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村子里出了四位省委书记，一个县里出了60多名省军级干部
“陕西省清涧县袁家沟村是一个只有１５０多户人家的小山村，但这里却因为出了四位省委书记而闻名。原山东省委书记白如冰、原江西省委书记白栋材、原陕西省委书记白治民和现任青海省委书记白恩培，都是这个村子出去的人。
“袁家沟村子不大名气大。早在１９３６年２月，毛泽东同志率领中国工农红军转战陕北时，就在这里诗兴大发，挥笔写下了《沁园春·雪》。清涧县委书记介绍说，从绥德师范毕业、在学生时代就加入了共产党的白如冰、白栋材和白治民，就是在这个时期先后弃笔从戎，跟着共产党、毛主席打天下。白恩培是新中国培养的大学生，曾在延安大修厂工作，后任延安地委书记，近年调青海省委。”
一则普普通通的消息，却引起了许多读者的兴趣。报道刊出的数日之内，不断有读者和同行向本刊提出想了解袁家沟这个地方，以及它怎样产生出四位省委书记。为了满足广大读者的心愿，本刊记者近日专程前往陕西省清涧县袁家沟村。采访了四位省委书记的故乡。
“袁家沟能出四位省委书记，我们一点也不觉得奇怪。1985年我们曾经作过一个调查，当时还在位的省军级干部中，从清涧县出去的就有62位。”
清涧县宣传部的王部长这样说道。
“要了解清涧为什么成长出这么多高级干部，首先得了解清涧的革命历史。”
据王部长介绍，清涧可以说中国最早的革命发源地之一。1927年，继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之后，在中共陕西省委的直接领导下，由共产党员唐澍、李象九、谢子长、白明善等同志发动指挥了全国第三次武装起义——清涧起义，打响了我党在西北地区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第一枪。
起义历时数月，转战清涧、延川、延长、宜川、韩城、安定、安塞、志丹、合水等九县。震撼西北，影响全国，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最终虽然由于敌人过于强大，缺乏军事斗争经验和起义领导内部分歧等原因，起义最终失败了。但清涧由此而建立起了长期而稳定的革命群众基础。
一九三六年和一九四七年期间，毛主席在转战陕北期间两次经过清涧，并在双庙河、袁家沟、高杰村等地战斗和生活了27个昼夜。气势磅礴的伟大诗篇《沁园春·雪》就是他在袁家沟居住时写就的。
与此同时，清涧人民也为中国革命作出了最大限度的贡献：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时期，清涧人口最多时为8万人，而参加红军以及支前的就有2万余人。可以说除了老弱病残和妇女、儿童，整个清涧县的青壮年都投入了革命战争之中。而清涧县为革命牺牲的烈士仅次于江西瑞金，中央党史馆中有记载的就达3000多人，而不在记载内的则更多。
“正因为出去的多，牺牲的多。所以最终留下来的人中成材的也多。我们在调查时还有一个数字，1985年时还活着的老红军里，清涧籍的占全国的1/15。”
可以说，在清涧的每一户人家，都有长辈参加过红军，就在接待记者采访的一位工作人员家里，就有两位祖父辈的亲属参加了红军。说到这里，这位工作人员也有些感慨：“也许就是因为当初为革命做出了那么多贡献，所以在解放后相当一段时间里这里的人也有些躺在功劳簿上不思进取的思想，否则也不至于落到今天这样一种状况。”
而现在，人们的思想正在转变之中。
“过去的年青人都不留在村里，大都在外边闯荡。因为长辈里边在外边‘当大官’的不少，到外边去无论怎么样总比留在村里好。但现在也不行了，靠别人，靠国家都不是长久之计，最终还得靠自己。青涧从97年以来，连续三年大旱，以前就等国家救济，现在不了，每家每户都会自己想办法。比如袁家沟一个村，农民购买抗旱设备的钱就达60万，平均每户人家都达到4、5000元。”
红枣之乡的困惑
就自然环境而言，清涧确实很难找到值得骄傲的地方。过去民间有“清涧的石板、瓦窑堡的碳、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之说，地下资源以石板最为著名，然而，随着经济的转型和人们需求的改变，石板作为一种资源市场已经越来越小。
正因为如此，清涧历来以发展农业为主。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观念的更新，清涧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新经济增长点——那就是红枣的生产。
清涧县属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土壤和气候非常适合红枣树木生长，发展红枣种值有着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清涧红枣具有个大、皮薄、肉厚、核小、味甜、拉丝长、营养丰富等特点。红枣既是上好的食品，也是优良的中药材和滋补品。总面积1881平方公里的清涧，1995年被国家命名为“中国红枣之乡”，目前，全县有枣林面积27.1万亩，正常年景的产量为3000万公斤左右。
传统的民间红枣加工都是一些简单的加工方式。随着全县经济的迅速发展和人们思想观念的逐步解放，８０年代起，清涧以红枣为原料的厍工营销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先后办起集体、个体、联营等３０多家红枣加工企业，到９０年代，随着红枣在全国市场的走俏，红枣系列加工业得到迅速发展，产品畅销国内各大中城市，并出口到美国、日本、香港及东南亚地区，曾荣获第５届亚太国际贸易博览会金奖。
清涧红枣最辉煌的时期是1995—1996年。1995年，全县产枣3000万公斤，产值达6000多万元。1996年10月，成功举办了“’96中国·清涧红枣贸易洽谈会”。前来参加洽谈会的学者、专家、客商达258人，并有中央电视台、新华社、人民日报、经济日报、陕西日报等28家电视台、电台、报刊的56位记者参加了这次研讨交流会，形成红枣及其制品3821.3万元的成交总额。
1994年，清涧县被省政府确定为万亩红枣基地建设重点县之一后，县委、政府把红枣作为全县的主导产业之首，计划到2010年全县实现40万亩红枣林。1996年，县上正式启动了“东枣西延”工程。在全县范围内建设红枣生产基地。
然而，随着1998年以来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和市场的疲软，清涧的红枣也出现了滞销的势头。
“我们的红枣在全国都是名列前矛的，但价格波动却很大，因为红枣主要销往南方市场，市场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农民一年的收入。”说到这里，王部长给记者举了一个例子。
“红枣销售价格波动相当大，现在这里有这么一种说法：‘你要想赚钱，就搞红枣；想要赔钱，也去搞红枣’，比如前年收购时，开始价格是1.5元一斤，10天以后就涨到了2.8元，最高时涨到4元，那时枣商就把红枣都囤积起来，以为枣价还会不断涨上去。别的客商到农民那儿去买,5元一斤都买不到。结果过了半个月，他再卖时就降到2元了。”
随着红枣种植面积的不断扩大，整个县里的财政收入越来越依赖于这一项产业。然而由于市场价格操纵在买方手里，假如市场信息不够灵通的话，就可能造成农民收入的大面积减少。在清涧，这不是没有先例的。
清涧苹果曾经有过一段辉煌历史，由于本地气候环境适宜苹果生长，清涧西部苹果种植面积达到10万亩，年产6200吨。但随着苹果品种的改良和市场需求的转变，清涧所种的老品种如红富士、黄元帅等价格一跌再跌。当别的地方苹果每斤卖到一块七、八时，清涧本地的老品种两毛钱一斤都卖不出去。结果农民们又把苹果树砍倒，重新种起了粮食。
假如说种粮食是“靠天吃饭”的话，那么红枣等经济类作物就更是“靠市场吃饭”，如何瞄准市场，创造名牌，正是今天清涧红枣种植业所必须面对的一个挑战。
一位镇党委书记的烦恼
袁家沟所在的高杰村镇下辖42个行政村，共有人口12000左右，面积110.65平方公里。其中3305户为枣农，耕地面积43818亩，人均占地3.54亩。镇内有中学一所，学生650人，小学340所，学生3000多人，干部职工46名，另外雇有12人。
当记者来到高杰村镇时，镇党委书记刘光中“走马上任”不到4个月。在简单介绍了镇里的基本情况后，刘书记坦率地谈出了他的烦恼。
“到今年，这里已经是连续第四年大旱了，今年农民仅投资抗旱设备就达265万元左右。其中贷款约70—80万元。其余都是农民自筹的资金。
即便这样，今年也仅仅能做到全力保住枣树，春粮可以说颗粒无收，夏粮现在已经该种了，也没法种下去。正常的年景农民收入里红枣约占60%—70%，打下的粮食也足够一年的口粮。而现在农民们连口粮都得去买，大约有25%左右的农民还欠着粮款，5%则干脆借贷无门。”
“从这里出去那么多高级干部，难道他们知道这儿的情况后，不会想法帮点儿忙吗？”
面对记者的提问，刘书记踌蹰了一会儿。
“本来，这种事是家丑不可外扬，但已经是这个情况，再瞒也没什么必要了。近十多年来，这里的政府和干部在老百姓心目里的形象都不太好。我刚过来不久，很多情况都不清楚，但就我所知道的，乡政府的干部98、99两年的工资都还没有发，有的干部职工99年整年没拿到一分钱工资。整个拖欠工资总额约有32万多元。
“与此同时，乡政府在外边借的外债还不知有多少。比如三年前建的一座办工楼，到现在还欠13万工程费，别的工程还欠22万，至于跑运输、开餐馆的个体户，一万两万就欠得更多了。老百姓拿着帐本天天来讨债，而我们自己连工资都开不出，拿什么去还？
“出去的干部不支持，一方面是我们出去联系得少；但另一方面，也是失去了人家的信任。别人就怕给了钱办不成事，还闹出乱子来。”
居刘书记介绍，在他调来之前，高杰村镇政府去年已经有4个月左右没开门，陷入全部瘫痪的状态。他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孤身一人从另外一个乡镇调到这里来的。
“原来工作瘫痪，并不是乡长、书记一两个人的事。现在我一个人过来，政府、干部都是原来的，工作实际上也很难开展。”
刘书记举了一个例子，“就说现在吧，政府开了门，干部也回来上班了，但每个月一、两万块钱的水电、通信等正常的办公运作费都成了大问题。前一段财政拨下一笔工资款，但只能放在帐户里不敢动，因为以前借贷、挪用的太多，只要一动这笔钱，马上就被银行扣去抵贷款了。”
刘书记这样总结道：“高杰村特殊，清涧也特殊。”实际上，发不出工资的已经远远不是高杰村一个地方了。
据介绍，清涧去年的财政收入约800万元左右。而全县干部职工仅保证工资等基本生活费用就需5000万元。地区拨给1200万，加上财政收入，大约还有2000万元左右的资金缺口。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只能在拖欠工资和“寅吃卯粮”、挪用其它专用款项之间寻找一个并不存在的“平衡点”。
一位干部介绍，截止去年，清涧县财政赤字已达7000万元，“这笔钱按我们县的财政情况，就是不吃不喝也要十年才能还上。”
在民间口头流传着清涧“几大怪”的民谣，其中的“一大怪”就是“干部种粮农民卖”。原来由于长期未发工资，一些干部已经无法靠积蓄维持生活，只能向城效的农民租几亩地，然后自己在地里种些土豆、小麦等粮食作物，以保证一家人的口粮。而城郊的农民则到县城里摆上小摊做起了小生意。
“连续三年的大旱，现在连种地也没任何收成了。有的干部只好跟家属一起上山去挖苦菜，除了自己吃外就拿到城里的餐馆去卖，一斤水苦菜可以卖到两块多钱；打工的也有，有的干点文职，还有的就是苦力，到工地上给人当小工，没有别的办法。
“大部份人把很少的积蓄吃光了。很多干部过的生活还比不上农民，不但没肉吃，就是打个豆腐还不经常吃。”
一位接受采访的干部感概地说：“象我们这样的干部，现在根本不敢得病。平时连维持生活都那么困难，得个病更没有活路了。”
困窘的生存环境使得当地的干部们分成两类，一类拼命拉帮结派，争取在仕途上“更上一层楼”，在“一人得道”之余，还可以“惠及一方”；而另一类则“不务正业”，通过做生意、开小店等途径赚些钱来养家糊口。
当记者问及这种情况是否有可能改变时，一位当地干部想了很久，慎重地回答：
“发工资的问题谁也解决不了，除此之外更不用说了。现在是经商没人买你的东西；搞企业这儿没有任何优势；种地，这么多年干旱，谁也种不出东西来。所以现在人人都只能争着当官，只要当上官，至少生活有了保障——所以这地方越穷，大家就越争着当官。政治环境就很恶劣，派别林立，谁也做不好。
“我们这边有个笑话，说南方的家长教育小孩，你不好好读书，将来让你当干部去。而这里的家长则教育小孩，好好读书，有出息了就可以当干部——我们这边就是官本位的意识太浓。”
辉煌：是否仅仅属于过去
在采访过程中，记者发现一个特殊的情况。从清涧出去的高级干部中，大多为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毕业于绥德师范学校。而据记者随后到绥德师范所了解到的情况说明，从绥德师范所毕业的30多名省军级高级干部中，也大都集中于这一年代。这其中有着什么“历史的巧和”吗？面对记者的发问，绥德师范副校长、原延安大学政教系副主任张杰这样回答：
“第一是人才的集中；第二是观念的更新。”
据张校长介绍，绥德师范创建于1923年5月1日，原名陕西省第四师范学校，筹建学校的有当时在北京大学上学的李子洲，绥德人。以及其他在北大、南开等上学的陕北籍学生，李子洲当年在北大时，就已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深受李大钊器重，他创办了当时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共进社”，被称为共进社的大脑。
李子洲1923年毕业后，受李大钊派遣，回到榆林中学任教。受杜滨城推荐，李子洲于1924年春由教育厅出任校长。李子洲回到北京向李大钊汇报了情况，并找到同学王复生（最早的19名党员之一），由李大钊推荐王懋亭、杨明学，常汉三等人前来任教。
李子洲的办学思想比较先进，1922年他就发表了关于陕西中等师范学校的文章，公开提出要在学校里宣传马列主义先进思想，所以当时学校的思想、宣传都很出色。前来师范上学的学生每逢节假日，又将学校学到的新思想传播到自己的家乡，随着影响的日益扩大，绥德师范逐渐变成了陕北地区共产主义思想传播和组织上的中心。刘志丹当时所在的榆林中学党支部就是由绥德师范的学生们发展起来的。
据知情人介绍，在广州的革命历史纪念馆（原广州农民运动讲席所）内有一张30年代的全国地图，其中北京和绥德都被画上了代表革命中心的红五星，这足以证明当时绥德师范不仅在陕西，而且在全国都有着相当大的影响。
一批优秀而富于理想的教师造就了一大批热心革命，勇于创新的优秀学生，而这些学生又将革命的火种洒向了陕北的每一座城镇和乡村——陕北之所以能成为革命根据地，绥德师范当初的传播和教育实在是功不可没。
张杰校长说到这里，话头一转，回到陕北今天的建设与发展上来了。
“如果说陕北当初能成为革命根据地和发源地，是由于人才和观念的更新的话，那么在今天的经济建设中，更需要这种人才与观念的更新。”
而目前情况却令人不得不感到忧虑。据清涧县宣传部王部长的介绍，清涧曾有将近十年时间里，没有分到一名大学本科毕业生。虽然国家和政府都下了大力气狠抓教育基础建设，但师资力量的缺乏却成为教育发展的一个“瓶颈”。
“96年以前县上一所希望小学都没有。其他地区都有了。96年后才有了第一所希望小学，现在已经建成了十几所，特别是这两年，国家对教育投资特别大。现在你到乡下去，看到村子里最好的楼房肯定就是学校。
“学校环境好了。但有个本质问题没有解决，那就是师资问题。现在外地老师不来，本地学生毕业后也都不愿教书。师资力量差的结果是学生考不上大学，所以学校的压力也很大。”
自然资源条件差、人民教育程度低、观念陈旧、干部管理难度大……一个又一个的问题摆在陕北面前，成为经济发展中令人困挠的难题。
而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推出和实施，这些纠缠不清的“结”也面临着一个解开的契机。最近，朱基总理就西部大开发做了重要指示。他指出：“加快中西部发展，是邓小平同志在90年代初提出的‘两个大局’的战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大局，就是东部沿海地区要充分利用有利条件，加快对外开放，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中西部地区要顾全这个大局；另一个大局，就是当发展到一定时期，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拿出更多的力量帮助中西部地区加快发展，东部沿海地区也要顾全这个大局。”
对此，邓楠指出：“西部大开发，从有利的因素来看，一个是国家重视，已经作为一个重大的战略；同时西部地区也有这样的要求，积极性很高。第二个有利条件，就是西部地区资源丰富，既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又有丰富的矿产资源：第三个有利条件就是已经有了比较切合西部实际情况的西部开发大思路。第四个有利条件是西部劳动力成本低，东部尤其是沿海地区，劳动力优势已经没有了。第五个有利条件是西部的科技积累物，有了一定的水平，而且已经建立了许多有优势的科技产业。
“西部开发的不利条件。谈到不利条件，人们经常讲西部地区人才缺乏、科技落后，地理条件封闭，生态环境恶化，还有基础设施比较薄弱等。我认为最主要的不利条件是两个：一个是时机，一个是观念。我们在谈西部发展的时候，特别要重视当前的市场因素。不重视市场，西部的发展就不可能。第二个就是观念，我觉得观念的制约是最大的制约。西部开发要取得良好的成效，必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新形势，观念上必须有一个大的转变。”
西部腾飞的时机正在到来，陕北能否抓住这个时机，再创当年革命时期的辉煌？我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