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部 黄河
作为一名经历过无数失败的记者，过去三周本人再度经历了一次刻骨铭心的失败：在一次自己应该很感兴趣，起初也并不觉得有多大困难的区域经济报道过程中，却始终未能形成清晰的思路，直至最后交出一篇草草堆砌的“半成品”。
报道的失败除了再次让自己陷入自怨自艾的挫折感，并深刻怀疑自身继续从事记者职业的能力与前途之外，一开始并没有带来真正的反思。直到昨天跟肖华在电话里聊的很久之后，我才意识到，正如过去的同类经历那样，自己或许能从这次失败中学到更多的东西。
在最初接下这个选题时，其实自己并没有太大的野心：作为一组调查报道中的一篇，我希望自己能够在不太长的篇幅里，简单地勾勒出过去30年粤港两地关系的变化逻辑，然后点出在全球经济格局变化的新场景下，《珠三角发展纲要》所试图引导的新方向，以及两地政、商、社会层面的变动与思考。
与这一构思相应的采访思路，则是“梳理历史”和“整合现实”两个层面：一方面是通过相关研究资料梳理出两地发展中的关键线索；另一方面则是采访政府、研究机构、企业和普通市民，从不同的角度描述当下的一体化场景和趋势。
在2007年做香港回归十周年专题时，我跟几位同事在香港的采访经验证实，香港社会和民间各阶层对粤港合作以及未来一体化的趋势有着高度的认同和期待，因此最初我并不觉得这一采访思路会遇到多大的阻碍。但是随着资料研究和采访的推进，却越来越让我意识到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巨大差距。
目标与动力的缺失：
在梳理两地关系的过程中，首先要找到两地从经济利益角度所隐含的整合动力。如果存在这一核心推动力，那么两地的经济整合无论是否有政策推动，都将是一个必然的趋势；而如果核心动力不存在，那么再好的政策也只能是一场“做秀”。
而在对历史资料的梳理过程中，我发现一个令自己越来越难以回避的问题，那就是从大陆改革开放30年以来，粤港两地的经济整合动力机制从来没有象今天那么含糊不清。
从最基本的经济学原理来说，两地人员、资金等要流素更加自由的流通可以带来更高的生产效率和更大的经济规模，这也是包括香港智经研究报告在内的许多研究所主张的“一体化动力”。
然而这个常识并不能解释为什么珠三角就能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都会圈”——如果只是以GDP总额来计算的话，在任何一个经济发达地区拿笔划上大大小小的圈子，都可以自称“都会圈”。但并不能因此而认为它们就具备了经济意义上的一体化性质。
在我看来，所谓“都会圈”与其他类型的经济区域的关键区别在于，该区域内部的产品和服务交流要远远大于跟周边地区的交流，并因此而形成具有明晰“内生增长”模式的经济区域——也就是说该区域内部产品和服务交易所带来的GDP增长，能够支撑该经济圈的独立发展，从而形成不同于外部地区的经济周期和发展形态。
从这个角度来衡量所谓的“粤港经济一体化”，就会发现它的动力机制与“内生增长”模式有着巨大的差异：从早期的“前店后厂”模式到后期的泛金融化模式，香港与珠三角的关系不是更加紧密，而是日益疏离。
珠三角制造业的“去香港化”与香港金融业的“泛中国化”
在早期的“前店后厂”模式中，香港作为珠三角的资金、管理技术和人才的输入方，对珠三角的幅射和影响力远大于今天，而珠三角在承接这一产业转移的过程中，又形成了对内地市场的巨大优势。
在这一阶段值得注意的是以家电为代表的“广东制造”北伐现象：以科龙、康佳、创维等企业为代表的广东乡镇企业，挟香港的制造管理、营销理念和金融资本优势，大举进攻国内市场，将欧美和日资企业打得“节节败退”。
作为对外开放的“窗口”与“桥头堡”，香港与珠三角的关系形成了一个非常独特的现象：一方面香港本土制造企业转移到珠三角后，依旧通过香港外销世界各地；另一方面香港制造业与广东本土资源结合，形成了对国内市场的竞争优势。
而在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后，整个国际产业格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对于包括珠三角在内的国内制造企业来说，这一变化的简单概括就是：企业产品外销的交易成本陡然下降，而内销的交易成本却日渐上升。
在这一转型阶段，传统香港制造业“产销一体化”的发展模式，开始被珠三角新型制造业的“国际贸易商+订单式生产”为标志的新产业链分工模式所取代。曾经创造了珠三角奇迹的香港本土企业，开始陆续被珠三角各地政府视为“落后产能”，或明或暗地进行淘汰。
从经济发展角度而言，珠三角地方政府的这一选择有其合理性：一方面传统香港制造企业大都位于低端产业，而受限于香港本土的营销能力，很难扩大规模；另一方面，国内消费能力的升级，也使市场主导产品从纺织品、家电转向了汽车、高端电子产品等领域，香港传统的制造业优势在新兴市场中缺乏竞争力，更不用说国内制造企业的管理和营销能力已经超过了当年的“香港师傅”。
珠三角制造业的升级和“去香港化”，使得粤港之间的产业关系出现背离，进而在2000年之后形成粤港竞争的格局：两地分别大建机场、港口等设施，试图争夺交通枢纽和物流中心的地位，然而缺乏制造业为依托的香港在这方面明显不具备成本优势，因此在粤港两地的交通接驳和要素流动上，香港政府明显处于抗拒和防守地位，也因此而给两地增加了很多磨擦。
而在中国全面开放过程中，日渐丧失制造和国际贸易比较优势的香港，却意外地因为“一国两制”而获得了中国金融开放的“垄断中介”角色——跟当年改革开放之初香港在国际贸易的垄断一样，香港的金融业发展同样是在某种制度约束下所获得的“垄断溢价”。
与当年不同的是，香港本土社会在新一轮的金融化过程中，处于一个日益边缘化的地位。在这一轮金融财富的分配中，真正的获益者是在国内有着广泛人脉关系，同时接受海外教育的精英群体——对他们而言，香港只是一个制度上的“中转站”。
在香港经济结构从制造与贸易转向金融服务的过程中，珠三角与香港的“特殊关系”实际上正日益被淡化，珠三角企业跟内地任何地方的企业一样，在香港上市和融资过程中面对着平等待遇，而珠三角能够为香港本土提供的服务，除了港人跨地置业之外，也几乎乏善可陈。
前景与代价
历史梳理过程中带来的困惑，并未在现实采访中得到解答。无论是研究区域经济的学者，还是身处其中的市民，在我跟香港方面的接触中，大都面临着一个同样的问题，那就是对整合前景的期待与现实之间隔着一层不容易看清，却难以突破的“玻璃幕墙”。
在我看来，这一“玻璃幕墙”的成因并不复杂，那就是在两地经济结构无法形成互补的情况下，所谓的整合实际上变成了对现有资源的“再分配”，从而造成粤港两地政府心态上的互相猜忌和不满。
从其他伦敦、纽约等地都会区的形态来看，它们的形成过程都是在要素自由流动的前提下，从核心地区向外形成要素价格的级差变化（如地租从中心向外逐渐下降），同时在市场要素的自由流动中，形成具有独特结构的功能区，如以某个文化娱乐中心为核心扩展出新的要素级差结构。
这种要素流动所带来的社会结构变化就象水流的“因地赋形”，一旦达到相对稳定状态后，将在一个较长期的时间内保持稳定，从而形成经济、文化和社会关系的深层结构，并在有效的市场分工前提下不断拓展本土市场深度。
从这个意义上而言，长三角更符合这种“都市圈”发展模式。不包括港澳在内的珠三角实际上也符合这一模式。
而香港与珠三角的关系更象新加坡跟马来西亚：两者都是以制度和海关边界形成“要素栅栏”，并在本地区内形成了远高于周边地区GDP收入和要素价格体系。这就象以大坝围筑的一个水库，如果突然放开要素流动限制，香港自身将首先面临价格混乱和社会压力：从某种意义而言，香港普通劳动者所享受的高福利，就象美国汽车公司的员工保护一样，已经大大削弱了社区本身的竞争力。
在这种情况下，香港政府所极力争取的是某种“单向开放”制度：一方面扩大开放旅游和商品市场，争取更多的内地高端客户到香港消费；另一方面则希望内地向香港开放就业市场，便香港的高端服务业能够延伸到珠三角乃至全国。
但在香港本地就业市场拒绝开放的前提下，这种单向开放只能让香港本土聚集更多财富，并推动香港的资源和消费价格，珠三角地区几乎无法分享这一财富增加的“溢出效应”。
这就是珠三角各地政府一直认为香港在利用中央的特殊政策“欺负”自己，同时在行政层面有意无意地阻碍粤港两地的进一步整合的原因。
从某种意义而言，《珠三角发展纲要》在通篇强调“珠三角一体化”规划的前提下，只拿出一个章节简述“粤港合作”思路，也是对这一无奈现实的接受与“搁置”。
这一尴尬的结论，使得我最初打算进行的“粤港合作”主题失去了依托，而如果我直接写出自己的观察和判断，在当前的舆论导向下明显“政治不正确”。因此便出现了肖华所说的“稿子只写了一半”的情况——梳理完粤港合作的历史后，我对现状却无法置评。
文本：政经报道与财经思路
长期以来我对政经报道一直存在某种困惑，在做一篇政经报道的时候，往往不知道自己的方向和目标是什么，跟自己做企业报道的感觉差异很大。
在做一个企业或者事件报道时，在初步的资料搜集和整理后，大体便可以感觉到未来采访所需要追寻的方向，而在不断将采访所得与现有资料比对的过程中，原来设想的主题可能深化、转移或者变形，到最后自己想追问的可能是跟当初完全不同的问题，这种时候往往令自己兴奋起来，因为我意识到自己或许看到了一个此前报道中没有关注的问题。
不论是成是败，我对一篇商业报道的标准还是比较有把握的，或许在文本表达上有待提高，但报道对象所遵循的商业逻辑是一致的，这种一致性同样会体现在报道之中。这种内部逻辑的一致性，使得采访内容跟公开信息（如年报数据）可以不断地相互修正，最终勾勒出企业和人物合理的运行轨迹。所以我常感觉做商业报道有时象破案，在一个看似独立的现象后边，你能够通过采访和分析最终修复原因和结果之间的逻辑链。
但在做政经报道时却很难找到这种感觉，无论是象4万亿投资政策的分析，还是象区域经济的发展，总让人感觉有些摸不着头脑。原因是什么？结果在哪儿？原因和结果之间，又有些什么样的关系？这些关系对读者而言意味着什么？
2005年底我去南京采访斯威特资金链断裂的问题，采访进行没多久我就意识到这个个案本身的意义在于长三角企业的生态环境，于是开始试图从这个角度尝试采访，最终一无所获。我至今记得在南京大学采访采访一位区域经济学者时，这位深悉当地政商生态的学者面对我的每一个问题，都不断地摇头叹气，“这事不便细说……这事一言难尽……”
在几次失败的尝试后，我才开始意识到，以做商业报道的思路，恐怕很难在政经报道领域立足，这或许与政府跟企业角色的功能差异有关。
因为企业的核心功能是利润最大化，因此它的行为逻辑也比较容易推理；而政府本身面临着一个多元化的目标体系，在不同时期这些目标的重要次序也在不断变化，因此要推测政府的行为逻辑相对困难。
企业的生存环境是显态的，无论是外部的政商规则，还是内部的经营信息，大都能从公开渠道了解到；而政府的生存环境实际上是近乎隐态的——在每年通过媒体公布的统计数据背后，政府的具体运作情况实际上很少为外界所知。
企业的决策和执行之间的环节是有限的，结果应该是可以预测的，如果联想宣布要生产新型电脑，至少它不会造出飞机来；而政府的宣传、决策、执行和结果之间，在第三者看来“不可控因素”过多，因此宣传和结果之间的悖离是常态。
企业的决策是要直接承担后果的，一个失误的决策可以导致企业的崩盘和CEO下台；而政府官员做出的许多决策，是无需直接承担后果的。
当然，更关键的是在当前的媒体环境下，政经报道实际上很难摆脱“宣传”的功能，“政治不正确”是一条难以逾越的高压线。
如果香港政府是一家上市公司，或许我可以更加坦率地写出报道的下半篇。然而作为一名从业多年的记者，我不得不承认自己已经学会了报道表达上的“自我审查”。
我想向身边写出过许多优秀政经报道的同事们请教的是，当我自己所习惯的财经思维方式无法有效地适用于政经领域时，在政经报道领域内还有哪些可以学习的经验或尝试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