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报道：记录并影响时代进程
——关于南周经济报道的思考
提纲：
1、 关于娃哈哈报道的反思：报道发表后的影响，不同观点的批评：一是报道中缺乏“新闻增量”，体现不出调查性报道的价值；二是没有采访到核心当事人，因此报道“立场偏颇”。
2、 从三月份以来，连续操作健力宝、三九、娃哈哈等报道，从某种意义而言，自己从到南周第一篇报道“格林柯尔调查”开始，就在不断的尝试这种经济报道的操作模式，有人将之称为“归纳性报道”，但我更愿意称为“解释性报道”。
3、 “解释性报道”的定义，从某种意义而言，科技报道、文化报道和经济报道这些所谓的“专业类报道”都属于解释性报道的范畴。
4、 国内新闻界对于解释性报道的忽略，当下媒体界对报道品质的关注，大都集中的“事实增量”，“调查深度”，“轰动性”、“时效性”等等原则上，却往往忽视了报道对象的背景框架、历史渊源、时代定位以及发展过程等因素。
5、 从某种意义而言，这类报道往往容易将事件和对象孤立于历史（时间性）和制度背景（空间性），单纯追求事件发生短期内的动态变化，再加上对“轰动效应”的过度关注，常常容易走偏；
6、 而解释性报道则更接近历史记录的操作心态：对于一个事件，不仅要通过调查掌握其内部的发展逻辑与变化规则，而且要将其放在当下的社会背景，以及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为其寻找到合理的“定位”。
7、 经济类的解释性报道更象一种“翻译”而不是创作：首先写作者要清楚所报道的事件和对象，在经济领域内的价值、意义以及定位，换句话说，报道者要有能力用经济语言这种“外语”写出一篇让“业内人士”认可的论文；其次，还要能够用形象、比喻、推理、类比等种种文学手段，将这篇论文的“主旨”传达给普通读者。
8、 无可讳言，要做好翻译，首先自己要懂得“另一种语言”，如果不能象经济学者或企业家那样去理解事件，种种经济数据和事实片断只能毫无意义的“事实”聚合，不能反应任何真实的经济现象与变化；
9、 在我所接触的国内媒体，乃至财经媒体的记者同行里，能够明白这是一道很难跨越的“槛”的人并不多；如果无法跨过这个槛，就只能用普通报道的原则来约束写作者自身，而这种约束所造成的最大弊病就是记者缺乏判断力；
10、 缺乏判断力的几个表现：一是对经济现象的价值判断不准，有时因为盲目跟随“热点”，而把一个近乎没有价值的题材过度拔高；有时因为“没有意义”而放弃了一些重大选题，这些题材所涉及的内容可能不是大多数读者所关心的，但是会对某个领域乃至某个阶段的社会经济进程发生重大影响；这种“当报不报，不当报而大报”的状态持续下去，就会使经济界内有判断力和影响力的读者对本报的经济报道失去信任。
11、 其次是在操作上失范：对于一件经济事件而言，至少有三重应该关注的内涵，一是从商业或经济逻辑上，事件本身的来龙去脉和前因后果；二是这一事件在当下经济环境中的价值与影响；三是事件本身的社会效应。而许多报道由于只关注第三层，往往形成一种“爆料”的偏颇心态，不仅无助于读者了解经济事件的真实过程，而且因其逻辑不清和对事实的扭曲常常引致强大的反弹甚至诉讼。
12、 以我前一段时间跟踪报道的深发展为例：在第一次报道时，由于对银行业缺乏了解，尽管采访到了包括单伟建这样的核心人物，并参考了大量相关报道，写出自己认为是“立论持平”的报道，在给单核实其采访内容时，却引起了他的极大不满甚至愤怒，尽管我引用他的每一句话都是“原话照录”，依然被他认为扭曲了自己的意思；
13、 而他的反馈也很有意思，在欧洲给我打了近三个小时长途“倾诉”之后，立即安排银行内部三个直接负责相关业务的副行长接受我的电话采访。在长达一天的电话采访中，坦率说我一直没找到感觉，直到当天晚上七点左右，深发展的第一副行长刘宝瑞在电话中的一句话突然让我恍然大悟。他说“深发展从外部来看和内部来看是完全不一样的”，这句话突然让我意识到自己之前从未尝试着（当然也因为自己此前缺乏相关经验）从深发展自身的发展逻辑考虑很多外在事件的变化。
14、 想通了这一点之后，再回过头看自己已经掌握的资料，才发现许多自己一直以为没有搞到的“料”，在种新的观察角度之下，其实早已经存在于众多报道和采访资料之中。
15、 当我们把企业看作一个有机体，甚至一个生命体的时候，就会发现，许多“形于外”的症状（也就是新闻事件），只是这个有机体内部的矛盾与冲突（内因）在某种阶段的爆发，如果只纠缠于事件本身穷追猛打，而不顾及企业内部的发展规律和逻辑，就好象一个人因风湿而脚痛，结果却被庸医截肢一样。更可怕的是，某些“媒体医生”，还会打出“社会正义”，“商业伦理”的招牌，似乎该病人“不截不足以谢天下”。
16、 经观近期的失败报道。
17、 再进而言之，当某种阶段经济领域的某个部份，或者某种类型的企业大批出现类似的问题，就应该意识到，这不仅仅是一些孤立的个案，而是社会这个更大的有机体发生了新的“病症”，而要解决这些症状，其根源甚至可能不在企业本身，企业只是一个“病灶”，真正的问题是社会经济的某个环节“经络不通”。
18、 近期所做的一批案例，其实质也在于此。当“产权触礁”不再是个案，而是某个阶段的社会现象的时候，就应该意识到，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产权改革这段始终没有被疏通的经络，正在让整个经济有机体付出病痛的代价。
19、 这也是我对娃哈哈报道中的遗憾所在：在报道过程中，我始终意识到这是两种机制和规范下冲突的结果，一方面是国资管理体制长期以来所造就的企业家“失衡”与“失范”心态；另一种是达能在长期的市场经济环境下所形成的商业意识与商业谋略。
20、 在这种状态下，简单地说谁对谁错没有价值；而象娃哈哈那样打民族牌或达能那样试图以“官司”决胜负也都有着各自的理性选择和价值盲点。如何在一个更高的角度达到对这个报道的平衡，是我所努力追求而没有做到的。
21、 现在回头来看，至少对于“规则的冲突”这一点没有展开得更加充分；而在文本呈现上，也更多地被事件拖着走，从而缺乏文本表现上的“间离效果”，有的话说得太重；而有的地方该轻的不轻。
22、 就近期报道而言，我觉得这个报道的品质远不如深发展股改的报道，其中的差异就在于对深发展一个阶段的跟踪报道中，对于深发展的内在逻辑已经胸有成竹，而事件的外部反应也通过相关采访和媒体报道得以充分掌握，因此在报道中能够做到“轻重有度”。
23、 在个人总结与感受的背后，还想谈一谈自己对南周经济报道的认识。在做了十年新闻报道（其中五年为经济报道）之后，我要坦率地说，自己对当下中国财经类报道中的所谓“主流理念”是很有些反感的。
24、 这种主流理念，说白了是一种“因人设事”：先设定自己的读者群，然后反推他们需要什么报道，最后再以这种理想化的目标来设定自己的报道方向和操作模式；
25、 于是我们可以看见《财经》号称要“影响有影响力的人”，但是更多有影响力的人却由于过度“专业化”甚至“圈子化”的操作而始终没有进入《财经》的读者范围；《第一财经日报》号称要为商业人士服务，认为他们需要的只是信息，于是大量缺乏前因后果、判断分析的所谓“第一手资讯”充斥版面，变成了直接网络媒体竞争的尴尬局面；而象《经济观察报》、《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也都在不同层面上存在这些问题。
26、 而在《南方周末》的经济部，我却感受到一种完全不同的氛围：在这里，记者写一篇报道首先是因为他自己感兴趣，而编辑部内部的沟通和探讨更多地也是集中在对某个经济现象、事件乃至一个阶段的经济趋势的理解、判断以及采访技巧、文本呈现的关注。
27、 南周的机制与内部环境，使得记者能够在经济研究和报道领域里，不断更新知识、深化理解、打磨技艺，最终一次次地突破自己已有的格局与框架：在我所经历了媒体中，南周采编环境对记者而言，是最具备“可持续发展”性的。
28、 以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包括跟同行朋友们的交流过程中，发现在国内媒体界的一个普遍现象是：一个优秀的记者在积累三五年后，会进入一个爆发期，许多财经报道圈内的“大腕”即是在此阶段树立起个人声誉；但在这个阶段过后，记者本身更深入的发展，往往会遇到媒体本身的“理念天花板”，难以获得持续发展的支撑：这种媒体模式的结果是中国财经媒体多一闪而逝的“流星”式名记，而缺乏扎扎实实做上三五十年的资深记者；另一个令我深有感触的感受是，在与各大媒体记者的交流中，常常会遇到在本媒体，甚至本行业内已经做得“功成名就”的记者，把进入南周视为自己的职业理想。
29、 这是从内部环境上而言。从报道理念和操作模式上，南周的经济报道也在尝试并形成一种与当下“主流经济报道”截然不同的价值取向，虽然这种趋向目前还只是一个粗糙的雏形，但是其生命力和影响力正逐渐浮现。
30、 同行包括本报的内部评价中，常常会说及南周经济报道擅长做“后点新闻”，或者文本意识较强、或者更关注趋势性报道等等，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也接受并且认同这种说法。但是在近期，我却有了一些新的想法。
31、 当我们在说经济新闻的“时点”、“文本”或者角度时，一个隐含的判断是：经济新闻是常规新闻（如社会、时政新闻）的一个“子项”，可以用一个共同的标准来判断经济新闻的价值和品质：如时效性、平衡性、影响力（读者反馈）等等。
32、 我不否认所有类型的新闻都具备一些共同的价值基础，但是在南周这种以深度报道为主体的媒体类型而言，其报道品质的标准不在于同，而在于“异”。
33、 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我们的文化报道或科技报道做成当下大众媒体所流行的“大路货”，同志们一定会很失望。但是如果要较个真，看看“大陆货”报道的形态，至少相当一部份是符合常规新闻的标准，比如几要素什么的。
34、 那么为什么南周的文化报道就是中国文化界的“重镇”，而其他媒体就做不到呢？我觉得这就跟南周文化报道的“质”有关系：这种质首先是以编辑和记者对文化界最新动态、重大趋势和关键话题的了解和判断为基础的。换句话说，编辑记者本身就是文化圈内具备“话语权”的资深人士，而他们又能够很好地把话题的把握跟形象的展示结合在一起，从而让更广大的读者接触到文化界真实的动态与进展；
35、 一个更加简单的说法是：南周的文化报道能够体现当下文化界的“真问题”，同时通过南周的传播，让“圈外”的读者更加真实地了解当代中国文化思想的真实趋向——当这种质的积累达到某个程度后，就是南周文化报道的品牌。当南周发表某篇文章或报道时，它本身就足以形成一个话题氛围和新闻事件。
36、 这也是我对南周经济报道的期待：虽然在短期内这种报道模式的影响可能不如“爆料”式报道来得大，但是通过一篇篇此类报道的累积，南周正在经济领域的研究和企业界奠定着越来越坚实的信誉与口碑。
37、 由于报社内部不同领域的分工，这种影响力可能不太容易被其他部门的同事所知悉，这里可以略举有本人报道有关的几个例子：
38、 2005年7月《证券咨询灰幕》发表后，报道中批评的华鼎财经（隶属新华社）副总经理亲自约谈解释情况，随即全额退还报道中所涉及的咨询款，这在此类事件中是没有先例的，此后不久，证监会即通过相关法规，在证券咨询界形成一股“监管风暴”；
39、 2006年中《深能源权证风波》发表后，投资者告诉记者，深能源在其后数个交易日大幅拉高权证价格，为投资者解套；武汉石油回购报道发表后，不仅国内多家知名财经媒体大篇幅跟进，而且投资者对上市公司诉讼至今仍在进行之中；
40、 而在几篇对深圳企业及经济的报道发表后，深圳市证监局局长亲自给记者打电话，希望与本报“加强沟通”，如有什么情况可随时向其反映。这固然是监管部门试图加强媒体控制的一种表现，但亦可见本报在市场间的影响力。
41、 今年四月《深发展年报风波》发表后，深发展在股改失败后新聘的财经公关公司总经理亲自上门拜访，向记者详述了深发展自股改之后的所有动态，并表示，由于本报报道的发表，市场上对深发展的质疑风潮才得以真正平息。
42、 同样在四月记者采访博鳌论坛期间，遇见赵晓博士，提及自己平时经常拜读他的文章，他回答到：“你们的每一篇文章我也都在认真拜读”，虽然属于客气话，但亦可见本报在学术界内的影响。
43、 曾有同事向我提到，经济部的报道似乎在社会上“影响不大”。我认为，如果只看网络的转载率、读者点击和讨论，那么南周的经济报道确实不如一些社会热点式的话题“有影响”；但如果说到对政策制定、企业决策乃至学界关注的“影响”而言，本报其实并不逊于许多资源和投入都远大于我们的专业财经类媒体。
44、 在报道体裁的探索上，经济部现在所探索的许多不同的报道模式，与当下中国经济的发展阶段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45、 语言学研究中有一种“语境”分析，提出每一种语言的内涵的丰富与复杂性，是与其所生存于其间的历史、社会和文化背景所息息相关的；借用这一语言学的概念，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当下的经济报道，无论从历史角度纵向比较，还是从国际眼光横向比较，都有着其独特的“语境”。
46、 从历史角度看，中国经济正处于“千年未有之巨变”时期，无论在观念上还是实践中，都在面临着日新月异的变化。在这一特殊阶段里，经济报道既不可能在传统价值观下只专注于无涉于价值判断的“原子事实”；也做不到象西方经济类媒体那样，依托于悠久且成熟的市场体系，所专注追求的“新闻增量”。
47、 从某种意义而言，今天中国的经济新闻，在报道经济现象的同时，更在参与经济观念、经济机制的改造与转型，因此不可能仅仅“记录历史”，更在“影响今天”并“创造历史”。而解释性报道的定位恰恰符合了这一时代角色的需求。
48、 其次，从媒体分工来看，今天中国的经济类媒体已经蔚为大观，经济报道市场细分势属必然，南周经济报道要做“大而全”，即没有能力，也没有必要。在这种情况下，依托本报巨大的读者群和品牌信誉，做好沟通“经济圈”和大众的桥梁角色。一方面及时反应和介入不同时期经济领域内“真问题”的发现和探讨；另一方面通过文本的转换及时“传播新知”，“以启民智”，亦是南周义不容辞的责任；
49、 在这种情况下，南周的经济报道应当做出自己特色的“高端产品”：一方面及时反应学术界的重大话题与研究动态，跟进财经、企业各领域的最新变化与趋势；另一方面借助各方资源，培育出南周在大众读者心中“有判断力”、“负责任”和具备专业水准的信誉与口碑。
50、 怎样发挥南周现有的优势，树立起南周经济报道新的形象，既需要“形而上”的理念探讨，更需要“形而下”的经验总结与技艺打磨。希望更多的同事能够加入到这种探讨中，也希望领导能给予经济部以更多的关注与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