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记者 黄河 采访整理
2016-09-15
编者按
2016年9月11日下午，在深圳举行的马洪基金会秋季理事会论坛上，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与深圳市原副市长唐杰教授，分别就“清除创新的体制障碍”以及“创新中的企业和政府行为”进行了专题演讲。
作为市场经济中“企业家精神”的知名捍卫者，张维迎教授以严谨的逻辑与案例分析，论证了企业家的创新活动在市场经济中的意义及其障碍。曾任深圳市副市长的唐杰学术履历较少为人知，作为南开大学的博士生导师和宾夕法尼亚大学富布赖特教授，他于近期出版了专著《中国经济的转型与发展》。唐杰教授的演讲从创新的“空间分布”展开，试图回答为什么创新总是集中于少数国家或城市空间内。
张维迎：从套利走向创新
（发表稿）
要从套利走向创新，套利型的企业家走向创新型的企业家，这将决定整个国家的经济还有没有提升空间。
套利惯的人，要让他创新就很难，转型比较难。80后、90后新一代企业家身上充满希望。
经济增长的真正潜力
我演讲的题目是“清除创新的体制和政策障碍”，先讲两个命题：一是市场经济是保持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唯一制度；二是企业家精神是市场有效、有序运行的核心驱动力。这两个命题结合在一块，我们可以得到一个结论，企业家精神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企业家是经济增长的“国王”。
市场的两个基本功能：一是资源配置；二是推动技术进步。真正增长的潜力是来自第二个功能，两百多年前人类使用的所有的产品种类加起来也就10的2-3次方，今天是10的8-10次方，这都是企业家创造出来的，不是原来存在的。为什么能做到这一点？因为企业家有两个基本功能，第一个是套利，第二个就是创新。所谓套利就是由于人类的无知，资源配置经常处于非均衡的状态，企业家可以发现这种不均衡的机会，利用这个机会赚钱。第二个是创新，经济达到均衡，企业家就无利可图了，企业家接下来做什么？打破均衡，生产出原来没有的产品，或是引进原来没有的生产方式，或是发现新的原材料，或是探索新的组织形式。
再进一步区分，套利有很多种，一种是生产性套利，把一个东西从成本低的地方卖到价格高的地方。另一种是非生产性套利，它不创造财富，政府设立一个管制，门口旁边就出现一些公司，从事非生产性套利。创新也有两类，一类是颠覆性的创新，创造原来没有的。第二种是改良式创新，不断改进质量、降低成本等等。
中国过去三十多年，因为我们在计划经济下资源配置不合理，改革开放之后，套利空间到处都是。深圳1980年代、1990年代基本上是在靠套利增长，政策性的套利尤其重要。为什么套利深圳能走在前面，我认为是因为深圳的体制改革走在了前面。
套利的人越来越多以后，套利空间就没有了。市场逐步均衡的情况下，靠套利很难维持增长，靠什么？靠创新。下一步我们真的要从套利走向创新，套利型的企业家走向创新型的企业家，这将决定整个国家的经济还有没有提升空间。
从全世界来看，靠创新支持的增长率大概是2%到3%，中国相对来说还有一定的套利空间，但像过去那样套利已经很难了，中国经济增速一定是要下来的。下来多少？有些经济学家比较乐观，包括我在北大的同事林毅夫教授，他觉得未来中国经济增长还会在8%，持续20年。
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套利型的企业家就可以完成，下一步创新推动的进一步增长，更多要靠创新型的企业家。套利惯的人，要让他创新就很难，曾经沧海难为水，转型比较难。新一代80后、90后企业家身上充满希望。创新和套利都需要企业家精神，他们对制度的敏感程度和依赖程度不太一样，过去套利靠制度，不太能用到创新。这个时候就是体制改革考虑的问题，原来的体制是适合套利型的，不适合创新的。
创新的基本特点，第一个是高度的不确定；第二个是创新的周期特别长。政策性的套利也是有不确定性，根据政策买进的东西，想卖的时候政策就变了，这个时候就亏了，但总体来讲它要比创新低得多。创新最根本的特点，是过程充满一系列的不确定性。创新是否成功依赖于后续一系列的创新。新技术出现，开始根本不知道它的价值是什么，比如说激光，激光无处不在，电信通信就是激光和纤维光学的结合，如果没有激光我们不会有现代通讯。激光在1965年被贝尔实验室发现以后，专家不建议申请专利，后来纤维光学的技术发展以后，才发现这个是有价值的。
创新的周期长是什么意思？我举几个例子大家就知道，宝洁生产一次性尿布花了10年的时间，1956年研发，1966年投入市场，为什么？成本降不下来，一开始每片10美分，没有市场，花了十年降到3.5美分，才有了市场。索尼公司家用录像机17年。JVC家用录像机花了21年。施乐复印机研发花了3年，又过了6年才找到一个资助人，又过15年，直到1960年3月第一台商用复印机才投入市场，总共24年。
很多人认为创新就是拿专利，拿到专利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后面更复杂。拿到专利因为有了样品，样品只是一个发明，发明到创新要有商业价值的转变，这个需要后续质量改进、功能改善、成本降低，这个过程中，要克服一系列的困难。我们看到很多公司拿到专利之后、商业化的过程中就死亡了，为什么创新如此艰难？发明比创新容易得多。
创新的障碍
创新对产权制度和法治的敏感程度远大于套利，中国下一步如果没有法律制度、政策制度改革，要变成创新的国家，难度非常大。
一是监管体制，从古到今监管体制是阻碍人类创新很重要的因素。我这里只想强调一个观点，创新如果作为创造性的破坏，一定会动既得利益的奶酪，现有的企业、现有行业的奶酪。这些行业、这些企业呼吁政府出来保护他们，名义上是保护消费者的利益。
交通部去年10月发布了一个指导意见，如果真的实施，滴滴打车都会消失，好在经过各种努力，最后没有成功。滴滴公司刚刚虚惊一场，又接受反垄断调查。《反垄断法》我认为更准确的名字是《反竞争法》，它反的那些东西都是市场上真正的竞争行为。
创新一定会导致垄断，历史上受反垄断折磨的企业基本上都是创新力最强的企业。有人说如果要了解美国历史最具创新力的公司，哪儿也别去，就到美国商务部，把美国一百年来受过反垄断起诉的公司列出来，从早期的洛克菲勒到IBM、微软等等。确实是这样，《反垄断法》经常变成不创新的企业去折磨创新企业的工具。真正的市场没有垄断，我们可以不坐滴滴的车，可以自己开车，公交车和传统出租车都是它的竞争者，何况还有其他的网约车公司。哪怕有一家企业也不叫垄断，只要进入是自由的，如果进入不自由，哪怕有十家依然是垄断。
传统的《反垄断法》对垄断的定义是按照现在的市场占有率，中国三家垄断最高的企业，我们选谁？肯定不是中石油、中移动，而是BAT（腾讯、阿里巴巴、百度）。微信几乎百分之百的市场占有率，如果它说我垄断了，不更新功能了，你爱用不用。我想用不了一年的时间它就会被淘汰掉。真正的垄断是不允许其他企业进入，这样的垄断影响创新。
由于人类认知的局限和激励机制的扭曲，产业政策注定会失败。产业政策还会严重扭曲企业家精神、阻碍创新，产业政策导致寻租行为，有产业政策就有信贷、税收、土地等等，就带来租金，实际上也是政策性的套利；产业政策套利比创新更有利可图，创新是需要真金白银的投入熬很长的时间，套利容易，想办法弄到牌照就可以拿到很多补贴，很多企业不想生产汽车，它就想得到每辆车20万的新能源补贴，它就会投机。产业政策导致严重的不公平竞争，更具创新力的企业反而竞争不过只会寻租和搞政府关系的企业。
国有企业由于激励机制的扭曲和管理体制的约束，一定是短期行为，不可能创新。国企的领导几乎不考虑三年以后的事情。因为每年考核你的指标，一个私有企业投资亏了没关系，三年五年以后可以赚钱，国有企业今年亏了就说你失职了，免掉你。更重要的一点，国企通过市场准入限制、挤占信贷资源、提供套利机会，阻碍民营企业的创新。
唐杰：深圳何以成为创新之城？
（发表稿）
为什么突然有一天深圳就成了世界无人机的生产中心了？因为无人机产业需要的碳纤维材料行业、航空铝后加工业、特种塑料、锂电池、磁性材料，深圳都是最强的。深圳的无人机产业配套之好就是全球之最，没有之一。
曾经有专家跟我说，深圳一年一万多项PCT专利，90%集中在这四家企业手上，不是很危险吗？一家搬走你就没了。我说最大的问题是它搬不走，因为它的生产体系在深圳，构成一个巨大的产业链或是产业群，在这样一个产业群下它的配套是最有效的。
改革开放三十几年，到目前为止能证明的是，市场经济是最有效率的。发现的问题是创新能力不足、竞争不够，是政府管得太多，政府管了很多不该管的事。
华为系的秘密
创新活动存在很典型、很明确、很明显的地域空间差别，不是每个地方都是很创新的，在世界上能数到的创新型国家、创新型城市都是不多的，创新是一种制度、技术、人力资本高度契合的产物，这个产物需要一个好的空间环境，空间的差别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在一定空间上市场经济完善的程度；第二个因素和政府的行为有关，合理的政府行为，合理的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可能会产生一些不同其他的创新要素。
创新的过程中有两个重要的效应，一个是创新扩散的速度，一个是创新扩散的范围。深圳过去十年、五年创新的爆发是什么？是速度+范围。一个行业里迅速地向一个先进技术靠拢，多个行业迅速采用这个技术。在深圳就是数字革命，深圳的通讯业、细胞科学、基因组学、材料科学、绿色低碳产业都是数字技术。
创新和分工肯定有关系，分工并不必然造成抄袭，就是靠合约制、契约精神。过去企业为什么很大？因为合约执行很难，要想发展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和分工的关系，一定是靠合约能够履行，其实这一点在深圳看来是最清楚的。华为公司不是华为，是华为系，大家可能不知道，比亚迪又是华为的供货商，华为手机可以做出大屏幕窄边的创新，是比亚迪生产的。
2000年初期，中国的手机业集中在哪儿？天津的摩托罗拉和北京的三星。现在，中国大概有10亿手机的生产能力，8亿在深圳。深圳2000家和手机有关的公司，大家是分工合作，能保证合约的履行，如果没有合约的可执行，市场经济就不可能发展。
第二个是产业内部和产业间的关联，你可以视华为是个垄断公司，我们也可以说华为是开放的公司。2015年全球PCT专利申请排名前30名，深圳是4家，占全国的48%，排在前列的是华为、中兴。专利要变成一个生产标准才能盈利，华为需要很多供货商，只要你进入我的供货体系，我的生产标准就向你开放。华为的专利不断更新，技术标准不断提高，华为系企业同时享受到华为同等的技术开发，这就变成了创新扩散速度。
曾经有专家跟我说，深圳一年一万多项PCT专利，90%集中在这四家企业手上，你不是很危险吗？一家搬走你就没了。我说最大的问题是它搬不走，因为它的生产体系在深圳，构成一个巨大的产业链或是产业群，在这样一个产业群下它的配套是最有效的。我们可以看到深圳很多小企业，在这个细分产业中排名全国前三，大家分享着巨大的分工合约可执行度和产业之间的关联度带来的收益。
无人机的这个市场创新的主体和产业主体目前都在深圳，这是深圳过去没有的东西，突然有一天深圳就成了世界无人机的生产中心了。因为无人机产业需要的碳纤维材料行业、航空铝后加工业、特种塑料、锂电池、磁性材料等配套产业，而在这些领域深圳都是最强的。深圳的无人机产业配套之好就是全球之最，没有之一。深圳无人机发展是从小航模起来的，没有品牌，就给人加工、代工航模，突然有一天深圳的航模和电控连起来就变成无人机了。
深圳政府是怎么做的
深圳就是这样个城市，大家共同用一个数字技术，这座城市看起来最核心的东西是追上世界的数字革命的潮流。在这个潮流下，政府还是很有用的，保证合约可以执行，大家都重视知识产权，深圳创造了非常合规的合约性城市，在国内这样的城市不多。
深圳是用模块化的方式生产。模块化是分工分到底的，分到一个动作，经历了工业化的洗礼，知道是怎么分工的，大家都能保证合约执行，这样的横纵向分工就变成了大规模的合约制产业群。
改革开放三十几年，到目前为止能证明的，市场经济是最有效的。发现的问题是创新能力不足、竞争不够，是政府管得太多，政府管了很多不该管的事。
要怎么激励创新？深圳已经形成“找市场不找市长”的观念，不少别的地方可能还是找市场管用多了，不改变这样的局面创新永远是不会成功的。在新型的现代产业模式下，深圳政府选择的合理行为就是补足产业链和完善包括合约执行在内的市场规则体系。
比如在手机产业的转移中，深圳政府做了一件看似微不足道的事：因为当时手机入网必须通过工信部北京检测中心的检验，而长达三四个月的送检过程根本无法满足产品更新换代的需求。于是深圳市政府向工信部申请成立深圳检测中心，并以财政补贴等方式为中心提供运营支持。政策出台后迅速引发深圳“山寨”手机业向自主品牌转型，并拉动整个手机产业链的升级壮大。你可以说是产业政策，也可以说是公共政策。
政府的产业政策要先看有利于还是不利于提升创新扩散的速度和范围，假如你干预了半天创新扩散没有在多个行业里发生，这样的政府干预可能是有问题的。创新的外部性很多，包括维迎教授讲的非生产性创新，大家知道电冰箱的氟利昂破坏臭氧层，这是重大的创新，后来都淘汰掉了。这样的过程中，政府保护市场的公平，防止恶性的竞争，或是防止一个企业的负外部性，是很重要的。成功的创新支持政策是保护竞争而不是破坏竞争，而且是透明公开的。政府的产业政策如果见张三是一个，李四是一个，这就是失败的。失败的产业政策一定是自以为是的，大量产业政策的失败在于老子说了算，今天老子说对了就成了，明天我要说错了呢？那就失败了。
我们要实现几个关键的转变，过去我们很重视钱、积累，招商引资，现在看来是知识最重要；二是从重视物到重视人；三是从重视现有到重视未来；四是工匠到科学；五是服从转向重视分歧；六是从重视单一企业、单一城市转向重视产业群和空间集聚；七是从重视政府显性效率转向重视政府隐性效率。深圳政府做的都是大量看不到的，就是扶持、引进、培育市场，尊重企业家是一个长期漫长的过程，看不到的东西是最有效率的。
（南方周末记者根据论坛发言整理，未经发言人审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