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闻采写中的“文体意识”
经济部黄河
相比于“艺术家”这个飘逸的头衔而言，我心目中的记者更像一名石匠——“前工业化时代”手工作坊里的那种。
这名石匠时时需要“上穷碧落下黄泉”式地四处寻找可供雕塑用的石料（选题），在找到“料”后，还得顺着山形水势，尽可能完整地开采出那块“可造之才”（采访）。
在做完这一切后，石匠回到作坊，对着阳光与灯光细细打量石料的纹理与材质，权度着石料质地可供塑造的形象：一件精美的佩饰，或是一尊雄浑的雕塑。
有了心中的形象后，匠人转向自己的工匠箱，在“十八般兵器”中寻找最适合的那套——这些工具中的许多件，是石匠在过去的岁月里专门订制或亲手打造的。
在一件作品的诞生过程中，每一个环节都可能是遗憾的源头：选材的失误、开采的粗疏、构思的不当，甚至工具的缺乏……
能够让这位匠人在一次次挫折中成长起来的，则是他对自己与作品之间关系越来越深刻的理解：这种理解放到一名记者身上，或许就叫做“文体意识”。
在一段昏昏噩噩的混沌与惶惑后，曾经麻木得近乎空白的心底里，似乎有些新的生机与热情轻轻涌动起来。
对我而言这不是第一次：刹那间被骤然而至的绝望所击倒，莫名其妙地开始怀疑自己的一切——理想、事业甚至人生。以某种自暴自弃的心态逃避所有责任，等待“末日”到来……
感谢南周宽容的环境，容我在自己的“心灵洞穴”里冬眠数月，直至重新感受到工作带来的激情与活力——在此前几次类似的经历中，大抵都是以自己“落荒而逃”般的离去为结局。
感觉的恢复是从年初做新奇士的报道时开始的，而到了湖北煤改的报道时，那种新奇而兴奋的感受日益清晰：在开始“冬眠”前，我在给编辑夏英的一封邮件中，说的正是自己已经“失去了对新闻的感受力”。
从这个角度而言，这两篇不算成功的报道对我意义重大：它们让我重新体会到初入新闻门槛时的那种“颤栗与刺激”。
回头来看，这两篇报道的失败之处正如多位同事所指出的，在于它们都只是“半成品”——这还是抬誉之词，实际上它们就是两块刚刚从山上搬下来的“原料”。
之所以不负责任地把这堆“原料”抛给编辑，坦率地说，是因为自己实在没有能耐独立把它们雕琢成形：在我过去几年零碎收集来的“工具”里，就找不到对付这种“大料”的玩意儿；更别说对这两块“大料”能做什么还心中彻底没数。
套句文绉绉的词，两次在新报道领域冒险的结果是“质胜于文”，从同事们惋惜的眼神中俺知道：两块好料就算让咱这么给糟踏了。
这让我想起自己十年前刚入行时写第一篇报道的感受。报道标题今天还记得——“到乡下去做‘地主’”。当时有企业在广东开发果园，再把这些果园划成小块，分散转让给“城里人”投资，头儿就让我去“打听打听，写个东西”。
现在想起来，这个题材里竟然包括了投融资体系、土地政策、产权制度改革等等“深不可测”的领域。但当时自己全无感觉，只觉得事事新鲜：找了几个投资者聊聊，再听项目策划者（一位著名诗人）侃了一通，回来呱叽呱叽写了几千字。
该策划人看完文章后居然传回杂志社大加赞赏——显然跟俺“忠实”反应了他的思路有关。
扯这段近乎“王婆卖瓜”的八卦，是为了剖析十年中心态的变化：在新奇士和湖北煤改的报道中，自己采访完后，便已心知“有料”，但苦于找不到“形”；而十年前那个刚入行的毛头小子，心底根本就没有“形质之分”，只是一派天真好奇。
著名新闻教育家梅尔文·门彻在其《新闻报道与写作》中，开篇明义地建议新闻初学者“找一家小报纸或小台”去工作，因为在那儿你可以去从事“任何一种可以想到的报道类型”。
这正是我的切身感受：初入行时三年“万金油”式的职业生涯，把我变成了敢碰任何题材与形式的“傻胆大”——大不了写砸，天塌不下来。
在那段日子里，我最大的幸运是遇到了一位“启蒙恩师”：冉小林。至今我仍然认为，他是我所接触过最优秀的记者之一。
在跟着他采访的过程中，我开始学着从记者的角度去观察和感受。但到了自己动笔时，依然常常会为了“不知从何说起”而苦恼。那时常听到小林说的一句话就是：“从你自己最感兴趣的地方开始写。”
现在回想起来，这句话是对一个新记者最好的忠告。
与成熟的记者相比，新记者最大的优势和不足都在于“胸无成规”：因为没有熟悉的“范式”，新记者一方面难以把握新闻事件的重点与逻辑，迅速在脑海中形成报道结构；但另一方面，正因为心无成见，新手常常能在第一时间凭感觉抓住“老手们”因思维惯性而忽略了的新奇之处。
得了小林的这句“真传”，此后便依旧是不分形质，“无人无我”的一通乱写，居然还被同事戏称为“文无定法”的迷踪拳。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时候最大的收获不是写的东西，而是在不同采访经历中所积累的感受。
要说“造”，那时才真叫“造”——真正感觉到“形质分离”的痛苦，已经是在三年后了。
形质初分
“吾有大患，为吾有身”，老子唠唠叨叨的五千言中，这句话给我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
最初意识到“形式”在报道中的重要性，是因为“我”突然跳了出来——
“你究竟想写的是什么？”《三联生活周刊》主编朱伟不满的质问声里，“吾身”正心惊肉跳的面对着桌上那篇不知所云的东东。
在后来无数次的回忆里，我越来越肯定“三联”的那段日子是自己职业生涯中最大的一场“灾难”，但也是最不可或缺的“再启蒙”。
在地方小刊里“坐大”了的自己，突然来到心目中偶像般的《三联生活周刊》，不夸张地说走路时腿都会打飘：咱这可相当于从中国的“肯塔基什么报”到了《纽约时报》呀！
殊不知一入三联这个“江湖”，才发现远非当年打滚的小泥潭那么好混。
当时三联的文体已颇著名。据我理解，这其实是一种因采编资源缺乏和出版周期过长（半月刊）而不得已的“后点式”新闻操作——在“第一落点”已经被其他媒体报道占领的情况下，通过对事实材料的重新组织和阐述，建立自己的“第二落点”。
这种报道最大的特征就是“以形补质”：通过对已有事实的深度发掘和加工，呈现出新的意义、内涵与形象。而这种“二度加工”，首先是以写作者自身极高的综合素质与品味修养为基础的。
当时三联的弟兄们对于“文体”的关注与创新，可以从这段趣闻里略窥一斑：主笔高昱到河南洛阳采访一次火灾——就这么简单一事儿，谁也不觉得能做多大的报道。
且说那高昱到了洛阳，更多的时间不是现场堪查，顺藤摸瓜什么的，而是一头扎进了图书馆，遍查各类方志年鉴。最后报道出来，硬是把一场大火“整”成了一座城市的悲情衰亡史。弟兄们羡慕之余，将其归入他参与开创的“宏大叙事体”代表作——此一“宏大叙事”风格，在今天他主编的《商务周刊》里仍不时可见。
（这段报道后被高昱证实为“不实传闻”，其实他本身就是去采访中等城市衰落而非火灾，也并没有“钻到图书馆”，而是采访了十几个人。他对新闻采访的观念：一是对记者来说，采访比什么都重要；二是千万不要主题先行。）
周刊当时的组织结构，美其名曰为“精英治理”，其实有点各自为政的意思：包括几大主笔在内的所有记者，直接向朱伟“负责”——这意味着主编随时可能拿着稿子来到你的坐位前，当面宣布“死刑判决”。
对我而言，“三联”时期的转型意味着双重挑战：一是从做了三年的“万金油”突然转到经济报道这个“专业领域”；二是必须适应“少料”甚至“没料”的深度加工报道模式——对于我这个甚至分不清炒股票和买电脑有哪些不同的家伙来说，经济行当里的“品味”和“判断力”从何谈起？
回顾这段经历时，我突然意识到，到三联之前自己曾自鸣得意的“文无定法”，其实只是“半成品”的另一个称呼：此前由于小林出色的编辑，加上杂志对文本的要求不高，才得以最终蒙混过关，自己却一直没有意识到这种“侥幸”。
这种侥幸在面对着新主编严格得近乎苛刻的问题时，便彻底变成了一场灾难——“你究竟想写的是什么？”
天可怜见，我怎么知道自己“想写的”究竟是什么？以前总是“上边”派下活来，我便按照领导指示出去跑跑，把自己看到的东西归整归整堆一块儿，再把这堆“积木”交给编辑就大功告成，谁会问我“想写什么”这么复杂的问题？
但既然领导问了，咱也得想想。这一想，或许便是做了三年记者后，对所谓“文体意识”的第一次自觉思考。
这一想想出问题来了，就象一个人活得好好的，突然对着镜子问了声“我是谁”？所有的麻烦和毛病便都冒了出来——我也是如此，以前看见什么就写什么，轻松自在。自打问了句自己“想写什么”后，突然间却变得不会写东西了。
于是在短暂的惊喜后，便是漫长而焦灼的煎熬——每当主编的脚步在门外响起，便恨不得赶快挖个洞把自己埋起来。
这段经历及其间的感悟在别处已经写过，此处不赘。反正直到离开三联时，对于“文体”这码事儿，俺依然是“有想法，没办法”。
想法与办法
离开三联后，我重新回到冉小林旗下——此时他已是一家专业财经杂志的执行主编。
虽然名为主编，其实就是我们这几个记者的编辑。有了这个“后台”支持，我又开始了近似《深圳周刊》时的“半成品制造”生涯。
只是此时的自己，已经不再是当初那个“混沌未分”的毛头小子——朱伟一句禅宗般的“当头棒喝”，将俺打入了“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的初悟阶段。
在一篇回顾三联时期的文章里，我曾经写到过那种感受。就在那时，我开始模模糊糊地感觉到，“想写什么”对于一个新闻写作者而言，其实包含着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想什么”；第二个阶段是“写什么”。
在第一个阶段里，记者的努力方向是如何通过有技巧的观察，形成自己对被报道对象的理解；而在第二个阶段，则是通过叙述方式的选择，以及对“目标读者”的判断，有选择地展示出自己观察与思考的“成果”。
在那篇文章里，我将这种感受归纳成一句话，那就是“想得明白、说得精彩”。而在三联时自己之所以陷入“辞穷”的窘境，首先是因为“想不明白”，肚里没货。
带着这种朦胧的理解，我渐渐明白自己在新环境里努力的方向，那就是学会“象行家一样去想事儿”。而当时杂志宽松的内部氛围，以及本身就是“行家”的老板（某上市公司执行董事），恰恰在这方面给我提供了一个得天独厚的学习环境。
通过几年的摸索与碰壁后，我渐渐明白：在一个“经济人”的眼里，这个世界的呈现与运行跟普通人感受有着很大的不同——在他们眼里，世界运转的“第一推动力”既不是物理规律，也不是道德原则，而是“供需定律”；而他们所汲汲追寻目标则是“利益最大化”——对一个商人而言，这意味着利润；对于管理者而言，这意味着效率；对政府来官员说，可能就叫做“资源最优配置”。
经济人就象一个个“战术家”：既不问为何而战、也不问战争中的“道义”，这些在他们看来都已经被“预设”好了，自己的责任只是如何充分利用已有的资源，打赢这场战。
这就是为什么在“行家”眼中，一次侵吞国有资产的精妙“财技”可以让他们赞叹不已；而一条号称为了公众利益的拙劣政策会令他们产生生理反应般的厌恶——在其中他们看到的是“战术之美”，这种美甚至可以超乎个人利益而存在。
在对“经济人”的思维模式有了初浅理解后，另一个同样重要的学习内容，是熟悉不同经济领域内的“专业技巧”：上市公司怎样通过报表数据来调整企业利润，政府官员对政策的“不同理解”可以带来哪些寻租利润、股权收购中某条不起眼的“注脚”是怎样关系到整个管理层在企业中的命运……
这些被张五常教授称作“局限条件”的东西，恰恰是记者能够通过多方采访和咨询，能够比普通人，甚至当事者理解得更深的地方。
随着对经济现象理解和感受的深入，我也开始渐渐能写出一些被“行家”所认可的报道：一篇用“政府私募”概念来分析深圳国企转制的报道，被某省国资委“高度重视”，专门打来电话探询报道出台的“内情”；而另一篇分析李嘉诚旗下的盐田国际上市“盘算”的报道发表后，承销券商的负责人打来电话“抱怨”，证监会正拿着这篇报道找他们的麻烦，最后整个上市计划不了了之。
此次并不成功的湖北煤改报道发表当天，湖北省主管煤炭多年的省经委副主任肖大鑫便打来电话（此前我一直想采访他而未果），表示报道“做得不错”，希望约记者再做一次更深入的访谈。
回顾这一时期的报道（包括煤改报道），大体上可称为“质大于形”：有质，一方面是指在前期采访和调查中基本遵循了“经济报道”的逻辑，没有写出让人大跌眼镜的“外行话”；另一方面，则是在写作过程中，部分体现了自己思考的“增量”，而不仅仅是新闻事实的还原。
“缺形”，主要体现在自己的理解和思考“不透”，或者采访不到位。做不到在纵观全局的前提下游刃有余地把握叙述节奏和呈现方式——有点象给“圈内人”看的研究报告，里边充满了未曾消化的术语和概念“骨头”，给普通读者造成阅读障碍。
而这一点正是我到南周来，希望补上的“另一课”。
圈内圈外
三年的“闭关修炼”后，开始对这种学术研究式的“专业文章”感到厌倦的自己再次回到“江湖”：这次我选了一家从来没干过的财经日报，想体验一下“大众传媒”的魅力。
没想到的是，在这里学到的最深刻的一课，竟然是媒体的组织形态对报道风格的影响。
在一个拥有数百员工，每日推出上百条新闻的日报里，一个敏感的记者最直接的感受是自己不再是自己，而是某个“宠然大物”的一部份：比如说某根触角。
日报庞大的信息需求以及复杂的人员构成，使它们仿佛注定要采用一种“工业化”生产流程和组织形态：一篇报道被分割成几段不同的“工序”，每个参与者负责各自的流程：记者负责报题和“跑料”，编辑负责加工，部门领导负责定题和分配版面，如此等等。
在这种组织结构里，一个成熟的日报记者需要完全不同的采写技巧——至今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一次观察，是某记者在参加一次新闻发布会后，竟能将会上那点“料”拆成三篇不同的报道，分别给了不同编辑，而且均被安排在显著版面发表。
在没有经历过日报工作时，我会对这种做法哧之以鼻，视为“投机取巧”。但现在我却认为，那正是一个优秀的日报记者所应具备的素质：在有限的采访时间里发掘尽可能多的新闻事实与角度，并将这些“料”根所不同编辑的需要搭配成菜。
感受到这一点，则是在另一次合作报道的经历中：我的同事当时“搞”到了某银行收购过程中的关键信息，但她却对着只有两行字的消息束手无策，“就这么点东西，怎么写呀？”于是身为“老记者”的我被领导指派参与——其实就是把核心消息渗上些前因后果、影响分析之类的“水份”敷衍成文。
而这位有着国外经济学硕士背景，又曾在银行系统工作多年的“新同事”此刻才回过神来，“原来新闻就是这么出来的呀！”
短短一句话，突然让我意识到同一篇经济报道，在“圈内圈外”有着完全不同的阅读效果：圈内人要看的其实就是那两句“干货”，普通读者则需要更多的相关信息和解释来帮助理解。
一篇理想的日报文章，正是由这一点干货（不能太多）和相关的背景解释所构成。如果一个事件中有多个重点，最好的办法就是象前边那位记者做的那样，拆成不同的报道。
理解虽然到了，但这种工业化式的报道模式依然让我非常“不爽”：我心目中的报道，是一件从头到尾由自己亲手打磨的“工艺品”，而不是仅仅参与某个生产环节的“工业品”。在意识到这家“工厂”无法为我提供小作坊式的工作环境后，我又开始寻找下一个“东家”。
当时的一个选择是重回“圈里”：有两家财经杂志（《新财富》和《福布斯》）都表示有意跟我“谈谈”，在经济学“修炼”上远未出师的我也在犹豫是否继续“回炉深造”。
此时一位我很尊重的媒体朋友一句话打动了我：“报道要写给更多人看才有价值”。而要学会写“让更多人看”的报道，只有到《南方周末》。
在给南周的入职申请中，我在个人愿望中写道，希望自己能够有一天写出“文质交相胜”的合格报道；而在到南周后的第一篇业务探讨中，我写到了自己对“财经视角”这一报道角度的关注。
第一句话代表我对自己的期望；第二句话则是我心目中南周经济报道的品质所在。
形质之痛
就一个财经记者来说，对财经现象日益专业化的深入理解，和写作中如何更加精彩地呈现，是两个同样需要长期磨练的专业问题——而就是在这种对于“形”与“质”的不断磨合与理解中，记者才能走得更远。
记者在这一过程中所形成的观察角度、表达习惯乃至分析模式，在我看来就是所谓的“文本意识”——通过这种打磨，记者与作品会形成某种“血脉相连”的关系。
对每一个具体的写作者而言，这种“文本意识”所趋向的不是规范，而是风格——写作者自身品质与文本形式更加完美的融合与呈现。
这也是我对诸如《〈华尔街日报〉是如何讲故事的》这样的“写作圣经”心存保留的缘由：在我看来，“讲故事”是需要每一个作者自己去“悟”的。所谓“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面对着经典的新闻规范，每个成熟的记者其实都有着自己的一套“玩法”。试图把所有的作品和作者都纳入某种规范，本身就是一个“陷阱”。
从最好的结果而言，这类作品就象学习书法时的“描红本”或临贴，是初学者必不可少的过程。但如果以为这种“规范”就是新闻采写的最高原则，甚至被僵硬的规范束缚了手脚，那就正应了该书作者布隆代尔的警示，“在充满了担忧的土地上，永远生长不出风格。”
进入南周后的一段时间里，我开始领受到这种“规范”与“自我”之间痛苦的煎熬。
由于深知自己此前已经染上“圈子化”的思维习气，初进南周时我便决心彻底“改造自己”，在编辑的指导下写出让更多读者“喜闻乐见”的报道来。
但这种形式化的努力，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磨合后开始暴露出越来越多的问题：首先是选题关，对编辑部派下的一些选题，虽然自己明知重要，无奈可恶的“新闻味觉”却始终觉得“味同嚼蜡”，提不起操作的兴趣；而自己感兴趣的领域与话题，亦不时因为“读者不会喜欢”无疾而终。
其次是“形式关”。某些报道的修改过程，开始变成一种折磨：在我看来，编辑的修改意见已经不仅仅是形式上的调整，而是触及到自己在采访和调查过程中所理解的“内核”——这种“质”的体会，恰恰是我在报道中试图竭力向读者展示的“新闻增量”。
对于刚刚感受到自己与文字“血脉相连”的我来说，要改变文字的“包装”没问题。甚至反复修改，“搓圆按扁”都没关系，但你不能打断里边的“筋骨”、“气脉”和“魂魄”——那样文章和我都会“很疼”！
采访宝钢权证之争前后，我曾在两篇博客里写下这种感受上的巨大反差。一篇是在写稿前，名为“游刃有余”：
“……在旅社构思初稿时，发现采访资料极为扎实，手握众多资料，对事件来龙去脉胸有成竹，颇有几分‘一切尽在掌握中’之快，写上两段停下笔来自我欣赏——就此事报道而言，‘天下英雄舍我其谁’，哇哈哈哈哈……”
另一篇则是在毙稿后，标题叫做“泡影·黄”：
“前两天刚买了本禅宗三经，想不到今天就亲身体验一番‘如梦幻泡影’的感觉……与其他稿子不同的是，邯钢稿是俺今年以来最得意的手笔之一，从采访到终稿一气呵成，记得到北京时还大叹这次终于亲身体验到什么叫‘胸有成竹’和‘游刃有余’。
“开始觉得编辑部的思路跟俺的新闻观可能有着严重冲突，否则不可能俺自觉得意的稿每每被毙，而心底无数的稿子却往往受到好评。”
年底时的“崩溃”，某种意义上即发端于此：想写的不能发，能发的又不愿写。更重要的是，在搞清楚自己所坚持的是某种理念，还是某种“意气”之前，我已经无法找到任何内心可以遵循的规范。
关于那次失败报道的思考，我已经在另一篇讨论中做了些分析，如与编辑沟通的失败、前后主题的游移等等。记得当时心中颇有些对编辑的不以为然：我没见过读者，你也没见过读者，凭什么你就能替读者决定他们喜不喜欢这篇稿子？
布隆代尔还在“写作圣经”里说呢——编辑绝不会因为记者不拘一格、敢于打破常规而耿耿于怀。“他们在面对一篇拘谨平淡的稿子时，会问的不是记者为什么稿子不像《华尔街日报》，而是‘你为什么没有更像你自己一些？’”
但回头再想想，自己又觉得有些“理亏”——你丫到南周来，不就是为了学写“给更多人看的报道”吗？人家不懂读者，你倒是先懂了，叫嚣什么“写得更像自己一些”，要像自己干嘛不回家贴在墙上给自己看——人家编辑是要对你负责吗？他是要对南周那么多读者负责的！
脑袋里两个鬼打架，忽而来，忽而去，于是崩溃。
理念、品质及其他
就在被内心的冲动逼迫着回顾这段经历的过程中，我开始模糊地感觉到些什么。但由于这些感受远远没有成形，因此暂时还只能以“思考碎片”的形式呈现给各位：
关于形式
记者在报道过程中，对文本形式的选择看似随意，但始终跟记者自身的“问题意识”紧密相关：这种“问题意识”的形成，可能是对某件新闻事件的思考；也可能是某段时期内关注的领域；甚至可能是记者整个职业生涯中不断追寻的主题。
围绕着同一个主题，记者可能会下意识地选择不同的观察和思考角度，并尝试各种表达方式——它们中的绝大多数注定要失败，但没有这种失败，记者永远不可能突破已有的局限。
对选题的回避可能有两种原因：一是在长期关注同一领域后，难以找到新的“突破点”所产生的厌倦；二是由于在接触一个不熟悉的题材或领域时，难以找到进入的角度而产生的畏惧。
对于第一种情况，最好的办法是转换报道领域（这也是我不赞成经济部内记者“分线”的原因）；至于第二种，则需要在记者进入前与编辑或其他同事充分讨论与争辩，以拓展思维并寻找到更好的切入角度。
在这方面，三联周刊当年的选题会是个值得借鉴的经验：当每一个同事说出自己的选题时，大家会激烈地争论这个题材“值不值得做”，而值不值得做的关键则在于主编不断追问的那句话，“我们能找到什么角度”？
许多时候这种头脑风暴式的讨论，往往会使一个看似平淡的选题豁然开朗，原本无精打采的记者也会变得跃跃欲试。
有一次听见同事介绍，某篇南周的报道曾被《财经》认为“把这个事情做尽了”，因而放弃了后续报道——这看起来是记者的成功，但我认为其实是“《财经》式思维”的缺陷：对于擅长“挖料”的《财经》来说，角度的选择似非所长。我曾比较过财经2002年和2005年对同一事件的报道，除了“事实增量”之外，其文体风格和写作视角几乎没有任何变化。
而在面对同一个“已经被做尽”的题材时，我可以想象在三联的选题会上，主编朱伟会问的第一句话就是：“对这个事情，我们还有什么角度可以操作”。许多被外界所称誉的名篇，其实就是在这种不断的争论和“打击”下诞生的。
如果编辑部充分讨论后觉得无法在角度和事实增量上突破，应该暂时放弃——对于一个处于发展阶段的新闻事件来说，放弃并不意味着“永不到场”，完全可以在其后某个更适合的时机重新进入。
希望编辑部能在未来的选题安排时，除了事后的总结分析外，更应关注报道前的充分讨论，并将讨论结果尽快发送给每个记者——这样记者可以知道同事都在做什么，必要时还可以对不同选题提出自己的思路与建议。
如果这种讨论和沟通能够形成习惯（而不仅仅是机制），相信对每个记者的提高都会大有益处。
品质与理念
南周的经济报道应该具备什么品质，各人有各人的看法。甚至对于报道是否应该“专业化”的问题，部门内还曾形成过泾渭分明的两派意见。
在这里我想提的是另一个问题：当我们在为“品质”而争论的时候，是否应该回头看看经济部真正的“产品”是什么？
如果说经济部的“产品”是报道本身的话，那么民生版也做了大量有关经济的报道，跟经济部的差别又在什么地方呢？
甚至连新闻和文化版的记者，也都写出过具有非常漂亮的“经济视角”的报道。比如李海鹏《一块煤的利益之旅》，袁蕾的《8个裴勇俊>韩国对日出口总额》，都是令人叫绝的“经济报道”——是否也该拿到经济版来发呢？
我觉得把报道当作经济部的“产品”本身就是一个误区：虽然读者看到的只是经济版上的文章，但作为一个组织，经济部的“产品”不是这些文章，而是这些文章的制造者——经济记者本身。
从生产者的角度来看，一篇报道的前半部份“工序”其实是记者对报道对象的“看”、“问”和“想”，这一步骤所产生的是报道的“质”，也可以称为骨架、内核什么的。后半部份则是根不同的需求寻找表达形式——在这一部份，经济报道与其他报道其实并不无同，经济记者也完全可以从其他领域的优秀报道中学习和借鉴。
前半部份就不一样了：其他领域内的优秀记者，可以在某篇文章中写出精彩的经济分析，但是只有经济记者需要，而且会努力去持续不断地培养自己的专业技能，不断拓展自己在经济领域内的视野与理解力——它们或许不会集中在某篇报道中展示，但却是一个经济记者的“立身之本”及功力所在。
即使是《南方周末》自身，其最值得骄傲的产品同样不是那些在不同时期脍炙人口“名篇”，而是那些至今仍然活跃在各个领域的优秀记者——正是这些曾经的“南周人”，为《南方周末》奠定了不可动摇的“江湖地位”。
关于组织
这些优秀的媒体人，之所以能在南周这个平台上“扬名立万”，实在是跟南周独特的内部环境和外部氛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关于这点，初到南周的我没有太多发言权，只能说说自己的一点感受：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自己曾经为某个现象感到奇怪：为什么国外那些地方性媒体的优秀记者，在拿了普利策或这个那个新闻奖后，往往没过多久就钻进了《纽约时报》或《华盛顿邮报》这样的大家伙里？难道就是为了多拿俩钱？
但在几个媒体里打了个转后，我开始发现，不同的媒体有着不同的“场”——假如说记者是个新闻领域里“参禅”的和尚，那么媒体就是不同的“丛林”。和尚在大庙小庙里左转右转，突然某日在某座庙里“恍然大悟”，此后依然穿衣吃饭，写稿睡觉。
南周就是这么一间适合“悟道”的大庙——或许《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也是那些西方“新闻和尚”们心目中的得道之所。
作为一个入行未久的“小和尚”，我还没有能力去分析这“氛围”背后的奥妙。且抄几段德鲁克关于“知识组织”管理的说法，来结束这篇已经写得太长的随想。
知识型员工拥有自己的“生产工具”，那就是他们头脑中的知识。知识完全具有流动性，也是巨大的资产……管理的任务在于用心保护组织内部的资产。而当知识型员工的个人知识成为了一种资产，而且日益成为组织的核心资产时，这意味着什么？
知识型员工的管理是一种“营销工作”。在营销中，人们不会开口便问：“我们想要什么？”而是会问：“对方想要什么？对方的价值观是什么？目标是什么？如何认定成果？”激励知识型员工的事物同样可以用来激励志愿者。志愿者在工作中比领薪水的员工能得到更大的满足，准确来讲，就在于他们的工作并不是为了薪水。对他们而言，最重要的是挑战。
知识型员工必须将持续学习作为一种任务。知识组织不仅是一种学习型组织，也是一种教学组织。……知识组织的维系，也要依靠知识型员工能够了解他人的工作和努力，因为他们各有所长。因而，特别是当同事们的专业知识领域发生改变时，知识型员工便要主动担负起对同事们进行“督导”的责任。
为此，建议知识型员工应该坐下来，思考这样两个问题：
1、我还需要学习些什么，才能确保自己能够始终把握住工作领域内的前沿动态？
2、同事们需要对我的知识领域有怎样的认识与理解？这将对我们的组织和他们自身的工作有怎样的影响？应该产生怎样的影响？
对待并管理知识型的员工，要把他们当做是为非营利机构服务的志愿者来对待。他们首先要知道“公司要做什么”以及“公司的目标是什么”。接下来，他们非常关心个人的成就和个人的责任感——这就意味着他们必须要在合适的工作岗位上工作。知识型员工希望得到持续学习和培训的机会。最重要的是，他们需要尊重。这种尊重并非完全针对他们本人，而是对他们专长领域内的知识。
那些工作有成效的人必定热爱自己的工作。我的意思并非是他们喜欢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情，那是截然不同的概念。每个人不得不做很多单调的工作，而且总有太多单调的工作等待我们完成。例如，每一位钢琴大师每天都要花上3个小时来练习弹奏间阶，我想不会有哪位大师告诉你他喜欢这么做，但是他不得不这么做。这并非为了消遣，而是为了40年过后，手尖上技艺的运用能变得更加娴熟自如。
对于商界中能够享受工作的人而言，他们的表现和钢琴家们如出一辙。他们对待单调的工作会持这种态度——我必须完成单调工作；我热爱它，因为我热爱工作。我认为这便是两个组织的不同所在，不同之处并不在于平庸与绩效上，而在于两者的观念。前一种组织我们称之为“学习型组织”。在这样的组织中，所有的员工都在不断成长，组织的工作流程也得以改善；后一种组织可能很有成效，但是下午5点半下班后，员工对它却没有半点留恋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