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院读书会新春巨献：寻根中国（What is “China”）
本文为“后院读书会”第四十九期“民族复兴与文艺复兴”的演讲录音整理，未经演讲人本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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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长久，1963年生于黑龙江省宾县。1989年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先秦史专业，获历史学硕士学位。读研期间师从徐喜辰、詹子庆两位导师钻研甲骨、金文、音韵、训诂，对十三经、诸子百家著作有深入研究。论文《生殖祟拜与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多位专家好评。毕业后一直在新闻单位工作，利用业余时间继续从事中国传统文化研究，历时多年完成《寻根中国》一书。
缘起
想写一本书，写什么呢？
我毕业后一直在新闻单位，后来到了深圳，到深圳后遇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报社领导告诉我：你只能编辑金融证券版。再过三个月就是整整17年，这17年里我在整个新闻界里就没干过第二件事，到哪儿都是编金融证券。
至于炒股票……这个只赚不亏还是可以做到的，再过三个月我的第二本书马上推出，那本书就叫《股市的中国之道》，我跟别人吹过牛皮，说中国有1.3亿的证券账户，只要有百分之一的人对这书感兴趣，我就能卖100万册。千分之一感兴趣至少也10万册，我估计10万册问题不大，因为那本书可以说是集我17年的郁闷放在一起。
说说这本书，因为当年研究生毕业以后，自己还是挺苦闷的，当官呢不是没机会，而是自己抓不住，也不擅长。
中国讲“三立”，当官算“立功”，我做不到；第二是立德，象孔圣人那样一板一眼地说话，做事，也太难受，活得太辛苦；结果前几年想到不是还有一条嘛，给我们穷酸人准备的，那就是写本书。
上午我还准备给秦晖教授打电话感谢他。开始准备写书时是怎么写的呢，我告诉你，是靠吹牛吹出来的，因为那时你什么都不得志，最后周六周日都不好意思出去跟人家玩儿，人家就问你干啥呢？就说我在家写书。
包括我爱人的单位，许多员工跟我关系挺好，周六就叫我打球去，我说不去，我爱人就说，你王哥正在家写书呢，他说了写完这本书至少能给我买套房子。
我爱人有源动力了，可是这牛皮吹出去以后，确实麻烦。因为我是先秦史的研究生，我学过甲骨、金文、音韵、训诂，中国第一部音韵辞典，我是七个编者之一。
那些年读研究生时，现在想起来真的很苦。甲骨文和金文应该说是郭沫若认识多少个字，我就认识多少个字。因为很简单，他的殷墟《卜辞通篡》我是一个字一个字描，描了五遍；他的《两周金文辞大系》，我们那时候没有印刷，你买不到这个书，只有导师手中有一个线装本，我们就轮流在家里自己抄，抄得很厚。
等我们研究生毕业的时候才有复印机，那时都不叫复印，叫什么玩意儿（刻蜡纸印？），所以说那几年打下的家底儿。
就想写书写啥呢？结果就看到人们在读经典，我说读经典那我可以有点儿发言权，因为甲骨金文都能读的人，那什么十三经，象《尚书》啊，《诗经》啊，刚才这位是我侄女儿，是东北农业大学播音和主持的在校生，刚才我就在随便跟她讲《诗经》里的一首诗。
后来我就想，哎，这可能是一条道儿。那时是2000年，当时就想，不行我就写一下《论语》，因为这本书我很擅长，结果在家里写呀写呀，写得昏天黑地，写完了让我爱人去打字，那时我还不会打字，结果打完以后作废、打完以后作废。因为自己看哪，你不用说把它出本书，就是好多自己当初想起来热血沸腾的东西，写完以后你再看，那真是看得两手冰凉。
因为你在新闻界有个好处，就是你一搭眼就能知道这东西有没有读者，因为新闻界天天都要对读者，一个东西如果没有读者你干脆就不要去写它。
那么写《论语》写到最高潮的时候正好是于丹的《论语心得》出版，当时就觉得绝望。怎么个绝望呢，因为你要按古人训诂的那套写法，你写不过古人。因为从过去到现在，按过去写法写论语的人不知道多少，汗牛充栋。你写不过他们。
但你要按现在人的这种八卦式写法，象于丹同志这么写，你也肯定写不过她，人家是传播学院毕业的，巧舌如簧，坐在那儿能把牛吹起来再搁到地上。你没法儿比她。
结果关键时刻《南方周末》——所以我说你们搞这个读书会，大家一块儿切磋切磋挺好的，我们以前是没这个机会的。那时也不认识绍培兄，所以自己一个人在那儿闭门造车。
最后就在很绝望的时候，看到《南方周末》上秦晖教授的一篇文章，说孔子是为什么成为圣人的，里边有句话一下子给我点拨开了。（秦晖:《论语》是怎么成为经典的？）
他说你要想把《论语》读透呀，你得先读“五经”，他说孔子这个人其实没什么学问，他最大的学问就是把“五经”这套东西整理好了，教给了弟子。
孔子讲的就是“五经”里讲的，那么这句话可能别人看了没感觉，我看了那叫“醍醐灌顶”，因为“五经”那也是我的长项呀，象“尚书”、“礼记”、“春秋”什么的，吹句牛，那对我来说叫小儿科啦。
写写“中国”吧
其实就在我本身还在为《论语》活的时候，就在“诗经”里读到过“中国”两个字，当时就很心动。我是个历史系的研究生，但我们在中学的时候说起历史就知道，那就是夏商周秦汉晋、隋唐宋元明清，可是这些朝代都不叫中国。而我们的中学教科书封面上写的就是《中国历史》，既然这些朝代都不是中国，为什么你说那是“中国历史”呢？
然后看“诗经”里讲到“中国”以后，就觉得见了点曙光，说不行，咱写篇文章吧，到《南方周末》或者哪个上去写篇文章，卖卖自己的这点儿学问。
然后我就找到一位师弟，他是东北师大出版社的编辑，我不会用电脑，就说师弟你帮我查查，“五经”里边哪里还有“中国”这两个字。我师弟检索一下，说《尚书》的“梓材”篇也有“中国”。然后我问还有没有，他说再也没有了。
当时我就很高兴，说不过就是两个嘛，读研究生的时候，大禹鼎的两个字“人立”，我给它做了两万字的论文，当时做得我们导师都直竖大拇指。我说那我就可以根据这个写写“中国”，古代说的那个“中国”跟我们现代说的“中国”一样不一样？那个“中国”究竟是什么意思？
所以当时就想写个文章，但是后来再一想还是觉得不对劲儿，虽然找了自个儿的师弟帮忙检索，他自己也是东北师大出版社很资深的编辑，但还是不放心，就自己再去把“礼记”和“左传”一读，自己立马就傻眼了。
我把先秦的文献都读了一遍，结果发现了137个“中国”。到处都是“中国”，最后发现我统计得还不对，后来我的书里引了一个历史大家的统计，他统计的先秦文献里，“中国”这两个字就出现了170多次。
也就是说在先秦时代，“中国”这个说法就随处可见。再往上查又发现，原来在先秦之前的文献里，用个夸张点儿的说法，更可以说是“言必称中国”。
然后你再顺着《史记》、《汉书》往后看，因为原来以为历史上很少会有“中国”这个说法，结果一看发现历史文献里到处都是“中国”。特别《史记》里更是多得没法儿说。
最后就发现一个问题，从古到今这么多人都说中国中国，很自然的就会引出几个问题：这个“中国”究竟是什么意思？古代那个“中国”跟我们现在这个“中国”是什么关系？为什么明明是西周的人，他管周天子治理的国家叫“中国”，而把别的地方就不叫“中国”？周把商朝灭掉了，可是周公自己亲口说，“商朝治理的地方，那就叫‘中国’呀”，“商王的人民呀，就叫‘中国民’哪”，为什么要这么说？
开始时自己觉得很高兴，结果一下子就掉到冰洞里去了，因为这个东西太广泛了。而且我们那个先秦的文献是支离破碎，都是语焉不详。都是突然冒出一句，然后没有下句的。随便找一个东西，你看着很好，但是你没法把它编成网，都是一个一个的线头，而且到处打的都是死结。
然后自己就开始做这方面的研究，真正从2004年，就开始决定琢磨“中国”，随着自己一次次的感悟，悟出一个“中国”就找人聊。最逗的是2009年3月跑到长江文艺出版社北京图书中心，当时就觉得自己写的那个“中国”已经写到了空前绝后，绝不会再有第二个人会比我更了解“中国”。
结果在北京很好的酒店，请了一帮的学者在那儿吃饭，最后没人表态。那是很悲凉的，北京三月天，冻死人的那是。那时就觉得，还没有达到一种真的把“中国”这个概念说清楚。
最后是在2009年4月9号，那天我在报社。因为我周一到周五，白天一定是炒股票，家里边“一夫不耕则受之饥、一女不织则受之寒”。一个家的男人一天不想法儿赚钱，这个家的日子就不好过呀，所以没办法，周一到周五白天一定是炒股票；晚上一定得给单位“出公粮”（写稿）；周六周日一定是写书，这是雷打不动的。
那么4月9号那天是个周日，自己正写着的时候，突然电脑死机，我的电脑盲在报社都是有名的，不会用电脑。当时那本书已经接近完成了，电脑一死机我以为之前写的东西都没有了，然后脑子一股血往上涌。后来七个小时，同事把我爱人叫到报社时，我都不认识人了。最后送到医院去检查，是脑血栓，住了一周院。
就在那个前后我才真正的把词搞通了，是怎么样一个情怀呢，就是不再站在我们很世俗的角度去想“中国”，如果你站在世俗角度想中国，这个事你写不透它，它是死结。
反而是站在宗教的情怀上，有点宗教的角度去想“中国”，最后反倒能搞清楚这些东西。所以最后到了2009年，把这些最后的关结都打通时，正好是到了2009年7月份。一位原来报社的同事跟我说，贺雄飞老师到深圳讲说，他说“反正我们都听不懂，把你的学问跟对口的人白乎白乎”。所以贺雄飞我也是很感谢的，我就拿着我的破书包在那儿给他看了看标题，然后随便说了几句，他就放下了，说那就不用多说了，这本书我出。
因为那时候你写和出不是一回事儿，最后他说他出。他说我就冲俩字儿出，从古到今没人拿“中国”这俩字儿写本书。他说哪怕你这里边说的全是错的我都出，何况你说得还未必全错。他说得很实在，说“中国”这两个字本身就是卖点，之前他还出过很多关于中国的书，包括《中国为什么不高兴》等等。
有他这么一搞，就觉得“抬头看到北斗星”，这事儿终于能看到个结果了。最后还找了北京的几个著名学者把关，这本书在2010年10月份正式推出。
主题演讲
民族复兴：哪一个民族，怎样的复兴？
因为不知道你们读书会都讲什么，所以前边先扯点儿题外话。今天我讲的话题是“民族复兴呼唤伟大的文艺复兴运动”，是个比较玄的话题，也是我很喜爱的一个话题。
我还是站着说好了，我是东北师大学师范的，不习惯坐着说。
我们在邓小平时代还只是解决温饱，因为那时改革开放也才刚刚起步，我们还处于韬光隐晦的时代。小平的伟大就在于他为我们这个民族从旋涡里边找到了一个出口和方向，这个历史功绩是永远没人能够代替的。
但是自从到了江泽民时代，就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就是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且到今天的胡温体系乃至下一个体系，包括台湾的马英九，也都在强调“民族复兴”。
但如果细致观察就会发现一个问题，那就是你讲“民族复兴”甚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没有人真正系统地去研究过，什么叫“复兴”？
既然说复兴，就说明你们以前兴旺发达过，那么这个时代的复兴就是为了再次走向兴旺发达。那么我们的复兴要复兴到什么地步，什么内容，才叫作真正的“复兴”？也就是说我们以什么标准和榜样去衡量和评价复兴。
欧洲的文艺复兴是要复兴古希腊的文化精神和人文价值关怀，中国人的复兴又是往哪儿复兴呢？你是复兴到康熙皇帝，幅员1300万平方公里，东到库叶岛，西到巴尔咯阡山；还是复兴到忽必烈，横跨欧亚大陆，一直统诒到匈牙利的复兴？还是复兴到唐太宗的“贞观之治”，或者宋朝的温文尔雅？
就是说这个民族往哪儿复兴？以什么为底本复兴？复兴的内容和标准是什么？我们做到什么程度能叫复兴？事实上大家都没有谈这些东西。
还有，我们所要的复兴，是国富民穷的复兴，还是民富国强的复兴？是你中华民族一族的复兴，还是全天下人都能分享你的繁荣的复兴？
是重复过去一治一乱，今天你复兴了，过上几百年又沉沦下去的“复兴”；还是追求一种长治久安，不要总是这么折腾的复兴？是追求个体温饱与财富聚集的复兴，还是追求更广泛的人文价值、整个社会共享共荣的复兴？这些问题其实都没有细聊。
这些问题如果不思考，你的复兴即使实现了，也是过眼烟云。其实我们这个民族有过很多次的复兴，但是我们一次次复兴，又一次次跌倒。一次比一次复兴得厉害，也一次比一次跌得厉害。因为这是我们中华文化的轮回，它有很多天生的制锢。
一个民族的复兴究竟是个怎样的复兴，这是我现在很喜欢思考的问题。
比如说一个民族的复兴，就是因为多了几颗原子弹，多了几艘航空母舰，多了几架F20隐形战斗机，多了多少个“世界第一”的经济冠军，这是不是复兴？是不是全天下再也没人敢打人，这个民族就复兴了呢？
所以我的综合感觉就是，一个民族的复兴，不能是简单的“国力的复兴”，也不能是简单的“财富的复兴”，或者是简单的1+1=2式的复兴。而是一个民族的全面复兴，这种复兴决不是仅仅建立在物质基础上的复兴，那只是建立在沙漠上的高楼大厦，是经不起推敲的。
欧洲如果没有13世纪到16世纪伟大的文艺复兴，就不会有近现代的欧洲文明，也就不会有今天我们觉得的“美国文明为什么这么好，不用再给皇帝下跪”这样的复兴。
说到这个东西，跟我的书有什么关系呢？关系就在于你要研究复兴，就要知道我们这个民族过去是什么复兴的，要了解我们这个民族过去怎么一次次从弱小走向复兴，然后又怎么从复兴掉到了深谷。
“中国”与“中国民”
我们现在都讲“中华民族”、“炎黄子孙”。中华民族的主体是汉族，汉族的前身是华夏族，那华夏族的前身是什么？历史学家们都没研究，我估计大家也不清楚。
华夏族的前身是什么？（写渊源）中华民族的前身是汉族，汉族的前身是华夏族，华夏族的前身是什么呀——是“中国民”！
你们去看《尚书》的“梓材”篇，周公对周成王谆谆教导，说“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那个时候就有这个称呼了，说皇天上帝哪，把伟大的中国民和他们疆土的命运，托付给我了们的先王。先王是谁呢？周文王、周武王。
这是在我们的历史文献上，出现最早的“族称”。然后你们再去看一下有一个酒杯，是周成王三年铸造的酒杯（何尊），那里边有高手最早摸到的两个字：“余其宅兹中国，自之辟民”，它是把“中国”两个字和“民”字拆开的。也是讲“中国民”。
那么这个中国民是谁呢？讲的就是商王治理下的人民，统称中国民。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说的这个中国，我们可以看看《诗经》里的“民劳”篇、“桑柔”篇，特别是“民劳”篇，四次出现“中国”。在《尚书》里边有两次出现“中国”，其中一次是把中国称为“中州”，另外就是“梓材”篇称为“中国”。
事实上我看《诗经》就发现，周天子治下的人民，把周天子治理下的那个国，就叫“中国”。那么周人把被他们征服的商朝的人，也叫“中国”；你再看《孟子》，里边把尧舜禹治理下的国，也叫“中国”；你再看《吕氏春秋》，看《列子》，他们都把黄帝治理的那个国叫“中国”。
“中国”是出现得很早的，那么在《庄子》的“秋水”篇里，有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计中国之在海内，不似稊米之在太仓乎？”我们知道“沧海一粟”这个成语就是这么来的。他说你拿我们中国在四海之内一对比呀，你觉得很大的中国也不过是沧海一粟呀。
你就知道在古代的“中国”有多少，非常小，甚至就是一个城，一个城邦。“中国民”一定也很少，不会很多——因为他的四方是“四方之民”，不会很多的。
那你就想这么少的“中国民”，怎么就变成了华夏之祖呢？我们的小中国，就那么一个城邦，是怎么发展到拥有中原，再到今天的泱泱大国的呢？是怎么做大做强，实现复兴的呢？
那是因为中国有独特的道理，这个道理是别的民族没有的。现在好多民族都消亡了，包括我们北边的匈奴、蒙古，以及象突厥，很多的民族，它们一度都比我们大，比我们强。我们的汉高祖要屈辱的签白马之盟，为什么后来要和亲，我们这个民族并不是一开始就多么强大，就拥有天下的。
所以庄子那句话是很好的，那么这个民族为什么能做大？关键就在于温家宝那句话。温家宝2005年到同济大学演讲时，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一个民族里，总有一些人在抬头看天的时候，这个民族是有希望的民族。一个民族都不看天，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2007年5月14日，温在同济大学建筑城规学院钟厅向师生们作了一个即席演讲，其中讲到：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只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乖乖注）我觉得温家宝到每个国家都打太极拳，他对中国文化应该已经研究到了非常高深的地步。
大家知道中国是个沙发型的地形（画图示意），这是中国特有的地貌，就是阶梯状。你看着中国的地形就会发现一个问题，在古中国，除了西玛拉雅山可以阻断我们跟印度、尼泊尔什么国家的交通，东部是大海也令我们与外部隔绝；但是就在这个地方（中原一带）没法真的隔绝。
现在我们都是省、市、县划分，大家习惯了这种行政区域形状以后，就会忘了中国历史。你去读秦朝历史，就发现读不懂，为什么读不懂呢？因为大家忘了一个问题，就是那时的天下不是以省、市、县、乡划分的，而是以“国”为单位划分的。
农耕文明要解决的两大问题
天下是万国的，那么当天下是万国的时候，比如说一个叫夏国、一个叫商国、一个叫周国，满天下都是，天上有多少星星，地上就有多少国。
那么我就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当我们处于游牧民族的时候，不会出现国。什么叫国？就是从游牧文明转向农耕文明的时候才出现的，因为游牧民族的时候，大家打一枪换个地方，海阔天空。可是一旦我们的民族从游牧文明进入农耕文明的时候，我们的两只翅膀就没有了，我们这个民族就“自宫”了。
原来我们这个民族很健壮，逐水草而居，天天都是信天游，象陕北民歌里唱的一样。但是你一旦以农耕为生以后，就会发现两个最要命的问题，这两个问题你不解决，你就没法解决生存问题。
你们设想一下你们如果是住在河南一带的原住民，因为河南人是中华民族的老祖宗，谁骂河南人谁就是骂自己的祖宗。你要发展农耕文明，需要解决的是哪两个问题？（众答）
第一个问题就是必须要知道季节变化的周期性规律，因为不知道季节的变化周期，你夏天把种子种下去，没等结实冬天一来，完蛋了。因为地上有种子、有土地、有水，可这些都不构成农业的第一要素，第一要素是天时的变化规律。
所以我讲股市的时候也这么告诉股民，你炒股票也要知道天时，不知道天时那叫瞎炒，最后把钱都炒没了。
第二个要素大家都没有说中，就是“天下太平”，要有太平的生存环境。这个种地不象放羊，我打得过你我就打，打不过你我就赶着牛羊跑了。但种地就不一样了，“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你得春种秋收，如果天下不太平，你能有什么收成呀。
为什么农耕民族对游牧民族有那么大的仇恨，因为他们就等你的粮食成熟了，就靠着铁骑南下抢你，他就得抢。所以说中华民族永远的威胁在北方。因为不止北方的民族，还有他的文化。秦始皇当年就看到一个碑石上写着，“灭秦者，胡也。”真是这样。
你想一下有这么一伙人，一伙“中国民”。他们不想再做游牧民族了，想发展农耕，仰韶文化和半坡遗址里就有很多稻谷。
他们觉得这样的日子过着很好，不用颠沛流离。但他们同时也遇到了全世界农耕文明都会遇到的问题，必须解决季节变化规律和天下太平的问题。可是这两点在那个时代，绝对是比歌德巴赫猜想还要难得多的世界难题。
最后谁解决了呢？只有这帮“中国民”解决了。他们怎么解决的呢，就是温家宝那句话。他们把两大问题的解决希望都寄托在了抬着脑袋看天空上。所以温家宝写了首诗叫“仰望星空”，我当时看了觉得很受感动。温家宝绝对是个要被载入历史的伟人，不在于他的政绩多么突出，而在于他对这个民族的感情有多么深。
他们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就是抬头看天，天天看天，“中国民”绝对是世界上最早看天的人。刚才我还在跟我侄女说，看那个《诗经》的“大东”篇，你们想象不到。
明末有个大学问家叫顾炎武，他说过一句话，说“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夏商周以上的普通老百姓，每一个人都是天文学家。你去看看《诗经》的“大东”篇，他们三千年前的诗作，描绘的那个银河，织女、牵牛、北斗星、启明星、长庚星、箕星、天毕星，还会用诗的语言告诉你，天上那个箕星呀，你不要把它当簸箕，给你筛筛粮食；天上那个斗啊，你别指望把它拿下来当酒杯，给你装酒浆。
那时就讲到牛郎织女多少年一聚，三千年前的那个时代，跟我们是一样的。现在的人还不如那时，能看清哪个是启明星、哪个是长庚星——当然它们都是一颗星，早上在东方叫启明，晚上在西方叫长庚。
所以那个时代我们这个民族是看天的，而且你可能想都想不到，在那个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已经发现太阳是有光的，月亮是无光的。你去看看《礼记》的“月令”篇，那里边就说，“日有光，月无光；日照之，乃有光。”（原文见《礼记》“月令·正义”篇，“月，……有形，无光，日照之，乃有光”。——乖乖注）西方科学家是在几千年后才发现这个规律的，可是我们的祖先三千年前就发现了，月亮是借了太阳的光，由此才产生阴阳学说。
我们先民看天，那是了不得的。男女谈情说爱，晚上要知道几更天了，他看天上的叁星，他看叁星的位置就知道这是几更天了。然后他们盖房子的时候，怎么能盖到正南正北呢，他说天上有个定星，每年秋天，定星都会出现在正南方的天空上。然后你正对着它盖出来的房子，绝对是正南正北。
你想知道哪一天要刮风下雨，看星星。对我们的先民，天空就是他们的日程表和报时钟，我们现在讲星象，讲你是什么星座什么的，我们的先民不扯那么远，就研究怎么解决这两个问题。
中国人的“天下”观：中+四方
我先介绍一点科普知识（介绍地球自转、公转等原理），自转一圈是一天；公转一圈是一年。但这里有个关键，那就是地球不管怎么转，它的地轴永远是指向北极的。那我们就会发现，晚上看星空时，满天的月亮星辰都在动（其实是不动的），但只有一个区域，因为地球的地轴永远指向那个位置，所以是永远不动的。那就是北极区域的星空，以及其中的北极星是不变的。
现在我们知道了其中的道理，当然很简单。但是当年，这个现象就被我们中华民族的大骗子，大忽悠发现了，他就发现满天星斗都在动，就一颗星是不动的，而且满天星斗都围着那颗星星在转动，都在拱卫着它。那就是北辰，也叫北极星。
同时他还发现，在北极星外边，还有一圈叫北斗星，象个勺，勺柄指向北极星。北斗星也在围着北极星转，转得很慢，转一圈正好合360度，也就是360天，正好是一年。
然后这个勺柄指向正东方的时候，“天下皆春”，所以就把这一天定为“春分”；勺柄指向南的时候，“天下皆夏”；指向西的时候，“天下皆秋”，指向北的时候，“天下皆冬”。这一下子就把一年中准确的四季时间确定了，就是我们今天说的“两分两至”：春分秋分，夏至冬至。
这事是在6000年前就出现的，到了商周时代，又发现了四立：立春、立夏、立秋、立冬。我们再过几天就立春了，我们现在的风俗里讲，一年里边如果没有立春，结婚不好的啊。
再往下分，就是现在的24节气，24节气是到了西汉才最后完成的。
一年四季搞清楚了，就可以种地了，但种有一个事情解决不了，就是天下太平。这很麻烦，因为当时是“天下万国”，大的国也不过就一个县，小的国就是个三家村。你如果靠武力，永远打不完，所以中华民族复兴，必须得和平崛起。因为首先你不可能永远保持武力强大，其次即使你一国再强大，在“天下万国”面前，都只是极少数。
孟子说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那道是什么？后边会讲到这个东西。那怎么天下太平？得靠宗教，所以说周朝以前的中国，是一个绝对的宗教社会。
回头来说这北极星，首先他管它叫“天中”。在《论语》里也叫“北辰”，就在“为政”章的第一句话：“为政以德，辟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说你要想当官，就得靠德，就象天上的北极星一样，居天中位，满天的星都围着它。
这句话一般人看了也就一闪而过，懂的人看了这句话就会不寒而粟，因为那是“天机”呀。
我们的伏羲帝那时就编出一套理论，所以说河南人既是中华民族的老祖宗，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大骗子。为什么说他大骗子呢，他就把一个科学的东西武装到他的骗局里。
发现了这个现象后他干嘛呢，他先忙着编了一套历法，然又再编出一套关于天下的骗人学说。所以我们很多著名的讲《易》的人是从河南出来，很怪的，我经常把他们骂一通，尽管我是研究《周易》的。
然后下边很简单，他说你看，北极星是不是天的中，是不是满天星斗都围着北极星转。就象《论语》里说的那样。他说那为什么满天星斗都拱卫着北极星呀，现在老百姓还有一句话说你真是太牛了，全天下都围着你转哪，这都是七千年前的语言。如果去做下考证，这句话应该是到目前为止，最古老的一句中国话。
然后他就编出一套宗教，首先把天分成两部份，一部分是“天中”，再加上“四方”。他说天的构成不过就是两部份，一部份就是北方的“天中”，然后再加上周围的“四方”。那么天的结构就是“中+四方”。
那天的道理是什么呢，他说“中+四方”不仅是天的构成，而是世界万物的构成模式。比如说我们人体，中就是丹田，然后其他部份就是“四方”。总之可以把所有的存在都按这种结构来分析——中国人的几何原理就是“中+四方”。
寻“中”以建国：中华民族的诞生
然后他又说，天地结构的这个“中”，必然主宰“四方”，他说这就叫做“天道”。他说为什么满天星斗虽然运转不停，却都不打战，各安其位呢？该谁值班就谁值班，该谁照亮就谁照亮，几千年都不会乱，靠什么维持这种秩序呢？他说就是因为有“天道”。有“中”主宰或者领导着“四方”，“中为尊、为君；四方为卑、为臣”。
四方环卫着中，向中称臣，这就是天道。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就是这个道理。
他研究这个干什么呢，就是形成一套学说，最后成为中国文化的核心。所以许多人读着“四书五经”觉得瘆人，觉得那里边有种特别压抑的东西，那种东西是什么呢？就是“天道”。
最后他就把“天中”的这个北极星怎么着呢，就把它升格为我们的“上帝”。他先把北极星域叫做“紫垣”，其中一共有36颗天罡星，72颗地煞星，合在一起叫“紫垣区”。在他想象里，那就是上帝的宫殿。因为上帝的宫殿里有一万间房，所以我们的紫禁城只能有9999.5间，不能到一万。
天上叫紫垣，地上叫紫禁，你到所有道观里，都有紫宵宫，紫是什么？紫就是“天中”。
他说那上帝居住在天之中，治理着天，同时上帝又是世间万物的主宰，那我们应该怎样去建立一个太平的天下呢？他说那很简单，既然天是个模式，那我们就在大地上也拷贝天的模式。
当时的认识里，天地结构是所谓的“天圆地方”。他说地既然是方的，就一定会有个中心，我们找到地的中心，在那儿建一个国，这个国就叫“中国”。
那你注意一个问题，在那个时代，所有的“国”都是以血缘和宗族的方式建立起来的。而“中国民”的伟大就在这儿了——他们是在华夏大地上第一个以非血缘关系建立起来的“国”，他是靠宗教建立的。
建立了中国以后干哈呢？他说从今以后天下万国的首脑不能再称王了，得叫“君”或者“侯”；只有“中国”的国君才能够称为“王”。
为什么叫“王”呢？这里随便聊聊，绍培兄就是我们这个王字呀，那在过去了不得，可不能随便叫的呀。在战国时代谁要敢叫这个东西那可是要灭九族的呀。为什么呢，你看这个字形，三横里中间是人，上边是天，下边是地，把天地人一以贯之，那就叫做“王”。这在许慎的《说文解字》里就这么写的。王是什么呢，上知天文，下察地理，中晓人情，把天地人一以贯通，能够替人间向天神上帝祈祷，那才叫王。
所以中国的学说是什么呢，就是我先要找到天下之中，然后在那里建国，就叫做中国。有了中国以后四方万国就得向我称臣纳贡。
为什么要向我称臣纳贡呢，因为不是向我纳贡，而是我们一起向天纳贡。你给我的贡品是干嘛的呢？我是拿来祭祀天神上帝的，在北京都是拿到太庙里去烧了的。让天神上帝享用，然后再通过我的请求，天神上帝赐给天下一个太平和丰收。
他建立这么一个学说以后，这一块的人就有一个族称了。过去一家一姓的族称都只是家族或者氏族，而不是民族。民族民族，这个“民”不是一家人或者两家姓就能叫“民”，而是天下所有的人，假设有个老祖宗，他的家族繁衍出几万人，那都不能称之为“民族”，只能是“宗族”，血缘的。
那什么是民族呢？就是我们所有人的后代，都团聚到一个旗帜下，“天下万民”的共同称呼，才能叫做民族，它不是靠血缘建立的。
所以当时的天下，只有“中国民”才能称之为“民族”。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既然是代表天来治理天下，那你们万国都要派出你们的英才来我这里，给我当臣，然后我们一起治理天下。那么这个中国也就成了华夏大地上第一个，不是按照血缘，而是按照地域建立起来的这么一个“国”。这里的人民也成了天下第一个不是依靠血缘关系构成的“宗族”，而是真正的“民族”。
没有宗教的时候，你靠武力是统一不了天下的，因为天下是“万国”，打不完的。但我现在有了宗教，有了历法，我就把历法送给你，同时告诉你，天神上帝已经把所有的“天道”都告诉我了。其实几千年后的洪秀全也是这么干的（太平天国逸事）。
那么在古代只有一个人能抽这种“羊耳风”，抽完风以后，他就编出一套历法，然后颁给这个国、颁给那个国。那可了不得的，假如我颁给你这国，你这个诸侯国的国君可就有事忙了。在《论语》里大量讲到的“诰恕礼”，就是诸侯国的国君，每个月初一得到庙里，把天子颁给他的那个历书拿出来看一下，然后要举行一个非常隆重的祭祀，还要杀一只羊，然后你才能去听政。
所以孔子的学生子路有一次就问，说咱们能不能节俭点儿，这礼还要举行，但羊就不杀了行不？结果孔子就说，你爱的是那个羊，但我爱的是那个礼呀！因为这个礼法不能变哪。
回头我再来讲，一定会给大家讲出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论语》来，所以我还是要超过于丹。
忽悠出来的“地之中”
然后就借助着宗教中的天神上帝，你想想我们过去的那个王，就跟太平天国时的洪秀全一样。你看《诗经》的“北山”篇，“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凭啥？我普天之下都是你“王”的土地，率土之滨一直到那不毛之地，都得是你的臣民。
凭什么？就因为这个“王”是天神上帝的儿子，全天下只有他才有这个身份，他既是宗教身份又是宗族的身份，就形成这么一个东西，没办法。
凭什么他能历法，就因为他会看天象，晚上看见一颗星星动了，明天他就说，嗯，你那个国要遭灾了。他还有帮巫师，经常发这种预言。靠着这种宗教信仰，他就统一了天下。
所以现在大家讲秦始皇统一中国，一说统一就是秦朝统一。这是没有历史知识的说法，中国统一不是秦朝统一的。中国在6、7000年前就是统一的，否则为什么会有“中国”呢？
秦始皇只不过是用武力征服，然后用行政划分的方式，重新建立了一个国家结构，所以只能叫做建立在郡县制基础上的统一。而秦之前的统一，是宗教、思想上的统一，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统一。
孔子说的，“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那什么叫天下有道呢？就是天下只认这一个“中”的时候，就是天下有道。都认这一个王的时候，就是有道。
到战国的时候，齐国和魏国的两个国君有一天说，咱们哥儿俩你管我叫“王”，我也管你叫“王”，咱们都叫“王”吧。这是一个著名的历史事件，叫“徐州相王”，绝对是一件划时代的事儿。
在这之前是谁都不敢称王的，只有我们南方的楚庄王，楚国人他不知道天下多大，所以他敢称王。在这之前的几千年里，全天下只有一个人可以称王。
那么他就是用一种宗教、思想和迷信的结合，形成了中华文化。中华文化的根源是个大忽悠，是个大骗子。但确实是唬住了人，因为那个时候科学他不发达。
那这个大忽悠他怎么找到所谓的“地之中”呢？凭什么你说你建的那个就叫“中国”呢？现在我就让你们看看河南人大骗子，是怎么骗倒全天下人的。
他说我们得找个地之中，而这个地中得有人信。孔子说“祭神如神在，不祭神不在”，这是真的，你心中有这个神，别人是驱不走的；你心中要没这个神，我怎么跟你讲你都不信。
但我们河南人民就是伟大的大骗子，他首先发明一套骗人的技术。他说什么叫地之中的，这在《周礼》里边就写得很清楚，他说我们在大地上，在夏至那天的中午12点，我们去测。
首先他有两个工具，第一是一支杆子，杆子的高度一定是八尺；然后他再发明一个“圭”，这个圭是一尺五寸长。
而那跟八尺长的杆子，就叫“中”，它首先是个测日影的工具。怎么测夏至，杆子往那儿一立，一年里边中午12点日影最短那天就是夏至。最长的那天就是冬至。他用这个方法也可以测出一年的四季。
你们看我们历史的“史”字，在篆书里就是一个人手里拿着一支“中”。所以说什么是“史”，就是天天拿着个“中”测日影，测季节变化，测“天下之中”的人。
史在远古时代就是“天官”，所以司马迁在他的“太史公自叙”里就说，我祖宗是天官，然后最后就做了史官。史官是从天官演变而来的。
他说你怎么找天下之中呢，就是每年夏至那天中午你到各地去测，测到杆子的日影正好跟“圭”的长度一样时，那地方就是“天下之中”了。这个叫“中”的杆子，就是现在北京天安门前边那个华表。
这里再插个小段子给大家参考，有三个地名可以供大家研究一下。我们东边那个国家叫什么？（日本），日本的原意就是“日出之国”；我们的西边是欧洲，欧洲的全称是“欧罗巴”，而“欧罗”的原意正好是“日落”。
那你就会发现这三个地名跟文化的对应是那么奇怪。我们东边是日出之国，它祟尚的是太阳升起；而在中国祟尚的是“如日中天”；再到欧洲，喜欢的却是“夕阳晚照”。为什么中国人喜欢天中，喜欢“如日中天”，因为他说太阳在天的正中的时候，它是最大公无私的，全天下都能照得到。
再说回测量的事儿，然后我们的大禹同志就测了那么一测，测出河南（新郑县城关竹园村），古代叫阳城，他说这是天下之中。然后到了商朝，早期的时候商王八迁七迁，迁来迁去干什么呀？因为他到哪儿都测“天下之中”。而天下之中得是唯一的，如果有第二个那不就不成立了吗？所以他迁到哪儿都觉得不太象。
所以这个骗术要维持几千年是很不容易的。最后到了盘庚，他说殷墟那地方就是“天下之中”，“殷”是什么意思？在古文里它就是中的意思。在甲骨文里没有“中国”，但是商朝管自己叫“中商”。为什么周公把商朝叫“中国”呢，因为它把周边的人叫作“四土”，东土西土南土北土，他自己自然就是中土。
这当然是天下最大的骗局，因为地球是圆的，你在同一纬度上测出来的日影长度当然都是一样的。古人不知道，所以他们到处去测，然后到处都说他们找到的地方才是“天下之中”，皇帝他也没办法，只能谁敢说这事儿就灭谁。
最后到了南北朝的时候，我们有个大数学家叫祖冲之，他会几何。说你们天天争来争去，我来给你们想个办法，你们用一个杆子不行，得用四个杆子，叫“四表测中法”。然后求得一个“不南不北、不东不西”的地方，那就是天下之中了。他用几何原理测，最后还是没有找到唯一的“天下之中”。
然后到了唐朝，有个大学问家叫僧一行，他开启了世界历史上第一次“万人地理大测绘”，他带了一支上万人的队伍，满天下去测“天下之中”。结果还是没找到。
到了元朝郭守敬，在登封旁边有一个历史遗址叫“周公观星台”，其实是郭守敬的观星台。他在那儿又去测，最后还是找不到。
最后咋办呢？好在这时候天下已经统一了，大家也都习惯了有个“天下之中”。所以这个“天下之中”就从地理意义上的“中”，变成了一个文化意义上的“中”。所以你就算搬到北京去，也可以说是“天下之中”了，因为北京是尧的都城，尧的地方肯定是中国了。
但是到了明朝迁都北京的时候，皇帝还是不习惯用北京的子午线为标准去制定历法，所以还是以河南为标准。
天道观：从宗教信仰到政治伦理
再说中国人看到的第一张世界地图，那也是假的。中华民族第一次睁眼看世界的时候，也被人骗了，骗得更狠。那人是谁呢，是利玛窦。因为中国文化如此，他也没办法。
利玛窦从印度到了澳门，再去肇庆，再去北京。一路上他就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怎么能把中国人骗住，然后好去传教。结果他发现中国人就讲“天下之中”，而在他带的世界地图上，中国是处于偏右上方的一个位置上，而且看起来也不是天下最大。
这位老哥就在地图上动手脚，把一条关键的子午线往后推移了几寸。结果一下就把地图上的中国给拉到正中央去了，然后看起来也变成了天下最大，整个地图上中国的位置就占了三分之二，其他的国家都小得滴滴嗒嗒，日本就成了小虫子了。
利玛窦拿着这地图就到了北京，结果明朝皇帝一看非常高兴，就把他聘为钦天监，那过去可是只有最具权威的中国人才能做的官儿。
包括我们的上帝，其实西方没有上帝，他们叫耶和华，或者其他各种名称，都不叫上帝。只有我们中国文献叫上帝，结果那帮传教士就跟中国人说，你们的神叫上帝，我们的也叫上帝，大家都是上帝的儿子，都是哥儿们，这就可以传教了。
所以中国就是这么骗出来的，这一骗可就是“一梦醉千年”，就把这么大一个国家给建立起来了。
再回头来看中国的理论，为什么这个民族能够做大做强，因为他们一开始就不是为自己。中国不是为河南人开的，而是为全天下开的。所以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才建立起一整套中华文化的政治与道统学说。
前几天我跟一个道友吵架，他说他们道教是元以后，南北朝的时候建立的。我说你真无知，道教不是南北朝建立的，你们有空去看看那个《史记》的相关内容，其中有一句话，说“天子问臣曰，黄帝永生乎？”大臣说永生呀，那既然他永生成仙了，人间还有他的坟呢？大臣就说黄帝太伟大了，他确实成仙了。但是他在人间的大臣为了纪念他，就用他的衣冠在人间建了一个冢，就是衣冠冢。
因为道教的核心观念就是人死后可以成仙，这是道教轮回观的根本。所以说早在三千年前，道教的很多基本观点都已经存在了，我们现在的很多观念都是错的。都是因为没看过古籍，所以他不知道。
这整个骗人学说有个很大的好处，就是军事上的好处。因为你把这个中原一占了以后，就会发现你事实上把天下给分割了，东西南北变成了你的四方。然后假如谁不听天神上帝的话，我就领着其他几方的国君，出兵揍他，因为他不信天道呀。不信天道就会让大家都没有收成，没有好日子过。
当年商朝最厉害的就是夫诰，中国第一大将军，领着这帮人就一会打鬼方，一会儿打东方。因为那些地方不信天道，天道就是中加四方，四方向中称臣。这样才会天下太平。
所以就回到我们开头的话，一个民族要想做大做强，他的眼中不能只有自己。眼中只有自己的民族是永远做不大的，也做不强。
我们这个民族要想复兴，你对人民的教育，就不能让每个人心中只想着自己，看着那些乞讨的，没有“恻隐之心”；看到很多不合理的东西，没有人间正义；这样的民族你做不大。
这就能看出当年河南人的伟大，他们当年发明这两大观念的时候，他不是完全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天下。
这世界上现在有多少个民族我不知道，但是只有我们的老祖宗“中国民”，是一开始就把自己和天下人联系在一起的。
我现在读那些历史文献，读《诗经》、读《尚书》，就觉得很可怕，中国人张口闭口就是“天下”，你看孔子也是，“天下有道”，天下有多大呀？
你们知道天下有多大吗？我也来发扬一下河南人瞎白乎的特点，来白乎一下，说说“天下”有多大。
这其中的一个关键概念就是“天”。你说中国人现在有没有宗教情怀？信不信宗教？我告诉你，中国人现在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天道徒”。
不信你去想，我们的每句话里都可以扯上“天道”。两个人终成眷属叫什么？叫“天作之合”；做一件事做成了，叫“天赐良机”；一个人不能做恶，是因为会受“天谴”；最后说一句话，还要说人要讲“天地良心”。什么是是非标准？中国人讲就是良心，良心是什么？就是天理。
中国人做的每一件事，都不能离开“天”，回头你们看我的第二本书《股市的中国之道》，里边就写，股市里的每一件事，都不能离开“道”。中国人个个都是“道友”，真的。
你看不同民族所有的语言，不管是希伯莱文，还是契形文字，还是梵文里，都会发现中华民族与其他民族最大的不同，就在于视“天下”为计量单位。
顾炎武有一句话，说“奚曰亡国，奚曰亡天下”，什么叫亡国，什么叫亡天下？他说我们可忧可虑的事情不是“亡国”，而是“亡天下”。他说，“一家一姓之兴灭谓之亡国，”你今天是朱元璋的，明天是努尔哈赤的，这都是亡国。他说这个不怕，灭了以后再建嘛。所以温家宝在两会后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过一句话，他引了宋末元初郑思肖的一首诗，叫“一心中国梦，万古下泉诗”。这个民族的情怀是以“天下”为计量单位的。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是把整个天下当成自己的一个考量单位。
顾炎武说，什么叫亡天下？“人肉相食，仁义至尽”，那叫亡天下。什么叫亡天下，就是人吃人，没有礼法，天下大乱。
（顾炎武原文：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辩？ 曰： 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乖乖注）
什么叫“天下观”？欧洲的面积是1046万平方公里，中国现在是960万平方公里。在康熙皇帝时中国的版图是1300万平方公里，我们的面积差不多。但你看欧洲，永远是小国林立，到现在还有45个国家和地区，但我们中国却反复维持着大一统，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宗教情怀就是“头顶的都是一个天，脚下踏的都是一个地，只要两条腿在地上走的都是人”。
他说人都是一样的，你看《论语》里讲“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王维讲“海内存知已，天涯若比邻”，范仲淹讲“先天下之忧而忧”，顾炎武讲“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也”，都是这样的。
他说天下有多大，古代人的地理知识你现在想想有多厉害，他说“四海之内”，四海就是东海西海南海北海，其实他们顶多就看见个东海，其他都没见过，他居然就知道其他几边都有海。看不见他也就蒙出来了，他说四海之内“方九千里也”，然后再划成九洲，然后中国占一洲，叫赤县神州。在这一洲里中国的面积最大，可以占到1000里，所谓“天子之国，方千里也”，然后诸侯最大是百里，大夫是六十里，他就这么界定天下的。
所以中国这个文化，他一开始盯着的就是“天下太平”，而不是一家一国。然后立了一个以天下英才来共同治理的国家，然后就形成了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民族。这一切的目标，可以说都是为了“普世价值”：“仁者爱人”。
（听众：感觉这就是5000年前的美利坚哪）是呀，但是它在一些基本原则上跟西方不一样。这本书里也提到了，他强调人是“生而不平等”的，这是中华文华的根本。因为不这样就没法建立起一套秩序，没有尊卑怎么能天下太平呢？如果四方之国不向我中国称臣，不跟我共同治理这个天下，天下怎么才能太平呢？
所以中华文化的另外一个核心问题就是“阴阳”，就是他发现“日有光、月无光；日照之，乃有光”，天文发现，他认为这是“天理”。
然后中华文化还有一个更要命的哲学基础，所以我刚才问中华文化复兴，怎么复兴，怎么达到长治久安而不是周期性动荡呀？因为中华文化的另一个核心就是周期性动荡。
他讲“一治一乱”，“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他说怎么才能维持天下太平呢？你周朝人打下天下，成为天下的“共主”，但是终归有一天你也不能行“天道”了。这就涉及到一个更加关键的命题，叫做“天赋人民革命权”。这是中华文化的核心之一，毛泽东说“造反有理”，他说的正是中华文化。
中国人造反你知道用什么口号吗？就是“替天行道”，而“革命”就是“替天行道”，因为你不行“天道”嘛，你在中国那地方却不行“天道”。
在《孟子》里边有一章，有一天梁惠王问孟子，说你们儒家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我问你个事，夏桀是不是君？孟子说是呀，他说那商汤是不是臣？孟子说对呀。他又问那商纣王是不是君，周文王周武王是不是臣？孟子都说对。他说那商汤把夏桀给杀掉了，周武王逼商纣王自焚而死，这不是违反你们那个君臣之道吗？
孟子就说，梁惠王哪，这话不是这么说的。你就看中国的大骗子怎么把这事儿给解开，他说你刚才说的夏桀和商纣，他们也都是王，但是我更多的听见人家说，他们叫“一夫”。我听说他们已经不行天道，天神也不再赐神他们，他们就叫做“独夫民贼”。
当天下万民都不愿再跟随他们的时候，他们就不是王了，这王得“天地人”加在一起才能是王呀。你最后天地人都没了，就剩你一个孤家寡人，不就是个“一夫”吗？所以孟子说我听听说过他们“诛一夫”，没听说过他们诛王。
杂说：儒道佛的“天道观”
我再给你们讲一个，说儒家文化跟道家文化是从哪儿分的，现在很多人分不清儒家跟道家的区别。其实这俩伙大骗子说的都是一个事儿，也包括佛教。佛教的70多个经典里，其中有36个经典讲的是“中观”理论，“中的观念”。
所以说为什么儒家、道家和佛家这三大思想就在河南那旮旯地方，那么好的融合在一起，而且相安无事呀。
你先要知道佛教始祖释迦摩尼是啥时代的人呀，他比我们孔夫子大14岁。等于释迦摩尼创立佛教的时候，孔老夫子正在周游列国呢。那个柏拉图他们正在传教呢。在同一个时代，不同经度的三个地区，人们正在共同创造世界的三大文明。
可是我们中国的宗教是啥时候出现的？是7000年前，你去看我们的半坡遗址，6、7000年前的墓顶上，那个太极图就在那儿画着呢。那太极图不就是旋转中的天象嘛。
什么是河是图、洛出书呀？河图就是大家照着河里边看到天上的星星，画了那么个图，那就是河图；洛书就是龟壳里边那十三个瓣，照着那个画出十三个洲，那就是地理。所以河图就是天图，洛书就是地图。
再来说道教和儒教是怎么分出来的。这不是北极星在天上不动，四周的星辰拱卫着它嘛。那对这个天上的现象得做个解释呀。我们伏羲就创造了一套学说，骗得了天下。
然后有一帮思想家就说了，你看那北极上帝居天之中呀，众星环绕着它，那它要干什么呢？它啥也不干！这就是皇帝的新衣给小孩说出来了，你别看它那么神圣，它靠的就是啥也不干，就是“无为而无不为”。从这个思路产生了无为的道理，也就是道教的思想基础。
道教的传统里边有三帝，你到大足石刻去看，就会知道到现在玄武大帝都还是最尊祟的。道教里边的“至上元君”也就是玄武帝。凡是道观里边最尊贵的场所，都是叫紫，紫宵宫、紫宵殿。哪怕是个女道士的道宫，也要叫个紫霞什么的，紫就是北极星。
另外一伙流派说不对，你说北极星居天之中，是无为而无不为。他们说不对，这北极星为什么能居住在天的中位，受众星拱卫呢，靠的是“德”。这句话就记载在《论语》的“为政”篇，他说这个居中本身就是一种“德”，“德”的写法古代叫“的”，他说那就是“以中为的”，靠中得到的东西。这就是“中庸”，“以中为用”，无过而无不及。儒家最尊奉的境界也就是“无过无不及”。
那佛教是怎么出来的，我写佛教这一章被贺雄飞老师给删掉了，他说为什么删呢，因为我们讲的是中国文化，你扯到佛教那儿去了，离题太远。
我说世界上总认为中国对世界的贡献是四大发明，其实他们不知道中国对世界真正的贡献是什么，中国人对世界最伟大的贡献——是河南人给发现的，一个历史性的大发现。就是四个字：周而复始。
他就发现了一个到现在为止都是物质存在的最神圣的定律，你看满天星斗环绕着北极星转，世界就是这样一个周而复始的存在。就象小沈阳说的那句话，说这眼睛一闭一睁，一天过去了；一闭不睁，一辈子就过去了。大家觉得很好笑，其实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现象，因为一闭一睁正是周而复始的循环继续，而一闭不睁，则是这个循环被打破了。
我们的股市是以什么形式存在的呢，就是以这种牛熊交替的周而复始循环存在的。没有只涨不跌的股市，也没有只跌不涨的股市。
中国需要建立在“文艺复兴”基础上的民族复兴
人生，日落日出，世上万物，一切都是这四个字：周而复始。循环往复以至无穷，所以毛泽东说“学习、实践；再学习，再实践，循环反复以至无穷”，这是他的原话。所以说毛泽东很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帝王之道（介绍中共史逸闻）。
所以呢，讲民族复兴一定有两个关键，一是中华民族的复兴一定是要建立在全人类繁荣的环境下，不能光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而复兴；二是这个民族复兴的基础，一定是要关心个人，关心局部，要纳入传统文化的重建，恢复中国人过去的追求。
那么在这过程中还要吸取过去的教训，不要再陷入“复兴—沉沦—再复兴”的循环之中，而应该引入科学和民主的东西、公平和正义的东西，真正实现永久的和平与复兴。
这种复兴不能象我那天看的《新少林寺》那么去搞，不能用些佛教的东西去教育人，那教育不了中国人，因为中国人本身就是佛教的老祖宗。
（听众：那你被删掉的佛教那部份内容能不能讲一讲？）那你去读读《中观经》，你读《中观经》跟读《论语》的感觉是一样的。
这种复兴不能够一种拼凑的文化，今天别人给你《新少林寺》，就讲慈悲为怀阿弥陀佛，佛教在印度传了那么多年，可是四大文明古国中的古印度文明，早就中断了。为什么，为什么中华文明还能存在？这说明什么？说明至少我们的文明比他更有生命力。
然后（复兴）也不能靠现在的光是造点原子弹，不只是这些东西。那么我为什么要说新的文艺复兴呢？中国其实有过几次文艺复兴，而且真正的影响到了中国历史。
第一个就是刚才说的伏羲时代，第二个就是我们伟大的孔子，孔子是怎么复兴的呢？他发现“天下无道”，他就编刻了《五经》，成了那个时代民族需要的一个精神食粮，把这古文明延续了。
那么另外一个时代就是朱熹，他通过编注《四书》的形式，又使我们这个文明得以继续传承。尽管他的理学后来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那么我们现在的复兴，不是简单的，象有一帮弟兄们说的，让大家去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甚至读《论语》，那是胡说八道。因为“江山代有才人出”，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东西，如果没有欧洲的文艺复兴，你想不出有近现代的欧洲文明。如果中国的民族复兴，不是建立在非常好的文艺复兴的基础上，你这个复兴就是不可持续的。
比如说我今天写《寻根中国》，还有很多人在做很多书，希望能有更多志同道合的人一起，共同去做很多东西。你看孔子那时候的复兴，他编出了《五经》以后，形成了“百家争鸣”，我们的医学、建筑学、天文学、数学和科学。说句真话，直到我出生的时候，我们这个时代跟孔子那个时代相比，并没有多大差别——那就是孔子的伟大。
那欧洲的文艺复兴他有达芬奇，有但丁，有了种种文化艺术科学的创造，就是说你必须营造一种非常好的文艺复兴的全面的平台，而且是建立在公平正义民主科学基础上的。你不能尽搞道教，现在看到道教我就烦，他天天装鬼装仙的。我是无神论者，我就不相信人死后真的还有神，但我很相信“天地良心”。
所以我们不能靠道教，包括那帮天天躲在山里边号称“诵经”的，天天拿本《论语》去读，那是不行的。你真的读得懂《论语》吗？你真的读得懂那里边的“天机”吗？读不懂的，那你必须重新去构造，打造一个全新的文艺复兴，然后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上的民族复兴，才是真正的、可持续的、符合现代文明的复兴。
（2011年2月1日 乖乖老鼠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