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6月8日，深圳
虽然在此次采访前，记者已阅读了不少有关艾滋病的资料。然而真正要开始采访时，心中却仍然有种惴惴不安的感觉。在翻阅完那么多资料之后，记者所面对的，似乎仍然是一片茫然。“艾滋病”这个词语中仿佛带着某种黑色的魔力，让人既无法回避，又难以面对。资料显示直至今天，仍然仅有10%的人正确了解艾滋病是如何传播的，一半以上的人不知道如何保护自己。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应该归入那迷茫的90%，而那些感染和被感染的艾滋病毒携带者，他们又知道自己所面对的是什么吗？
另一层不安则来自采访本身，仅凭着手里这块不足五百字的小“豆腐干”，究竟能否得到足够的线索，采访到有价值的内容？而我即将面对的被访者们，又会是什么样的态度？一个又一个的疑团，只有到了那里才能解开了。
1998年6月9日下午，太原
一天的忙碌的采访之后，我坐在旅馆里整理着手头的资料。奇怪的是，手头丰富的资料并没有给我带来相应的充实感——我发现自己似乎陷进了一个怪圈。一边是乔主任的说法，以及艾滋病患者亲身的遭遇，它们甚至让我怀疑起自己是否应该放弃这篇报道。是啊，作为一名艾滋病患者（甚至仅仅是病毒携带者），他们自身的命运已经够悲惨了，我是不是还要为着某种所谓的“新闻真实”而再让他们曝露到阳光下，去再经历一次那噩梦般的回忆呢？“真实”就一定应该，而且能够超越同情、道德以及我们内心种种美好的情感吗？
然而另一方面，我又看到身边的人们，包括象公安部门这样的执法机构，在面对着这一“世纪瘟疫”时所表现出来的无奈与茫然。那么多人在面临着有形或无形的感染的威胁而不自知，更多的人则仅仅面对着自己内心的恐惧与无知……
这一切，是不是我们只要不去面对，背过脸去就能改变？人们因为不了解、不熟悉而产生莫名的恐惧；而理解的过程必然也包含着误解与伤害——我不知道这个环能从哪里解开，但我开始有些理解采访中那么多人一再向我提到的“谨慎”、“多方面的考虑”、“不要造成更大的伤害与更多的恐慌”等等的含义了。
我象在一片雾里穿行，小心翼翼，随时准备向任何人说声“对不起”。
1998年6月10日下午，临汾
在临汾的一天里，我再次感到自己陷入了一个“怪圈”。在所有的地方人们都知道这件事，甚至出租车司机、宾馆服务员、小吃店里的食客——当我问起临汾艾滋病人献血的事，每个人都能说得出个一二三来，一位出租车司机告诉我，“这事在我们这儿，你问十个人十个人知道。”我相信他的话是真的。
然而当我需要真正确证点儿什么时，却发现自己所面对的仅仅是一片“好象”，“听说”，“不太清楚”。我相信自己能够理解这其中的缘故，但却不明白它为什么会发生。
也许这件事还没有一个“正确的”处理意见，所以不宜公开；也许它还涉及到临汾市的形象，甚至某些人的“政绩”，所以不宜曝光；也许披露过多以后容易造成“更大的恐慌”，所以……但就在同时，城市里却“十个人十个人都知道”，而且更有着数不胜数的流言与传说，例如二院已经倒闭、例如最近又在哪儿哪儿发现了新的艾滋病等等。也许它们不会被载入报道，由此而“损害形象”，但它们正在对一所城市的心灵造成更大的毒害。
采访到这儿时，我突然发现这已经不太象一次纯粹的新闻追踪了，而更象是一篇关于“新闻的新闻”。我在想，一场并不复杂的医疗事故是如何在沉默与暧昧之中蕴育着一场心理风暴……
1998年6月11日，北京
火车于早晨8点到达北京，稍事休整后，首先来到了位于地坛公园旁的北京第一传染病医院，了解是否有来自临汾的艾滋病患者住在这里。但据医院的规定，来访者只能在下午探视时间内才可以进行查询与探视。记者随即来到了为患者提供法律援助的北京某律师事务所，但据律师事务所工作人员的查询，似乎该所没有律师接过临汾地区的诉讼代理，至此，记者手里只剩下唯一的一根线索，即赴山西采访的《中国青年报》记者的情况了。
记者与中青报有关记者联系上后，来到了《中国青年报》社。据中青报记者的介绍，他们当时是与任俊兵、刘建林一起进行的采访。所了解到的情况与两人报道的差不多。同时，他们也谈到了自己在采访中的感受，那是一种莫名其妙的混沌感，在采访中好象情况听得很多，什么事都有，但回头整理时却发现什么都落不到实处。这与记者在采访中的感受竟出奇地一致。
据他们的介绍，他们当时在临汾采访时曾通过电话与北京的患者家属取得过联系，但仅仅联系上了一次，以后再打这个号码就没有人接了。他们估计患者家属不愿与新闻媒体打交道，并告诉记者，律师事务所也可能是因为同样的理由，从替患者保密的角度而不愿透露当事人的情况。
当记者下午再到第一传染病医院查询时，工作人员翻遍了整个记录，也没找到来自临汾的艾滋病感染者。记者也曾打电话往另一所传染病医院查询，得到的回答同样是查无此人。至此，本次采访已基本完成，按照采访的日程计划，记者于次日乘机返回深圳。
踏上返程的飞机时，心里竟有一种难以启齿的、逃开了什么似的轻松。我知道这不好，起码它不符合一名新闻记者最起码的职业责任感。然而我还是忍不住地放松了下来，一边回忆着此行的经历。
假如我再努力一下，是否就能找到那位在北京治疗的患者呢？也许如此，但我实在想象不出，见到他时我能向他再追问点儿什么——我突然觉得有些惭愧，想起我曾经看到和读到过的那些优秀记者们，他们穷追不舍、咄咄逼人，把话筒一直伸到你的鼻子底下去——他们才是这个世界真象的揭露者。
我不行，我知道，假如面对那位躺在病床上的孩子，我会什么话都说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