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
每个人心底都会怀着一点美好的东西，不忍说，不敢说，却又憋不住总想泄出那么一星半点来。不忍说，不敢说是因为害怕一落言筌便走了形，变了样，不那么美好了。似乎阳光下的窗台总不如自己心底里的角落更适宜栽培那些纤细的情感。又时时摆不脱想表达点儿什么的欲望，仿佛沉浸在爱河里的白日梦患者，总想站在太阳底下向全世界大声宣布自己的幸福，以为由此那幸福就能变成双份似的。
董桥对我好象也有过这么一种意义。
这当然是少年心态，不足为训，恰如董桥自己所引张潮的那段话：＂少年读书，如隙中窥月；中年读书，如庭中望月；老年读书，如台上玩月。皆以阅浅深为所得浅深耳。＂然而有时自己也觉得，隙中窥月虽不如庭中望月之清晰宽广，倒也别有一番惊奇与兴奋。套用一个董桥爱用的比喻，中年就象下午茶，在感情上虽然更懂得鉴赏与品味，终究是难有初恋少年那番晕头转向，脸热心跳的情浓滋味了。
在＂我们吃下午茶去＂一篇短文中，董桥由品茶说到写作，说吉辛的文章落笔考究得象英国名瓷茶具，白里透彩，又实用又堪清玩，一段结尾短短三个字，＂好得很！＂令人想起张中行在《负喧续话》中所记俞平伯讲李清照的词，摇头晃脑吟诵之余，评曰：＂真好，真好，至于究竟该怎么讲，说不清楚。＂二者可谓异曲同工，都深得其中三昧了．
谈到写作，董桥的散文可称得上是自成一家，对此早有公论．在董桥的文章中，有英国散文的绅士味，有传统文人的名士味，还有些希奇古怪的现代味，推心置腹的人情味，这些还不是最难得的，难得的是数者调合而来的那分情趣与分寸感──绅士而不造做，名士而不矫饰，现代而不浮滑滑，人情而不滥情，博而不杂，收放自如。董桥在谈到自己的写作时曾引陈之藩之说：
“芙蓉出水虽自然，终非艺术，人工雕凿方为艺术，最高境界当是人工中见自然。”写作中的分寸感来自一个人的品味与见识，而这“识”大抵便由读书中来，对董桥而言似乎更是如此。他不但读，更善于赏书玩书品书，深得陈善所谓读书的“出入法”之趣，这一点读书的清趣化入自己的文章中，便透着一股浓浓的书卷气，往往能挠到读者的痒处，令人“一言以得，不禁手舞足蹈之。”
从古到今，“乡愁”二字不知被多少文人墨客所征引，然而到了董桥眼里，它却变成了可听可感的“立体的乡愁”，奇的是开头却并没有牵扯到“故乡情结”，反而谈起了似乎风牛马不相及的写作环境和书斋文具，一直写到罗兰·巴特的电动打字机，轻轻巧巧笔锋一转，又回到了中国的书道短简，终于引出整篇文章的“文眼”，“其实我就是喜欢这种现代与传统结合在一起的地方：有历史的通道，就不会飘浮；有时代的气息，则知道你站在哪里。（金耀基语）”
董桥毕竟不是专门的学者，学者善于小题大做，索隐钩沉，对董桥来说则大题小做显得更对胃口，也更得心应手一些。一场煞有介事的英国大选落到董桥笔下，似乎倒不如镜子里的展望实在；而政治与文化两个面目威严的大题目，在董桥看来，也不过是“行动的人生”与“静观的人生”的差别而已。但这差别却已经不再是个人经验的总结，而上升到了社会性的高度，其中又包含着作者自己切身的感受──董桥毕竟是留英读过政治，到香港后又先后担任报刊主笔，主编等职，与社会的接触不可谓不广。也正因为如此他才说自己有两个声音，一个是对文化之真诚与承诺；另一个则是站在政治边缘上的关怀的呼吁。“行动的人生”固然重要，但人生“行动的余地和机缘毕竟不是太大太多，客观环境往往只容许人生退而静观其变。”董桥由此觉得“静观”似乎比起“行动”来更有其真诚的性格和刚毅的精神。这话听起来有几分悲观，然而再细想一想，却又让人不得不同意他的看法。
1988年董桥在离开《明月》数年后又重回《明报》担任主编，面对着记者的追问，他潇洒地说了这么一段话，大意是以前我就是刻意要让别人把我看作一个书生，而且我做到了。言下之意董桥又何止书生这么简单，只是没有机缘得到发挥和表现而已。
第一次看见这段话，不知为什么心里突然有点空荡荡的感觉，似乎心底那个角落里真有点儿什么东西被移植到了阳光底下似的。再想一想，这样也许更好，毕竟我们每一个人都终有那么一天，要推开那扇小门，走入阳光下的庭院。
只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始终无法摆脱那个呆念头，总想再回过头去，看看那门缝中的月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