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院读书：先生·名媛·老课本
本文为深圳后院读书会举办的第167期讲座录音整理，未经嘉宾本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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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南山”系列沙龙第八期暨第167期后院读书会】
主题：先生•名媛•老课本；
主讲：@邓康延； 主持：宋黎娟
主办：深圳市南山区委宣传部；
承办：后院读书会；协办：深圳市南山区南头街道办事处；
时间：11月23日（周六）14点半至16点；
地点：深圳市南山区南头街98号南头大厦二楼会议
邓康延
曾任凤凰周刊主编，现任深圳越众影视公司董事长
出版著作《常常感动》、《老照片新观察》、《老课本新阅读》等；制作纪录片《寻找少校》、《发现少校》、《深圳民间记忆》、《先生》、《盗火者》等，曾获国家或国际奖项。
（主持人介绍后院读书会及本期主讲嘉宾邓康延）
旧画刊里的历史时刻
邓康延：……因为我前端时间刚好去巴黎参加一个电视节，我们有一个小片子获得了一个奖，去那里领奖的时候，将近有4天的时间我就到巴黎的古旧市场、旧书市场去淘宝，就像我往年在我故乡庆安的桐血路（谐音），在深圳的淘宝城，在北京的潘家园淘宝一样。
在那里我就淘到了很多的法国巴黎小周刊里面的中国元素，我是第一次在这么大的场合里跟大家来分享这个，实际上它是一段挺沉痛的历史，但是因为它是一个原件，我相信应该是从未有人把这样的东西积攒起来，然后形成了一个系列，我就先给大家展示一下我收集到的东西。（展示期刊封面）
这是法国当时的一个宣传画册，是1885年的，不知道有些老人看过没有——这个就是越南镇南关——当时中法在这边打了一战，说的是法国大捷，那时候越南还属于我们的附属国。
当时我搜到这个的时候我心里很震撼，一百多年了他们都保存得很好，可见那时清兵的长辫子兵，当时也有炮，有毛子，但是也有步枪，但是抵挡不过法国。
这是1895年的，它是非常客观的叙述了当时中日的关系，后面的是一个日本的浪子，前面的是一个清朝官员，底下的法语，这句话说的是“我还会给你留一条裤子”，就是他要把他的皮氅扒掉的时候，笑咪咪的跟这个官员说了这么一句话。
这个是1899年的，这个都是原件，就是当年的画册。有一次一个文化会所的朋友让我展示一下，我给他们说说，他们拿着很吃惊，说120多年了为什么保存得这么好，我说那时候在欧洲，在法国没有很长久、很大的战争；第二他们没有破四旧、立四新的文化革命；第三它没有到处拆迁，把旧东西扔了然后赶紧去建新房子这样大的迁移大革命，因此它保留了很多当年的画报、周报。
这个里面说什么呢？这个是在泉州湾，不知道是义和团，还是清兵杀死了两个法国军官，这实际上也是后来紧接着八国联军的诱因之一。
这个是世纪之交的，1900年，底下写的是李鸿章的拼音，这一段是形容的俄国军队，这边是日本军队，他们两支军队互防着去签约。这是一幅周报，每当世界上有重大新闻的时候，他们都会做一个报道，他们就用这样的一幅照片，就是才发生的事件他就会栩栩如生的把那一刻描述下来。
我们再看这个，这个是1904年的，这个清朝的军队从北方往满洲那边去调集，这时候日本那边，和日本战事又比较紧。但是我们来看，他们要去打战，有的官员去骑着马，有的还八人大轿，这是去打战的。
当时我和我们巴黎一个留学生，我找到这个就让他翻译，实际上不用翻译我们都能看得出来，日本天皇给远东军授衔，也就是说让他们把领土扩张到了朝鲜满洲，这是小巴黎周报那一天的封面，你看那一天多风光。
再看背面，同一天慈禧太后和他的儿子皇帝再做什么事呢？在清理阶级队伍，在维稳，在逆我者亡，可能在清党排除异己。所以，大家看到这些砍杀的头颅后面的都带着辫子，就是自己人在干自己人，而那边是天皇在号召他的军队怎么样出征，中日就在这个时候分离得越来越大，差距也就越来越大。
这张是大约1906年，这就是法国人去招募华工，到他们的殖民地南非做苦力。
这张也很有意思，如果有兴趣的，你们也可以看看，它的标题就是法国军人和日本军人打了起来，为什么打起来？在酒吧为了泡妞，你看有洋妞，可能是一言不和就拳脚相加。但是，他们是在中国的土地上肆无忌惮，所以他们画的旁边的这些中国人都目瞪口呆。
这个是1908年上海巡捕去追踪一些扰乱治安的匪徒，也不知道其中有没有反清的意识，或者是其他的土匪，或者是其他的贩毒者，总而言之法国人用他们的画笔描摹了这样一幅当时的巡捕抓人图，手里拿着枪，而这个人一脚把清朝巡捕的官员蹬翻在地，旁边睡着一个女人，这个店老板惊得目瞪口呆，画得是栩栩如生。
这一幅是东北人民，这是在哈尔滨，然后让俄国人在这里看着中国人在那里刑仗执法，这个也是描绘了当时刑法的那一刻。
这个就有点意思了，这个是1909年，我们来看实际上是新军，袁世凯的部队，他们手里拿着枪，但是身后有根长辫子，话也可以反过来说，他们辫子军还持着一杆枪，这是1909年。
时间一下子就到了1911年2月5日，前面可能还能看到这是在剪辫子，这一下子改变了我当年对辛亥革命一些史时的记载，法国人头条报道的是说1911年的2月5日在上海，他们画的这个，就是在街头已经开始剪辫子了，这个画得生动在哪里呢？上边正在剪，而这个人正在吆喝，就是说这一剪刀下去你的烦恼就没有了，这个人说剪得真难看，而这个可能是西方人在鼓励他，而唯有这个清朝的遗老遗少在那里说天都塌下来了，不得了了，这就是历史的一个瞬间。
这幅也非常有意思，我还没有去查，它的底下是中国第一驾飞机，这个飞机飞上了蓝天，底下有清朝官员，有大轿，有外国人在这里欢呼，也有妇女不敢看，说天有异象，怕人得很，也有孩子们追着猪跑，实际上这也是中国科学进步的一刻，但后来这个飞机也是着火了。
我觉得这四天的时间非常疯狂，只要一看见有法国画报连英语也顾不上说，然后就埋头刨，后来有些法国老外一听也在帮我找，我就是从1885年一直到1913年有将近20幅，就是从上百个封面里淘出来的。
可是当你把它全部梳理出来，你就能看出来清末民初中国发展的历史时刻，这一刻是辛亥革命的19天，它是1911年10月29日，双十节我们武汉发生了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而仅仅19天后，巴黎这个画报就上了封面，用非常生动的一幅画，辛亥革命军在左边，这边是清朝的官员，这边就是正黄旗剩下的那些军队的残渣余孽，然后他们可能就商议什么时候搬出紫禁城，因为它里面还有，我没有来得及翻译，大致就是这样的情况。
从“寻找少校”到“发现先生”
在这之前我说了一些题外的话，但是我是非常愿意跟大家来分享这个，因为大家也都知道有关清末民初，甚至民国很多史实是白纸黑字的，别说这种影像的，就是白纸黑字书籍随着时间的覆盖，随着意识形态的覆盖甚至歪曲，很多东西都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们这辈人，尤其我作为媒体人，或者制片人，我觉得我们是有意味和责任，不仅在我们国内，在世界上的各个角落去寻找这些历史的蛛丝马迹，去还原当时历史的真相。
我跟我的团队，实际上我的本部，我的后援也是深圳人民，也是深圳市政府文化基金的支持，这六年里拍了150多部集的纪录片，这些纪录片用他们的话说可能比有些大牌的频道还要拍多得多。
我们之所以能有这种劲头去拍，是因为我们觉得在沉浸其间的时候，你就象穿上了红舞鞋不能自拔——你就突然觉得有那么多事情和我们原来的教科书，和我们政治宣传上的完全不一样，我们有责任去把它正本清源，这就是我们最早的时候拍中国远征军的初衷。
我记得我那时候还在《凤凰周刊》当主编，突然在一个黄昏一位老大哥告诉我说当年的远征军很多就客死他乡，在缅甸、印度，有些墓碑就已经被人推掉了。几万人的墓地都没有了，剩下的一些八九十岁的老人或者在缅甸，或者在云南，他们没有儿女，因为战争之后接着又是内战，所以他们没有结婚，也没有后代，也不是像八路军、新四军、游击队有抚恤金，他们虽然是为国抗战，他们大部分的战友牺牲了，他们还残存着，但是他们没有抚恤金，所以他们穿着凉鞋还要在云南的那些村寨里下地。
当时我就说第一我们要去寻找他们，给他们一点慰藉，第二要拍摄他们，让他们讲那段历史，所以我们拍了三年的“寻找少校”，是一个战死在腾冲的美军少校的故事。
我们先是看到一些照片，突然我们发现这些照片里有美军和国军的高官，那个棺木下葬的时候，那么多官员都是非常动容，我们觉得这里面一定有一个重大的故事——有一个（美国）人在中国牺牲了。
我们就不断的去寻找。开始所有的印记都说（墓）后面有一棵大榕树，但当我们在怒江高原的山上寻找的时候，才发现原来每个村子都有大榕树。
在一年多的寻找以后，我们几乎对这个事情已经绝望了，就说留点素材就够了，这个故事搭不起来了。结果有一次在一个村庄里，是一个没有榕树的村庄，我们在那里吃完饭到一个民间的小博物馆，我记得那次章大哥就在翻博物馆主人写的日记，等翻到最后一页，突然震惊了，说是曾经有一个美国军官战死在这里！
当时我们如遭电击，问这个村为什么没有大榕树呢？结果博物管主人说这个大榕树刚好在57年、58年的时候可能雷击了一段，后来大炼钢铁就把这棵树砍了，全村人都烧了很久——所以我们觉得命运还是比较眷顾我们的，就在这一刻我们重新捡起了这个线索。
我记得当时一个导演跟我说了一句话，他就说你看我们本来是来寻找战死在腾冲的人，当我们找不着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出来找我们了……所以这个片子三年拍出来后，在中国、在美国都获了奖，而且很多美国老兵和中国老兵都是流着泪看完的，实际上在我们拍摄的时候，到腾冲国殇墓园的时候，几乎也都是流着泪的——太多的人为这片土地的自由和平牺牲了，但是很多人死不瞑目。
在我们播出这个片子的时候出现了另外一个故事，这就是一个叫燕欢（谐音）的，看完我们片子很激动，有一次找到我，说有一个活着的少校你们拍不拍？他告诉我了故事，我说拍。这个是92岁的远征军的老人叫赵正英（谐音），等我们拍完的时候他是95岁，他曾经做过共产党的军医，就因为他是国民党的高官（吃了很多苦）。
过去他做日军受降仪式警卫营营长这段历史他儿子都不知道，我记得我才接触他的时候，带着他在北京城围外面散步，那时候是2008年，他就拽着我的胳膊有点发抖，我说赵老伯你别害怕，他说我看见前面有一个老太太戴的那个红袖章，我就想起文革——那时候刚好是奥运会，也是全民皆，要防止一切外来的人，要把北京一些没户口的都要清理走，这时候赵正英老人就跟我说了这个。
当我们在拍这个的时候，我就在腾冲发现了老课本，我也带来了，一共是三册的老课本——正是因为这样的缘由，正是因为我们拍了很多苦难——我觉得冥冥之中上天又赐福给我，让我接触到这样美好的，我们童年的、民国的文字，让我发现了另一扇门。
我记得就在拍赵老去腾冲国殇墓园的间隙，一个黄昏时，我找到了那几本书，原本在招待所的那种夕阳下，本来就想随便翻几页，但是就不能自拔。
我就觉得突然好像有另一件大事情要发生，我必须要承担起来。而不久刚好也有一些报纸或者杂志约我的专栏，我就说我会写一个东西叫《老课本写阅读》，你看你们要不要，他们问说这是什么呢？我说我实话告诉你，我也不知道这是什么，但是我越看它里面越有东西，我觉得我是找到了一个富矿。
所以，我就把凡是有插图的，又有文字的，我把它就作为一个图片放在旁边，右边就用我的新阅读来解读，既是解释当年课文的历史背景，也要引发和现今相关联的一些东西，没想到还受到了一些欢迎，在《商报》连载到三四个月的时候，《读者》和《读库》都注意到了，他们都要求转载——这是两个完全性质不同的杂志，《读者》是一个非常广泛的，大家都知道发行量最大的刊物，而《读库》是文化人一个精锐的以书代刊的读本。
所以，我就明白了，这个老课本得到了我们民族方方面面的共鸣，后来当然又出了书，后来港台也出了繁体字本，甚至我通过这个，有一天晚上我收到了张晓风台湾大姐给我的电话，最后通过这本书认识了席慕容、李碧华，港台的这几位作家大姐。他们给我电话的时候都非常激动，她就说感谢你让我们看到了这么多好的民国的课本，也感谢你那种评点。
实际上我（编写的）那时候也很激动，我觉得要感谢的就是感谢民国这三十八年的黄金时代，它在战火纷飞甚至民不聊生的那种年代，也培养了那么多大师，大师又培养了新的大师，所以我们有了那么多的先生和那么多优秀的学子。
我有时在想，当你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全世界都会来帮你，从一个“寻找少校”到了“发现少校”，又到了老课本，后来我又发现了老课本后面的这些先生。
这个就是我最早找到的三本课本，如果大家有兴趣的时候，也可以读一下，因为这边恰好还有一些老人，如果当年你们也读过一些相关的共和国新国文、新修身（读本），我希望我们底下联系，因为我们现在的老课本（项目）也在开始启动了，现在在北京、上海，在商务（出版社）、中华（书店），在江南一代都在找（当年的老课本）。
像张元济、陶行知、晏阳初，还有这本，就是浙江山阴蔡元培教订——那个年代就是大学者编小课本，他们能蹲下来看着孩子，能蹲下来和孩子说话，所以他们能为“来、来上学，来上学”还是“去、去上学、去上学”争得面红耳赤：因为他们觉得来字笔划太多，不适合于六七岁的孩子，但是他们又觉得去字又乡里乡气的那种音，不嘹亮。
像蔡元培、胡适、梅贻琦、晏阳初、陶行知、丰子恺、张元济等等这些先生，在民国文化史的璀璨星空里为我们后代是怎么样尽心尽力的——因为他们明白一个民族的振兴一定是教育的振兴，教育振兴一定是小学教育，小学教育一定是从小学课本，从它的语文课本开始——我一直非常感谢这样的课本，这也是我的专栏里最早用的写专栏的课本。
从那以后我就成了“民国的孩子”，到全国各地，只要有旧书市场我就去收集，甚至去美国、法国、缅甸、朝鲜都要去唐人街找一找有没有。
（展示书籍）我非常感谢这本书，书的主人叫姜兆庆。我分析了一下，这个是中华民国11年，也就是22年，如果22年他读这个书是六七岁的时候，他如果再过几十年，如果不出意外，他应该在远征军的队伍，这上面写的腾跃，也就是在腾冲。
我们在拍这个片，我们就准备再回去，在和顺乡，在腾冲，在怒江峡谷去找找能不能找到这个人，如果不出意外，在战争中没有牺牲，他后来参加革命，没有成为“反革命”，所谓的自然灾患没有饿死，文革的时候没有被揪出来，他要活着的话，也可能是90岁左右。
（展示书籍）这种老课本是全人类我认为最丑陋的课本，但也是最光荣、最辉煌的课本。1931年年底日本人轰炸了东方涵芬楼商务出版社的总部，当时所藏的古籍书据说炸毁后将近一个星期弥漫在上海的天空，几乎堪比现在的上海和北京的PM2.5。
但是商务的人说他们炸毁了我们这里，就是想消灭我们的文化，我们一定要尽快恢复起来，然后赶紧去印教科书。
因此，他们甚至就说我们都不要工资，我们能理解公司最后的艰难，就上下齐心，就印了一套叫《复兴国语教科书》，印封面就说这次不用其它的封面，大家一会可以来看看，就是用这种被轰炸的断壁残垣这样的封面，而且封底还不敢说是日本人轰炸，只说突遭国难我刚才给大家看的是晚清的那段故事，而这个时候又是民国初年，我们一直受着这种屈辱——这个日本狗日的！
（展示图片）实际上这个也是我在法国淘的，那个时候是什么呢？大家可以看来，两个清朝人的辫子扭在一起，成为了一个法国人的秋千，他面无表情在这荡秋千，这两个人在这呲牙咧嘴，这个就是我们的辫子。实际上也是异族侵略了我们几百年以后，我们也被同化，也认可他成了我们的大中国了，这就是辫子。我觉得至今我们也许没有一个有形的辫子，实际上我们的思想里面拥有另一种辫子在束缚着我们，实际上我们大家都是心知肚明的。在
我们拍完了这个系列以后，你看这一路，它就是不断的像树一样在不断的延伸，寻找少校、发现少校、老课本、先生……后来有些人的参加过这个先生的展览，先生归来的展览。
我们拍了《先生》，为什么要把拍这样的《先生》？因为我觉得，首先在微博上可能有些网友都知道，我就说，因为我们的资金能力都有限，我们想先拍十位先生，问究竟有哪一些（先生应该拍）。
微博上很热闹，大家推荐了大约有50、60个都可以。后来有一个人就问，那70年（一个甲子）以后的有哪些先生呢？有几个人说一个名字被一顿骂，另一个人说一个名（还是被骂）——后来我就发现几乎就没有可以称之为先生的人，我就觉得非常的恐怖。
这也更坚定了我要去做《先生》这个纪录片的信念，但究竟是要做哪十位先生呢？我就首先就想到了，对中国影响最深的还是教育，因此大家看是哪十位先生呢，就是蔡元培、马相伯、胡适、张伯苓、梅贻琦、竺可桢、晏阳初、陶行知、梁漱溟、陈寅恪。
当代教育的忧思与坚守：《盗火者》
略知中国民国文化史的人都知道，这里面有六位大学校长，不管是国营的还是民办的学校，有三位是做乡村贫民教育的饯行者和领路者，还有一位是大学中的“教授中的教授”陈寅恪，他也是一生呕心沥血在教育里面，因此我就侧重了教育。
我当时展览的时候就用一句话来概述这种理念，就是他们的背影就是一个民族的正面，正像微博上大家所感慨的一样，原来这几十年，我们没有什么人出在中国。当我们拍完了《先生》以后，别人就问，你们既然能拍原来的教育，为什么不能拍现在？我说好，我们就要拍现在的教育，等我们再去拍的时候我们才知道，原来是困难重重——原来现在的教育方方面面千疮百孔、一塌糊涂，但是越是这样我们越拍。我们本来是一年要拍完，但历时两年，尤其我们一个民营的纪录片公司，他们都知道，当镜头一架上的时候，（社会）会发现什么，然后很多的人都受到了阻挠。
我们这个民族到了这份上，就不敢正视历史，既不敢去匡正以往的历史，也不敢去揭示现在的现状。但越是这样的，我就觉得能留下来才是它的意义所在。
也就借着这个机会，我就给大家放一个我们《盗火者》（片头），也就是十集纪录片，原来叫《教育启示录》，在凤凰卫视播前5集的时候，命名为《盗火者》。
这个还没有公开播过，很多地方可能不敢播，但是我非常高兴的就是凤凰首播了5集以后，很多台看到了，重庆卫视当即就跟我们签约，就是10集全部独播。他们认为，第一没什么问题，第二呢，这些都是即使是批判的，它也是现实存在的，但最重要的，我们每一期实际上我们也看到了它的期望所在。
所以我们不管是到留守乡村的学校，还是在北京、上海庞大无比的航空母舰式的，集中所有的资源去办的，然后高考里面都是一多半都是上重点学校的那样的一些中学，或者还有一些一流的大学，或者是三流的大学，方方面面，怎么说呢？
说句老实话，就是这四个字，礼义廉耻，很多的东西，教育背离了这个方向。这60年可以这样总结，前三十年是剔了骨头，后三十年是长了肉。
一个是没有了风骨，学人、先生、学子整天是被一些政治所绑架，而后来学校又被金钱所绑架，从幼儿园到小学、又重点小学，小又升初，初又升高，高要升大学，大学完了又找工作，所有的东西都是和教育的本质相背离的，而且越跑越远。
朱学勤就说过，说我们已经预料到了这个民族的教育的下坠，但是根本没有想到是这样加速度的下坠。
陈丹青在我们的展览会上说，你们做了一个非常有野心的展览，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们，——他面对798很空旷的那种大厅挤满了人，甚至所有记者的面说了一句，“我可以告诉你们，先生回不来了，回不来了。”
这种沉痛之词，实际上在我们采访中有很多。有些乡村的孩子、老师的那种坚守，实际上他们说着说着就落泪。
而我们去采访那些富贵人家的，不管是私立学校，还是穷力打造的那样一种学校，我们都发现了一种怪异，那种怪异呢，就是说你如果一个非常好的学校，你教育出来的应该是非常平和的人，非常有学养的人，非常眼中有精神的闪亮的人，但我们看到的是完全不同的。
就是说，不管是贫困所剥夺的，还是财富所积累的，到最后都是一塌糊涂，但是我们还是能看到第一线教师。
刚才大家看到的片子中，实际上有蛇口育才小学的严凌军老师，有杭州的郭春园老师，有华德福许多的美容老师，还有山东的木匠学校。实际上他们在不断的和这个教育体制在抗衡——所以我们一方面去揭示这种千疮百孔的教育，另一方面也是在努力的去把镜头、把焦点集中到这种民间的教育学者。
袁隆平说过一句话，钱理群也说过一句话，教育战线正进行一场静悄悄的革命，这一场革命事关全国，也关乎到我们每一个人，所以我们必须在这个时刻要给民间的教育助力，要对这个体制要能够不妥协，否则我们是没有未来的。
“（纪录片）它是未来的呈堂供词”：《黄埔军校》、《名媛》与《民间》
我接着再给大家放一个我们《寻找少校》、《发现少校》以后，又接着拍的一个缅甸的数万远征军的片子（《重返野人山》），当中5集是在凤凰卫视播了，但是我觉得很多的我们内心想要说的，甚至我们胶片上的一些东西，有的被删了，有的没有表现出来。
我们在做这个的时候，我是在22天在缅甸的跋山涉水，寻找我们远征军遗骨的吉普车上写下的歌词，然后是（作曲者）何沐阳收到了以后过了好多天，他说眼里含着泪一口气就弹琴把它做出来了，这个说老实话也没有公开播映，今天也算是在这个地方有一个机会。
很多远征军是一条不归路，让我们觉得我们拍摄远征军，国军的抗战也是一条不归的路。寻找少校之后，发现少校，发现之后是重返野人山，目前我们正在后期制作的是另一个片子，大家耳熟能详的，但是去真真切切的去反映它的一段历史的至今还没有，就是《黄埔军校》。
《黄埔军校》是我们深圳的民间纪录片公司和海峡另一边的另外的一家民间纪录片公司，那就是陈君天大哥一块合作的，我们也是拍了有两年，后期制作，准备明年6月份的时候（播出），如果有可能我准备也要办一场盛大的展览，把全球的黄埔后人聚拢来，把一些实物聚拢来，在开播的那一天，要让展览开幕，要让书和光碟发行，要让微博互动，要让媒体报道——我就觉得我们一定要彰显历史的真实的一面，究竟谁是抵挡日寇，抵挡面向我们民族的洪水猛兽的时候的那些真英雄。所以我们的定位就是“国家的枪在记忆里不朽”，这就是黄埔军校。
陈君天先生大家都知道，曾经拍过《一寸山河一寸血》，一共40集。在他72岁的时候，他愿意重新来到大陆，和我们一块来拍这个。我记得去年6、7月份的时候，刚好是台风，我们的整个团队，他带着台湾的人马，就是聚集在广州长洲岛（拍摄），所幸我还有一些军队的朋友，最后他们调来了一个排（参加拍摄）。
本来是让学生来演，到最后总觉得不难对劲，所以让解放军来演，毕竟时代和社会在进步了，那些解放军一听演黄埔，因为也都是国共的军人都有参加，所以他们脱了军装就穿上了国军的黄埔的那种军装。所以我们一路拍来，重新梳理这段历史，其中就是第一期，黄埔一期的他们十多年前都去世了，但我们有7、8还没有。正是因为陈君天大哥他原来就有了这样的一种采访，我们才能得以见当时第一届黄埔（军校毕业生）的真人。
所以纪录片它就是这样，它是未来的呈堂供词，我们所以就必须要赶快去拍，不管你是远征军、民国，是先生还是教育。
所以当我们拍完《先生》的时候，我记得我一个好朋友，可能在座的很多后院读书会的人也都知道，尤其会长王绍培也都知道，那次就讲姜威，他就知道说，说老哥，你拍《先生》完了，你能不能再拍《小姐》，大家轰的就笑了。
因为在这个时代，小姐已经被注入了另外的一种含义，另一个人就接口说，也挺近，你们去东莞拍就是了，这一下就启发我，我说真的要拍小姐，民国的小姐，为了有歧义，就把它叫名媛。实际上今天我本来还可以再放点《先生》和《名媛》的这样一些片段，但是我就觉得，因为一个是后院读书会这边，另外一个，这个社区有这么多老先生，我还就是想再谈一些有关我们当下的一些话题。
深圳在《民间》
这个话题是什么呢？实际上，就是和你们都有切身体验，甚至就是你们，那就是民间。我们现在正在后期刚做完的这个12集的《民间》，实际上它最早叫《深圳民间组织》，因为在我梳理这样的一个现代题材的时候，发现我们深圳的民间组织比北京、上海、广州这些大城市还要多元，还要活跃，还要方方面面，哪一个行业、哪一个志趣爱好都可能涉及到。
因此我们在上百个里面筛选出了30个，又最后定出来了13个，最后拍摄出来了12集，每一集一个组织，一个组织里面有一两个核心人物，然后再带出他们的组织的宗旨、活动，他们的个性，他们的命运。说到底，就是因为深圳这块土地，这块移民土地，这块包容的、不排外的土地，这片打破了已有的框架和格局的让大家自由生长的土地，才出现了这么多的民间组织，而民间组织就是未来公民社会的雏形。
实际上公民社会它越不让说，可能越是遍地都有，这就是普世价值。所以我们这个《民间组织》，我给大家如数家珍的梳理一下我们12集都有什么。最庞大的是“磨坊百公里”（暴走族），但是你去找他们呢，几乎没有，找不到太多的人，原来它是一种完全崭新的形式在网络上组织的，坚持了13年，从黄昏走到黎明，穿过了黑夜，穿过了深圳的山河，从几十人走到了两三万人，大家互相搀扶着去走。
你说这个暴走有什么意义呢？暴走的意义，它就在于锻炼自己，就在于和这个城市融为一体，而且最让我们自豪的，就是这个城市里面有几万人在走，还有一两千个人在各个路口做义工，他们倒着水，保护着沿途的一些十字路口危险地段，他们带着医药，带着急救车、急救包。
我就觉得，仅仅就一个磨坊百公里，就足以体现深圳这样的一种气质，这才是一个先锋城市，才是值得我们最为敬仰，也最为自豪的。让政府去组织，他300人都怕的要死，都不知道再怎么样去组织，这是3万人，而且他们的口号，今年的口号叫“走过不留痕”，他们都是环保主义者，他们都是能够爱自己，爱他人的。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城市的最有活力的，有蓝色海洋（环保组织），我也曾经是它的一分子，为了坝光（精细化工园项目），我们给许宗衡，还有刘玉浦去写信，然后没有回音，幸好后来有微博，但是已经就觉得已经来不及了，因为精细化工已经定了几千亿的资产，中间就是你一个合法的回扣可能就是几亿。
但是幸好坝光这片海把许宗衡给淹了，因此到最后项目停了，突然莫名其妙的又要做一个火电厂，又是这些蓝色海洋，甚至在座的很多的朋友就去在微博上去阻挡。所以我们就去拍摄以周围为守的这样的蓝色海洋的组织，我们还拍摄山野救护队，实际上我们这个城市是登上珠峰最多的人，已经可能达到了两位数了，可能已经到11、12位了，这是别的城市所没有的。
实际上王石原来也是我们山友会的会员，后来这个山友会又派生出来一个叫山野救援队，他们一二十万的设备是自己购买，他们用闲瑕的时间训练，一旦有重要的事件的时候，不管是惠州的水灾，还是南澳突然发生了一个特大的轮船翻转的事故，或者什么事故，他们派出所、公安局很多没有办法去解决的，都会想到山野救援队，这也是我们深圳非常独特的。
还有就是因为我们今天能聚拢在这，这功不可没的也就是后院读书会王绍培，还有他们几百人的群体，正是因为在这样的浮躁的，好像以经济为冠名的深圳经济特区，有这样的文化的一种监守，我们才在许许多多的地方让这颗读书的种子不断的发芽，让读书的孤独的人群共同的取暖。
有记者问我，说你怎么样看他们在穿着比基尼，在船板上读书，在地铁里穿着汉服去读书，我觉得很好，我说如果没有这样的话，那片水就什么也没有，那个地铁里边就还都是看手机的一片喧嚣，它起码有人读书。我就说，即使是做秀，我们就做这个读书的秀有什么不好？
我才从巴黎回来，除了带回来刚才给大家看的，在我的心里我一直有这样一个想法，每天我都是在坐地铁，巴黎地铁晚的时候，因为很挤，大致统计可能有十分之一的人掏出书来看，但空的时候，只要有座位的时候你去看，起码有四分之一甚至多的时候有一半人都掏出书来读，他们不觉得什么，它是一种生活习惯，是一种自然的生活方式，是他们生命组成的一部分，这样读书的民族是非常可爱的，它是非常有前景的。
这也就是后院读书会，还有一个三叶草故事家族我们也去拍，当时我的团队就说，邓老师为啥要两个呢，我说它是不同的，像后院，会长是学哲学的，学文学的，他会有一种深度的理论是面思考，而三叶草故事家族它是亲子阅读，它是用一种新的绘本形式把年轻的孩子们和母亲，和整个社会他连接起来，我觉得也是我们的一个特色。
此外，关爱老兵、自闭症、猫王，还有就是在中心书城的原上草乐队，我们为了拍他们，就一直跟拍几个月，从他们初建、鼎盛，一直把他们拍到解散，当然不是我们把它拍解散了，是我们记录了这个。
还有一个造飞机的，为了拍这个造飞机，我们因为前面第一次坐飞机的我们没有拍下，虽然有影像不是我们拍的，我们的编导就想办法，说你还有些什么飞行项目，说有一个西安的小伙子才坐了个飞机，说让他去考察一下，我们就说好，我们来出钱，尽管经费少的可怜，但是我们愿意出这笔钱，一块就去了。最后回来的时候，我的摄影师说，邓老师我也上去在后边拍，然后我就吓的要命，我说一个人他上去还那个呢，你居然也上去。
实际上我们在拍他们的时候，我们也觉得非常感动，我们就觉得如同拍我们自己。实际上在拍这个的时候，也经历过一些挫折，但是比起到最后的这种收获和共鸣，我就觉得，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央视知道我们拍这个《民间》，一问说，你这个好像第一敏感，我说我原来还想叫《公民》呢，我就怕你们通不过，我就弄个《民间》；另一个他们就说，我们央视九套一般就要播全国题材的，一个地方的民间组织的时候，我们一般是不播的，不过拿来看一看吧，我们把12集拿过去。
昨天晚上他们反馈回来，有一半可以播，让我们非常高兴，他们就说没想到你们深圳真是非常……他们就是很敬佩，就觉得说你原来有这么多的人，就是因为热爱，因为共同的志趣走到一块。
我们在首播的时候，我们是准备要做一场盛大的展览，然后让每一个民间组织的带头人都要上台讲几句话，要让他们搭起他们的宣传册，让他们现场吸纳会员，山野救护队我就要给他们提出来，让他们弄上绳子或者是攀岩的那些东西，让孩子们也要去训练。
像后院读书会，就要他们拿着书去交换，三叶草故事家族就让他们去演里边的这些绘本，再重新把原上操乐队找回来，就冲着这个也让他们弹着吉它、拉着二胡为我们深圳的民间喝彩。
实际上纪录片的春天到了，就像谁都没有办法挡住普世价值和公民一样，谁都没有办法阻止春天的花开。所以我们的《盗火者》，前天除了重庆卫视，还有一个中介组织打来电话，求我把5集给他们，他们所找到的一个是全国排行第五的一个卫视，看中了我们这5集，给的费用还非常的高。
当然，我说我首先已经答应重庆卫视了，这不是钱的问题，但是如果你们能够协调是最好的，我也希望它的影响力更大一点，这个就是《盗火者》。就是说，教育的现代的题材和我们民间12集的现代的题材，我们现在也开始关注了，实际上拍摄的是很艰难了，但是我们也克服了，播出的会有一些政策方面、方方面面的，但是总是有那么多的人来帮助我。
我就觉得，一步一步的，当你往前走，你去坚持的时候，路人都会施以援手。
也就是在多半年前，我记得跟一个晶报的高管正在喝酒，我接到了大浪的一个大浪村街道办文化专员的一个电话，他说到虔贞女校，然后我又过了7天去了那边，我就发现了有新的让我们足以激动的题材。
1892年，就在我们的龙华大浪建立了一个教会学校，它叫虔贞女校，最鼎盛期的时候它有100多个孩子，开始都只收女孩子，当华夏大地连普通的学校都没有男孩子大部分都上不了的，在这个地方出现了一个虔贞女校。
瑞士人、德国人、美国人这些，他们以一种信仰，带着信仰过来教会，但是他们所做的这个学校呢，它是以普及文化教育，甚至民主、科学、自由、平等的这些，他并不是一味的去传播神学，和毛泽东所说的《别了，司徒雷登》那个完全是不一样的，司徒雷登他就是燕京大学的。他就是说，我就是要把现代的教育体制、教育课程要普及到这个古老、落后、束缚的国度，但是他被请走了。
所以当我们去拍这个虔贞女校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了，原来虔贞女校后边有太多的教会学校，在广东就有174所，我们的导演黄金栋（谐音）就去了瑞士，他们热烈的欢迎我们，打开了所有的档案，我看到了那些老课本，除了德文、瑞士文、英语，旁边还有汉语，还有客家话的注音，当时的这个教会有一个铭文，去建学校，但不许在口岸和大城市建，一定要到最偏僻的乡村，最后他们选择了客家人居住的地方。
因为他们是客家人，不是这片土地上的援助，他们受到了歧视，他们在贫困的乡村。所以这些教会就到了最底层，当我们去拍这个的时候，那个老的房子还在，因为大浪发展的比较慢，没有一下给推掉，弄成利润很高的房地产，这个新一代的街道办的主任们还非常明智，他要把它保留下来，投资了几百万，要以旧翻旧。这所学校到了1986年才停止了招生。
当我们去看到了这个空旷的教室，虽然没有桌椅了，但是虔贞女校那几个字，在文革被砸了，但是还隐隐约约。柱子上的有些最高指示、毛主席语录也隐隐约约，又看到一些过火的痕迹。实际上我们又知道了，当年有一个吉姑娘她几十年就是在这，只回家乡了几次，一个不习惯于这边的饮食、文化、语言不通的，几十年最后能死在这，埋在这，最后又迁移回来了，这是比白求恩还白求恩。
实际上白求恩已经被说的夸张了很多倍，但是有太多的东西、太多的美好和人性被压抑的从没有说，甚至被歪曲了，这也就是我必须要达到的。
前段中山大学让我们去拍一个他们建校的片子，我就说，我希望和陆键东一块，就是《陈寅恪最后的二十年》这个作者，他来做脚本我们来拍，校方同意，也整个把他叫去，那天我们聊的很好。那后来宣传部有一个意见，说要拍这个片子，要排列一个序，领导是什么样，一级教授有几个，二级教授有几个，我说如果这样，你有多少钱我都不拍了，因为我拍不了这个。
我要拍，我就得按我们的想法来，我们的想法就是，我说老实话，我说我不愿意拍现代中的，我更愿意拍岭南（大学这样的教会学校），所以陆键东特别有共鸣。不管是岭南还是中山医科大学，实际上在1952年前，我们有13所甚至更多的不知名的教会大学，他们是我们中国近代教育的栋梁，正是因为他们把最新的西方的理念、教学的体制、课程的安排和校董事会这样一套程序原原本本的拿过来，所以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边，我们依然有圣约翰，有协和，有岭南，有吉林大学，当然也有西南联大那样的国营的和民办的这样的大学，他们是交相呼应。而1952年13所大学全部被肢解。
所以有些老人他们是岭南的、吉林的，他们平静的就跟我说着说着就哽咽了。我们就是要拍这些。好，谢谢大家！
现场问答
主持人：刚才邓老师讲的这些东西有什么想问的，想说的，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可以提问。
邓康延：我们还是趁着还有最后一点时间，大家也想一想，反正我会留些问题，另外我们也略微有点轻松的时间，也应该切入今天的话题，这也是首次在这么多人面前播我们才做的几个小片子，每个片子也就是2分多钟。
提问：感觉您有一种很深厚的那种悲天悯的情怀，我之前买了《先生》这本书，然后我们学校的领导，我是一位老师，我们学校的校长非常读书，然后给我们每个人发了一本书《先生》这本书，所以现在我有两本，今天听了讲座，我有跟三个问题想请教您。
第一，您认为老师和先生的区别在哪里？
第二，为什么当今出不了先生？
第三，我们这些做老师的肯定想成为先生，但当今社会成不了先生，我们怎么做才能走在成为先生的路上？请您指点。
邓康延：实际上你第三个问题和第一个问题部分就回答了，就是老师等同于先生，实际上你内心就有一个目标。
我们再去看《先生》，每次我都看到梅贻琦那种瘦骨嶙峋，但是一片清明的那种样貌和他做事的风范，他就说我在清华大学就是个端茶扶椅子的一个主，我就是要让一大帮的教授们来好好安心的教书育人。
所以不管是他的人品上还是学识上，还有他的管理经验上都是一代风范，蔡元培、胡适皆然，更不要说例如乡村的教育学者，晏阳初、梁漱溟等等。梁漱溟我们拍的，中国教育台唯一没有播出，就是说你们把他跟老毛辩论的那段有点放大了，我说这是他的转折点，你说能不放大呢？
他也说“也是”，也是了半天，到后来只播了九集。所以就是说老师和先生，你说的差别实际上我们大家也都知道，我们在座的人正是因为有先生这个目标，而且我们又是不断的在各自的战线上努力，实际上我们已经是先生的高徒，如果你再有一些天分，如果再有些努力，同时再有一些机缘，我觉得就是你和你的同事里面也依然能出先生，即使再困难的年代，再龌龊的社会也都能出。过去不是说国家不兴，世家兴吗？依然就是这样的。
第二个问题就更不用说了，我们一笑就可以说了。
我们再争取时间，多几个人问。
主持人：还有哪位想提问的？
邓康延：哪位老人过去看过这些课本的，我倒希望你们能说说，或者底下跟我联系都行。
提问：您好邓老师，我想问的是您怎么教育下一代，你是把你的所感所想完全表达出来，还是让它自由的，比如说在社会里碰壁，还是说把你的经验告诉他？但是我觉得你把你的经验给他，我觉得是给他的一种负担，您怎么看待？
邓康延：我对孩子教育我觉得我是很失败的，但是我太太有她的教育方法，但是有一点我是明白的，从古人来说的话，如果少时受尽磨难，或者他多一些体验可能会更好，我记得有一句话说“一个人只有摸了那滚烫的炉子，他才知道那个是烫手的”。我觉得这种体验，尤其是失败的经验可能对于人的一生更好，尤其在年轻的时候。
我曾经是下过乡的，刚好下了一年恢复高考，有幸读了大学，但正是这一年让我读懂了很多东西，是我书本里所读不到的，如果说我过去是一个公子哥，我只有到了农村，这一年中有半年没有口粮，我觉得在这种忍饥挨饿的时候，那是人生最好的哲学。谢谢！
主持人：谢谢各位朋友。
（乖乖老鼠 录音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