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大学印度研究中心文选《跬步集》掠影
黄河
大约十年前，一位在华为工作的朋友告诉我他们研究中心来了几位印度同事，因为公司“开始在印度投资”，那似乎是我第一次感觉到这个国家的真实存在。
在此之前，印度给我的印象遥远而缥缈：它似乎跟中国打过一战（因为疆界问题）；在它的神话里有一只神通广大的猴子（不知道跟孙悟空有没有关系）；它是佛教的发源地（但中国却变了成正统的继承者）……与远在大洋彼岸的“Europe”和“Amarica”相比，这个毗邻而居国度对我而言，反倒更象一段神话或者历史。
短短十多年后，随着中印经济的迅速崛起和国际经济中“亚洲世纪”的到来，世界的目光突然聚集到了这对埋头发展经济的“难兄难弟”身上。在经历了近百年共同的苦难之后，两个国家一夜之间却似乎变成了“国际经济”拳击台上的对手。
一时间“龙象之争”喧嚣四起，所有的观众都在台下吹着口哨跺着脚，向两位参赛者许诺：谁打赢了就把“亚洲世纪”奖给他。而包括我在内的许多国人，在打量印度之时，便不免带上了几分拳击手式的警惕与算计。
他们或许也会象我一样，将“印度研究”分为两类：一类是象季羡林教授那样古典而优雅的学术性研究，类似于中国的古典文学；另一类则是强调数据和实证分析的应用研究，就象现代的经济学或管理学。
在我心目中，身为季羡林高足的郁龙余教授在深圳大学创办的“印度研究中心”，显然应该走的是“古典派”研究方向。这种研究自有其深远的价值，但对于当下中印两国的“拳击赛”中，是否能够起到有效的指导作用，我自己是颇有些疑虑的。
然而，在我打开研究中心两位年轻教师主编的“印度学研究文选”《跬步集》时，这些疑虑与担忧不翼而飞，留下的只是惭愧和惊喜：惭愧于自己对当代中印文明沟通理解之肤浅，惊喜则在于突然发现原来两大文明古国的交流，除近百年西方语境下的竞争模式之外，还有一个更加重要而广阔的维度：那就是“文明的对话”。
正如多位学者在本书中分别论述的那样：西方社会在“个体理性选择”的价值基础上，发展出了一套“逞强文明”（泰戈尔语）；而中国和印度则分别在“天人合一”与“梵我一如”的核心价值体系里，分别演化出了“天下大同”与“天下一家”两个既相似又不同的文明理想。
相似之处在于，两大文明中“人的存在”都不是西方文明下的“原子化个体”，而是某种相互依赖的“关系体”。但由于欧美文明对“非原子化”的存在模式缺乏理解，使得中印文明之间的许多深层差异，无法在以欧美文明为主流话语的现代语境下得以研究和表述。
对此，多年从事中印文学和文化比较研究的郁龙余教授有着深刻的理解。在“用自己的语言研究中印关系”一文中，郁教授指出，在世界文明中真正称得上博大精深的只有中国和印度。“而我们中国的印度研究专家中相当大的比例，停留在技术或数据分析上，对印度的精神文化缺乏深入研究”，甚至因此而陷入西方化的“冷战思维”模式中。
他强调，“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的根本特征，印度文化的根本特征是“梵我一如”，“二者具有深刻的内涵，需要我们去体味和理解。”写到此处，这位文质彬彬的学者忍不住撂下一句“狠话”：如果对“天人合一”和“梵我一如”这两个中印文化的核心概念毫无认识，是一定搞不好中印关系研究的。
这并不是一位埋首书斋的学者的意气之言，而是一个日益扩展的“观念共同体”的一部份：郁教授编著的《梵典与华章》，成为温家宝总理在新闻发布会上赞赏和引用的“当代经典”；而印度经济学家兰密施所创造的“Chindia”一词，也在深圳大学正式获得了“中印大同”这一意味深长的中文名称。
印度国大党主席索妮亚·甘地2007年10月在清华大学的演讲中，反复强调“中印关系是两大文明的关系，而不是两个贸易伙伴或两个国家的一般关系。”而在19年前，她的丈夫，时任印度总理的拉吉夫·甘地在同一个演坛上呼吁：“我们的历史赋予我们未来的使命。我们对全人类负有共同的责任。印度和中国同心同德可以为世界新秩序提供崭新的观念……”
2008年1月，在与温家宝总理就“21世纪的共同愿望”达成共识第二天，辛格总理在演讲中表示，面对全球经济重心向亚洲转移的这一“催人振兴的历史时刻”。中印两国应该形成以下共识，“我们必须确保印度和中国共同合作，联手创建一个拥有积极的外部环境和共同繁荣的世界，而不是基于力量制衡的算计和充满敌意的世界。”而要达到这一理想中的“中印大同”，首先必须在两国人民之间搭建起“认识的桥梁”。
《跬步集》第一部份中，以“中印文明对话”为题收录的一系列对话与演讲，生动地展示出了中印两国学界乃至政商高层，对于这一“文明对话”的渴望与期待，也是本书的华彩之章，其中许多重要内容均为深圳大学印度研究中心所获得的独家授权。
而在其后的“印度文化研究”与“印度文学研究”部份，郁教授所领导的研究团队显示出扎实的研究根底与广阔的研究视野。正是因为有了这一系列从文学到文化的基础研究，“文明对话”才不至于变成概念游戏和空中楼阁。
与此同时，凭借着丰硕的研究成果而在印度获得广泛声誉的郁龙余教授又有了新的理想：就在不久前的一次拜访中，郁教授向我表示，他的研究中心以印度总理、印度执政联盟的主席和驻华大使等人捐出的稿费为基础，建立起了一个小小的慈善基金，目前正准备捐给印度比哈尔邦的一家小学。而他自己则希望以这笔捐赠为契机，创建一支长期运作的中印教育慈善基金。
此外他还希望能够建立一个学术研究基金，以资助印度研究中心已经开始了的汉语经典印译工作。“我们现在在做的是《道德经》的印度语译本。”郁教授觉得，对于在过去数千年间翻译吸收了大量印度典籍的中华文明而言，今天的回馈可谓“正当其时”——而这也正是文明对话的题中之义。
听着郁教授兴奋的讲述，我突然想起在《跬步集》中看到的一则资料：21世纪初，只有9家中国企业在印度建立了合营企业，而深圳周边的华为、康佳和TCL就占了三家——对于深圳这座以“沟通世界”为使命的城市而言，成为中印文明沟通中的另一座“桥头堡”，难道不也是“题中之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