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部黄河
2006年即将结束，回顾一年来的工作，成功的经验不多，失败的经验却不少。除了些偶然或必然的外部因素外，从个人而言，我觉得这也跟自己从事十年的新闻工作后，积累到了一定层次，却无法实现新的突破有关。
下面我想简单梳理一下06年中对一些选题操作的感受，在此基础上看看是否能追寻个人困惑的由来。
报道经历
年初的两篇报道《广发行变脸》和《洋基金难敌土基金》可谓开局不利，基本没有做出南周应有的品质。两篇报道中暴露的问题实际上也是这至今没有解决的“短板”：由于无法接触核心事实，只能根据外部资料进行描述；而在描述过程中，由于缺乏对行业与企业经营特质的深入感受，又无法形成独特而深入的判断。
应该说深发展的报道（《深发展再造棋至中盘》）起初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只是在与单伟健的沟通过程中，他因为“愤怒”于初稿的偏颇，除了自己解释外，并推荐三位直接负责银行业务的三位副行长介绍情况，才得以“搭救”出一篇几乎失败的报道。
相比之下，《中石化回购子公司：出价多少算合理》的报道由于在前期采访中形成了自己的问题，即企业价值的判断标准，因此在采访过程中相对可以做到“有的放矢”。
随后的几篇报道中，《私人股权资本狩猎中国市场》实际上是自己希望长期关注的一个领域，但由于对行业了解不深，因此未能做到满意。
《德勤深陷缠讼》试图通过起诉德勤这一事件报道，追问审计责任的边界，但由于这一话题的专业性与复杂性，实际上只涉及到皮毛而已。
《深圳：知识产权保护的三重门》由于接触到另一个不熟悉的领域，因此几乎无法从经济层面进行解析，只是做了个社会报道。
其后的三篇报道《再融资小步慢跑，市场化造血立规则》，《上市公司，别让坏孩子挡道》和《创业板，下一步》，均为对当下热点现象的简单解读，乏善可陈。其中对于创业板的报道，因为自己前期对股权投资的关注，费力甚多，但由于对这一市场的了解不够，仍然未能做出好的报道。
随后对于宝钢与邯钢权证之争的采访，虽然最终发表的报道只是关于钢铁业整合难题的一个概述，但我在其中最感兴趣的却是邯钢和宝钢这样的企业，如何在一个政府高度控制的行业内，通过资本手段进行政策博弈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政策、利益和资本间的错综关系，从某种意义上预示着中国未来经济转型的风险与机会所在。
在其后的几篇报道里，《中资银行VS外资银行》，《与外资“对赌”》由于缺乏判断，属失败之作。
另外几篇中，《零对价股改被否深发展计将安出》由于接触较深，因此基本判断与市场流行的“坏蛋好人”说相去甚远（后在编辑的建议下，对用词做了些调整），而对于股改失败带来的新“庄家”进入的推测，也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印证。
《国企贱卖：有没有衡量的尺子》中专家所讨论的企业价值标准，个人觉得非常重要。但从目前市场和媒体的关注焦点来看，市场经济中的许多基本概念都还远未澄清。
《深能源停牌》是个事件性报道，个人觉得比较成功之处，在于通过对公开数据资料的梳理，点出了企业管理从“不想负责”到“不能负责”的现实转变。在这一过程中，对投资者的“弱势”也有了更深的理解。
此后的近两个月中，由于个人的一些原因以及休假，未能做出其他报道。
反思与困惑
回顾近一年来的报道经历，虽然有些片断式的满足，但整体上感觉是一种挫折。围绕工作总结中所要求的“核心竞争力”而言，可以说是一种对“核心竞争力”的困惑：在某些时候，或某些方面，在报道中可能体现出一些经验或者判断上的潜在优势，但这些所谓的“潜在核心竞争力”似乎缺乏延续性，而且往往会被自身积累的不足与习惯性的“盲点”所抵消。
在回答“核心竞争力”这个问题之前，我更想追问自己的是，直到今天为止，促使自己继续这份职业的工作动力是什么？
当然，理想、责任、荣誉、收入等等都在某种程度上视为动力，但对我个人而言，在这些合力之外，最基本的动力依然是“兴趣”与“好奇”本身：一个经济现象背后的规律与矛盾；某个事件如何从结局倒推回起因，如此等等。
从这个角度而言，我对一个新闻事件的“可解释性”远比它的重大性或轰动性更加关注，这或许也是在一定的积累后，个人对新闻报道的敏感性下降的原因：许多题材在操作过程中，甚至在还未进入时，就会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而在另一方面，对于一些报道领域的深度发掘，又往往由于自身积累的不足，而无法进入更深的层面。
在这种情况下，一年来的许多报道陷入某种“疲于奔命”的状态：由于缺乏独立的核心判断，只能跟其他媒体一样去“跑料”，但与长期“跑料”过程中积累起丰富采访资源的其他财经媒体相比，在大多数领域都无法拿到比他们更多的核心事实。
而在这一“跑料”的过程中，个人的心态也越来越浮燥，对于新闻价值的判断也有日趋狭隘的趋向：一个本来具备跨领域综合价值的事件，最终却只能呈现为某个行业内干巴巴的事实。
而回顾一年来自己相对满意的报道，其价值大多呈现在这种跨领域的“交叉视野”上，如中石化回购是会计领域跟收购领域的交叉；宝邯事件是产业博弈跟资本市场的交叉；深发展系列是银行经营策略跟资本市场博弈的交叉。
从这个角度而言，个人觉得自己的兴趣点或者说“潜在核心竞争力”仍然在于产业跟资本的“结合部”：一方面由于过去从事证券报道的积累，使得自己对企业财务报表与真实经营情况的差异有较深的感受；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这种事件往往跟更广泛的制度与市场变化紧密相关，能够为报道提供一个更加宽阔的采访视野与背景资源；与此同时，这类报道往往属于财经类媒体的“盲点”，也更能体现南周的风格。
而在这一年的报道过程中，个人最深刻的一个感受是，由于对重大事件或热点发生时必须“到场”的心态，带来一种操作心态上的恶性循环：由于缺乏准备的仓促介入，加上报道思路的同质化，使得报道品质不断下降，甚至不如其他媒体的常规报道，而这种报道品质下降带来的心理压力又促使报道操作思路更加短期化，疲于寻找事件中的事实而忽略了事件本身可能呈现的多维价值。
就个人感受而言，这种心态与2005年初离开《第一财经日报》时甚为相似，而当时自己最深刻的记忆就是对新闻事件的过度追逐而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失去了任何新闻判断力和报道的热情。
未来思路
回顾至此，对近几个月来折磨自己的“失语”状态似乎有了些新的感受，在此试着梳理一下自己的初步思路：
2005年刚进《南方周末》时，曾经就南周的财经报道模式写过一些看法（“南周经济报道的思考”），其中引用《经济观察报》宋铁鹰的一个说法，即商业报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反映财经界发生的事件；二是以财经视角反映所有领域的事件。
以此对照自己的工作与理想，突然发现其中所呈现的巨大反差：在过去的一年中，我绝大多数工作在做的是“反映财经界发生的事件”；而相比之下，我自己一直以来的兴趣和关注点却是“以财经视角反映所有领域中的事件”。
从媒体的报道需要而言，重大财经事件确实是不可忽略的一个方面，但由于这些事件一般属于突发性质，不同事件之间缺乏足够的内在关联度，因此报道的价值主要集中在时效性与核心事实的呈现上，相应的记者素质也集中在采访突破能力方面，这一方面恰恰是我的“短板”。
与此同时，由于不同选题之间缺乏内在逻辑上的关联性，使得在每一次操作中积累的初步判断与知识结构由于缺乏同一领域的后续研究而难以形成理解和判断上的新突破，看似做了不少同类题材，但在对现象的深度分析和把握上却依然浮在表面。
相比之下，一些长时段、跨行业与非“热点”的选题，似乎更有可能发挥我个人在另一些方面的特长：比如在企业个案分析中，跨越证券、期货等不同市场层面形成的多元分析视角；以及在一些现象与事件的解析中，找到自己的独特角度等等。
回顾进南周以来自己相对满意的一些报道，其成功之处基本不在于自己发现或发掘了什么独家事实，而往往是因为报道或解释角度的不同，使得这些报道能够与其他媒体的同题报道区别开来。
而这种不同角度的获得，既非题材本身的重大性或轰动性可以代替，也不是罗列更多的事实就能呈现，往往来自于对一些“细枝末节”问题持续不断的追问与考察。
过去一段时间以来个人的不足在于，虽然自己从理解上感觉到这种“视角获得”的价值，但在实际操作中却更多地陷入了“主题先行”的状态，而这过程中同时伴随着心态的日趋浮躁。
总结这段时间以来的感受，我希望能在下一阶段的工作中做些调整，大致想法如下：
1、 在选题心态上，从“做什么”回到“怎么做”的状态，更多地从选题本身的操作性出发，同时兼顾选题的重大性与可读性；
2、 在选题范围上，希望能够突破目前“银行、基金、上市公司”的范畴，从事件和现象本身出发，开拓报道的范围和空间；
3、 在操作过程中，尽量摆脱浮躁心态，同时尽量避免无谓的重复操作，在每一次报道中寻找新的视角与感受；
4、 避免泛泛而谈的“宏大叙事”，专注于更贴近事实的个案分析，在深度还原事实的基础上寻找解释和判断的角度；
5、 在可能的情况下，希望能够尝试新的报道领域，以避免在同一领域内过多的重复而带来的麻木与盲点；
总的来说，未来的个人努力方向依旧将围绕着“财经视角”而非“财经题材”，希望能通过在不同报道领域内的新鲜感受与刺激打破目前在理解和感受上的僵局，为寻找更好的报道思路与视角做出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