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冉小林黄河 商海沉浮中的“理论”情结 记者：据我们了解，您在大学里学的是中文，此后又一直从事具体的企业经营，您能谈谈您是什么时候，又是怎样接触到经济理论，并形成自己的观点吗？ 杨占生：一言难尽，在我读大学时没有经济系，只有一门经济学的公共课。而我接触经济学则更早一些，我在《经济学——跨世纪的批判》后记中曾经提到过，就在我14岁进入初中时，“文革”开始了。因为我年纪小，也没什么红卫兵组织接受我“参加革命”，百无聊赖之下我就钻进了图书馆。不久图书馆也被砸烂了，中小学生能够读懂的书都被一扫而空。地下铺满一堆连硬壳封皮都给人撕走了的“垃圾”，我当时也找不到可看的书，就把这些书划拉了一麻袋，用车拖回家去。回到家一看，都是些黑格尔、卢棱、狄德罗之类的书，其中也有几本经济学的著作，象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大卫·李嘉图的经济理论等等。按我自己当时的水平，这些书当然读不懂，但手里实在没有别的书看，于是只能不断翻阅它们，慢慢地，竟也看出了一点兴趣。应该说，我对经济学和哲学的兴趣就是那时候培养出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