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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6日下午，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在其网站上发布了一份“关于公司近期经营情况的说明”，说明除对近一个月以来广受市场关注的“洪都航空”事件进行说明外，亦对旗下基金净值近期出现滞胀的原因进行了解释，表示属于基金的“正常调整”。
此时，洪都航空的股价已经从年中最高价43.38元跌到了20元左右，其中超过一半以上的跌幅出自10月12日市场传言“广发基金狂抛洪都航空”之后。广发基金对此的解释是由于股价上涨，洪都航空已经从小市值股票成长为大市值股票，不再属于广发小盘基金投资范围，因此在十一后才进行了仓位调整，并指责个别人“故意歪曲和捏造事实”，对公司正常的投资行为进行了“误导性陈述”。
但对于长期从事私募投资的任先生来说，广发基金的这个说明似乎还不足以解除他的担忧，“我不关心广发说了什么，只担心我看到的现实。”
让他担忧的现实是，刚刚进入司法程序的华安基金总经理韩方河2000年参与海欣股票上价格操纵直至五年后才被另一个不相关的案件牵连而出。
“当时的海欣股票何尝不象年初的洪都航空？”任先生表示，无论从股票暴涨的幅度、公司盈利前景的模糊、概念化炒作的模式和广发旗下另一只基金“高位接盘”的现象，都不能不让他担忧。
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他已经在近期另一些让他“担忧”的基金重仓股全部出清，“可能广发确实是正常调整，但我要为自己的投资者负责。”
类似任先生这样的担心并未出乎广发基金投资总监朱平的预料，实际上早在一周前他就在自己的博客里分析了“洪都航空事件”引来诸多争议的原因：首先是这只股票由于过去的不良纪录，本身是一只很有争议的股票；其次是华安基金总经理韩方河出事；最后则是“情况说明”中指责的“误导性猜测”。
一个值得回味的细节是，媒体报道中最早对广发基金在洪都航空的操作提出质疑的，正是另一家基金的投资负责人。有业内人士向记者表示，此次事件的爆发有可能是其他基金对广发调仓中的“砸盘”不满，因此向媒体透露的消息。
“虽然法律规定单支基金对股票有持股上限，但对多只基金交叉持股推动股价上涨的并没有限制，而一旦这些基金合力将股价推到某个高位后，率先出逃或砸盘的基金自然会被视为‘叛徒’。”该人士表示，从这个意义而言，“洪都航空事件”的爆发，恰恰在于凸显出上半年以来基金集中持股所带来的流动性风险，已经集聚到了相当程度。
洪都航空9月30日的机构持股资料显示，包括广发旗下数只基金在内的前二十大基金持有流通股比例高达42.91%，按投资界的共识已经属于高度控盘。而据业内人士介绍，由于基金在进入时还可能引入其掌握的社保资金，以及其他跟随投资的私募与外围资金，因此基金总持仓30%的上市公司，其流通股筹码实际已经高度锁定。
而这一控盘度集中的过程，恰恰正是公司股价从10余元暴涨至40多元的阶段，而据业内分析人士的普遍看法，这一价格已经“透支”了上市公司未来数年的增长潜力。
从这个意义而言，即使广发不出手，导致洪都航空股价暴跌的“最后一根稻草”也必将由其他率先出逃的基金来补上。
流动性危机的背后
“洪都航空只是一个引子，更大的风险还有后边。”银河证券基金研究员马永谙向记者表示。他在最近的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由于基金持有量占流通股比例的上升，基金“扎堆”投资所带来的流动性风险正在聚集之中。
据统计，基金总持股比例超过流通股本的30%的上市公司已达到17家，其中最高的是苏宁电器，42家基金持有苏宁电器的股份，占其流通盘的64%以上，基金持股市值已达37亿以上；第二是大商股份，60家基金持有大商股份，持股市值接近39亿，占其流通盘的55%以上。
在马永谙看来，这些基金“扎堆”的股票中，不少有着与洪都航空相同或相似的“症状”：公司本身具备一定投资价值，但随着大量基金的入驻，其潜在成长价值迅速透支，短期内形成较大下跌风险。而一旦某只股票开始下跌，恐慌性的资金出逃将带来一系列相邻或相关股票的同时下跌。
“这种模式有点象前几年的主题投资，就是基金进入某支股票时先找卖点，建仓后推广概念，引来更多的资金合力把股价推高。”
这种投资模式早在1998年“5·19”行情中，就被博时等基金的成功操作而风光一时，直至2000年“基金黑幕”事件暴发后，分散投资理念才开始占上风；但从2003年开始，博时凭借着在钢铁、汽车等行业的重仓投资操作，一举成为众多基金公司的佼佼者，集中投资模式也从此正式“复辟”，并随着股市的复苏而在今年达到了新的高潮。
在马永谙看来，基金投资这8年中从集中到分散，再回到集中的过程说明，从投资收益的角度出发，基金永远倾向于集中投资，只有在市场低迷的情况下，才会通过分散投资来规避风险。
以2006年上半年为例，在偏股型基金平均净值增长50%的前提下，增长率最高与最低的基金之间，其增长率相差高达8倍，而包括景顺长城、上投摩根、广发小盘等累计净值超过2元的8只基金，同时重仓持有贵州茅台、招商银行、苏宁电器、宝钛股份等股份。
“在这种情况下谈风险控制，怎么能跟实实在在的收益相比较呢？”基金研究员王群航向记者表示，他曾受央视委托拍摄一系列国内基金公司建立内部风险控制机制的专题，但在转了一圈后，他发现“没法拍”。因为在大同小异的内部机制面前，他却不知道这些机制“是怎么发挥作用的。”
另一个让王群航吃惊的现象是他在上海调研时，与几位基金公司经理在某大厦吃饭，席间他不但听到这些来自不同基金公司的基金经理随意谈论的自己当天的操作，而且发现他们对彼此的操作风格和动态了如指掌，甚至能够准确地猜出某一笔操作是哪家公司的哪位基金经理所为。
“相比美国机构投资者在树下的一次谈话都会遭到法律制裁，我们的监管空间实在是太大了。”王群航这样感叹到。
与制度空间的宽松形成对照的，则是市场空间的狭窄。深交所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海外成熟市场机构投资者的发展壮大，首先来源于投资者以较低成本分散投资风险的市场需求。“而在我国，机构投资者在发展过程中既没有创新的空间，也没有通过组合投资分散风险的手段，实际上成为另一种散户。”
作为通过组合投资来分散风险的个案，南方基金在万科股改期间的投资模式是国内不多的案例之一：在万科股改期间，南方基金作为万科流通股大股东，建议公司通过发行认沽权证的方式来完成股改，同时凭借对价所获得的大量认沽权证，锁定了公司所持有流通股的下跌风险。
在完成这一投资组合安排后，南方基金在万科股改期间重仓买入万科股份，不仅成功“护送”万科渡过股改，而且在半年内为基金带来了100%的回报。
南方基金总经理高良玉在向记者解释这一投资模式时表示，在万科股票的操作中，南方基金与其他投资者最大的差别正在于对风险的控制。“在股价上升过程中，其他投资者的获利可能跟我们差不多，但是考虑到股价下跌后我们能够通过认沽权证锁定风险，所以我们实际上是一个零风险的投资组合。”
然而，在目前的市场机制下，由于包括认沽权证在内的做空机制缺乏，象万科股改这样的组合投资机会只能是昙花一现的个案，更多的基金在投资中不得不面对着同时剧增的风险与收益，成为深交所研究报告中指出的“另一种散户”。
另类散户的“投资算盘”
一位机构投资者代表向记者表示，他曾代表自己服务的机构向国内数十家基金的基金经理发出过一份调查问券，询问这些基金经理如果获得1亿美元投资，将如何管理这笔资产。
回收的答券中，绝大多数基金经理打算把钱投入自己目前投资的领域，做股票的就推荐股票组合，做债券的就推荐债券，“难道他们不理解对于这么大的资金来说，分散风险比获得收益更加重要吗？”这位人士失望地表示，他本来希望看到更多的组合投资方案。
而在马永谙看来，基金经理未必不懂组合投资的操作，更可能是他们不相信这种长期投资的方式能够留住投资者，“这本身就是一个怪圈。”
怪圈的一头是急于获利的中小基金投资者，对他们而言，“炒基金”和炒股票并没有什么差异，只要发现短期盈利能力强的基金，他们便会毫不犹豫地把投资转向这些“新秀”，所谓的长期风险对他们来说既不重要，也不关心。
怪圈的另一头则是急于扩大规模的基金管理公司，对于他们而言，1%左右的管理费用才是公司盈利的主要来源，而这一盈利来源与公司管理资产的盈亏并无直接关系。
中证投资的徐辉在比较基金和QFII近期的投资模式后，认为由于QFII的投资者的长期投资理念，使得机构可以选择长期、稳定的盈利方式，而公募基金由于投资者更看重短期收益，因此基金只要当期收益够高，就能募集到足够多的资金，从而保证基金规模的增长。
徐辉指出，在2004年基金制造概念的风潮中，部份没有参与概念制造的基金公司，由于当期收益不好影响到后续发行，直接影响到公司后来的发展。在这种机制下，“投机驱逐投资”也就成为必然了。
尽管集中投资能够为基金带来短期业绩的快速上涨，但在实际操作中，仍然需要相应的市场环境，那就是资金推动型的牛市结构，只有在这一市场背景下，前期建仓的基金才可能通过概念的推广引带更多后续资金，合力推动股价上升。
从这个意义而言，由于巨额外汇所带来的流动性过剩，恰恰成了资金推动型牛市的一个必要条件。
在这种资金推动型的牛市里，由于做空机制的缺乏，集中投资实际上是一种更符合“利益最大化”原则的投资策略。
广发事件的爆发，反映的是市场对于牛市后续动力的担心。而后来其他基金重仓股的强劲表现，从某种意义上冲淡了这种担心。
基金“类庄股现象”产生的原因：一是市场做空机制的缺乏；二是资本市场资金过剩所带来的“资金推动型”牛市；三是基金经理“搭便车”的投机心理。在这些基本因素未能全面改变前，包括基金在内的机构投资者“扎堆”的情况不可能得到根本改变。
从这个层面上回头观察广发事件，其实带有很大偶然性：它的意义或许只是证明市场对基金行业因为不了解和不透明而产生的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