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记者 黄河
2017-01-19 （发表稿）
在世界经济共同面临增速下滑的背景下，中国经济的独特挑战在哪里？面对特殊的“中国式挑战”，2017年中国经济如何突围？
2017年1月18日上午，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经济学教授周其仁在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主办的“智库报告厅”中，向数百名听众发表了题为《改革突围、创新突围——2017年的中国经济》的演讲。
从“外部依赖”到“内部平衡”
刚刚在深圳走访了数十家企业的周其仁表示，自己在深圳的两周调研里“看了一些很有意思的公司”，对中国科技创新模式形成一些新的想法，并希望跟社会各方展开探讨。
在提出自己的观点之前，他先简略分析了中国经济当下的处境与挑战，指出跟全球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相比，“中国挑战”的特殊之处在于“从一个很高的速度往下走”：相比2007年一季度高达15%的年化增长率，2016年预计6.5%左右的GDP增速下滑了一半多。
在这一“高速刹停”的状态下，原有的经济和产业发展模式“会有很大的惯性”，也因此而在社会经济各个方面都会感受到“过去没有遇到过的挑战”。
尽管高速增长阶段作为“历史的一页”已经翻过去，但他并不认同国际上几起几落的所谓“中国经济崩溃论”，并指出对中国经济过去数十年间的增长与变化，要放到全球格局的变化中去理解。
周其仁教授用一个简化模式比较了“富有经济体”和“贫困经济体”在打通国际经济贸易壁垒后所发生的变化：在富有经济体内的资本和科技要素，由于为更广阔的市场服务而价值迅速提升，由此诞生了美国经济中的“华尔街”和“硅谷”两大代表性现象；与此同时，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凭借着自身庞大的劳动力优势，在与技术、资本结合过程中迅速提高自身的“学习曲线率”，从初级产品开始向中高级产品市场迅速扩张，由此形成了对“富有经济体”内劳动力阶层的竞争与替代。
“这个格局其实不是什么人都能看清楚的，”他指出包括近期在国际经济学界走红的《21世纪资本论》作者（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在内的许多观察者，在看到全球化让发达国家收入差别两极分化日趋严重的同时，却忽略了全球化现象的另一面——包括中国和印度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两大“经济体”之间收入差距在缩小。
在周其仁看来，全球化整体上是提高了人类总生产力，同时形成全球劳动者收入趋同的大趋势，但由于其间不同市场与阶层相对竞争力的变化，在具体分析中又是一个“有输有赢”的复杂局面。在这一复杂的动态演化格局中，关系到近期中国经济下行的经济学解释，则来自一个重要经济学理论：动态比较优势理论。
传统的比较优势理论是指在自由贸易条件下，资源条件不同的国家通过集中生产各自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并通过贸易“互通有无”，能够形成整体利益最大化的“多赢格局”。但周其仁教授指出，美国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萨缪尔逊在去世前提出一个新的理论框架：动态比较优势理论。
所谓“动态比较优势”，实际上对应的场景正是中国人所熟悉的“产业升级”：本来我做袜子，你做飞机，大家靠贸易各得其所。但突然有一天我不想做袜子了，我也要造汽车、造飞机，而且随着学习曲线的提升造得比你还好的时候，你怎么办？
周其仁认为，这也是今天中国经济所面对的现实处境：随着不断产业升级而形成的“动态比较优势”持续，国际化产能日益集中在中国，并形成持续多年的贸易顺差。在这种情况下，感觉自己利益受损的国家只能通过“经济以外的规律”寻找平衡：贸易摩擦、市场壁垒甚至国际紧张关系由此而生。
与此同时，长期依赖外部贸易顺差增长的中国经济本身也体现出日益明显的脆弱性：在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之后，2009年中国外贸增幅下跌近30%，“当年为什么要出4万亿政策救急？正因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周其仁表示，全球外需的长期收缩，决定了中国经济只能从内部增长的“突围”中寻找新的平衡。
“一定要改到体制成本再降下来为止”
在将目光从外部市场扩张回到内部经济增长时，周其仁注意到，随劳动力、土地和能源等几乎所有市场要素价格在过去十余年间快速增长的同时，另一个关系到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成本：体制成本，也划出了一条从前期快速下降到近年抬头回升的曲线。
这一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的“交易成本”理论演化而来的经济学概念，在经历了从张培刚、阿罗（Arrow）到张五常的多位经济学家研究与拓展后，最终形成了周其仁所定义的“体制成本”：整个经济体系运行中的制度性成本。
从这个角度来回顾过去三十多年的经济发展，才能真正看出中国经济体系不同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独特演化路径与竞争优势：如果只是劳动力便宜的话，30年前中国更便宜，现在非洲和拉美等国家依然便宜，为什么没有形成今天中国独具的“全球化制造”能力？
提出问题的周其仁同时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中国经济今天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独特优势，正在于把一个贫穷的“封闭系统”变成了一个“开放系统”——正是在“系统开放”推动的“组织创新”中，“封闭体系”下的劳动力才得以变成“开放市场”中的产品竞争力，而这一产品竞争力的不断提升，则有赖于体制改革和组织创新所带来的“体制成本”持续下降。
回顾中国经济过去30年的发展：从“八亿农民搞饭吃”还吃不饱，到“包产到户”改革解放了空前规模的农村农动力；而在解决“劳动力过剩”难题的过程中，又出现了早期乡镇企业为代表的民营企业崛起；随着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过剩产能”又逼着中国企业借助WTO协议冲进国际市场……
在周其仁看来，中国经济的发展正是在“一环改革解放一个生产力”，在生产力解放后的挑战又推动下一轮改革的一波波“改革开放”大潮推动下走到今天。也正因为如此，他强调中国经济在全球市场格局下的竞争优势，并不完全是早期劳动力便宜等“固定成本优势”，更是建立起一个学习型“开放系统”，并不断降低内部制度成本的“体制优势”。
让他感到担忧的是，在过去几十年中不断下降的制度成本，在近年开始出现回升趋势。
周其仁在调查中发现，这些大大小小的“制度成本”，许多是在“经济过热”期间为了调控而出台的“刹车政策”；但随着经济由热转冷，这些被塞到行政管理体系里的“刹车片”，却依然在整个经济体系中发挥着不合时宜的“制动功能”。
“我们的行政体系要向电脑学习。”周其仁表示他曾向有关领导提过意见，行政体系中的政策文件应该象电脑软件一样，做到“一键装入”、“一键卸载”。否则这些小“刹车片”最终会变成严重影响整体经济效率的“体制摩擦系数”。
与此同时，对共享经济等新经济观念的不理解，加上日益庞大的既得利益群体的阻碍，也令包括滴滴打车这样的新型高效经济形态，面临着从同行到监管部门各方阻挠，难以形成经济发展中的“新兴力量”。
周其仁教授形象地将中国目前在全球市场中的状况比喻成“三明治”——夹在发达国家与新兴发展中国家之间，一方面不具备发达国家的前沿技术，一方面市场成本大幅上升，与新兴发展中国家相比已不具备优势。
对此周其仁提出，降低“体制成本”首先要“主动发起一轮一轮的深化改革”，其次要靠企业推动的科技、组织和观念创新，在政府和企业的共同努力下，把迅速上升的“成本曲线”往右推：以新的市场和产品不断替换失去竞争力的“旧经济”体系。
“体制改革一定要改到把体制成本再降下来为止，”周其仁强调，“我们的经验已经证明，体制成本降，经济就会很好地发展；体制成本上升，整个国家经济就会被拖住。”
深圳经验：打通“上三路”与“下三路”
今天推动体制改革的难处在于：一方面缺少“危机推动改革”的压力与动力；另一方面包括许多发达国家在内部出现封闭和倒退的思潮；最后是日益庞大的既得利益难以通过“改革置换”退出。面对这三大挑战，周其仁再次提出“创新性思维”的重要作用。
从“政府创新”的角度，他举出了美国纽约城市管理从1916年通过全世界第一部“城市法案”，到1961年对建筑规划管制进行重大修订的案例，指出纽约在城市建筑管理过程中，通过引入市场化的“激励性管制”机制，令纽约的城市建设和居住生态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他认为这一政府管制理念的变化，对中国社会经济体制的进一步改革“很有启发”。
与此同时，他以以色列为例，指出这个“一半是沙漠”的国家居然成为欧洲的“菜果厨房”，靠的不是自然资源，而是发明创新——在特拉维夫和海法的片隅之地，养育了800万人和7千家创业公司，并成为硅谷内国际科技巨头们最重要的研发中心之一。
周其仁由此指出，中国经济“突围”的第二个方向，正是通过企业创新来突破全球经济增长停滞的“新僵局”：正如熊彼特在其经济增长理论中所指出的那样，只有“创新才能带来持续的经济增长”。
在这一方面他尤其重视“深圳经验”，因为“真正能承担创新创业的不是每一块土地，每一个人，要聚到一起”——而深圳正是中国乃至世界创新要素最为密集的“热土”之一。
他谈起去年6月到美国硅谷和波士顿调研时的感受，在两地大学周边的地图上，密密麻麻地布满了几万家初创企业，而这些企业的研究团队们，正十几年如一日地推进着从“火星移民”、超高速列车到盲人视觉技术在内的诸多“异想天开”的研究。
这一“百无禁忌想，脚踏实地做”的创业精神，给了周其仁很大的冲击，也让他重新开始思考科技创新的本质，“什么叫技术？技术就是为实现现有目的，而采用新的原理来解决问题”。
周其仁提到他在此次深圳调研中的一个感受：如果把创新分为原理创新、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三个层面的话，过去几十年中深圳与中国的创新模式都是“从下往上”——因为市场需求的发现，而引发对相关技术和基础原理的研究创新。
此次他在深圳的调研中，他非常高兴地看到了“从原理往下打”的苗头：无论是基因工程领军企业华大基因，还是显示技术革命“破局者”的柔宇科技，都是先从学术论文上实现“原理突破”，再进入具体的技术发明与产品市场开拓的过程。而他们在此次调研中接触到的许多企业“想法非常大，敢想”，正是他在美国考察时接触到的“要为人类解决某个重大问题”的创新思维模式。
而这也正是周其仁所希望看到的创新模式变化，因为“中国这么多人，这么多聪明的头脑，在人类新的原理发现方面，也应该做出跟我们人口比较靠近的贡献”。更加重要的是，在他看来，“上三路”与“下三路”都能打得开，才是中国这样的经济大国所应有的“创新格局”。
“深圳应该跟世界最先进的城市和创新区域‘对标’，”在回答南方周末记者提出在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背景下，深圳如何保持创新活力与生态的问题时，周其仁指出，深圳已经是全球创新网络中的一个关键“节点”，其创新成果未来一定会外溢到更广大的地区，因此应该更有使命感，不能“小富即安”，要定下一个“跳一跳才能够得着的”社会经济发展目标，才能推动政府、社会和科技创新继续往前走。
同时他还表示，要对深圳的“创新经济体系”持久调查下去，把深圳经验引入中国向全球“创新强国”转型的突围之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