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不觉间，读书会居然已经到了第五讲。这一次是由周国和讲龙应台的《大江大海1949》，同时也创下了读书会“史上最多听众”的记录，呵呵。
国和兄很认真，除了在书中划满标记之外，还写了两页的提纲。作为开讲的重要资料，以后这类主讲者的提纲草稿似乎应该也发到博客上“以滋效尤”才对：）
闲话休表，且谈俺的感受。
这本书虽然已经买了近一个月，但直到国和兄开讲前，才花了一天半时间翻了大半，可见书非逼不能读也，逼人读书实在的读书会的大功德之一。
因为感受新鲜，听讲起来也分外投入，主讲人前边提一句，俺脑海中立刻就出现书中描述的相关场景，而且在听讲时，这些场景不再是以阅读时的文字形态，而是直接以形象出现在脑中，真切之处令人汗毛直竖……
国和兄的点评主要从该书对吾辈人等的意义说起，大意似为龙的著作为我们提供了一段被遮蔽的历史及其新的解释，从而为我们打开了一个新的视野云云，俺记忆不好，也不敢强作解人，还请国和兄得便时自述其述罢。
国和兄谈到历史的被遮蔽，而龙著又打破了这种遮蔽。那么这段历史是为何，以及如何被遮蔽的；龙又为什么要打破，凭什么打得破呢？
不要告诉我只是史料的增加，似乎只有龙应台看到了别人没看到的资料，因此可以打破——以史料来打破观念的束缚，只是一种幻觉，君不见国共史做了这么多年，增加了史料无数，但除了在些小细节上有所增补之外，“大历史”的叙事框架其实并未被改变多少——历史舞台上依然是戴着不同面具的国共两个主角在蹦达，其他人哪怕露张再大的脸也只是配角。
俺当时冒出的一个念头是：过去六十年海峡两岸的历史叙事，或者说主流、官方的历史观，在很长时间里其实只是“以国史掩盖的党史”；而龙应台的贡献不在于她提供了多少事实或“真相”，而在于她提供了一个我们曾经失落已久的视角——那就是从“家史”衍生而出的“人史”。
其实“家史”这个视角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有过的，那就是汉语中渊远流长的“家国”概念，这一“家国”传统在封建时代的官方史观中变成了“帝王家史”，所谓“二十四史无非是一部帝王家史”，而这一“帝王家史”在欧洲的异性兄弟则是贵族家史，如血统联姻和纹章学研究等等。
政党政治是近代以后才出现的，在那之后，“家国”演变成了“党国”，作为国史基础的“家史”也变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党史”。
但这只是世界历史中的一个阶段，以欧美文明而言，所谓的“党国”历史实际上只在纳粹时期短暂地存在了数十年。二战对国家政治的一个深刻意义，是在于此后的所有发达国家，都在前车之鉴下，将带着强烈意识形态的“党”与“国”重新进行了分割，从政党政治时代进入宪政政治时代——而所谓宪政，实际上是政府与人民直接缔结契约（也就是宪法），并受到其他两大体系（立法、司法）的严格监管。
在这一政治结构中，无论是皇帝还是政党，都无法自我授权为“天下”的代理人，从而把一部国史写成家史或党史；也只有在这种时代，真正意义上的“人史”才可能出现。
从这个意义来理解，才能够发现龙应台笔下的一九四九，充满着在传统观念中难以理解的矛盾和悲悯。
在传统的家国观念下，伏尸百万、屠城血海固然是“悲”，然而这种悲却必须加上一个更高的意识形态解释，和一个明确的道德指向——“悲愤”才能成史：没有了史可法的“扬州十日”，只是历史无数被屠掉的“无名之城”之一；而没有了日本鬼子的“南京大屠杀”，或许同样无法在我们的“正史”中留下如此浓墨重彩的一笔。
而在龙应台的笔下，这种历史的尴尬却总是在家史的追溯中不经意地显露出来：刻意被遗忘的长春之困；不知是“光复”还是“沦陷”的台湾原住民心态；同样被侵略、被污辱的福尔摩萨“战犯”，集中营看守者——在“大历史”的失语之处，家的苦难和人的苦难却一丝丝地冒了出来，成为叙事者目光中一座座无名却依然存在的墓碑。
对于抱着阅读快感期待的读者（例如敝人在下我）而言，龙应台的这本著作的阅读感受不象我曾经看过的一些苦难史：在泪如雨下、怒发冲冠的悲愤中，让自己的情感和心灵得到彻底的发泄和释放。
龙应台的历史充满着真实的荒诞：在难以抑止的大悲之后，你发现没有一个理所应当的怒火承受者和谴责的对象。如果有的话，那就是荒诞本身：时代的荒诞、战争的荒诞、国家机器的荒诞与意识形态的荒诞……
一部活生生的历史，却显得比任何超现代的荒诞派更加荒诞——或许正因为这种荒诞，所以它们和它们的亲历者从来没有进入过“历史学家”们的视野。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家国情怀”是一种深具美感的伦理品质。历史上无数优美的诗篇和伟大的诗人与作家，都曾把这种情怀演绎得淋漓尽致。但是，龙应台的“家国”不是我们所熟悉的“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家国，它还是一个德国人、一个波兰人、一个澳大利亚人，甚至一个日本人的“家国”——这些不懂中文，不知道李白杜甫的“鬼佬们”，居然也有一个家，居然也有一个国，居然也跟我们一样经历着离别的苦难与生死的眷恋。
我得承认，这些我在理论上知道，而且在理智中认同的东西，其实从来没有进入到我的心灵和情感之中——他们是另一些遥远的族群，我对他们的亲切感甚至不如对门前的一棵树。
但对龙应台而言，他们同样是她的“家人”，因此以同样亲切的形象出现在她的笔下。这是另一个给我的情感以冲击的细节：作为一个从未跨出国门的中国人，我其实只能把世界想象成一个扩大版的中国，从未意识到“我们”跟“他们”之间还有哪些需要尊重的差异，与可以沟通的情感。
在这方面，作为一个跨文化经历者的龙应台知音更少。据我所知，梁文道似乎就曾与其相似的观念与说法而被网友无数次大骂为“汉奸”——一个非常有趣而有意蕴丰富的词汇。
我要说的是，即便在改革开放30年，被迫开放海禁100多年后的今天，中国人的“集体意识”其实从来没有对世界开放过。这当然跟过去被压迫的历史有关，然而今天的中国，确乎不仅已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且俨然要搭手掌舵了，正是梁启超所谓由“中国之中国”向“世界之中国”转型的关键阶段。当此时也，本朝士大夫不仅要有“家国情怀”，更需兼具“天下意识”。而这一意识的引入与建构，正需象龙应台这样兼具跨文化背景的知识分子来提供。
国和兄对龙应台的定位有意思：他认为她首先是个公共知识分子，其次是作家，再其次才是女作家。在他的定位之外，我想补充的一点是，龙应台其实属于世界文化中的一个特殊族群：他们在一国之内是公共知识分子，而在一国之外的多元文化中，则是“世界知识分子”，或曰“天下知识分子”。
此天下，非“席卷天下、包举宇内”之天下；而是“不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之天下。
转自2009年11月16日 新浪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