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 2006-01-13
本报记者 黄河
历时一年，广发行重组终于接近尾声。
1月5日，花旗集团开始了与广发行在技术性领域的排他性谈判。一周前，花旗集团、平安保险与法国兴业银行为首的三家财团分别以241亿元、226亿元与235亿元报价竞逐广东发展银行85％股权。以花旗银行为首的财团获得第一谈判权。媒体引述广发行内部人士的说法称，“除非排他性谈判出人意料地失败，或者国务院不同意该项交易，否则其他竞标者将不会再有收购机会。”
尽管有“单个外资股东入股中资银行不超过20％股权、多个外资银行合计不超过25％，否则该中资银行将被视为外资金融机构管理”的监管原则在先，但舆论普遍认为后者——国务院不同意该项交易——的可能性极小。在广发行重组上，有关方面将首度破例，网开一面。至于“排他性谈判失败”这一可能，对志在必得的花旗集团和一心冀望重组后“脱胎换骨”的广发行来说，可能性并不大。
对这种判断，广发行总行办公室发言人艾丽群相当谨慎，她对记者表示：“目前有关方案还没有得到最后批准，我们不能表明任何态度。”
为什么重组广发行
成立于1988年的广发行，在中国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中，可谓深得地利之便。广发行所处的广东省，是中国最早实行改革开放的地区之一，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多年来广东省的经济总量稳居全国各省份之首。但是，这种地利之便并没有在广发行身上充分体现，受制于体制之限，广发行步履蹒跚，最近两年，更是深陷不良资产的泥沼。
在体制设计上，在现代企业制度框架下设立的这家股份制银行，公司治理结构和内部管理机制却呈现出高度行政化的状态。
过度行政化的后果是，一方面总行对各分行控制力微弱；另一方面各地分支行与当地行政部门共同构成非市场化的投融资体系。
在广东各地市财政局长担任相应地市分行行长期间，进行了大量政府项目贷款以及“批条子”贷款，在某些地方，广发行甚至一度充当起“二财政”的角色。
据有关人士介绍，1988年之后的10年间，在广发行累积发放的2000亿元贷款中，有90％是用于支持地方经济建设的政策性贷款。在这种非商业化的运行体制下，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广发行的坏账已近百亿规模。
正如《财经》杂志主编胡舒立一针见血指出的那样：“（广发行）在省－市资源配置中所体现的问题，恰恰等同于某些大型国有银行长期面临的中央－地方金融资源配置问题。”
之前在粤海重组中付出了240多亿代价的广东省也逐渐意识到了这种运作体制的弊端，开始谋求对广发行进行市场化重组。
2002年，曾在国家外汇管理局和人民银行广州分行担任要职的张光华被任命为广发行行长。2002年底的数据显示，张光华接手广发行时的广发行情况并不乐观：广发行在五级分类口径下不良贷款近357亿元，不良贷款率达到28.23％。与两年前接任董事长的李若虹一起，张光华对广发行开始了大刀阔斧，同时也是小心翼翼的改造。
改造的第一步是统一管理，张光华强调，建立高效银行的关键是“打造强势总行”。做到统一政策、统一制度、统一文化———如果说过去在多级法人制下的广发行内部关系近乎各自为政的“一盘散沙”的话，那么张首先希望恢复银行总部“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管理功能。
一年后，即2003年，不良贷率下降为18.53％，尽管成绩不错，但是主要是依靠“做大分母”———当年贷款规模增长了52.4％，而不良贷款余额仍然保持不变。更重要的是，各分支行与当地政府多年形成的利益关系很难被真正切断。
在这种情况下，广发行的债务重组已经成为不可回避的现实选择。
选择市场化重组
尽管各方对重组广发行早已达成共识，但是重组广发行的过程并不顺利，其间堪称一波数折。最大的拦路虎是不良资产如何处置。
在国有银行改革方案中，有关方面的基本操作思路是，先注资、剥离不良资产，在财务指标改善后再引进外资。广发行重组之始，各方也普遍冀望能够由政府———央行或广东省政府或央行与广东省政府一起———来为不良资产埋单。
据记者了解，广发行重组确实一度也提出由央行与广东省政府共同注资的方案，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一方案并未施行。有分析人士认为，这一方面与央行在地方性银行重组的角色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地方政府———广东省———谋求开放金融体制的目标与过往重组其他金融机构不良资产的经验有关。最终，广发行重组采用了我们目前看到的更为市场化的方式：由外资先行报价，与此同时，与以往中国的商业银行以及其他金融机构重组迥异的是，持股比例、控股权、管理权都向竞标财团敞开，由外资自行提出入股金额和“门票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