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忆沩是谁？
王绍培与薛忆沩对话
王绍培：我应该是在1997年前后看到薛忆沩的长篇小说《遗弃》，那是他在24岁时出版的，据说只有17个人读过。
他的文章文字和感觉让我看了觉得很有意思，然后呢他的书只有17个人读过这个事情，我觉得也蛮好玩的。我就给老束（《深圳商报》文化广场编辑束因立）打电话，问他薛忆沩是谁？有没有他的电话？他就把薛忆沩介绍给我认识了。
“文化广场”那时活动很多，有一次把薛忆沩也叫来了。但是他在那种场合比较沉默寡言，基本上不怎么讲话，后来就很少来参加了。
薛忆沩：那时有一种非常强的自我保护的心态。我后来看了徐晓他们录的那个视频（视频地址：http://video.caing.com/2011-07-22/100282484.html），我发觉自己在讲话的时候会很着急，徐晓说你有点结巴，另外那个作者说，你的那个语速非常快。徐晓说天才，说我看过太多结巴的天才了。
因为我电脑没带过来，昨天我母亲在广州家里看了一下，说真是结巴得很厉害，然后我写信给她说下不为例，下次一定会注意。
王：结巴是因为大脑中出来的东西太快了。
薛：象艾科那样的天才，他讲英语的时候结巴得非常厉害，因为我见过他，确实是这样的。
王：金庸比较了解这个特点，所以金庸就推崇口才不好的人，让他们慢慢讲。口才不好的人，本身是天才，又希望能表现好，能就变成结巴了。最后就变成所有精彩的话都讲不出来了，讲出来的都是不精彩的。
如果那篇小说是97年看到的话，那我更早知道薛忆沩应该是在《南山报》上面，因为他也在上面写专栏。
薛：这是一个劣迹（笑）。
王：他用了“雪铁龙”这样一个笔名在上面写文章——你想想，薛忆沩在《南山报》上写文章！我也在南山报上写文章（众笑）。后来我才知道，在薛忆沩在给《南山报》写文章之前，有一段时间他丧失了写作的能力，这个时候是在恢复期，是吧？
薛：还不完全是这样，其实还有原因。因为我的那篇中篇小说《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当时成了一个事件，有人说这是继遇罗锦之后《花城》的第二个事件，就是几乎要让《花城》倒台的。
他说我写了“六·四”。过了很久，有一个人提醒我说不要再写东西了。我至今还不这个人是谁，但是有很高层的人传话给我。我对这个人心怀感激。为什么我变成博士？就是因为这样的，我说那我就读书去了，也没有问题。而且之后我写东西非常慎重，总是在想该不该用自己的真名。
王：这是今天第一次听说。总之因为种种原因，他一度丧失了写作能力。然后感觉能写几百字、一千字，能够在《南山报》上发表，都觉得非常的满足，觉得很高兴。其实这从一个侧面表现出薛忆沩对文字的看重。
我们上个星期天在书城与黄河三个人聊了一次。黄河很聪明的，到底是《南方周末》的财经记者，很有眼光，拿了两本书找薛忆沩签名，因为他考虑到这个签名将来是会升值的（笑）。
因为在未来的10年或20年，薛忆沩很有可能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薛忆沩的朋友也会向别人介绍，“这是下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他们现在都用“下一个”来称呼他。
听众：哎呀，我今天没有带书来呀！
王：这说明你没有眼光！薛忆沩将来会很红的（众笑）。
薛：我最近碰到小说家阿乙，觉得很不错。北岛在《今天》，他们告诉我说发现了一个人，我当时很不以为然，但是我拿到杂志看了之后，果然很激动。我就跟北岛打电话联系了一下，他当时在北京，我们就见了一面。
他是很低调的一个人，带着他的英国女朋友过来，然后给她介绍说：这是中国的下一个什么什么的，但是这给我一个很不好的感觉，我说注意那些干嘛？
王：其实也是一种半开玩笑的方式。因为诺贝尔文学奖还是一个标杆，它代表了一个文学的标准和价值观。而薛忆沩有很多的特征，我可以说他将来有可能成为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人。
首先是他发表的作品，因为他写很认真、很慢，反复推敲，所以他的作品不是很多。第二个特征是名气不是很大，市场也不是很好。今天我在微博上介绍了薛忆沩之后，有人就说，这个人小说一定没有多大的市场。我说这是对的，因为最好的小说真的是没有什么市场的，有市场的小说肯定不是最好的。
但是他如果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大家不一定会看，但是会收藏，所以就会卖得很多。
还有一个标志就是，在文学这个专业领域里边，谈到他的人很少——就像王小波，其实也当年没有什么人谈到王小波，直到他死了之后才被很多人知道。而且就算死了以后，谈论王小波的也主要是文学以外的人，谈的大多是他的杂文。
但是，谈到薛忆沩的又都是非常厉害的人，应该说是中国最优秀的一些知识分子、评论家，或者说思想家。
比如说薛忆沩在24岁出版的小说《遗弃》，就得到了何怀宏、周国平、艾晓明、残雪等一批人非常高的评价。他们认为这样的小说在中国几乎是看不到的，怎么还有人写出这样一种小说出来？
但是这样的评价和东西知道的人很少，比如说像林贤治，他在2009年编的中篇小说金库从书第一辑里，第一本是鲁迅的《阿Q正传》，最后一本就是薛忆沩的《通往天堂的最后那一段路程》。
然后刘再复写过一篇文章，叫做《阅读薛忆沩小说的狂喜》。刘再复非常喜欢《红楼梦》，但是我看谈《红楼梦》的时候，我没有看到刘再复说，阅读红楼梦带来的“狂喜”。他用“狂喜”来表达他阅读薛忆沩小说时的心境。
还有香港有个哲学家叫李天命，我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这个人。李天命就直截了当的说，薛忆沩是个天才！李天命是一个什么人呢？他在香港是一个偶像级的哲学家，是很多人的偶像，尤其是在大学校园。
薛：我好象听说过，据说王菲就看过他所有的作品。
王：他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他有很多的思想观念，有些与薛忆沩很像。比如他发明了“九一主义”，九是数字的九，这个“九一主义”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学生考试，没有考第一名，而考了第九名。他就会说，这个第九名多么好啊！他虽然是第一名，但是他不是第九名，第九名是唯一的！这是他的一个主义。
还有一个主义叫做“偶发主义”，意思是人不要总是闪闪发光，偶尔发一下光就足够了。
还有一个是“不要向上爬，要向下接”。他发明了一个“向下接”的哲学。现在很多人“向上爬”，评教授、当官等等。而他不是，别人给他评职称他也不要，别人让他出书他也不出。他就与下面的青年学生打成一片，非常和谐，他一讲课就经常人满为患。
薛：那他在香港中文大学并不是一个教授。
王：他只是一个讲师，他说我要永远做一个讲师。他拒绝参加评职称。有人整理他的文章希望出出，但他拒绝出版，他说我干嘛要出版？他不追求这些，所以他有很多有意思的观念。
还有一个是他的“爱情宗教”，他说自己是爱情信徒，这一辈子要找到一个人，找到了就永远与这个人生活，永远不找别人。他有很多类似于这样的观点，例如“迟到的悠悠（谐音）”。其实李天命也是一个很狂傲的人，但是当他说到薛忆沩的时候，他就直截了当的说，薛忆沩是一个天才！
薛：他曾经就直截了当的讲了这样的话。去年我在香港的时候，香港《明报月刊》登了一个我的介绍，他没听过这个人，感觉很吃惊，然后就到处的寻找我的东西，也没有找到。最后他就找到《走进爱登堡的黄昏》的短文。那个文章很有意思，多年以前登在《湖南文学》上的，当时北京《人民文学》看了很喜欢，后来就经常找我约稿，后来就发了我的《出租车司机》。李天命看到这一篇文章，就把这篇文章放在他的网站说，我看到这篇文章就够了，他是一个天才。然后我才去问绍培，说这个人是谁？
王：这个家伙我还蛮喜欢的，我最近还看过他的一些书，比如《李天命的哲学思考》。他还有几句话，说薛忆沩的小说当中有非常罕见的幽默。其实薛忆沩的幽默是不太容易发现的，因为他一般来讲是一个很内敛、很精确，有很深的哲理的表述方式，他的幽默感不太被人发现，但是李天命能够读到这些东西。
他也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就是所谓的黑色幽默。他说，薛忆沩的这种幽默，在中国文学中是很难发现的。好象还讲到了他的数学的精确，这就涉及到薛忆沩的另外一些东西——他自己也是洋洋得意，沾沾自喜——就是说在中国写小说的人当中，还能够解高等数学题的人应该不多，或者是没有。就算是有，但是每天跑10公里的人也几乎是没有的。而又能解高等数学题，又能跑每天10公里，又能写小说的人，真的就没有了（众笑）。
关于薛忆沩的长篇小说，以前出版过《遗弃》，最近又在台湾的新地出版了小说。这个问题等一下要专门讲到。我们今天来，也是与他最新出版的长篇小说有关系。我个人以及黄河，都看过薛忆沩的小说。我想看过他小说的人都会有非常不一样的印象，我们读薛忆沩小说的时候有一种特别的感觉。在其他的中国小说家那里，我们很难看到这样一种写法。中国绝大部分的小说家还停留在讲什么故事的阶段，而薛忆沩很早就在思考怎么讲一个故事。
他在文体上是一个最自觉的人，而且在文字上也是锤炼得最多、最深的一个人。关键是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的小说家，他们已经功成名就，开始享受生活了。在他们的创作力已经衰竭的时候，我们看到薛忆沩还在爬坡，远远没有达到自己的巅峰，所以我们认为薛忆沩将来会（获奖）。用佛教的话说，我们都有殊胜的缘分，因为薛忆沩是将来有可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人。
我们还是请薛忆沩自己来讲吧！
薛忆沩谈小说
我发表的文章很少，也很不容易。其实他们也告诉我，中国所有的杂志对我都是敞开的，所有的主编都认识我，很多人是我的朋友。可是每次我的东西出来，我会坚持我自己的立场，所以经常遇到一些问题。
去年一个很重要的发表，就是在北岛主办的《今天》杂志上。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我去年在香港城市大学停留了半年，也经常跟他在一起。他说他自己在写回忆录的时候，突然间认识到童年的回忆非常重要，非常有意义，也非常有趣。你们现在看到的《七十年代》这本书，他现在在编第二卷，书上的文章都在《今天》杂志上发表过。
站在70年代的门槛上，我还是一个6岁的孩子，我是1964年出生的，他说他觉得这已经很有意义的，他请格非和我写东西，要求是1万字，但是我写了3万字，他也接受了，说很好。这篇文章叫做《一个年代的副本》。我昨天听说你们在手机上都可以找到这篇文章，很多的书库中都有，网上也可以找到（http://blog.sina.com.cn/s/blog_6d67b2490100r5e5.html）。
还有那本《上海文化》杂志，那是上海一个很不错的批评家吴亮复出以后办的，一个很小众的杂志。我去年回来时，无意间发现了他们登了一个可能是学工科的人写的我的评论，我觉得他评论得好厉害，就打电话问他们个人是谁，当时我还不认识他。结果他说你不知道许多上海人是多么喜欢您的小说呀！
我后来就跟他们联系了，并且把自己非常非常喜欢，也是很难出的一个东西，叫做《与马可·波罗同行》（豆瓣分享：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12513504/），是我读卡尔维诺的《看不见的城市》之后的一些感想，或者说是跟卡尔维诺交流，与虚构的马可波罗的交流的一本书。
我在前面写道，把这本书献给伟大的卡尔维诺。我说，你为我虚构了这么一个伟大的旅伴——旅行的伴侣。因为他在书里写了55个城市，我就写了55篇文章。其中有一些在《读书》杂志上连载过一阵，《花城》上登了一次，这次他们（《上海文化》）是从头登到第36篇文章，据说看到的人也都号称是“天才之作”，很多人给他们非常高的评价。
我觉得明后年可能会出一本书，很多人很有兴趣，这是很疯狂的汉语写作，可以把人写死的那种东西。就是从这时起，我觉得自己每天必须要跑步。我当时住在蒙特利尔，每天讲英语和法语，还要用汉语写作，感觉很受不了，所以晚上我必须跑步。
这是我很满意的，已经登了很长的时间了。还有一个叫《新世纪周刊》的杂志，黄河说你应该注意这个杂志，因为它是中国唯一有国际影响的财经媒体。这个杂志的一位叫做徐晓的编辑是很不错的，也被很多人说是“中国最什么什么”的编辑，有些散文集中可以看到她写的作品。她每个星期主持有20个版的文化版，办了一年多后，觉得还不过瘾，就想把小说引进去的。然后她发现很少有人写短篇小说，也很少有人能写好，最后她通过别人找到我。今年2月份的时候，她说（小说专栏）开始是张大春开始的，第三个月是哈金，她跟我说的时候我说你是抬举了我，我不应该这么放，但是她非常喜欢（我的作品）。
还有一个杂志很好玩，这是香港中文大学的一个翻译杂志，可能是一个现在仅存的翻译杂志。以前大陆也有一个这样的杂志，叫做《中国文学》。这份杂志的最后一期翻译了我的一篇小说，但是这份因为经费不足，10年前就停刊了。台湾也有一家这样的杂志，大家现在看到的小说《巨流河》，它的作者（齐邦媛）就是编这个的。
我在上海听到齐邦媛讲编这个杂志的故事，讲她怎么从一个老外的手上接过杂志等等，这些都是题外话了。这上面也登了我的作品。关于我与这份杂志的结缘是在18年前，我在英国伦敦的时候，一个人给我推荐说有一份这样的杂志，当时它的封面很漂亮，不像现在这样。我说我的作品以后也要登到这上面，但是没有想到等了18年。当然这18年当中我自己耽误了几年，如果没有我自己的问题，可能还要提早几年。
还有一个很有趣的故事，三年前这本杂志有一个做翻译的德国人，他长年研究我写的《遗弃》，他与自己的祖国有很奇怪的关系，他不讲德语，他甚至说自己不会讲德语，他说关于德国，我唯一想的就是忘记。这是他私人的故事，我就不讲了。
他三年前翻译了我的两部作品给他们。他很快收到了我的原稿，他很严肃，收到之后马上送给两个专业人士去看，结果两个人得出了一样的结论。他跟我说，我得到了一个好消息，还有一个坏消息。我就跟他回Email说，按照数学的理论，我觉得肯定是一个坏消息，因为这是一正一负，他就笑。
但我后来发现这两个消息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好消息。因为那两个人评价说，原作者是一个“Super writter”，是个超级的作家，可是他的翻译却远远没有原作的风味。然后等了大概两三年，加上我自己的努力，才把我在《遗弃》里边的一篇小说“老兵”翻译成功。
我常常说这是我的“剽窃之作”，因为这是我《遗弃》的主人公“写”的小说，我拿来填上自己的名字就发表了。这也让我知道了有这么一本很不错的，也是仅存的还在翻译短篇小说的一个最好的东西。
（小说译文发表后）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是，我把小说给了很多人看，包括教我英国文学的老师，他们是完全不懂中文的。结果他们非常的喜欢，而且他们会写很长的评论。最近有一个四川大学的博士，就是赵毅衡，虹影前夫的一个博士生。他非常非常有水平，最近他给我写信说他要写个博士论文，做我的研究。我把作品给他看了，他的评价也很高。
其实中国文学被国外翻译的有很多，比如余华、莫言等等，但是其实都没有什么反应。特别是对不熟悉中国的人，他们不会去关心这些东西的。他们可能会关心中国，为了了解中国作家而去看看这些东西。
但是我的这么一篇短篇小说，他们就会去分析我怎么处理时间，怎么处理地点，怎么处理回忆、故乡等等。这真是一篇很短的小说，中文只有2000多字。但是他们在这部小说中就读到了这样的东西，这很让我激动，因为他们读到了文学性的东西，这件事情也引起了我的思考。
我今天主要讲的是，其实我就给你们读两段，刚刚绍培介绍我的小说，讲到《遗弃》，最近上海三联的出版社还想要再出这本书。但是我个人现在处于这么一个阶段，对于我过去的东西，他们如果要出版，我还要全部重写。包括别人评价很高的作品，包括《出租车司机》，有一篇文学评论说它可能是中国当代小说中，唯一一篇既不能多一个字，也不能少一个字的小说，可是我把它删了很多，又加了很多。我感觉有点对不起这个评论家，他讲了这么肯定的话，但是我又把它重写了。
包括我在生活中很多的细节，比如我与王小波一起在台湾获奖的那一篇很短的短篇小说，我都重写了，而且在不断的重写，假如说我哪天如果不寄出去，我自己看这部作品，我可能还会去更改一些东西。
这又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包括我的跑步，那天我还跟绍培说，这可能是我脆弱的一个标志，而不是坚强的标志。我每天跑10公里，那应该是唯一的，残雪也跑步，但是她年纪大了，量没有这么大。
我觉得自己发生了很多的变化，比如说我很长的一段时间用英文去做很多的事情，完全不能够接触中文的东西。包括我在1996年给商报写的随笔，以及在香港中文大学写专栏的时候，那一年就完全没有搞英文，而是完全的用中文。因为两种语言的混合是非常痛苦的东西，有的人可以，有人十种语言都可以，是有这种语言天才，但是对我来说，我不行。
有人说你讲话，讲英语时是不是很紧张？我说讲中文会很紧张，讲我的母语会很紧张。我非常小心避免出现这种状况，但同时我发现自己肯定是受英文的影响，导致了我无法接受过去那种讲故事，其实这是对于语言本身来说的。所以那些小小说，我都会留下它们的名字，然后留下它们的留下线索和转折点，这是对的。然后我就把它重写，当然我有时候也赞叹自己年轻时做的那么多事，但是又不满，就是这样悲喜交加的，我对于自己也是恨和爱交织在一起。
还有一个方面没有讲，就是我在1989年的时候，《遗弃》那本书是1989年3月第一次出的，出的时候也有些人会说这本书会如何如何，但是因为受当时大陆运动的影响，这本书（的影响）也就没有了。
后来到了1997年12月，何怀宏在《南方周末》上面写他推荐的书时（才提到《遗弃》）。然后我还有一个长篇小说，也一直没有发表，只在《今天》上面登过一些节选，书的名字叫做《一个影子的告别》，这也是一篇很好玩的东西。但我现在看来，别人如果想出版，我也是要重写，这肯定会很费劲的。而《遗弃》的重写，最难的还不是我自己写的那部分，而是主人公写的那部分，这里面有20篇小说，包括《老兵》那样的小说，真的很有意思。
我记得当时花城的人说，为什么余华他们往那边转了，你的书还这样。上次也有一个人问我，你是属于哪一个年龄段的？我说我其实也属于他们那个年龄段，但是我突然遇到这个事情就停下来了。但是我看那些短的东西，包括用我现在的眼光看，也是非常有意思，而且很高级，很符合我现在的一些文学的观念，但是我还会把它重写。
在与它跟相隔了将近20年之后，我就写了新的小说，叫做《白求恩的孩子们》。你们现在可以传一下，等下我要读。这个小说有很多值得谈的地方。当然首先这是我的第三部小说，是《遗弃》作者的第三部小说。还有一个很好玩的地方是，它首先是用英文写作的，是我的英文作业。
关于这其中的前七个故事，当时我在加拿大读书，我的一个老师是加拿大人，是一个很先锋的作家，她很瞧不起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这种“文学女王”，他们都是同龄人。我一说起玛格丽特，我觉得这个人还是很不错的，她很支持中国文学，比如支持《今天》，支持中国各式各样的民主运动，写得也不坏。
但是我的老师一说起他就像中国的文人相轻一样，会说得很难听。但是我知道她的立场，她是一个很激进的作家，我参加了她的写作班，最后要交一个很大的作业。这时我突然有了这样的想法，就开始写这样的故事。我就开始给白求恩写信，因为加拿大人有很多人都知道白求恩。我就想告诉他我们经历的事情，我们的70年代经历的事情。
（听众：你当时在那里已经看到白求恩的档案了吗？）
我之前一直在研究白求恩的档案，包括关于他的书，包括我的《通往天堂的最后一段路程》，林贤治认为这是多少年来中国什么最伟大的作品等等。他认为这是我读了白求恩档案的之后的一个解释，当然这都是之后了。
我当时是用英文写，当然得到了A+的成绩。本来只有6个故事，后来我用了一两年时间把它变成了33个的故事，也就是一个很完整的故事了。做完这些之后，我非常激动，也非常的有野心，因为我完全没有想到自己能做成这样的事情，能够完全用另外一种语言从头写到尾。
（听众：当时的33段故事有多长？篇幅是怎么样的？）
加起来可以印一本200页的书。所以我当时非常激动，我写完之后，当然要找一个人校对语言，这些我都做了。而且在做这些的过程中，我也是很有信心的。因为他们（校对者）也非常喜欢，在我写得非常喜悦的地方他们会笑，而在我写的非常悲伤的章节时他们也会哭。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是，小说里有一个主人公是个13岁的男孩子，他最后自杀了。结果我的第一个读者是一位犹太老太太，当时已经审过那一段了，她对我说：你知道吗？我有1个孩子13岁就是自杀的！哎呀，我当时就有一种很沉重的犯罪感，我之前还天天跟她在讨论，我说真不应该给你读这个东西！她说没有事，那已经是40年前的事，现在对我已经没有什么影响了。
后来她个还了告诉我说为什么没有关系。这个人物也是我的一个收获，1月份的时候我写一个急稿，后来也没有刊登。也是不限字数，随便我写多长，主要让我写国外的生活。当时我写了9个人，叫做《抑郁的迷宫》，应该很快就会出来了。《抑郁的迷宫》一共写了9个人，其中就有那个老太太，主要写了我跟她的这一段关系。
这个老太太给我讲了一个故事，她说在孩子刚刚自杀的时候，她也是完全接受不了这件事情。后来有人把她带到了一个类似这样读书会的场合，她碰到另外一个老太太，那个老太太的家里有两个孩子自杀了。她就问，作为一个母亲，你怎么能够面对这样的事情呢？那位母亲说，我告诉你吧，孩子死了就是一个事实，不要再想了。你要想他在生活中曾经带给你的美好的事情。然后她突然发现，原来在孩子自杀之前的13年里，还有许多美好的事情。她最后通过这种方式走出来了，这就是西方人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他们会觉得得了癌症是没有什么值得悲观的，还要去积极治疗，他们比较乐观。
这算是一个插曲，后来我就把这33篇文章写完了。在来香港之前，我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在《环球邮报》（加拿大最大的报纸）上读到一篇文章，介绍了《英国病人》编辑的一些情况。大家都看过《英国病人》的电影吧？这里介绍的是那个编辑，他说《英国病人》的作者第一本书出版的时候，（编辑）也是在发行人面前哭，在管理发行稿子的人面前哭，跟中国一模一样的情况，编辑哭着求他们说，这个作者真是有潜力，一定要登这个东西。别人还是很不信任的出了他的第一本书，后来又出了第二本书，这之后才是《英国病人》。
他可能算是加拿大最王牌的一个编辑了，现在是加拿大最大出版社的总裁，他出了《英国病人》后，还出了很多著名作家的作品。这个作者的经历与我的经历非常相似。我在出版作品集《流动的房间》时，当时林贤治是编辑（本书责编为申霞艳，请薛忆沩核实），一切都准备好了，但是发行人说不能出，因为现在没有人买小说集！结果还是林贤治，我至今也没有见过他，我每次去他的办公室，都发现他不在那里。我后来听别人说林贤治跟他们拍桌子，说这样的书还不出，那还出什么书？他讲了这样的话以后，我的书才顺利出版。
结果出版后，2、3个月书就卖得精光，也让那些搞发行的人知道了（有人买小说）。所以我就给加拿大的编辑海勒森·瑞格曼（原文核实）发了一封邮件，写了一封信。别人告诉我说，这种西方的大出版社是不接受私人稿件的，都是由代理人出面跟他们交涉。结果没想到一个月之后就收到了他的回信。
这对我来说已经百分之百的满足了，我根本不会去想这个稿子会怎么样。因为我不能指望自己第一次用外语写的小说，就能得到他们的出版。一般象获布赫奖的小说都要跑10家、20家出版社才获得出版。他告诉我说，你也可以投别的出版社，没有关系，是他的助手代表他给我回的信，然后我就把稿子就给了他，自己就去了香港。
他们回应我的速度很快，大概半年左右，平时新作者如果要得到出版社的回应需要1年到2年，而他们半年就给我回应了，对我说他们不能接受这个东西。没有问题，我在回国的时候，《收获》和《花城》都在拼命追我的稿子，希望我给他们一个新的东西，特别是长篇，说得很有意思，说中国文学在等待你的长篇小说什么的。
我当时因为课程还没有结束，需要继续上尤利西斯的课，读两个月以后，我把论文也写完了，就开始想来翻译我自己，可以当我写了第一个字之后，我就意识到这不可能是翻译了。我当时很痛苦，因为这么长我实在是不想（重写），因为我很想用英文写第二部小说，或者是第三部。但是我还是把我的第一部英文小说翻译成了中文，现在我觉得是对的。我大概花了5个月的时候。有人说莫言可以用3、4个月写一个长篇小说，我实在是不敢赞同，当然每个人的能力不同。
（王：据说是80天，这样写法颈椎是很疲劳的。）
据说写的很多也都是这样，昨天我听说阎连科（因为写作），脖子上还戴了个东西。然后我就从8月份开始不断的做，其实这很有意思。我那天与绍培和黄河还在讲这个问题，因为英文给了这个故事一个框架，然后汉语又给它一个语言的高度。我写完后说了句幽默的话，我说我刚发现自己的汉语写作能力还是比英文要好。
我发现小说改写成汉语后，水平大大提高了。所以我现在很羞于把英文原稿给别人看。现在很多人想要我的英文原稿看，我都不愿意。现在我更想做的就是找一个人把我的中文作品重新翻译成英文。我说我的稿子只有一个情况下会拿出来，这就是确定了翻译我作品的人，那个人说他要看，我会把它拿出来跟他切磋。
汉语和英文的差别在于，稿子的故事结构是一样，但是汉语有很多很多的细节。你们现在看到的《白求恩的孩子们》，我把这个稿给了《花城》和《收获》，他们非常喜欢，讲了很多好话，说这部作品是可以进入文学史的，是多少年都没有见过的很大的作品。
但是他们有顾虑，因为这个故事是两个家庭三个孩子的40年中国历史，其实这部作品很短，中文只有13万字多字，不到14万字的这么一个东西。那么中国历史必然就涉及到中国的方方面面，比如说文革呀、毛呀，方方面面的情况。
他们最理想的方式就是删节，做一个节选。但是他们发现我的写作是全部扣在一起的，等下我会给你们读几段，甚至一个手势、一个眼神。比如我在开始第一段写的眼神，一开始大家可能不知道我为什么用了连续三句话都是写的眼神，但是到后面的第33个故事它就出来了。可能在第六个故事中会写到他的妻子死掉了，在第四个故事中叙述他的妻子是怎么死掉的，但是读者可能要看到第20个故事，才知道他们是怎么相遇、怎么结婚的。
然后有台湾的一个老先生办的《新地》杂志，象李欧梵、痖弦等这些文坛的大名人，都在跟这本杂志合作编辑。我给他们打了个电话，他们看了1个小时之后就决定，要分期来登，然后说要出一个单行本，他们明年还要举办一个活动。当时第一届的活动我还很不以为然，但是我现在必须要保持沉默。
他们叫做“中国华语文学的高峰会议”，请了高行健等人参加，这应该是有一点派别的意思，很多的人也没去。他们也请了一些美国的知名教授到台湾，可能《南方周末》也有报道过，报道夏榆，他也去了那里。马英九也见了他们，后来他们告诉我这是一个例会，每两年召开一次。他们还告诉我说，明年的这个会议他们要把这本书作为重点，他们希望我去单独做一个讲演，还要请我和阎连科做一个对话，阎连科刚刚在香港出版了一本书，这本书同样也是在大陆是很难出的，但是很多人也说（我的书）中国也能出，现在也有很多人有兴趣在做这个事情。
这就是我要讲的话。下面我给大家读几段小说。
一开始有一段话，这段话在中国的报纸上可能要登。我有一个序言，是一个虚构的故事。我的这个作品是这样的，有一个献词，是“献给荫荫和阳阳”。这反映出我写英文的特点，我故意用阴阳来写的。但是把它翻译成中文，就不能用这个“阴”了，所以把它加了一个草字头，变成“荫荫”和“阳阳”。
我说“他们用死亡揭开了必须的秘密”。但是别人不知道必须是什么，“必须的秘密”这里“必须”是什么？之前我有一个比较有意思、有影响力的随笔，叫做《专门利人的孤独》，这是林贤治非常喜欢的一篇文章，在《随笔》上发表，转载了无数次，被誉为中国最好的随笔什么的。
里边讲白求恩的在中国的最后两年，这是他感觉非常孤独的一个时期。因为在这最后的一年中，白求恩是没有东西可以看，生活得并不好。他收不到国外共产党任何的信件，他在这两年中都没有读到过任何英文的东西，所以他可能在战场发现一些日本人包袱中的东西，如果是英文的，他就会拿起来拼命的读。这里面还提到了江青，包括别人也经常引用这个东西。他可能是第一个向西方介绍江青的人，但是他不知道江青是毛的夫人。他写过一篇很长的关于抗大的文章，介绍抗大是一个怎么怎么好的地方，“还有一个上海的女演员，她到这里，放弃所有的奢侈生活，每天在这里过很艰苦的生活，感觉非常的快乐。”他说江青“快乐得像一只小松鼠！”我后来就讨论这个“小松鼠”，我说他不知道这只“小松鼠”在当时住在什么地方？我说她当时与四个人一起住，但是她后来搬到了另外一个地方住。但是他们没有想到，这个“小松鼠”的一个很普通的地理上的改变，将来对中国的历史造成什么样的危害。
白求恩很有意思，他是1月份离开加拿大，3月份到的中国。他在离开加拿大的船上，写了两封信，一封信写给他两度结婚、两度离婚的前妻，告诉她没钱了应该找什么人帮助等等。这是非常困扰他的一个问题，他是很喜欢自己的前妻的，但是两个人在一起却不停的吵架，为了钱和别的什么东西，比如为了你的男朋友女朋友等等。这个信写得很悲惨。还有一个很小的明信片是他写给他的情人的，他的情人后来是加拿大一个极其著名的画家。白求恩是受她的影响才走上了革命的道路。那个女的非常的激进。信很简单，我把它作为我小说里的第一条引语。在信里他叫自己的情“pony”，它的意思是小马，为了体现性的特点，我把它翻译成“小种马”，我为了体现他的孤独，专门这么翻译的。
“你知道，我的小种马，为什么我必须去中国？”这里的“必须”是加了着重号，这与我写的“必须”是一样的，我写道“献给荫荫和阳阳，他们用死亡揭开了‘必须’的秘密。”白求恩到中国是有一个“必须”，但是这个“必须”是我们和历史不知道的。庸俗一点的讲，他可能很想和那个女人结婚，但是因为种种原因他不能和她结婚。显然他和他的女朋友都知道的，“你知道，小种马，我必须去中国”，因为他参加了革命，所以他就需要一个战场，他是属于那种很狂躁的个人主义者，他是需要激情的。我写的第一段就是白求恩写给他的情人的告别信。
第二段是毛泽东的《纪念白求恩》中的一句话，“白求恩这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表现在……”，而最后一段是一个疯女人，也是我这部小说的主人公，疯女人与我的一次谈话，我把真和假夹在一起，这个疯女人说“你们都是白求恩的孩子！”
接着就是这个小说的一个序，我把它单独拿出来，这可能是要在报纸上登，所以我把它单独列出来。叫做“必须之谜”，后面用了一个破折号，“——译自薛忆沩给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一封信”，我确实给她写过一封信，因为她很支持《今天》，而我与《今天》、北岛都很熟，所以我说你这么多年支持《今天》，我觉得很不错。然后我说，我曾经在《南方周末》上介绍过她的《与死者的谈判》这本书。这是她在剑桥的讲演录，后来她告诉我说这本书已经有中文的翻译了，这可能是我介绍了她的书之后才被翻译的。我很客气的向她介绍了这些情况，然后她很快就给我回信，这是很难得的，她是一个这么伟大的作家，其实是挺不错的。当然我的老师是对她是有偏见的。
我就虚构了这样的一段，但是我在信里面没有这么详细，关于我的假说，这是我的文学上的考虑，是我这样的一个中国作家和一个加拿大作家的对话，关于一个加拿大的人，对于两个国家都是如此热爱的一个人物。其实白求恩在加拿大出名是因为他在中国的事迹。
这个信是这样说，“你也许知道，白求恩一生两次结婚，两次离婚，他的两位前妻是同一位女人。在第一次结婚之前，白求恩曾经向他未来的两任妻子保证，他们的婚姻也许不会给她带来幸福，但是绝对不会让她感觉乏味！”这是白求恩给他的妻子的一封信里说的，说到你跟我结婚，可能不会幸福，但是绝对不会乏味——那是，因为他们天天吵架。白求恩的这两次婚姻都以“无后而终”。这马上就扣到“白求恩的孩子”这个主题上来了。
“在第二次离婚将近五年之后，白求恩告别了他所有的情人，包括对他的思想和生活影响至深的那位著名画家，他的‘小种马’，他最后的情人。他不远万里来到中国，他当然没有想到这是一条不归之路，他当然没有想到他与中国的结合是致命的结合，又是永恒的结合。他当然没有想到，这种结合会使他成为在新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那十年里，最耀眼的政治明星（他是仅排在四位革命导师之后最著名的外国人）。
“他更不会想到的是，与他的前两次婚姻相反，他与中国的结合，将在那最黑暗的十年里，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开花结果。作为高尚的人和纯粹的人，作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这位加拿大医生借助地球另一侧的剧烈社会动荡，用他的精神孕育了数以千万计的孩子，这是人类精神发展史上的奇迹。
“我是这数以千万计的白求恩的孩子们中的一个，30多年过去了，我仍然为这种称呼而不安和激动，这种称呼出自一个疯女人之口，它根源于她惊人的发现，她发现了我们这一代人永远不变的身份，这个疯女人是我一生中遭遇过许多疯女人中的一个，她的这个发现让我对疯狂充满了敬畏。
“我一直想写下白求恩的孩子们的故事，但是我恐惧它的真实，我知道，那严酷的真实，会限制想象空间和虚构的自由，所以我一直在推迟我的写作，推迟过去的重现，推迟意义的呈现。”
我要讲一下，绍培刚才说到我的哲学修养，这其实是一个德里达的概念，（法文）这是一个很复杂的法文，他编的一个词。就是说我们人类的，我们的生活都是在推迟一个东西。我用了这个推迟，“直到听到了那个噩耗”。你们看，我在序言中也写到了这个噩耗，好象我给玛格丽特写了一封真实的信，这个噩耗我在小说的最后一段才出来。
“直到我听到了那个噩耗，它激起了我的哀伤，又唤醒了我的灵感，我突然知道了应该怎么写出白求恩的孩子们的故事，刹那间，真实与想象在我的忧伤中融为一体。现在，大多数白求恩的孩子们都还活着，而且大多数都生活在中国，他们中的一些人正主宰着举世瞩目的中国的命运，而我的这部作品中的三位主要人物，既是白求恩的孩子们中的特例，又是他们中的典型，他们都已经离开了埋葬着白求恩的中国。他们中的两个已经死去。一个死于那黑暗的年代结束的前期，死于自杀；另一个死于80年代结束的前期，死于误杀。而唯一幸存下来的人是小说的叙述者，他背负着那两种死亡的包袱。在90年代初期，走了一条与白求恩正好相反的道路，经香港，抵挡多伦多、温哥华，最后定居于蒙特利尔。”
我也是定居于蒙特利尔，但是这个人不是我。我妈妈读到这里时问我，都说小说是要有原型的，这部小说中哪一个是你呀？我说是那个13岁自杀的孩子，我看着我的妈妈说，你不知道你的儿子在13岁已经自杀了吗？然后她就知道怎么去读这个小说了。结果她发现那个孩子的母亲很糟糕，她最后就不愿意读了。她说，我实在是读不下去了。（众笑）
其实我是把自己虚构成这样的。下面写道，“他正在这座白求恩生活过8年的城市经历着异乡的异化。我在白求恩档案中，无意中读到了他登上横越太平洋的客轮当天给他的小种马写的告别信。信中的第一句话给我带来了一个巨大的存在之谜，为什么白求恩必须去中国？我的写作告诉我，我已经在接近那用任何其他方式都无法接近的谜底。”
也就是说要揭开这个谜底，必须通过虚构、通过我的小说。我在给玛格丽特的信中写道，“我们用不同的语言写作，但是这必须之谜也许会激起我们共同的惊叹，会让我们的想象力突破语言的边界，发现共同的空间。白求恩是中国和加拿大共同的遗产，白求恩的孩子也将成为两国文学的共同记忆。”
这是我的序言，然后小说就开始了。像我的很多小说一样，在正文前有一个仿宋体的叙述，最后也是仿宋体结束，故事在中间，主要是出于很多文体上的考虑。但是我们从这个仿宋体中就可以看到、听到这个故事的一些细节。
小说的正文是这样开始的。除了写序，一般的小说序言都是作者写的，有人也在分析作者和叙述者是什么关系？这个引言就是小说正文。这里边就全是假的了，包括这个13岁的孩子也是假的。
“我是一个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我居住在蒙特利尔，我的主要兴趣在20世纪30年代。最近两年，我关于沦陷区教育状况的研究得到了历史学界的好评，而我在国内两家报刊上关于30年代的专栏，更是吸引了不少读者的注意。尤其是那篇关于白求恩档案的文章，它一发表就激起了知识界的极大兴趣，引发了对那位正在被中国的集体记忆遗忘的传奇人物的重新思考。不久前，一家北京的出版社向我约稿，约我根据在蒙特利尔见到的白求恩档案撰写一本‘真实’的白求恩传记，传记计划于2009年11月12日出版。”
我的小说是结束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夕，所以就讲了1972年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夕的那段历史。
“那天正好是那位出身于安大略省的加拿大医生在中国河北省西部的一座偏远村庄辞世70周年的纪念日，我接受了他们的约稿，但是我不同意他们对所谓‘真实’的强调，我认为任何一部准即都是有偏见的，‘偏见’和‘谎言’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真实的一种形式。我在那篇关于白求恩档案的文章中就已经指出，白求恩档案可以分为保存在加拿大和保存在中国两个部分。保存在中国的部分发源于白求恩的孩子们都能背诵的那篇著名的文章，它是建立在想象和权力之上的档案。”
你们都知道这是什么文章。
“毫无疑问，它比保存在加拿大的‘真实’的档案对中国读者来说更加真实。更有意义，它是中国历史的，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中国人精神的一部份。我将撰写的传记的价值应该在于发现这两部分档案之间的内在联系，而不是夸大它们表面上的矛盾，历史的真实其实就隐藏在那种神秘的联系之中。
“我的编辑并不理解我的历史哲学，但是他们尊重我的意见，他们预言我的偏见和我将充分利用的白求恩档案会让我撰写的传记获得巨大的成功。
“最初两个月的准备卓有成效，到11月中旬，我已经完成了三分之一的研究工作，这段时间的最后，发生过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它并没有影响到我的进度。”
你看，我也没写这个事情，到最后才提到的。
“但是它并没有影响到我的进度，我如此满意、如此陶醉，甚至都没有意识到冬天的到来，然而冬天的确已经到来了。
“为什么？我的邻居那天凌晨的叫喊声告诉了我季节的变更。她是一位美艳无比的黎巴嫩女子，她的男朋友三年前派到香港去工作，她总是在夏天去那里看他，而他总是初冬的时候回来休假。他们喜欢在凌晨做爱，那是我脆弱的睡眠即将进入深睡阶段的敏感时刻。她畅快的叫声会持续很长的时间，她令我身体亢奋，同时令我精神沮丧。她激起我忧郁的乡愁，以及我对自己荒诞的生活道路的感叹。”
因为他（主人公）是一个人，他妻子在十几年前死掉了。
“结果总是那样简单，第二天一整天我都会精神恍惚，完全没有精神专注于研究和写作。我尝试过调整自己的生物钟，让难得的熟睡避开邻居惊心动魄（也许应该是惊天动地）的享乐，但是一直没有成功。我的邻居非凡作战的能力最后终于将我拖垮，我典型的忧郁症状又出现了，我开始失去了对传记的激情，开始不思饮食。”
我的小说里面，都是在忧伤，和欧宁他们《天南》的人说看了如何如何的感人，因为中间有很多的笑料间隔，后现代的配点。
“我开始不思隐私，我开始幻听。一天深夜，我刚躺下不久，一种剧烈的疼痛猛击我头部的右后侧，接着又是一阵刺痛，接着又是一阵更加猛烈的刺痛。我的脖子很快就僵直了，连基本的摆动都无法完成，我艰难地爬起来，费劲地穿好衣服，吃力地朝不到两公里以外的犹太总医院走去。”
这是蒙特利尔一个很有名的医院。
“坐在急症的候诊室里，我仍然听到邻居放荡的叫喊声，在让我在头部阵痛的间隙感觉到一种非常奇特的酸楚。我的身体忽冷忽热，我好象在远离现在，远离生活，远离自己。一个衣着褴缕的老妇人走进候诊室，她拖着一个塞满空瓶子和旧报纸的小拖车，她分散我对邻居的叫喊声的注意。我觉得她有点面熟，但是却想不起来在哪里见过她。”
这是我的“阴谋”，因为我在后面写了很多疯女人，中国的，三十年前的，所以我说看她很面熟。“她骂骂咧咧地朝那个窗口走去。”
台湾就很讨厌，因为字体转换，窗口就变成了视窗，出租车变成计程车。
“旁若无人，她讲的既不是英语，又不是法语，她走进窗口后，对立面的人骂骂咧咧的说了一大通，里面的人连头也没抬。老夫人的表情没有变化，她拖着塞满破裂的小拖车骂骂咧咧地走开了。她每天在这里闲逛，这个疯女人。
“我听见接待窗口里的人，对一个候诊的病人大声解释说，因为别人在责备里的人什么的。又一阵剧烈的疼痛，在头部的右后侧，这是为什么？”
这要到第20个故事的时候疯女人就出现的了，到时我给你们读一段。
“我费劲地扭动脖子，朝候诊室的入口望去，那个老妇女的背影正好从那里消失了。我从前哪里见过她，我惊恐地闭上眼睛，提出这样的问题。我不是在问自己，我在问突然出现的那个幽灵，在最近这两个月中，他不断地出现在我的眼前，他用以往的目光出现在我的眼前，用迷惘的目光盯着，让我在相信与怀疑中间犹豫不决，我总是惊恐地闭上眼睛。这时候一种强烈的冲动压倒我头部的疼痛，我想与他交流，想告诉他我们经历的一切，与他有关的一切。”
这是幽灵，白求恩的幽灵。
“我从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至今已经将近40年了，这是从来没有的冲动，此刻就站在我的眼前，尽管闭上眼睛，我还是能够看清楚他的表情。那与他贴在小学教室上的画像的表情非常的相似。‘你能不能告诉我，我从前在哪里见过她？’我低声问到。”
这是我的小说一个很大的特点，我写这么长一段，但是我始终没有说他白求恩，到这里才开始写。
“这是我第一次，用第二人称来称呼白求恩大夫。在过去将近40年的时间里，我与他有那么密切的关系，对他却从来没有过亲近的感觉。第二人称带给了我亲近的感觉，我很激动，很振奋，奇迹立刻出现了，我头部的疼痛戛然而止，而往日的记忆汹涌而来。我突然有那么多的话想说，想对他说，想对你说。
“传记或者其他形式的写作突然变得那么的间接，那样的不真实，我必须对你说话，直接对你写作。只有这样，这种直接才能呈现我们之间复杂而真实的感觉。我充满感激地走出了候诊室，我的步伐轻快、感觉清晰。与我走进候诊室的样子相比，我完全象换了一个人，我想马上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开始直接对你说话。当然我没有忘记拐进那家超级市场。”
这是小说里边很重要的一个情节。
“我期待着那种奇迹般的热身。（这是要到小说的最后才知道怎么回事。）但是我没有得到满足。这让我感到一点意外、有点失望。对你直接说话的冲动有什么样的关系？（这也是一个谜）。在工地的入口处，我被鲍勃（译音）拦住了，他是我在大楼里关系最近的邻居之一，我们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见过面了，我停下来与他握手。他像往常一样有很多话要说，他首先抱怨，他刚才从电视里面看到美国校园发生的枪击案。
“‘这个世界完全疯了。’他说着，停顿了一下，显然是等待着我的回应。我盯着他，但是我知道我正在盯着你，我没有与任何其他人交谈的兴致，我只想尽快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尽快打开电脑，尽快建立一个新档案，尽快将往日的记忆在电脑的硬件上固定下来。今天是2007年11月18日，亲爱的白求恩大夫。”
这是我的正文开始了，整个小说33个故事，每个故事以“一个”开始的，比如说一个异乡人，一个女孩，一个什么东西。但是读到正文之后，你很快就会注意到，这里的一个其实都有两个，我花了很多的笔墨来讲这个女孩，其实我讲的是后面那个女孩，有点类似于卡尔维诺的《看不见的城市》，在每一个城市里面，总是有一个看不见的城市，后来他的想象力发挥到极致，甚至有第三个城市。很有名的（一句话），当你在两个女人中间犹豫不决的时候，第三个女人就出现了。（众笑）
我先读第一段，叫做“一个异乡人”。
“亲爱的白求恩大夫，我刚从医院回来，在回家的路上，我拐进了位于玛丽女王大道交界处的那家超级市场。（什么是超级市场？你也许有这样的疑问，这是你从来没有听说过的词，）”
因为在我的写作里是讨论汉语、语言的变化的，这些讨论会不断出现。
“在我的写作里面，会听到一些你从来没有听过的词，它们也许成为我们的交流的障碍，当然我会避开这些障碍，但是不能完全避开。我之前在想，是不是每次遇到这样的词都要停下来，给出一个简单的注释。但我现在觉得那样做不切实际，它不仅会打断我自己的思路，还会让我们的交流磕磕碰碰。很多你从来没有听到的词，并不会妨碍你的理解，因为一方面，他们可能有词源上的提示，比如说超级市场，首先是一个市场，你应该很容易想到这点，而另外一方面，所在的语境有很大的帮助。不过为了方便你的理解，我会在适当的时候，将你没有听到过的词，挑出来，来阅读我写作的专用字典。”
本来我想做一个，但后来我没有做，觉得没有必要。
“这样，一旦遇到理解上的困难，你只要查找一下字典里的解释，就会豁然开朗了。将近70年过去了，这样的时间，足以令语言发生很大的变化，它对城市的影响就更加显而易见了。
“是的，我现在居住在蒙特利尔，但是这个城市肯定已经不是70年前你曾经居住过的那座同名城市了。它的建筑、它的街道，它的居民肤色和语言，它的记忆，它的欲望，所有这一切都肯定与你70年前离开的时候很不一样了。
“这两座同名城市，还因为你的离开和我的出现而不同。将近70年前你离开了他，那时候你已经是这座城市里的传奇人物，但是并没有全国性的声誉，更不要说国际性的声誉。你因为离开，因为不再回来，而变成你祖国的传奇。我的出现正是这种传奇的结果和见证。蒙特利尔是移民城市，我是生活在这里无数异乡人的一个。从你的传奇的角度来考虑，我更是非常特殊的一个，我的出现根源于你，根源于你70年前在中国的出现，根源于你在中国的异乡人的经历。”
所以这一个异乡人，好像是写我，但是也有写他，总是两个。
“我觉得自己只是你的影像，孤独地晃动在时间的河面上。如果这个城市不是你的城市，我肯定不会出现在这里。你知道，亲爱的白求恩大夫，我为什么必须来到这座城市。”
我玩他的那个词，很有力的一句话。
“我记得你在登上去中国的客轮之后，写给你的小种马的临别赠言，我可以模仿你的句型来强调我们之间的关系，我是你在中国留下的无数孩子中的一个，你是我们一直寻找的父亲。
“我不知道是不是唯一一个因为你而生活在这个城市里的人，我们的特殊联系会让我经常想象你在这个城市里的生活场景，比如你怎样站在街头演讲，你怎样站在画布前作画。”
他是一个很好的画家。
“甚至你怎样与情人做爱。我曾经想象你躺在舒适的沙发上阅读斯洛的《西行漫记》时的神态，我知道那本书又一次激发了你对异乡的想象，和你对异乡的冲动。”
白求恩从西班牙回到蒙特利尔，有一年多不知道干什么，然后有很多个人的问题。但是他从西班牙回来是一个很传奇的事情，他在西班牙有一个很漂亮的女朋友，据说别人都看到他们在床上怎么样，但是后来那个人被共产国际认为是间谍，所以加拿大共产党就很快把他招回来了。有一个很有名的档案公开了，就是白求恩这个事情，包括白求恩本人他们也怀疑他，因为他喜欢画画、喜欢拍照，看到一座桥梁就会画得很认真。
这当然是对他的排斥，我觉得他是一个个人主义者，他不属于任何组织，但是那个女朋友应该是一个间谍。
“你开始想象被困在中国西北的革命家们，你渴望走进他们中间，成为他们中间的一员，我想象你怎么想象自己作为异乡人在中国的生活。你对中国的想象，与你见到中国相冲突吗？你在我的这些想象中复活，这对我非常重要，因为我是因为你来到这个城市里的。有一天我坐在书店的咖啡厅了，我突然想象起了你正在整理行装时的表情，你一定没有想到自己不会再回到这个城市里来，你的表情中没有任何的忧虑。我想象你将那台著名的打字机装进了一个简陋的大木箱里。
“亲爱的白求恩大夫，我将来一定要告诉你，我为什么要拐进那家超级市场，从表面上看，它只是一次普通的购买，我匆匆走到乳制品的货架前，弯下腰取出了一瓶2升脂肪含量为3.25%的鲜奶，我检查了一下封口上的日期标记，然后走进了付款的通道，我会向你坦白，这看上去很平常的购买，为什么对我那么重要。
到了第33个故事才揭开这个密。
“在写作之前我没有得到期待的热身，我非常失望，我的失望与购买本身没有任何关系，我的失望是因为……我将来一定会告诉你，我相信我的理由会得到你的理解和同情，这理由再次证明了我和你，以及我们与这座城市之间的特殊关系。现在我终于开始给你写信了，我好想是一座需要爆发的火山，我有那么多事情要告诉你，我要将他们的大脑移植到我的电脑上。糟糕，又是一个你从来没有听过的新词，我不知道你是否能够从汉语的这种隐喻性的说法中猜出它的功用，它直接的翻译是电脑，这也许更让你费解，不过它倒是提醒了我，你可以勉强地把它理解成或者误解成打字机。打字机是你的遗物中最让我感动的物品，作为一个异乡人，你在中国的生活离不开中国，你通过打字机与离你远处的世界交谈，这种交谈是你这个异乡人克服孤独的重要方式，打字机懂得你的语言，打字机懂得你的思想。你又将我用来与你交谈的这种‘新机器’当成你的打字机吧。”
新机器这里我又用了个引号，因为这涉及到70年代的一个故事。
“哈哈，新机器，这个词又让我想起了中学时代，生理卫生课上的那位代课老师。一个半小时以前我在书桌旁坐下，接通了这个打字机，开始跟你写信。为什么要‘接通’打字机？你也许又要问了，这个动词会让你意识到，我的这台打字机跟你在抗日前线使用的那一台其实有很大的差别。你在中国那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也许是你一生中最孤独的时间，你用那台打字机跟加拿大的同事和朋友写信，”
这是史实，写了很多信。
“但是却只收到过很少的回信。你也用它给你‘最伟大的中国朋友’写过很多信。这是《纪念白求恩》篇著名的文章告诉我们的，文章还告诉我们，他只给你回过一封信，还不知道你收到没有，你是否收到这封信？是的，我的打字机需要通电才能工作，我正在给你写信，我应该比你更加绝望，因为我不可能收到你的回信。我想写下我们经历过的那些所有与你有关的事情。我知道，如果不是因为你，如果你没有在1938年的1月5日在温哥华登上那艘著名的邮轮，如果你没有在同年的3月底走进那个著名的窑洞，如果你没有在5月份被送上前线，如果第二年的11月份，你没有在做手术时割破自己的手指，如果你没有因为感染而离开人世，如果你的死没有惊动你的伟大朋友，如果他没有在一个月后发表那篇八百字的文章，所有的这些事情都不会发生。我的生活就会是另外一个样子，我们的生活就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我的这种需要通电才能够工作的打字机也许会让你好奇，在你生命中最孤独的一段时间里，电已经远离你的生活。”
这是我在他的档案中读到的，他当时很想看到电灯，很想看到在电灯下跳舞的女人。
“那是你自己的选择，你在文明和落后之间选择了落后，而你同时会确信你的选择是进步。我知道你在中国的所有手术都是在煤油灯下完成的，你的眼睛已经开始老花了，我知道你在煤油灯下看到的是越来越多的阴影。更会让你好奇的时候，我的打字机还具备一定的智力，这是汉语称它为‘电脑’的原因。因为这种智力，我的打字机意识到此刻我正在给你写信，一个周到的问题从它的屏幕上——是的，这台打字机还有屏幕，就像你从来没有听说过的电视一样——弹出来，‘你需要帮助吗？’是的，我正在写信，我对我的打字机说，但是我的收信人是白求恩，一个杰出的外科医生，一个坚定的革命者。”
因为他们告诉我说，包括很多加拿大人都不知道白求恩是什么人了，我要找一个机会去介绍这个人。
“一个杰出外科医生，一个坚定的革命者，一个失败的艺术家，一个不断追求女人，却无法得到爱的，不断受伤的男人。一个与自己的战友没有共同语言的战士，一个不停地写信，却无法收到回信的孤独者，一个渴望回到自己的故土和母语，却‘必须’死于起程前夕的异乡人。”
因为白求恩最后要回去了，已经全部办好手续了，全部计划好了，他说还要回来，但是在出发前夕，他死了。
“这是一个渴望回到自己的故土和母语，却必须死于起程前夕的异乡人。激动让我停顿了一下，他已经死去将70年了，”
这是我对电脑在讲话。
“他只是偶然出现在我眼前的幽灵，我接着问：‘你能给我什么样的帮助呢？’
“亲爱的白求恩大夫，我不可能完全按照时间的顺序再现过去，我想告诉你的所有的这些事情，是我记忆中的碎片，甚至一些甚至是时间标记都已经模糊的碎片。就像那些年代久远的……”
（2011年8月18日 乖乖老鼠录音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