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到过台湾的台湾专家
“各位好，紧贴时事，现在开讲……”
随着一句熟悉的问候，凤凰卫视的观众又开始了他们一天的“时事之旅”。国际风云，经济动荡，更多的则是两岸关系与台湾动态。短短20分钟的时事开讲，开播一年多时间以来，已经成为无数大陆观众每天必看的“时事日课”了。
一位时事开讲的忠实“拥趸”有一次好奇地问道：“时事开讲中的曹景行老师不必说了，为什么连那个叫董家耀的年轻人也那么了解台湾？他本身就是台湾人吗？”
这位观众这么想有他的道理，许多人都知道凤凰的主持人来自“五湖四海”，象来自台湾的吴小莉就早已为大家所熟悉。象时事开讲这么一个50%以上的内容都在讲两岸关系和台湾动态的节目里，找一个台湾生、台湾长，了解和熟悉台湾情况的主持人自然不是什么奇怪的事。
可这位大家心目中的台湾专家偏偏就不是。
“我可是个‘纯种’大陆人。”面对种种猜测，董家耀笑着“抗议”。细问之下，操着一口标准普通话的董家耀不仅是“纯种”的大陆人，更是一个“纯种”广州人，在广州他有着一个堪称庞大的家族：从九十高龄的奶奶到还未上学的侄子，七八个叔叔伯伯，好几十口人热热闹闹地住在一起，一个典型的中国传统家庭。
这个细数三代也跟台湾搭不上一点关系的年轻人怎么又会做了时事开讲的主持呢？
说起时事开讲的出台，原来还有一段轶闻。在最早的设想里，窦文涛的“锵锵三人行”本来是要承担时事开讲这个角色的。但在“锵锵三人行”开播之后，大家才惊奇地发现，窦文涛与生俱来的那种风趣和幽默感与预想中时事言论的严肃风格反差太大，但因此反而创造出了另一种风格——一种“窦氏品牌”的清谈节目来了。
在这种情形下，凤凰明智地保留了“锵锵三人行”的风格，同时另外开辟了一个专门的时事言论栏目，那就是今天大家眼中的“时事开讲”。
“而我自己因为平时就喜欢时事新闻，再加上长得比较‘严肃’吧，所以就被选中担任这个节目的主持了。”
要做这么一个高档次的时事节目的主持人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尤其是由于大陆跟台湾多年的信息阻隔，一直在大陆接受教育的董家耀在刚接手这个节目时可以说对台湾局势近乎“两眼一抹黑”，除了几个大陆媒体上常见的名字之外，其它象岛内的局势、台湾的历史、将来的走向等等都是一片空白。好在有曹景行这位真正的专家在“支撑大局”，而董家耀也乘此机会开始了自己称为“恶补”的学习阶段：一方面向曹景行、杨锦鳞等一大批担任嘉宾的学者与专家请教；另一方面买来一大堆有关台湾历史与政治人物的传记狂读。与此同时，在节目的准备过程中，董家耀还得自己搜集和准备大量的文字报道与电视资料，这无形中又成了一个最大的学习机会。
时至今日，这位“纯种”的大陆主持对台湾的了解已经超过了很多台湾人——他可以不假思索地讲出最近发生的一桩新闻的来龙去脉以及它的相关背景；可以如数家珍地“背”出某位台湾领导人的履历、政治观点乃至家庭背景和人个爱好；对于台湾那些个今天上明天下搅得人头昏脑涨的内阁成员立法委员这个主任那个秘书长更是了如指掌。
尽管在电视屏幕上对台湾说得头头是道，董家耀至今最大的遗憾却是从来没有亲自踏上过台湾的土地。“因为象我这样从大陆出来的要到台湾特别困难，不过台里正在替我做工作，相信不久后我就能到那儿看一看了，对那片土地有了真切的感受以后，我相信在节目里会讲得更好一些的。”
把观众都“骗”了
屏幕上的董家耀正在讲话：“台湾局势现在可以说又出现了新变数，曹老师，你怎么看这件事，它会影响到陈水扁政府以后的政策吗……”
台下的董家耀“哧哧”直笑，“你们看我是不是很老啊？”他“郑重其事”地宣布。
“不老，不老，恰到好处。”大家调侃般地“客气”，心里有点儿犯嘀咕，小伙子精精神神的，怎么总觉得自己“看起来很老”？
“真的‘很老’啊。”家耀急了，再找出一条“论据”，“我跟我哥在街上走着，别人都当我才是哥哥呢。”
“那你多大？”
“74年，属虎的。”
“呵！”好几张嘴一下子都没来得及合拢。时事节目主持人——向全世界华人讲解最重大的时事新闻——26岁，大家一下子好像还没办法把这几个概念联系在一起。
再回过头去，象欣赏珍惜保护动物一样把董家耀从头到脚看了一遍。
“原来你在屏幕上把大家都‘骗’了一把啊。”恍然大悟。
屏幕上的董家耀严肃认真，“一本正经”。再配上他口里的话题，十足十一副“小学者”的风范，恰恰与曹景行老师相得益彰。屏幕下的董家耀却怎样也“掩示”不住年青人特有的青春活力。
上台阶噌噌噌一步三四格，走起路来哗啦啦旋风似地一卷而过，没几分钟便把身边的人甩得老远。“停，停！”胖胖的摄影记者刘老师亮出黄牌，气喘吁吁地赶上来，“前边又没新闻，赶什么呀。”
家耀不好意思，摸脑袋，“嘿嘿，我这人性子急。”
在凤凰卫视里，董家耀的“罗嗦”是出了名的，“罗嗦”的概念有二：一是急，什么事还必须都恨不得马上办完；二是心细，用家耀自己的话说“我这人从来不会拉东西，从来不会丢钥匙从来不会忘锁门。”下个星期该交水电费这个星期就开始跟同宿舍的梁东念叨：“得交水电费了吧，得交水电费了吧。”念叨几次梁东急了，“时候没到你急什么，做人要悠闲一点，懂得享受生活，懂吗？享—受—生—活！”家耀也急了，“你那叫享受生活？那是小—资—情—调！”一番“批评与自我批评”后，哥儿俩又勾肩搭背上台里的“干活”去了。
董家耀说，我这人什么苦都能吃，什么累都愿意受，最怕的就是闲着。
因为闲不住，上中学时会一个人东奔西跑，逮了不少校园新闻给校报，最后“一不小心”做上了广州学通社（学生通讯社）的社长；同样是因为闲不住，上了大学后他在完成学业之余，又给自己揽了一大堆“闲事”：主持人班班长，系学生会主席，院学生会宣传部长，于是要组织活动，开办讲座，定期出版校报校刊，总之一大堆事；好象这还花不完他的精力，两条长腿又跨出了校园，闯进中央电视台，他与另外两名同学一起承包了中央七台军事栏目下一个叫做“为您服务”的栏目，同时又在整整两年时间里为中央四台做义务的新闻粤语配音——说起那段日子，董家耀自己都觉得有些惊奇，“有时候我真佩服自己那时的执着。”
真正让他难受的是后来一段“闲着”的日子，那时他在某电视台做播音员，家耀形容那时自己当时的工作：“就是一台播音机器。”每个星期三天总共一个半小时算是“上班时间”，其时间无事可干，想要找点额外的事象采访新闻之类别人还不愿意让你干。
“工作轻松到什么程度，大白天我没事儿干跑去公园打篮球，打完篮球以后再也找不到什么可干的，竟然跑到公园里跟那些退休的老爷子老太太们一起晒太阳——当时心里那种滋味真的说不清楚。我也自己问过自己，你这么年轻，难道就把自己一生中最好的时光这么白白浪费掉吗？那是一种真正的难受。”
董家耀虽然生长在广州，却长着一副北方人体格，体育运动是他最大的爱好之一，打篮球更是拿手好戏。中学时代家耀就已经是学校篮球队的主力队员，在他的带动下，父亲和哥哥也变成了热心的“球友”，在广州的公园里常常看见这么一幅场景：父子三人组成的“董家军”满场飞跑，赢来旁观者一阵阵喝彩。倒真应了那句俗话：打战亲兄弟，上阵父子兵。
到了凤凰卫视后，有一次台长问起家耀擅长什么运动。
“打篮球。”董家耀自信地说。
“行吗？”台长怀疑地看着家耀，确实，一米七几的董家耀虽然在普通人里已经算高个，但一到球场上，怎么看怎么都比别人矮了一截。
“别看我个儿不算高，但弹跳力相当好，跳起来能吊在篮框上呢。”董家耀一急，把自己的“绝技”抖了出来。
“那你能扣篮吗？”台长似乎还不放心，又追问了一句。
这可是个“专业问题”，董家耀指手划脚地解释了一番，扣篮要手腕能翻过篮框才行，而他的手还不能翻过篮框，而且中国人的手比较小，抓不住球，抓不住球就没法往篮框里灌，如此等等。
“就是说你不能扣篮。”总结了半天，台长得出这么一个结论。
“但我真的能吊在篮框上啊。”对于台长如此不能领会自己“绝技”的“精髓”，家耀一肚子的“委屈”和“抱怨”。
这下轮到台长“大惑不解”了，“既然不能扣篮，那你吊在篮框上干什么？”说到这里，每一个人都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遇见好老师是最大的幸运
在人们眼里，董家耀是个“幸运儿”，从重点中学到名牌大学，毕业后分到人人羡慕的电视台里工作，转到凤凰卫视不到两年又成了“名牌主持”，一个人可以想到的好运气似乎全给他“碰”上了。对此，董家耀自己也承认，但他却更多地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这种“幸运”。
那是他在大学时一位老师的话：“家耀，你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太顺了。”说到这里时，董家耀眼里露出深思的神情，“太顺了有时候并不是一件好事。毕竟你没法保证这种好运会一生一世地跟着你，所以越是在顺利的时候，我越会提醒自己要小心，在做人、做事的时候要更加谨慎，更加认真。”
“要说幸运，我觉得自己真正的幸运是遇上了一大批那么好老师。很多人一生也未必能遇上一个好老师，而我却遇上那么多，这才是真正的运气呢。”
在广播电视学院里，董家耀遇上了自己“一生中最好的老师”，电视系系主任钟老师，再加上当时学院院长王纪言开明的教学和管理风格，广播电视学院成为当时北京各大学府中最具活力和开拓精神的大学之一。在这种开明的氛围里，董家耀建立起了完整而全面的新闻观与电视感。正是这两位对董家耀影响至深的老师参与创办了凤凰卫视中文台，并分别担任台长和新闻部主任的要职，所以当董家耀加盟凤凰时，他心里的第一个感觉就是“好象又回到了大学里一样。”
在凤凰卫视，董家耀又遇见了各式各样的“老师”。这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他在时事开讲中的“拍档”曹景行老师。对于曹老师，人们谈论得最多的是他那渊博的知识、深刻而独到的见解，还有那副儒雅斯文的学者风范。作为与曹景行“朝夕相处”的拍档，董家耀却有他自己的“独家发现”。
“别看曹老师学问那么大，又有那么丰富的经验，就以为他会是个只知道研究学问的学者。其实他的性格非常热情和谒，而且童心未泯，特富激情。”
在两人的合作中常常发生这样的事，董家耀正埋在成堆的报刊里翻江倒海地搜寻着做节目需要的资料时，曹老师的电话来了，“家耀，今天有件什么事，特别有意思，晚上咱们就讲这个。”有时电话里说不清，干脆亲自跑过来，一番热情扬溢的“现场解说”，弄得董家耀自己也激动得要命，“太有意思了，太好了，咱们就做吧。”
但在凤凰卫视的演播厅里，这两位合作无间的拍档却是最让导演“头疼”的，每集时事开讲的时间是半个小时，但两人一说起来整个沉浸到话题里去了，好象忘了还有时间限制这回事，把导演在外边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又是大打手势又是指着时钟。连曹景行老师也承认，“有时超时超得挺可怕的。”后来曹老师便跟董家耀约好，快到时间时给自己打手势，于是“腰斩”谈话的重任又落到了家耀头上。
对于董家耀来说，这可真是个要命的活儿，明明自己正听得津津有味，眼看马上就要讲到最精彩的片断了，却不得不由自己亲手来“轭杀”这场精彩的谈话。“有时我也顾不得了，超就超一点吧。”但总的来说，家耀还是把握住了谈话的节奏，让节目不至于超时得“太离谱”，把后边的节目时间全挤掉了。
除了曹景行老师，凤凰内部从老板到同事也时常在业务上给董家耀一些指点和建议。董家耀还记得到凤凰不久老板就告诉他：“家耀，你的声音跟播音员的声音是有距离的，所以你要发挥你别的特长和风格，比如说准备扎实的材料，过人的见解等等，来弥补你在这方面的不足。”过了一段时间后，小莉又来找他了：“家耀，你现在做节目感觉比以前放松多了，这是好事情。但我发觉最近你每次在播完新闻后，总会下意识地在坐位上颠两下。可能你自己没注意到，其实台湾有个很著名的主持人也有这种习惯，你不妨回去看看自己的节目，感觉一下这种方式适不适合自己。”
“这种探讨业务的气氛在别的地方真的很难找，而在凤凰，它就是我们每天生活的一部分。”董家耀这么说的时候，脸上扬溢着一种真诚的快乐。
与新闻的脉搏一起跳动
就象凤凰的每一位同事那样，董家耀在凤凰台的工作也是“一身多职”，坐在“新闻直通车”和“时事开讲”的镜头前时，他是一位节目主持；离开演播室，转眼间他又拿着新闻话筒出现在香港街头，“摇身一变”成为一名新闻记者；再一转身，他又坐到桌前，为其他同事的新闻节目撰写有关台湾的新闻，变成“幕后撰稿人”了。
在做着这一切时，董家耀的心情可以套句流行语，那就是“累并快乐着。”
“有时我自己没有任务，但还是忍不住要钻到演播室外，为正在做节目的同事做一些场外的工作。那种时候我同样会感觉很痛快，很过瘾，就象好你正与发生在世界各地的重大事件在一起，你变成了这些事件中的一部份。你的心情会不由自主地跟着它起伏，甚至连你的脉搏也会随着它一起跳动……”
说起在凤凰采访新闻的经历，董家耀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凤凰的胆子真大！”凤凰的胆子“大”到什么程度？家耀举了一个例子。
“去年千禧之旅刚刚准备出发时，在香港搞一个仪式。晚上大家在一起吃饭时，老板过来说：家耀啊，给你一个任务，任务很艰巨。我说怎么了？他说马上就是五十周年大庆，凤凰好不容易争取到一个名额，就是在人民大会堂楼顶上有一个报道的人——人民大会堂楼顶是整个天安门广场的制高点，以前是从来不允许有任何境处媒体上去的，凤凰卫视是第一家登上人民大会堂楼顶的境外媒体，但也只拿到了一个名额。
老板说到时候你就自己拿一台摄像机上去，把它调好，按到自动拍摄，然后你就在镜头前开始解说，现场直播，敢不敢？虽然我是电视系毕业，摆弄机器不成问题。但在这么重要的场合，就我一个人，我当时的第一个想法就是，只有凤凰才敢这么做。
后来虽然由于别的因素，没有照这个设想做，但从这个事也可以看出凤凰在用人方面的风格和胆识。老板能把这么重大的任务交给你，对你是一种鼓励，再忙再累你都会觉得是值得的。”
刚到凤凰时，董家耀主要采访的是香港本地新闻。他说每当出去采访时，令他最尴尬的就是自己的性别。“不知道为什么，香港在外边采访的记者全是些年纪轻轻的小女孩，而且到哪儿都是一涌一大堆。你想想我一个大小伙子拿着话筒在这些小姑娘中间挤来挤去，象个什么样子。”一贯声称自己是个“堂堂男子汉”的董家耀一副“不堪回首”的样子。但就是这个“万‘女’丛中一点‘男’”的凤凰记者，凭着自己的新闻素养和凤凰的良好形象，不久之后就开始令同行们刮目相看。
在一次按惯例出去采访香港新闻时，董家耀听说有一件国宝正拍卖，便跟别的香港媒体记者一起去了正在举行拍卖的酒店，当他们进到酒店后，拍卖过程已经开始了。
按规定记者不能带摄相机进场。而且所有的媒体记者都只能站在后边，看到的实际上只是一个个买家的后脑勺，根本分不清谁是谁。拍卖到那件国宝（铜雕牛头）时，董家耀看到有人举牌，凭着新闻记者的敏感，他认准了那个举牌人位置。
拍卖结束后，董家耀挤到前面，用普通话向他认准的那位买家说：“我是凤凰卫视的，请问刚才是不是您买了那个牛头？”结果那人什么都没说，跟着助手就从旁边的贵宾通道走了。第二天拍卖会继续举行，董家耀又去了，又是那个人买下了另一件国宝（铜雕猴头）。这次更惨，连话都没说上人家就走了。
这时董家耀注意到另一个人，整场拍卖会他都很活跃，到处跟人聊天，跟许多人都很熟，董家耀挤到他面前，递了名片然后跟他聊了起来。原来那个人是台湾一家叫做《雅舍》的收藏杂志的主编，确实跟拍卖会上的很多人都很熟。
“刚才买猴头的那人是谁，好象你跟他挺熟的。”董家耀“随口”问了一句，他说你不知道吗，那是保利集团的易苏昊，昨天的牛头也是他买的。“这下有‘料’了。”董家耀强按住心里的狂喜——当时全香港的记者还在场外到处找消息呢，“我就对他说你什么时候见到易先生能不能跟他提一下，凤凰卫视挺想采访他的。”
“香港记者圈有个不成文的规矩，除非是特别重大的独家消息，一般大家都会通一下气。所以后来香港媒体全都报道说国宝是被一位有军方背景的保利集团一位姓易的先生买走了，消息全是我告诉他们的。”
事情到这儿还没完，就在凤凰卫视的新闻播出当天晚上，一位保安拿着个电话号码过来找董家耀，说刚才有个人打电话来，说有重大新闻要告诉你们，叫你们按这个电话打过去。董家耀就按上边的号码打了过去，对方说我是易先生的助手，保利集团的。我们看了你们的报道，也知道你们在找我们，想给你们凤凰一个独家新闻，你们明天什么时候到什么宾馆来。第二天董家耀便和曹老师去了，做了一个真正的独家专访。
“每天这么围着新闻转，会觉得腻吗？”
“看你自己怎么看，你要只觉得它是一种职业或者一份工作，当然会腻。但我喜欢的就是它呀。每天那么多新鲜的故事，有趣的观点，看都看不过来，怎么会腻呢？”
说到这里董家耀拍了拍他那鼓鼓囊囊的大皮包，原来他每次回广州家里的时候都会带上一大堆国内的报刊资料，那是他为自己和曹景行老师准备的“精神食粮”。
由于家耀还要连夜赶回香港，为第二天的时事开讲做准备。我们的采访也只有暂时告一段落，开车将他送到罗湖关口。看着他轻松地向我们挥挥手，大步流星地向着关口走去时，大家不约而同地冒出同一个想法：对家耀来说，他的故事才刚刚翻开第一章。以后的故事一定会更加动人，更加精彩——我们期待着那个时候，再来听家耀“开讲”他自己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