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主笔 黄河

无论是对于“内地民营企业家”还是“大陆首富”这样的归类来说，发生在杨斌身上的故事都只能是一个独特的个案。尽管早在去年年初，媒体首次集中“关注”这家在香港上市不到一年的公司业绩时，杨斌就曾抱怨过，这是海外资本市场对国内民营企业“整体不信任”的表现，但后来事实的发展似乎越来越证实了另一点：那就是杨斌既不能“代表”国内的民营企业，也难以“代表”中国的富人阶层，或许，他能够代表的只是他自己。

作为一个案例，杨斌与欧亚农业的出现、成长以及衰落如此具有戏剧性，以致于人们在追寻真相的过程中常常忽略了某些更基本的问题：比如在对财富的评估过程中，曾将杨斌纳入“国内首富”的《福布斯》采用了怎样的标准？比如在对香港上市公司的业绩加以评判时，最终出现在报表上的财务数据后面，有哪些我们知道或不知道的影响因素？比如财富排行榜和企业或个人的信用是什么关系？如此等等。

正如有评论者所指出的那样，杨斌的财富故事从某种意义上也代表着我们这个转型中的市场所面临的共同问题，那就是财富以及财富所代表的信用应该如何建立与获取。在不久前举行的一次关于“中国富人的财富调查”中，中国社会科学院与国家统计局的专家共同提出了一个“中国多数富翁致富并非来自资本积累或专利创造的收益，而是来自社会资本与网络效益”的重要结论，而在杨斌的个人财富积累与他的“首富”名声之间，我们又一次看到了这种互动关系。

与其他“富人”不同的是，杨斌的“财富”除了福布斯的统计和他自己所声称之外，并没有一个更加坚实的基础，这使得他口中的财富更像一座冰雕的“皇宫”，一旦来到阳光下，便在知短短的时间里“缩水”至其真实的原形——但就在这不长的时间里，它已经令无数富有经验的国内外投资机构甚至政府都遭受了难以挽回的损失。

只有阳光下的财富才能带来真正的信用，也只能这种信用才能维系一个健康发展的社会资本体系和市场结构，也许这才是杨斌故事的真正意义所在。

无论如何，从孤儿到中国第二富豪，到朝鲜第一个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杨斌，都已然是历史上值得书上一笔的人物。时间会让我们更多地了解他究竟是怎样一个人，现在的重要问题是，杨斌会不会只是一个已经过去的历史人物？

从特首到阶下囚：惊险的一跃

2002年10月4日，下午5点20分，中国官方的中国新闻社正式发布消息：“沈阳市公安机关根据行政执法部门移送的荷兰籍华人杨斌及其相关企业涉嫌犯罪的问题，依法对杨斌立案侦察并执行监视居住。”而在此前的9月23日，杨斌刚刚正式被宣布为朝鲜新义州经济特区最高负责人，从新义州“特首”到他成为被监视居住、立案侦查的嫌犯，前后只有两周时间。

当杨斌被宣布为新义洲经济特区最高负责人时，还未从欧亚农业停牌风波中回过神来的媒体和知情者在惊讶之余，仍旧忍不住在私底下评价杨斌这一“险棋”下得精彩：从一名面临财务危机的上市公司董事会主席到一位即将开放的社会主义国家特区首长，其间的差异，用一位评论家的话来说，叫做天壤之别。

而另一个明显的事实是，杨斌似乎想通过这种从经济到政治的跳跃来挽回他正在面临挑战的个人信用危机——就在此前不久，一份著名财经媒体引用海外投资人士的话这样评价这位上市公司主席：“我们不想知道欧亚农业的财务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我们想知道的是，杨斌这个人是否值得信赖……”

看来这最后的一跃似乎并未能够挽救这位“大亨”濒临崩溃的信用。就在杨斌被监视居住的消息发布后不久，北朝鲜有关当局宣布取消杨斌新义州“特首”的资格，随即媒体报道了原欧亚农业高层相继辞职及公司资金被冻结的消息。随即香港商业罪案调查科对涉嫌造假账的香港上市公司“欧亚农业”展开调查，并与内地有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络。10月28日一早，香港警方出动近百名警员采取大规模行动，分别搜查了“欧亚农业”办公室以及有关的中介机构，整个搜查行动持续超过8小时，警员最后带走数十箱资料文件。据悉，被警方搜查的中介机构包括“欧亚农业”的上市保荐人“工商东亚”、核数师“安达信”（目前已经并入罗兵咸会计师事务所）等。

香港证券监管机构非常关注“欧亚事件”。有业内人士透露，证监会早在半年前，就根据《证监会条例》中董事涉嫌欺诈的条款，对“欧亚农业”进行调查。9月中旬，香港证监会罕有地指令“欧亚农业”停牌，解释有关涉及股价敏感的资料。9月底，“欧亚农业”再次停牌。随著事态的发展，监管机构不再仅限于督促“欧亚农业”披露资料，而开始与内地有关部门合作，展开深入调查，其法规执行部的高层人士更赴京拜访中国证监会。

据悉，10月初，香港证监会把这一事件转介给香港警方，商业罪案调查科展开调查。《香港经济日报》报道指出，警方是以“欧亚农业”董事涉嫌作出虚假陈述以图欺骗股东、监管机构及公众，来执行这次搜查行动的。根据香港有关法律，这种罪行最高可判处10年监禁。

杨斌没有能够逃脱“欧亚农业”的阴影，尽管他也曾经因这家上市公司而获得过前所未有的声誉与“财富”……

杨斌简历

1963年在南京出生

1968年5岁时，父母双亡，由祖母养育成人

1981年在辽宁海军第二炮兵学院就读

1985年毕业后留校任教

1986年前往荷兰莱顿(Leidun)大学留学

1990年成立荷兰欧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将中国轻工业产运往东欧出售

1993年在荷兰收购温室及冷藏公司，学习高科技农业

1994年成立欧亚花卉公司

1995年回到中国设立多间欧亚分公司，引入荷兰鲜花

1998年在沈阳发展“荷兰村”大型项目

2001年7月欧亚农业控股公司在香港上市

2002年9月获朝鲜任命为新义州特区首长

2002年10月因涉嫌经济犯罪被立案侦察并监视居住

欧亚农业与“中国首富”：财务游戏后面的信用陷阱

2001年初，因获得“荷兰村”开发项目而“身价”高达40亿的杨斌由于缺乏足够运作资金，开始筹划新一轮融资，这一次他看上的是香港证券市场。

2001年7月19，在香港工商东亚、里昂证券等8家券商和投资机构的保荐下，欧亚农业在香港主板上市。公开发行价为1.48元港币，首次发行46000万股，共筹资近7亿港元。而杨斌所持有的12亿股股权市值也接近18亿，随着其后数月欧亚农业股价的上涨，杨斌所持有的上市公司总市值一度接近33.6亿（以股价最高时每股2.8元计算）。

综合有关资料，可以大概归纳出欧亚农业在香港上市过程中的操作，这一系列操作按时间顺序如下：

1998年，杨斌在沈阳西北部郊区小韩屯，以1.5亿元的价格，圈下3300亩的土地。1999年初，荷兰村动工兴建。初期投资预算18亿元，主要资金来源为银行融资。按照杨斌的规划，荷兰村内的项目包括了农业、旅游和房地产三大部分。农业项目其后被注入香港上市公司欧亚农业，房地产和旅游则属于杨斌的私人业务。1998年农业项目营业额为847万元。

在香港上市前，杨斌在工商东亚的帮助下对有关业务进行了重组，重组的内容包括：在在毛里求斯注册由杨斌100％控股的Wise Capital Investmenta Limited（以下简称Wise Capital），再在百慕大注册欧亚农业（控股）有限公司（即上市公司欧亚农业，以下简称欧亚农业），杨斌通过Wise Capital持有欧亚农业72.06%股份；与此同时，欧亚农业100%控股的Success Honour Limited（毛里求斯注册）和EAG Company Limited（日本注册），再由Success Honour Limited全资控股亚太国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香港注册）和两家在沈阳成立的沈阳欧亚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沈阳绿野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通过这一系列复杂的股权运作，杨斌得以将其国内的农业业务间接注入百慕达注册、香港上市的欧亚农业。并在当年年报中报出高达11亿元人民币的营业额和5.21亿元人民币的经营性营利，其90%的利润来源主要来自花卉产品，毛利率为53%；在2002年的中报里，欧亚农业的营业收入为7.96亿元人民币，营利3.5亿元人民币，比上年同期分别增长57%和22%，其利润来源主要为蝴蝶兰和大花惠兰的种植与销售，毛利率为38%。

正是在这一系列令人瞩目的利润收入与增长速度，使得欧亚农业在上市之初一度成为香港投资者的“宠儿”，更成为香港上市公司中“国内民营企业”的代表。

也正是在这一年10月底，“2001年度《福布斯》中国首富排行榜”将杨斌列入，他成为仅次于刘永行兄弟的“中国第二首富”。

就在“2002年度《福布斯》中国首富排行榜”公布前不久，本刊记者与《福布斯》中国首席调研员胡润取得联系，详细询问了他的调研团体对杨斌财富的调查和评估标准。

据胡润介绍，在他们的调研报告中，杨斌的财富分为两大部份：一是“荷兰村”项目的评估价值，这一部份属于杨斌的“个人资产”，约为40亿元人民币左右；二是杨斌在香港上市公司欧亚农业中所持有的权益，按2001年9月30日的总市值计算，杨斌的个人权益约为35亿元人民币。

关于上市公司市值部份，由于有证交所公开数据披露，因此不存在多大争议。记者的询问主要集中在荷兰村项目的价值评估上。对此，胡润向记者表示，尽管荷兰村内有欧亚农业的农业生产基地，但他们在评估时并未按农业产值来计算，而是将整个荷兰村作为房地产项目来评估，而评估的主要依据亦非村内房屋的预计销售价值，而是荷兰村土地本身的评估价值。

当记者再次问及这一评估值是否有当地政府部门提供的有关依据或其它第三方评估机构的评估报告时，胡润未予正面回答，只表示是通过当地“有关人士”了解到的。

就在这一年年底，杨斌乐观地向来访的媒体记者预计，按照当时的滚动发展，他完全有能力第一期开发40公顷，接下来再开发40公顷，最终达到100公顷的规模，他给自己的农业项目估价25亿元人民币，给旅游项目估价18亿元人民币。杨斌对记者说，他计划在2002年将荷兰村的旅游项目拿到国际股市的创业板去上市，美国，或者香港。

杨斌听起来越来越庞大的野心或许有一点道理：他迅速膨胀的知名度吸引了慕名者——国际大公司纷纷飞到荷兰村与杨斌接触，山东一些城市的政府，曾表示可以给他诸多优惠条件，希望他前往投资。

纵观杨斌在2001年的发展，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其信用“膨胀”的过程：“荷兰村”项目——香港上市公司董事会主席——中国第二首富。也正是在这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杨斌的“个人财富”奇迹般地从不足2亿“暴涨”至75亿。而这一切的基础，则是杨斌一再向外界宣称的“荷兰村”项目。

土地价值：灰色地带的利益游戏

关于杨斌在荷兰村项目中的土地使用，作为立法部门代表的沈阳市人大给予了明确定性：沈阳市人大环境资源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王佑启在7月26日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对荷兰村土地使用中存在的问题，沈阳市人大于2001年7月进行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贯彻实施情况的调查”中已经作出结论：1、政府违法批地：“市土地管理部门，违反法定程序，超越批准权限，与沈阳欧亚实业公司签订了《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并核发了《国有土地使用证》”；2、欧亚实业擅自改变土地用途：“沈阳荷兰村建设项目，未按批准的用途使用土地，擅自将部分农业用地用于房地产开发，至今未办理审批手续。”

正是这一片被认定为“违法批准”，并被“擅自改变土地用途”的农业用地，被《福布斯》的调查员评估为价值40亿元人民币。而杨斌自己也未对这一评估结果作出任何澄清，反而进一步告诉别人：“对这里(荷兰村)40亿元的评估，远远不够。”“当时我只花了15亿从政府手中买下来这6000亩片土地，现在不算地上的产业，光这片地皮就价值30亿以上。”

欧亚集团提供的资料显示，沈阳的荷兰村基本上是阿姆斯特丹同名主题公园的翻版，其中包括50幢住宅楼房，面积达30万平方米。而据杨斌自己向记者介绍，杨斌先给了一个概括的说法：杨斌个人控制的欧亚实业在沈阳用地总数是6000亩，集中在小韩村和八家子村两地，当时的购买方式有好几种，农民是一部分，政府是一部分。“总体的价钱是2个亿左右，主要是农民这一方面。政府的钱是以现金方式缴交的，在3-4亿之间。”

据辽宁省有关官员证实，这么大规模的土地征用，“肯定没有经过国土部门的报批，只是有关领导的书面或口头首肯”。这位官员透露，杨斌建设荷兰村的想法，当时曾获政府高层的充分肯定及大力支持。1998年9月，在辽宁省一位高层官员的亲自主持下，荷兰村项目在沈阳破土动工。“那时侯，辽宁省极力想摆脱国企的困境，寻求新的发展思路，而杨斌无疑给其提供了一个新的亮点，这本无可厚非，但那个时期也正是沈阳‘批条子’盛行的时期”。

“慕马大案”被查处后官方公布的数字是，沈阳市从1997年至2000年期间，行政划拨供地竟占城市建设供地总量的77％。与此相对应，2000年，沈阳这个特大城市批租土地收回的出让金仅为人民币7000万元，而附近一个批地量远不及沈阳的中等城市，同年收回的出让金却高达人民币2.8亿元。

另一个事实是，辽政发〔2000〕9号《关于辽宁省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实施意见》（2000年2月24日）明确表示全省要重点实施“3310”计划。而杨斌“荷兰村”的项目写进了该计划中。

据赴沈阳现场调查的记者所了解到的情况，从房地产发展的角度来看，位于沈阳西北部的荷兰村显然不属于城市发展的重点规划地区。因此记者估计杨斌当初拿下第一批3300亩土地时，还是想以农业投资为主。只是在后期由于农业收益有限，才改变主意转而开发房地产。

在这一“转向”过程中，杨斌试图通过改变土地用途获得其他房地产发展商难以企望的地价和税收优惠。据一位在沈阳从事房地产策划的人士介绍，沈阳的发展格局先前以铁西区的西南，也即沈阳的西南——张士开发区为政府重点发展区域，也有许多优惠政策配套；后来的规划是桃仙机场与沈阳市区一带，即沈阳的正南面为发展重点。

在政府规划的重点发展区域，拿地的开发商相应要多，而一般“拿地”程序是先要有项目选址意见书，然后去拿到规划许可证，就是拿到土地证，随后去办建设许可证，再后才可以办销售许可证与产权证。过去一般情况是，拿到了“二证一书”后再寻找好的理由申请减免。“减免成功率不是100%，但多少也能成功一些，看各自关系。”

房地产商寻找各种理由希望减免的主要部分是“土地出让金”。一般而言，房地产开发商拿到土地，需要交纳的两大费用是：土地出让金与土地费。前者归政府收取，后者系原土地上居民的补偿。各地房地产商能够动脑筋找理由减免的是政府收取的土地出让金部分。“这部分能否省下来，是成本降低最关键部分。”按照一般房地产行情，土地出让金与土地费之和，最高可能达到整个成本的40%。

多数房地产开发商想办法的是“减免部分”，而地处沈阳北面的荷兰村土地性质却大部分属于划拨。据沈阳规划和国土资源局，土地利用处处长郑德日介绍，划拨的土地无须向政府交纳土地出让金，省去的部分何止千万，根本不要再动脑筋想如何“减免”。

对于划拨的土地，沈阳市有关规划设计官员穆霖表示：“惯例是政府、教育、公益性用地，或者高科技农业也可能进入这一序列。”按照一般的程序，穆霖说，“划拨土地的权力在政府，土地规划部门绝无此权力。”政府决定土地使用方式，办法又有多样，有时候是开市长办公会过一过程序，有时候就是“一枝笔”负责。无论什么办法，划拨都是需要最重点讨论的关键部分。在这种情况下，能够拿到3000多亩划拨的土地，以一般规律猜度，很难得出合理的解释。

而《福布斯》的排行则从另一个角度上映证了这一行政行为的现实利益：只要“有关人士”大笔一挥，倾刻间就能“造就”出一位位身家数亿、甚至数十亿的“超级巨富”。

商业模式：贸易、农业还是“资本运作”？

在1993年以外商身份回到中国前，杨斌的经商履历并不复杂：1989年持观光签证到荷兰，并以政治庇护理由申请入籍，1993年底得到批准，1994年正式加入荷兰籍，随后便“回国发展”了。

据有关报道，在这五年时间里，杨斌所从事的商业活动包括1990年注册“欧亚国际贸易公司”，并在波兰从事服装转口贸易，在接受媒体记者采访时，杨斌称自己在商业活动中创造了4次机遇，波兰是第一次，“短短两年内就赚了2000万美金”，其它三次则包括在荷兰第一个从事农业的中国人、在沈阳第一个发展温室农业以及提出开发新义州的计划。

而在荷兰选择农业时，杨斌所阐述的理由是：“我回去荷兰，发现做IT做不过台湾人，房地产也比不过荷兰人，我了解自己，也了解中国，我在海外是一条鱼，中国是水，鱼离不开水。过去我把纺织品运到欧洲赚钱，现在决定要把欧洲的好东西运回中国。”

“把欧洲的好东西运回中国”是一个有趣的关键词，这意味着杨斌在最初回到国内时，所选择的商业模式既非农业投资也非房地产开发，而是不折不扣的进出口贸易。

1994年，杨斌收购了荷兰的一家温室工厂和一家冷藏企业，成立了“欧亚花卉公司”，从事花卉、温室、冷库等产品的生产和销售。也就在这一年，他回到中国，策划了一次荷兰进口郁金香全国巡回展。在全国14个城市一边展览一边向每一个潜在的听众推销他的“荷兰式现代农业模式”。

关于这一模式，杨斌后来曾多次在不同场合复述，一位沈阳人士早在1995年便听宣讲过他的“荷兰模式与日本菜篮子”的故事。杨的故事最简单的概括是:“在世界农业的美国、以色列与荷兰三种模式中，荷兰的经典农业，也即用现代生物技术生产农作物，能够成为整个欧洲的菜篮子。”接下来的推导，“日本每年蔬菜的需求量是1万亿元人民币，其他副食品是1.5万亿元人民币，如果拿下日本市场的1/3，每年也有7500亿元人民币。”

然而对于当时的杨斌来说，这一“现代模式”的关键不在于终端农产品能有多高利润，而在于建立这一“模式”的技术核心正是他当时所推销的温室和冷库。对此，杨斌自己的说法是，1993年回到荷兰开始他的农业投资计划后，“我先在荷兰花卉公司实习，几乎每个公司都待上一两周，发现没有温室就没有荷兰花卉、蔬菜，没有冷藏就没有荷兰农业的世界级占有率。”

然而在当时（乃至今天）的中国，“现代化农业模式”的推广绝非由农民自己，甚至某个投资者可以决定的，它依然一是种典型的“政府行为”——农业项目的研究有专项拨款、农业新技术的推广有专门的部门负责，而农业资源（如土地、品种等等）更需要一系列政府部门的审批。由此可以看出，杨斌要通过推广他的“现代农业模式”进而推销温室与冷冻产品，最大的说服对象和“客户”只能是政府。

据知情人士透露，杨斌在国内最早的生意是辽宁省花卉公司合作，这个花卉公司前期为果蚕处，属省农业厅。合作内容则为销售百合种球，杨斌负责联系货源，花卉公司则组织销售。

通过花卉公司的有关人士介绍，杨斌结识了辽宁省主管农业的领导，在有关领导的支持下，杨斌将欧亚集团的总部设到了沈阳，并于1998年经办了沈阳四台子花卉基地的全套荷兰温室大棚设备的引进手续。整套温室设备的引进共花费人民币3000万元，每年运行费用为700万元，但其每年的产值却不到300万元。从1999年起，温室大棚只好租给个人，每年的租金仅为100万元。

与此同时，沈阳市计委农业处又投资1500万元由杨斌处引进全套荷兰温室大棚。这一系列的政府采购，后来被媒体形容为“依靠适合的产品与价格，欧亚集团攻城掠寨，占据了中国温室设备95%的市场份额。”

回顾杨斌在荷兰村项目前所从事的一系列商业活动，不难看出，这实际上是一种以政府采购为主导的进口贸易模式。杨斌在这一阶段的赢利主要是通过向国内进口温室设备获得的，而这些温室设备的购买者也并非杨斌所说的“中国农民”，而是典型的“政府购买”——即在农业新项目的推广过程中，由有关部门指定购买其产品。

也正是在这一年，杨斌开始涉足国内资本市场：与广州从化“英豪学校”的创始人陈忠联收购并重组了国内A股上市公司“广华化纤”。将这家以化纤制造为主业的上市公司改造为“高科技农业”典范。

按当时国内证券市场上的操作标准而言，这一起重组过程不算复杂：先由“广华化纤”出资收购杨斌旗下的“大连大连欧亚花卉有限公司”股权和“固安欧亚天惠花卉有限公司”股权，“广华化纤”再分别与陈忠联与杨斌组建合资公司“从化英豪威斯必得有限公司”和“广汉欧亚花卉有限公司”，最后再由陈忠联与杨斌合作投资的“从化市博大”和“英迈尔实业一次性受让“四川省国有资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等3家公司持有的“广华化纤”法人股5202.487万股，转让价为每股2元，涉资1.04亿元。

1998年10月17日，“广华化纤”更名为“四川欧亚农业股份有限公司”。杨斌因为外籍身份，只在公司中任董事，但当时已是“广华化纤”实际大股东。陈忠联是董事长、总经理。随后，公司旗下的“广汉欧亚”投资引进荷兰花卉、蔬菜等高科技农业项目，连续亏损的“广化化纤”也由此一改颓势，成为当时证券市场上“收购重组的楷模”。

值得注意的是，就在这一年的年报里，“欧亚农业”将近一半的利润来自“温室大棚”和“冷藏设备”，而在重组过程中宣称的花卉、蔬菜等“高科技农业”所带来的利润回报不到总利润的20%。

1999年10月12日，“欧亚农业”公告更名为“英豪科教”，主业由农业花卉转为教育产业投资。11月23日董事会通过杨斌辞去董事的职务。据说这是因为杨斌设计的花卉、蔬菜大农业概念并没有被有关方面接受，“荷兰村”项目也没有被董事会通过，而据杨斌自己透露，他这次退出的股份值2亿元，账面上他“获得的回报超过2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