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山大学艾晓明教授的当代文学研究与评论一直是我所敬佩的。虽然没见过艾教授，但通过她的文字我也大概能感觉到，这是一位和蔼可亲、富于理解力、与世无争的长者。
这也是为什么当我在网上看到艾教授发的贴子时，会吃惊得眼珠子都几乎滚出来的原因。
“以前儿子在我身边，看到类似报导我就对他说：如果你蒙冤被抓，千万不要吃眼前亏。你马上告诉对方，我妈是著名教授，她的学生在省公安厅，你今天动我一个指头，明天全广州缉拿你。我还说，你立即打我手机，我一定飞奔而去解救。”
堂堂大学教授、博士导师，至于教导别人这样“虚张声势”（艾教授语）吗？然而她这么做了——因为她还是一位母亲，她害怕自己的孩子有一天无声无息地消失在这个世界，就象那个叫孙志刚的平面设计师那样，仅仅因为没有随身带上暂住证便莫名其妙地进了收容所，随即因为“大面积软组织损伤致创伤性休克死亡”（即被殴打至死）在收容所旁的医护站里走完了自己短短的27年人生历程。而死者的家属在得知此事后，奔忙、申诉了一个半月，至今没有弄明白，谁该为此承担责任……
这是一起太过明显的暴虐案件，让我注意的是，艾晓明教授在贴子中，除了痛惜死者的年青、指斥暴徒的凶残外，还近乎执拗地反复强调孙志刚是“经过四年大学学习，两年社会实践”的平面设计师，而非报道标题中所指的“被收容者”。
对此，艾教授写道：“让我们也想想，如果我们自己死在收容所，我们就在一天之内失去了一生积累的、自我认同的身份吗？我就成了“被收容者艾晓明之死”，或者我的学生——好不容易从农村、边远地区考来的比较文学专业硕士生、博士生就成了“被收容者张三、李四之死”，我们能接受吗？我们的亲人、朋友能接受吗？”
或许，没有经历过60年代那场疯狂的“革命”的年轻一代，是难以理解这种对于“身份丧失的恐惧的：一夜之间，学者也好、作家也好、政府首脑也好，统统失去了原来的“自己”，而获得一个统一的新“身份”：阶级敌人。随后便是疯狂与杀戮的开始。
艾晓明所害怕的正是这种暴虐的身份转换在这个时代里死灰复燃，可悲的是，在现在实施的收容谴送制度下，某些可能正在转变成活生生的现实。
也正因为如此，艾晓明不得不在恐惧中追问，“我们的收容制度是什么制度？它在何种程度上成为盘剥百姓、欺压平民的机构？怎至于一家公司的平面设计师竟然被强行收容？如果这里不容解释、不容抗辩、不容保释，这不是强暴是什么？这个收容制度应该如何管理、应该如何受到法律监督？违法收容的不法人员，应该如何受到法律制裁？（老实说，我说到这里一直心怀恐惧，我的家人一直提醒我，你说话要有分寸，不要遗祸我们的孩子。）”
也正是在这一“身份制度”的掩护下，某个（或者某些）施暴者可以心安理得地逍遥法外，而他们的上级或监管者却不得不以“维护整体荣誉”的名义替他们掩饰、遮瞒甚至歪曲事实。
艾晓明想说的是，假如每一个人都失去了个体的身份与尊严，那么任何一种制度都可能成为群体性暴虐的借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