许多新兴产业有很大的公共性和外部性，如果没有相应的监管与规范，企业短期追求利润的无序竞争，可能为整个行业发展带来巨大风险。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市场管理体制中，还没有形成适应创新经济形态的监管逻辑和监管体系，监管缺位、监管空白和过度监管的现象同时存在，为企业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带来了很大困扰。我们在创新监管机制的学习过程中，已经到了梳理创新监管逻辑，以及整体监管体系设计的阶段，而不是照搬人家现成的政策，因为你的市场条件和社会环境跟人家都不一样。
这确实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政府也有一个学习的过程。不同的新兴产业有自身的产业逻辑和产业特征，要有与产业形态相适应的监管规则、监管流程乃至监管技术。政府部门可以通过业界研究来了解相关行业发展的痛点与难点，同时培育行业组织和社会机构加入监管力量。实际上欧美很多新兴产业都是行业和社会机构在推动监管机制的建立和完善，因为这本身就有利于创新技术的产业化和后续健康发展。
另外还有一个从准入到退出的全周期动态监管问题，我们现在是产品准入很难，但进入市场以后基本没有后续的应用监管和退出机制。现在我们很多新兴产业领域内，一开始放手不管，出了问题又一收了之，这种监管模式本身对产业的破坏性和社会成本都很大，有必要建立起更具柔性的动态监管机制。
当然，在新兴产业发展中，还有一些是跟传统业态存在利益冲突的问题，比如新能源电力入网难的背后，除了对地方煤电企业的冲击外，还关系到地方政府财政税收等问题，这些问题就需要更高层面的政策协调和平衡，不是市场管理机制本身能解决的。
南方周末：中国近年来在高科技产业出现了大量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创新，这给我们的社会带来了许多新的变化，但对于我们的制度变革和传统监管体制，是否也提出了挑战？
阮萌：随着新技术和新产品不断出现，我们开始发现在许多科技创新与应用领域，我们从过去比国际同行“慢一拍”，变成跟国际同步了。比如包括移动支付等互联网应用方面我们已经比国外方便。另外在生物技术、细胞治疗以及新能源车等领域，我们都跟国际最新科技成果同步甚至领先。
如果技术进步比制度变革速度要快，而准入和监管机制的滞后，又影响了新技术的产业化和社会化进程。技术创新同步以后，有时会遇到产业化过程中的产品准入问题，比如新能源中的风电和光电怎样入网，新的生物医药产品怎么进入市场等等。所以加强监管没有问题，但是你要在深入研究基础上
针对性地去监管创新产业中的痛点和难点，而不是把整个行业监管没了。互联网领域内的跨境电商，原来国际贸易是大批量的流通方式，传统的进出口检查通关体制还能应付，但现在是柔性小批量的交易模式，你按原来的监管方式，光查验成本就把这个行业的利润覆盖掉了。
我们常常遇到的情况是，对于创新产业和产品大家都说支持，但是却没有前期的研究协调和一体化推进政策，所以到了创新成果产业化过程中，才发现传统体制下从审批、准入到监管乃至产品退出的许多环节都没有相应的政策准备，结果只能对新产品的市场准入审批一拖再拖。
另外监管的错位也会存在，像互联网金融，不能只把它当成“互联网+”模式下的创新，同时要按照金融业标准去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