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刊主笔 黄河
“周氏金融王国”突然崩裂
2003年5月28日中银香港召开董事会，在会后的记者招待会上，有敏感的记者发现按惯例应该出席的中银香港副董事长兼总裁刘金宝没有出现，而新接任中银香港董事长职务的总行行长萧钢则从北京赶来出席。
联系到此前传出刘金宝被调离，由他的副手和广北继任的消息，记者们的焦点集中到了这一重大人事变动上，但是萧钢与和广北在回答记者问题时都声称是正常工作调动，不肯透露任何其他情况。有观察者评论，此次工作调动非常突然，也没有交接手续，“使气氛颇为诡异”。
就在同一天，“上海首富”周正毅旗下的佳运投资有限公司遭遇了一场诉讼——当天上午9点，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东八块地段上由动拆迁引发的一起行政诉讼。有目击者回忆，当时不仅庭审现场座无虚席，外面也挤满了来听审的拆迁户。
在这场诉讼中，原告方是静安东八地块58街坊的6位住户及12位公民代理人，被告方为静安区房屋土地管理局。原告方要求“撤消静安区房屋土地管理局核发的2002年第26号房屋拆迁许可证”，以暂停对58街坊的拆迁行为。
同样是在5月28日，周正毅控股的香港上市公司上海地产和上海商贸两只股票爆发性下跌。上海地产一度急跌至0.35元，收0.455元，跌20.18%；上海商贸跌了20.97%，收0.245元。到29日，两公司股价再受重挫，上海地产最低报0.4元，再跌了12%，上海商贸则跌13%，报0.23元。到29日午市，两家公司股价略有上升，但成交量仅200万股，成交额仅为53万元。
5月28日，两家公司因股价急剧波动分别作出澄清公告，称“公司并无任何财政困难”。但是，两家公司又称，分别持有上海地产75%股份和上海商贸74.3%股份的周正毅，已经将部份股权分别抵押给了“财务机构以取得银行货款融资”。
之后的6月1日、2日两天，香港廉政公署出动100多名调查员，连续48小时旋风式行动，在香港中环中心写字楼和周正毅其他几处私人住宅拘捕20多人，当中包括正欲从码头离港的上海商贸公司主席、周正毅的太太毛玉萍。香港廉政公署发言人表示：“行动是应内地执法机构要求而提供协助，案件涉及一笔超过20亿元的资金来源”。
6月3日，上海市政府首次证实周正毅正被调查，并声明，周正毅的问题不是上海查办的，有关部门正在调查。由于事件严重，中央纪律委员会已临时成立工作组，并在上月南下上海，调查“只是刚刚开始”，暗示案件非常复杂，不可能在短期内结束。
6月6日，中银香港正式发表声明表示，该行向周正毅全资持有的新农凯公司放款17亿7000万港元，用于收购上海地产股权，现在该行已向香港高等法院申请接管新农凯。
声明指出，中银香港于去年六月向周正毅全资持有的新农凯公司提供17亿7000港元的贷款，用于该公司收购香港上市的上海地产公司股权。这项贷款的审批是按有关风险管理程序办理的，贷款发放采取风险规避措施。
声明强调，自香港廉署对周正毅涉嫌骗取中银香港贷款一事展开调查后，中银香港已向高等法院申请接管新农凯，以保全该公司及附属公司的业务及资产。到6月5日为止，这笔贷款未偿还本金为7亿4千1百万港元。不过，上海地产存放在中银香港的现金约1亿5千3百万美元（约11亿9千万港元），以及抵押给中银香港的上海地产股份市值（以5月10日收盘计）为7亿8千9百万港元。
至此，号称“家族总资产近150亿元人民币，每年营业额达40多亿元”，旗下囊括四家国内上市公司、两家香港上市企业的“周氏金融王国”面临解体，等待这些企业的命运是清盘或者被接管。
“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这句古语似乎再一次应验在曾经笼罩在无数光环下的周正毅身上。
从炖品店老板到“香港炒家”
2002年6月份，在收购香港上市公司“建联通”(即“上海地产”前身)成功之后不久，周正毅曾邀请香港各大传媒及基金经理到上海参加两天一夜的“上海首富真人秀”。面对着众多媒体，43岁的周正毅描述了自己从穷小子到亿万富豪的“传奇经历”。
1961年，周出生于上海杨浦区，家境贫困，只有小学文化，上有三个姐姐一个哥哥，靠在国企做工人的父亲养活一家七口，经常吃不饱、穿不暖。17岁时，周即离家打工，第一份工是在街道工厂做会计，月薪30多元。
1978年，周拿出自己工作后所得积蓄在杨浦区开设小馄饨店，成为个体户小老板。80年代，周和太太毛玉萍经营过一阵子小百货。其后，夫妻俩分赴香港和日本。毛前往香港打工，而周则以留学为名，暗带商品至日本销售。1989年，周返回上海，开设美通饭店，并且经营桑拿和卡拉OK。1994年，周夫妇合力开设“阿毛炖品”之后，才赚到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桶金”。这家有名的饭店位于上海黄河路上，据传说，当时每年可以带来1000万元的利润。
而在这位“首富”的描述背后，知情人士点出了周正毅的另一条“发家之道”，那就是与银行界的“亲密关系”。
“上海银行界的人都知道，‘阿毛炖品’那幢五层高、价值一千多万的黄河路旺铺物业，由中银‘放水’（贷款）支持。”而据业内人士透露，“阿毛炖品”从开业至今从未盈利。
据知情人士说，在“阿毛炖品”鼎盛时期，这里几乎可称为银行界的“公共饭堂”。
1995年，趁着国企职工股上市流通的高峰期，周正毅“倾囊投资，获利数亿”。据周介绍，“当时很多国企排队上市，我们就用个体户名义，开始收职工股，应该有五六十间，多到我都记不起。那时员工通常要现金不要股票，全部卖给我们，等到一上市，就由几元升到几十元。”
1997年10月，周正毅创办上海农凯发展集团公司，在上海一口气收下4家贸易公司(上海华亭进出口公司、上海机械进出口公司、上海茶叶进出口公司、上海远东进出口公司)，之后便“一头扎进了香港股市”。大量购买了长江实业、和记黄埔等蓝筹股，不久股市强劲反弹，周氏夫妇以获利数亿港币了结。
周正毅事件爆发后，有媒体曾经追究他们这一期间的资金来源，因为在香港炒股，不仅涉及庞大的资金总量，更关系到外汇兑换这一敏感的制度问题。
据广州一家媒体记者的调查，周氏夫妇在香港炒股的融资方式确实有其独到之处，那就是利用进出口期货交易，以对外开立信用证的方式获取美元融资。
周正毅旗下的农凯集团在上海期货交易所拥有固定交易席位，参与电解铜的期货交易，而华亭进出口公司则直接做电解铜的进口贸易。
在国内进行交易的期货品种中，由于铜的国内用量有大量缺口，年年需要进口，因此没有配额限制，金属铜的开放程度也最高，没有保护价，国内铜的基础价是与国际接轨的。
农凯的操作方式是跨两个市场(伦敦期货交易所和上海期货交易所)进行套价。在伦敦市场买进，然后可进行两种选择：在上海期交所市场卖出，赚差价；或者直接交给华亭公司进口。后者的功能在于锁定价格，从而规避进口交易的在途价格波动风险(套期保值)。
上海某银行的资料显示，“农凯集团母公司以经营电解铜贸易、房地产经营为主，近年来利润在1亿元左右，其中电解铜贸易利润占60%，房产租金收入占20%，投资收益占20%。”
现在回过头来看，选择境外铜期货交易作为融资工具至少有三个“好处”：
一是解决了巨额外汇兑换的管制，由于铜期货占用资金量巨大，采用远期信用证结算的方式，使得周正毅得以将银行担保的巨额外汇投入香港股市，在前一笔信用证资金结算日和下笔信用证开出之前，打出漂亮的时间差，与此同时，持续不断的交易又使其得以迅速填补因股市波动而带来的资金空缺。
二是获得了合法的杠杆融资工具，期货交易的特征就是杠杆融资，以极小的保证金进行巨额交易，通过这一工具，周正毅可以在短期内以几千万资金做成十几亿甚至几十亿的交易，这使他在短短两年时间里能够以“大金主”的身份介入上海和香港两地证券与房地产市场。
第三，也是最关键的一点，那就通过是进出口期货交易这一平台，轻易地操纵资金流向，在对外财务账目上做到“滴水不漏”，从而令其旗下错综复杂的企业网络以“十个瓶子九个盖”的方式得以正常运作。
然而正如老话所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这种杠杆式的资本运作其风险也是极其巨大的，周正毅的困境在某种程度上也正源于此。
房地产、上市公司与“农凯系”
在1997年“一头扎入香港股市”的同时，周正毅也开始介入当时正处于低潮期的上海房地产市场，以每平方米6000多元的价格收购了江宁路上的“烂尾工程”兴业大厦，增资1亿元完工并装修，至目前，据说该楼宇市价已达5亿元。
在房地产项目上另一个他经常提及的手笔则是2001年以每平方米4100元的价格收购了古北新区的“烂尾楼”伦敦广场，同样追加1个亿完工，目前的售价达18000元／平米。
实际上周正毅的这两项“得意之笔”只是其复杂的金融与企业网络中露出水面的冰山一角而已。从周正毅目前控制或参股的企业来看，其投资手法可谓变幻莫测。
他对外声称参与的行业有五大类：房地产和基础设施产业、金融、贸易、农业和高科技产业。其中目前的主业房地产行业主要是由他全资控股的上海农凯发展集团操作，同时又和海鸟发展与建联通联动。农凯集团开发的房地产项目就有古北伦敦广场、外滩附近的兴力浦大厦、日航龙柏饭店、兴业大厦、中山公寓、联鑫虹桥苑等，其还拥有芦潮港、佘山、泗泾、虹许路等地区的土地储备共９００多万平方米。农凯集团还投资了不少的基础产业，如洋山深水港配套项目沪芦高速公路的投资，该高速公路全长６９．４公里，总投资２８．５亿元，项目公司注册资本１０亿元，政府背景的上海城投为最大股东，占３０％股份，而周正毅的农凯集团投资２．５亿，占２５％股份。此外，农凯系甚至拥有饮用水项目“碧纯”及其电子商务网站。
在金融领域，农凯系投入的力度相对也比较大，但手法含蓄。他先是通过旗下东宏投资出资３０亿元参股福建兴业银行，成为兴业银行第三大股东。随后，周又先后成为大通证券和泰达富友证券的第一大股东。另外，周很早就在上海期货市场拥有交易席位，一直从事期货买卖，也有“不俗”的商业纪录，更有传闻说他会收购或大比例入股一家期货公司。而这些金融行业互相之间的关系也错综复杂，构成了一个严密的资金链，同时，这条资金链也为他的其它行业起到相当的辅助作用。
至于其它三个行业，高科技产业主要是农凯和复旦、交大等合作经营的“上海高校产业集团”；贸易方面主要包括他投资参股的一些进出口企业，如茶叶公司、机械进出口公司等，以及其收购的香港上市公司上海商贸控股；农业方面则相对重要一些，他成立了上海农业产业化集团和上海小城镇开发集团，这两个集团除经营农业食品如大瀛鸭外，也涉足房地产，尤其是农业产业化集团更和英雄股份有牵连。目前，英雄股份已通过重大资产重组进军现代都市农业，公司名称也已经更改为“大盈现代农业股份有限公司”。虽然这些行业的脉络还算比较分明，但由于大部分产业不是上市公司，尤其是资产最庞大的农凯集团资产状况神秘莫测，令外界无法搞清具体的资产状况。
要理清这些公司之间的关系，也许需要很厚一本书来描述。然而其中的实质却十分简单。
在企业并购的手法上，周正毅所收购的几家上市公司也如出一辙：“闪电收购上市公司，再由上市公司反收购大股东资产，转型重组，出台利好（即注入房地产或高科技等项目），等待配股”。
收购上市公司海鸟电子就是一例。1993年上市的“海鸟电子”，当时主营业务是生产光盘，效益不佳。2000年，上海东宏实业投资公司受让原大股东上海华成无线电厂26%的“海鸟电子”股权，东宏法定代表人是唐海根（周正毅哥哥周正明的妻弟），成为更名之后的“海鸟发展”的法定代表人。
海鸟发展陆续将电子业资产剥离给东宏实业，同时，海鸟发展以5000万元的溢价，收购上海中盛房地产公司90%的股权。
为何选择收购上海中盛呢？原中盛房产的大股东是一家叫“华信投资”的公司，其大股东是一家名叫“兴力浦房地产”的公司，“兴力浦”又持有“东宏实业”84.38%的股份，也就是说，海鸟的实际控制者与其收购的中盛房产的实际控制者是同一家公司“兴力浦房产”。至于这个神秘的“兴力浦”，则是由周正毅旗下的“上海农凯联合投资公司”与上文提及过的“爱普乐珠宝贸易公司”联合组成，在“爱普乐”里掌握着41%股份的唐海根则正是新海鸟的法定代表人。
2001年11月19日，海鸟发展发布公告，海鸟发展与上海兴力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合作开发兴力浦金融大厦。
2001年12月30日海鸟发展召开董事会通过决议：同意向福建兴业银行上海分行申请人民币3亿元的3年期以内的中长期借款，用于与上海兴力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合作开发兴力浦金融大厦。
由于以较高的溢价收购了中盛房产，导致海鸟发展2002年中报里的“投资收益”为亏损195万元，但是中盛房产旗下的优质房产资源却也终究给海鸟带来了不菲回报。除了中山公寓，还有未来的兴力浦金融大厦，以及在南汇购入的大片土地，正等待全面开发。
由于有了这些业绩的支撑，海鸟发展拟在2002年底配股，价格在6至11元之间。一位证券分析师评价说，海鸟这一连串的动作，使得农凯旗下的房地产项目有了一个题材很多的融资渠道，也使得母公司的套现可能性增大。
周本人曾表示，海鸟现在才3000多万股，以后扩张到3亿股，每股的价格也不会低于六七元的。
在这一个资本故事中，两个重要的资源是让故事得以延续的关键：一是“拿到”土地或房地产项目，二是银行融资。
正如前边所提到的，截止2001年底，周正毅旗下的企业所开发和投入的土地与房地产项目已经达到一个惊人的数字，投资额之大已经远远不是其自有资产可以支撑的。而恰恰就在这个时候，国内的金融整顿与银根紧缩政策关紧了维系其庞大金融产业链运作的源头——国内银行贷款，不仅如此，包括上海中银在内的国内银行更在清理整顿房地产贷款过程中，频频追讨农凯集团所欠债务，而自2001年中以来的证券市场整顿以及整个市场的萎缩也使得他过去得心应手的上市公司直接融资渠道陷于停滞之中。
按照常规的企业做法，此时的应对之策应该是收缩业务，出售部份非核心资产、裁减人员开支，等待下一个金融复苏期的到来。
然而此时正在香港报刊上以“上海首富”的头衔频频曝光的周正毅选择了另外一条路——后来被媒体称为“刀刃上的舞蹈”的香港上市之旅。
盛极而衰：折戟香港
据种种迹象分析，从周正毅以上市公司购买者而不是“炒家”的身份踏上香港的那一刻起，周正毅真正的目的就已经不再是“创富”而是“救亡”——拯救已经面临覆顶之灾的“农凯金融王国”。
“如果投资界人士没有忘记的话，就会发现，20年前发生在香港的佳宁集团事件与今天的周正毅几乎如出一辙（参见本刊2002年3月号《佳宁重案揭秘》），周正毅在香港‘买壳’之举，应该是为了通过香港上市公司融资来弥补已经出现裂痕的资金链，而中银事件的爆发则是对这一脆弱资金链的最后一击。”
据一位投行人士介绍，周正毅的这种做法其实在香港证券市场上并不罕见，即在购入香港上市公司后，将自己在大陆拥有的房地产资产“转售”给上市公司，一方面套现偿还国内银行贷款，另一方面利用这些资产制造上市公司“利好”消息，通过香港证券市场进行再次融资。
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周正毅在香港两年时间里的种种“反常之举”，都得到了合理的解释。
2002年6月，周正毅邀请香港各大传媒及基金经理到上海参加两天一夜的“上海首富真人秀”。考察期间他不仅自爆150亿元的身价，还大力推介自己的农凯集团，甚至于在席上公布自己在静安区打造房地产巨舰。然而，事实上那次“秀”的结果似乎并不佳，因为很多媒体反而对他产生怀疑。
抛开这些“做秀”，周正毅在香港的两次上市公司收购本身已经疑点重重。
2002年1月，周正毅在BVI(英属处女群岛)注册的Angel Field Limited以6180万港元向盈荣集团(1104.H.K.)原大股东凤麟家族，收购了盈荣集团74%股权。收购后，周的夫人毛玉萍走上前台担任董事局主席，股票名称也改为上海商贸。新管理层2002年4月接任，2002年6月7日名称由盈荣集团有限公司更改为上海商贸。
有香港业内人士指出，周正毅购买盈荣本来是为了“变戏法”（指通过上市公司融资），但到了周正毅的太太毛玉萍“坐正主席”后，两人才发现“买错壳”——市值二亿的盈荣，不止规模小，公司总存现金也只有34万，根本不足以给他们变戏法。
在盈荣集团更名后不到半个月，周正毅再次通过同在BVI注册的另一家公司Global Town Limited以17亿元收购建联通(后改名“上海地产”)。
据2003年5月29日两家公司的公告称，周正毅已将其所持上海地产７５％股权（２２．８９亿股）及上海商贸４４．１％股权（１．８２亿股）“抵押于财务机构及证券公司”，以“获取贷款融资”。
公告中所称的“财务机构及证券公司”就是总裁刚刚被调离的中银香港及担任建联通收购财务顾问的中银国际。
周正毅持有的上海地产股份抵押状况在以往公告中可查，他所持有的75%股份在去年5月份收购该公司股权时抵押给了中银香港，以获得22亿的授信额度，而实际货款额是17亿港元一年期过桥贷款。
“这是一个典型的杠杆式收购案，中银香港给周正毅的过桥贷款(Bridge loan)，如果是外资银行贷给他的话，就一点争议也没有。”周正毅的前财务顾问说。
据中银国际在建联通无条件现金收购合约出具的函件说明，“在收购者之财务资源”一章中写道：中银国际认为，收购者具备充足财务资源应付收购建议获全面接纳所需。收购者拟以内部资金及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所提供信贷作为收购建议的资金。收购者认为，支付利息及偿还有关信贷不会对建联通(上市公司)业务有任何影响。”
通过上述参与过建联通收购案后期工作的财务顾问分析，中银国际得出这样的结论，有几个主要依据：建联通的资产状况非常好，账面上的现金约有22亿，加上1个亿的科技项目可出售，现金流达到23亿；大股东和黄和欧洲的基金作为战略投资者在不断注资，后因大股东想退出套现而考虑售股权，股权结构不分散，便于放贷管理；收购者为私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公司全资拥有者即周正毅本人；在收购要约上，由建联通的财务顾问新百利公司出示的文件上列明：建联通未经审核经调整资产净值约为23.5亿港元，截止2002年4月30日银行存款及结余为6.75亿，而货币市场基金为15.65亿港元，合共22.4亿港元，占资产净值约95%。
通过这次收购，周正毅等于利用中银香港的17亿贷款获得了22.4亿现金的支配权，不折不扣是“捡了个金库”。
周正毅入主建联通后，将公司名称改为上海地产，并动用22亿元现金开始大肆收购上海的房地产项目。“起初只是在市场上收购，但其后开始收购大股东周正毅本人的资产，金额也愈来愈大。”
2003年4月，周正毅宣布以7亿元收购周正毅私人资产上海东方伦敦伯爵豪园。也就是本章开头周正毅所说“利润达5个亿”的伦敦广场。
一个月后，刘金宝调离，香港廉政公署介入调查，两家香港上市公司股价狂跌，主角周正毅不知所踪，据传已被拘留审查。
中银香港越位：是商业银行，还是投资银行？
这场风波中，最令人关注的是周正毅与中银香港的渊源，即周正毅收购建联通的资金来源。
在这次被称为“借艇割禾”的收购过程中，周正毅最受非议之处，便在于整个收购活动中自己没有出一分钱，竟以被收购公司的股票为抵押，透过作为财务顾问的中银国际和时任中银香港总裁刘金宝的私人关系，私人借取22亿多元的过渡性贷款，除其中的17亿元用作收购外，余下5亿多作为后备信贷额。中银香港明知这笔贷款违规，为了防范风险，通过双方默契，在周正毅完成收购建联通后，那22亿元现金运用，都要获中银香港批准。而中银亦派律师顾恺仁及范楚文，加入建联通董事局。
根据建联通公告，周正毅购入公司的59.98%股份，每股作价0.82港币，其中包括爱立信所持有的16.36%股权及和记黄埔的9.88%股权，余下的股权则来自瑞典的投资公司InvestorAB。
建联通原是一家专注于科技业务的企业，但在周正毅收购之后，公司将出售手中的5项科技投资项目，并把投资重点转移到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据周正毅本人介绍，注入建联通的“优质资产”会是正在上海静安区开展的投资50亿元的物业项目。
去年八月完成收购后，建联通改名上海地产，而周正毅亦开始进行他的大计，将上海的物业项目，逐一注入建联通，套取公司22亿资金，既够他还清中银香港的贷款，还可以一并清还农凯早年结欠上海银行的问题贷款。这样周正毅不单可以无债一身轻，手上还有一个上市壳。只要时机配合，他更可利用消息刺激公司股价上升，趁手上股份水涨船高之际配股套现。
上海地产于去年十月，首先以3千3百万，买下上海峻岭广场十个办公室及两层停车场。接着，今年一月，又以3亿8千万元的价格向一位“独立第三者”虞小姐，买下龙柏饭店。然而周氏去年五月接受媒体访问时，却曾声称农凯早以4000多万购入这酒店，他当时还大呼低买。如今酒店突由独立第三者拥有，再卖给上市公司，估计是想避过香港的上市规例，只要不是关连交易，便不需要小股东投票决定。上海地产又以3亿3千万元购下上海吴中路一块面积不详的地皮。上海地产三买上海资产，令周正毅套现7亿4千万元，估计这批现金，全部还给中银香港，换言之尚欠中银七、八亿元。于是，在今年四月底，上海地产又计划向农凯购入旗下的东方伦敦伯爵豪园地产项目，作价6亿6千多万元。
在这次收购过程中，中银香港的贷款风险控制成为媒体关注的另一个焦点。有消息指出，在去年四、五月份期间，为了批出这笔贷款，身为中银香港副董事长兼总裁的刘金宝不惜在信贷审批程序上违规。中银规定，所有贷款审核程序，都要先经由信贷初审部的主任进行初步筛选，并由该部门总经理签名核实。若是大额贷款，申请要交到大型企业放款审查委员会（简称“大放审”）作最终决定。而周正毅这笔贷款的违规问题亦出于此。
“大放审”的成员，包括企业信贷部副总经理卢重兴，总经理兼副总裁柯文雅，及其它副总裁如林炎南和朱赤等，以及总裁刘金宝。在审批周正毅这笔贷款上，作为部门副总的卢重兴，应在“大放审”会议内负责交代贷款内容，最后须由与会人士举手表决。然而卢重兴明知以借款人背景和抵押品来看，这笔贷款极有问题，于是便借故不出席会议。而会上刘金宝就示意由总经理柯文雅签名作实。事后卢重兴已由大型企业放款审查部，调到特殊资产管理部出任总经理。
香港银行界对中银批出21亿贷款给周正毅收购建联通，莫不“大开眼界”。“这笔贷款，在我们银行根本不可能批出。所有银行都有内部指引，即使拿汇丰来按（抵押），也只可做五成，更何况建联通这三、四线公司，最多只可借一成。周正毅收购上市公司，有什么理由一分钱都不出？而银行借钱后，净利息收入只得三厘，却要承担21亿这么大的风险，根本都不值得。如果这样都可以，不如我借钱给你去收购和黄，那岂不更有保障？”一名华资银行的信贷部高级职员这样说。
而早在中银事件爆发前，就有香港投资的分析人士对周正毅的资产结构表示疑惑，“一连串的收购上市公司行为和如此大规模的房地产开发会不会有直接的关系？虽然周先生一再表明不会用上市公司做‘抽水机’，但每收购一个公司就把风险比较高的房地产项目注入却是比较难以解释的行为。从他目前可以证实的投资来看，总资产怎么也到不了150亿元，最多在45亿到50亿元之间，而他借中银国际的钱就有20亿元，农凯旗下那么多地产项目，也不会没有融资，如果再借建行30亿元的话，负债率未免有点惊人。”
虽然周正毅抵押给中银香港的上海地产股份价值已超出该贷款未偿还金额，但该行仍须进一步调查及核实。如果有需要，中银香港将就该贷款作出适当拨备，但以目前掌握的情况来看，这项贷款不会对中银香港的财务状况造成重大影响。
按照中银香港的声明所述，在建联通收购案中，尽管审批程序上出现了违规，但最终结果是“风险在可控制范围内”，仅以结果而言，似乎不应该在内地和香港两地金融和房地产市场造成如此巨大的振荡。
早在1997年周正毅通过电解铜期货交易参与香港股市炒作时，他就已经搭建起一个横跨外汇、期货、证券与银行体系的金融平台。应该说，在当时中国金融市场的背景下，能够横跨这几大领域，进行复杂金融操作的市场人士少之又少，而作为只有小学毕业学历的周正毅，在这方面的操作可谓“奇才”。
与此同时，中国的金融市场管理和控制能力仍然局限于银行或证券等市场的单独调控阶段，正如当时就任证监会主席的周小川所指出的那样，中国证券市场正处于货币在资本项目不可兑换条件下的一种发展阶段，与其它资本项目下货币可以自由兑换的市场相比，对业界的要求、对监管的要求及对宏观调控的要求，都相对较低，不那么复杂。再加上中国证券市场还是基本上没有衍生产品的市场，有了衍生产品以后，对业务的要求、对监管的要求都会提高很多。
周小川指出，在当时的监管条件下，“几个市场还不能联手操作，相对来讲比较好管，业务比较简单一些，如果货币市场、外汇市场、股票市场、期货市场和其它衍生产品市场可以一起做，那么就要看到我们应付风险的能力、业务管理的能力、监管的能力，实际上与国际化要求还有很大差距。”
而周正毅当时作进行的，正是“几个市场的联手操作”，而贯穿于这几个市场之间操作的一个关键角色，正是银行及银行所提供的信用服务。
从市场角度而言，正是国内的银行体系为周正毅在房地产、证券、期货等一系列市场提供了巨额资金，并承担了绝大的风险，而银行自身则只是按照“政策规定”获得与其风险不成比例的贷款利息而已。
这已经不是中银香港总裁刘金宝个人的“违规”问题，而涉及到整个中国银行体系转型前的尴尬处境。
银行监管行动：是“整风”，还是变革？
自“5·28事件”爆发至今，业界人士所关注的焦点已经从周正毅与刘金宝个人的命运转向大陆银行体系的应对与反馈。有业界人士向记者表示，通过这次周正毅事件的处理，可以从某种意义上判断出，自银监会成立及新一届中央金融机构管理层“大换班”以来，中央对于金融改革的措施是延续过去“反腐整风”的道路，还是真正进行系统性的体制转型。
有关人士分析，5·28事件的爆发和今年以来央行、银监会、财政部一连串的先后举动，应验了一位金融高层官员在年初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结束时说出的那句话：“山雨欲来风满楼，上面的决心非常大。”
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银监会主席刘明康表示，中央正在考虑再次援手四大国有银行，减少它们的坏账，但强调它们必须首先理顺内部关系。刘明康强调，他不能容忍银行内部的腐败、监管不严和浪费。“国有银行的改革是综合改革，依靠内外因素，但首先是内部改善。”
不过，由于国内的银行基本上属于国有及准国有，瞬间对民企信贷的收紧，会不会又陷入一收就死的“治乱循环”的怪圈之中，让人担心。
某大型国有银行上海分行信贷部负责人透露，他所在银行的总部已经下发文件，要求严格控制部分民营企业的贷款流向，原则上对到期贷款要收回，暂时不再发放新的贷款。该行列出了八家以上海企业为主的民营企业名单，包括了上海著名民企复星集团和仲盛集团。而上海的评级机构也降低了部分民营上市公司的评级，例如天宸股份、复星实业、世茂股份等。
有市场分析人士认为，大银行们的收紧贷款行为更像是一场整风运动。尽管具体操作还不得而知，“但肯定有一批存在问题的民企，会受到致命的打击。”
在银行体制方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对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而言，由于所有者缺位，经理人没有来自所有者的压力，这是银行高层频频出事的主要原因。
与现有信贷制度相关的还有信贷文化。上海银行重点客户部门总经理薛建东认为，依附于现有信贷制度的信贷文化同样值得反思。
据上海媒体报道，周正毅问题一见报，上海马上有10家银行上门收债，这极像蓝田股份、欧亚农业等问题暴露后的场面重演。用薛建东的话说，银行平时饥不择食地放款，遇到问题又慌慌张张收贷。
几个月前，在中国银行业协会举办的一次逃废债问题研讨会上，法学家王卫国提出“当企业马失前蹄时，银行不应该采取竞相‘杀马’的态度，而应放水养鱼”，当场遭到了多数银行风险管理人员的反对。广州的一位银行信贷人员说：“我不抓紧时间杀马，马会跑掉；即使不跑，也会被别人瓜分。出手晚了就会吃亏。”
一些专家相信，这次银行收紧对民企的贷款，将可能对各个方面产生很大影响。
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展战略委员会主任巴曙松博士认为，“银行必须开始要关注民营企业贷款的运作机制，关注其不同于国有企业的地方及其对贷款偿还能力的影响。”曾经担任中银香港高级管理人员的巴曙松博士指出，长期以来，银行、特别是国有银行的主要客户是国有企业，银行对于国有企业的运作比较熟悉，对于其形成不良贷款的机制也有一定的了解，而对民营银行可能造成的不良贷款，银行还没有充分关注。
尤其是一些大型民企往往在一个家族、一个富豪的掌控下，有很多企业，相互之间形成密切的、但是往往又难以为外部所了解的资金关系。为了扩大整个集团的融资能力，掌控整个集团的人士往往会动员子公司及其不同层级的下属公司到银行借款，从而放大整个集团的借款能力，这种放大之后的借款能力往往超过整个集团的实际偿还能力。
“银行内部建立严密的信贷制衡体系不仅是对贷款质量的一种制度性保证，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对贷款人员、银行高级管理人员的保护。如果一家银行的贷款流程合理，责任清晰，激励有效，制衡机制完善，那么，一笔有问题的贷款往往在贷款审批过程中就会被否决。当前，中国的银行体系积累了如此高的不良贷款，付出的学费已经足够多了，涉及的银行高级管理层也不少了，除了在事后总结每一笔不良贷款的教训、追究每一笔不良贷款的责任之外，是否还应当从更高一个层次考虑内部贷款管理制度的完善呢？”
对于曾经切身体验过中国银行管理体系的巴曙松来说，这是多年以来一直萦绕在他心头的一个课题，而对于正在蹒跚走向转型的中国银行体系本身来说，这又何尝不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无论对于周正毅还是对于中国银行来说，故事都还远远没有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