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部 黄河
2005年11月26日至12月9日，本人被指派前往南京调查斯威特集团资金链断裂一事。在两周的采访（原拟一周，后又延长一周）后，最终未能完成报道。
就本人而言，这次采访未能成功的原因首先是个人在采访中突破力不够，未能接触到核心人物与核事实。从另一个角度而言，个人觉得也跟经济报道中的“范式”冲突和失控有关，现将部份思考内容呈现给大家，供各位同仁批评指正。
简单经过
在11月26日抵达南京后，记者便与斯威特集团新闻发言人朱君宇取得联系，希望能够采访集团董事长严晓群。朱表示可以安排，并约记者28日下午先见面。
见面前，记者通过工商等渠道获得了集团的基本资料，并南京大学、东南大学的有关专家取得联系，希望随后进行采访。
与朱君宇见面后，记者表示此次并非为了“揭黑”，而是希望真实的反应民营企业的处境与遭遇。朱表示十分认同记者的采访角度，将尽量安排严出面接受采访。
她同时表示严晓群正在操作一个关于债务重组的“大动作”，最多一周即可完成。希望记者能多等几天。
此后数天内，记者联系了部份可能了解情况的人士，在此期间本报驻南京记者鞠靖给予了很大帮助。但由于这些人士不了解核心情况，记者也只能获得部分周边情报。
找到集团前行政总裁包天雷后，情况开始有所改变。尽管未能见到包本人，但在记者多次联系下，包或许转告了集团管理层。朱君宇主动打来电话，表示集团的“二号人物”，南京总部管理总裁李保卫希望约见记者。
12月1日中午，记者依约赴达美华怡达酒店见到李保卫和朱君宇，李表示希望一起吃个中饭，“边吃边谈”。
坐下不久，朱出去打电话，李迅速从自己的手提包里拿出两个信封塞进记者的采访包，在记者多次退回的情况下，李表示“都是朋友，这样才好说话。”并表示可约严晓群一起接受记者采访。
因不欲破坏未来的采访关系，记者收下信封（回旅店检查后发现为现金2万元正），并在饭后即时向编辑顾策和负责人毛哲汇报了此事。
因对方答应未来接受采访，加上记者从其他渠道得知上海国家会计学院有关人士曾做过斯威特财务的专题研究（此前曾联系郎咸平，他表示虽然曾有计划研究斯威特，但因其他事务最终放弃了研究）。因此向编辑报告后，于12月1日下午前往上海了解有关情况。
到上海后，记者先后与上海科技、中国纺机等集团下属上市公司联系，仍未取得突破性进展。而国家会计学院的人士则表示研究成果已经被某媒体“买断”（后得知是《证券市场周刊》），并介绍了他们目前的研究方向与部份成果，希望未来与本报建立长期合作关系。
为了了解严晓群个人的成长背景，记者又于12月5日前往南京郊区的溧水县和凤镇，调查严就读的中学及生长环境。
此后，记者又通过有关渠道联系到斯威特投资的东大集成和苏州国芯等IC设计公司负责人，了解斯威特在该产业领域的投入和计划。
此后记者多次与斯威特集团联系，朱君宇和李保卫分别向记者表示现在重组正是“紧要关头”，实在不方便接受采访。希望记者能够再等几天。
记者于9号离开南京时，仍未见到严晓群。
附文：关于礼金处理情况
在记者第一次与斯威特集团新闻发言人朱君宇见面时，朱便表示公司领导极为关注南方周末的此次采访，并当即力邀记者入住集团下属酒店。记者当即回绝，表示这既违反报社制度，也不便于进一步采访。
但朱一再坚持，并表示这是“大老板”（严晓群）的意思。为了不影响以后的采访进行，记者称近期会到上海采访，不必再换住处。
此后记者将情况报告编辑顾策，顾策也要求记者不能接受对方的“好意”，并告诉了记者本报以前处理此类事项的一些沟通技巧，以便记者既能回绝此类邀请，又能保持良好的采访关系。
因此当12月1日（周四）李保卫约见记者时，记者心中应该说已经打下了应对此类情况的“预防针”。
在吃饭和交谈期间，一开始气氛比较融洽，李保卫先介绍了公司近期的债务处理情况，并向记者保证公司“已经度过危险期”。记者也借机表达了对民营企业处境的理解，“顺便”问及严晓群及斯威特集团的一些关键情况。
期间朱君宇不断接到电话，在给李保卫转了两个电话后，便拿着手机出门了。此时李正在谈他过去做生意时与一位朋友如何“讲义气”的故事。似乎是说到激动处，站起身来从自己的手提包里拿出两个信封。
记者开始还以为他准备给记者看些机密资料，谁知他走到记者放包的桌前，一把便将信封塞了进去。此时记者才意思到，信封中可能是金钱或礼物。
此处有一个细节是，在进入酒店前，记者曾经想过是否暗中录音，最终因为没有见到严晓群而放弃了，而录音笔正好放在包里，李保卫拉开包时，记者心中还在暗道侥幸。因为此前还向对方保证说只是随便聊聊，不做记录。
记者当即起身拒绝，表示报社在这方面有严格的制度，同时这也违反记者的职业道德，对未来的采访非常不好。
但李保卫态度非常坚决，表示“如果公司有事也不会这样做了”，正因为公司没事，所以才希望“交个朋友”，同时暗示交了朋友后，他才方便安排严晓群接受记者采访。
僵持之下，场面一度比较尴尬。考虑到未来还需通过他联系严晓群，记者未再作拒绝，而是转向了其他话题。
似乎是因为见记者收下礼物，李在随后的交谈中明显放松了心态，开始谈到斯威特与政府的一些合作项目，并提及其他相关企业的一些情况，使记者对江苏民营企业的经营环境与操作思路有了一些直观的感受。
吃完饭回到酒店后，记者立刻通过MSN与编辑顾策联系，把情况告诉了他。当时心里确实有些紧张，因为这是本人到南方周末以来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担心因为自己的处理不当而使《南方周末》与南报集团的名声受到影响。
此前记者也曾在不同的媒体从事过多年采写工作，也曾遭遇过这种情况，同时对于媒体记者收受红包等现象也时有耳闻。就本人而言，大多数是当场拒收，亦有因采访需要，收下后再转交单位的。
从个人而言，这并不是一件需要多作考虑的选择。本人曾跟朋友开过一个玩笑，如果自己在业内工作三十年，我的收入、名声和信誉加起来该值多少钱？又有哪一个贿赂者能够付得起这个价钱？
因此过去的回绝主要是因为个人价值判断的不同：因为我选择了新闻作为自己的终身职业，不愿意“因小利而失大局”。
而此次的紧张则更在于《南方周末》的名声：我们这一代新闻人，都是看着《南方周末》成长起来的，它所代表的良知、道德与操守正是我们在过去的工作中用来激励和检讨自己的“精神标尺”。
或许一直在《南方周末》的良好氛围下成长起来的新同事不太理解，但本人与一些在不同媒体工作过的同仁沟通的时，常常会得到一个共同的认识：《南方周末》在今天的传媒大潮里，依然是一个有追求、有良知和有底线的“主流中的另类”。
因此我当时的担心主要是自己的处理方式是否符合南方周末的传统，是否会令包括被访对象在内的人对《南方周末》产生误解，以为“原来《南方周末》的人也可以收买嘛。”
顾策及时告诉了我有关处理方式，随后我在向毛哲老师汇报情况后，及时写了情况说明，并在回到报社后将礼金上缴集团纪委，事件也告一段落。
现在回想起来，对自己当时的紧张有点不好意思，而报社处理的干脆与开明也让我颇受感动：写个报告，记者该干什么就干什么。
这是一种信任，也是一种胸怀。“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
“南周很大气。”这是我到《南方周末》后跟朋友说过的一句话，这次事件再次印证了我的感觉。
采访思路
在前往南京采访前，曾与编辑商量有关斯威特报道的思路。大概集中在“人与事”这一范畴内，即一方面了解斯威特的情况，另一方面刻划出严晓群这个人的形象与特点。这也是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多次要求面见严晓群的原因。
在具体采访过程中，这一报道主题实被拆成了几组相关采访过程，一是对跟严交往过的人的采访，通过他们侧面了解严的经历与个性；二是与斯威特集团内部有关人士的沟通与交流；三是通过工商管理部门、企业协会等机构了解南京私营企业的现状；四是通过当地学者了解江苏民营企业的发展环境；五是通过会计专家和报表资料追溯斯威特财务运作的过程；六是通过对严晓群就读与成长环境的调查，追溯其某些企业经营风格与个人特征形成的原因。
从后来的结果来看，这一采访框架实际上超出了记者的驾驭能力，尤其是在加入了民营企业生态这一“宏大主题”后（加入的原因后文详述）。
而在采访过程中，这些不同的主题之间也产生了冲突：比如见到某位接触过严晓群的人，尽管也在打听一些关于严的形象、个性等方面的问题，但自己和被访对象都觉得这些东东好象“离题太远”，而对于具体的企业运作，这些人往往又难以回答。
采访回来后，顾策曾跟我提起，我以前在其他媒体做社会报道时，其实可以把握和写出这些人物细节，为什么到了经济报道时却做不到了呢？
这种感觉其实我自己也有，那就是社会报道虽然获得的资料往往比经济类报道还少，但却可以写得非常有特色。而在经济报道的框架里，这些有特色的细节或形象却常常被冲淡甚至抹去，因为难以被容纳进一个有限的“解释性框架”里。
这或许是一个需要在实践中不断讨论并深化的问题。另一个问题则是在采访过程中的“思维惯性”与数据依赖。
在斯威特事件的采访过程中，记者每每感到没有获得“核心资料”或“关键信息”，因此无法把一些有用却相对零乱的采访资料组合成有脉络、有骨架的报道内容。
事后回顾自己当时期待中的“关键信息”，发现它们其实就是一些重要的企业财务数据：斯威特贷了多少款，目前的盈利来源是什么，自有资本是否足以支撑其贷款规模等等。
在前期采访未能获得突破后，过去从事经济报道的思维惯性再次让记者将焦点集中到了财务数据方面。但作为一家未上市的民营企业，这些数据除了集团内部的数名高管，恐怕没有几个人知道。
从过去的采访经验来看，这种情况一般有两种处理方式：一是借助财务专家，通过公开数据的分析“重现”企业运作的过程；二是找到企业内部的知情者，将知情者提供的情况与公开数据互相印证。
由于一时难以找到内部知情者，记者通过一篇在网上刚刚发表，随即被删去的财务分析文章找到任职上海会计学院的文章作者，由于有关研究已经被“买断”，短期内再找人做一遍财务分析也不现实，因此采访思路再次转向严晓群个人，试图通过对他成长背景的调查，从另一个角度来写这篇报道。
因此记者在上海调查受阻后，随即转回南京，试图从严晓群出生的地方再寻找一些采访资料。但由于同样的原因，虽然在调查中获得部分当地企业生态和严晓群个人的资料，但在写作时依然觉得无法成为报道主体，“缺乏骨架”。
作为一次不成功的采访，本人在调查性报道中的素质缺陷是一个重要原因，比如对斯威特前行政总裁和另一位知情人士的采访都未能获得突破，相对于以调查性报道享誉同行的本报来说，本人还有许多需要学习和提高的地方。
其次，在采访前未能有成熟的报道思路和应对措施，导致在采访过程中多次转变方向，从个人背景到企业生态，再到财务操作等采访内容均未获得突破，反而浪费了大量时间与精力，这是以后应该吸取的教训。
最后，对当地政商环境不够了解，无法在接触到关键人物时通过不同渠道与侧面打开突破口，包括对已有的人脉资源未能充分利用，也是一个不足之处。
回顾与思考
但在这些技术层面的不足后面，本人在这次采访中一个更加刻的感受是：过去形成的报道思路与采写范式，难以适应和体现新的报道内容。由于在这方面的感受较深，在此打算略作展开：
当编辑提出这个选题时，本人心里冒出的第一概念其实与许多媒体报道的主题很相似：严晓群是不是“顾雏军第二”，包括朱君宇和李保卫在见到记者时首先谈的也是否认严晓群是“顾雏军第二”，可见这一理解范式的普遍性。
但此时回头反思，严晓群和顾雏军从报道角度而言，其实属于完全不同的主题：虽然两者都涉及财务操作，但顾雏军故事的核心在于其利用不同的资本市场搭建起一个“跨市场平台”，并充分利用不同市场规则之间的冲突与空隙；而严晓群则完全成长在国内资本和产业市场中，是一个市场转型期间民营企业利用或突破规则的“传统故事”。
两者同样涉及财务舞弊，但造假的背景大不相同。
这使得仅从财务角度来报道企业运作存在很大缺陷，《证券市场周刊》关于斯威特集团的一组报道是本人所见写得最全面的，但恰恰是因为它的全面与深入，读后的感觉却让记者吃了一惊：似乎斯威特的案例仅仅是市场上每天在发生的无数个“投资失误”的故事之一。
回头再想想，即使记者在两周采访中获得与《证券市场周刊》同样甚至更详细的资料，也很难说不会写出一个跟《周刊》同样模式的“投资失败”的故事。
这个疑问其实在采访中间就已经遇到了，当李保卫向记者讲述斯威特及南京其他一些企业的经营情况时，记者已经隐隐感到在它们中间存在着某些很大的共性，再推而广之，这些共性其实在之前出事的德隆等企业中也一样存在。
但在记者采访过程中，恰恰感觉到它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商业故事”：在2000年以后，不只是斯威特，而是一大批民营企业突然陷入“加速扩张”，而正如斯威特集团一样，它们才刚刚从1996—1998年期间的扩张陷阱中脱身。
这么短的时间里，这么多同类型的企业犯下同样的“错误”，这本身就是一个新闻点。
正因为如此，记者在采访期间花了许多时间想了解江苏民营企业的真实处境。
在这期间，记者看到南京大学长三角经济社会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刘志彪的论文，“省际竞争、制度改进与江苏民营经济发展”，其中的思路给记者以很大启发，同时也让记者产生把斯威特这一企业案例纳入区域经济框架内加以考察的想法。
就在写这篇回顾的时候，我看到吴敬琏教授在《当代中国经济改革》序言中的一段话*，提到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市场经济转型，不应陷在“激进”和“渐进”的旧有分析框架下，而应采用新的理论框架。
而他所提及的科尔奈理论中的A、B战略，结合刘志彪分析江苏区域经济发展路径来看，恰恰对包括斯威特这样的民营企业生存提供了更有力的解释：据刘志彪分析，江苏省政府在早期出于回避政治风险的原因，迟迟未能进行产权方面的改革，在90年代中后期形成国企（包括集体企业）与外资“两翼齐飞”的格局，民营资本比例极小。
但这一格局下外资的加速进入，造成了GDP与本土消费力背离（GDP上升极快，但本地居民消费能力不升反降）的现象，同时对本地产业升级形成了阻碍。同时国家鼓励民营资本发展的态度亦已明确，因此江苏开始出现将国有或集体企业改制成民营企业的现象，刘志彪将这种企业称为“次生型”民营企业。认为这种企业跟“原生型”民营企业相比，在政策依赖、体制灵活与市场风险抵抗力方面都有着较大差距。而斯威特本身正是这样一种“次生型企业”。
在这种情况下，刘志彪提出从2000年以后，江苏省政策突然转向，将大量国有和集体企业短期内转制为民营企业。包括斯威特在内的原有江苏民营企业突然快速扩张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的。它们在这一阶段的扩张体现为通过政策获取资源和规模的简单放大，由于管理、人力资源等因素未能跟上，因此一旦出现市场或政策波动，最早受到影响的也是这批企业。
更加有趣的是，在中国市场经济转型整体选择了战略A的同时，江苏的转制却由于种种原因，而呈现出战略B的特征。
倘若从这个角度来分析，那么象斯威特这样的企业，就不仅会因扩张过快、资金链断裂而受到质疑；即使资金链不断，在这种“政商合一”的市场背景下，转型成功后的民营企业是否会形成吴教授所担心的，低效率的“寡头市场”主体，同样是值得探讨的话题。
这些情况又与记者在采访过程中感受到的，当地民营企业高度政治化的生存环境息息相关。
但在随后的采访过程中，这一思路遇到了现实的障碍：首先是在采访对象方面，无论是斯威特集团的人士、政府官员还是有关专家，一旦涉及企业与政府的关系就避而不谈；其次在政策变化方面，由于记者此前长期从事财经报道，对产经和区域经济缺乏长期关注，对于许多政策变化及其影响难以归纳和分析；最后是在写作层面上，一些初步形成的思路由于缺乏资料支持也难以清晰地表达出来。
尽管由于资料和个人能力的不足，最终未能完成报道。但个人以为，如果能够在这个框架下写出报道，应该有更大的价值。
这或许可以作为本人在此次失败的采访中得到的一个有益的启示：那就是相对于“追寻真相”的调查性报道而言，解读现象的“范式”或视角在解释性报道中有着更加重要的意义。
以此次斯威特采访而言，由于未能找到“解读”的角度，因此在前期采访时缺乏方向，陷于零敲碎打；而在感觉找到新的角度后，又由于个人知识的缺乏，在寻找资料和采访对象时都陷于被动。
从这个意义而言，对从事经济报道的记者来说，更新知识结构不仅是一种素养的积累，更是现实工作中所需要的“职业工具”。同时如何把这些新的“知识范式”与传媒报道的实践相结合，写出既有新意，又适于阅读的报道内容，也希望能有机会能与各位同仁进行交流与讨论。
*吴教授序言中有关说法如下：
“在对原社会主义国家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进行比较分析时，曾经流行一时的方法是将它们的转型战略区分为激进的和渐进的两种：前者以俄罗斯等国在苏东剧变以后的转型为代表，采用‘休克疗法（shock therapy）’或‘大爆炸（big bang）’的方式，在极短的时间内实现私有化和价格自由化；后者则以中国为代表，采用渐进主义（gradualism）的方式，逐步实现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这种着重于以速度作为划分标准对不同转型方式的长短优劣进行的讨论，由于忽视了转型的内容和方向而显得比较表面，很难得出有意义的结论。进入21世纪，中国学术界仍有比较多的人习惯于用这种区分来分析比较各国的转型方式，而在国际学术界已经难得有人继续沿用这种分析框架了。哈佛大学和布达佩斯高等研究院的经济学家科尔奈（Janos Kornai）提出了一个更能触及事物本质的理论框架。他认为，就纯粹的形态而言，‘后社会主义’的转型有两种基本战略，其中战略A，或称有机发展战略把最重要的任务确定为创造有利条件，使私有部门得以从下而上地生长起来；战略B，或称加速私有化战略，则把最重要的任务确定为尽可能快地通过国有企业私有化消灭国有制。中欧和东欧各国的转型经验表明，战略A由于能够促进资本积累、培育企业家阶层和加速市场制度的形成，是一种较为有效的转型战略；而战略B却由于无法做到这一切而不能提高效率，弄得不好还会形成被一小撮寡头控制的无规则的市场，贻害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