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控制与试管婴儿
随着社会发展，人类对自身的了解与控制也在不断进步着，生育控制则是这其中重要的一个环节：大到计划生育的国策，小到遗传基因改造，人们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如何在控制人口数量的同时，提高人口质量。试管婴儿的出现和发展无疑代表着这种努力的一个重要成果。
试管婴儿的正式名称叫做“体外授精与胚胎移植（IVF-ET）”。1978年，英国的Steptoe和Edwards完成了世界上第一例试管婴儿，同时也创造了第一代常规的IVF-ET技术。当时的条件极为艰苦，由于缺乏必要的技术和设备，只能通过剖腹的方式取得卵子（而不是象后来那样通过B超检测和穿刺取卵）。
随着医学技术的进步，这种“杀鸡取卵”式的痛苦步骤很快就被更快捷、安全的技术所取代，IVF-ET技术也推广到了世界各地。1988年，北医大三院完成第一例试管婴儿，标志着这一技术在中国的出现。时至1998年，世界上的第一例试管婴儿已经是个20岁的青年，而中国的第一例试管婴儿也已十岁，成为一名健康活泼的四年级小学生了。
然而试管婴儿的发展并未就此止步，1990年，中山医科大学生殖医学中心开始IVF-ET技术的研究，并于当年取得成功，至1995年时，已超过北京医大三院而成为中国完成试管婴儿数量最多的医学中心（至1998年出生的试管婴儿总数超过400例）。与此同时，中医大生殖医学中心紧跟国际前沿，又陆续开展了第二代（又名单精子卵胞浆内注射，ICSI）、第三代（又名种植前遗传学诊断，PGD）试管婴儿的研究与实践，并取得了极大进展，目现第二代试管婴儿技术已进入临床实用，而第三代试管婴儿研究也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试管婴儿的发展，首先为广大不孕夫妇带来了福音，从更长远来看，它更对人类的优生优育、对整个人类未来的发展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近日，记者走访了中山医科大学生殖医学中心的庄广伦教授，这位国内IVF-ET的权威对我国试管婴儿目前发展的现状及趋势作出了精辟的论述。
单精也可受孕，男性不育患者的福音
庄教授说，不能生育的因素可分男女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女方因输卵管堵塞等原因所造成的精卵无法结合；另一方面则是男性自身精子稀少、或精子活动能力差。第一代IVF-ET技术主要解决的是女性因素所引起的不孕症，目前已得到了广泛应用；而中医大率先研制成功的第二代IVF-ET技术（又名单精子显微注射授精——试管婴儿）则主要是针对男性因素的不孕症。
1996年10月，第一例通过单精子微注射授精（ICSI）技术受孕的婴儿在中山医科大学出生。据庄教授说，世界第一例ICSI技术是1992年在比利时完成的，也就是说，中国在试管婴儿技术上与世界的差距由第一代的10年缩短到了第二代的4年。
庄教授说，中国是个有着深厚家庭传统文化的国家，而在传统文化中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思想更是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每一个人。目前我国所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当然是一“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基本国策，理应得到整个社会的支持与执行。但从另一个角度而言，对那些深受不育之苦的夫妇来说，他们面临的问题就不是“只生一个好”，而是怎样才能生的问题。多年从事生殖医学研究的庄教授表示，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生育问题，而直接涉及到家庭、社会的稳定和个人的幸福。
对于结婚多年，希望生育而无法生育的夫妇，在医学上被称为“高危婚姻”，庄教授说，在广东地区，这一现象更为明显。即使夫妻感情尚好，但由于家族、亲友以及社会的压力，也往往会导致一个家庭的解体。试管婴儿技术的出现解决了这一类人的问题。
中山大学深圳泌尿外科医院是深圳首例试管婴儿的诞生地，该院主办的生殖医疗中心由庄广伦教授主持，在短短的一年多里已为一百多对夫妇进行了试管婴儿助孕术。
一名在该院助孕成功的妇女告诉记者，她与丈夫结婚十五年，一直没有生育，跑了多少医院，吃了多少药也没用。一开始家里人还挺配合，到后来就有些冷言冷语了，她的婆婆甚至几次悄悄劝她丈夫与她离婚。最后夫妇两人一起到该院检查，才发觉不育的原因并不在她身上，而是她的丈夫精子过于稀少。经庄教授采用单精子显微注射授精后，这位妇女已顺利怀孕，并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小宝宝。
据介绍，除遗传因素外，现代都市中一些生活方式和环境，如夜生活增多、长期喝酒、生活空间的严重污染等因素，也都会降低精子寿命和影响精子质量，直接影响到男性的生育能力。
性别选择，避免遗传疾病的捷径
“生男生女可以选择吗？”这大概是许多人的真正关心的问题。对此，庄教授的回答很明确：
“可以选择，但只有出于医疗原因才可以这么做。”
原来，这就是庄教授在中医大所进行的第三代试管婴儿技术（又名种植前遗传学诊断，简称PGD）课题中的一项主要内容。
第一、二代试管婴儿技术主要解决的是生育问题，但在某些不孕症患者，尤其是男性少弱精病人中，还经常伴有基因缺陷。这种缺陷具有可选择的遗传性，在医学上称为X-性连锁遗传病，假如一位父亲的基因中带有这种缺陷的话，那么在他的子女中，男性（由X染色体决定）就会有很大可能会产生同样的遗传病，而女性（由Y染色体决定）的发病率则很低。
正因为如此，对于某些遗传性X-性连锁疾病，如甲型血友病、Duchenne型肌营养不良等疾病，就可以采用PGD方法，在受孕前提取部分细胞进行基因检测，如发现有上述遗传性疾病的基因，就可以通过性别选择的方式来降低婴儿未来发病的可能性。
性别选择包括两个步骤：第一步是在胚胎结合后，从胚胎中提取部分细胞进行一种名为荧光原位杂交（简称FISH）的检测，以判别未来婴儿的性别；第二步则是将符合性别要求的胚胎放入子宫受孕并生产。
据庄教授介绍，这种方法的准确率非常高。庄教授同时强调，这一方式只能在医疗中使用，而决非人们所以为的那种“想生男就生男，想生女就生女”的自由选择。对于X-性连锁性疾病来说，由于遗传基因缺陷的可能性主要集中在男性身上，所以用PGD方法可以为受孕父母选择女性后代，这样他们女儿未来再发生同样遗传病的可能性就大大减少了。
说到这里，庄教授同时呼吁，那些已经检查出有X-性连锁遗传病的患者，从为了自己后代健康着想，最好做一做PGD。说到这儿，他苦笑着向记者举了一个例子，有一对夫妇前来进行试管婴儿的受孕，经过检查后，庄教授发现男方有血友病，因此大力推荐他们通过PGD选择一个女婴，以减少遗传基因缺陷的机会。谁知两人一心想生个男孩“承续香火”，嘴里答应得好好的，到了手术前竟然不辞而别，至今音讯杳然。庄教授说，现代医学已经发展到了基因水平，但人们的思想意识如果还停留在传统里，再好的医学也无能为力，最后受害的仍然是患者自己。
“克隆人”会是第四代试管婴儿吗？
谈毕试管婴儿技术的现状，庄广伦教授饶有兴趣地提起了未来的发展。他说道，我们则才说到的第一、二、三代试管婴儿技术，现在国际医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就是，会不会还有第四、第五代试管婴儿技术，如果有，它们又会是怎么样的。
“这又与近两年的一个热门话题——‘克隆’技术联系起来了，从本质上说，‘克隆’技术可以说就是显微操作技术与分子生物学所结合的产物，试管婴儿和‘克隆”之间有着许多的共同之处。”庄教授兴致勃勃地解释道，
“首先，它们都需要卵子，需要作为未来胚胎基因的供给核；其次，从技术上，它们的操作也极为相似，都是把卵子中的细胞核去掉，同时通过显微操作植入供给核，所不同的只是，在试管婴儿技术中植入的是精子，而在‘克隆’植入的是胚胎细胞或活体细胞核而已。当然，它们也有一个最大的不同，那就是试管婴儿一开始就是以人为对象，而‘克隆’技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在人类身上在式实验过。”
庄教授介绍道，目前的克隆技术也发展了两代，第一代“克隆”技术是在卵细胞中植入胚胎细胞的细胞核，这一技术在1993年中国就已取得了成功；第二代“克隆”技术则是直接在卵细胞中植入成年动物的活体细胞核，从难度上比第一代要难很多，这也是为什么第一只用活体细胞“克隆”出的绵羊“多莉”会在世界上引起轰动的原因。
至于人的“克隆”，庄教授说，至少在理论上已经不存在困难，真正有待解决的是由此现时引起的一系列社会和伦理学上的问题。庄教授说，目前国外有人已经着手进行“克隆人”的试验，这至少说明，在科学上的探索和发现有时是难以阻挡的，当然，即使“克隆人”真的生出来了，也并不表示那些困挠着人们的伦理难题就得到了解决。南韩在前几天已经培育出第一例克隆胚胎，正是出于对社会舆论和类似的考虑，才一直将之冷冻，而未让它进入娠妊。
当记者问及庄教授对此的看法时，他坦率地表示，目前对于“克隆人”最强烈的反对意见，其理论依据主要来自于西方的宗教伦理。中国是一个无神论的国家，这些伦理争论中的很大一部分其实在中国并没有人涉及，在适当的情况下，他会考虑进行“克隆人”试验的。庄教授同时说道，“克隆”技术除了“克隆人”之外，其实在医学上还有着非常广泛的用途，例如把人体基因转嫁到动物（例如猪）身上，就可以在人和动物之间进行器官移植而不会出现排斥反应，这称为“转基因”技术，也是中山医科大学生殖医学中心目前的重点课题之一。
现代科技与生育伦理
尽管对“克隆人”持开明的态度，庄教授依然对现代医学发展所带来的种种社会和伦理问题倾注了相当的关注。
庄教授表示，即使不考虑“克隆”，在试管婴儿及其相关的生育控制领域内就有着许多现实而重大的社会和伦理问题需要加以考虑，诸如性别选择问题、使用捐献精子后的血缘亲属问题等等，为了让记者更好地理解这些“抽象”的伦理问题，庄教授向记者讲述了这样一个例子：
有一对美国三藩市的华侨夫妇，长期没有生育。他们找到庄教授，经庄教授检查后，发现妻子由于某种原因无法怀孕，在医学上，这种情况只有一种解决的办法，那就是寻找“代母”，即通过试管婴儿技术把夫妻双方的精子和卵子结合后，放入另一位自愿受孕的妇女子宫里，通过正常娠妊后再生下孩子。
这一次自愿做“代母”的是妻子的姐姐——一名身在国内的妇女。手术做得很成功，这位妻姐一下就怀上了个双胞胎，然而到了出生的时候，问题却出现了：孕妇一定要医院出据证明，证实这两个孩子是她身在美国的妹妹的“亲生骨肉”，这一下让医院里左右为难了，开证明吧，自医院成立以来还没有这个先例——明明是甲生的孩子却要明是乙生的；不开证明吧，孩子确实是体外受精而产生的，再说还关系到将来一系列入籍、生活和社会方面的问题，弄不好害了孩子一生。
就在这左右为难之际，孕妇已经等不及了，干脆回到乡下老家里把孩子生下，再找镇里的医院给开张证明了事。
庄教授说，随着医学的发展，以后这类涉及法律、社会和伦理方面的医学问题还会越来越多，目前国内生殖医学界正准备筹建一个协会，专门协调和讨论这类问题。中国的生殖医学也将在进一步的沟通与合作中，迈向新的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