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拜”引回关长来
2000年春节期间，时任深圳海关关长的赵玉存正在香港与家人欢聚一堂，象往年一样享受着春节期间香港热热闹闹的节日气氛。春节到香港过年已经成了赵玉存这些年的一个“惯例”，一方面因为他的女儿与女婿在香港拥有公司和物业，另一方面也由于香港春节期间更加热闹“好玩”一些，更可以乘这个机会与香港的“老朋友”们见见面，叙叙旧。
1月27日，突然有通知说海关总署领导来深圳“拜年”，请他立即回深圳参加团拜会。
赵玉存兴冲冲地回到深圳，一出关口便被早已等在那里的“接待人员”请上车直奔广州。到广州后，由中纪委、海关总署联合组成的调查组宣布了对他进行“双规”审查的决定，并任命深圳海关副关长王克光暂代关长职务。
一起重大庇护走私贩私与收受贿赂案件的调查由此拉开了序幕……
2000年8月16日，新华社首先报道了本案的初步调查结果与处理决定。据新华社报道：“最近，中央纪委、监察部会同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海关总署，严肃查处了深圳海关原关长赵玉存严重受贿案件。中央纪委、监察部分别作出决定，开除赵玉存党籍和公职，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据有关消息，中纪委和海关总署在此之前就已经接到有关赵玉存问题的举报，并秘密展开了调查，只由不多的几个人知道其中的内情。就在此次赵玉存赴香港过春节时，已有相关人员接到指示，要求严密监视赵在香港期间的一举一动，严访他突然外逃。
赵玉存案件的曝光在深圳海关引起了一场“地震”，许多平时了解他的人都感到惋惜而吃惊，在他们印象里，赵玉存一直是个“又能干，人缘又好”的海关关长。“怎么就出了这么大的事呢？”与此同时，海关上下都感觉到“中央这次动真格的了”。一些过去犯下各种错误的干部在惶恐之余，主动向检查部门交待了自己的问题。
“连赵关长都保不住自己，谁还敢说自己能够缴幸躲得过去？”
一位长期与海关打交道的报关员说：“过去有些海关官员简直就是明着向我们要贿赂，但最近几个月来就连请他们吃饭都不来了，开始我还以为得罪了谁，后来才知道是海关关长被抓了。”
已近退休之年的赵玉存原籍河北唐山，五十年代就在广东工作，70年代初调到深圳海关，长期从事基层业务工作。80年代初担任深圳海关副关长，分管货场，90年代中期接任深圳海关关长。在他的同事和朋友印象里，赵玉存显得“憨厚老实”，平时不太喜欢当众“发表演说”，但一旦谈到他所熟悉的业务问题，说起话来也头头是道。
能干、和气的“好关长”
说起赵关长的“能干”，许多人至今都不愿否认。一位70年代跟他有过交往的知情者这样说：“那时他在笋岗做货运监管，用行内的话说，是个‘老货管’了，货管是海关系统最重要的业务之一，（注：从50年代到70年代，深圳海关以监管进出境旅客行李物品为主，货运监管工作主要监管经铁路运销香港的鲜活商品。）而他当时就是做的就是基层工作，所以对海关的业务一直比较熟悉。”另一位曾在海关工作的同志也表示，赵玉存是“搞业务出身的，对业务工作了解比较深。”
除了业务能力强外，赵玉存给人们留下的另一个深刻印象就是人际关系好。海关系统的工作既重要，又复杂，其中还涉及到与各单位、各地区的协调与配合。在这一方面，赵玉存由于有着多年的地方基层工作经验，在担任关长后，也能较好地协调好各种关系，对推动海关具体工作不无益处。1999年深圳海关共查获涉嫌走私案件3447宗，在扣私货价值9．35亿元，上缴罚没收入共5．09亿元，查私案值在全国各海关中名列第一，赵玉存的工作能力也体现在这些具体的成绩上。
正因为如此，赵玉存的“能力”与“人缘”用在工作上固然做出了一些成绩，但要用在歪门邪道或以权谋私上，同样显得“能量无穷”。别人办不了的事，他大笔一挥就顺顺当当办妥了；别人免不了的罚，他只需一个电话，打个招呼就顺利“过关”。权力大到这个地步，又缺乏足够的外部监督的时候，就难免会想尝尝这一权力转化成利益的滋味了。正如一位海关基层工作人员所说的那样：“一开始是领导交办一些事；随后是同事、朋友托帮忙；这样做多了以后，你就很难控制自己不去想：为什么别人都这么做，我就不能做呢？”
对于一个基层工作人员来说，还有朝夕相处的领导和同事来监督，但对于一个象赵玉存这样的海关关长而言，能够监督得到他的人就没有几个了。当得知赵玉存被“双规”后，一位海关关员这样说：“深圳海关这么大，平时我们连见到关长一眼都不容易，谁还能知道他每天都在干些什么哪。知道这个消息后，惋惜和吃惊是有的，但也不会感到有多大的震惊，毕竟中纪委要拿不到确实的证据，也不至于随随便便就把他这么个级别的‘双规’吧。”
海关关长的权有多大，一位知情者随口举了个例子：“就说海关罚没的那些走私物资吧，以前由谁来拍卖就是关长说了算，批给谁就是谁的，仅这其中的差价就是个了不得的数字。”正是在赵玉存被调查之后，深圳海关于7月份在这一制度上进行了重大改革，推出了罚没物资公开委托制度，将原来的审批指定拍卖改为由拍卖机构公开竞争取得拍卖权，从而实现了罚没物资处理的”阳光下交易”。
谈到赵玉存的“权大”，就不能不涉及深圳海关的特殊地位。有人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来形容深圳海关的位置：“广东海关占了整个中国海关的‘半壁江山’，而深圳海关又占了这半壁江山的‘半壁江山’。”
深圳海关的位置如此重要，再加上身为海关关长的赵玉存权力过于集中，便为其日后的蜕变留下了足够的资本。一位知情人这样说道：“别说是赵玉存这么大的海关关长，就连他下边的一些分关，哪一个不是管着几千家企业。在这种情形下，已经不是你受不受贿的问题，而是哪个老板能把钱送到你口袋里就是他的本事。”有人说了个笑话，某个分关“管着”近万家企业，“每家企业请你吃一顿饭，都得足足吃上20年。”
关于海关关长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实际上早有人提出了疑问。去年年底，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海关法”修正案时，曾有委员指出，应该强调海关集体行使职权，所以草案中减少了一些“经关长批准”的规定。但修正案又规定，在调查走私案件时，“经关长批准，可以查询案件涉嫌单位和涉嫌个人在金融机构、邮政企业的存款、汇款”，又仍不脱赋予关长过多权力之病。因为从前引各案可知，许多地方海关关长多为涉案主角，如果查案时须由其批准，岂不给关长更多监守自盗，违法滥权的机会。
有中国全国人大委员指出，整治海关必须像整顿银行一样，让海关独立行使职权，以减少同级党政领导机关的干预。同时必须加强对海关的监督。监察部门向各级海关包括海关总署派驻完全独立於海关系统的监察组，以查察海关的不法行为。
小资料：百年海关的变迁
深圳海关是一个具有百年历史的海关，前身九龙关，系1887年清朝政府所建，总部设在香港维多利亚城内皇后大道中１６－１８号，其边境关卡设在九龙界限街和靠近香港的小岛。1898年英国殖民主义者逼迫清政府将九龙半岛”新界”地区租与英国后，九龙关的边境关卡被迫后移至深圳。1949年10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接管九龙关在深圳的缉私总部，同日，九龙关香港总部税务司向新中国政权投诚。九龙关员工也在香港宣布起义，摆脱国民党政权的控制，将二十七艘缉私舰艇驶回广州。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宣布，香港是中国的领土，中国政府不承认殖民主义强加的三个不平等条约。1950年12月14日，周恩来总理签发《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设立海关原则和调整全国海关机构的指示》，决定”设立九龙海关（设在深圳）”，保留”九龙”作为海关关名，总关从香港迁回深圳，另在香港设”九龙海关驻香港办事处”。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唯一不按所在地名命名的海关。1997年7月1日我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为体现香港主权回归祖国，经中央批准，九龙海关于香港回归之日同时更名深圳海关。江泽民总书记亲自为深圳海关题写了新的关名。
5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深圳海关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深圳口岸一直是全国最繁忙的口岸之一,近几年创造出了口岸通关速度、货车进出境次数、进出口贸易等多项国内一流的业绩。皇岗口岸作为亚洲最大的陆路通关口岸，每天从这里进进出出的车辆有1．5万辆次之多，最多时可超过2万辆次。
从50年代到70年代，深圳海关以监管进出境旅客行李物品为主，货运监管工作主要监管经铁路运销香港的鲜活商品。1978年后，业务量急剧增加，成为海、陆、空监管业务俱全的海关。1998年全年，验放的进出境货物价值556亿美元，进出境运输工具830．4万辆（艘、次），进出境旅客8905．8万人次，行邮物品373．2万件,居全国海关首位。1998年海运监管进出境集装箱184万箱次，创历史新高，仅次于上海仍列全国港口第二位。
据统计，1998年至1999年6月，全关共查获涉嫌走私案件4664宗，案值14．04亿元。1998年全年深圳海关共征收税款79亿元，扣除先征后返应返还部分实收76亿元,实际入库比上一年增加11％，超额12亿元完成全年的税收任务。1999年仅1－8月征收实际入库税款88亿元（扣除先征后返应返还部分），已超额18亿元完成全年税收任务。
权钱交易，上下其手
以赵玉存的位置与权力，一旦动上“以权谋私”的念头的话，自然不是收收“红包”可以满足得了其欲望的。而以他多年的工作经验和对海关业务的了解，也不会赤裸裸地做出过于明显的“犯规动作”来，其中的诀窍就在于“打擦边球”，利用自己的权力与影响在某些关键环节“帮一把”、“打个招呼”。既减少了直接触犯法律的风险，又实实在在地获得了丰厚的“回报”。
据新华社报道，“经查，1996年，时任九龙海关关长的赵玉存利用职务之便，帮助惠威工贸有限公司总经理杨改清(因涉嫌犯罪已被捕)在惠州港设立了公共保税仓库。惠威公司在惠州港的进口业务中，利用该保税仓，走私各种植物油达42万多吨，货值约21亿元，偷逃关税27.3亿多元。经赵玉存批准，杨改清于1995年7月从九龙海关购买走私罚没原糖1.3万吨，于1995年8月至1998年7月购买走私罚没车136辆。杨改清为感谢赵玉存，从1996年至1999年，先后送给赵玉存人民币10万元、港币10万元、美元10万元、价值6.8万元的劳力士手表一块；在赵玉存同意或知情的情况下，其妻子、女儿收受杨改清送的人民币338万余元、价值港币300万元的香港住房一套和价值35.67万元的奔驰轿车一辆。”其中可以看到，赵玉存在这一案件中扮演的角色似乎仅仅是“利用职务之便，帮助惠威工贸有限公司总经理杨改清(因涉嫌犯罪已被捕)在惠州港设立了公共保税仓库”。假如没有后边大额受贿的事实的话，赵玉存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说设立保税仓库“促进了地区经济发展，方便了贸易往来”等等一系列理由，证明他的此举是“合情合理”的，而在建立保税仓的一系列也确实没有人就此提出过疑问。海关的罚没物资当时由于实行审批制，本来就是关长“一枝笔”签了算，给谁不给谁都能找出无数个理由来。
然而，正是这区区“职务之便”，却令杨改清在短短几年内获利几十亿，同时也为赵玉存一家带来了近千万元的“收入”，谁能看不清其中的“奥妙”呢？
而在另一案件里，“赵玉存直接干预深圳海关有关部门对深圳东海爱地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涉嫌倒卖免税进口钢材指标一事调查，使问题不了了之。事后，该公司董事长黄某送给赵玉存的女儿50万元港币。”案情的性质可以说是同样的，假如赵玉存女儿没有收受黄某的50万元港币，事件就变成赵玉存利用关系或影响“打了个招呼”，而这类事件在赵玉存身上当然不是一次两次。
正是这种“职务之便”太方便也太容易了，一旦受到金钱的诱惑，蜕变起来也非常迅速。据统计，赵玉存及其妻子、女儿收受钱物折合人民币共计917万余元。
中央纪委已经通报指出，这是一起赤裸裸的权钱交易案件。赵玉存作为海关关长，利用手中的权力，帮助设立公共保税仓库，批条子购买罚没物资，为走私分子牟取非法暴利，甚至直接为他们的违法犯罪行为开脱，充当走私分子的保护伞，而自己大肆收受贿赂，聚敛钱财，致使国家蒙受巨大经济损失。为严肃党纪政纪，严惩腐败分子，对赵玉存给予开除党籍和公职的处分是完全必要的。”
赵玉存“倒”了，后来的人们该汲取怎样的教训呢？
纠风整纪势在必行
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身为关长的赵玉存这些行为，自然也直接或间接影响到某些中低层海关官员的执法心态。正因为如此，从6月份开始，广东海关和深圳海关展开了一系列纠风整纪的专项治理活动。
6月7日，海关广东分署召开纠风整纪专项治理动员大会，对专项整治提出6项内容。
海关这次专项治理的重点有6项：一是坚决纠正海关人员接受海关工作对象宴请、境内外旅游和营业性娱乐场所活动的行为；二是坚决纠正收受”红包”、”礼金”、”礼品”，向企业报销私人费用的行为；三是坚决纠正向工作对象借用交通工具和通讯器材的行为；四是坚决纠正各级海关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的配偶、子女在其所在关区，从事可能与公共利益发生冲突的经商办企业的行为；五是坚决纠正因熟人、名人、有特殊背景的人而不严格执法的行为；六是坚决纠正对工作对象刁难卡压、无故拖延、弄权勒索的行为。
而深圳海关根据海关总署的要求，于今年三月开始扎扎实实地展开「纠风整纪专项治理」活动。为使治理活动收到实效，该关在纠风调查的基础上，有针对地制订八项整改措施，并对十二名违法违纪干部给予严肃处理，使海关的精神面貌得到明显改善。
经过三个多月的「纠风整纪专项治理」，海关队伍精神面貌有了明显变化。领导干部的责任心更强了，许多关处、科级领导干部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讲依法、讲表率作用的风气浓了，忙于应酬、迎来送往的情况少了；队伍中谈论工作、学习、争取进步和开展健康有益的活动多了，到营业性娱乐场所消费、打麻将的少了。工作态度不断端正，工作效率有所提高，「吃拿卡要借报」的情况得到有效控制，据统计，「纠风」期间，主动上缴过去收受的「红包」、礼金就有二十九人次，金额有十九万二千二百六十元，收到表扬信十封，锦旗八面。
海关执法环境也明显好转。曾经围住海关转、说情干扰办案情况明显减少。绝大多数的员工能够注意处理与工作对象的关系。据不完全统计，上半年全关拒收红包一百七十三人次，退红包、礼金合计人民币九万三千八百元、港币三千元、美金一万四千三百七十元，拒绝宴请一百一十人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