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起源》
序
货币的起源同时是价值的起源，也就是说，在货币出现之前，虽然“东西”有价值，但因为没有跨越“东西”的通用价值度量衡，而无法得到具体的度量。
随着金融创新的深化，不仅是度量价值的工具、手段得以升华，而且使价值跨越时间、跨越空间的配置交换变得越来越便利。结果是，商品市场与金融市场在深度和广度上不断得到拓展延伸，人类社会的总体福利配置不断得到优化，此即金融创新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道理，也是《价值起源》所展示的金融逻辑。
（陈志武在此所言的“价值”，俺总觉得是某种“交易价格”，因为仍有无法交易甚至无法量度的其他人类价值存在。此书以《价值起源》为名，看看后边如何定义这一概念。——乖乖注）
金融创新史导论
本书关注的主要问题就是这些原始的金融文件——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幸存下来的金融工具和合约。……这些看起来支离破碎的文件却向我们讲述了一个个非同寻常的金融创新和技术发明的故事。
弗格森认为，只有用“倘若……会怎样”的方式进行思考，作为历史的过去才会有意义。
在现代金融经济学中，金融市场和金融资产的数学模型是如此地具有影响力，以至于当我们回顾历史变迁的过程时，很容易在古代的合约中看到现代的证券。不过，这么做的结果可能会使我们忽略掉这些金融工具演变的社会条件和历史背景，而这些恰恰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它们与现代金融技术的区别。
（金融视角是一种解释力极强的解读范式，因此能够覆盖古代的现象解释。——乖乖注）
金融创新的基本要素
现在金融所依据的基本原理三要素：一是价值的跨时期转移；二是就未来结果达成的契约和权利；三是可转让性。
（常规的市场交易模式是“即时性”的空间转移；加上时间转移维度即形成金融交易架构；也就是说价格理论加上金融理论，形成了以货币为核心的市场交易时空维度。——乖乖注）
时间就是金钱
最简单的金融协议是一笔价值的跨时期转移，通俗的说法是一笔贷款。这个看似简单的合约却包含着一些重要的道理。一个人把自己的一件东西借给了另一个人，后者承诺将来偿还。通过这个合约，一方面，原本可能一无所有的借债人突然有了钱；另一方面，放债人把现在的财富放到了一台类“时间机器”之中，将它价值转移到未来某个日期（并从中受益）。
（3000多年前的美索不达米亚的贷款合约）研究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金融起源可以追溯到文明起源自身。
在很长时期内，文明对待放债和利息的态度是含糊的。
……英国诗人乔叟写道“Dethe is my Finaunce.”寓意生命是从上帝那里借来的，而死亡是结束或偿还。生命的过程与金融合约在这一点上的确非常相似，显然这不仅仅是中世纪诗人的狂想。
法国神学家也认识到了时间在金融合约中的基础性作用，并用它来说明教会在几百年中禁止利息的做法的合理性。根据威廉·欧塞尔（大约1220年）的观点，“高利贷者的行为违背自然规律，因为他出售的是时间，而时间是所有生灵共有的。”
因此，至少在长达1000年的时间里，金融被视作违背自然的异端，是违背神谕的技术。
在本书中，一个潜在的假设是，这样一个违背神谕的意志的东西必定是一个重要问题。本书研究的金融创新都是以价值的跨时期转移为基础的。
或有权利
金融的第二个基础是就未来的偶然结果达成契约。与跨时期的价值转移结合起来，在整个金融历史发展过程中，或有权利是金融创新的主要原因。
一项或有权利只不过是一次打赌（bet）……寿险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当投保人死亡时，保险人予以赔付。然而，一旦人寿保险的合约建立起来，就没有什么东西不可作为签约的基础了。
（保险公司是大庄家，跟所有人对赌。同时将赌资进行市场化“投资赌博”，在两个市场中维系收益与亏损的平衡。——乖乖注）
与贷款合约文件一样，最早写下或有合约的是美索不达米亚的契形文字，然而，或有合约最重要的发展是17世纪的荷兰，它是伴随股票期权合约的产生而产生的。……早期的荷兰期权是今天世界金融衍生产品市场的先驱。
保险合约和风险套期的发展过程和历史背景都说明了为什么或有合约对于金融创新来说如此重要。
……罗伯特·席勒（Robert Shiller）教授的研究表明，一个合约的价值具有或然性，它依赖于消费品的价格，因此，它可以用于保护消费者免受政府通货膨胀政策的掠夺。席勒教授鼓励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或有合约关系，从而使世界各国人民可以保护自己免于自己国家的经济危机、通货膨胀、失业和房地产市场价格大幅下跌。
他提出的有远见的合约所依据的是这样一个基本原理，即或有权利使人们能够通过套期保值来回避未知的未来风险，而早期美国的指数化债券为他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典型案例。
（这里所提的风险大多是某种“货币现象”，属于可概率化量度的“风险”。奈特曾就“不可量度”风险和“概率化风险”做过区分。——乖乖注）
或有权利技术不仅为人类应对直接的、可预见的风险提供了工具，而且还为人类应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提供了工具。……当新的风险出现时，会有新的保险合约被订立，从而让交易伙伴减少和确定他们的风险。
1953年签订的“伦敦债务协定”代表着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所欠债务的最后调整，并用一项或有权利解决欧洲政治中的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它允许德国为了工业重建和经济增长进行融资，但不能进行债务赦免。也就是说，它允许德国经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迅速恢复和发展，并且避免了“要么全还、要么一分不还”的极端结构。在20世纪20年代，这一极端结构曾经造成了巨大的经济灾难。
（目前世界银行与IMF对债务国的贷款结构是否也有类似的“或有权利”？——乖乖注）
可转让性
严格地说，可转让性并不构成金融的内容，它只不过使金融变得更加容易。……可转让性是资本市场的最基本的特征，它是指投资者转让金融合约的权利。
实际上，象纽约证券交易所那样的资本市场也是一个金融合约——可以使买者与卖者聚集在一起进行交易的金融合约。
资本市场的作用是什么？它的作用是使无数投资者可以同时调整他们持有的金融权利的数量，以满足其储蓄和短期现金的需要，并且使他们就未来事件进行投机或者套期保值。
……具有充足流动性的纽约证券交易所是顺应历史潮流而发展起来的，现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所具有的一切制度安排都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与美国的金融、法律和管理制度一起演变过来的。
尽管本书中描述的很多金融创新都发生在西欧，但是真正的可转让性却是最先在中国发展起来的，并且在11世纪以纸币的形式达到其最完美的表现。
事实上，中国人不仅发明了纸币，他们还发明了法定货币——现钞之所以可转让，仅仅是因为政府说它可以转让。
（纸币从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是与政府信用紧紧绑在一起的“法定货币”。——乖乖注）
（Richard von Glahn 所写的第四章中）他全面研究了中国纸币的发展，这在世界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在这一章中，Richard von Glahn 先生不仅说明了使那些具有可转让性的纸币演变成货币的一系列政府部门和私人部门的创新活动，而且还说明了引致这一创新的金融技术军事、社会和财政问题。
在中国，纸币大约有400年的历史，然而它却在15世纪神秘地消失了，而此时金融市场正在西欧萌芽和发展。
可转让性是一个含糊不清的术语，因为它可以被用于描述任何东西——从具有法律可转让性的合约到像美元现钞那样的有价证券“载体”。在这些微妙的差异中，是否易于转让变得越来越重要了。
（荷兰投资银行家对俄罗斯和美国政府债券的包装改造）在上述两个例子中，投资银行家都把苯重而缺乏流动性的政府金融合约变成了易于在资本市场上交易的、面额较小的、流动性较强的工具。今天，这个过程被称作证券化（securitization）。正是通过这种证券化的方式，通过重新包装，使不可转让的权利变成可以自由转让的证券。
（1822年罗斯柴尔德银行担保和发行了以多种欧洲货币记名的俄罗斯债券），这些债券的出现从根本上改变了国际关系的性质。……这导致了欧洲国家及其盟国之间货币的相互依赖性，并导致了几个世纪后金本位制度的建立。
从此之后，一个国家的国际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国在金融市场筹集资金的能力及以其基础的从事军事冒险的能力。
使金融创新成为可能的还有很多其他因素，但是，跨时期转移、或有权利和可转让性是最基本的要素。在整个金融发展历史中，这三个基本要素及其互动是基础。
起源
与金融合约并行发展的是分析金融合约的数学能力。在早期的巴比伦，数学就已经发展到惊人的成熟程度。
在古代巴比伦，数学可以用于计算长期贷款的价值。
（而类似“零售”贷款的例子则出现在中国汉朝的首都长安），虽然这些当铺的贷款利率没有被记载下来，但是有证据显示，中国为个人提供的小额贷款的性质十分类似于古代近东的小额贷款。……中国贷款意味着便于携带的财产被广泛用于贷款证券——这本身就是一项金融创新。
中国金融合约具有非常悠久的历史。来自中国商代的青铜品记述了一分为二、由双方各持有一份的手写地契。早在公元前3世纪，放债就已经成为致富的途径。
战国时期最著名的放贷者齐国的孟尝君。据记载，他每年得自放债的收入达十多万贯。汉朝历史学家司马迁准确描述了他的贷款是如何回收及核实的，同时司马迁也分析了孟尝有时未能收回贷款的原因。
（引《战国策·齐策四》）
司马迁是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他的记述表明，……贷款和负债的做法似乎是两千年以前从罗马传到中国的。
在罗马，不仅存在银行业和债务融资，而且还存在一个活跃的股票市场，其中被称作“合伙收税”的股份是可以转让的，或至少因为可以在罗马广场公开拍卖的事实而被认为是可以转让的。
大陆的分岔
如果贷款最先出现在中东，可自由转让的纸质工具最先出现在中国宋朝，那么，为什么现代资本主义却与西欧联系最为密切呢？
这个问题就是著名的“尼达姆问题”（“Needlham Question”）。约瑟夫·尼达姆是多卷本《科学与文明》的作者，该书详细地描述了中国历史上的科学进步。
最近，肯尼斯·彭慕兰将其定义为“大分岔”（The Great Divergence）。他质疑，地理决定论是否能够作为这一难题的答案。通过本书的分析，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东西方之间的金融分流点或者说金融分岔处。
在本书中，12世纪和13世纪是最值得关注的一个时期，那时中国和欧洲都先后卷入了大规模的战争。
（宋朝抵抗蒙古的战争）正如本书第四章所说明的那样，这次战争摧生了通货膨胀融资工具的发明。当蒙古人夺取政权后，他们也采用了宋朝政府的财政制度，也通过通货膨胀政策使纸币贬值。
在欧洲，“十字军”催生了另外一种类型的战争融资。卢西恩教授研究了从12世纪到13世纪，债券市场在意大利共和国的起源和发展，这些债券市场具有较好的流动性。他还分析了在文艺复兴时期，债券市场如何影响了互相竞争的城邦国家的政治命运。
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里，中国的统治者与蒙古人一直处于战争状态，并不断扩大纸币发行，与此同时威尼斯等城邦国家却在不断地改进债券的发行，因为他们发现，在管理得当的情况下，对政府债券的投资需求还是存在的。
欧洲政府找到了一条如何把公众需要转变为自己优势的途径，而中国的政府却没有，中国政府是把纸币既当作货币工具，又当作战时融资工具。在中世纪后期，欧洲与中国各自的金融技术创造了不同的金融条件——正是这些不同造成了在此后几百年的时间里两大文明之间的制度分离。
西方政府使用的最早的金融工具是永续年金——一种永远支付利息和不归还本金的债券。实际上，永续年金意味着用固定数量的现金来交换一个无穷的未来收入流。
（案例：来自荷兰理性时代，从17世纪开始直到今天一直支付利息的永续年金）
中国也有许多伟大建筑……尽管此类项目需要的资金数量十分巨大，但是，中国却没能发明政府债务融资的制度安排，也许这不是因为中国缺少一个借贷实践，而是因为中国缺少金融或有权等法律实践。
12世纪似乎是世界金融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大分岔，欧洲人首先学会了如何利用时间纬度，首先学会了如何理解价值的跨时期转移。
（斐波纳契的著作）说明在欧洲资本主义成长过程中，数学知识曾经发挥过的重大作用。斐波纳契是比萨城邦政府的一位金融顾问和教育家，也是一位早期的金融分析家，他发展了一整套数学方法，用于给各种各样的、复杂的金融合约估值和定价，尤其是他设计了今天人们所使用的现值准则的一个早期形式。斐波纳契的货币数学是西欧金融发展的重要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数学技术后来变得越来越复杂，（如年金合约研究）。事实上，年金估值问题对概率论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概率论是现代金融工程学的一个重要工具。
虽然中国吸收了西方的数学知识，至少是从14世纪开始，耶稣会会士利玛窦就开始把数学经典翻译成中文，但是遗憾的是中国缺乏西方金融数学的经济背景。
从本质上讲，是西方的市场力量迫使人们研究永续年金之类的金融工具的估值问题，从而极大地促进了概率论方法、会计技术和贴现业务的发展，而这些理论和技术反过来又推动金融工具和金融市场的进一步发展。
尽管在19世纪后期，中国就具备了金融和金融分析的基础，然而像欧洲那样的数学知识与市场创新之间的互动关系却始终没有出现。
有待我们继续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是，用东西方历史的“大分岔”来解释东西方文化、地理，甚至数学方面的差异，还是用东西方文化、地理和数学差异来解释这一历史分岔？（因果关系之争）
对这一历史分岔的研究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在研究金融历史的过程中不能仅仅关注那些导致西方公司资本主义出现的历史事件。中国的金融技术历史表明，经济制度存在多样化的演进路径。
东西方之间的差异意味着，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并非一组经济因素的必然结果，或者说，并不是其唯一均衡结果。值得思考的是，当今的金融大厦也许只是一些偶然的历史事件构成的。
倘若时光倒流，上个千年的历史重新展开，政府债券市场也许会在中国发展起来，而威尼斯城邦或计会最先发明通货膨胀融资。任何试图解释金融工具和金融市场发展的理论，都必须能够解释为什么在中国宋朝如此丰富的社会、经济、知识背景下，金融市场和金融工具却始终未能发展起来。
如果资本主义是过去几百年里偶然发生的社会、经济、知识方面的事件共同作用的结果，那么现代文明就有两个令人困惑的问题，使我们不得不反复思考它的含义。
第一、 我们不知道如何再造它。鉴于俄罗斯和中国都正在努力地建立和发展资本市场，理解资本主义发展的“路径依赖性”是有意义的。
在欧洲和北美，资本主义的成熟经历了长达几个世纪的演化进程，如果没有这个漫长的演进过程，是否能够建立一个有效的资本市场？或者俄罗斯和中国只能永远作为新兴市场而处于核心资本主义的外围？资本主义能够自我再造吗？它必须从法律和经济的核心逐渐向外延伸吗？
把资本主义解释为“偶然的历史事件”的第二个令人困惑的问题是，这个制度的出现并没有必然性。
当我们仅仅关注资本主义和金融体系的起源时，我们的历史观就会受到我们已经走过的道路的影响。当我们从一个更为广阔的视角来观察世界经济及其金融工具和金融市场时，我们会发现，市场的连续性和稳步性并非必然。
作为金融创新的法人
可以认为，法人资本主义是20世纪最典型的经济组织。在20世纪早期，法人资本主义的发展在第一个全球化时代就达到了顶峰：现代化的市场、企业、基础设施几乎延伸到了全世界的每个角落。
然而到了20世纪中期，出现了反对资本主义的社会思潮和政治思潮，世界被一分为二，于是“冷战”出现了，人们对公司的看法开始走向极端化：在一个极端，它是所有问题的答案；在另一个极端，它是一切罪恶的根源。
由于公司在现代世界经济史中居于中心地位，因此，那些不研究公司实体的金融史著作肯定是不完善的。
（罗马共和国的公司案例）尽管“收税合伙人”那样的实体最初是为了经营非政府事务而建立起来的，但是，绝大多数保存下来的文件都将其描述为政府的承包人。
乌尔里克·马尔门迪教授认为，“收税合伙”具有公司的基本特征，即作为一个法人实体，在法律地位上它相当于一个自然人。此外，这些企业中的股份为罗马投资者持有，并且定期在公开市场上交易。到了公元前3世纪，某种形式的股份融资已经在罗马共和国发展起来了，它与今天的股份公司非常相似。
（也就是说，最早的公司甚至是股份公司，是以“国有企业”的形态而出现的？——乖乖注）
随着罗马共和国的衰落，“收税合伙”的很多职能国有化了，后来它们也就在文件的记载中逐渐消失了。
这些公司的基本结构是否经过中世纪的苦难洗礼而明确地在欧洲经济中保留了下来呢？或者说，股份资本主义的技术曾经消失，而在1500年之后又被重新发明出来？没有明确的历史记载，最多只能猜测——在欧洲——公司形式是被保留下来的，还是被重新发现的？
提出这个问题不仅只是处于学术方面的考虑。曾经像公司这样的技术安排是否需要伴随或经由文化来传播，或者它是作为某个经济问题的均衡解而自然产生。在一个新兴市场中，倘若有充分的发展自由，一些市场经济的本质东西就会自然而然地成长起来吗？或者说，公司的“基因编码”会自然转移吗？
（公司结构是由文明传承而来的，还是市场经济结构“内生的”？——乖乖注）
（第一家现代公司——荷兰东印度公司案例研究）
拉里·尼尔指出，第一家现代公司的概念和基本结构是在早期荷兰为了海上冒险而出售股份的做法中建立起来的。而且该企业的历史是一个从一时冒险到一个永久组织的演进史。
……该企业在1602年成立时，欧洲的证券市场已经存在了几百年。在荷兰，政府债券市场不仅规模庞大而且交易活跃，这个市场的参与者不仅包括富裕阶层，还包括商人和职业从业者，因此，一个活跃的私人企业的股份和债务交易的市场关系能够在这里发育和成长，股票市场能够在这里出现。
（荷兰衍生产品市场）从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股份交易开始，就有了对估价波动风险进行套期保值的需求，就有了关于公司股票价格的较为复杂的“赌博”的需求。
从东印度公司诞生时的金融实践来看，荷兰东印度公司及其股份的公开交易是一次重大的金融创新，它是公众的投资需求和此前业已存在的市场中介发展的结果。
拉瑞·里尔研究并量化了荷兰东印度公司为投资者带来的惊人的金融回报，这必定激励很多模仿者。
在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之后的150年里，类似的股份融资贸易公司也出现在了英格兰、法国、比利时、荷兰、俄罗斯、瑞典、意大利和葡萄牙。
激励这些公司建立和扩大的原因：一是他们看到了在通往非洲、亚洲和美洲商路在的巨大利润；二是为了在世界更多的地方建立定居点，以获取更多的自然资源和农产品。
荷兰东印度公司的成立意味着欧洲殖民主义的出现，在其后300年里，它改变了全球经济格局，并且催生了资本主义的一些最臭名昭著的特征。
Compagnie l’Occident 就是人们更为熟悉的密西西比公司，是法国为了在路易斯安那地区建立殖民地，并且开发那里的自然资源于1717年建立的。
密西西比公司的创立者约翰·劳生于苏格兰，后来成为一名著名的银行家和法国皇室的顾问，密西西比公司是这位金融家为了恢复法国经济——将其从严重的债务危机中解救出来——而创立的一组私人公司中的一个。
在短短几年时间内，约翰·劳的密西西比公司就向世界展现这样一个事实：公司及其有价证券能够被用来彻底改革政府财政。
约翰·劳是一位理论家，他制定了一项庞大的政策计划，并付诸实践，用于拯救濒于崩溃边缘的法国财政。为此，约翰·劳创建了一组关联公司。这些公司负责税收和管理殖民地，并使法国货币合理化。
约翰·劳的想象力超越了曾经有过的所有金融改革计划，而且它几乎取得了成功。最后密西西比公司失败的部分原因是未能控制货币供给量过快增加，从而导致人们对密西西比公司的信心崩溃。
1720年密西西比公司崩溃，通常被看作是第一次股票市场泡沫破灭。在批评股票市场过于极端而成为时髦的环境中，人们或许会忽略约翰·劳作为一位金融工程师的大胆计划和他希望通过金融创新来解决经济问题的理想。
安东尼·墨菲指出，在1720年密西西比公司崩溃之前，约翰·劳的金融改革计划的确有可能解决法国的财政问题。其实，约翰·劳并不是一些畅销书中所描绘的坏人。
查尔斯·麦克雷就在《非同寻常的大众幻想与群众性癫狂》一书中，将约翰·劳描述为股票市场投机和狂热的主要煽动者。约翰·劳的金融改革计划是一次有意义的大胆尝试，他试图通过公司融资来解决当时的经济问题。在研究中，不要总是把约翰·劳作为一个失败的典型，而是应该关注他的创新精神和由他创立的政府股份所有制等问题。
金融恶棍——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一个无比贪婪、残暴的资本家，他把公司融资发挥到了丧失人性的极端。
这位君主把刚果独立共和国变成了一家由他一个人拥有的公司，而且这家公司超越了任何国家的法律约束和地理疆界。
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一直到比利时政府花巨资将其买下之前，刚果独立国只不过是利奥波德国王的金融幻想。
罗伯特·哈姆斯研究了利奥波德国王如何出售开发刚果盆地的特权，而获得特权的企业又是如何迫不及待和残暴地从刚果掠夺象牙，并从当地人手中抢劫橡胶。
随着这些资源的减少，利奥波德国王的管理者如何利用种种耸人听闻的手段逼害当地人，包括摧毁村庄和杀死婴儿。
正如罗伯特·哈姆斯所指出的那样，利奥波德国王通过最古老的公司融资办法——发行债务——为刚果独立国的最初发展融资。利奥波德国王的债券故事和刚果独立国的公司起源是金融发展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市场是有效率的，也是超道德的。那只“看不见的手”保证了市场效率，但是有效率的结果未必是符合人性的结果。
（刚果故事给俺的第一印象居然是当代贵国：同样的地方债、同样的土地掠夺与耸人听闻的“血拆故事”……如果失去法律与社会道德机制的自我保护与防御，这个“空前的黄金时代”不过是另一个刚果故事的翻版！——乖乖注）
金融创新可以解决一些重大的政治经济问题，但是金融创新的实践必须是审慎的、透明的。今天当我们再一次踏上了全球化的列车，金融体系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
尽管产生了一些国际金融机构，比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但是我们必须牢记和反省世界金融史上曾经发生过的失败和极端事件。
我们希望通过本书来建立起一个新的理论分析框架，从历史的角度研究金融创新、金融市场和金融工具，让人们真正认识到，在现代金融发展的过程中，历史可以告诉我们更多的事情。
第一章 利息的发明
苏美尔贷款
公元前3000年之后，以军事力量为权力基础的世俗政权取代寺庙，成为社会再分配体系的核心。
为了实施再分配，人们必须把部份产品捐给中央组织，捐款成为义务（税收起源？）。
当人们无力支付“强制性捐款时”，只有两个选择：一是拖欠；二是借款。这两种方式都表现为信贷。公元前2500年的债务证据是最早的借贷凭证。
公元前2000年，中央组织通常把“强制性捐款”的征收工作委托给私人企业家来完成，这些企业家留下收入的一部分作为自己的报酬……
（时至今日仍大行其道的“行政性收费”体系，即起源于此。——乖乖注）
巴比伦贷款合约
贷款记录的要素有：借的是什么东西、谁借的、借谁的等等，与此同时，以什么方式归还，在什么时期归还也要被具体规定下来。
在巴比伦合约中，通常会写明具体的日子，由此我们可以知道交易发生的时间。
由于贷款合约的本质是一份能够证明某人欠了某种东西的文件，债权人可以将其转让给另外一个人。从已经找到的历史记载中，我们就发现了这样的现象……这样的贷款合约就象一张信用证，尽管还没有迹象表明合约经常被交易或被出售。
利息
贷款合约通常都要求支付利息，这给贷款合约的签订引入了一个相当复杂的因素。在当时的人们看来，“偿还的数额必定大于借入的数额”的做法是难以理解和无法接受的。
收取利息的行为常常被指责是有违天理的。在公元前4世纪，亚里士多德就曾经言辞激烈地批评过收取利息的做法：
“最为可恨和最有理由仇恨的就是高利贷，因为它是从贷币自身获利，而不是从它的自然物中获利。货币是用于交换的，而不是用来生息的。‘利息’一词指的是由货币繁衍出来的货币，就像父母繁衍的后代一样。这就是为什么收取利息是最不自然的获取财富的方式。”
但是，巴比伦的原始记载解释了贷款利息的发生、发展及其基本概念。
在苏美尔语中，利息一词的本意是指羊羔，虽然这两个用法也许只是一个巧合，但是这两个意思之间的逻辑关系却是客观存在的。
（每一个佃户在他租用的土地上放牧时，如果放牧的羊群规模扩大就会被课税）。也就是说，佃户被要求将其增加的部分羊羔交给地主，作为地主对土地投资的报酬。
类似的，我们可以将债权人预付的白银或大麦视为资本的生产性使用，债权人会因此而获得报酬……由此可见，利息最初类似于佃户支付给地主的放牧费。
在整个巴比伦历史上，由官方规定并且保持不变是利率的重要特征之一。
从公元前第二个千年的早期开始，许多法令都规定，白银的贷款利率为20%，大麦的贷款利率为33.33%。
这些数字不是随意写上去的，正如它们长久而清晰地表明的那样，它们不是由供求决定的。在白银贷款中，它们是重量和时间测量体系的结果。
（类似于“母羊产羊羔”一样，每个月生产1/60个单位，12个月增长率为20%。）
相比之下，大麦的利率较高，即占借入量的三分之一。这个利率可能是仿照农田的租金确定的，因为农田的租金通常被确定为产量的三分之一。
（官定“分类固定利率”——乖乖注）
目前还不清楚的是，为什么白银贷款与大麦贷款会有如此不同的利息，或者说，它们的利率会有如此大的差异。
（有学者认为与价格波动有关）更有可能的是，大麦贷款利率与白银贷款利率的差异源于习俗，而不是特定商品价格之类的经济因素。
（俺对此的个人解释是：两者的“交易费用”——如易保存性、可量度性和运输成本等等——不同，带来不同的费率。——乖乖注）
在实际生活中，我们能够看到官定利率的重要性。当利率被政府确定之后，它通常会保持在合乎习俗的水平上……然而，当时的贷款合约并不总是按照这些约定俗成的利率执行的，往往会有一定的偏差，甚至一部份贷款合约转让前后的利率都不完全相同。
（官定固定利率与市场浮动利率的“双轨制”，也就是今天“影子银行”体系的前身。——乖乖注）
由寺庙提供的贷款通常是比较特殊的贷款，寺庙里的“神”通常是这类贷款合约的债权人……这类贷款主要用于帮助穷人渡过难关。
一些贷款合约可以用食物来替贷利息，另一些合约则允许借款人在“境况良好”时再偿还贷款。
（类似今天的社会公益机构及慈善性贷款，“穷人的银行家”尤努斯的小额信贷模式及大学助学金都可追溯至此。——乖乖注）
在一般情况下，债权人不是太在意他放出去的贷款能够收取多少利息。在巴比伦，很多贷款是“相抵利用贷款”，即用于偿还利息的不是商品，而是债务人提供的服务——通常是劳动。即在贷款期限内，债务人及其家庭成员，或其雇佣的仆人，会向债务人提供劳动，并以此抵消应付的贷款利息。
（巴比伦滴“黄世仁与杨伯劳”——乖乖注）
“相抵利用贷款”的出现成为富人获得劳动力的一个重要途径。在贷款尚未偿还时，债权人有权要求债务人以提供农业劳动的形式支付贷款利息。
这样，债权人通过放弃收取大麦或白银形式的利息，就可以要求债务人提供可供自己使用的劳动力，为自己耕种土地。
（自耕农、佃农和农奴的区别在于拥有生产要素的不同：自耕农有土地、劳动力和资金三要素；佃农则拥有自由劳动力和少量资金；农奴则连自身劳动力也被“抵债”了。——乖乖注）
在公元前第二个千年早期，债务劳役的实践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债务劳役已经变得十分普遍，以至皇家发布了专门的法令对其进行规范。（对债务奴隶及其家属权利的规定）
由于很多贷款集中发生在新的收获季节即将到来的时候，这些贷款的年利率会远远高于《埃什嫩那法典》规定的利率。例如对一笔10天期限的贷款收获20%的利息，即便不考虑复利，也相当于年利息为本金的720%。当人们把贷款作为“最后一根稻草”时，这样的高利贷在农业社会中就成为经常现象了。
（高利贷的功效主要是解决短期流动性周转，而非长期生产性资本投入。——乖乖注）
有息贷款最先见于巴比伦地区。……我们今天仍在使用的“贷款”和“利息”这两个术语的内涵，与过去并无本质差别。
到公元前第三个千年，贷款的概念已经从巴比伦地区传播到整个中东地区。不过埃及是个例外，一直到公元前9世纪，埃及才刚刚出现有息贷款。从公元前10世纪到公元前18世纪，中东地区对希腊的影响越来越大，就在这一时期利息的概念从中东传播到了希腊。
第二章 罗马股票
上市公司的出现标志着商业组织发展的顶峰，以抽象的“法人”概念为基础，公司的出现为市场繁荣和经济增长开启了全新的途径。
（现代产权理论中只关注自然人产权，而忽略了“法人产权”的研究。实际上，从公司到政府，市场体系中的现实产权结构大多以“法人产权+代理人机制”形态出现。——乖乖注）
公司有三个显著特征：第一、它的存在不受单个成员离去的影响，这一稳定性提高了公司参与经济交易的能力（法人结构）。第二，一些被公司任命的成员可以代表公司，即他们可以签订与他们个人的权利义务均无直接关系的合约，公司将承担全部权利和义务（代理人机制）。第三，金融资本的提供者不必参与管理，投资者的责任是有限的（有限责任）。
此外，所有权可以相互转换，股东能够根据对企业前景的预期，购买或出售自己持有的股份。所有权与管理权分理有利于公司吸引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所有权的可转换性缓解了经理人与股东之间利益不一致的问题，这就是著名的“代理问题”。
大多数关于公司历史的文献都把成立于17世纪早期的东印度公司看作是世界上最早的商业公司。在这一章里，我们将要说明的是，早在2000年以前，罗马“税收合伙”（socitas publicanorum）的出现就预示了现代公司的出现，以及现代公司所具有的最基本的特征——有限责任和股份的可转换性。
（这个观点实际上颠覆了公司体制诞生于“私有产权市场”的现代经济学基本假设。从这个意义而言，中国的国企系统更接近于原始的“罗马公司”定义。——乖乖注）
“有限合伙”的兴衰
税吏是罗马政府的“承租人”。
公元前一世纪出版的《罗马古迹》一书中，描述了公元前493年的罗马时代，第一镒提到了这种以收税为标的的租赁。（此外包括神庙修建、喂养白鹅等工作也被承包出去了）
在历史学家李维最著名的作品《建城以来》中，第一次描述了“税收合伙”——具有公司性质，业务由“税收官”来完成。
从他们签订的合约中可以看出，“税收官”都是经验丰富的商人，精于与政府谈判。李维所描述的“合伙”的资本和业务规模都远远超出了“税收官”组织，尽管“税收官”的出现要比“合伙”早几百年。
“税收官”组织参与的政府租赁大概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为公众提供服务；第二类是公共财产的使用；第三类是政府税收的征缴。
第一类政府租赁包括可移动财产的运遂和修建新的建筑（相当于今天的运输和建筑业）；
第二类政府租赁中，可转让的公共财产权包括在“公地”中的放牧权、采矿权等等（相当于行政性的资源垄断和市场准入垄断企业）；
最著名的政府租赁是第三类，即政府税费和其他应付款的征缴（各类“行政收费”型的行政性企业、行业协会及收费中介机构等等）。
（跟今天的国企职能极为相似。贵国国企所谓“退出竞争性领域”后，剩下的也大抵也就是这三大领域。——乖乖注）
不断增加的各种交易合约表明，罗马政府租赁体系的迅速扩大是“迦太基战争”之后罗马政治扩张和地理扩张的结果。罗马政府管辖范围的扩大增加了税收征缴的工作量，于是政府租赁者逐步变成了一个“阶层”。
（对贵国人民痛恨不已的“官商”或“官倒”而言，没有比“政府租赁者”更准确的称呼了！——乖乖注）
后来，随着罗马共和国的衰落，骑士阶层和许多“税收官”组织的特权被剥夺了，法律改革把他们的活动仅限制在税收征缴的范围之内，其他权力则被罗马政府的各种职能机构取代了。
（这一段正是贵国从改革开放之初“官倒”盛行，到其后逐渐规范的过程。——乖乖注）
在其业务活动范围受到限制的同时，“税收官”组织还受到了相关法律的限制……这些限制性法律规定使罗马政府的租赁活动逐渐失去了商业上的吸引力。失去政府支持，“税收合伙”很快也就销声匿迹了。
（但愿这也是贵国“官商”们的未来。——乖乖注）
组织和法律地位
“收税官”组织大规模的、长期的商业活动必然要求一个较为完善的法律规范和组织框架，尤其是对具有较大争议的公司组织（incorporation）。然而，罗马法却十分刻板、缺少灵活性。
事实上，在古罗马时代，经济发展得非常缓慢，常常被归因于其法律体系的僵化。
（市场经济的发展，与法律体制的变革与进步息息相关，自古犹然，于今为甚！——乖乖注）
除了公共公司，即国家、国库和罗马地方政府之外，当时合法的公司形式只有“社团”一种。而且“社团”仅限于宗教和政治之类有“公共目的”的组织。
因此，企业不得不以“合伙”（societates）的形式建立。“合伙”是人们为促进一个共同目的而结成的合约联盟。
（现代企业制度中，除公司制之外的另一个重要的组织形式“合伙制”，居然也是源自罗马时代！——乖乖注）
当时的税收官组织完全符合合秋的四个基本特征：一是参与者的捐款；二是共同的利益；三是合法的商业目的；四是建立一个合伙组织的意愿（共同意愿）。
事实上，至少从公元前3世纪开始，收税官组织就被认为是具有合伙的基本特征。从组织租赁制度产生，一直到罗马皇帝统治下的最后时期，税收人组织曾以合伙形式存在了数个世纪。
（从“交易费用”角度来看，有限责任公司更适合于重资产规模的生产型企业；而合伙制则适合于重人力资本的知识型企业。税务官组织明显属于后一类，因此在当时选择合伙制，正是符合经济学原理的制度选择。——乖乖注）
当时，罗马政府面临着一个两难选择：一方面它不愿意改变已有的法律关系和法律体系；另一方面，它又需要公司的组织形式。如何解决这一难题，在罗马法的演进史上具有非常典型的意义。
为了坚持税收合伙是税收官组织的唯一合法形式，罗马政府发展了仅仅适用于税收合伙的一系列“专门规章”，这些规定赋予了税收合伙事实上的现代公司地位。
（作者因为不理解“合伙人制度”是现代企业制度的基本组织形式之一，因此误以为当时的罗马政府面临“两难选择”：实际上根本没什么两难，现代企业形态的源头正是以知识服务为主体的“合伙人架构”。——乖乖注。）
（在经历了“合伙人之诉”这一经典判例之后）作为向公司制度演变的第一步，也是关键性的一步。税收合伙使组织的永续性有了保证：即使在一个合伙人或合伙的成员死亡之后，这个组织仍然存在。
（以“永续法人”代替会死亡的自然人，成为组织权利主体。——乖乖注）
迈向“公司”的第二步是代表权的解决问题。（同样是在“合伙人之诉”判例研究中）盖尤斯报告说：
那些被允许组成公司的组织，无论是“社团”、“合伙”还是其他组织，都会有一个代表或者有一个公司代理人（syndic）来代表这一组织，就象国家元首代表国家一样，公司做的每一件事都可以由他来代表。
其中，盖尤斯明确指出，“societas vectigalium”被视为有财产主体（corpus）。盖尤斯认为，始于罗马共和国时期的manceps（首席合伙人）身份的法律演变过程，赋予了manceps代表公司的权力，尽管在一般情况下罗马人并不能接受“代表”这一概念。
（“法人主体”+“代理人机制”的公司结构至此成形。——乖乖注）
“合伙”（soceetas）与税收合伙的另外一个重要区别是股份与股东的关系，这也许是这一商业组织演变过程中最为惊人的一步。
西塞罗曾多次提到过partes（股份）……在西塞罗的第一次演讲中，他提到了magnae partes（大股份）……这意味着，不同公司的股份具有不同的面值。
我们还发现，这些股份是可以转让的。在与维勒斯进行第二次辩论时，西塞罗引用了“例外限制”暗示了股份的可转让性。……西塞罗引用的这个案例说明，在与“税收合伙”签订租赁合约之后，“税收合伙”的股份可以在股东之间进行交易，当时人们经常去的交易地点应该是罗马广场附近的卡斯特神庙。
“股票价格”可以自由波动这一事实，使古罗马共和国的股份（partes）更像今天的“股份”（modern shares）。正如达夫所说的那样，股票价格可以自由波动这一事实进一步证明，古罗马的股份不单单是具有可变利率的贷款。
西塞罗还提到过一种“当时具有很高价格的股票”，他指出，股票价值依赖于企业的成功，而且也象今天的股票市场一样易于波动。
事实上，这一段和类似引文中的“股票市场行话”已经使得许多学者相信，古罗马的确存在过一个“股票市场”。
至此，税收合伙已经被赋予了现代公司的所有重要元素。税收合伙的存在已经不取决于某一个合伙人的行为，manceps是公司行动的代表。而且税收合伙的所有权可以通过交易股份的形式在股东之间进行买卖，这种交易行为不受公司的控制。
税收合伙是否就是古罗马共和国的第一家商业公司呢？当盖尤斯把税收合伙视为有独立财产的组织时，当西塞罗指出税收合伙也可能“由其他更小的‘合伙’组成”时，税收合伙就被赋予了自然人格（natural persona）。
在《文摘》的其他片段中也能找到支持上述结论的证据，比如，societas vectigalium 可以起诉，尤其是可以针对欺诈和侵占行为进行诉讼。公司可以拥有财产，也可以继承财产。最后，《文摘》总结说，公司完全可以像个人那样采取行动，这样的公司也就完全符合了“法人”的定义。
（当商业组织具有与自然人相同的行为权利，并受到法律保护时，就形成了法律意义上的“法人”。——乖乖注）
从某种意义上说，在罗马法律中，否认将“税收合伙”视为公司的问题是一个“时代的错误”。
“法人”的概念是在许多世纪以后才逐步形成的，在16世纪，它经历了重新的解释；在19世纪中，它曾经引起过广泛的争论，其中最著名的是“罗马主义”法学家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萨维尼与“德意志主义者”奥托·冯·基尔克之间的争论。
其实，如果过分地把罗马法系统化，可能会过多地引入那个时代不存在的“体系”。当时罗马人真正关心的是如何将他们的“小型的、封闭的农业经济”迅速转变为一个“开放的、跨越整个世界的体系”。
他们的贡献是，在公司法还没有来得及变革的情况下，罗马人就设法顺应了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
我们完全可以把“税收合伙”称作历史上的第一个股份公司——即使罗马人自己并没有做出这样的定义。
第三章 中国唐朝丝绸之路上的商业活动
（618—907年）
丝绸之路上，一个国际争议的解决
（考古资料发现）中国的唐朝帝国（618—907年）为了处理本国臣民与其他国家人民之间的冲突而设计的法律体系，这一体系相当复杂。
正是这些创新促进了丝绸之路的商业交易活动，推动了7世纪和8世纪中国与中亚地区商业贸易的迅速发展。
当时的长安是一个拥有50万人口的、十分繁荣的大都市。长安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是古索格代亚纳（Sogdiana）的城邦国家，在这个地区居住首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人和塔吉克斯坦人。
索格代亚纳居民因为说索格代亚纳语而被称作索格代亚纳人。索格代亚纳语也就是伊朗语，它不同于波斯语，但与之有一定的联系。
索格代亚纳人是真正的国际商人，他们了解伊朗人和中国人的城市和文化。至少在4世纪，索格代亚纳商人就已经活跃在中国许多地方。7世纪之后，在伊斯兰军队的进攻下，索格代亚纳商人成了难民，他们的移民步伐因此而突然加快。
索格代亚纳人是带着他们自己的法律体系进入中国，并与中国人进行贸易活动的。他们的法律体系吸收了古代索罗亚斯德（Zoroaster）的思想。
索罗亚斯德大约生活在公元前1000年，索罗亚斯德的教义认为，说实话是最高的美德，统治者应该在自己的领域内实现正义，以增加这个世界上美德的力量。
（这是否就是金庸小说中“拜火教”的原型？在西安时曾见过景教碑，似乎也与此有关。——乖乖注）
（吐鲁番发现的阿斯塔纳文件）其中九张纸片与丝绸之路上的一次争议有关，这次争议是关于一位中亚商人未能收回他的中国伙伴向他的借款。
670年，一个索格代亚纳商人在吐鲁番起诉了一个中国商人，这个中国商人名叫李少津，索格代纳亚商人的中国名字叫曹禄善。
根据曹禄善写的宣誓书，李少津和阎延（曹兄）曾经在公月城（今天的阿力马里）建立了一个合伙企业。公月城位于伊犁河盆地，靠近今天中国与哈萨克斯划开的边境地区。由于语言不通，这两个商人必须借助翻译交流。当时商人李少津从阎延那里借了275匹丝绸。
……最后法院判决曹禄善胜诉，要求商人李少津偿还275匹丝绸，还要另加利息。
唐朝的法律给私人贷款规定的月息为6%（在742年提高到7%）。这个利率低于保存下来的吐鲁番契约中的利率（10%或以上）。
政府的刑法典——《唐律》——包含有相关契约的条款。其中一个条款规定了对一定价值的本金收取利息总额的上限。除了利率之外，吐鲁番契约条款与当时唐朝的法律完全一致。
在唐代，沿着丝绸之路交易的丝绸，大部分不是彩色高档丝绸，而是普通的白色丝绸，这些丝绸主要用作交易媒介。
丝绸、铜币和银币是在唐朝市场上广泛流通的三种主要现钞。
流通中的丝绸每匹标准长40英尺，宽1英尺8英寸。丝绸的价值比铜钱的价值更加稳定，因为铜钱的重量远远高于丝绸，不方便携带，所以不方便在流通中使用。
唐朝政府收实物税，要求住户按估算的义务，用劳动、布匹（通常是丝绸）和谷物支付。
欧洲历史学家曾经花费了大量精力来构想11世纪、12世纪和13世纪的欧洲用以促进长途贸易的各种制度安排。……无论中国还是西方，人们都不认为古代中国有一个灵活的法律体系。然而商人李少津和曹禄善之间的争议，证明了古代的中国法院已经开始干涉私人的商务争义。
七世纪，一个中国当铺的账册
这本账册写于唐朝的首都长安，其中的几页竟然长途跋涉到了1200英里之外的吐鲁番的一个墓地小雕像的手中，这个小雕像被埋于中国西北部的阿斯塔纳墓地。
在这本账册中，包含有记录了大约54笔交易，共有15页纸，这是迄今为止在中国发现的当铺贷款的最早记录。虽然账册中记录的文字很少，但是，它们所提供的信息却可以使我们重现当年中国当铺的经营情况，并得出有关古代中国信贷和利率的一些带有普遍性的结论。
有两个贷款记录提到了利息（月息5%）。在唐朝官府允许5%月息的贷款。
当铺在中国的产生和发展之日，正是佛教进入中国之时，而且第一个当铺就坐落在中国的庙宇中。抵押贷款的概念也许源于印度。正如当铺研究的权威杨（L.S.Yang）曾经指出的那样，僧院不收取利息，因为贷款是一种慈善活动，是为僧侣及其捐赠人提供功德的。
有意思的是，现代银行的直接祖先，意大利的“公典制度”（mount of piety）与此非常相似。
1462年，圣方济会（Franciscans）在意大利建立了当铺，直接目的是让普通人民有机会躲避高利贷者，而且很多高利贷者都是犹太放债人。
在中国，非僧院当铺不具备僧院当铺那样的优势，所以历史学家总是假定它们必定收取利息。
当铺在中国具有非常重要的经济意义。在唐朝，它们给社会各阶层的穷人和富人提供了贷款，在后来的几个世纪中，中国当铺的性质一直没有改变，它们还继续这么做。
在欧洲，当铺是银行的先驱，通过重复交易，借债人能够用相对少量的抵押品来获得较大数量的贷款。正如杨指出的那样，“在18世纪中期，当铺几乎担当了商业银行的功能，因为它们以谷物、丝绸和棉花之类的商品作为抵押，从而提供贷款”。
中国的当铺起源于佛教僧院。这些事实提醒我们，抵押贷款的发明不是西方世纪独有的。
第四章 中国纸币的起源
中国的铸币历史与地中海地区的铸币历史一样古老。秦朝是中国第一个统一的帝国王朝，于公元前3世纪后期建立。在秦朝时期，货币就已经成为中国经济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自古以来，中国的货币体系就完全不同于地中海地区和西亚地区的传统。
在西方，货币标准是以贵金属为基础的，银币主导了国内贸易，而黄金则通常用作国际贸易的货币标准。由于黄金价值高，且不会随着时间和地域的变化而变化，这一自然属性使得黄金成为不受任何国家或统治者控制的价值尺度，具有巨大的象征力量。
在中国，封建王朝的货币体系基础并不是贵金属，而是青铜币。……青铜币被认为是中国最原始的货币，它具有单位价值较低的特征，是一个国家工商业不发达的见证。
然而，尽管长期坚持青铜币的货币本位制度，中国却发行了世界上最早的纸币。在西方经济学家眼中，在青铜币作为本位货币的制度安排下，纸币的长期存在和纸币的过早发展，表明了国家对经济的绝对主导作用。
的确，在中国经济中，政府起着压倒一切的作用，作为法定货币（Fiatcurrency）——青铜币（铜钱）和纸币的价值均由政府决定。
（相比于西方在近代金本位之后才进入的“法定货币”体系，中国早在宋朝便已建立并运行了数千年之久。——乖乖注）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货币体系的演变是一个均匀的、连续的过程，即从原始商品货币到黄金和白银这样的铸币，最后发展到纸币这样的纯粹的名义货币（nominal corrency）。
从这一观点出发，纸币出现在11世纪的中国似乎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西方货币理论强调的是，在市场交换中商品公平价格的决定问题，与此完全不同，中国货币理论和货币政策强调的是，如何通过相关政策安排，使统治者能够熨平时而匮乏、时而充足的经济兴衰周期，以满足本国人的物质需要。
（在西方属于市场经济体系内的价格度量问题，而在中国却完全属于财政安排问题。——乖乖注）
支配西方思想的亚里士多德传统一直延续到近代早期，这一思想认为，充当货币的商品价值起源于它们作为商品的交换价值，因此，黄金和白银货币所具有的价值直接与这些贵金属作为商品所具有的内在价值成比例。这一货币概念与法定货币概念是很难兼容的。
相反，中国的哲学家和政治家断言，货币是由最高统治者创造的，赋予货币价值的是统治者手中的印章，而不是货币内在价值或者交易价值。
货币起源被归功于古代君主的圣明，他们用货币来促进交换，以达到减轻饥荒的目的。为了发挥这一作用，统治者必须控制货币供给量。
（地中海地区的城邦国家信用不足以支撑大规模国际贸易，因此只能依靠国家之间的“信用公约数”——贵金属的内在价值；而中国从秦开始就有着强大而稳定的国家信用，以及大规模的国内贸易，得以形成“法定货币”体系的市场基础。——乖乖注）
青铜币（铜钱）是中国封建王朝的货币标准，并且是用于表达价值和价格的货币单位。……当纸币最早在宋朝出现时，它是按照每贯770枚硬币的省陌标准来命名的。后来，在元朝（1206－1368年）白银的重量也成为纸币的货币单位。
中国的纸币始于宋朝，在10世纪后期，宋朝重新完成了中国的统一。（自唐以后）由于担心对外贸易使自己的货币储备更加短缺，统治者便使用降低硬币重量的办法，试图使自己的硬币失去对投机者的吸引力。……统治者还利用铁和铅之类更为便宜、储量更为丰富的贱金属来铸造货币。这些由铁和铅铸造的、便宜的货币有一个共同特征，就是越过国境就变得毫无价值，正是这一特征保证了国内市场货币供给量的充足。
（西方著名的“劣币驱逐良币”理论，在此有了中国特色滴呈现：那就是“法定劣币”在资源保存上的合理性，同时也成为“法定货币”体系的雏形。——乖乖注）
在这一时期，蜀国统治下的四川西部地区是货币自给自足的典型，……到950年，蜀王国创造了中国铁钱与铜钱同时使用的双重货币体系。
当宋朝于965年吞并蜀王国后，最初试图在整个帝国中重建以铜钱为基础的、单一的货币体系……但接下来发生的是，铁钱把铜钱逐出了市场。
979年，宋朝开始实施在四川恢复铜钱的计划，要求10%的税款用铜铁来支付……然而，由于四川地区缺少铜钱，宋朝恢复铜钱的政策在纳税人中间引起了巨大的恐慌……在一年之内，铁钱的价值下降了40%。三年之后，宋朝政府承认了用铜钱缴税计划的失败，并且放弃了恢复铜铁的设想。
（这也是人类历史上由于货币政策不当而引发的第一次“汇率暴跌”，按经济规律可推导出，铁钱使用区域内会出现大规模通胀，民不聊生、社会动荡，以致倒逼政府收回相关政策。——乖乖注）
宋朝政府在四川保留了独立的铁钱区。不过，明确规定从事跨地区贸易的商人在离开四川时必须把铁钱换成铜铁。
（由于铁钱太重），在9世纪早期，唐朝政府在首都长安创建了存款处（depository），商人可以在那里存入铜钱，取得汇票（所谓“飞钱”flying cash），在省城再兑换成铜钱。飞钱在茶商中尤其受欢迎……宋朝在便钱（convenient cash）的名义下继续发挥光大了这一传统，即存款处接受人们的黄金、白银、硬币或丝绸存款，然后开出以铜钱面值标价的汇票。（著名滴山西钱庄即起源于此。——乖乖注）
（张大春在《大唐李白》中曾猜测李白老爹在内地有大量生意，所以身为少东家的李白可以到处取钱。其实他没有注意到，唐朝时的“飞钱”制度已经足以让小阔佬李白带着汇票在全国乱窜鸟。——乖乖注）
990年，四川的铁钱体系又一次遇到了严重危机。993年，由于铁钱大幅度贬值等原因，四川地区爆发了反抗宋朝统治的农民起义。这次农民起义迫使政府关闭了四川造币厂……一些商人们便开始发行自己的纸票，人们也开始在私人交易中将其作为货币使用。
目前我们已经掌握了一些关于这些私人票据的文件，虽然还不能揭示它们的本质，但是，很有可能这些私人票据是为了替代现金或其他交易媒介——黄金、白银和丝绸——而发行的，就象政府发行飞钱即汇票一样。
（自三国至近代以来，“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未治蜀先治”的政治经济周期不同步现象，很有可能即跟四川的铁钱体系有关。按波兰尼“货币即主权”理论，货币自成体系的四川地区，无论经历何朝何代，均隐然有其独立的“货币主权”。——乖乖注）
在随后的10年中，这些私人发行的“交易票据”（exchange bills，即“交子”）在四川的跨地区贸易中获得十分重要的地位。但与此同时，一些不道德的商人发行的各种各样的私人票据也开始泛滥，结果是相关诉讼案件急剧增加。
（现代社会中信用诈骗与票据诈骗的鼻祖。——乖乖注）
1005年，为了稳定四川混乱的货币局面，益州（成都）知府张咏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 恢复四川造币厂，同时发行大钱铁，一个大铁钱等于十个小钱铁或两个小铜钱；（将货币信用主体收归政府，同时发行大额货币。——乖乖注）
第二，把交子纸票置于政府的严格管制之下，只有成都16家拥有充足财力的商号联盟才有权力发行交子纸币。（信用货币流通管制与金融机构监管。——乖乖注）
张咏的纸币管制政策也遇到了许多问题。授权发行交子纸币的商号把它们的现金存款投资于不动产、可耕地和奢侈商品，致使他们中有很多人根本没有充足的流动资金来赎回他们发行的交子货币。与此同时，伪造者也开始大量出现，法律争议急剧增加，有些交子发行商号被迫关闭。
（掌握信用流通机制的金融机构，不断放大金融杠杆直至资金链断裂。这已经是宋朝版滴“次贷风暴”鸟！——乖乖注）
1023年后，益州知州薛田再次建议宋朝政府接管交子纸币的发行被采纳。一个国营的“交子货币局”（即“交子务”）在四川成都成立了，被宋朝政府授予了独家发行交子货币的权力。
新的交子格式模仿了以前的私人票据，但是，新交子有两个固定的币值，即一贯和两贯。
宋朝政府还规定了新交子纸币期满的条件，即流通两年后必须赎回（佣金为3%）。对交子流通时间进行限制的主要目的有两个：第一，保证票据在磨损和破碎之前退出流通并被销毁，从而减少伪造的可能性。第二，保证国家可以控制流通中的纸币数量。
1024年，宋朝政府第一次正式发行交子纸币，数量为188万贯，此后两年一次的发行额度都是1256340贯。交子纸币在当时深受使用者的欢迎，尤其是那些从事跨地区贸易、甚至跨国贸易的四种茶叶商人，因此，四种交子常常是以高于其名义价值的价格进行交易的。
（这里发生的一个关键转折，是交子从“私人票据”变成了“央行票据”；这一方面令交子的市场信用得到保证，另一方面也使中央政府多了一个重要的财政支援与货币流通管理工具。——乖乖注）
推动纸币发明的不仅是这些经济条件和财政措施，更有在造纸和印刷方面的技术创新。
除了为商人提供方便交易用的货币之外，交子纸币还在宋朝的国家财政管理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与大多数前现代国家一样，宋朝政府把国家资源主要用于边境防御和对外战争。
（为了保障边境军需供应）政府鼓励商人为前线士兵提供谷物、草料和衣物等军需物资，宋朝军需官用期票支付给这些商人，宋朝政府的期票也叫“现钱交引”或“兑现汇票”。现钱交引还可在首都开封的“国家专卖局”兑现铜钱。
当时的“国家专卖局”也叫“榷货务”，经营对有价值商品的国家专卖，比如盐业、茶业、酒业和各种各样的外国进口商品。（盐茶酒专卖局加进出口专卖店。——乖乖注）
由于榷货务收取的是现金，它为国防提供了稳定的财政来源，并且为政府发行货币提供了现金储备支持。除了赎回边境官员发行的现钱交引票据外，榷货务早就获得了为各种各样政府管制商品发行便钱、期票和代金券等的特权。
（解放后的糖、烟、酒、粮票等专卖票据发行机制即源于此。——乖乖注）
当时的代金券也被称作“交引”或“交易券”。在商品代金券体系下，向边境驻军提供给养的商人可以选择用收到的代金券购买一定数量的政府专卖商品（主要是茶叶和食盐），并在指定市场上出倍这些商品。
商品代金券成了宋朝政府在11世纪进行财政管理的重要工具。……大约从1029年开始，交引的发行权被集中在首都开封，即集中在榷货务手中。
1069年，宋朝出现了一次扭曲的政治改革。两位幻想家——新继位的皇帝神宗和他的丞相王安石——发动了一系列激进的政治、经济和教育改革，其目的是要彻底改变国家和社会存在的各种弊端。
为此，在经济层面，王安石决心把包括茶业、食盐、谷物和国际贸易在内的重要经济资源全部置于中央政府的直接控制之下。
（早在宋朝就发生的“国有化”改革。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把皇权时代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视为国有产权机制的观点是有问题的。在封建皇权时代，同样有着“私有化”与“国有化”的政治路线之争。——乖乖注）
实行新政需要大量货币，于是王安石试图通过增加铜钱的生产来筹集货币。从1073年到1084年这一时期，宋朝铜钱的产量翻了两番，超过了每年500万贯。
（王安石新政的“阿喀琉斯之踵”即在于彻底无视货币发行规律：无限制的滥发货币不会带来财富增加，只会造成恶性通胀及社会动乱。——乖乖注）
在四川地区，宋朝政府增加货币供给的办法不是铸造更多的铁钱，而是同时发行两期交子，使流通中的纸币数量翻了一番。……随着流通中交子数量的增加，人们对交子纸币的可兑换产生了越来越严重的担心，再加上四川茶业的国家垄断经营，导致交子大幅贬值。
在12世纪初，宋朝的国防支出失去控制，国家大量增加交子的发行量，使期达到了2400万贯，超过了最初额度的20倍。纸币的过度发行，加上纸币伪造者的推波助澜，造成交子快速贬值。1107年，交子价值跌到其面值的10%以下。
（纸币与商品价值脱离的“信用货币”特征，使其更容易被政府滥发，从而形成恶性通胀。王安石新政的所有功绩，都比不上他这项烂得掉渣的货币政策。从这个意义而言，王安石及神宗的新政应为整个宋朝的覆灭负上关键责任。祸国之甚，莫过于此！——乖乖注）
在四川交子大幅贬值的情况下，作为货币它已经没有价值了。为此，宋朝政府决定发行一种新的纸币来取代它。……1106年，作为新货币的钱引发行还不到一年，就被迫停下来。不过一年之后，宋朝政府又决定发行另一种新纸币取代四川交子，这一新纸币名字还是借用了钱引的名称，叫做“四种钱引”。
（这让人想起蒋政府后期，从法币到“金元券”的种种怪象：当一个政府不断变着名目发行新货币时，唯一的解释就是它的财政已经彻底破产了！——乖乖注）
一年之后，四川钱引大幅贬值，迅速跌破面值的10%。面对“四川钱引”的再一次失败，宋朝政府选择了“根治性外科手术”的方式进行改革。
新丞相张商英是四川本地人，也是一个顽固的财政保守主义者，他宣布，已经发行的票据不能被赎回，从而使它们完全失去了价值。还结束了同时发行两共有票据的做法……当张商英宣布流通中的交子和钱引票据全部作废时，曾经引发了社会动乱和经济危机。
不过破坏只是短暂性的，“根治性外科手术”的改革发挥了积极作用，使流通中的纸币数量大量减少，结束了四川地区长达十余年的货币贬值。
（霹雳手段的张商英同时也是一个著名禅门大师，南怀瑾曾引其诗云：“云在青天水在瓶，目光随指落深坑；溪花不耐风霜苦，说甚深深海底行。”俺一直以为此诗是讽刺当时热衷于口头禅的佛门混子，现在看来更象是骂王安石！——乖乖注）
然而，缓和是暂时的。1127年，女真金国军队越过了宋朝政府的防线，攻占了宋朝的首都开封，迫使宋朝政府逃到中国东南地区（南宋王朝）。
南宋时期，南方一再发生军事危机，于是四川财政监督（他们拥有较大的发钞自主权）通过发行越来越多的钱引票据来应付急剧增加的军事开支。（岳飞北伐阶段。——乖乖注）
当宋朝政府仓皇逃离开封时，没有能够把国库中的约1亿贯铜钱带走，此后只能用期票来支付军队的给养……虽然在名义上，这些期票可以从位于杭州的榷货务中兑换现金，但实际上兑换几乎不可能实现，后来公众对期票彻底失去了信心，于是物价飞涨、货币贬值。
（与民国政府后期处境一模一样：战争引发财政危机，政府为缓危机滥发货币，带来市场信用解体。——乖乖注）
1150年，货币短缺——当时叫“钱荒”——曾经引起南宋的经济危机。
1159年南宋的财政官员报告说，人们正在大量地囤积铜钱，囤积的数量已经达到百万贯。……因此，宋朝政府颁布了《反硬币囤积法》，但是，不仅没有能够阻止人们囤积硬币，而且沉重地打击了私人的会子。
（政府会子很快将私人会子从流通中驱逐了出去）孝宗皇帝在财政上谨小慎微，不信任新纸币，所以当政府会子的价值下降时，他便下决心从流通中收回政府会子……宋朝的财政官员强调，保持法定货币价值稳定的关键是在国家支付中接受纸币，而不是纸币可以兑换硬币。
（政府支付成为法定货币的信用支撑。几乎所有关于“法定货币”的危机和制度努力都在这一阶段出现。——乖乖注）
1206年，宋朝政府对金国发动了一场注定会失败的战争（开禧北伐），两年之后，这一战争也的确是以南宋政府的战败而结束的。
战争结束后，宋朝政府试图恢复会子票据的价值……然则政府人为宣布三期会子贬值的做法使人们彻底失去对会子票据的信心。旧的会子市场就这样崩溃了，新的会子票据也失去了可信性。
1154年，金国也发行了自己的纸币，名为“交钞”或“交易代金券”。（两国因此而建立各自的“货币缓冲区”，并进行了各种货币角逐）
1194年，黄河大堤溃决，洪水淹没了金国的农业心脏地区。从1195年开始，金国被迫面对来自北方边境地区的战争挑衅，成吉思汗统领下的蒙古铁蹄向金国发动了猛烈的进攻。
1211年，成吉思汗对金国发动了大规模的战争。1215年，占领了金国的首都和金人的满洲家乡。
金国政府大量印刷一种新的纸币“国库凭证”，也叫做“宝券”来筹资，很快使其失去信誉。虽然金国朝廷勉强支撑了20年，但是，其财政体系和货币体系早已崩溃了。
1231年杭州大火令宋朝政府大量发行会子融资投入重建，并在其后一系列错误决定中令会子信誉大损。直至南宋最终覆灭。
其间理宗的丞相贾似道进行了一场臭名昭著的“货币改革”，切断了会子与铜钱、金银的实际兑换功能，最终引发市场恐慌和物价暴涨，贾的所谓财政改革和货币改革以失败告终。1276年，忽必烈的军队攻占宋朝首都杭州。
1260年就任大汗后几个月，忽必烈宣布引入一种新的纸币，名为“中统元宝交钞”，简称“中统钞”，作为元朝帝国的货币体系基础。虽然以铜钱标明币值，中统钞却不能兑换白银。为了鼓励人们使用自己的新货币中统钞，忽必烈禁止在市场交易中使用铜钱。
新货币“中统钞”的发行量很快超过了元朝政府的白银储备，使元朝政府关于“中统钞”可以兑换硬通货的承诺无法实现。
中统钞急剧贬值，迫使元朝政府对其法定货币进行调整。1287年，元朝政府发行了新的货币“至元钞”……最初，为了保持货币稳定，元朝政府限制并减少了“至元钞”的发行，后来到了14世纪初，元朝政府的财政官员再次屈服于滥发纸币的诱惑而大量发行至元钞。
此时，越来越多的人怀疑纸币，拒绝接受纸币。1309年，元朝政府又进行了另外一次货币改革，发行新的纸币“至大钞”，与已有纸币相比，被过高估值的至大钞一直没有为人们所接受。
1311年，元朝政府重新把中统钞作为价值标准，并且取消了黄金和白银不能作为交易媒介的禁令。
由于铜钱和白银都相对稀少，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纸币也提供了一个交易媒介。1311年之后，元朝的货币体系相对保持稳定。
到了14世纪40年代末，元朝政府越来越多的管理失误造成经济衰退、内战不断，以及灾难性的通货膨胀。元朝政府进行了各种各样的经济改革尝试，包括发行新的铜钱与纸币，但是元朝的纸币越来越失去人们的信任。
1368年，当汉人王朝取代蒙古统治者时，贸易活动已经倒退到了物物交换时代。
（从货币等价的“银行票据”，到无法兑换的纸币，元朝政府实际上完成了纸币型“法定货币”机制的最后一跃，并随即在其后受制于财政需求的“法定货币”体系滥发中迅速崩溃。——乖乖注）
明朝的建立，拉开了中国古代纸币历史的最后一幕。
开国皇帝朱元璋最初计划是恢复历史悠久的铜钱作为货币本位，但是明朝的铜矿无法生产出足够的金属来铸造分量充足而又便宜的硬币。1375年，朱元璋决定引入他自己的纸币——“大明通行宝钞”，简称“大明宝钞”。
当时，非铸币白银是事实上的货币本位，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巩固纸币的地位，明朝政府明令禁止贵金属作为交易媒介使用，并且明朝政府从一开始就明确规定大明宝钞不能兑换铜钱或其他任何贵金属货币。
于是，大明宝钞在市场上饱受冷遇……在其后20年中，在纸币与铜钱之间犹豫不决的明朝政府突然转向，即禁止在市场交易中使用它自己发行的货币，随之发生的经济混乱进一步加速了大明宝钞的贬值，迫使人们逃向白银。
明朝第三任皇帝朱棣（年号永乐）的经济大臣更加肆无忌惮。（永乐年间的郑和下西洋及迁都）都需要庞大的财政开支，最终造成了持续增加的财政赤字，这些赤字显然是无法通过印制更多纸币来解决的。
15世纪30年代，明朝政府最终屈服于现实，放弃了它自己发行的货币——大明宝钞，被迫承认白银在私人交易中的主导地位。
（自宋至明期间，纸币从诞生到消失，源于其角色从政府的“国债票据”变成了强制流通货币，但这一货币背后却缺乏政府信用支付的支撑，因此纸币发行变成了某种政府专营的“合法抢劫”。而历朝政府信用的破产，使得商品货币白银最终成为了跨朝代的流通价值标准。——乖乖注）
尽管白银没有被用于铸币，但是白银一直是明朝和后来清朝的价值标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16世纪以来，中国陆续从日本和美洲、西班牙进口了大量白银。
在财政危机时期，比如，在1644年明朝灭亡时，在19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都有人建议政府恢复纸币印制和发行，但都被驳回了。
在19世纪，中国的和外国的私人银行开始发行可转让票据。由于在鸦片战争之中失败后，中国的中央政府日益虚弱，已经失去了发行票据的能力。
19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极具破坏怀的太平天国运动给中国经济带来了巨大灾难，清朝政府在这一时期发行了纸币，但使用的时间很短。一直到1935年，在中国民国时期，中国政府才再次有了统一的纸币体系。
（宋以后的历史教训，已让“不可滥发纸币”成为王朝统治中的禁律，直至民国时期重蹈覆辙。——乖乖注）
中国的纸币历史证明，国家及其财政政策对于保持纸币的价值至关重要。
作为交易媒介，尤其是作为远距离的汇款手段，金属货币具有明显的局限性，这就鼓励了纸币作为金融货币的替代品出现了。
宋朝政府终于认识到了，他们无法生产出足够的铜钱来满足迅速发展的经济和商业需要，因此纸币对于经济和商业发展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在接管私人发生的纸币时，宋朝政府重申了一个历史悠久的格言：统治者通过控制货币供给来管理经济。
当然，面对财政危机、宋朝政府和后来的金国政府、元朝政府、明朝政府都未能抵御过度发行纸币的诱惑，结果都出现了货币贬值和物价飞涨。
缺乏远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毁灭了一种又一种纸币，以及此后各朝代围绕着纸币的永无休止的争论。
尽管这些纸币的早期试验最终都失败了，但是我们不能由此否认中国政府在创建纸币体系中的努力和探索，尤其是在第一种纸币的诞生地四川。
宋朝政府发明、发展了一系列复杂的财政政策和货币制度，包括纸币，使得政府能够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来调动经济资源。
宋朝纸币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一直作为民众向政府纳税的手段、作为私人进行商品交易的媒介，这的确是一个杰出的贡献。
（此前一直很奇怪黄仁宇在《万历十五年》及关于“中国大历史”的评论中，为何一再强调历代王朝统治者缺乏“数目化管理”能力，是王朝失败的关键原因。
从此文中可以看出，自唐宋以来的王朝统治，随着“飞钱”、“交子”等信用货币的发展，传统的财政管理模式，已经完全无法适应新的货币市场机制所带来的大规模、高效率的国家资源调配，于是要么因“超速”而崩溃、要么退回发展滞缓的商品货币模式。
这也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波兰尼意义上的“复杂社会系统”，在传统中国远比欧洲城邦社会成熟得要早，而中国传统文化里强调“中和”的儒家伦理机制，恰恰对“复杂社会”中个人行为规范与约束的价值标准。——乖乖注）
第五章 用纸币支付
——来自南宋的一张政府凭证
今天，金融工具和金融市场已经成为全球经济运行的基础。在电子交易出现之前，纸质凭证曾经是以市场为基础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运行的血液。
如果这些资本主义的金融工具不曾出现，或者没有流行起来，那么，世界经济将会是一种怎样的情形呢？如果私人企业和金融体系不曾像今天这样在一国经济中占主导地位，那么，世界经济的情况又会是怎么一种情形呢？
在这一章中，我们将通过考察一个包含了数量庞大的国有企业和政府部门的公有经济的发展来讨论这个问题。
南宋时期的中国就是一个具有这些特征的庞大的公有经济，当时的纸币已经部分地呈现出本书所研究的金融证券的特征。
虽然这样做未必十分准确，但是至少可以帮助我们试着理解在由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主导的经济活动中，纸币是如何出现并发展起来的。这一逻辑在中国经济的历史演进进程中表现得非常充分。
一张早期纸质证券
本章的重点是来自南宋的一张非常普通的印制文件（利民钞）。
文件的上栏读作“利民钞”，意思是为了公益而发行的货币凭证。标题中“钞”的意思是价值凭证，而在今天的中国是指“纸币”。
这个文件很有可能是在1208年或其后在利州印制的。当时的利州是一个都府，是今天中国四川省城西北方的昌都。利州府是宋朝时期组成今天四川省的四个政治辖区之一。作为与西藏接壤的边境，四川昌都对于宋朝政府来说具有战略上的重要性，而且经常是与中国北方敌国——金国接壤的边境。
在利州文件的正文中，最令人感兴趣的一个地方是上栏中的钞字。这似乎是标题中这个字的现存文件中的最早文本。（宋朝早期的政府票据被称为交子）现在保存下来的交子印刷版有两张，它们都不含这个钞字。
《汉语大辞典》说，钞也指用于购买物品的政府票子或收据，也指拖欠税款的凭证。该词典提到了纸币上的钞字的这个用法始于明朝，但没有提到这个用法的更早共有是在什么时候。
（金朝票据中有“伪造交钞将被杀头”的警告）金朝灭亡后，钞字开始明确用于纸币。
欧洲关于纸币的最早记述是马可·波罗作出的，他声称曾经在中国元朝的宫廷中任职。……根据他的游记，欧洲人在13世纪才认识到纸币，到14世纪早期才知道流通中的票据和支付凭证。
也许在整个14世纪，欧洲商品交易和货币市场的最早出现和早期发展应当归功于中国的纸币模式。目前还没有有力的证据来证实或证伪这个假说。
钞字很有可能是因为大明通行宝钞的发行而广为人知。在现代收藏中，大明通行宝钞是唯一保存完好的古代纸币，它的最早日期是14世纪末。从15到19世纪，中国基本上停止了纸币的发行和使用。
融资工具或货币工具？
“利州票证”是已知的最古老纸币吗？几乎肯定不是。这张票证远不及今天我们已经知道的宋朝纸币，而且“利州票证”的设计也不是为了作为流通工具之用。
这张票据也许是一张“代金券”，是供官员旅行时使用的，或许可以用于政府驿站的支付，或许也可以用于政府之外的支付。简而言之，它很像为政府官员发行的旅行支票。
空着的日期和（官员）姓名暗示这张票据只有在使用时才能被填写。
无论是旅行支票还是请购单，利州票据都肯定是某类用于推迟支付的代金券，它代表或承诺将来用铸币支付持票人。
在中国，汇款凭证的基本想法至少可以追溯到唐朝。在唐朝，中国诸省在国都设有办事处，这些办事处主要为各省政府服务，这些办事处逐渐有了一些类似银行汇竞的功能。
商人们在首都出售自己的货物，然后把利润存入本省办事处，换取一张被称作“飞钱”的收据，之所以这么称呼，是因为这些钱可以“飞”回家乡。
飞钱由两部分组成：票证的一半由商人持有，另一半由办事处持有。当两者都回到家乡省时，商人就可以向政府办事处出示他的那一半，要求全额支付。
……这个汇款凭证体系使铜钱现钞对各省不再那么具有吸引力了，这样也就增加了该国商业中心的货币供给。更重要的是，对于在京城的省城办事处来说，它可以当作无利息贷款使用。
不幸的是，由于没有保存下来的唐朝飞钱汇款凭证，我们不知道它们是否有到期时期，是否按照标准的面值发行，或者是否有其他特征，因此我们也不清楚它到底是如何在交易中使用的。
有意思的是，利州票证有点类似于唐朝的飞钱。
最为重要和最广为人知的——与此类似的票证——是宋朝的“盐业专营代金券”。……在11世纪40年代之后的30年里，这些盐票（盐钞）一直作为货币流通，并有效地取代了宋朝现金票证。
有意思的是，今天中文中用于指代纸币的术语源于用国家票证替代硬币，尽管这个含义现在已经失去了，但在很长时期内，中国纸币是代表某种特权的凭证，或来自政府的某种特权，并以此与持票人的权力相对应。
（永州票据的格式类似碑文）这个形状在几百年之后出现在两类文本中：17世纪的中国当票和19世纪发行和流通的股票。
联系到当票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因为当铺是19世纪之前中国唯一的私人金融机构。……第二种文本——股票——也许源于当票。
（其实可能就是某种官方公文格式，以示其权威程度。——乖乖注）
历史和政治背景
“利州票证”的政治背景，使它具有了金融创新的特殊意义。宋朝是中国历史上受到最广泛赞扬的一个时期。由于其巨大的文化成就，宋朝常常被称作中国的文艺复兴时期。
宋朝的商业和艺术都十分繁荣，尽管儒家思想没有赋予商人以高贵的社会地位，但他们已不再像在唐朝那样被限制在商业领域。当他们能够在城市中自由而广泛地开展各种商业活动时，他们因经济影响力而取得了十分显赫的地位。
尽管宋朝是中国文化的黄金时期，同时也是不断与来自北方草原民族发生战争并最终失败的时期，先是女真人入侵，并占领了中国的北部地区。后来蒙古人先征服金国，然后征服宋朝。“利州票据”的日期，使其在世界历史中处于一个十分重要的时期和地点。
政府与经济
宋朝曾经进行了政治变革，其中一项最重要的政治变革是政府在商业和贸易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在《征税天府之国》一书中，保罗·史密斯记述了中国最伟大的“大臣”企业王安石，说明他如何为了国家利益而掠夺私人企业利润。
王安石是神宗皇帝的丞相，他看到持续不断的边境战争给商人和投机者带来了丰厚利润，于是他进行了一系列激进的金融和经济改革，有效地征用了中国经济的大部分财力用于国家。
王安石吸取了春秋战国时期管子的思想，试图通过价格体系的控制，以保证“资源在整个宋王朝顺利流动”。像他的古代先辈一样，王安石也看到了政府把价格管制当作一种利于社会的经济手段。
（茶马交易）当时商人从国家授予的茶叶和马匹贸易特权中获得了巨额利润，但是在王安石的“新政”下，国家取代商人，政府获得了巨额利润。
（金融贷款）王安石还建立了一些政府机构，以20%的利率为农民提供贷款，这使得政府走向了与私人金融部门竞争的道路。
以国家为需要，尤其是战争前线需要的名义，可以有效地摧毁私人商业和私人企业。
正如保罗·史密斯所观察到的那样，王安石提供了一个历史范例，证明了在集权统治下把国家金融机构当作保证经济福利和平等的手段的合理性：
“财政是历朝历代国王用于控制可能出现的垄断买主的工具，也是历朝历代国王用于平衡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差距并使之均等化的工具，它使普天之下的财富得以流通，它是所有福祉的唯一源泉。”
王安石对私人企业的征讨未能消灭人们对利润的追求，只不过用政府部门取代了私人部门的一部分——保留了私人企业，但使其利润转私到中央政府，即上文中所提到的“唯一源泉”。经济租金源源不断地流向充当贸易平衡器和贸易管理者的政府手中。
在王安石的统治下，政府允许企业家存在，但是企业家必须接受政府的控制和管理。王安石的改革是由理想主义驱动的，王安石“新政”的结局却是灾难性的。
其失败固然有政治方面的原因，如果从经济角度看，一个令人信服的解释是：是价格管制以及对私人企业的限制扭曲了激励机制，使这个体系无法正常运行。
在一个社会主义式的官僚机构中，资源不是由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分配的，而是由政府官员的开明之手来分配的。
“利州票证”证明了这一资源配置的两个方面：它是由利州军事当局发行的，是政府分配资源（一次分配），即利州军事当局从中国政府最高当局那里收到资金；第二次分配是给一个不知名的出差的政府官员，他可以用这个票证来支付。
它不是一张不记名证券，而是庞大的政府资源配置核算体系中的一个凭证——由政府授权的一张票证。正是它使得中国中央政府可以控制和管制货币，并使其流向特定的行业。
通货膨胀和格雷欣（Gresham）法则
因此，利州票据代表政府机构的债务……不过，并没有明确承诺给持有人支付硬币——仅仅说明它值500文。因此，这张票据也许是法定货币——即价值源于政府的权威而不是它可以兑换硬币。
尽管以硬币标明面值，13世纪的价值核算票据仍然存在波动，原因是政府经常不按照票面价值来赎回它们，尤其是地急需的时候。
彭信威注意到，在1205年至1209年间，金国曾经对南宋发动了一次军事进攻，造成金国纸币供给的大幅增加。流通中的纸币数量从1168年到1209年增加了11倍。
在这个时期的最后十年里，每担大米的价格翻了一番。在世界历史上，宋朝与金国的这次冲突也许是政府利用印刷机为国防融资的第一个案例。
这次严重的通货膨胀并不仅仅局限于宋朝，也影响到了金国。结果冲突双方都求助于用增加法定货币，即纸币的办法来弥补战争支出。
法定货币和“利州票据”之类的纸质汇款票据的大量使用，加上扩张性的铸币政策，结果是宋朝时期货币供给量急剧增加，从而导致了世界上第一次货币危机，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发生通货膨胀的国家。
然而，通货膨胀仅仅是这个故事的一个部分。宋朝和金国都在这一时期实行金属硬币和纸币同时流通的双重货币体系。在这一双重体系中，一种货币是人们普遍接受的货币；另一种只是不经常并且并不总是按照票面价值兑换的货币，这正是“格雷欣法则”的典型情况，即“劣币逐良币”。在这种情况下，不完全可兑换的纸币趋向于把铜币逐出市场。
事实上，南宋最大的问题是，金国很少铸造自己的金属货币，它主要是依赖宋朝的铸币流向北方——宋朝支付给金国的巨额战争赔偿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这一流动。
为此，宋朝政府严格限制在边境地区使用铜币，以防止铜钱流出国境，流向金国。出于同样的原因，中国最早的纸币仅限于在四川省内使用，使其成为中国腹地和西北边境之间的“货币缓冲区”。
因此，金朝和宋朝的战争既是军事战争，也是货币战争。
结论
1208年的“利州票据”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文件。它之所以在语源学上有意义，是因为它最早把钞字用于纸币，尽管这个文件本身并不是最早的宋朝纸币。
这个文件没能够告诉我们南宋的财政和军事情况。用票据汇款自唐朝以来就存在了，而且在历史记载中也有详细的描述。
在金融创新史中，这个文件是令人激动的，因为它是此类票据唯一保存下来的例子，而且它的样式有助于我们理解在一个处于危机之中的政府经济中汇款发生的细节。
这张票据的宏观经济和金融背景也是非常有意思的。作为一张用于支付的纸质票据，利州票据在宋朝货币供给扩张中的作用并不大，货币供给增加本来可以是一件好事，然而作为刺激经济的手段，它也存在一定的风险，尤其是在发生恶性通货膨胀的时候，以及人们对法定货币丧失信心的时候。
在当今世界，我们时常遇到恶性通货膨胀，宋朝末期的通货膨胀是世界上第一次有记录的因过度印发货币而引起的货币危机。……“利州票据”因此而成为世界经济史上的一件重要物证。
第六章 从符木、债券技术到富兰克林的印刷机
——债券技术的演进
在阅读和解释金融文件的过程中，人们很容易忽略它们作为金融工具的物质和技术性质。的确，在印制的股份凭证或者手写的债券文件中，原文里的许多信息是用来解释它们应该如何应用，但是它们最初的特征是它们以有形的形式代表着它们所有者的合法权利。
1879年，由苏伊士运河公司发行的面值500法郎、利率为3%的不记名债券，无论在历史上还是在经济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它被用于为苏伊士运河的挖掘和开发融资。
（债券与息票设计介绍）
像苏伊士运河那样的一张纸片，是如何成为人们都承认的金融追索权的呢？那些技术特征——从息票到随机切边——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呢？这些重要发明又是如何影响了全世界的金融市场呢？在这一张里，我们将研究金融证券技术的若干关键性特征的起源，在研究中，我们将把金融证券当作物质文化，而不是当作文件。
在过去的几千年里，金融技术的很多发展都源于“如何证明权利的真实性”这一问题，而这样的证明是作为金融工具的这种文件自由流动所必需的。
符木和股票
在中世纪欧洲，用于代表和证明“金融追索权真实性”的一个早期方法是符木（tally stick）——以木头而不是以陶片作为基础的一项技术。
（在符木技术中）债务人的名字和契约的简要描述被刻在符木的另一面（一面是欠款数量），然后这个符木被垂直地一分为二，债务人保留一半，称作“foil”，债权人保留另一半，称作“stock”。
今天，我们用“stock”这个词代表在公司中占有的股份（stock）；令人惊奇的是，它也许是从stock和foil技术中派生出来的。
在中世纪的英格兰，此类符木是税收体系的最基本部分。……到14世纪20年代，通过支取未来收入、派发债务和不使用现金，英国国王已经把符木变成了可以多方转让的工具。
符木证明了一种在英国至少存在了600年的金融契约方法。……令人难以理解的是，为什么英国财政署使用符木这么长时间。直到18世纪，财政署的日常事务已经变成了混乱的闹剧。
1782年，一项法律取消了财政署的繁杂事务，这一法律规定，用纸质收据取代木制收据。……英国财政署的符木有了一个光荣的结束。财政署里有大量符木库存，常常被当作木此使用。
亲笔字据
亲笔字据用于书面文件，并允许双方保留协议条款的副本。（介绍）
亲笔字据在英格兰尤其流行，在那里的最早使用始于10世纪早期，在整个15世纪都有使用。
显然，亲笔字据和签名技术对于金融证券后来的发展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18世纪和19世纪的金融家发行的不记名证券上都有亲笔字据和签名，他们所使用的这一传统的鉴别技术在欧洲至少有一千年的历史，苏伊士运河债券上的歌德体亲笔字据就可追溯到中世纪的技术。
更悠久的历史渊源
要找到这些东西的早期例子我们必须转向中国。
有一些在西周（公元前1046—前771年）庆典上使用的青铜器，上面有关于地契转让的描述，详细记录了一个文件的创建，以及这一文件被一分为二，由订约双方分别持有的过程。
其中一个重要的例子来自西周的一个被称为簋（gui）的大圆形容器，该容器内的八十二字铭文解释了容器的主人格伯如何用四匹马从一个名用倗生的人那里购买了30块土地。
历史上第一个有记录的、用劈开的符木来代表一笔债务的事情也发生在周朝（孟尝君放债）。大约到了公元前500年，在中国，贷款是记录在竹制的符木上，然后被分为两半，借款人和贷款人各持一半。
劈开的符木是在中国发展起来，并经由丝绸之路传播到西方的吗？或者是两个大陆上各自独立地发展起来的？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原因是贷款契约很容易腐烂。
来自3世纪的埃及的一个贷款文件表明，亲笔字据技术的不同形式可能远在中世纪之前就得到了使用。这个文件是写在纸莎草纸上的。……这个贷款文件似乎在时间、空间和技术上都代表着古代亚注一式两份型的金融契约和欧洲后来的亲笔字据之间的金融契约形式。
作为金融创新者的富兰克林
约翰·劳的密西西比泡沫导致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和货币危机，使得绝大多数人们不再信任纸币这一危险的工具，之后不到十年，年轻的富兰克林就勇敢地提出计划：要在宾夕法尼亚增加纸币的发行数量，以刺激贸易和商业。
（增发货币以刺激商业的最早思路。——乖乖注）
富兰克林的著名的小册子：出版于1729年的《纸币的本质和必要性研究》（A Modest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Necessity of Paper Currency），以雄辩战胜富裕阶层的反对，并说服了立法院的成员通过了一个法律，授权增印银行券。
理所当然地，富兰克林获得了印制货币的契约，而且从那时起，他就一直深深卷入了如何进一步完善纸券技术的创新活动中。
从1776年到1785年，富兰克林生活在法国，担任美国驻法大使。在这个时期，富兰克林的一项最重要的成就是保证法国和荷兰以贷款形式对美国进行金融支持……1780年和随后几年，富兰克林在他位于巴黎郊区的家中设计和印制了这些美国债券，这些债券反映了富兰克林对金融工具创新设计的终生兴趣。
富兰克林对证券印制技术的最重大贡献是他非常独特的见解：天然和随意的形状是最难人工伪造的形状。在富兰克林制造出宾夕法尼亚纸币和帕西债券之后的几个世纪里，纸币和股票股权凭证上都印有精心制作的植物和具有装饰性漩涡形状的花纹，这些至少要部分地归功于富兰克林的创新精神。
富兰克林的企业几乎垄断了18世纪中期大西洋诸州的纸币印刷，但是到了19世纪中叶——一家纽约企业——美洲银行纸币公司（the American Bank Note Company，ABNC），逐渐成为世界上最主要的纸币和证券印制者。
美洲银行纸币公司具有审美感的创新是在股票、债券和货币的设计中引入了古典图案，从而使得它印制的凭证具有新古典栩栩如生的效果。
更为重要的是，美洲银行纸币公司是在防伪设计方面的主要创新者，它发明了凹版印刷、浅色、棱镜色彩效果、独一无二的油墨和耐久“三聚氰胺”纸，从而使得纸币耐用并难以伪造。
电子化时代
在21世纪，关于实物股权凭证的未来是一个存在很多争议的话题。有些美国公司已经开始逐步淘汰它们，并用纯粹的电子股票取而代之。
消灭实物股票的主要理由是，它们延误交易结算，股票市场要求三天的滞后期是因为要给股票的运送留下时间（“T+3”结算）。完全电子化的倡导者认为，实物股票是一个时代错误，它阻碍了市场走“第二天结算”（“T+1”结算）。
有一些企业被说服了，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就是一个例子。当它在1996年创建安讯（NCR）时，没有给股东发行纸质凭证，除非有人提出明确要求。现在，美国电话电报公司正在寻求走向完全无纸化的股权结构。
当我们考虑取消在过去3000年中演变过来的、代表认证、所有权和义务的金融工具时，也许应该驻足考虑用什么来取代它们。
电子所有权能够同样好地保护一个投资者免受公司或经纪人欺诈吗？虽然这个问题的答案也许是肯定的，但是我们仍然希望更多像富兰克林那样的聪明人发明出新的金融证券技术。
第七章 斐波纳契与金融革命
现值分析是把货币的时间价值考虑进去，以比较不同支付流的相对经济价值的一个方法。数学上把所有的现金流都换算到同一个时点上，使得投资者可以非常清楚地决定哪一个支付流是最好的。
根据近期对公司财务官的一项调查，现值准则几乎是所有大公司资本预算决策中都采用的准则。
今天的现值公式是由经济学家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在1930年提出的。然而，它在西方思想的传统中有着更加深远的渊源。
在这一章里，我的基本观点是，现值准则的一个重要的早期表述来自中世纪最著名的数学家——比萨的莱昂纳多（Leonardo）（1170—1240年），即我们通常所说的斐波纳契（Fibonacci）著作。
莱昂纳多为金融计算提出了一个详细和复杂的数学方法。他不仅是他所处时代的商业问题的出色分析者，而且是一位早期的金融工程师，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他的著作对于推动欧洲资本市场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1202年，斐波纳契在比萨城完成了他的《珠算原理》（《算经》），该书以斐波纳契级数而闻名。
《珠算原理》致力于贸易、估值和商业套利中的数学问题。《珠算原理》发展了实用的数学工具，这些工具可以用于计算现值、复利、几何级数的估值、利润分配、商业定价和包括多种重量、度量和现金情况下的货币定价。
《珠算原理》之所以重要，不仅因为其内容和应用，还因为其历史和经济背景。《珠算原理》是在东西方之间进行频繁的商业交往的时代写成的，而这些商业交易在东西方的历史中是史无前例的。
（算盘和珠算最早出现于中国东汉著作，《珠算原理》诞生时，正是宋代王安石搞出货币危机的时期，其间的文明交流与碰撞创新值得关注。——乖乖注）
意大利商人与阿拉伯世界之间存在着活跃的贸易活动，把具有异国情调的货物带到了日益繁荣的欧洲。
这个时期的欧洲经济充满活力，经济的发展刺激了应用数学的发展，为数学知识的应用创造了机会。
数学知识反过来又成为欧洲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中推动经济腾飞的一个重要因素。莱昂纳多之后的500年见证了今天我们所知道的资本主义的所有金融工具在欧洲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份、长期政府债券和公司债券、活跃的国际资本市场、人寿保险、年金、互助基金、衍生产品债券和普通“储蓄”银行。
这些历史性的发展很多都源于斐波纳契第一次用数学进行合约分析。也许正是由于他把数学应用于当时的工商业，才有了后来举世闻名的创新和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对于后者我们相对比较熟悉。
（《珠算原理》的诞生，成为中国与西方世纪在“数目字管理”水平上出现巨大落差的标志，它与王安石新政一起，应该成为解释“中国为何没有诞生资本主义”的历史观察起点。——乖乖注）
斐波纳契和13世纪的商业世界
欧洲商业革命为什么起源于中世纪？很多学者怀着浓厚兴趣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产生了一大批具有重大价值的学术成就：
从晚年的罗伯特·洛佩兹（Robert Lopez）和他的学生对资本主义起源的广泛研究，到晚年的费迪南德·布罗代尔（Ferdinand Braudel）和他的追随者以地理学为基础的数量研究。
无论是定性还是定量的历史学分析，都详细描述了公元1000年之后贸易和商业在欧洲突然出现，绝大多数学者都将其描述为一场商业革命，以及世界从黑暗时代（Dark Ages）的经济觉醒。
为了更好地理解所发生在这一时期的历史巨变，最近经济学家开始分析长途贸易所依赖的制度结构。
斐波纳契和他的家族也参与了这场商业革命。……他的父亲是比萨的一位行政官员，比萨位于北非的布吉亚（Bugia）殖民地。
作为斐波纳契所接受的双重文化教育的一个结果，他也十分热爱意大利的数学方法（使用阿拉伯数字）。事实上，在斐波纳契时代之前，虽然西欧国家已经使用了阿拉伯数字，但只有少数人零星地使用。
《珠算原理》或者说《算经》第一次向欧洲人系统地描述了这一新的数学体系，并用详细和丰富的例子证明了它的商业用途。
莱昂纳多说，他年轻时候曾经周游过地中海沿岸的国家。……大维在1200年旅行归来，当时他大约30岁，1202年，莱昂纳多发表了《珠算原理》即《算经》，并于1228年修订了这本书。
该书最早、最完整的版本一直保存在里卡迪图书馆中，这个事实本身就很有意思。里卡迪（Riccardi）是15世纪佛罗伦萨的成功银行家和投资者。该图书馆是在17世纪90年代通过把里卡迪家族和卡波尼（Capponi）家族的藏品集中放在一起而成立的，后者拥有很多科学和哲学著作。
因此，《珠算原理》手稿的出处也说明它们曾经是银行业家族极为感兴趣的，而且可能早就被运用于实践了。
源泉和前辈
莱昂纳多把《珠算原理》的很多内容归于花拉子密（Muhammadibn Musi ALkhwarizmi,ca.780-850）。花拉子密是9世纪巴格达的宫廷天文学家，他完成了非常著名的《代数》一书，数学的一个分支学科的名称就源于该书。
《珠算原理》明显地受到了花拉子密的影响，花拉子密不仅使用了印度数字，他还推动了代数方法的广泛使用。不过，《代数》与《珠算原理》在许多方面存在明显差异，《珠算原理》的篇幅要大得多，包含了更多的问题和解答，引入了更为广泛的实际应用领域。并且，两位作者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求解问题。
与《珠算原理》一样，重视商业问题的一个同等重要的先例是印度数学中注重应用的传统。至少早于斐波纳契7个世纪，印度数学家就开始计算利率和投资增长率。……尽管这些著作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是早期印度著作都没有提出一个现值准则，这一点说明，他们的金融数学还不是特别成熟。
中国古代最著名的数学课本叫《九章算术：手册和注释》，“九章算术”与《珠算原理》中的许多问题和方法存在相同之处。
《九章算术》的基本内容可追溯到汉朝甚至更早，而且它被多次注解和增补过。到了大致与斐波纳契同时代的宋朝，《九章算术》成为文官考试的标准教科书，是那个时代有学问的人必须掌握的标准知识。
我们可能永远也无法确切地知道斐波纳契的数学方法和问题的全部来源。不过，斐波纳契认为，阿拉伯先例和很多印度先例至少为他的著作提供了一个概念性的基础。上面引述的中国例子表明，中国有着贷款计算的数学传统，这也许是斐波纳契见过的，只是在其他文字记载中没有保存下来。
《珠算原理》的一个重要贡献：分数和比例法则。
尽管三个数的“比例法则”和五个数的“比例法则”对于800年后的我们来说是微不足道的，但是在13世纪中，它们是套利者最经常使用的重要数量工具。
如果一个商人不会计算，或不会准确计算市场上的藏红花和胡椒粉的相对价值，那么他就会在交易和谈判中处于劣势。
就象今天的对冲基金一样，他们应用十分复杂的计量模型来计算两种有抵押的证券的相对价格，如果他们发现价格偏离了平价，就会通过这些计算来决定应该在下一步的操作中做多或者做空。
外汇和铸币
莱昂纳多还应用“比例法则”来解决货币兑换问题。在这个领域，人们十分需要货币兑换的指导法则。
莱昂纳多对货币的分析超出了货币兑换，从而进入了货币铸造和合金的添加。《珠算原理》用整整一个章节的篇幅来讨论用银和铜铸币的方法。
金融和利息问题
《珠算原理》中的大多数纯粹的金融问题都集中在第12章，比如，著名的“斐波纳契级数”。
这些问题大致分为四类：第一类问题涉及合伙联合企业的利润分配，其中参与者在不同时间做出的贡献不同、用于出资的货币或商品不同、而且有时合伙人相互借款；第二类问题涉及一系列商业旅行的利润计算，其中利润和费用或提款发生在每一站；第三类问题是关于银行投资未来价值的计算；第四类问题涉及现值分析，就象我们今天所做的那样，尤其包括按年度或者季度计算复利的差异。
金融影响了无穷级数数学还是相反？
著名的斐波纳契级数问题是在第12章提出来的。
在第12章中，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例子是：在一个棋盘里放置谷粒并求和。在一个有着64个格子的国际象棋棋盘上，在第一个格子中放两粒谷粒，之后每个格子里的谷粒数都是上一个格子的两倍，到第64个格子时，数字变得无比巨大……令斐波纳契大为惊奇的是，一个简单的增长法则运用于人所共知的有限格子数的棋盘，怎么会导致一个近乎无穷的数字呢？
这个例子意味着，斐波纳契对于无穷级数的研究也许真的是从他对金融问题研究中关于复利回报率的拓展。
《珠算原理》之后的发展
斐波纳契关于商业教育的影响力不断扩大，持久不衰。在《珠算原理》发表后的几个世纪里，意大利和法国对商业算术教科书的需求量急剧增加。
15世纪，佛罗伦萨银行家把它们的放债活动扩展到整个欧洲，而此时他们已经有了长达一个世纪的意大利金融数学作为基础。
结论
组成我们这个世界的历史画卷的是文化潮流、重要政治和军事事件、人口迁移、以及个人发现和贡献。
我们虽然无法直接衡量莱昂纳多对后来金融发展的个人影响，但是，毫无疑瓿，他著作中的数学工具，无论是否被直接应用或间接应用，都成为广为传播、影响深远的金融革命的基础。
每当今天的一位金融家进行现值计算或比较两个金融证券的相对优势时，他都受益于比萨的莱昂纳多。
保存下来的《珠算原理》最古老的副本出现在佛罗伦萨的里卡迪图书馆，这也许不是一个偶然，因为这座城市正是现代银行诞生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