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枫《走向十字架上的真》
黄河
这是一扇对于汉语思想来说，因为陌生而显得沉重的门。然而，它又是一条通向无限之可能与丰富性的通道——这就是刘小枫在其新著《走向十字架上的真》中所着力阐述的主题：二十世纪基督教神学与我们的在、我们的语境及其在存在论上的相遇。
谈到基督教神学，最先进入我们意识的恐怕首先是以下几个印象：十六世纪中后期第一批传教士的到来及其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所起的作用（主要是翻译），十八世纪随着传播宗教名义而来的政治、文化、经济侵略，以及象太平天国那样“等贵贱、均贫富”式的宗教起义……或许是由于一百多年来中华民族所遭受的不平与蹂躏，对于象征着“侵略精神”的基督教神学，我们并不存在太多的好感，更无意加以深入的了解。
基督教在中国就如此伴随着一个历史的误会而开始了它的旅程——而刘小枫在这里为我们所介绍的却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作为一种“启示的真理”和最高的知识学而言，基督神学在西方有着悠久的历史与自身的传统，并在实际上与源自希腊的理性真理一起构成了整个西方思想的源泉与言说背景。
虽然自启蒙运动以来，代表着理性精神的思想传统取基督精神而代之，成为近现代思想的主流，并在各个领域内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但这并不意味着基督神学传统的断裂，相反，神学传统退入更深的背景之后，借助着现代思想的成果展开了对自身的反省与批判，从而获得新的活力与更深的内涵，并在与理性传统的对话里进一步推动理性精神的发展。
在近现代几乎所有重大的思潮里，我们都能看到源自基督精神的启示与影子，从存在主义到人类学，从辨证哲学到语言学……而在具体的思想家中，这一现象就显得更为明显，象帕斯卡尔、海德格尔、托尔斯泰等人身上体现出的强烈的神学倾向；另一方面，许多神学思想家，如克尔凯廓尔（书中译作基尔克果）、舍斯托夫、舍勒、巴尔塔萨等，自身就是哲学、文学、美学等方面的大师和泰斗。
要想完整和深入地把握西方文明的价值与内涵，并从存在的角度与之展开对话，基督精神这一神性的维度是不能够、也不应该忽略的。
但是自五·四以来，我们所引进和理解的西方思想的主流仅仅是启蒙运动所开启的近现代思想史，也是一部承续于理性精神走向经验主义、历史主义、科学主义和心理主义的历史。从社会结构和制度上说，我们在学习西方实践和自己的现代化过程中取得了一些成功的经验，但就思想及其生存语境层面上的对话和交流而言，西方的思想传统在这里仍然只是处于一种无根的流亡状态，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迄今为止引介到中国大陆上的许多西方近现代思想要么只能处于一种初级的流行（思潮）状态，要么就只限于学术研究的一个小范畴之内。而始终无法生根发芽，说不上自立与发展，更谈不上文化意义上的对话与交流。
在许多一哄而上的“思潮”与时髦后面，既缺乏理解，又无力加以深化和发展，仅仅变成一种形式上的操作或干脆沦为语言游戏。这一现象出现当然包含着许多因素，但最深刻的原因之一恐怕仍然在于一种外在的、超越的“神性之维”的缺乏，无力对人的本体生存作出更深、更有力的追问。
作者在书中曾再三提到，汉语思想必须超逾传统与反传统之争，亦须超逾东方与西方之争，而应从本己的生存论的自我理解出发，达到人与真实的相遇。
而要做到这一点，仅凭哲学的自我分析并不能为我的此在的理解提供新的、超出自我中心的维度，只有在人与上帝的关联中，人的自我理解才能获得一个超出自我理解之有限性的“神性之维”。
刘小枫指出，在西方文化的形态中所蕴含的这种神圣的、超自然的精神力量，使人之精神感领到一种令人惊异的、使人转向的神性景观，并对人的精神素质的超自然性改塑起着决定性的影响。而在中国文化的诸形态中，由于不包含着一种超自然的神性之维，以致于有过多的俗文化，汉语思想的精神素质也必然受到这种文化俗性的感染。
应该说，这一见地确有其深刻之处，从中国传统文化精神所塑造的“士”之典型的趣味性与入世心态到今天文学创作中自闭倾向和“玩”文学的两极分裂，直至商业化文字操作的迅速泛滥，无不体现出这种文化上的俗性。而在文学界一片关于“何时出现新的大师（巨著）”的呼声后面，恐怕更应该追问一下何时，如何才能建立起一种新的富于人性，提升人的精神素质的文化传统。
倘若说此书还有一些可容商榷之处，那么或许就与作者所站的神学角度有关，正如作者在书的副题中所表示的，这是一本介绍二十世纪基督教神学的著作。这一神学角度使得作者在将之与汉语思想进行比较时，获得了许多精辟而独到的见解；但也正因为这一角度，让作者在把握到了整体的同时，在某些细部的分析上显得不够深入。
以上面所提到的“世俗性”为例，就有学者提出过另一种解释：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士大夫阶层与民众阶层之间的文化差异比起不同宗教信仰之间的教派差异更为深刻（葛兆光《哪一个佛教 哪一个道教》），而在西方，这一差异同样存在，在作者的介绍中实际上就已经作出了“市民宗教”和“精英宗教”的划分（见“不抱幻想，也不绝望”部分），作者笼统地将“世俗性”加之于“汉语思想”这一涵盖极广的概念之上，很容易引起混淆与误会。
作者的本意，应该是在文化意义上的对话中引入基督教神学这一维度，而要做到这点，就不能不注意到东西方在文化态度和文化把握上的基本差异：即东方的整体性原则和西方的分立（神性与人性）原则。作者在书中也曾对汉语思想中的“天人合一”观作出了评价（Ｐ３１６－３１７），基本上持否定态度。然而，就在富于基督传统的西方，许多思想家，如托尔斯泰、海德格尔、以及现代分析心理学泰斗荣格等却极力称赞这一整体观，并从中受益非浅。作者在书中曾引谢扶雅言，“汉文化在经过经学时代、佛学时代之后，应将走向基督学时代。”
如果这种走向仅仅只是从基督学的角度对汉文化加以批驳，而没有相同基础和层次上的对话的话，那么所谓“汉文化”已无生存的根基，又何来“时代”可言呢？
当然，上面的观点只意味着讨论的开始而远非结束，并不能抹去此书出现的巨大意义，而《走向十字架上的真》最重在的意义或许也正在于此：它意味着东西方思想更高层次的对话在这个时代的展开。
在现代化的社会与思想建构中，我们已经无可避免地要面对西方的影响，而正是由于代表着理性精神的近现代科学、经验、历史主义的植入，对于今天的汉语思想来说，代表着体验与启示的这一神性之维的引入才更有着其特殊的时代意义。由于作者本人渊博的学识，书中处处充满着对于时代及个体存在的独到见解，它们往往并不是最终的结论，而是作者带着自己的疑问与思索去扣响一扇扇通向真实之门——也正因为如此，书中的题材对读者来说虽然显得陌生，却并不因此而令人感到疏远。
由此，我们得以第一次窥视神性的维度……
一九九六年七月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