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主笔 黄河
2003年1月23日至25日，全国银行、证券、保险工作会议相继在京召开。周小川、吴定富、尚福林三位金融掌门人刚于2002年10月末先后到任，在这次被业内期待已久的“72小时”，一直关注着中国金融改革动向的人们终于听到了金融改革最新的声音。
主管金融工作的温家宝副总理在1月24日上午的讲话里，强调了金融在现代经济中的核心作用，强调了金融在资源配置、防范金融风险和国民经济建设上发挥杠杆作用的重要性。同时强调了提高金融服务水平的重要意义。
对于刚刚经历了过去一年“痛苦震荡”的中国证券期货市场来说，前后两任证监会主席在此次会议中的讲话无疑被视作未来市场走向的一个“风向标”。
前任证监会主席，现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讲话中强调，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金融业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也对金融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在督促商业银行进一步提高资产质量，降低不良贷款比例，加快建立现代金融企业制度的同时，着重提到加快现代支付体系建设，提高金融服务水平的重要性。
现任证监会主席尚福林则指出，我国证券期货市场是“新兴加转轨”的市场，目前还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他特别提出，证券期货市场规范发展的目标是长期的，推进目标实现的具体工作是有阶段性的。解决当前问题要有长远考虑，安排近期工作要结合长远规划，避免给长期目标的实现造成新的障碍。
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次会议前后，国内的一些专业媒体和市场人士以空前激烈的态度发出了“拒绝熊市”的合声，并对过去几年政府有关管理部门（尤其是证监会）的工作思路提出了强烈质疑。
对此，有观察人士作出了如下解读：“一个是要解套（中小投资者），一个是要维护既得利益（由券商、银行、各式各样的国有机构构成的既得利益者），一个是要乘势(乘熊市之力)而成为英雄（民粹派），昔日琴瑟不合(甚至是相互冲突)的三股力量，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方式发出了同一个声音：拒绝熊市。”
这三股力量中，既得利益派是市场的主导者，同时也是过去十几年的股市发展中的最大得益者，因此他们有关“发展”的惯性思维比任何一派都来得强大。同时他们也是在最近一次惨烈的熊市里被套得最深、损失最大的群体，但正如观察者所指出的，这种遭遇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该利益群体在市场上的乱砍滥伐而导致严重的“生态失衡”。
对于希望尽快解套的中小投资者来说，不管叫做被挟持也好，叫做共患难也罢，在过去一年的熊市中，他们不得不与昔日的对手——既得利益派“一个鼻孔出气”，因为市场的急剧下滑已经让他们连“入场资格”都快要被取消了。在这一点上，既得利益群体的确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民意。
而对舆论和思想界的“民粹派”来说，更大的目的在于争夺话语权力，有人指出这一派在股市争论中，最响亮的论点就是“反洋”，股市中“阴谋论”就是这一派的发明。“熊市可以毁灭人，但同样可以造就英雄。股市中的民粹主义者是这个英雄‘职位’的主要候选人。他们既反洋务，又天然的代表中小投资者，没有什么人比他们更有竞争力了。”
作为这股舆论力量所批评的对象，证监会则在第四任证监会主席周小川上任后的两年时间里被视为“洋务派”的大本营。这一批主要由有西方教育背景的研究人员构成的派别，经常被人调侃的称为“海龟”。对于这一群体，有业内人士作出了这样的评价，“虽然有人经常将海龟们扣上外国投行代理人的帽子，而民粹派则索性毫不掩饰的将他们称为买办。但公平的说，这群人更多的是一个知识共同体。而这群人之所以被扣上利益集团的帽子，则是因为他们出于同一种教育背景而对中国股市得出的一致结论。”当然，海龟们可们也会犯极大的错误，因为“他们看到了泡沫，但并不了解泡沫的中国原因，因而他们很难知晓泡沫破灭的后果。”
表现在舆论上，便是“发展派”对“洋务派”的围剿。我们认为，这种“不约而同”一方面展示出中国经济体系中的一些深层矛盾和结构性缺失；另一方面，也包含着某些市场人士对过去数年中国证券市场改革思路的误解甚至“误读”。正因为如此，我们觉得有必要在新的一轮金融改革展开之际，重温一下过去三年中国证券市场所走过的路，或许这对我们更清晰地看清自己今天所处的位置不无裨益。
在试图重温历史的时候，我们选择了证监会这一独特的角色，周小川主席领导的中国证监会在过去两年之内是争议最多的市场化试验场之一，加之中国作为新兴市场的背景，这里也注定成为批评家们最爱驻足的领域之一。我们做出这一选择，不仅因为作为中国证券市场的直接管理部门，证监会的政策对市场有着深刻而无可替代的影响；同时也因为证监会在这场改革中，自身角色的嬗变也反应出政府与市场之间微妙而意义深远的互动关系。
银行家的思路
2000年2月24日，中国证监会第四任主席周小川走马上任。
仿佛是为了替这位新上升的主席添点热闹劲儿，就在他上升前不到10天。2000年2月15日10时11分，亿安科技（0008）这只两年前每股市值仅8.34元的地产股在套上“高科技”的虎皮后，竟一鼓作气冲上了100元，成为自1992年沪深股票实施拆细为1元后第一只“百元大股”。
而就在此前一个月，2000年1月3日，证监会副主席高西庆与中国政法大学方流方教授、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张维迎教授在北京大学工商管理研究所展开了一场后来在业内广为流传的对话。话题很大，叫“中国资本市场向何处去”。
这场影响甚远的对话流传出去后，除了张维迎教授关于“中国改革就是画斑马”的比喻“一夜成名”外，刚刚上任不到半年的高西庆对证监会功能的定位也引起了有心人的注意。按张维迎教授的归纳，证监会的定位或者它的作用就是“专门防骗子”。而这与以前人们所理解的证监会就是“专管发股票”的角色之间的差距可以说有着“天壤之别”。
就在这种背景下，有着“改革学者”之誉的周小川从建设银行行长任上前来证监会“就坐”，这位从1991年开始就介入中国金融管理（时任中国银行常务董事）的改革派学者此后又历任中国银行副行长（1991年～1995年）、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1995~1996）、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1996~1998）、中国建设银行行长（1998~1999）。作为一名深谙中国金融体系现状与改革关键的学者型官员，周小川在上任伊始，更多地保持着他一贯低调务实的风格。
如今回首2000年，还有不少人在怀念那时股市的风光，那是个被称为“中国股市史上最辉煌的一年”。
据美林证券的一项统计，2000年，在全球最主要的38个股票市场中，只有6个国家或地区的市场指数上升，而中国股市的表现则居全球之首。那一年中国股市各指数平均上涨超过50%，其中上证B股指数较上年上涨了136%；那一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总数突破了1000家，两市总市值达4.8万亿元，无论是绝对数还是增长量皆创历史记录；那一年沪深两市发行新股、增发、配股等共筹资1554亿元，在沪深两市开户的投资者人数达到了5796万户，全年股票成交总额达6.08万亿元，绝对值和增长值皆创历史记录。
同样是在2000年，“中科系”股票跳水事件、“基金黑幕”事件以及ST郑百文强行重组事件让市场终于不得不正视“庄股”的泛滥，并由此而引发了一场延续至2001年上半年的股市大争论。这场争论与国有股减持风波一起被有关专家列入“应该被载入史册”之列。
除了不多的几次讲话以外，周小川依然沉默着，直到2000年底，这位自上任以来一直被认为“神神秘秘”的新任证监会主席终于开口了，在这一年12月举行的“2000中国上市公司成果博览会”期间，周小川作了后来被市场视为其“施政纲领”的主题报告，题为《在规范与发展中迎接新世纪的挑战》。
在这次讲话中，周小川充分体现出了一位亲身经历并参与中国重大经济改革的银行家的视野与思路。在充分肯定了中国证券市场过去十年所取得的成绩后，周小川强调，21世纪初中国证券市场还应以规范化为目标。在谈到包括证监会在内的证券券市场管理部门的责任时，周小川表示，在做好市场规范化工作的基础上，监管部门也应该转变观念，“要逐渐明确哪些应该管，哪些不应该管，如何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把监管工作做好。”
除了监管工作外，周小川还从中国经济结构发展的角度谈到了证券市场存在的三大不足：一是资本市场的产品品种还很不足，而且还很不平衡。比较明显的是债券品种的不足,其它品种的不足包括指数现在还没有交易，还基本没有衍生产品；二是中国证券市场在国际化上的差距，这一差距包括证券业界的治理结构、单一货币市场（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不可兑换）的管理方式和缺乏衍生品市场与多市场（外汇市场、股票市场、期货市场及其他衍生品市场）联手操作的管理经验，概而言之就是中国目前只有简单市场上简单管理的经验；三是证券市场在市场结构、层次方面的不足。
对此，银行家出身的周小川以数据来说明，他指出目前中国储蓄率大约达到30%，而在这部份储蓄的使用方式上，资本市场筹措资金的数量和银行贷款的数量相比还是1：10的关系。这种关系表明，一是直接融资的比重还相对比较低，还有很大的潜力，二是会使银行承担过大的风险。
在随后的两年中，我们看到证监会出台的一系列改革措施都可以在周小川的这篇报告里找到思路上的源头：为了规范市场和加强监管，证监会出台了包括股票发行、会计审核、基金管理在内的一系列政策；为了增加市场品种和层次，证监会大力推进二板建设、“超常规”发展包括开放式基金、中外合资基金在内的机构投资者，并竭力推动企业债市场的建立；为了提高监管部门管理复杂市场的能力与经验，证监会参与并举办了一系列大型国际研讨会，并在反复研讨的基础上，开始尝试引进QFII与QDII等机制。
在报告的后半部份，周小川谈到了中国证券市场上的两大遗留问题，一个是A股与B股市场并存的问题，他认为这个问题本质上讲是由资本项目人民币不可自由兑现条件下产生，这方面真正的最彻底的解决办法，还是要等待货币完全自由兑换，届时这个问题就会百分之百地迎刃而解。
另一个则是国有股减持的问题，周小川主席用相当的篇幅谈到了他对国有股减持的理解及担忧，他一再强调“流通”与“减持”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指出允许一部份国有股流通和国有股大幅减持是两回事，并担心许多人把流通与减持混为一谈可能对市场造成不利影响，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担心“不幸而言中”。
证监会的新角色
从“专管发股票”到“专门防骗子”，证监会在这一角色上的嬗变是以自我权力的限制为前提的。2001年3月17日，股票发行核准制正式实施，一直被视为证监会权力象征的上市审批制至此“寿终正寝”。然而，对于证监会来说，这一角色的转变却远非那么简单。
2001年7月10日，海南凯立状告证监会一案二审判决，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驳回证监会上诉，维持由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的一审判决，判令中国证监会“依法审核海南凯立的上市申请，并在60天内作出决定。”
在这场被称为“浓缩了中国证券市场近10年的发展历程”判决中，证监会一方面不得不接受一项自己已经难以完成的任务——在取消审批制后，却必须按司法程序重拾这一“审批”权利；另一方面，也不得不面对着过去十年所结出的苦果，正如其代理人在二审上诉状上所陈述的那样，：“一审判决表明，司法机关不再承认地方政府和中央企业主管部门原有的、推荐股票发行指标企业权力的效力，不再承认现有的百余家企业已经得到的1997年股票公开发行计划指标，会对全国股票发行工作和财政金融改革产生影响。”
尽管如此，改革的步伐并未因此而停滞下来。我们可以看到，随着核准制的推出，整个市场结构正发生着一场结构性的变化：由于核准制的需要，上市公司在信息批露和财务规范方面大大加强，原本在审批制度下“走走过场”的会计审计制度和包括会计师、券商在内的一系列中介被推到了监管第一线，从而引发了一场关于会计制度和会计行为规范的大变革；监管重点从原来的“审查上市公司资格”变成“审查中介资格”和“监督信息批露”……随着这一系列改变的发生，原来在审批制下“游刃有余”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与压力。
2001年2月，周小川在“中国发展论坛”上强调，上市公司质量是中国资本市场改革与发展的中心问题，也是中国资本市场的基石，但当前的基础不够稳固。他认为，早期上市公司出现的主要问题是改制不到位、行政干预过多，使得企业不太象公司就匆匆上市筹资；随后出现的上市公司质量问题则是虚假包装虚假信息操纵股价。
而要改变这一状况，需要市场各方面的力量来规范运作，尤其是要提升会计准则，周小川认为“这不仅对上市公司的内部管理十分必要，对于投资者做出客观判断也非常重要。”
周小川说，当前是考虑会计准则是否可以与国际接轨的时候了。由于中国企业开始寻求海外上市，外国投资者也日益关注中国股市，会计准则如果不接轨的话，不仅会加大工作量，更会出现理解和解释上的问题，中国证监会将参照国际会计准则，提高中国上市公司的披露标准。会计事务所也应该考虑引入国际合作和竞争，以迅速提高服务质量。
在证监会2年多的时间里，业界人士评论周小川主要政绩是坚定地推进了资本市场的市场化取向，比如简化了证监会的行政审批，比如推进了发行方式的核准方式。
在机构投资者培育方面，自2000年10月12日发布《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试点办法》后，至2002年底，开放式基金从最初的华安创新、南方稳健成长、华夏成长3家，快速增加到17家，募集资金达447.9503亿元，占基金业全年募集资金总额的78.8％。
在市场化方面，除了核准制的推出外，2001年2月20日，中国证监会发布《亏损上市公司暂停上市和终止上市实施办法》。证券市场上市公司的进入与退出，都朝市场化迈进了一大步。此外，证监会还积极推动创业板市场的尽快推出。只可惜周小川任内未能如愿。
2001年7月，美国《商业周刊》“亚洲之星”评选中，把周小川评为“决策者之星”。评选说明认为，在周小川履新以来，证监会出台的一系列引人注目的改革措施——诸如变“审批制”为“核准制”、引进国际会计准则、出台“退市令”、对操纵股价的违规行为进行严厉处罚等——使得中国的证券市场在深化改革、加强监管和规范化建设方面前进了一大步，越来越像美国的“华尔街”而非赌城“拉斯维加斯”。
而在这一系列改革措施的后面，是周小川对证监会角色的反思——在2002年底即将离任之际，周小川在“中国资本市场的组织结构”这一报告中再次提出了这个问题，指出“证监会面临的难题和挑战是在经济转轨过程中，如何淡出国有所有者色彩的问题。”
周小川指出，为明确监管者的角色，近年来证监会一直在进行多方面的努力。第一，明确提出证监会不是上市公司的主管单位，不是所有者代表。尽管上市公司中国有股占的比例较大，但是证监会并不是父母官，不是所有者代表。第二，证监会明确提出把保护投资者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但是这种角色的新定位需要一个逐步认同的过程，目前证监会的裁判员角色并没有被完全接受，还有不少投资者认为证监会站在某一球队一边。对此，他寄希望于十六大报告中提出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的体制”。相信这一体制将“对于证监会明确其监管者而不代行所有者的定位提供了制度保证。”
监管风暴与减持风波
对于证监会来说，2001年应称之为“规范管理年”，周小川主席在2001年2月16日举行的“中国发展论坛”上，明确指出改善上市公司治理结构和提升会计准则是证监会下一步的工作目标。
这场被称之为“监管风暴”的市场整顿以2月26日证监会发布的《关于规范证券投资基金运作中证券交易行为的通知》为序幕，至7月份银行大力清查违规资金达到顶点，全年共出台各项规定和通知达上百个之多，仅有关信息披露的就有20多个，其密集程度甚至超过同期上市公司的招股说明书，创下证监会成立以来的历年之冠。
2001年1月中旬，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表示，今年要加强银行信贷监管，防止出现新的风险，注意和制止信贷资金违规进入股市。紧接着，2月26日，证监会发布了《关于规范证券投资基金运作中证券交易行为的通知》，于是，打击证券市场违规交易的序幕拉开。
由于基金黑幕、郑百文造假等严重违规事件曝光，证监会开始严查上市公司及中介机构的造假行为。3月23日，证监会公布对10家基金管理公司的调查结果，因博时基金管理公司异常行为突出，决定对其使用不正当交易手段买卖股票是否构成证券欺诈进行立案调查。4月，证监会对联合操纵亿安科技股票价格的广东4家投资顾问公司开出中国证券史上最大的罚单：决定没收他们的违法所得4.49亿元，并处以等量的巨额罚款；4月23日，PT水仙成为首只被摘牌的上市公司，根治了中国证券市场“有生无死”的顽症；9月初，银广夏利润造假被立案稽查，涉嫌犯罪的有关责任人员也被依法移送到公安机关追究刑事责任。新组建的稽查二局，则为打击证券犯罪提供了更加有力的保障。
在这一年中证监会查处的大案包括中科创业、亿安科技、郑百文、麦科特、银广夏、东方电子、蓝田股份等名噪一时的上市公司，许多案件被移送司法部门。
应该说在2001年国内和国际经济的一片震荡之中，证监会的声音和思路更多地被淹没在市场的喧嚣声里。尤其是在国有股减持方案出台后，作为证券管理部门的证监会在面对整个市场的指责与批评时，不得不陷入被动的沉默状态，或许正因为如此，在2002年周小川离任之际，才会再一次重申证监会作为“监管者”而非“所有者”的市场定位。
2001年6月12日，久经酝酿的《减持国有股筹集社会保险资金暂行办法》公布，这是财政部牵头，联合计委、证监会等五部委报请国务院批准的。《办法》公布后，财政部部长项怀诚和周小川在不同场合都称其为利好，说这是一个双赢的方案。
但投资者却不这么认为，他们用脚投票——以上证指数为例，6月底到7月底共跌去近300点，跌幅近14%，创下沪深股市实施T＋1交易制度以来最大的单月跌幅。减持方案的出台引发了市场的激烈争论，10月22日，减持方案被紧急叫停，市场又演绎了蔚为壮观的大盘涨停。在这次叫停中，证监会起到了关键作用，以致于后来媒体上出现了这样的描述：
10月22日，股市的神经越绷越紧，下午3时，周小川像唐·吉诃德一般拎长枪跨瘦马直奔国务院。晚7时周回府。晚9时，中央电视台宣布，国有股减持办法暂停。
这项由五大部委联合调研，由财政部主持的国有股减办法，只实行了3个月就被证监会一家宣布暂停了，到了2002年6月更进一步废掉了。对于这个结果，周小川是应该高兴还是悲哀？是屁股的高兴还是脑袋的悲哀？是周小川战胜了财政部等行政的大风车，还是向股民、券商、上市公司这些另外的大风车投降？
国有股减持相关政策
2001年6月12日，《减持国有股筹集社会保险资金暂行办法》公布；
10月22日，国有股减持办法暂停。
2002年1月27日证监会发布国有股减持方案阶段性成果A
1月30日证监会规划委表示：国有股减持将注重保护投资者，以实现多赢为目标，取得多数流通股股东的支持，在方案成熟时稳步实施，使市场在稳定中发展(相关,行情)。
6月24日国务院决定停止减持国有股B
9月16日退市公司重组后股份可全流通C
9月17日中国证监会有关负责人在回答媒体关于退市公司资产重组后全部股份可流通的询问时指出:证券业协会的措施目的在于鼓励退市公司实施实质性资产重组,尽快恢复退市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最大限度地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主板市场没有全流通考虑
11月04日上市公司国有股法人股可向外商转让D
（A–该方案的主要内容是，用一部分非流通股，在全流通预期下，向全体投资者公开竞价发售。同时，根据全流通股价与市价的差额，通过配股或送股的方式，对流通股股东的损失进行补偿。从而在稳定的市场运行条件下，实现国有股减持和非流通股的流通。
B–国务院决定，除企业海外发行上市外，对国内上市公司停止执行《减持国有股筹集社会保障资金管理暂行办法》中关于利用证券市场减持国有股的规定，并不再出台具体实施办法。
C–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了《关于改进代办股份转让工作的通知》，退市公司列入代办转让试点范围，在代办股份转让系统，退市公司重组后股份可全流通。
D–经国务院批准，证监会、财政部和国家经贸委联合发布《关于向外商转让上市公司国有股和法人股有关问题的通知》，允许向外商转让上市公司的国有股和法人股。允许向外商转让国有股法人股，把中国证券市场并购重组推向新阶段，将提升中国上市公司整体质量，为中国证券市场的持续稳定健康发展打下良好基础。）
我们再也回不去了，是吗？
周小川上任之时，正值大牛市中途，2000年2月24日上证综指为1634点，期间曾于2001年6月14日创下2245点的历史新高。而他离任之日，上证综指已下跌至1382点。疲惫地回到了3年前的起点。
就指数而言，市场仿佛从终点又回到了起点。然而除了指数之外，许多东西都变了。
从市场结构来看，自从2001年9月两只开放式基金发行以来，2002年的机构投资者与券商规模呈现出“逆市扩张”的态势。今年8月18日，随着富国动态平衡开放式基金成功招募到46亿多份基金单位，国内证券投资基金资产总额突破了1000亿元；10月29日,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行业统计报告。数据显示,目前国内证券公司已达到124家,注册资本金也首次超过1000亿元。从自有资产规模来看，券商与基金相加，已占到当前流通A股总市值的约15%。据统计，截至2002年底境内上市公司已达1,224家，累计筹资7,071亿元，投资者开户达6,884万户，证券公司126家，总资产约5,700亿元，营业网点达2,900多个，基金管理公司21家，证券投资基金71只，基金规模1,319亿元。
另一个变化则是上市公司整体业绩已经走出三年来持续下降的通道，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沪深上市公司三季度报表显示：上市公司业绩明显好转，三季度上市公司平均业绩几乎与去年全年相当，其中大盘股更是渐显蓝筹风范。沪市总股本在7亿股以上的58家大盘股第3季度平均每股收益为0.145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6.32%，均明显高于沪市全部上市公司的平均数字。尤为喜人的是，拧干水分的上市公司业绩更令人可信。往常喜欢分散经营的上市公司正在向主营业务回归。夯实主营、扩张主营已经成了新潮流，在今年宣布更改募集资金投向的上市公司中，约有80%投向主营业务,主营业务利润成了支撑上市公司业绩的最重要来源。
而在投资理念和投资行为上，随着过去“庄家—散户”博奕模式的消隐，理性化、专业化投资的需求与呼声日益强烈，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点：首先是“政策市”的失效；其次是在机构投资者持仓成本趋同、盈利模式单一的市场后果暴发（行业亏损）后，投资机构正在出现新一轮分化、积极寻找新的盈利模式和更加“个性化”的市场竞争优势。
12月27日，周小川在中国证监会和国家经贸委联合召开的“上市公司现代企业制度建设经验交流暨总结大会”上指出，我国上市公司已初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框架，公司治理结构不断完善，在我国企业群体中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
就在此前不久（12月5日）的“中国：资本之年”国际研讨会议上，周小川作了题为“中国资本市场的组织结构”的专题报告，从市场管理者的角度全面阐述了自己对于中国证券市场和证监会在其中角色的理解。
在演讲中，周小川提到，资本市场需要一个完整的组织结构。“这一结构中包括资本市场的主要参与者、服务机构以及监管机构等多类主体，它们相互之间关系的设计和角色定位是非常重要的，彼此之间既要有专业分工，又要相互制衡、相互合作。”
在对包括市场供求主体（投资人和发行人）、服务机构、市场组织机构和自律性机构和监管者在内的四类主体进行了分析和描述后，周小川从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历史角度回顾了政府角色（包括证监会）在其中的嬗变：
在从无到有的初始阶段，市场中肯定没有那么多角色，也没有那么多的专业化分工的人才和机构。在这一时期，市场发展的显著特点是，市场中大部分无人承担的职能都由政府(特别是监管机构)和证券公司包揽，很多本不应该由它们履行的职能，只要市场中没有人承担，就由这两者代劳。周小川认为，这种角色定位的扭曲和混淆现象在早期都是不可避免的，其缺点也非常明显，主要体现在市场功能未充分发挥和缺少制约机制，市场中会出现很多不合理现象、不规范行为，包括出现一些案件。随着市场的成长，这种定位扭曲的现象会变得阻碍市场的发展，也不利于提升对资本市场的信心。
随着资本市场从初创阶段发展到初级成熟化阶段，资本市场的各类主体逐渐建立健全，必然要强调专业化分工，要求各个角色重新定位，很多原先由政府和证券公司过多承担的工作会由其它机构来分担。特别是对证监会来讲，在新的发展阶段要重新准确定位，收缩部分职能。一些本不该管但早期不可避免要管的事情，现在就可以不管了。市场机制能够调节的，就让市场去调节，解除管制(deregulate)也就成为必然的趋势。
在具体阐述了证监会在“解除管制”方面的思路和具体措施后，周小川再一次回到证监会的角色问题上来，指出“证监会面临的难题和挑战是在经济转轨过程中，如何淡出国有所有者色彩的问题。”
周小川指出，为明确监管者的角色，近年来证监会一直在进行多方面的努力。第一，明确提出证监会不是上市公司的主管单位，不是所有者代表。尽管上市公司中国有股占的比例较大，但是证监会并不是父母官，不是所有者代表。第二，证监会明确提出把保护投资者作为工作的重中之重。但是这种角色的新定位需要一个逐步认同的过程，目前证监会的裁判员角色并没有被完全接受，还有不少投资者认为证监会站在某一球队一边。对此，他寄希望于十六大报告中提出的“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别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的体制”。相信这一体制将“对于证监会明确其监管者而不代行所有者的定位提供了制度保证。”
在讲话的最后，周小川谈到两种推动中国资本市场改革开放与发展的力量，一是市场、二是政府。在市场发展初期，政府对于推动市场职责和任务比起成熟市场中的政府“至少多十倍，甚至一百倍”，而在成熟市场中，市场上的创新和变革更多地由市场业界来推动，监管者有最后否决权。
周小川认为目前中国资本市场还没有发展到这一阶段，政府主要还在运用正向清单，即非允许的均是不得做的或必须报批的。“但我们也在与时俱进，考虑逐步向负向清单转变，将会给市场机构和自律性组织更多的空间，让他们发展和创新，以此推动资本市场的改革开放和稳定发展。如果市场在某些方面能比政府做得更好，我们就应交给市场去做。”
有观察家认为，在过去三年中，中国证券市场经历了一场“西方式民主”式的改革尝试，随着这场改革的深化，市场矛盾的焦点已经从表象深入到中国经济体制内部——1990年12月，邓小平在视察刚刚成立时的深圳交易所时，曾笑着对大家说：“我们再也回不去了，是不是？”
对于今天的证券市场来说，我们同样“再也回不去了”。
千年未有之巨变
新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周小川在“2003年中国人民银行工作会议”上说，大力发展货币市场，“优化金融资源配置”。他预计2003年，广义货币供应量(M2)和狭义货币供应量(M1)分别增长16%左右，现金(M0)净投放控制在1500亿元以内，全部金融机构贷款增加1.8万亿元左右。
周小川指出，2003年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精神的第一年。要进一步发挥利率、汇率的杠杆作用，稳步推进利率管理体制改革。要继续深化货币市场的融资和投资功能。加强与有关部门的协调，增加交易工具，扩大交易主体，促进国债、企业债、政策性金融债市场的协调发展。继续支持票据市场发展。丰富公开市场操作工具，增强其政策影响。适时出台同业借款的管理规定，拓宽商业银行融资渠道。
新任证监会主席尚福临则在“全国证券期货监管工作会议”上指出，今年要重点抓好五方面工作：继续加强证券期货法治工作；大力推动诚信建设；防范和化解市场风险；提高上市公司规范化运作水平；不断改善市场结构。
同时，尚福林还指出，我国证券期货市场是“新兴加转轨”的市场，目前还存在一些突出的问题。因此，“证券期货市场规范发展的目标是长期的，推进目标实现的具体工作是有阶段性的”。
有观察者认为，把前述的这两个重要的讲话放在一起，让人感觉感觉到，中国股市上一个比“国有股”与“法人股”更为重要的制度化的进步，终于有可能在新的形势下，破茧而出，这将是一场真正可以化蝶的巨变。
实际上，这场变化早就开始了。不久前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培林教授曾撰文指出，对于中国目前所处的发展阶段，有学者引用当年梁启超在“五四”时期的提法，认为目前中国正面临“变局”。
文章说：“在中国的近代史上，推翻帝制和新中国的成立，可以说是政治上的‘千年未有之变局’，而‘五四运动’，可以说是文化上的‘千年未有之变局’，我们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可以说是经济上的‘千年未有之变局’。对于这个大转变时期，经济学的概括是从计划经济或再分配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法学的概括是从礼俗到法理或从人治到法治的转型，社会学的概括是从乡村的农耕的社会向城市的工业的社会转型，总的来说，就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
面对这一场变化，有学者引用梁启超早在90多年前所写的一篇证券行业的“研究报告”，题为《敬告国中之谈实业者》。梁启超在文中谈到当时中国股市的几大“弊端”。
首先，股份有限公司必在强有力之法治国之下乃能生存，“中国则不知法治为何物也。”
第二，股份有限公司必责任心强固之国民，始能行之而寡弊，“中国人则不知有对于公众之责任者也”。
梁启超认为，在当时的中国，“阻公司之发达者，则职员与股东实分任其咎也。大抵股份公司之为物，与立宪政体之国家最相类：《公司律》刚譬犹宪法也，职员则譬犹政府官吏也，股东则譬犹全体国民也。政府官吏而不自省其身为受国民之委任，不以公众责任置胸臆，而惟私是谋，国未有能立者；而国民怠于监督政府，则虽有宪法，亦成?石。是故新式企业，非立宪国则不能滋长。盖人民必生活于立宪政体之下，然后公共观念与责任心乃日盛，而此两者即股份公司之营魂故也。”
在文章的《附言》之中，梁先生还分析了弊端的成因，他说：
首先，是“中国之股份公司，其股东所以不能举监督之实而坐令职员专横者”
其次，“公司之成立，往往不以企业观念为其动机。”
其三，“凡公司必有官利(类似于今天的国有股)，此实我国公司特有之习惯，他国所未尝闻也。”
第四，公共观念与责任心之缺乏，其为股份公司之阻力者既若彼矣，而官办之业则尤甚。
对此，梁先生认为，“股份有限公司必赖有种种机关与之相辅，中国则此种机关全缺也。”对照周小川主席在“中国资本市场的组织结构”中的讲话，我们惊奇地发现，在近一百年前的发展中，中国的资本市场实际上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与难点，而在今天，中国正在走出这个这个百年萦绕的梦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