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经济部记者 黄河
写篇关于华为的报道是我从去年开始越来越强烈的冲动之一。
在去年年初的业务论文里，我曾提到自己身处其间的传媒体乃至各个行业的“崩塌式转型”，给我带来了极大的心理冲击——那种失去方向的眩晕感，促使自己更加迫切地寻找某种关于社会经济和产业转型的“整体性理解”。
而我在去年首次参加的华为全球分析大会，以及其后吴晓波的互联网转型大课带给我极大的震憾，并在其后开始研读包括《零边际成本社会》和《第四消费时代》等关于新经济的著作。开始从“新经济”的角度尝试理解当下的转型逻辑。
尽管在大量阅读中获益不菲，但是理论阐述和现实中的转型场景依然有着很大差异，我在业务论文中曾提到：这一方面是因为学者们所预测的时代趋势刚刚发端，大量的新经济现象与变化之间并未形成“整体图景”；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中国本身所处的工业化后期与新产业形态所叠加的阶段里，大量现实矛盾与冲突的性质难以界定。
要理解现实中的转型逻辑，只能依靠现实中的案例观察。这是我多年以来的报道心得之一：希望理解经济转型的逻辑，那么就去观察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产业；而希望理解一个产业转型的逻辑，就去寻找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企业。
正如当年通过对深发展收购转型的追踪报道让我打通了对银行乃至金融业转型的理解；对比亚迪的报道打通了我对新能源产业链的理解一样，在这一轮由信息科技推动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华为无疑是一个最好的观察案例。
但其后诸多变故及股灾的暴发，使得华为报道的计划变成了另一场关于货币金融体制转型的追踪观察。
因此当今年华为再度邀请我参加全球分析师大会及其后的手机品牌发布会时，我毫不犹豫地答应，并且提前开始阅读大量书籍和前期报道进行准备。
然而当我开始通过资料阅读，试图搭建一个为后续采访做基础的“初始图景”时，我才意识到自己面对的是一家超出我理解范畴的企业，以及近乎看不懂的产业。
实际上这种感觉在去年参加全球分析师大会时就已经出现过：面对着华为轮值总裁和各业务集团大佬们兴致勃勃的“LTE”、“SoftCOM”乃至“使能伙伴”这些前所未闻的概念，坐在台下的我如听天书，完全不知道他们究竟想干什么。
一位业界资深分析人士告诉我，分析师大会已经是华为“最通俗”的论坛了，象云计算这样的专业性论坛上，“连专业媒体也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
而在关于华为的诸多书籍与报道中，我看到的更多是关于“奋斗精神”、“企业理念”以及“创新模式”的分析，其中固然不乏精彩之论，但却无法解释我的一个根本疑惑：那就是在社会化分工已成现代产业基本形态的情况下，华为为什么会成长为一家看似不符合比较优势原理的“全产业链”企业？
在试图通过竞争对手的比较来理解华为的发展模式时，我曾搜集了大量的资料——包括原三联同事李鸿谷费时数年完成的《联想涅磐》一书。书中关于IT企业“纵向横合”与“横向整合”的分析思路曾给我很大启发，也曾试图用我曾操作过的华润三九比较分析的模式，做一个联想与华为的对比式梳理。
然而在研究了几天之后，我发现这种比较并不合适：在华为“全产业链”的业务结构下，它在不同的产业环节和细分市场中，有着截然不同的竞争模式，任何一个细分市场的成功都不能代表其企业经营模式的整体——而华为在2010年战略转型之前聚焦于运营商市场，跟联想在市场竞争中近乎没有“交集”。
关于华为与联想的比较，在报道初稿完成后，我还曾跟编辑产生过争论，后面会再提到。
直到参加分析师大会前夕，我依然无法对华为形成某种“初始理解”:在我的报道操作经验中，缺乏“初始理解”的报道采写往往是一场艰苦的挣扎乃至惨败。这种“不祥的预感”甚至令我在正式进入采访前便已陷入焦虑之中。
在无法理解这家企业的情况下，我只能选择“放弃理解”：用某种我自己称为“浸入式采访”的方式，跟着同行们一起参加大会前的晚宴，观察来自世界各地的分析师们与华为高管的互动；在一个个分论坛上听着来自行业分析师的问题，体会他们提问背后的思路；在总部展厅中，观察着来自全球参观者们的姿态；以及在狂欢式的品牌发布会现场，感受着公司试图营造的时尚氛围与高管们难以摆锐的“理工男”式产品表述背后有趣的反差……
这些细节可以构成一篇不错的观察稿素材——虽然我“看不懂”，但是我“看见了”——这应该是与会期间我自己略带无奈的采访心态。
遗憾的是，这些在放松心态下的观察与记录没有呈现在稿件内，因为我自己很快陷入了另一种“整体性理解”所带来的冲击与震憾里——而这才是我希望操作华为报道的初衷。
很难说这种突然呈现的“直觉性理解”是如何成形的，但其触发点很清晰：那就是在分析师大会期间，华为消费者业务CMO张晓芸对其“全球创新蜂巢”模式充满激情的表述——
在此之前我已经在资料阅读中对华为研发体系从“产品研发平台”到“集成产品开发”（IPD），以及其全球“能力中心”网络的建设有了初步了解，而华为在研发体系转型之后，继续在集成供应链（ISC）、集成财务（IFS）和顾客关系管理（CRM）等领域的一系列管理转型，也曾经我留下印象。
而在此前采写深圳创新经济体系报道时，原深圳市副市长唐杰曾经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一篇论文《深圳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中，恰好从经济学角度对此有过精彩的分析论述。
这一早在2010年便发表的论文中，不但让我首次接触到关于新兴的“无边界产业”——ICT产业的观察，而且提出了在新的产业形态下，产业链内的各种生产要素正迅速“模块化”，形成超出传统企业边界的产业生态协同效应——论文中所举的“新产业形态”代表正是华为。
在这一理解基础上，我对华为的一系列“业务集成”式改革形成了某种新的判断：那就是华为通过这种“模块化”的业务集成，把整个企业的经营管理体系打造了一个超出传统企业边界的“芯片式”产业链和产业生态管理系统。
在这一新的理解角度下，我突然找到了对华为“整体理解”的角度：那就是在一个“无边界产业”（ICT）的融合变迁过程中，华为是怎样通过自身的“适应性改造”，最终形成一个“无边界企业”的故事。
在上海体育馆听完产品发布会后的第二天早晨，我到附近公园里练习太极拳，在清静舒适的环境中“无边界产业”与“芯片式企业”的概念突然冒了出来。匆匆打完余下的套路后我回到酒店，在上飞机前的一个多小时里，敲出了近4000字的报道思路与采访提纲。
所有的问题和思路都围绕着两大主题线索：一是过去数十年中，曾经长期“平行发展”的通讯（CT）和信息（IT）两大技术产业链，是在哪些市场和技术因素的突破下，融合形成今天的ICT产业形态的；二是华为在这一产业变迁过程中，是怎样完成自身的“适应性改造”与从市场追随者到领导者角色转换的。
同时作为外部观察者，我还面临着另一个更关键的问题：那就是华为自身对技术和市场变迁趋势的理解，和企业发展战略的判断是否支持我的猜测——过去在报道操作中我也曾兴致勃勃地以为自己发现了某些产业规律，但实际采访过程中却发现“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作为“跨界”报道的观察者，对产业内部规律及关键影响因素缺乏深入理解，往往会造成对产业和企业运营“外边看”跟“里边看”截然不同的判断。在正式地进入报道构思之前，我首先要知道身处ICT产业内部的华为是如何理解这个产业的。
在没有更多时间和资源去对华为内部以及行业人士进行大规模的采访求证的情况下，身为财经记者的我采用了最直接的求证方式：读年报。
在回到深圳后的数天时间里，我把华为从2006年至2015年间的十年年报全部读了一遍，在粗略了解其经营数据变化之外，着重细读各年份的管理层致辞与分析，以及在2012年之后日趋重要的行业趋势分析（我猜测这跟华为在2012年成立“面对未来”的2012实验室有很大关系）。
读一个企业历年的年报致辞与分析，就象在看一个人的成长日记：你不但能够看到公司管理层在不同时期对内部管理、市场重心和产业与社会趋势的理解，还能够看到在文字背后，一些公司组织架构和经营理念方面的微妙转变及其逻辑。
当透过延续十年的年报“窗口”，以华为管理层的视角去观察和理解ICT产业与社会经济的变化时，我再一次感受到了巨大的震憾！
你会看见一家传统的电信网络承建商，在2006年到2009年期间为自己所创造的“全IP网络融合方案”兴奋不已，不断推广的同时持续在各个层面完善这一产品体系；而到了2009年这家一直埋头于产业发展的企业似乎突然抬起头来，在为自己的产品对整个产业市场所带来的巨变而惊讶的同时，开始预感到一个新产业时代的到来。
在2010年为迎接产业巨变而开启了全面转型战略后，2012年在“全产业链”业务格局下视野陡然开阔的华为，再一次意识到自己所身处的行业正在对几乎所有传统产业乃至整个社会形态带来前所未有的变化。
在这一年的董事长致辞中，以近乎诗意地语言宣告“以ICT产业为代表的数据世界和以传统产业为代表的物理世界的深度融合，不但是驱动全球经济发展的火车头，也深刻改变人们的生活、工作和生产方式，数字公民、数字企业和数字社会正在形成。”
就在此前一年，全面启动战略转型的华为已经悄然将自己的企业介绍，从全球领先的“电信解决方案供应商”改成了“信息与通信（ICT）解决方案供应商”——我相信包括华为的许多合作伙伴都没有注意到公司这一“自我角色定位”的转换。
年报中日益清晰的表述与分析，在某种程度上证实了我的判断：在2010年前后，在信息和通讯技术所融合而成的ICT产业被正式“命名”的时候，从传统电信产业中成长起来的华为迅速将自己定义为一家“ICT企业”——而在前期资料阅读和华为年报的表述中，我开始意识到华为在2009年之前力推的singleRAN（统一接入网）解决方案，在这一新兴产业的诞生过程中发挥了关键的推动作用。
然而，在面临报道截稿进入倒计时的情况下，这一“整体性理解”的呈现来得太晚了：本该采访开始之前便形成的“初始图景”，却变成了完成采访后的“阶段总结”，使得整个报道构思除了一个核心理念之外近乎一片空白。
而我希望呈现的这个核心理念，对于非专业性的普通读者而言太新、也太复杂了：
对于连CT和IT行业的边界和性质都还不清楚的读者而言，要想在一篇数千字的文章中讲清楚过去20年中这两个“平行世界”是如何在种种技术与观念的突破下融为一体的，业内专家也未必理得清。
但只有在这种产业史性质的梳理与呈现背景下，华为模式从早期的“业务集成”到近期的“系统开放”式转型路径才能有一个可供读者理解的“语境”；而在这一成长和转型的过程中，华为在中国3G运营商缺席的9年里，从全球（尤其是欧洲）运营商和社会的“数字化转型”过程中所学到的经验和理念，是构成今天“华为视野”的关键——在我所看到的资料中这部份近乎空白。
而随着对华为年报中所描述的产业和社会“数字化重构”理解的深入，我开始意识到华为“新商业模式”的价值，远远超出了企业的成败乃至产业的兴衰：作为一个在IT产业跨界已成常态的大潮中，华为作为其中几乎唯一完成传统产业形态（CT）“数字化重构”的企业，其核心价值在于它自身就是一个与传统产业（电信业）近乎同步完成“数字化重构”的产业链（产业模式）代表——而这正是我从去年以来所观察到的，当下中国乃至全球产业体系正在经历的一个痛苦蜕变过程。
从这个角度观察华为手机业务的爆发，便会发现手机产业链在过去十年中，形成了一个几乎完成全产业链（从研发设计、制造配套到营销服务）“数字化重构”的独特产业，而在这一产业内花样翻新的“互联网思维”模式下，华为所引入的“传统竞争模式”：核心技术突破、关注消费者体验以及线上线下渠道整合等内容，正是在WEB2.0时代一家自身完成“数字化重构”的传统企业，对IT企业所主导的“Web1.0模式”所发出的挑战。
正如许多IT大佬和业内人士所发现的那样，当互联网“台风”吹上天的猪们纷纷落地后，传统产业“+互联网”式的“数字化升级”才刚刚拉开大幕——而在这场新的“传统产业数字化重构”过程中，华为全产业链的ICT能力、商业模式转型的经验及其在技术产业趋势判断上的价值，远没有被ICT产业之外的社会公众所意识到。
尽管我自己的理解越来越清晰，但在能力和资料双重馈乏的现实下，其后数日的报道写作彻底变成了一场噩梦：我不知道如何在一个“光滑漂亮”的故事框架里，把自己过于复杂的感受和观察传达给贵报的“普通读者”。
在发给编辑的初稿中我提到了自己的感受，“就象一个原始人想对另外一群原始人讲清楚工业社会中的市场经济和企业运作机制”——对于我而言，这近乎一个不可能的任务。
但之所以还是要硬着头皮按这个思路写下去，而不是换成更加简单省事的传统企业竞争分析逻辑，是因为我觉得对这个正处于困惑与痛苦的观念转型中的社会而言，新逻辑的建构与呈现，远比某个企业甚至产业发展的成败更为重要。
稿子整整写了一个星期，有的段落和章节前后重写了五、六遍，依然无法令自己满意——到了下周一的早晨，本打算继续修改的我突然对整篇报道彻底丧失了信心，自暴自弃地将稿件发了出去。
我知道稿子没写好，但是不好的程度出乎我预料之外——编辑看后发来短信：“写得太像软文了。”
看到这条令我欲哭无泪的短信时，我并没有生出杀了丫的念头：作为有着十多年合作经验，也曾为稿件修改吵到天翻地覆的哥儿们，我知道他的意思并非怀疑我吃了华为的嘴软，而是担心读者看起来“贵报在发软文”。
而在这么多年的采编磨合中，我也深知记者和编辑的“制衡机制”:因为记者在深入追踪和了解某个报道对象的过程中，常常会因为自身的发现和理解而陷入某种“内部视角”，忽略了外部读者的判断和理解——而编辑作为“第一读者”，所代表往往是外部读者的“平均理解力”。
只有记者与编辑“各守其界”，在某种近乎公司治理结构的均衡机制下，才能保证媒体产品的“品质稳定”——因此我理解在这句短信的背后，代表着我希望在报道中呈现的理念和逻辑他“没看懂”，绝大部份普通读者可能也“看不懂”。
我回复了一句话：“因为理解的逻辑不一样，我希望呈现的是一个数字社会中新商业模式（类似电气时代的通用或IT时代的IBM）诞生的过程，而读者希望看到的是一场他们理解中的企业竞技。”
在其后的电话沟通中，我大概讲了自己对报道采写的思路和准备，不出所料的是他对我最早的报道思路——华为跟联想的比较分析颇感兴趣。
从报道本身的“卖点”来说，这当然是最有噱头的一个角度。但我在花了那么多功夫之后依然放弃了这个视角，自然也有我的理由。在双方争执不下之际，编辑同学退了一步，说你把联想的资料整理一下发给我，我来看看能不能调整。
最终我只整理出几句话，附上一篇网上流传的联想与华为“创新模式”比较分析的文章发给他，在相关资料的邮件中我写到：
关于联想和华为的比较我无法动笔，因为我并不清楚这一“成王败冠”现象背后的真实内涵，并且不认同当下的“主流分析模式”：先定义双方代表“不同创新模式”，然后再分解一下拼凑出某些现象解释。
在IT和CT产业融合而成ICT这一“无边界产业”的过程中，国际上有诸多曾经比联想更成功的企业，从摩托罗拉、诺基亚到朗讯等都曾陷入亏损破产的境地，你不能说它们都是“创新模式失败”的代表。
从本质上而言，我仍然认为联想与华为的兴衰之变是整个ICT产业变迁，乃至诸多传统产业“数字化重构”过程中的一个缩影，而不是什么“创新模式”的成败。但要具体分析我现在缺乏资料和逻辑上的梳理和准备——简单地勾勒一个“失败者联想”的形象，无论对联想还是华为都不公平。
而关于报道本身，我也自己做了检讨：
做了这么多年报道，我当然知道这篇稿子很“出格”：但在现有的能力限制下，我一方面无法做出游刃有余的呈现与判断；另一方面又无法以自欺欺人的态度搭建一个“光滑漂亮”的传统解释和报道框架。
这或许是一次注定会失败的报道尝试——讨论过程中我已经意识到，我所试图在报道中传达的感受和理解，或许读者只会把它看作另一篇“软文”，对此我也无话可说。
但我相信我在报道中的许多关键判断和逻辑，十年之后会成为社会观念中的常识！而今天除了ICT行业内的人士外，还几乎没有人意识到它们的存在：这是我觉得这篇报道值得发表的唯一价值。
还是请你来斟酌决定稿子是否适合发表，或者该如何调整吧。
晚上编辑发来修改后的稿件，看得出他下了很大功夫：小心翼翼地在报道初稿的结构框架中，删掉了一些关于产品和商业模式的分析——应该是在他看来太象“软文”的部份。并在不太起眼的地方，塞了两段关于华为和联想比较的表述，想必是舍不得这个吸引读者的噱头。
而在经历了一场充满焦虑、狂喜与失落的采写过程之后，我甚至已经不敢细读这篇被精心打磨过的“失败之作”——我只想过一个彻底放松与遗忘的长假，忘掉华为、忘掉ICT，忘掉这个在数字化转型时代里嗑嗑碰碰的倒霉世界。
并在随后遗忘带来的勇气里，继续跟下一个倒霉鬼死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