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经济部 黄河
另一个儿子
2008年10月中旬的一天，经济部主任马克给我打来电话，说经济部公共邮箱里收到一封读者来信，是对深圳市2008年政府预算的点评，作者现在深圳，让我跟他联系一下，看看是否能做篇报道。
由于我此前的报道领域集中于企业、财经和资本市场，对政府预算了解不多。而在我的印象中，普通公民对于政府预算的关注度似乎也不高，更不用说进行点评了。
我在电话里跟马克开玩笑，说是不是哪位财政部门的退休老干部要发挥余热了——这就是我当时对公民关注政府预算的理解。
然而在细读邮箱里的评读文本后，我的第一印象顿时改观：评读文本的作者不仅是一群有着海外留学背景的专业财务人士，而且对于政府预算的研究并非“心血来潮”。从评读文本中可以看到，他们向北京、上海等十几城市和财政部、卫生部等近十个部委发出了公开预算的申请，而深圳市政府则是至当时为止唯一向他们公开预算的政府部门。
读完邮件后，我的心中冒出许多疑问：一群学有所成的财务专家，为什么却去研究政府预算这么冷僻的问题？研究也就罢了，为什么要向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大堆政府部门申请公开预算？在申请过程中，他们为什么又会屡遭拒绝？为什么在屡遭拒绝后，他们还要继续申请？深圳市政府又为什么能向他们公开预算？
带着一连串的问题，我打通了评读文本的第一作者吴君亮的电话。一位操着“川普”（四川普通话）口音的男士在听了我的自我介绍和采访意向后，爽快地表示，他的公司就在某地，约我周六下午到公司聊聊。
当我下午依约来到公司时，一位微胖的中年男人迎了出来，寒喧几句后，我才知道眼前的吴君亮，就是这家君亮投资管理公司的CEO，而在评读文本上署名的其他几位作者，也都是他公司的职员。
在吴君亮的办公室内坐下后，我乘着他去泡茶的机会打量了一下办公室里的装饰：墙上挂着几幅现代派绘画，书柜和茶几上摆放着各类中英文书籍，主要是涉及现代艺术和政府预算。后来我才知道，吴君亮不仅是个专业的现代艺术鉴赏家，还有美国拥有自己的画廊。而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则是堆放在沙发上，高达半米的香港政府预算复印资料。
在其后三、四个小时的聊天中，吴君亮向我介绍了自己的经历、对于政府预算改革的理解、关注国内预算改革的过程以及“公共预算观察志愿者”团队的组成和工作情况。
如果说此前我还只是对事件本身感兴趣的话，那么在聊了几个小时后，我的新闻“野心”与激情都陡然膨胀了起来。
回到家后，我花了一天时间整理完所有谈话录音，然后写下了一篇空前详细的报道构思，提出不仅要高质量地完成这篇报道，而且要将公共预算改革及“公共预算观察志愿者”的活动纳入自己的长期关注领域（参见附文《深圳公共预算报道构想》）。
2008年11月5日，《深圳公民的“公共预算之旅”》在南方周末正式发表，从个人而言，虽然知道报道在文本上有许多不足，但自己关注的几个主题基本在报道框架中得到了体现：如政府预算与公民社会的关系；预算公开的意义所在；公民参与的价值等等。
或许是因为对事件价值本身抱着很高的期待，因此在报道发表前后内心颇有些忐忑不安，生怕自己的“拙笔”破坏了志愿者们此前的一番努力与心血。
堪可告慰的是，此后媒体和社会舆论的巨大反响，甚至出乎我和吴君亮的意料之外：不仅国内各大主流媒体纷纷跟进报道与评论，而且此后几个月中，吴君亮和他的“公共预算观察志愿者”团队还当选了《南方人物周刊》、《南风窗》和《经济观察报》等媒体的“年度人物”。对此，吴君亮也坦率地向我表示，媒体和公众所赞扬的并不是自己，而是自己努力尝试推动的那项事业，自己只是在“适当的时间做了恰当的事情”。
在有关媒体的报道和评论中，有一篇评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是《中国青年报》的前辈李大同先生的一篇评论，李大同在评论中写道：“近日，笔者在报道中看到，中国竟然还有一种志愿者，按他们自己的称呼，叫做‘公共预算观察志愿者’，他们的目标和行为，远远超出了笔者的经验。”
作为一名新闻业的后辈，当年的《中国青年报》及其中的一批“名编”、“名记”，曾经是我所祟拜的“职业偶像”；此后许多年，再看李大同写的书和文章，也曾令我热泪盈眶。一位昔日代表着自己新闻理想的“偶像”，居然注意到了自己所报道的事件，而且不吝赞赏之辞——那一刻我只想到一句话：“薪尽火传”。
另一件让我心存感激和内疚的事，则涉及到为这篇报道配合评论的两位作者：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的马骏教授与肖滨副院长。
感激的是，他们在一篇短短的评论中，将我由于缺乏学术素养，想说而说不清的话一语挑明：“一个‘有了预算而不公开’的政府，是个‘看不见的政府’，一个‘看不见的政府’不可能是负责的政府。”而对于推动预算公开的志愿者们，“他们不是预算专家，而是普通公民，但他们是真正的公民！”
内疚的则是，在报道发表后，两位教授曾经积极地推动与本报及志愿者们共同举办一次关于公共预算的公开论坛，但此后由于我们缺乏经验，加上我的儿子出生所带来的忙乱，导致论坛最终未能举办。
12月初儿子出生几天后，我跟吴君亮、马克和余力到广州中山大学与两位教授讨论论坛举办的事宜，兴奋地聊到深夜才回到深圳医院里，进到病房还没来得及跟儿子说说话，就坐在小凳上睡着了。
后来老婆嗔怪地对我说：“你这次不止有了一个儿子吧，公共预算应该是你的另一个儿子。”
小风波
实际上在报道的采访过程中，我所了解的志愿者们所面临的挫折和艰难，远非发表文本中所表现的那么单纯。但在最终的报道呈现中，我跟吴君亮在某种意义上达成了共识，那就是对于政府公开预算的尝试，哪怕是一个微小的突破也要给予正面的评价；而对于其中的反复和波折，则尽量予以善意的理解——这么做并非仅仅为了“自保”或者让报道得以发表，而是我们觉得，这种正面的鼓励比过激的批评，更能推动政府行为模式的改变。
然而在现实中，“波折”的出现往往显得如此戏剧化，以至于令人不禁生出“今夕何年”的感慨。
就在报道发表几个月后的深圳“两会”前夕，吴君亮打来电话，说他通过媒体记者拿到了2009年的深圳市市级部门预算，看后发现这份部门预算不仅预算总额超过2008年，而且原来应该公开的一些信息，也在预算报告中消失了。
随后吴君亮发来了他们整理的相关问题，并在当地媒体采访时公开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就在“两会”召开前一天下午，他再次打来电话，说他接受媒体访问的内容在被从网上删除了，并表示他通过深圳市人大的官方网站，向各位人大代表的电子邮箱发出了一封公开信，提醒代表们在审议政府预算时，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这封公开信也同时贴在了“中国预算网”的首页上。
当时已是下午5点过钟，吴君亮在电话中还跟我开玩笑说，如果公开信没有回应，明天两会审议政府预算时，他会带上几百封打印稿，到会场门口向代表们亲手递交。
到了晚上10点左右，吴君亮突然打通了我的电话，电话里他的声音有些紧张，说门外有人在敲门，自称是警察，可能会把他带到公安局去，随即挂断了电话。
十几分钟后，一位女士再度拨通我的手机，说她是吴君亮的夫人，吴君亮刚刚被深圳市福田公安分局带走。对方出示了证件和传唤证明，据说要将吴君亮带到福田公安分局去。我问传唤证上的理由是什么，她说似乎是“涉嫌扰乱单位秩序”——我此前闻所未闻的一个罪名。
我立刻打电话通知自己的一位律师朋友，请他跟我一起到公安局去查查是否确有此事。在福田公安局门口碰面后，我简单地向他介绍了情况，并向他展示了我随身带去的一些有关吴君亮的报道。
这位律师朋友听后我的介绍后，表示自己也从未听说过“扰乱单位秩序”这种罪名，并推测可能是“扰乱公共秩序罪”下边的某些条款规定。他觉得此事“内情不简单”，即便是涉嫌扰乱公共秩序，也不应该半夜将人从家中拘走，完全可以等第二天再进行调查。
我们两人来到公安局的接待处查询时，一位工作人员先表示刚才是有一位跟我们形容的身材样貌相似的人被带到公安局楼上去了，但我们如果要见人，必须先向值班领导请示。
我们来到旁边的值班窗口叫了几声，才有一位值班科长过来，问了情况后打电话请示了一番，表示人是在这里，但是今晚不能见。
几番交涉失败后，我的情绪有些激动，拿出有关吴君亮的报道表示，这是一个在为社会做好事的公民，而且刚从海外回来不久，你们这么搞下去是在制造“国际丑闻”！但依然没有办法见到吴君亮本人。
我们在公安局门外等了一会儿之后，只能决定先回家，明天再到这里来查询。就在这位律师朋友开车送我回到家后不久，我突然接到吴君亮的电话，电话中他的语气低沉，表示自己因为有些不舒服，现正在北大医院治疗，问我有没有时间过去。
我立刻打电话叫上刚回到家里的朋友，再次来到北大医院，一进急诊病房就看见吴君亮正躺在床上，一位中年女士陪伴在他身边，后来得知这就是她的夫人，也是刚刚赶到。
我们冲到床前，刚聊了两句便被一位精壮的中年人请出病房，在病房外他向我们亮明了身份，原来是福田公安分局刑警大队的副大队长，这次是带着一支四、五个人的小队来监护吴君亮的治疗。原来在传唤期间，吴君亮由于情绪激动而导致原有的心血管疾病复发，因此被送到医院进行抢救。
在病房门外，我再次向这位刑警队长和其他警察介绍吴君亮的事迹，其他几名警察颇感兴趣地看着我带去的报纸。刑警队长则向我们表示，当天晚上就是他带人去将吴君亮“请”到公安分局的，在去之前他已经在网上查看到了一些有关吴君亮的事迹。
在谈话过程中，这位刑警队长突然说了一句，“你们放心，我以我的性命担保吴先生的安全。”让我们听后颇为感动。而据吴君亮事后介绍，在他留院观察期间，这些看守他的警察们“简直比医生还要紧张”，而且在他们的职责范围内，充分地向吴君亮表达了他们的善意。
直到第二天中午，吴君亮才得以解除“留院观察”的被监护状态。而在此前后又发生了一段小插曲，一位公安分局的负责人拿着传唤证明，要吴君亮签名表示接受传唤结束，吴君亮坚决不签，说你们当初不明不白地把我抓进去，现在又不清不楚地把我放出来，总得给我一个说法。
无奈之下，这位负责人出门电话请示一番后，回到病房表示，他们已经尽到了对吴的告知义务，现在正式结束传唤，随即撤出了所有的警察。
在事后说起这段经历时，吴君亮笑着向我表示，自己早就预感到他们在次日中午就会放人。我奇怪地问为什么，他说第二天上午正是人大审议政府预算的议程，到了中午预算顺利通过后，“还扣着我干什么？”
然而这段经历确实给吴君亮及其家人带来了很大的刺激，以至于他的夫人一度劝他结束在中国的业务，回美国发展算了（吴君亮夫妇均为持美国绿卡的中国公民）。但最终吴君亮还是选择了留下，除了对推动公共预算改革的使命感外，他的想法也很直接，“这么大的槛我都过来了，后边还能再遇上什么了不得的风波？”
此事过了一段时间后，那位律师朋友突然打来电话，说福田公安分局的一位负责人打电话想约他“谈谈”，当时他在市区外开会，这位负责人又专程开车一个多小时去见他。一番寒暄之后，该人士请他向吴君亮传句话，大意是事情本来是场误会，请吴先生不要计较，尤其不要受“海外反动势力”的利用，向海外媒体发表意见。
当时我就在电话里大笑，如果真要向“海外媒体”批露事件真相，吴君亮哪用等到今天？
这位朋友也在电话里笑着说，过去都是身为律师的自己上门求见相关官员，这次居然遇上“这么大的官”专程来拜访自己，受宠若惊之余不免也觉得“倍儿有面子”。
广州的突破
在此后的近一年时间里，我依然继续着跟吴君亮和志愿者团队的联系，并参加过几次他们的讨论。在这其间，不断得知有新的志愿者希望加入他们的工作，其中既有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也有从事金融证券业务的专业人士，还有退休的教授，当然最多的还是来自各地的大学生们。
随着希望加入的志愿者数量增加，我们也曾探讨过是否申请注册成立非盈利研究机构或民间社团。但吴君亮感觉当时的社会环境仍未足够成熟与开放，因此提出了一种他称之为“观念共同体”的合作模式，即各地的志愿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关注和兴趣向当地政府部门申请政府预算公开的内容，并通过“中国预算网”等网络平台进行交流与沟通，吴君亮的团队则可在必要时向志愿者们提供相应的知识和技术帮助。
就我的感觉而言，2009年在政府预算公开的历程中，是一个“理念传播与普及”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中，越来越多的普通公民和社会舆论开始关注并理解政府预算公开的意义，各类政务公开申请也开始在全国各地不断涌现。
而对于原“公共预算观察志愿者”团队而言，由于公司新业务的开展，以及某些政府部门在开放预算态度上的犹豫甚至后退，在新的预算公开申请中反而进展不大。
这一僵持状态直到十·一国庆后才出现真正的突破。2009年10月19号上午，吴君亮突然打来电话，兴奋地表示在他们国庆后展开的新一轮政府预算公开申请中，负责广州市预算公开申请的李德涛周五下午收到了广州方面的肯定回复，而且对方表示他们将把所有部门预算内容在财政局的网站上公开。
因为当时是周末，所以李德涛到了周一上班时才告知吴君亮，而兴奋的他在第一时间便给我打了电话。
对我而言，这是个极具诱惑力的选题，唯一的难处是当时已是周一中午，短短两天时间能否采访到重要的当事人，尤其是政府方面，我心里一点把握都没有。因为此前跟深圳市财政局联系采访时，基本是电话、采访提纲反复沟通几个星期，最终依然无疾而终。
因此我在给马克报上这个选题时，也提到了前述困难，并表示能否把选题放到下周，以便有更充分的时间安排采访。
但马克的判断很清晰，他认为这是一个时效性极强的事件，财政局的预算内容已经挂到了网上，如果我们不能及时报道，那么其他的日报和都市报一定会在本周内报道出来。而事件本身并没有太多的深度背景需要挖掘，如果其他媒体抢先报道后，我们再做跟进将陷于尴尬的处境。
在他的反复劝说下，我终于决定先试着跟广州市财政局联系。当天晚上我便根据李德涛提供的电话，联系上了广州市财政局的庄先生，他表示确有此事，但因为有些资料不在手边，希望我明天上班时再给他电话。
有了这个回复，我的心里便基本有底了，当晚给马克发了条短信，说稿件本周内应该可以出来，他立刻回复三个字，“太好了！”
第二天依约打通庄先生的电话后，他向我详细介绍了广州市政府2009年在政务公开方面所做的一系列推进，如成立政务公开办公室，各部门内设立政务公开专员等等，他自己就是财政局内的政务公开专员。
他同时强调，即使有了这样的背景，最终做出公开预算的决策，还是来自“一把手”的决定。说到这里，他似乎早有准备地向我读出了了广州市财政局局长张杰明在预算公开申请报告上写下的亲笔批示。而我生怕电话录音不够清晰，因此在电话里再次复述了原话，并请他证实。
政府方面的采访完成后，其他方面的内容便顺理成章：由于过去一年的接触，我对吴君亮团队的动态基本上了如指掌，而在此前我又当面向李德涛详细询问了申请及收到回复的种种细节，并且拷贝了申请过程中的大量往来电邮。
在查看往来电邮时，我发现一个有趣的细节，那就是上海市政府在2009年拒绝预算公开申请的回复中，所引用的条款是《上海市政府信息公开规定》第十二条第一款所规定的国家秘密。但对于这一“国家秘密”的范围和性质未做任何说明与界定，也没有说明是由哪级政府部门认定的。
而在广州市2008年拒绝预算公开申请的回复中，则明确说明了财政局在收到申请后，“向本局政务公开部门及同级保密部门进行了请示，而相关部门认定其为密级内容的依据条款则是根据（国保发[1997]5号）第三条第（二）点第19款。
从我个人的感受而言，我觉得上海市财政局2009年的回复基本上是一种“公式化的拒绝”，反映了政府部门没有任何内部动力去推动预算公开；而广州市2008年的回复则显示出，当时的财政局有关部门确实进行了预算公开的努力尝试，并且遇上了无法逾越的政策障碍。
我在与庄先生的电话采访中还专门问了一句，去年你们遇到了政策阻碍，今年有关政策并没有取消，为什么你们又能决定公开？
对此庄先生的回答也很有意思，他说领导认为政策总是要为人民服务的，预算公开是大势所趋，只要把握这个尺度就够了。
由于对相关保密法规的政策背景缺乏了解，我又打电话给本报的法制记者赵凌请教有关问题，在她的提示下，我才发现原来本报在2009年5月21日发表的报道《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实施已逾一周年破解政府“财务机密”仍是难题》中，对于相关法规的冲突已经有了深入的讨论。
最终在马克的提示下，我又在报道主文之外，写了一篇综述性质的《当预算公开遭遇“国家秘密》，把事件背后的政策与制度冲突进行了简单梳理。
报道发表后不久，上海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公开承认，政府预算不是“国家秘密”，并表示上海正在推进政府预算公开的进程。但直到四个月后写这篇回顾时，我依然未能看见上海市公开的政府预算。
报道发表后的舆论反应果然如马克所料，在短短两天时间里各大媒体纷纷展开“重磅轰炸”。想到如果我们错失了报道的时机，其后果不禁令人心有余悸。
此后出现的一个小插曲是，随着媒体报道引来公众蜂涌而上广州财政局网站，欲求一睹政府所晒之“账本”，财政局网站访问量激增，一度陷入瘫痪。
当时负责稿件编辑的肖华同学于是充分展示“标题党”之风范，在经济部的内部网上危言耸听曰：黄河冲垮了广州财政局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