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记者 黄河 2016-04-14 （发表稿)
许多机构投资者问我的第一个问题，“市场这么烂，你这时候跑来做什么？”我们希望通过上市建立起一套市场化约束机制，倒逼这家银行从管理模式到市场观念上的进步。
至少在未来的三到五年内，改革和转型都将是整个银行业所必须面对的现实挑战。做什么事都首先需要有人，而引入人才需要合理的机制，机制背后则是企业内部的观念与文化——这是个环环相扣的链条，需要一步步来打通它。
2016年3月30日，在H股同日挂牌上市的天津银行和浙商银行在港股指数上涨逾2%的情况下，盘中一度跌破发行价。而在此前的招股结果显示，天津银行的香港公开发售部分认购比例仅为7.76%，最终以近招股价下限7.39元定价。
对于刚刚经历了股灾冲刺和离岸汇率大幅动荡的H股市场而言，此刻显然并非商业银行们的上市良机：从去年12月份至今，包括天津银行在内的5家国内银行在H股上市期间，均出现认购不足及以发行价下限上市的情况。
从上市银行们所公布的财务数据和招股资料来看，给资本市场带来的“惊吓”远大于“惊喜”：大幅放缓的利润增长、不断攀升的不良贷款比例，乃至内部管理的混乱无序，都令市场投资者对新上市银行们的未来产生了种种疑虑。
在天津银行的H股上市文件中，关于“风险因素”的阐释长达三十余页，数十项对银行经营可能带来“重大不利影响”的风险因素，囊括了从宏观经济下滑到企业内部管理失控等诸多方面，堪称国内城市商业银行的“经营风险大全”。
面对宏观经济下滑、资本市场动荡且银行自身的经营管理尚未实现转型的情况下，诸如天津银行这样的国内商业银行们，为什么要冒着“自曝其短”的市场风险，向港股市场发起“上市冲刺”？
面对市场各方的猜测与质疑，2014年11月就任天津银行行长的文远华接受了南方周末记者独家专访，全面阐释了天津银行H股上市背后的“转型逻辑”。
南方周末：从上市前后的市场反馈和我们前期的调查了解来看，目前的香港H股市场并不是一个适合商业银行上市融资的时机，天津银行此次上市的主要考虑是什么？
文远华：其实这也是我们此次上市路演时，许多机构投资者问我的第一个问题，“市场这么烂，你这时候跑来做什么？”（笑）
如果让我们自己选，当然首选上市地点是A股市场，因为我们的客户和市场都在国内，估值也会高一些。但市场环境是不由我们控制的，在去年6月份向市领导汇报上市方案时，A股市场波动已经很大了，最终我们选择了A股与H股两手准备的方案。
结果7月份股灾爆发，A股上市审批暂停，9月1日我们就坚决启动了H股的上市流程。
南方周末：那时候H股市场的波动已经很大了，为什么还是要继续推动上市？不能等待更合适的时机吗？
文远华：因为上市本身是银行转型的战略核心，而不仅仅是市场融资的需要。对于市场融资来说，可能有更好的时机；但是对天津银行的整体转型战略而言，上市是必须跨过的第一道门槛，反而不存在时机问题。
天津银行过去几年经营规模增长比较快，年均增长20%多，也就是说每两年就需要通过外部融资来补充银行资本金，以满足资本充足率的监管要求。过去主要是通过私募融资来补充资本金，上市后确实可以让融资渠道和方式更加多元化，以及流程更加规范化。
但如果只是为了补充资本金，我们未来几年依然可以通过私募等方式完成，没有必要选择这个时间上市。
在我看来，银行上市的关键功能不是融资，而是为传统的银行内部管理模式引入来自外部市场的“硬约束”，从而建立起现代公司治理机制与规范。
换句话说，我们希望通过上市建立起一套市场化约束机制，倒逼这家银行从管理模式到市场观念上的进步。
南方周末：市场投资者可能更关注上市银行的经营效益与融资规模，为什么您觉得现代公司治理机制的建立，才是天津银行上市的“战略核心”？
文远华：应该说这跟天津银行的发展历程有关系，这家银行是1996年由68家城市信用社合并而成的城市商业银行。这些年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业务规模增长和市场服务意识都非常好。
但是在多年高速增长的同时，一些现代银行经营管理的基本规范和经营理念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比如传统银行经营追求“规模、质量、效益”，但现代银行业的经营理念其实是市值与风险管理的均衡发展。
现在利率市场化了，你只要花钱就能买到存款和资产，但这样的规模增长就跟人的虚胖一样，会引发很多毛病。所以不再盲目追求规模和效益，而是着眼于全面管理质量和市场竞争力的提升，打造一个“健康、结实”的百年银行，是现代银行业经营的基本理念之一。
除了经营理念改变之外，还有市场视野的拓展、风险管理意识的提升等诸多方面，都需要面对一个最大的挑战，那就是观念的改变。
这种在多年经营发展中所形成的经营习惯和传统观念，不通过上市所引入的一整套规范化标准和外部约束机制，是很难从里边加以改变的。
而在此次上市申报过程中，我们很多部门负责人都要面对着从国际审计师、市场监管者到专业投资机构一个个尖锐的问题与质疑，这时候你才会发现自己多年习以为常的东西错在哪里。
所以上市过程本身就是整个管理团队不断改造观念、统一思想的过程，也是银行现代治理机制再造的起点。我在香港向专业机构投资者们讲述这个道理时，他们是非常理解并且认同的。
南方周末：以注资上市来推动现代公司治理机制的建立，也是上一轮国有银行改制的核心。您当年曾在中央汇金公司参与了这一改制进程，对此是否也有自己的观察和感受？
文远华：我有幸在2005年加入了中央汇金公司，参与并亲身经历了大型国有银行在注资上市后所发生的巨大变化。在那一轮改革中，我们的大型国有银行以外储注资清理资产负债表为起点，经历了引入国际战略投资者、海外上市等一系列艰难的改革进程，最终建立起了以经营能力专业化、公司治理标准化和经营理念透明化为标志的现代公司治理机制。
此后的十多年发展中，实现了机制转型的大型国有银行不但在规模和效益上名列世界前茅，而且在国际金融动荡之际，成为了支撑中国乃至世界经济稳定的重要力量。
我曾担任汇金公司工行部第一任主要负责人，主要负责汇金派驻工商银行董事的沟通与培训，带领团队在工商银行治理结构中做实股东职能，也因此而亲身感受到了现代公司治理机制对银行经营发展的巨大影响。
现在常常有一种误解，认为股东会、董事会和经营层在公司治理结构中是某种“上下级”关系，但实际上它们只是功能不同的独立运作主体，并不存在所谓的从属关系。而它们在公司经营管理中所形成的一套制衡机制，才是现代公司治理机制的核心。
这一制衡机制在国有银行的转型过程中，不断发挥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力。比如某国有银行选聘CRO时，银行内部推荐的候选人两次在董事会上被否决，董事们，特别是外籍董事认为其专业资质不符合标准。这对于传统的企业人事任命机制来说，就是一种极大的冲击。
除了人事任免、重大投资等经营决策外，银行上市和外部股东的引入还在避免一股独大、董事长一言堂、内部人控制等中国公司治理常见问题、建立国际化经营视野方面，发挥着关键而深远的影响。
南方周末：除了管理的规范和观念的更新，上市对银行而言还有哪些现实的利益？
文远华：天津银行这两年内部管理的变化比较快，比如去年我们启动了新一代核心系统建设，这需要花数年时间和很多亿投入才能做好；另外我们聘请了德勤和普华永道为银行建立全面风险管理体系；同时还在走向跨地域与综合化经营，去年在全国开设了四家分行，筹建的一家金融租赁公司也即将开业。
在混业经营趋势日渐明确的金融市场中，像天津银行这样的传统中小型银行正面临着包括互联网金融在内的诸多内外部竞争，必须发挥自身机制的灵活性，才能适应市场生态的迅速转变。
比如城商行过去有很多金融业务资质是受限制的，比如资金托管，我们要花很多工夫去申请相关资质，但上市以后这些资质很容易获得，这可以说是市场资质方面的“上市红利”。
另外在新业务拓展过程中，我们需要通过大量的外部合作，形成市场竞争中的优势互补，而在上市引入的新股东中，除了传统业务合作外，还能大大拓展我们未来的业务领域。
比如这次引入的一家股东，就是美国最大的互联网金融公司，他们在互联网金融方面的思路和技术，未来就可能通过跟我们的合作在国内推出适合中国国情的新型金融业务。
南方周末：在大型国有银行和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占主导的市场竞争格局下，像天津银行这样的区域性城市商业银行还有哪些竞争优势和发展特点？
文远华：未来的市场竞争中，城商行一定要错位发展，做出自己的特色和比较优势来。
比如在公司业务这一块，我们希望聚焦于中小科技型企业，以投行化的思路为它们提供综合金融服务，而不是仅限于为小微企业提供贷款的简单服务。
而在零售业务方面，我们有七百多万个人客户，其中比较活跃的客户有四百多万。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深入发掘的金融服务市场，我们希望在大数据分析的基础上，围绕着他们的衣、食、住、行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消费服务。
第三块是金融市场业务，过去几年中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传统的贷款业务迅速被其他类别的资产所取代。在不同类的资产投资中我们要做出特色来，尽量争取一些高收益风险可控的资产。
第四就是我们所说的资管业务，为客户提供多样化的理财产品，在这方面我们不可能全方位地去和大型银行竞争，但可以做出一些特色产品和有品质的服务。
同时从长期而言，金融业务要向综合化方向发展，集证券、保险、信托和基金等业务于一身，为客户量身打造不同的综合金融服务，现在我们马上要开业的金融租赁业务就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南方周末：相对于中长期的市场前景和业务规划而言，资本市场近期似乎并不看好上市银行的发展，这从它们的股价和市盈率就能体现出来，您怎样看待这一现象？
文远华：对于上市银行来说，现在确实是一个比较艰难的时期。我们这次上市基本是靠低限发行，上市价格也不太理想。其实不仅是我们，像四大银行乃至招行这样的优秀股份制银行，股价的PB值（市净率）都在一倍上下，也反映出了资本市场的悲观态度。
这其中有几个原因，一是银行业本身是个高周期性的行业，中国的实体经济正处于发展低谷期，而眼下的社会心态，有一些看空的情绪，这是市场的心理基础；
其次就是2008年金融风暴后，中国虽然以数万亿的投资止住了经济的剧烈下滑，但付出的代价正在慢慢演变成银行资产负债表上的负担，也加剧了外界对银行坏账的担心。
其实投资者最担心的还是未来的预期，因为股价本身就是对企业未来预期的一个体现。
我认为市场的观望与疑虑情绪，只有在看到切实的经济改革成效后，才能得到有效的化解。
南方周末：您自己曾参与上一轮国有银行体制的改革，现在又在推动天津银行的转型，您自己是怎样看待银行业未来可能面对的挑战与变化？
文远华：至少在未来的三到五年内，改革和转型都将是整个银行业所必须面对的现实挑战。
做什么事都首先需要有人，而引入人才需要合理的机制，机制背后则是企业内部的观念与文化——这是个环环相扣的链条，需要一步步来打通它。
我希望上市能成为天津银行转型的一个起点，但这件事情能不能做好，最终依靠的是全体银行员工们共同的努力，以及外部机制和市场环境的配合。
但我觉得金融业改革的大方向是清楚的，因为整个中国社会内部依然处于金融供给小于需求的状态，还有很多企业和个体没有享受到应有的金融服务。
而为他们提供更有价值和效率的金融服务，正是我们这一代金融从业者的最大使命。我曾经与西方银行同业有过大量接触，深深知道，相比而言，我们还有很大的差距，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