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工潮涌动珠江
一年一度春潮涌，捷报警钟相伴来
随着春节假期的过去，从2月2日开始，上百万南下的民工又为广州带来了一个多年不遇的春运高峰。据统计，广州火车站（流花）节后南下旅客从初一到初五逐步增至5．2万人次，但进入初六（2月2日），竟骤增至13万人次，超出去年同期的74%，到了2月5日，广州火车站下车客流量再破纪录，达到21．4万人次，超出去年同期7000人。与此同时，公路、水运和民航也纷纷迎来了自己的春运高峰，运输量比去年同期均有不同的增长。随着春运高峰一起到来的，则是各地新闻媒体传来的喜忧参半的报导。
运输部门喜讯
“铁老大”又回来了！北京铁路部门面对着令人兴奋异常的火爆场面，连连高呼：“真是天助我也，天助我也。”一场不期而至的大雪令铁路部门赚了个盆满钵满，春运前后的近一个月里，北京局就比去年多挣了7000万元。
据称今年北京局运力投放规模达到有史以来最高水平。有关人员信誓旦旦：“有流就开车，有多少流就开多少车，绝不能把送上门的‘财神’放跑了。”
与此相应的，则是广州、深圳、中山等地喜中带惊的呼声：广深大巴班班爆满，罗湖汽车站日吞吐量已达2万人次；广州各中长线汽车站日发送量达1万人次，各汽车站春运期间实行24小时售票制度，承担主要中长途运送任务的广州第二汽车公司春运期间投入营运车辆980多台，比去年同期增加了62台；中山市来往广州的班车达70班次，较平时增加了一倍，秩序井然。
虽然没有具体的收入统计，但从记者在广州采访时所见到的汽车公司那些日夜加班的员工脸上喜气洋洋的表情也可以猜得出来——这一把可挣得不少。
交通超载，警钟长鸣
就在运输部门为赚了个饱而窃喜的时候，交通部门却传来了一个又一个不那么令人安心的消息：春运期间广东省特大交通事故大幅上升，春节前20天发生13宗，死46人；节后9天发18宗，死39人。
外省返粤民工车超载现象严重。连州市交警部门仅从年初七到初九的两天时间里便查获了660多辆严重超载的客车和违章运客货车。尽管交警部门设下重重关卡，但一些车主和司机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仍然壮着胆子“多拉快跑”，造成了严重的交通隐患。
一辆小货车在检查时，发现遮盖得严严实实的蓬布里竟坐着19个民工；而另一辆核载36人的河南大客车，一查之下发现全车竟载了110人。
汽车的超载不容乐观，火车的超载则更令人咋舌：本来核定载员110多人的列车车厢里，密密麻麻挤上两三百人已成正常现象，在车厢的过道里，座位间，餐桌上，甚至行李架上都坐满了人。车厢里空气污浊、环境恶劣。重庆至广州一列车的列车员称，如果不是为了担心列车的避震弹簧，提前在湖南境内强行赶下100多人的话，现在的情况还会更糟。有部份心理承受力较差的打工者未到目的地，就已在这南下的淘金路上精神崩溃。有的人为了呼吸新鲜空气，不得不把半个身子伸到飞驰的列车外，让人胆战心惊。
坑蒙抢骗偷，斩你没商量
对于那些千辛万苦才到达目的地——广州火车站的打工者来说，还远远没到笑得出来的时候，可能更倒霉的遭遇还在前头等着他们呢。
下车伊始就该想想找工作的事了，别急，无数非法的职介机构正虎视眈眈地盯着每一个打工者的荷包呢。虽然国务院、广东省政府早已三令五早春节后一个月内暂停招收新民工，但一些非法的职介机构却趁着大批民工南下的机会，疯狂骗取求职者的钱财。他们在火车站附近神出鬼没，与检查人员捉迷藏，打着招聘的幌子骗取钱财，许多民工受骗后只得忍气吞声，不敢声张。
掏完一个荷包再掏另一个，这次换个花样，卖张“车票”给你。在广州火车站广场西面，沿街设有6间无牌客运代售点，无良经营者们在那里耍尽花招拉客斩客：巧立名目收取“中介”费，带到“野鸡”车上横开竖斩，还有的干脆就混到火车上去兜售不知哪儿弄来的假票，下车后一走了之，扔下一群面面相窥的受害者。
至于其他种种抢劫的、骗人的、盗窃的，魁魅魍魑，更是数不胜数。 更有一帮身着不三不四之制服，手握不多不少之纸头的姑嫂婆姨，来无影去无踪耳听六路眼观八方，不知怎地就到了你面前，一手指住你脚旁某粒烟头纸屑一手摊出“罚款三十至五十元”的架势。无论你怎样眼冒金星口吐白沫指天划地赌咒发誓那不是自己的“杰作”，最终还是得心不甘情不愿地掏出几张票子来，至此，大概你的这趟差旅费也就花得差不多，该琢磨一下是赶快打道回府还是找地方打地铺的问题了。
谁知道游子的悲痛辛酸
——广州火车站采访录
从80年代末开始，每逢春节前后，南下打工的百万民工大军云集广州火车站的情形已成为羊城每年一度的“风景”，当我们2月6日傍晚到达广州火车站时，眼中所见到的情形仍然令我们吃了一惊：
出站口外的广场上，突兀地长出了一片茂密的“树林”——成百上千各式各样写着姓名的牌子在初春的寒风中如潮水般一波波向出站口涌去。无数充满着焦灼、期待与无奈的面孔令人心里也不知不觉变得紧张而沉重，身边不时晃过的身影、不知从什么地方突然窜出举着不知什么理由的罚款单的妇女、整个广场回响着的令人昏昏欲睡而又心神不定的喧哗……一切都令人感到这是个与什么地方都不一样的“小社会”。
带着一种越来越复杂的心情，记者开始了为期三天的采访。
折了妻子又损财
在三天中，记者询问了近百位举着牌子在广场上等待的人，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接内地来广东打工的亲友，而在有一些牌子下，更有着一段段令人同情的不幸经历。
三块被三个人举着的同一姓名的牌子引起了记者的注意。当他们三人精疲力尽地找了个角落坐下歇息时，记者蹲到了他们面前，试着询问发生了什么事，从三人结结巴巴的叙述中，记者好不容易才弄明白了事情的大概。
原来他们所举牌子上写的“赵小燕”是其中一人的未婚妻。这位姓皮的小伙子与未婚妻原来在佛山市罗村镇打工，另外两人分别是这个小伙子的哥哥和姐夫，小俩口回老家过完年后从河南信阳上了火车，准备来广东打工，结果在火车上碰见了抢劫的。当记者问起抢劫者有多少人时，小伙子结结巴巴地说：
“太、太多了，40个、40个人搁外头不搁里头（大约是只多不少的意思）。”
当记者再问到他们是如何抢劫时，小伙子更是说得支离破碎，大概惊惶的心理还没有恢复过来，
“他、他们都是一伙的，有的摸眼睛，摸鼻子，有的摸耳朵，有的摸胡子，那是打暗号，我就知道他们都是一伙的……我找列车长，列车长就喊话，列车长也跟他们是一伙的……那几个要打死我，说把我老婆拿走，打死我，我就跳了车，在萍州跳下了车，他们还有4个人跟着我下来了……老婆在车上，还有三个包，她一个人拿不了……我在那儿，过了两趟车，我又上了车，列车员叫我交100块钱，不交就下去……我把钱放在袜子里，在车上他们还脱我的鞋，说要把我绑起来，扔车下撂死……下了车我就打摩托去罗村找姐夫和哥哥，打了100多块钱。我老婆今年22岁，10月初1生的，我的东西都在包里，她一个人拿不了那么多……”说到后来，小伙子已经陷入一个人喃喃自语的失神状态，他那位一直没有出声的姐夫，这时又呐呐地补充了几句。
小皮和他的未婚妻所坐的那趟车在前一天晚上11点已经到站，而他们三人则已经举着牌子在火车站整整转了两天了。
第二天记者再次来到车站采访时，竟意外地又看到了他们三人，正提着牌子从邮局门前往站外走去，佝偻的身影显得无奈而悲哀……不知为什么，记者竟失去了上前跟他们打个招呼的勇气。
阳光下的罪恶
也许是那两个小伙子失神而无奈的眼光吸引了记者，在人群里挤过他们身边时，记者停下了脚步。这是我们在车站采访的第二天，时间约下午2：30。
两个小伙子坐在那儿，仿佛听不懂记者的问话，直到重复了好几遍以后，看起来稍年长的那个才闷闷地开口回答。
记者：“小伙子，你们这是要回家吗？你们从哪儿来？我们是报社的记者，只是想了解一点情况，没别的意思。你们这是刚下火车吗？”
…………
小伙子（后来知道他姓谭，另一个姓侯，两人似乎还是远房兄弟）：“昨天一下火车就被骗，刚刚又被抢了，现在我们什么也没有，哪儿也去不了。”
记者：“被抢了，刚刚？怎么回事你能说说吗？”
侯：“就是刚才嘛，两个烂仔围着那个妹仔要调戏她，又伸手去拿她的东西。那个妹仔满聪明的，就挤到我们身边来，还跟我们说话，装成我们是一起的样子。后来那两个烂仔要翻她的行李，她就又过去把行李提到我们这边来。那两个烂仔就过来，叫我哥哥拿钱出来，说我们敢跟他们斗。另外那个就要我把钱给他，我们不给他们就伸手到口袋里硬抢。”
记者：“那你们没有反抗吗？旁边有那么多警察，只要你们叫一声就会把他们抓起来的。”
侯：“他们人多，又是本地的，我们……”
记者：“你们俩是第一次来广东吗？哪儿人？以前干什么的？”
侯：“是，我们是湖南灵川县海洋乡的。我是高中毕业，我哥哥从部队复员两年了。以前我们是在雷州半岛那边打工，听说这边工资高，就过来了，谁知道……”
记者：“复员两年，那你们为什么不敢反抗呢？”
…………
记者：“你们现在打算怎么办？”
谭：“刚才我同那个妹仔讲，我们帮了她这么大的忙，能不能借点钱给我们，回到家我们再寄还给她，可是她又不愿意。”
记者：“那你们现在想回家吗？”
谭：“一分钱都没有了，怎么回。”
随着他们的指点，记者来到了火车站东广场。那里确实有许多看起来不象旅客的人成帮结伙地四处转悠。奇怪的是，在记者在那里观察的近一个小时里，竟没有一个警察进来巡逻，似乎有一条看不见的界限，巡警们走到广场的铁栏附近就转身走了。倒是有不少身穿蓝制服的人在抓那些丢烟头果皮者大罚其款。
吃不饱、告不倒
在广场上的采访中，记者意外地遇见了一位在龙岗打工的河南人。小伙子叫王国纪，是河南确山县杨店乡人，在龙岗龙桥工艺厂打工。当我们遇见他时，他正蜷在简单的行李旁等着当晚8点的火车回家。
当记者问起他为什么不干了的时候，小王只简单地说了一声“吃不饱”。但当记者再追问下去时，才发现问题原来远远不止“吃不饱”这么简单。
小王是去年10月份到龙岗找到他在当地打工的弟弟的。兄弟俩随后又通过街头贴出的招工广告来到了龙桥工艺厂。招聘时的条件说得很清楚，计件付工资，每月五号发上月工资，同时扣一个月工资作押金……然而当真正做起来时，却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了。
先是吃饭、住宿公司还要另收费用。每天吃饭10块钱，住宿10块钱，一个月下来就是600元钱，本来不多的工资这就被扣得所剩无几了。而伙食上每天两顿是青菜罗卜，罗卜青菜，晚上回班到十一、二点，也就一个方便面对付了。
小王说到这儿时显得有些激动，“俺在家里本来就吃得多，在这儿三个月没有一顿吃饱过的。”
倘若只是这些的话，小王可能也就忍下来了，打工嘛，总得受点苦，他自己这么说。最要命的是工资一拖再拖，一连几个月发不下来。甚至到了过年时也仅仅每人发了三十块钱“意思意思”。到他现在回家时，厂时还欠他600多元工资，欠他弟弟1000多元，就连回家的路费都还是他老婆从河南寄来的。
当记者问到他们为什么不到劳动部门去上告时，小王说：“告有什么用？我们也去了，但他（老板）弟弟就是劳动局的。肯定向着他啦。”小王说由于发不出工资厂里已经有好几天没开工了，就在他来的前一天，劳动局还去了人到他们厂里，说不允许罢工，让他们干到十五号，如果再发不出工资来，再走……
当初招进去的100多人，现在已经走了70多个了，没有人得到一分应得的工资。小王的弟弟也转了厂，而小王则钱定了心要回家，他说在这儿再呆下去，真的非饿死不可。他们也想找报社反映（小王的说法是“想登报”），后来又因为找不着报社的电话号码而作罢。
“回去后还想再出来打工吗？”记者问
“不来了，打工真难。”小王说这话时一脸沮丧。
一个人与一群人
记者在火车站广场的采访可以说是几乎完全随机的，就在这随意的问答中所听到的故事却常常令人忍不住陷入深深的同情与思考——也许作为每一个单独的人，他们的遭遇与经历还不具备反映整个民工潮特征的典型性。然而当我们在三天的采访中遇上一个又一个、一群又一群经历相似，命运也相似的打工者时，他们的遭遇却成了我们心中越来越沉重的一个问号。
采访中记者碰到了从曾被新闻媒体曝光，以虐待员工闻名的清远银海石场工人毛加威，据他说当他从清远来到州的路上又被骗了一次，打了几天工没得一分钱不说还把唯一的棉被给扣在那里了。
这时另一位旁边的打工者插话说搞建筑的最不好拿工资，他的同伴没拿到钱不说，还给老板砍了几刀。他自己是因为家里穷，两个小孩读书又很贵，才想出来挣点钱，结果现在也不得不要家里寄钱给他作回家的路费了。
旁边又有一位打工的递上两张车票，说是在火车上别人卖给他的，说好下火车后送他们去上车。结果到下车后人也找不到了，按票上的电话打过去，什么都是假的，光他那一个车厢里就给骗的40多个人。
一位在广场打地铺的河南农民告诉记者，他是去年三月份来的，一下火车被连抢带偷把所有的行李、证件和钱都弄没了，从那以后他就在这里流浪，靠帮人搬行李每天挣几块钱吃饭，但要攒够回家的钱就不知要等到哪年哪月了。
在记者的采访中不止一次地出现这种情况，当记者在询问一个人时，身边立刻围上来一群人，当记者再对他们进行采访时，才发觉他们每个人都有着一个个大同小异的凄惨经历：被偷、被抢、被职业介绍中心骗、打了工拿不到钱、受到种种敲诈与虐待——而他们之间最大的共同点就是，现在都已经身无分文，只能在火车站附近过着一种流浪的日子。
仅仅在一次采访中记者就收到了不下十张非法职业介绍所开出的假票据。一位民工气愤地说：“所有的职业介绍都是假的！”当记者问他知不知道广州有规定，春节期间不许对外来民工进行职业介绍时，他对此一无所知。
然而他说对了一句话，那就是根据政府的法规，所有在这期间进行外来民工职业介绍的机构都是违法的。由于无知和侥幸心理，每天却依然有那么多人上当受骗。据有关报道，仅一家非法职介中心在短短4天时间里便骗取了31000多元“职业介绍费”，而它们所提供的所谓招工信息全部属于虚假信息。
短短的三天，给记者带来的却是沉重的回忆。不要说从整体上了解与反映整个民工潮的现状，就一个火车站所反映出的问题与现象，就已经远远不是这篇文章所能完全描述的了。在此，我们只能以一个新闻工作者的身份，向正在或准备前来广东的民工弟兄弟们进一言：广东也不是遍地黄金的“天堂”，南下之前，还望三思！同时也希望已经南下的民工弟兄多多珍重。
潮起潮落几春秋
——民工潮的历史与现状
1989年农历初五（2月10日）开始，外省涌入广东的民工突然增多，高峰时达到每天10余万。在我国大地上暴发了第一次百万民工下广东的“民工潮”。从此以后，每年春节前后一个月时间里，百万民工出来寻找工作机会成为了一个固定的规律，而且人灵数一年比一年多，规模一年比一年大，范围一年比一年广——“民工潮”成为越来越引人注目的社会现象。对于“民工潮”的研究与探讨也由此拉开了序幕。
1989年3月中旬，全国新闻观测网在石家庄、太原、沈阳、武汉、上海、广州、郑州等城市列车站对滞留的民工进行了一次抽样问卷调查，调查结果表明：
- 1、 挣钱是外出流动的主要动机，72．8%的人是“想出来挣钱”，剩下21．9%的人则属于“在家没事干”和“待不下去”的情况；
- 2、 85%的被调查者属于农业劳动力不愿在家务农或无活可做。78．8%的人对家乡的富裕或脱贫没有把握，对家乡建设缺乏信心；
- 3、 在问及“你为什么要去你所去的那个城市”时，有16．7%的人回答“以前去过”，而56．1%的人说“老乡都去那儿赚了钱；可见民工受自己同乡行为的重要影响。
- 4、 在调查中，55．3%的人不知道当时全国已经开始清理整顿、压缩基建的宏观经济信息，而这直接导致工作机会的大幅度减少；36%的人表示“听说过”，只有5．3%的人通过报纸和电视了解到这一消息。这充分说明了宏观信息隔绝和小道消息是诱导民工盲目流动的重要原因。
- 5、 大多数盲流民工不愿意轻易返乡。59．6%的人在被问及“如有人劝你回家你回不回”时，表示不回去。准备返乡的则多是已碰壁的人。
上面的这些调查结果，在相隔9年之后，在记者的这次采访中竟发现还有着相当的代表性。虽然因条件所限，记者在广州火车站的采访没有采用抽样问卷的调查方式，但在采访中记者发现诸如挣钱的动机、务农的比例、受老乡或亲友的影响及对宏观经济环境的盲目性都与上面的调查结果非常相似。例如许多民工根本就不知道或仅仅听说过国企改革导致大量工人下岗的事，而这直接影响到他们今年的就业环境。其他象对广东省规定春节期间不许招聘外来工等政策也一无所知，屡屡被非法职业介绍所欺骗还不知原因，最多就归纳出一个“广东人真坏”来。
工业化超前与城市化滞后是“民工潮”的社会背景
这是一个在近几年的研究与讨论中理论界普遍达成的共识。在西方发达国家，城市化水平已经达到80—90%，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也有40%左右，而我国仅有28%，农村人口至今仍然占全部人口的近80%。大量的农业劳动力对于有限的土地资源而言，变成了须要转化的“剩余劳动力”，据“九五”和2010年期间的规划预测，我国需转移利用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达3—4．3亿之多，其中2000年前需转移总量为2．2—3．5亿。从50年代至今，我国工农业产值结构已由3：7变成8：2，但城乡人口的比例始终是2：8，大量剩余的农村劳动力所产生的就业压力，使农村劳动力的大规模流动成为一种必然趋势。
从某种意义上说，从89年以来出现的“民工潮”已经不单是一个经济和社会问题，也成为了一个政治问题，处理不好，必将影响到我国城乡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安定。它将成为我国农村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过程中必须面对的一个跨世纪的难题。
据有关部门统计，80年代初，四川、安徽、湖南、湖北、江西等省外出打工的农村劳动力不足100万人。但到1993年，已经增回到2400万人。目前全国常年流动的民工大约有5000万至6000万人，其中绝大部份是近两年增加的，而且今后每年还将以700万人的速度增长。广东现在是全国容纳农村剩余劳动力最多的一个省份，据统计约有1000多万。
曾几何时，“百万民工下广东”已经变成千万人之众的民工大潮。在为广东建设和民工们的家乡发展带来了有目共睹的效益的同时，也随着潮头涌来了种种社会和经济问题。
以社会治安方面而言，公安部对刑事犯罪的一项统计表明，在广东，流动人口犯罪占80%，是全国最高的。广州的犯罪率是京、津、沪三个直辖市的总和。除此而外，大量民工的涌入，对城市交通、城市基础设施、环境卫生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其他象生产假冒伪劣商品、无照经营、偷漏税收甚至暴力抗税等现象也为城市经济的发展带来了种种不利影响。
就目前而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中仍然存在着以下的问题：1、市场的组织化程度低。80%以上的民工外出打工不是通过政府和民间职业介绍，而是通过亲戚、朋友、邻里等渠道寻求职业；2、信息阻隔、渠道不畅。农村民工外出打工由于缺乏就业信息，流动具有极大的盲目性和赶浪潮式的集中性；3、市场秩序不规范。企业和打工者的权益缺乏保障，少数不法者混迹其中，坑害农民；4、政府对于农村剩余劳动力和“民工潮”缺乏预测、规划、引导措施，民工的流动具有极大的无序性。
如何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合理转化，可以说已经成为中国发展中的一个重大热点理论问题。在此我们不拟再作更深入的探讨。
城市：为你欢喜为你忧
民工潮的到来，对于一个城市发展的影响，可以说是一言难尽。民工的到来，既为推动城市经济发展，繁荣市场，补充城市劳动力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时又给城市基础设施、市场供应和城市管理带来了相当的压力。
以广州为例，大量民工的涌入，给广州市发展带来的影响可以从以下几对关系的分析中略知一二：
一、既缓解了城市劳动力的不足，又给城市带来了相当数量的“盲流”，形成了社会的不安定因素。
据广州市对797个单位的调查，其中雇用外来民工已占职工总数的23．54%，其中环卫、石场、个体工商户、基建工地、区街和村镇企业雇用外来民工比例已超过50%。在广州市第二、三产业中就业的流动人口，占流动人口总数的60—70%，创造的国民生产总值高达30—40亿元。外来民工已成为广州城市经济建设中的一支重要劳动大军。
但与此同时，几十万外来民工涌入广州，也给城市劳动管理带来了一系列问题，更加令人头痛的是，随着民工的流入，也混杂了相当数量的“盲流”。据一项调查表明，来穗目的不明的流动人口占总数的2．5%，如果以其中的一半为流浪闲散人员计算，则人数约有2万多人。他们找工不成，有的流浪乞讨，有的捡破烂，还有的更欺行霸市或铤而走险，成为城市治安管理的隐患，同时也成了城市刑事案件，尤其是恶性案件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
二、既促进了城市商业、服务业等第三产业的繁荣，又增加了城市建设和各项服务事业的压力。
据89年的一项调查表明，流动人口（既包括民工，也包括外来经商、旅游、读书等人员）人均货币支出7180元，比本地居民高出2．71倍，流动人口这种强大的购买力，直接刺激了广州市社会商品零售业的发展。同时流动人口对于公共交通、水电、邮政、饮食以及金融、银行等行业的需求，也直接刺激了这些行业的高速发展。
但从另一个方面，以民工为主的流动人口大量涌入，也增加了城市建设的压力。这主要表现在使人口与用地矛盾加大与城市基础设施的超负荷运转上。随着民工的流入，广州城市人口密度已达到3500—7000人/平方公里，使得原已密集的城市中心区用地情况更为突出；在城市基础设施的超负荷运转中，城市交通首当其冲，1991年平均每日进出广州的旅客78．6万人次，其中流动人口为60万人次，庞大的客运量为铁路、民航和公路都造成了极大的压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春节期间的“民工潮”也仅仅是广州日常交通一个更加典型的缩影而已，大量的外地车辆进入广州，占用了城市交通道路空间，加重了道路网的负荷，使交通能力严重下降。交通如此，其他方面如水电、卫生、食品、物价等等同样面临着流动人口的压力。
三、民工的到来，既促进了广州市与其它城市和地区的横向经济联系，密切了城乡关系，又增加了城市管理的难度和压力。
广州市与全国30个省、市、区建立了经济协作关系，同时在广州市内也搞活了流通，活跃了市场，这些都与外来民工的加入是分不开的；但是，城市管理的难度和压力也加大了。
广州市目前有流动人口130万人，相当于一个特大城市人口。如此之多的流动人口，使得对于他们的户口管理成为难点；与此同时，大量民工的涌入，无疑也挤占了部分城市待业人员的就业岗位，加重了城市的就业压力；其他的象外来经商人违法经营、乱摆乱卖、出售假冒伪劣商品等现象，也为管理部门带来了许多问题；最后还有“超生游击队”的控制和管理等等问题。
从上面简单的概述可以看出，大量民工的流入，对于一个开放型的城市而言，既是发展的契机，又使得城市的管理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如何在充分发挥民工带来的社会效益的同时加强城市的基础建设与管理，使其不致于成为城市发展的隐患和阻碍，该是一个值得城市管理者们深思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