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记者 黄河 整理 2016-11-14 （发表稿）
2016年11月4日-5日，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主办的第三届大梅沙论坛在深圳举行，以“创新与‘十三五’”为主题的本届论坛，设置了国企改革、金融创新等多个专题论坛，包括南非前总统德克勒克、诺贝尔经济学家获得者詹姆斯·莫里森及国资委原主任李荣融等在内的一百五十多名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就这些议题进行了演讲和讨论。
南方周末记者受邀与会，记录了著名经济学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国资委原主任李荣融，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联办财经研究院院长许善达，中国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许小年等部分嘉宾的发言，以飨读者。
“早期产业政策由于允许政府可以随意挑选赢家与输家，从而加大了政府被庞大的利益集团所俘获的风险。”
“讲建现代企业制度更要突出两条，政企分开是第一条，第二条是公司治理中首先要解决公司治理结构问题，这两个不解决其他不用谈。”
“创新来自哪里？来自私有产权的保护，所以我一再呼吁在这个时候要坚定信心，坚定信心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通过司法改革，保护私有产权。”
吴敬琏：产业政策争论只关注了现象层面
我们官产学各界的有识之士，这些年来对改革和发展做了很多的贡献，但是也存在一个很明显的缺点，就是较多地关注那些现象层面的讨论，而没有更多研究这些现象背后本质性的、规律性的基本问题。
最近讨论得很热烈的产业政策就是这样一个问题。现在各方正在讨论产业政策有效还是无效，其实这个问题已经讨论了二十几年了，但讨论并没有逐步深入，常常出现在表面层次上打转的情况。
中国是从日本引进产业政策的，日本在1970年代就开始执行一套产业政策。在二战后初期和1960年代的高速增长时期，产业政策表现出它很多积极方面的作用。但我们没有注意的是，在高速增长时期所采取的这类产业政策，早在1970年代日本国内就进行了反思。在1980年代初期，以东京大学的小宫隆太郎教授为首的一批经济学家组织起来，对日本的产业政策进行了全面的总结。
他们经过两年多的工作，在1984年出版了一份研究报告。这份报告站在现代经济学理论的高度，对产业政策的理论基础和实际内容、执行后果，进行全面的回顾和检讨，得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产业政策由于允许政府可以随意挑选赢家与输家，从而加大了政府被庞大的利益集团所俘获的风险。
应该说我们在接受日本经验的时候，由于缺乏批判性，缺乏理论的高度，在我们的实际工作中出现了一定的偏差。
而在国际学术领域中，对产业政策的研究已经有了很多新的进展。在小宫隆太郎他们编的那本书里面就可以看到，他们认为产业政策是需要的，在什么情况下需要呢？主要就是在出现了市场失灵的时候，用产业政策来弥补市场失灵。
后来的研究比“弥补市场失灵”更进了一步，就是怎么能够通过政府的产业政策来强化竞争。比如说201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法国经济学家让·梯若尔，他开创的产业组织学第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用公共政策来控制市场失灵和强化竞争和约束。
但是很可惜的是，我们因为忽视对基本问题的研究，所以就不能够与时俱进。我最近看一些关于产业政策的讨论文章，他们所讲的产业政策都是日本在二战后初期和高速增长时期那个产业政策，这一套产业政策是无效的甚至是有害的，这已经不是一个问题了。现在人们讨论的产业政策已经是另外一类的产业政策，但我们的讨论都没有涉及，这是很不利的。
要研究基本问题，才能够提出有效的建议。怎么才能够在基本问题上取得进步呢？这就要开拓思想市场。
诺贝尔奖获得者科斯在他100岁的时候，就是2011年在北京的财经论坛上做了一个视频致辞，他说，如今中国经济面临着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缺乏思想市场，这是中国经济诸多弊端和险象丛生的根源。
思想市场的发展，将使中国经济的发展以知识为动力，更具有可持续性。更重要的是，通过与多样性的现代世界相互作用而融合，能够使中国复兴和改造其丰富的文化传统，假以时日，中国将成为商品生产和思想创造的全球中心。
你们中的一些人或许将有机会看到这一天的到来。
李荣融：政企不分绝对搞不好国有企业
十二届三中全会是1984年10月份开的，这次会议是最早有系统地安排我们经济体制改革，全会做的决定是《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当时提出国有企业改革是我们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
决定中说，“政企职责不分、条块分割、国家对企业统得过死，使本来应该生机盎然的国有企业、国有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活力。”32年前的话，再到32年后的今天来看，我认为当时的环节抓得很准，为什么要搞国有企业改革？解决活力问题。
在这个决定的指导下出了一系列的政策，包括放权让利，我是1984年无锡市第一位实行厂长负责制的厂长，在企业干了18年。我18年的体会是什么？我上任以后抓得最重要的是责任，谁负责？不管书记也好、厂长也好、董事长也好，都可以，没人负责搞不好企业。
1993年11月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我认为这是很重要的一次会议。如果现代企业制度不解决，我认为国有企业是搞不好的，因为这是搞好一个企业的必要条件。搞国有企业的得牢牢记住四句话：一是产权清晰；二是权责明确；三是政企分开；四是管理科学。
当时的国有企业产权不清，所以要把它放在第一位。现在我要说的是，应该要把政企分开放在第一位，政企不分绝对搞不好国有企业。
在十四届三中全会之后，选了一批亏损企业试点现代企业制度，这个试点到后来也不了了之。再到后来国企越搞越困难，三分之二是亏损的。1998年全国25万户国有企业利润才214亿，是今天中央企业一个月利润的零头。那个时候多困难，改革真改，国家政府机关裁员一半，三个月到位。一次撤掉了九个工业管理部门，在管理层级上甩掉了一级，就是那样困难的情况下做的改革。
但国企改革依然走着走着没路了，下了这么多功夫还是不行，不行的原因是什么？体制没动，老体制走新路绝对不可能。所以2002年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至今我认为所确定的原则是对的。2002年到今天14年了，国有企业改革又成为中心环节，又在议了。
后来领导出了一个题目，让我带一个队做做这个课题。我要做就不能回避现在的现实，不能避开矛盾，还是要针对难题做，这个课题刚刚做完，我们会陆续发表。
我做的题是效率与国有企业改革，从全要素生产率这一个指标，第二个是总资产贡献，第三个是工业增加值率，做了计量分析。我们是用央企的数据，因为比较可靠。分析的结果是，中央企业在体制改革后生产率的提升从32%到40%，其中来自体制的贡献30%，说明这个体制改革是有效的；关于国有产权的结构与效率的关系，分析下来国有占股比例30%到50%的效率最高，其次是30%以下，效率最低的是绝对控股。
这次习近平总书记在国有企业党建工作座谈会上说两个一以贯之，一个是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第二个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讲建现代企业制度我说更要突出两条，政企分开是第一条，第二条是公司治理中首先要解决公司治理结构问题，这个不解决其他不用谈。
许善达：社保支出责任将收归中央
现在我们的决策层已经完成了新常态下财税战略的调整，跟以前的财税战略有了重大的变化。我想从三个方面来讲新常态的财税战略。
第一，从十八大以后，在宏观税负问题上，我们的提法是“稳定宏观税负”，但是今年7月份政治局会议已经做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指示，调整降低宏观税负。
营改增方案从5月1日出台，据测算要减税5000亿，这是非常重要的减税措施；我们的社保有“五险一金”，这“五险”去年之前平均的缴税率45%，现在总的费率是40%，减了1000亿；又允许地方政府在收支结余的地方可以进一步降低缴费率，广东、浙江都把养老保险中企业的缴费率从20%降到了14%。这样一算，今年会减去六千多亿的税和费。
第二，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也做出了巨大的调整。有四个数字反映：一个是中央的收入占到50%略低一点，地方的收入占到50%略多一点。但是地方的支出占整个支出的85%，中央支出占15%，这四个数字反映出中央地方财政关系失衡，地方承担的支出太多而收入相对偏少。
具体的调整思路上，政治局决定保持现有的中央地方收入格局大体不变，就是各一半左右，但同时决定中央政府要上收若干由地方政府现在负责的支出责任，来调节中央地方财政关系的失衡。
现在看，多数专家意见比较一致，要上收的支出责任还是社会保障，我们的社会保障在1990年代后期开始形成，当时历史的原因形成了两个制度性缺陷，一个是缴费率比较高；二是由于中央财政财力不够，最后定为“分省统筹”，而国外市场经济国家都是中央政府来负责社保的。现在已经决定由中央统筹，同时要降低交费率，已经降了几个点，还要继续降低。
同时要研究如何把“分省统筹”改为全国统筹。改成全国统筹也就是由中央政府承担社保这个职能了，现在大概每年地方财政和中央财政给社保的补贴，大概有八九千亿之多，这个负担还是相当大的。
中央负责也有一个问题，中央财政一般预算没有能力拿出这么多钱来补现在的社保缺口。目前比较多数的意见是，把我们的国有资本拿出一部分来，划到社保基金。我们曾经写过一个报告，建议五年之内每年划4万亿，能够降低缴费率4%左右。五年之内划转20万亿，能够降低20%，也就是把现在的社保缴费率从40%降到20%，这样比较符合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当然我们只是一个建议。
曹远征：中国经济基本上已触底
供给侧改革的“三去一降一补”中，去产能、去杠杆和去库存中间有一个操作适度性的问题，产能去得过快经济就会下行，如果杠杆去得过快就会风险过大。
我们注意到中国PPI经过54个月下降以后开始缓升；第二个指标更为重要，中国工业企业的利润14个月度来突然转正，无论民营还是国有企业都在增长之中。这两个变化对金融来说，意味着企业销售收入的增长，现金在增长，企业的利润在增长，还款能力在增长，杠杆有可能稳住。
我们认为，如果是一个“L”形的增长，现在是接近底部或者已经到底，中国经济基本上触底。
未来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就是去产能的问题。我们也注意到所谓的产能过剩部门都是高杠杆的部门，过剩严重的都是高负债企业。目前去产能取得了初步成就，但许多产能只是关停了，并没有退出市场。下一步的关键是实质去产能，它有两个含义：一个是物理层面的产能消失；第二是在资产负债表上产能的消失，这两者之间一个结合点就是战略重组。钢铁业中最明显的就是宝钢武钢合并重组，武钢的产能开始退出市场，这个退出市场就是实质性的去产能，就是把这些炉子给炸了。
我们认为通过资产负债表的重组和收购兼并来去产能，可能使中国的杠杆状况有所改善。宏观上杠杆要稳住，货币政策不应该宽松也不能收紧。与此同时在微观上加快兼并重组，通过去产能来去杠杆。
关于去杠杆，中国债务的风险问题有三个，一个是银行的不良资产上升，第二是影子银行有没有违约风险，第三就是中国地方政府债务的可持续。
中国银行业的不良贷款确实是在上升之中，现在很多人说房价一旦下跌会不会引发银行的困境，重蹈美国次贷危机的覆辙。但是中国不是美国，我们房贷要求三个条件，第一你得有首付；第二你得有收入证明，证明你有还款的能力；第三你还得把房本押到我这里，实在不行卖房还款。
而次贷是零首付，也不需要证明还款能力。所以美国的次贷危机不是穷人没钱还不起房贷，而是富人有钱也不愿意还房贷了，因为没有首付房价一跌有钱的也不愿还银行了。这是为什么银行在房贷管理上必须坚持不能降首付的原因。
关于影子银行有两种监管思路：要么彻底回表接受资产负债表的监管；要么彻底出表变成资产证券化，受市场的阳光化、透明化的监督。
这两年银行都在尝试信贷资产的证券化，包括不良资产的证券化，但更重要的领域是按揭贷款的证券化，因为这一项业务和资产占了银行资产的比重高达12%，这方面中国刚刚起步。
第三个问题，中国地方债务的问题，它很严重也很不严重。先说很不严重，中国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相对比较低，我们测算大概是41%左右；第二，中国政府地方的债务一半是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这跟其他的债务不一样。
严重在两个方面，第一是期限错配很严重，一半的地方债务发生在2008年以后，借钱搞基础设施，借的都是短期的，修的都是长期的；第二很严重是负债的主体过多，债务管理很困难。
去年开始通过债务置换来解决期限错配问题，对银行来说，好消息是坏账会减少，坏消息是去年一年损失了2000亿的利息收入。
许小年：重要的是回到经济增长的本源上来
最近两三年我把时间和精力更多地用在微观经济的研究上，宏观分析如果说还有什么意义的话，那就是时刻提醒我们，要高度关注长期依赖宏观政策来驱动一个国家经济增长时，它有可能造成的系统风险，特别是宏观政策所导致的系统性的金融风险、财政风险、债务风险，以及正在积累的房地产风险。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我始终认为是由于美联储在2000年初采取了错误的货币政策，货币滥发造成的房地产的资产泡沫，泡沫破灭以后引起的金融海啸。
我认为中国经济走势近期是否见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回到经济增长的本源上来，增长的源泉到底是什么？在我看来经济增长的源泉就是经济效率的提高。这个经济效率的提高粗略来讲是两大部分，一部分来自市场的扩大，我们知道市场机制能够更有效地进行资源的配置，随着市场的扩大，经济的效率一定是提高的。
我们搞了近40年的改革开放，精力都集中在产品市场上，要素市场长期被忽视。我们的要素市场是极度扭曲的，在误导型的价格信号指导下，要素的流动不能够按照最有效率的方式进行配置，这是我们的问题。
而除了市场的扩大以外，宏观经济效率的提高在很大的程度上依靠企业效率的提高。企业效率的提高靠什么？靠创新。我想做一个澄清，所谓创新不一定需要高技术。
创新的定义是两个，一个是你向市场提供了别人没有提供的产品、技术和服务，这就叫创新；第二，你以一种可持续的方式，实现了比别人更低的成本，这也叫创新。所以我们对创新的理解是广义的，不要太狭隘。
创新来自于哪里？来自于私有产权的保护，没有私有产权的有效保护就没有创新，所以我一再呼吁在这个时候要坚定信心。坚定信心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通过司法改革，保护私有产权。
第二个是放松管制，打破垄断，缩小国有经济的范围。管制太多就阻碍了创新，打车软件只不过是一个小小案例，它向我们很清楚地表明管制如何阻碍创新。第三个方面是全面减税，把更多的资源留给企业、留给市场去支配。
宏观的情况不是很乐观，但往往宏观形势越不好，微观越好。因为穷则思变，宏观上政府的政策已经没指望了，反而倒逼企业进行创新，一旦企业行动起来，中国的企业家资源很丰富，中国的企业活力是很强的，使我对中国经济的未来充满了信心。
（据现场演讲整理，未经发言嘉宾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