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院马年首读：深商的精神
本文为深圳后院读书会举办的第175期讲座录音整理，未经嘉宾本人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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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深商的精神
主讲：黄东和（@因特虎老亨）主持：宋黎娟（@宋黎娟Yoyo）
主办：后院读书会协办：深圳市南山区南头街道办事处
时间：2014年1月4日（周六）下午2点半至5点半
地点：南山区文心二路78号后院读书会会所
嘉宾简介：
黄东和（@因特虎老亨），毕业于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及厦门大学经济学院，1997年来到深圳。因为热爱深圳、关注深圳，曾被称为“深圳主义者”。曾创立个人网站“因特虎”，“一切与深圳有关”是因特虎最初的口号和定位，旨在为深圳移民、创业者、投资者及深圳问题研究者提供最有价值的信息，因特虎被誉为“深圳民间智库”、“研究深圳最好的网站”。因有因特虎的积累，让他对深圳的政商人文有了广泛而深刻的了解。
主持人：今天是我们新一期的后院读书会的沙龙，非常高兴我们今天来了很多的新朋友，也有非常多的老面孔，然后我们今天还有一位重量级的嘉宾，关于他的情况我就不啰唆了。
我们首先要请王会长来做我们第一期的新年致辞，来，有请！
老亨与“深商”
王绍培：其实也不是新年致辞，我们还是按照后院读书会的常规的惯例来进行。首先欢迎新客人，真的今天来了很多新面孔，可见我们黄东和先生的号召力。
黄东和在深圳是一个大名鼎鼎的人物，深圳过去有一种说法，叫“网络三剑客”，他是三剑客之一，三剑客的另外两个剑客也都很厉害，也都是名气很大。
但是黄东和除了是三剑客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身份：他是“深商”这个概念的提出者——“深商”这个概念是由他提出来的，他不仅提出来这个概念，而且他把“深商”的精神研究的很透。证据就是他写的一本书（《深商的精神》）。
“深商”刚开始这个概念提出来的时候，其实有很多人是反对的，什么叫“深商”嘛，有“徽商”、有“晋商”，“深商”是什么？
深圳来的都是五花八门的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来的人，而且里面没有一个标志性的旗号，你们（深商）有什么具体的价值观？你们有什么风格？你们的团队在什么地方？所以包括很多年轻人，都对黄东和的这个“深商”的概念是有质疑的。
但是经过了黄东和的坚持，经过了他反复的阐述，经过了深圳经济这么多年的发展，在深圳这个“深商”概念渐渐的成了气候，不仅被官方、被主流的一些人士他们所认可，也在民间获得了很多的战果。
好像前不久深圳的一个“深商联合会”成立，他们就在这个联合会上，把“深商”这样一个口号喊出来，而且觉得“深商”确实是一个非常有标准性的一个概念。
黄东和除了做这个事情之外，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在新的一年里，就是在今年，他将会做一个叫“文化社区大家来”的这样一个社区建设。
我们知道，过去有很多的文化人，有很多社会实践家——比如说像梁漱溟这样的人——他们搞过乡村建设。就是把一些文化理念、文化理想引入到中国最基层的社会，然后通过对基层社会重新的塑造，渐渐的影响或者改变整个国家。他们有这样一种理想，有这样一种抱负。
黄东和现在他也在做一种类似的事情，就是把一些文化大家、文化人引到社区里面去。
黄东和除了是一个非常善于思考的人，是很好的一个写作者，同时他还是一个行动能力非常强的人。在去年他其实还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做了“社区文学大赛”，大概是动员了成千上万人来参加到那个活动，参加写作，简单来说就是来写作文，这个事情应该说是很不得了的一个事情，下面就是他的这次活动的一个结晶、一个成果，这个是成熟了（社区文学大赛作品集《城熟了，文学近了》）。
所以我们今天能够把黄东和邀请到这个场地来跟大家分享，是一个非常有意义、有价值的事情，下面我们有请黄东和！
黄东和：刚才YOYO、绍培表扬我，我都脸红了，因为左边一个，右边一个，把我说的神乎其神，我觉得自己哪里配得上，因此脸红。
一会我再介绍我自己，参加今天这期活动有两个重要的机缘。第一个机缘，就是2013年12月26号“深商联合会”开一个年会，会上王石作为理事会主席发表了就职演说。这个就职演说，核心话题就是关于“深商的精神”——他对“深商精神”的解读，是“深商”概念提出十年来第一个真正有份量的商界人物很郑重的一种表述。
后来媒体就传播的非常广泛，今天我们其实有也几个媒体过来，我觉得这是一个机缘。
第二个，我心里装着两件事，一是我们还可以为深商做些什么，二是深商可以为社会做些什么。譬如：“深商”跟我们读书会，跟我们这些深圳的文化人一起干一些什么样的事。因为这两个由头，我今天才敢于坐在这里来，跟新老朋友一起交流我十年来对“深商”概念，以及“深商”这一系列活动的一些情况和心路历程。
“深商”之旅：农民——工人——学校——政府——被一场演讲改变的人生
提出“深商”的概念是十年前，准确的说是2002年7月份。我当时在福田区从政府办公室、区委办公室宣传部，主动要求调进到当时福田区总商会去。
大家现在觉得商会看起来，感觉还是不错的，但是在十年前，商会是很弱势的。
我是2002年7月份主动要求调过去的，当时福田区的领导、同事和朋友都不建议去，因为那是无权无钱的单位。
但实际上我已经在这前后有一个思想变化了，因为我是湖南的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农民干过的事我都干过。
等我大学毕业以后，分配就进了工厂企业。湖南省当时最赚钱的企业之一，叫零陵卷烟厂，年产40万大箱的新兴烟草企业。
一方面我感觉到烟厂工作环境比较好；另一方面，我也感觉到农民和工人的收入的剪刀差极大。在卷烟厂干活很轻松，机器一开走一走，什么表格写一写，画一画，一个月的工资是农民一年的收入。
这就说明工业化生产，工商业的魅力远远大过农村，当然我们长远来看不一定这样，但是在社会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当中，工商业起了很大的作用，它吸纳了人才、社会资源，生产要素都往这方面流动。
那我为了了解这一点，后来我就再去读一个学校，到厦门大学，我读的是国际贸易，国际贸易其实就是讲的国际分工和国际经济资源的整合，规模经济怎么样才能使财富充分的涌流。对世界商业文明开始有了一点点的了解，这段经历就是一个铺垫。
然后我考公务员到深圳后，在政府部门，尤其是在宣传部，当时邀请王石到福田区来做了一次演讲，今天我们《万科周刊》编辑也来了。当时演讲的主题叫“健康丰盛人生”。
健康丰盛人生怎么样去实现：机关是比较难以实现的，他讲得比较委婉，但是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说，因为机关不由你去发挥，但是你如果做企业，空间就比较大。因为企业是需要你去吃苦，需要你去面对问题，但同时也给你很多的机会，你得以施展自己的才华。
比如说任正非如果从军人专业以后进入机关，在上下严格的秩序当中他的发挥空间是有限的，可是他创办了华为，所以他可以在大企业里面对万人讲哲学，万人大军，比在军队里面更加锤炼人。一方面给了他施展才华的机会，一方面因为企业财富的增长，使得他接触到的人、接触到的面、接触到的社会事物其实是更宽广的，他影响力会更大，有可能使你人生的魅力得到更大的发挥。详细的东西我记不清了，但这个演讲给我的影响触动很大。
然后我就主动要求调动到商会，正好赶上一轮换届，到9月份的时候我提出“深商”概念。
“深商”之争：从理念到实践
2012年9月份在投资大厦，我们举办“深商论坛”，提出的口号是——“古有晋商徽商，今有港商台商，我们正在发现‘深商’”。
然后我们马上办一个网站，就叫“深商在线”，那是依托商会办的一个网站，以“深商”为话题。
媒体很关注这个话题，一方面是批评意见：有个报纸集中四大评论员来反驳“深商”。说你这个概念成不成立；你这个概念生出来，长不长得大；这个“深商”概念提出来了，理论体系有了，商人认不认；最后你这个东西有没有必要，都现代社会了，国际化了，你还提这个老派的概念，还有没有这个必要……其实我当时也无法一一辩驳。
另外一个媒体，就是《南方都市报》，它对于“深商”概念如获至宝，负责人找我聊了多次，讨论怎么样把“深商”的概念能够做大做强。
到2004年，基本上就确定了跟《南方都市报》的合作格局，2005年我们召开了第一次“深商峰会”，在观澜湖，这个高峰会我们一口气办了六年。
在观澜湖办“深商峰会”的时候，“深圳商业联合会”正在筹办，正愁找不到旗帜。所以知道我们这个消息以后，从外地赶回来，一下飞机，马上赶到观澜湖会场。然后他们就把深圳商业联合会简称“深商联”，并在当年就进行了“深商风云人物”评选，把温元凯这些名人都拉过来站台。一直到现在，深商联不遗余力地把“深商”概念做实，执行力非常强。“深商”品牌的光大，《南方都市报》和深圳商业联合会功劳最大。
直到去年，应该是前年了，2012年，在“深商联”的基础上，注册了一个商会的名字，叫“深商联合会”，这回不是简称，是全称的“深商会”——就是王石来任职的这个“深商联合会”。
“深商联合会”的扛旗人很重要。直到去年12月，明确王石来担任“深商联合会”的理事会主席。20号王石特意从英国赶回来，24号平安夜的时候，跟我们工作团队一起，商量了一个问题：就是“深商”怎么表述？它的核心内涵是什么？
到26号，王石自己揭晓了这个答案，他把“深商”区别于其它传统商帮的理念也好，精髓也好，特质也好，概括为“契约精神”，这是我没想到的。
他还做了四点解释，这个解释其实也是非常学术和非常经典的，因为他在哈佛、剑桥学习，肯定学的是最经典也是最现代的。
第一是平等（其实按顺序应该是自由排在第一），如果交易双方不是平等的人，没有平等的姿态，不可能平等签约的；第二是自由，自由包括你自由意愿的表达，合约和契约一定是当事人自己的真实想法，自由意志的表达；第三其实是守信，你签了约，你就要守约，守信；最后一条是救济，救济就是说，你如果不履约，你就应该要赔偿，或者是受到惩罚，这是很经典的学术说法，大家在网上都可以搜得到，万科周刊已经用微信的方式把他讲话的全文都发出来了。
“契约精神”与“深商气质”
契约精神，既是西方文化的精髓，也是现代商业文明的基石。媒体对王石的观点反响很热烈，纸媒、网媒、电视媒体，打破门户之见，争相报道，头版头条。《晶报》还专门发了社论。可以预期，整个商界都会认真思考讨论这个问题。
我为什么当初没有想到这一点呢？
我在写《深商的精神》这本书的时候，我是从两条线索，一个是从中国商人这个概念演绎出商帮，然后新商帮，最后推到“深商”，这是一条线索；另外一条线索，就是从西方商业文明发展开看的。从威尼斯商人开始的，一直推演到“深商”，两条线交汇，我把它放在深圳交汇，就是深商这个概念。
王石以契约精神来论“深商”，我认为这是他这几年去哈佛和剑桥学习，用西方的眼光看东方商人的时候，他发现，在中国的这些商业族群当中，“深商”是跟西方的商业精神也好，契约精神也好，最具有契合点，或者说有相同性的，更像能够跟西方的商业文明对接的一个商业族群。他把这个特质概括为“深商的精神”。
他是以表扬的方式来肯定了深圳，也以表扬和肯定的方式，来把对深圳和“深商”的希望都说出来了。他一上来就盛赞深圳的老领导，包括当时在座的市领导。他讲了一个例子，就是说，他在深圳应该是从1993年开始创办万科，这三十年当中，很少请领导吃饭，很少去找领导。有个老领导还是在已经确定走的时候，已经卸任了，在离开深圳以前才有机会吃过一顿饭。
他举这个例子，来说明万科在深圳的发展，其实是离政府还是比较远的，更多的是靠市场的打拼，离市场是比较近的。同时也说明，深圳的政府、领导做得很好，深圳和“深商”在市场化方面、法制化方面、国际化方面，一直做得比较好。
“深商”尊重契约。不管这个契约是私法的契约，还是公法的契约，都应该发扬光大。因为我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经过了三十年的发展，到现在其实在面临一个变化。
这个变化是前面三十年，或者是前面二十五年，它的发展如果说套用一下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的说法，就是自由竞争的，这段时期基本上我们的改革是放权让利，政府有什么资源就往民间放，机关的、政府的放给企业，国有企业给民间企业释放空间。机关的工作人员流向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的工作人员下海经商，这个趋势前面15年、20年是非常明显的，从20年、25年这个时候开始产生了转向。
这个转向有两个标志，一个是1993年是一个转折点，因为1993年有一个重要的讨论，跟我们深圳市是有关系的，也跟有个叫胡鞍钢的是有关系的，那就是“特区不特”。
特区不特，就是把原来深圳的先行先试的特权拿掉，不能继续搞特殊化、特区化，要跟内地一样。
我们先不去分析这个背景，这一轮舆论潮，再加上1993年前后税制改革，就使得税收、权力由原来的放转向了收，原来针对外资企业和民营企业的一些特殊的优惠政策变得没有了，资源开始向国有企业、行政机关集中，由地方向中央集中。到近几年，情况已经非常严重了，那就是“国进民退”，千军万马过“公务员”的独木桥。
有一些例子，像山东的某个企业，国有企业，它的体量小，其实处于亏损的状态了，同行业的另一家是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发展很好，要继续发展，需要向银行贷款，这个时候基本上银行不给它贷款，银行给谁贷款呢？给国有企业贷款，让国有企业用来收购这家民营企业，这就是非常不好的一个兆头。
那另外一方面，权力对商业的预期出现了干预，最明显的就是重庆事件。有个地产商，也做其他产业，账户里面有成亿的钱，就被盯上了，用各种方法使得你只有把这个财产拿出来，否则连生命都有危险。
前不久媒体报道，一些大企业家都公开表态，我就是国家的人，我一切东西都是国家的，你要就拿去，你现在拿也行，将来拿也行，反正迟早都要拿的。
这个我认为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非常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企业家、企业对商业发展的未来的预期失去了把控，某种角度上，就是契约遭到破坏，公法的契约精神的丧失，首先破坏了我们对发展的商业环境的预期。
所以我觉得，王石在这个背景下把“深商”的精神概括为契约精神，可以说是切中肯綮的神来之笔，也确确实实指明了中国的商业环境、企业发展的方向，如果离开了市场化、法制化、国际化的轨道，将来可能会成问题。而在这一方面，相对来说深圳是做的最好的。唯有深圳能够把平等自由的竞争环境作为一个宝贝。
就是在那一天，也是12月26号，深圳市委全会开会，同一天开会，提出的目标就是“三化一平台”，这个可能做媒体的都很熟。所谓“三化”，就是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和以前海作为改革开放平台。所谓的“三化一平台”，其实是跟契约精神一脉相承的，都是指向公平和合理的、与国际接轨的法制的营商环境。
这说明深圳的企业和政府都同时认识到了一个自由、平等和法制的营商环境，对这个城市的商业发展是如何的重要。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契合点，我觉得找出这样一个时机，我作为“深商”概念的首倡者，一直对“深商”群体的一个关注者，我觉得来解读一下王石26号的就职演说，还是非常有意义的。
商人与商帮
在讲第二点机缘以前，我先把我这个书（《深商的精神》）做一个介绍。这本书是2006年出的，有两个版本，我现在拿的这个版本，是我们因特虎在香港公司注册的一个出版公司——呙中校负责——在香港出的这个版本。
另外一个版本，同时出的，是海天出版社出的，海天版我去搜了一下，好像还有，在网络上能买到。这一版呢，我们当时印了5000本，就只有几本了。
这本书的印刷是商人支持的，所有的印刷，还有设计费都是企业支持的，然后我的标价是198港币，基本上就是一半送一半卖，送的都是我们圈内的朋友、媒体的朋友，但是买的都是企业家，他们买都是用200人民币买的。
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就叫《礼品是书》，就是说，你送礼的时候拿书去送，这在广东以前是不可想象的，广东人就不认“输”（书），广东人博彩心理比较重，给人送“书”，你不是让他“输”嘛，对吧。意头不好，所以送什么，你可以送茶、送酒、送烟，但是绝不送书的。
那这个呢，确实很多企业买来是作为礼品送人，第一他自己留一本，第二他送给他的朋友，平时好有谈资，你不是说深圳这个“深商”没有什么可说的嘛，就拿这本书送给跟他争论的朋友说道说道。
这本书基本上没有一张图，都是文字。因为确实没有更多的存书了，今天这个活动后我留一本在后院供大家翻阅。我把这个书简单的一个内容架构说一下。
第一、我是解释了中国商人的来历，以及中国商帮的发展史。其实中国商人来自于殷人——商人历来就是跟贱民相关——殷周时期，他战败了，被周人流放了，没有土地，他要活命，就只有去贩卖商品，这些人是殷人，又叫商人。
从这个出处来看，他就是贱民的身份。后来我们到了秦汉时代，秦汉前其实商人一度还是蛮风光的，到了刘邦的时候，他做了“四民”的划分以后，商人的地位就下降了，但是也没有下降到非常低的地步，只不过是有几个限制。你不准穿丝绸的衣服，不得乘车，不得购买土地，然后交赋钱的时候，你得加倍交赋税，这个待遇被王石认为是比较好的。因为他谈了一个例子，就是日本商人，日本商人在德川幕府时期，江户时代是得到很好的发育的，但是日本传统商人的地位比中国商人的地位其实要低。那时，日本的武士地位是很高的，武士的宝贝是刀，他打了一把新刀，他要试刀就要找真人试刀，他必须杀一个人，看这个刀是快还是慢，是好还是不好，有两类人是可以杀的，第一个是犯人，犯人杀了就不管，另外一种就是商人，但商人杀了，你得经济赔偿，不偿命。所以在日本，商人其实是比在中国的商人地位要更低的。
但是为什么明治维新能够成功，中国的戊戌变法成功不了呢？就是在江户时代，日本的商人又叫町人，这个町人在江户时代已经是城市的主流了。町其实就是街道和社区，城下町就是已经很成气候的居住在城市里。所以日本的明治维新是有深刻的社会根源，已经提倡，整个商人群体能够响应，包括交通、制造、货币、贸易和对外通商的，他都掌握在商人手里面。所以这个群落发展是比较成气候的，而中国一直没有。所谓的江户时代是跟清朝差不多，比清朝稍微早一点点，然后到18世纪中期这个阶段，那就相当于到晚清时期。但是我们在清以前，商业其实很发达的是明和两宋时期，但是一直没有成气候，这个是我们中国跟日本的一个蛮大的一个差异。
另外一个方面，我就从“商帮”入手，研究“晋商”和“徽商”崛起。“徽商”是因为大运河，其实“徽商”是跟汉唐时期的变革有关，它跟大家族有关系。唐末年，很多原来的大家族因为战乱往南迁，一迁就迁到徽州，因为他是举家南迁，这个是很了不起的迁徙，他不是单个人迁。单个人迁的话，遇上豺狼虎豹就命都保不住了，他这个迁徙都是大家族的迁徙，大家族的迁徙是很多人，他要聚族而居。
因为他是大家族，所以带来了很多的一些对传统的东西的保存，譬如家里必须祭祖，必须设牌位，然后家族要自己请教师，教师要教自己的子孙读书，而且他知道外面有精彩生活，所以他不会在山里待久了，一有机会他就会派出人到山外去打听现在是哪一朝哪一代了，然后外面流行什么东西。然后他的商品，你看“徽商”做的是纸笔墨砚、宣纸、毛笔、徽墨、歙砚，这些都是大家族才用的东西，他又会造，而且在这里面又有像松墨这些东西，他取材又便利。所以他知道外面要用这些东西，他又做的好，本身资源又很多，因为他没有粮食，他就拿这些东西出去交换，其实“徽商”应该说历史要比“晋商”要悠远的多。
徽商出去的道路是水路，水路就要用船，用船你就培养一个“途程”概念，就很多人要配合在一起。后来，大运河成为南北通道的时候，在运河上进行船运的，主要是以安徽人为主，因为当地人他不干这种苦力活，也不会干，就安徽人做漕运，漕运的时候运“盐纲”，成为盐商，使得“徽商”彻底的发达起来。
威尼斯商人也是这样，他刚刚开始是被驱赶，没地方去，跑到威尼斯的海中间，海中间什么都没有，他唯一能做的，除了海盗和贸易以外，他就是制盐，所以威尼斯商人也是从盐开始的，他的海盐做出来放到内地去卖，这个盐跟商的关系非常大。“晋商”，也是个很古老的概念。近代明清时期的“晋商”，是跟军商有关系的，他不是皇家商人，他是跟军队紧密关系，他才发家起来的。
其实除了这两个商人以外，中国最值得说的还是浙东商人。因为浙东商人跟王石说的町人的社会发展有的一比。就是说，因为大家都经商，这是第一；第二，商人成气候；第三，出现了为商人辩护的理论，这就是因为清朝取代明朝以后，曾经停掉浙东的科举，打压读书人，读书人没有出路，开始经商，并且为商人进行辩护。
所以当时的浙江出现了几个学派，是跟程朱理学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吕祖谦的“重力行、轻言说”，不讲清谈，这是反程朱理学的；陈亮的永康学派，讲“义利双行”就是义和利都重要；温州当时的永嘉学派，则是“以利和义”，就是利在前，义在后，这个当时在中国传统社会当中是非常新颖的一种观点。
我特意去温州和泉州看过，他们那边的民间商业社会真的发育得很好，有文化根基。有理论指导，就会成体系的指导你从小就可以做生意，生意是人生的正道，而且它还是比较好的一条人生道路，所以浙东商人的这条道路是顺的。
“深商”之辩
我也把这个与新商帮做一个分析，特别是把深商跟上海的商人做了一个对比，我把深圳的商帮的特质我概括成一句话，就是，“以创意为瑰宝，以实利为衡准，事事敢为天下先”。
首先，我是从生产要素上来讲的，像农民其实以土地为本，但近代工商业、制造业它最看重的是机器、技术和资金。因为你如果没有机器设备，你不能进行近代生产，你生产不出火车，你没有蒸汽机，那你的竞争力就处于下游，那你要有机器设备，最重要的是你要买的起机器设备，买的起机器设备就是资金，资金最重要。
所以在中国的第一轮跟西方的对接当中，是以上海为先，那上海在对接西方的时候，就把资金看的特别重，所以你现在再去看上海的社会，其实它是以钱来排座次的，这种现象非常严重，他可以一眼就看的出来你穿的是什么衣服，什么皮鞋。他从你穿的一件衣服、一双袜子，就迅速判断你这个人的身家是多少，然后按照这个方向来跟你进行排序。
这一点在深圳做不到，这是深圳的不足，说明我们深圳还是草创阶。另外一方面，也说明深圳目前为止还没有明确的排序的标准，那这个标准如果不是资金、财富，那会是什么呢？我理解，就是深圳其实把创意看的更重要一些。
以前有一句话，现在不一定适用了，因为我是2006年写的书。我从1997年来深圳，我发现很快的把大家聚在一起的一句话，就是“哥们，我有一个赚钱的主意，我们一起聚一聚”。哪怕他在宝安，在盐田，或者在什么更远地方，很快就聚到一起来了。你如果不说这样的话，你说我们老乡聚一聚，不来，同学聚一聚，不来，只有说我有一个机会，一个想法，就迅速能聚到一起。这个想法就是Idea。
深圳恰恰是这样一个盛产Idea的城市，而且靠Idea能聚集起生意资源、生产要素。而这个城市又能够给你实现你这个好的商业创意和商业想法比较好的条件，大家迅速把这些东西完善，成立一个公司，签一个合同，大家就开始干了，而且很多都干成了。
这样一个环境，我把它理解为“以创意为瑰宝”；但是你创意好不好，要看你能不能有实际效益，就是说“以实利为衡准”：你这个Idea很好，但是大家聚在一起赚不到钱，你这个创意就不是好创意，这一点类似美国的实用主义；最后“事事敢为天下先”，那就是说，第一你要抢了先机，我要先做；第二，我要做的比别人好，比别人快，比别人精，这是比睿智、比判断力，也是一种“精工”精神。
王石这一次以“契约精神”来概括“深商精神”，给人感觉确实站的高度不一样，能够给人以拨云见日的引领作用，又对时下的环境起到一定的影响。
我把创意看的这么重，因为美国是个好榜样。美国是一个“建立在一个Idea上”的国家，这个Idea就是以它的宪法为根基，人生来是平等的，基于这个契约，你认可这一点，你就是认可了美国。你如果不认可这一点，你就不认可美国，那也是基于一个Idea。
从一个国家是靠一个Idea能够聚集起来，其实一个商帮，或者是一个城市也是认同一个理念，我觉得理念认同的聚集可能比基于血缘和地缘要更加重要。
都市中的乡愁
第二个机缘是什么呢？跟深圳商人赚了钱干什么有关，恰恰这也是王石很看重的一个话题。
因为“深商联合会”做了一个小册子，小册子的第一面是我写的一篇《深商赋》，今天我们请来一个书法家朱正文，写在这儿，今天书法家本人没来，但是他亲妹妹来了，她也是书法家。他花了很大工夫，好像有一个晚上通宵未睡，创作出来这件书法作品。
“深商联合会”的小册子还有一张照片，关于袁庚的照片。不忘记袁庚，就是说深圳发展没有忘本。我们这个城市，之所以能有今天，跟袁庚的开拓精神，跟深圳那一帮拓荒牛的开拓进取是分不开的，王石希望人们能够记住他，也希望我们能够做一点事，比如说做“深商口述史”，做“深商”系列片，就像我们今天做《读书的力量》系列片一样，能够在这方面有所作为。
“深商联合会”的小册子的压轴图片是一幅画。是法国高更的一个作品，主题是“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要到哪里去”。王石对这幅画大加赞许。无非是想深圳人明白人生的真正意义。当我们个人的财富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商帮和城市的财富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可能再往前走，都要探索一些形而上的话题。因为财富只能满足身体的需求。那身体的需求满足以后，可能形而上的心理的需求，就要开始注重了。
这幅画第一是提醒我们记得我们从哪里来，那同时也让我们很深刻的认识到，我们到底是谁，我们的目标，我们到底追求什么东西。举一个例子来说，好比说现在你的企业要进一步发展——又是王石的一句话，我是拿出来用一下，因为这个点非常好——如果你不得不违心的做某件事，你才能赚到更多的钱，你做不做？不管是因为权力，还是因为某种原因，你这个企业要继续发展，你必须做一件你违心的事，你做不做？那你如果做，你是谁？你要追求什么？如果你不做，你想证明什么？
有一些东西不是你想要的。越是有钱，越是追求内心的安宁。所谓“心灵家园”，就是这个意思。
“晋商”他赚了很多钱，回家是盖房子的，所以我们“晋商”留下了很多房子，我们现在去王家大院、乔家大院，都是他们盖的房子。因为“晋商”不太重视文化积累，所以余秋雨跑到山西去写了一篇《抱愧山西》，说你看，那边都发展的那么快了，没有文字去记录它，很遗憾。
但是“徽商”不一样，“徽商”在发展的时候，从一开始的时候，我刚才说了，“徽商”的特质跟“晋商”是不一样的，“徽商”就是源于大家族，大家族逃到山里面去了以后，他知道外面的世界，他要出来的，他一直没有放弃文化传承，也跟我们这个《读书的力量》的提纲里面说的那个中国乡绅社会一样，政府管不到的地方，全靠这些大家族来管理，靠祠堂、靠宗族、靠乡绅来治理，它注重文化的积累，所以读书。比如说唱戏，把安徽的小曲小调演绎成国剧，京剧其前身是徽剧，徽剧源于安徽的小曲小调。黄梅剧成为第五大剧种，也是跟“徽商”有密切的关系，比如说江春把黄梅戏的演员邢绣娘引荐给乾隆皇帝，乾隆皇帝给他写了四个字“采茶名伶”。中间就是江春从中支持的，她在安庆的演出得到徽商很大的支持，影响超过黄梅戏的老家湖北。
所以“徽商”到后来留下了很多惊人的心灵财富，使得“徽商”的所作所为到现在都有传承，相比之下，“晋商”几乎没有。
那我们如果在深圳，我是2008年给万科写过一篇文章，叫《东海岸的深圳想象》，希望深商能把深圳当家。就是那个时候其实成功的深圳人走了，他不是出国，不是移民，就是抱着赚来的钱回老家去发展了。
表明在这个城市的人积累了财富以后，并没有把深圳当做自己的家园，并没有把心留在这，也不想在这里把自己的家族、把自己的后代就在这个城市繁衍下去。
曾经我也为这个问题纠结过，因为我老家在湖南，山清水秀，非常好，很有故乡情结。但是我的老家呢，因为修高速公路，刚好从我家房子经过，拆了，补偿了点钱，我的家园就没有了，我是回不去了。
所以大家关心，说你这个老亨为什么对深圳这么关心，因为我没有根了。我来到深圳，并不了解这个城市。别人问我深圳是什么，我不知道，我只是不愿意去北京，我是1997年研究生毕业以后，我除了不去北京哪都去的人。
当时我有很多同学去了北京，我选择来深圳，来深圳我又说不清深圳，所以我就到处找资料，要弄清楚什么是深圳。所以我基本上把深圳特区报、深圳商报的很多资料，都在图书馆里面从头到尾翻阅过，我自己找了大概5000篇东西，加以编辑以后放到因特虎网上，定义：“一切与深圳有关”。这个东西出来以后，跟我一样，也想了解深圳的人，就聚到一起，这就是我们这些“深圳主义者”的来由。到现在为止，这个问题还是在困扰着我，就是说，深圳到底会发展成一个什么样的城市，它会不会像一些城市一样，成长的非常快，然后一个产业潮过去以后，这个城市就没了，它会不会这样，这一直是萦绕在我心中的一个问题。
心灵回归与家园建设
那么到现在，我觉得有两个例子，一个例子就是王石的回归。我2007年在万科的游艇会参加他们的“蓝色盛宴”，跟王石在一条游船上，还有陈劲松，我们讨论过“深商”这个话题，我当时这本《深商的精神》刚刚出来，很是兴致勃勃的征求他对这方面的意见。当时王石站在船头，眺望大海，说万科的志向是做世界级的企业，然后当时就举了美国“两房”的例子，说那就是万科的样板。
那意思是说，“深商”太狭隘，万科可是要成为世界级企业的。倒是陈劲松兴趣很浓，回来专门发了一个博客，说了一番关于深商的意见，算是为当年的那次小讨论留了一个人证、物证。
但是现在呢，王石愿意在剑桥读书的间隙专门抽时间回到深圳，来担任“深商联合会”的主席，我觉得这就是一种回归。就是说，绕了世界一周，还是发现我们是要有自己的据点的，要有自己的根的，这个根，王石是安徽人，他不一定回到安徽去了，他在广西出生和成长，他不一定回到广西去了，各种原因他选择了深圳。深商会秘书长林慧说这是“王者归来”。
这样的企业家，能量这么大，见识这么宽，最后他又选择深圳，那像我们这样的，基本上没有其它可以选的，肯定也要选择深圳。那深圳会不会自动的成为我们很向往，很满意的一个家园呢？说实话，不会！从家园的角度来看深圳的话，目前很多方面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比方说深圳的快速的老龄化，我们原来都是十几岁、二十几岁来到深圳，是跳着迪斯科过夜的，基本上一个人吃饱，全家就好了。那现在你只要成家，两个人再生个小孩，然后421的家庭结构就来了，深圳是全国老龄化速度可能是最快的，深圳人的负担有可能全国最重的。因为很简单，你人到了深圳来以后，你原来就有欠债，比方说一家人都没来，就你来了，比如肖大侠你来了，你兄弟还在家里受苦呢，对吧，你来肯定是他们给了盘缠，然后他们还支持你，你来了以后，家里老人是兄弟姐妹帮你照应，你就欠债了。
第二，你既然来了深圳，你又赚了钱，你赚了钱就应该为家庭多做贡献，所以你的付出就要更多。那这些东西加起来，就是你要承担的责任和义务要更多，但是你积累又最少，你在这边没有祖传的房子，没有家庭的根基，完全靠你个人打拼，其实是根基是很浅的。房地产价格的上涨，和这个城市基础设施的不足，你要把家庭搬过来，这些设施就不配套了，这负担就蛮重的。这个时候，我们又不可能像“晋商”、“徽商”那样，我们在外面打拼，最后回老家去建一个宅子，又是回馈乡梓，又是荣归故里，这个你是做不到的。
所以我就想到了一点，这个家园还得我们自己来建设，这个建设是从工业革命一开始就遇到的问题，像英国，它的圈地运动就把农民从乡下赶进城里，刚开始都是跟我们一样，前几年一样兴奋的，都觉得进了工厂可以赚到一些钱，但是后来就发现，工人和很多进城的人、生意失败的人，只能住在城市的下只角，住在工人区，住在贫民窟。生活水准比原来在乡下境况还要差许多倍，所以在这个时候英国兴起了社区睦邻运动，都是关于怎么样互相分享资源，互相帮助，促进了《济贫法》及福利运动。比如说，要有最低的社会保障，城市必须提供基础设施和基础教育，等等。不能解决贫富分化和城市很多人的贫困问题，城市家园就会是一句空话。
中国近代也曾经把引进过这种社区睦邻运动，比如说在上海杨浦区，搞的不算成功。因为中国那时的特色，按照费孝通的说法，还是乡土中国，还不是城市中国。所以西方基于城市社区的那一些做法，在中国其实不能照搬，但是中国人知道变通，包括费孝通就变通的最厉害了。他就把这些社区睦邻运动的方法、社区调查、社会研究的一些成果，全部用在乡村建设方面，所以我们二十年代、三十年代有了中国式的社区睦邻运动，就叫乡村建设。乡村建设近几年我们也有人在搞，比如说欧宁（谐音）就在安徽搞一个新乡村建设。
我觉得，我们现在要做一个判断，就是工商业已经很兴盛了，我们不可能回到费孝通那样的一个时代，就是我们的中国已经不可能再回到乡土中国。相反，我们在很果断的，很快速的往城市中国发展，往城市中国发展，我们遇到的问题就是西方近代化以来所遇到的问题，产业发展的持续问题、城市发展的资源配置的公平性问题，如果这个问题解决不了，其实我们在城市生活是不安全的，哪怕你很有钱，你不能保证你子孙都有钱，都过得好。所以，得把社会的基础设施弄好，这个家才能安顿下来。
所以，在因特虎关注顶层设计十多年之后，我们接下来要更关注中国社会的底盘设计，并为之需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越是最基础的教育和最基层的建设，越需要顶尖级的资源去进行支援。目前，基层社区的低水平的重复建设、浪费惊人。
我就在想，我们能不能做一件事情，包括政府的资源，包括我们商界的资源，都能跟我们这个因特虎资源、我们后院资源，我们集聚的这些有人文情怀，结合起来，为基层的建设做出一些有创意和比较有水平的一些项目？
刚才绍培会长也说了，我们能不能发起一项活动，就叫“文化社区大家来”，两层意思，第一是大家一起来，第二是把一些“大家”请来，为新家园作大贡献。像台湾社区营造做的非常成功、非常好，香港社区创意部落做的非常好，这样一些高端人才、高端资源，通过我们搭建的平台能把他引进来，跟我们的社区建设相结合。这是我今天想到这里来把这个想法说出来，跟大家交流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这两点就成了我今天到这来夸夸其谈的主要原因。
时间有点超，谢谢大家！
自由讨论
（因篇幅关系有删节）
主持人：大家有什么想继续跟老师交流的，可以随便提问。
听众：我来讲两句，黄老师刚才讲了几个“深商”、“徽商”、“晋商”引起我的一些思考，自从深圳改革开放以后，全国的优秀人才往深圳去的一个现象，2005年之后很多人也都跑到国外去了，这就是有钱人干嘛去了，有钱人很多都移民去了，要么是移民，要么是在移民的路上，缺乏最基本的安全感。
另外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圈子里面，我也注意到，也引起我思考的一个问题，中国的商人到现在基本上没有很好的归宿，包括我们说富家一方的吕不韦。
中国1949年建国之初曾经提出一个“社会结构”，工农兵学商，有知识分子的地盘，也有商人的地盘，但是到了1955年的时候就马上翻牌了，之后又是各种各样的运动，包括文革，基本上中国没有什么商人，也没有什么所谓的知识分子了，知识分子实际上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恢复高考慢慢成长起来的一批。
我自己想不明白的或者说探索的精神，在座的大家都是知识分子，元旦那天我曾经想起来，我们应该去爬爬莲花山，去给邓小平先生献献鲜花，因为如果不是他的话，我们可能还生活在像民国、朝鲜那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个也是对未来的一个探索。
另外我想说的是虽然说中国各个地方可能我们看到有些商会，什么潮汕商会、温州商会，但是这些商人中间的话，对国家的制度建设包括法律规则的制定，它有多大的影响力，它可能有钱了，但是没有对这个国家的话语权，没有足够表达自己思想空间的权力，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商人和知识分子都很可悲的事情。
老亨：你说的这个我太有感触了，这次我对王石把深商精神概括为“契约精神”我有一点存疑的地方，“契约精神”第一你有缔约的权力和自由。第二，你缔约以后会得到承认，但是2004年当时到山东，我们去参加“世界思想家论坛”，有几个很有名的哲学层面的人，他认为深圳最大的劣势就是你没有制定游戏规则的权力，你没有缔约权力，今天让你做这件事你就做，明天不让你做了你就不做了，在1993年也是，很多的政策，说给就给，说不给就不给了，这个跟威尼斯不一样，威尼斯那块地方他买下来了，海里的一点不值钱的那块地他买下来了，而且就那么一点宽，他在海里面建一个城市，这个城市他是自己有自治权的，而深圳不具备这样的自治权，他的授权是有限的，而且随时可以收回，所以这个缔约某种角度上来说，我们理解就是深圳跟中央还要缔好约，确定你有这个权力，而不仅仅是我们商人，我们个人的私法契约，而没有公法契约。所以这个大环境还是蛮重要的。
王伟：这个我倒有一些不一样的看法，你看，香港、台湾包括以深圳为代表的内地，他最早所谓形成一个派别，叫深商、港商、台商都是由于一些地理的禀赋，他最早的驱动因素之所以变成这样，都是跟原始的一些地理禀赋有关系，进而会影响他的生存模式，我们讲得好听叫盈利模式，最后形成一些群体，他靠什么为生，最后演变出来。
像香港的很多公司我也接触过，香港有两个特点：一、打工文化特别轻松。他们喜欢做贸易，做惯了贸易的人的特质就是不喜欢实业，你看香港人他喜欢做金融、做贸易，原因是什么呢？原因就是说香港这个地方最早是属于通商港口，做贸易来钱，所以直到现在影响他很多的思维模式，动不动谈一个很大的概念，怎么样来钱快，就是贸易型的概念。
但是台湾就不一样，因为台湾这个地方它是一个孤岛，那个时候它是做实业，当然也做贸易，但是贸易驱动实业，不像香港纯贸易，所以香港的这种产业机构基本上就是说金融、贸易，像李嘉诚的儿子当时搞一个数码港搞不起来的，当时很多人判断基因不是这个基因，搞不起来的。
深圳是什么呢？深圳它首先有贸易的基因，因为它毕竟靠香港，同时它是大陆的一个港，它不是独立的，所以它有一定的实业，所以深圳的经济化多元性比较强，像招商局的战略为什么做得很好呢？就是因为它采取了中国前30年最赚钱的改革开放的三个驱动因素：地产（招商地产）、银行（招商银行）、基金（招商基金），还有一个是港口，这个都在深圳，所以我们看深圳的基因，它地理的禀赋，我认为是多元化的存在，像腾讯也是我很多年的客户，它能够做很前沿的东西，同时有港口可以做很传统的。
所以它是很多元的，它不像香港或者台湾那么相对单一模式，它有实业，这些人沉淀下来的DNA到底是什么？我自己认为可能是几个：
一、我的接触他们是非常务实的，务实是怎么产生的呢？因为中央不给政策其实就是最大的政策，所以我对于刚才有个观点，很多待遇不是受你控制的，我有不同的观点，他不给你政策就是你最大的政策，上面不懂制定政策所以只能让你试，试了以后他踩刹车，所以中间那么多长时间的话，他必须要务实，他不务实的话他搞不定，所以我认为深圳的基因就是一定要务实，因为没人教，没有老师教，同时他只能自己搞，上面也没有指导人，在上面踩刹车的人，所以它就务实。
二、书里面讲的创意我非常认同。为什么呢？因为深圳是草根驱动上层的，深圳现在所有的企业家基本上都是从草根往上走的，大部分，现在能够有起色的。这些人首先是有创意，他啥也没有，你去看过去2、30年的注册资本，国家给予深圳更多的是政策，资本是不多的，像王石，即使是马化腾，差点100万卖掉了，华为2万1，平安是怎么回事呢？是蛇口工业局分出的一块业务叫平安社会保险，马明哲当时就得去弄，没资本，很差，要跟2、30年前北京的央企比差远了，他唯一有的就是idea，所以idea实际上是无形资本转变成有形资本，中国最大的奇迹就是2、30年变成这个样子，所以务实，他没办法，没人教，但是他又没钱一个人又没钱，同时又有很多idea的时候，又想赚钱的时候，他只能务实，因为他每个失误都承受不起，早期积累的时候肯定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讲一个叫务实，一个有创意。
发展到现在，可能竞争基础跟2、30年前又不一样了，所以他们更多是整合，整合资源，互联网金融现在深圳也做得很好，万科提出要做整合，这些概念现在基础跟以前又不一样，但是基因还在，所以，我讲的第二个我们可以从深圳发展的一些禀赋沉淀出它的一些基因，这些基因未来可以传承。香港将近200年的时间贸易心态一直没变，所以传承的周期我认为是非常长的，你跟香港人说话和台湾人说话是完全不一样的，台湾人一说话就是说这个东西我怎么把它变成很具体的东西，香港人是说我怎么赚快钱，如果对冲、基金，做这个事情，所以我讲这些可能是我们的一些基因，如何去传承。
三、政府和企业之间不是一个0和1的概念，不是说我收回来就是这样的，企业通过它的务实的艰苦创业其实教育了决策者，决策者知道你的东西以后，发现你有很多好的地方，但是也有很多让我吃亏的地方，或者说做大了以后变成气候要踩刹车，他收回来了，所以他可能是一个互相影响的过程，但是主体可能是草根，他们也不懂，所以由下而上再由上而下我认为是这样的过程。这就意味着企业钻空子，过去的那种模式，摸着石头过河成功的概率在深圳会越来越小，未来可能更多的是要预测整体趋势，通过判断趋势来借势发展。那个时候只要你敢干，其实也没人管，有很多空白地带。
这个就是我讲的，可能有这几点，尤其是中间有这些基因，务实、有创意，华为我做了一些咨询，华为当时2万1起家，当时不敢吃饭，一吃饭所有的资金就没了，那个时候也没有很多融资的渠道，所以它一定是务实，一分钱掰成两块钱花。这是我的一些观察。
北京我去得比较多，因为北京的一些企业是属于政治型的，所以每一块钱的资本回报不是私有导向决策的，不是私有决策的，它效率极低；但是在南方一定是要考虑你的产能回报，所以它一定要务实，尤其是早期很薄利的创业者，那个时候也没有天使投资，没有人给你投的，华为前几年都是滚动发展的。
王绍培：他这个讲话也是很有启发，从基因的角度来分析。我觉得现在再说的话，深商的精神也要分几个阶段，现在已经过了发育阶段，再是发展阶段，然后才进入成熟阶段。
乖乖老鼠：先说一段八卦。我们前一段采访了李嘉诚，当时搞得挺沸沸扬扬的，当时我同事跟我聊起一个事情，采访李嘉诚的时候就问他，作为一个企业家你为什么现在要介入政治，或者参与一些在我们现在看来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
当时李嘉诚有一个回答在访谈里面没提，但记者在另一篇文章中提到了，就是他谈论“老板”与“领袖”的差别。
“一般而言，做老板简单得多，你的权力主要来自你的地位，这可能是上天的缘分或凭着你的努力和专业的知识。做领袖就比较复杂，你的力量源自人性的魅力和号召力。”
李嘉诚不希望别人称呼他为老板，他更愿意以“领袖”要求自己。
就是说现在的很多企业家只能做企业家，但是他没有从商业领袖，或者从企业领袖的角度去考虑一个事情，现在很多企业家已经成长到很优秀，很卓越，但是往上再走一步又不一样。其实现在包括从王石的转型已经隐隐可以看到方向了。
这涉及到我之前跟另外一个思想界的学者聊天，闲聊的时候我问他，过去20年中国思想界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有没有可以看得到的思潮或者大的趋势？想了想，他说没有。我说这个没有到底是什么概念？他说原来比如说80年代很轰轰烈烈的思想之争，现在在整个社会话语圈里面被淡化了。
但是很多过去在思想界里面没有注意到的，尤其是实业界、商业界，你看现在很多商业界的微博上的大V，实际上他们还不能叫思想领袖，但是他们的影响力已经远远超过很多思想家、评论家的水平了，实际上这一部分，他们对社会的影响在将来会超乎我们的预料之外，我觉得这会是一个非常大的趋势，包括你说深商的精神。
实际上我觉得王石讲的那个东西（契约）并不是描述深商是什么，他在试图把深商这个传统纳入到他所理解的商业文明的大传统里面去，他觉得我找到这个接口把它接到这个里面去，找到这个接口的过程自然而然就形成某种思想引导，他周围的一圈人，包括媒体这些人就会去想我怎么去对接这个东西，转过来它就会推导这个社会的反馈的一些转型，一些变化的出现，我觉得这会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互动过程。
王伟：实际上契约是基督教里面的一个概念，实际上就是一个受托概念，我们在人间上所有的人都是管理上帝的资产，它是上帝赋予你的信托责任，你只是在做，所以我们在理解西方为什么要捐，就像比尔盖茨这些人最后要捐，他实际上不认为这些钱是他的钱，但是他可以去用这些钱去做这个事情，所以他上面写得非常清楚，包括最早的十诫，变成我要你干什么，然后你收到这个旨意，你去follow，如果你不做就会出现什么。
这个东西在美国就是一帮清教徒通过五月花号登陆以后，这帮清教徒本质上在欧洲大陆是不受欢迎的，因为那个时候基督教已经分化了，一种是清教徒，这种清教徒是严格按照旧约和新约很严格的法律，还有一种变成改良了，所以那帮人看不惯就走了，走了以后就决定在美国重新建立一个纯基督教的，所以那帮人是纯基督教的，以此为宪法来做的东西。
我看过王石的一些想法，他在哈佛选了一门很重要的课程，宗教，其实这个现在已经研究很透了，这些全部都是来自于宗教，伊斯兰的很多教育里面也反映了伊斯兰的很多商业社会，比如他们认为银行是不能有利息的，这是来自于伊斯兰教，伊斯兰教说我把钱给你，你可以通过你的商业运作赚取分红给投资者，但是不能够有利息的概念。所以在纯伊斯兰银行是没有利息的，但是你是非伊斯兰教的话，他开银行可以给你利息，但是伊斯兰是没有的，这样可以帮助运营，不鼓励懒人，这个是来自于伊斯兰的教育。伊斯兰教和基督教本身是一个教，后来分化掉了，很多是来自于这些地方。
老亨：罗斯柴尔德也是这个观点，他不认为是利息，他认为是时间，这段时间管理所应得的报酬。
王伟：这是一个投资，由于我们现在很多企业的悲剧包括经济危机，你如果用这种角度去看的话可以理解，因为上次的金融危机雷曼倒闭，很多原因就是因为不遵守这个事情，他给你利息，但是他的很多投资回报是很差的，他不赚钱。
老亨：我觉得前面评论一下，有媒体报道王石的这次讲话，跟李嘉诚接受你们采访讲的一些话，有异曲同工之妙。堪称交相辉映，影响力可以互相媲美，前后只相差一个月时间，其实也足以代表工商界对当前的情况他们的一些想法。
肖峰：为什么中国30多个城市，我们能数得出来的只有4、5个所谓的商帮，其实原来商帮的概念不是指这个地方的商人有什么素质，而是指那个地区的人，他们为了生存或者为了其他的目的，拉帮结派的跑到别的地方去了，由于是同乡，有同样的商业习惯就比较容易信任，慢慢的这群人到了那个地方就有了自我认同，而那个地方的其他人看到他们也觉得好像跟自己不太一样，慢慢就形成了所谓“晋商”，山西人跑到外面去经商的，或者“徽商”，安徽人跑到外面去，“浙商”也是跑得满世界都是，温州人现在跑得全世界都是，我们就管这样的一群人叫什么什么商。
现在的深商概念其实跟我们传统所说的那样的商帮是不一样的，不是说现在咱们深圳人拉帮结伙的跑外面去经商了，我们寻思着这人有自己的特点，而恰恰是全国各地的人跑到深圳来经商了，形成了深圳这个特定地域的商业氛围，我觉得如果从后一个概念来讲，这个深商就成立了，从前一个概念来讲，这个深商就不成立。
为什么很多人会跟你争论呢？就是因为咱们得把概念先搞清楚，如果我们从前一点来讲确实没有深圳，正如没有“上商”一样。为什么呢？这个地区的人当然也跑得满世界都是，因为他们很少拉帮结派，因为他们自己挺自信的，我来了融入一起，你是上海人，咱们伙在一起经商。也不是专门从事于某一个行业，因为往往叫什么商的话，他们往往是从事同一种行业，需要相互之间帮助，最后慢慢就形成了这样一种东西，有的帮会色彩没有那么强烈，因为他在那个地方本来也很松散，深圳人我相信跑到全国各地也不会说咱们是深圳的就非得伙在一起经商，也没有。
因此从这个概念上我们需要做的事情是倒过来，给在深圳这么一个特定地域经商的人，一种是我们根据他们的特点寻找他们的共同点，总结出深商的精神或者特质。这是他先有了这个东西，我们去发现它，他是一块原来没有的地方，大家都是赤手空拳跑到这个地方来的，没准他们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气质是别的地方不具备的，我觉得是深商第一个我们需要去挖掘的东西。第二个是我们需要深化的东西，譬如说我们认为在这么一个地方的商人或者我们为了提升深圳的商业精神，我们给它加上去的东西，譬如我们也可以加一个叫“后读精神”，喜欢后院读书会的精神，深圳商人就应该喜欢后院读书会这样的一种精神。
王绍培：深商如果没有“后院精神”那就不是深商了（笑），总而言之就是学习精神。
这个其实我觉得也很重要，虽然很多东西原来是没有的，我们大家来了以后大家各干各的，但是因为有人一直在强调，说深商应该有一个什么东西，慢慢的潜移默化你觉得我也要有点东西，慢慢就强化了，其实宗教也是这么一种东西，开始大家都是不信的，他诞生以后告诉你我们这样做对大家有什么好处，渐渐的真的就有了一种深商精神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他更多的是一种引领，既然是引领，现在有没有就不重要了，什么是我们可以从国际的各种商业规则中可以抽象概括起来的，对于深圳的商人走向世界有好处的东西咱就加进去，我相信王石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概念，作为契约精神，他觉得这个东西最重要，于是又跟自由什么的挂上钩了，现在没有没关系，加进去就好了，无非就是我们要先了解深商精神到底是什么？它过去有没有不重要，重要的是如果我们需要，我们就去创造它。
乖乖老鼠：其实可以补充一个，你说深商精神后面有没有深商现象，我之前本来还想问，深圳的企业家和深商有什么区别？我做了这么多年的经济报道，我自己印象非常清晰，深圳的企业在全国的很多市场里面，比如说房地产市场、IT市场、金融市场……我可以说出5、6个，在全国性的市场里面，深圳的那帮企业一定是名列前茅的，而且都是全国性的。
更独特的是这帮企业的风格都比较相似，但凡深圳走出一个企业，不管它蹲在哪个角落里面，你去跟那个企业一打交道，你就会发现它的风格非常相似，你说没有“深商”，但我觉得已经出现“深商现象”了，所以有了这个现象以后我们再去看，但是这个东西到底是商还是企业家，是企业家精神还是商人精神，我们再去研究。
王绍培：晋商、徽商是先形成气候后归纳概括，但是深商是反过来的，像概念车一样，先造一个概念再造一个车，先把深商的概念提出来，然后再往里面加东西，这其实有点像王京生搞的深圳学派，深圳学派没有，但是我先说我有深圳学派，这是深圳的做法跟历史上做法不太一样的地方，这还是有道理的。
《城市精神》这本书讲，其实在全球化的潮流当中，它是建议用爱城主义取代爱国主义，国家是不可避免的要卷到全球化的潮流中来，但是一个城市可以抗拒这个潮流，城市可以做出不同的气质，不同的精神，现在文化人也好、商人也好，真正要立足的点不是国家上，而是在这个城市，塑造一个跟所有城市不太一样的城市，才是一个城市的人最应该做的事情，这也是《城市精神》这本书里面讲的很重要的一个观点。
这就跟深商精神挂上钩了。历史上都是物质先行，但是从某一个时期开始就是概念先行，想出一个东西然后再去做它。很多人为什么反驳深商精神，哪有深商？既然没有深商怎么有精神？这都是不懂，时代已经变了，现在是先想一个概念出来，概念想出来以后再做。京生部长的深圳学派也遭到了很多人批评，说深圳连大学都没有，学校都不怎么样，知识分子都看不到，学者在哪里？还讲什么深圳学派。
王伟：我觉得有两个局限：第一个我觉得还是要分阶段性，拿万科、华为从初创到现在，他靠的是务实、创新、开拓这些东西，后面也是可以传承的，但是，他发展到这个阶段，他单纯的还是靠过去的那些基因再去发展，我认为还需要一些新的东西。譬如说现在华为占全球化、国际化，这里面整合的能力就面临很大的问题，很多市场进不去，美国一直都没进去，他跟过去在深圳发源的会有一些更新，这些点会变得更加有阶段性，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局限。
第二个深圳怎么跟中国挂钩？现在深圳是唯一一个没有受到太多政治干预的，蓬勃发展起来的企业，而且更多是从无形资产，创意变成有形资产的，大把企业都是这样的，不像北京跟上海，上海是有基础的，北京就不用说了，他们有几个变成腾讯，有几个变成万科、华为，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白手起家的，在整个中国来看近现代史只有深圳，我们谈深商，深商要引领整个中国在某些商业气质上是有它的引领作用的，我觉得这个格局就高了。
乖乖老鼠：其实深商就是深圳企业，深圳造就企业的能力在我看到过的城市里面是没有过的，你把包括国外的城市列出来，都很难看到一个城市有这么快速造就这么大规模国际化企业的能力，这个在经济史上会成为一个“深圳现象”。
王伟：我给你讲几个数据，平安现在是世界500强的197位，华为世界500强100多位，腾讯不用说了，这三个企业包括招商局这些老的就不用说了，你倒推15年跟我们现在的角色是一样的，没有太多资本投入，也没有国家刻意的扶持，你在北京跟上海是找不到的，所以这些人是深商沉淀下来的精神，如果被全国扩散复制的话，整个中国就能起来，所以我认为应该是从这个高度去看，为什么现在习近平先到深圳呢，确实还有领军人物。原根在这里起到很大的作用，这些企业的发展确实跟原根间接或直接都有关系。
肖峰：其实这个深商精神符合深圳，因为深圳本身就是一个被造的东西，它本来就是没有的，它不是一个自然成长的城市，让它成立它就来了，慢慢就越做越大了。
乖乖老鼠：但是其实很奇怪，当时划了很多特区的，包括后来沿海经济开放区，14个城市一溜画出去，画到现在其他的都没了。
肖峰：这里面有地理历史的原因，实际上5个经济特区只有深圳是靠香港最近的，而深圳最早发家也是贸易型，民资是以贸易型和加工型为主的，而且还有一个现象就是说，深圳我们讲的很多深商并不是深圳的本地人，都是外来人，30年前，深圳只有一个宝安县，只有30万本地人口，实际上我讲深商精神一定程度上也是说在改革初期的探索阶段，全国人民把优秀的智慧、力量集中在一个点做了一个爆发。
王伟：但是无法推出来是说这些优秀的人就自动变成了现在这么大规模的企业，无法推出这些点，他只能推出这么草根在没有太多资本的情况下，通过务实、探索、创意、无形资产慢慢的转成了这些。
另外我很不相信腾笼换鸟这个政策，世界格局来看，所有产业的发展不可能通过政府引导说腾笼换鸟，他只能说是通过一个企业沉淀下来的企业家精神。比如说最早万科什么都做，贸易也做，最早他创新是学日本做贸易，它是贸易型的企业，后来是不懂房地产，他觉得房地产可以，他专注，但是那个时候没有房地产制造能力，就是整建制的挖中海的人，那个时候叫“海盗计划”，那个是我当时在里面推动的，万科我跟他做了6期项目。
《万科周刊》编辑：我来是一个学习的态度，我来到深圳也没多久，来深圳也只有不到半年时间，之前在大家比较痛恨的北京干了十年，而且也是在一个官媒体干了十年，现在在《万科周刊》做编辑。先澄清一个事情，王石关于“契约精神”的讲话跟李嘉诚事先没有打过电话。
也不是说他前一周听了我们教的什么课突然想到的什么结果，大家看后面附的“拿来国际惯例为我所用”，为什么他在国内也可以学习国外的东西，那为什么要亲身去体会一下？因为人的亲身经历是你通过书本知识和文字吸收没法取代的，所以他回来以后在正式场合、非正式场合也经常讲他在国外的一些见闻，关于“契约精神”这个事情呢，因为我也是通过跟杜贺（音译）老师接触才开始关注这个领域，我想是这样的，每一个精神的提出，并不是说提出的人想推真就能推动，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它不是出现在2000年前后，而是出现在2008年前后，真正能引起大家关注的这种精神文化领域的东西肯定是跟当前的时代潮流有所PK。再比如说“潜规则”这个词，这个词实际上是很虚的词，但是它能代指所有一切你想指代的东西，它大概在10年前首次提出，它出现以后一个人就生推，结果还是符合了当时中国社会变迁的大事。
第二个方面关于“深商精神”的定义，我想是这样，“契约精神”是它的一个方面，因为那天的讲话很短，大家可以通过关注他的微信看到他讲话的全文，只有大概9分钟，所以他不得不收窄这个领域，专门谈“契约精神”这一块，这个是他在国外求学体会非常深的一点，虽然王石先生在美国和英国留学，但是他经常去日本和德国，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他没去日本留学，也没有去日本留学的打算，但是他对日本商人经商的态度非常喜欢，对于日本能产生出世界上最长寿的企业，世界上最长寿的企业一半都在日本，他对这个现象非常有兴趣，也希望研究其中日本企业长寿的秘诀，其中有一条，包括他新书里面谈到了对“契约精神”。
王石那天讲话是他最有感触的一点，并不是说它就能代表了深商精神的全部。现在我想做一个广告，在下周的1月8号到9号，我们万科有一个关于“亚洲商业伦理”的一个研讨会，对媒体朋友是开放的，请来的是哈佛大学亚洲中心的凯伯恩（音译）教授，还有日本、印度、新家坡国际大学和新西兰的学者一共14个人，还有国内深商会的一些高端会员，所以欢迎媒体朋友过来，王石到时候可能不会回来，但是从英国剑桥大学可以连线，跟现场互动。
我想为什么万科要做这个事情呢？还是回到那句话，“拿来国际惯例为我所用”，这也是万科向国际化发展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国内那套东西，带点潜规则的东西移到国际上之后，但是万科在美国发展的时候，他提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通过这么多年先是学索尼，后来学香港，包括我们最开始100多份合同，我们合同可能有6、7页，香港的这么厚，去了以后感触非常深刻，先学，学来以后结果就是说，规范化的结果就是再去美国做生意的时候，双方的律师沟通非常自然，这就是我们的国际惯例。
为什么举这个例子，刚才前面说华为在海外拓展的问题，当然不同技术不同领域有不同的特点，华为在英国的表现比较好，我看外面的报道，华为跟英国政府前安全官员雇了大量的安全官员来审核他们的设备，你们自己的安全官员审核通过，给我们认证，我们进入市场，如果你事先能够了解所在地方的惯例你会发展顺畅，所以现在拓展国际业务这三块，新家坡、香港、美国都比较顺畅，刚才有人提到深商向国际拓展的问题，我觉得这是可以借鉴或者可以继续探讨的话题。
老亨：其实“契约精神”我们去搜一下王石的新闻，这是他在2012年去哈佛不久前后讲的，他当时讲中国商人有诚信没契约，还是讲诚信的，仁义礼智信，归就归在信上面，但是“契约精神”确实是西方的一种提法和说法。
刚才会长给我介绍的时候说到一个特点，我们不仅仅要去研究，而且还有一点行动性，比方说我们做的事情可以跟自己相关，今天来的商界朋友是有，但是主要的还是文化。
我们研究院，包括我们这些不是商人的人，我们围绕商业城市或者深商的发展，我们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比方说现在成立深商联合会，现在要求的水准还是很高的，号称100家以内，资产要100亿以上，或者营业额100亿以上，相当于是大企业了，大企业来了以后他是来做主导，总归要做一件什么事，或者是一类什么事，我觉得我们可以在这方面协助规划一下，因为我有可能过去兼一个副秘书长。
我们能够抓住这样一个机会，我们设计出一个什么事情来做，大老板聚在一起就不要他亲力亲为了，他指一个方向，或者跟我们弄一些可以参与的事，尤其是我们会员读书会的人能够参与的事。
张主任：深商联合会和后院读书会联合搞活动就在粤海办。
老亨：我觉得今天一开始开会就应该感谢，按照威尼斯商人开会的惯例，首先是感谢资助人，最应该首先感谢的是张主任，你为这个活动提供资助，提供赞助在威尼斯叫好人，你提这个概念叫善人，其实都是资助人。
我们希望在这个城市里面，这样的活动在更多的好人、善人、贵人的资助下能够更加的红红火火，我们也能够做到商人很忙的时候无暇顾及的一些事。比方说商人提出一个深商精神，回头我们把它圆满了，我们觉得还蛮好，还通俗易懂，各方面还能成气候，我觉得这方面是我今天来蛮想跟大家说的，不管是什么形式，我们想到了，我们有机会，大家各有资源，我们去促成一些事情，因为后面的资源很宝贵，就跟深商联合会的资源一样宝贵。
肖峰：如果让我来说深商精神，我观察下来就叫四个字“相信奇迹”，这个是深圳的商人跟别的地方最不一样的，因为来的时候什么都不是，但是他相信他什么都能做成，但是很多地方的人不是这样的，论资排辈，这个可能吗？就已经框下了很多事情，但是来深圳的人都相信一件事情，就是我可以创造世界，所以这个我觉得其实是最重要的，深商精神，就是一切皆有可能。
主持人：请大家用一句话总结自己心目中的“深商精神”。
王伟：创新为桨，务实为舟，就是还是务实。
听众：我第一次来参加这个活动，因为我自己是在深圳长大了，在深圳大概生活了20年，对于这个城市，我自己的感觉就是，无论是任何城市旅游或者是出差，我对深圳的感觉，我只有回到深圳感觉就是家，我对它的感情可能跟自己实际上的籍贯的感情不一样。我从小来到深圳长大。所以感觉会跟来深圳创业，或者来深圳打拼的人都不太一样。我对深商的精神可能更多的是在于敢做，还是老师刚刚讲的那些，你要去放开一些束缚，放开一些条条框框的东西，做我自己真正想做的东西，这是我自己的理解。
乖乖老鼠：我没有深商精神的总结，简单说点对深商现象的感受，深商现象，或者是深圳的企业家现象这个东西，本身就已经是我所知道的经济界里面的一个奇迹，刚才他说的相信奇迹，我觉得深圳的企业和企业家已经创造了奇迹。
听众：我想说的就是，我自己本身也是画家。我想到信则灵，就是说你要你相信，我自己也喜欢那个，我觉得很多东西就是你做得一种规律，只要你相信奇迹就是存在的。
听众：大家好，我来自媒体。以前我们跟这个已经有一个接触，然后我也听了老师的演讲，其中有一点是很重要的，就是他说的深商是国际的，这个东西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理解。第一个我们在国际方面的影响力其实已经很高了，我们真正提出一个概念就是，我们认为这个深商在国际上的影响力比在国内的高，包括腾讯、华为这些企业。第二个就是，从第二个层面来说，深商从国际化的层面来说，是能够引领其他的商会，包括全国的商会走向国际，会有这么个引领的作用。我觉得从这两个角度来说，深商是国际的。
沈海洋：大家好，我叫沈海洋，毕业于清华电子系，今年也是刚来在深圳工作，以前在上海，我是在一家创业公司，从事高科技方面的技术研发的。我来深圳时间不是特别长，但是我平时也喜欢研究现在深圳一些大企业发展的历史，像华为，还有像招商下面的一些企业，还有像平安，万科这些大企业，会去关注一些他的材料。我对深商的一个理解，可以说向用清朝末年一位重要的维新派人物就是张之洞先生的一句话来说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深圳在最近的过程中，其实也是汇聚了一大批从全国各地到来的创业的，满怀热血来创意的青年，包括像从东北的，华为我理解的可能还有很多是四川的人，包括有一些重庆人，上学和工作可能会在重庆，他的二号人物，他跟我是本科是校友，他在成都读了大学。他们那边就是说，他们在四川那边，就像我们在深圳的街上有时候听到的方言更明显，有些是四川话，像湖北这边，可以说是，汇聚的是中国在当时旧的体制下渴望有所突破，有所闯劲的一大批人来到深圳，这些人来到深圳以后，他吸收了国外最先进的一些技术，比如说刚才我们王石先生的企业精神，这个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文化最核心的一块，但是我觉得，因为我们毕竟还都是中国人，所以说我们所理解的西方文化也是深深的植根于我们自己在传统文化当中的思维之中的，所以我觉得正如招商局在他的发展历史过程中间，因为我们现在看到招商局已经没看到他的历史。
最早的是张之洞先生他们那个时间创立，在清朝的时候就已经有了。所以我现在看到的，比如说深圳非常有影响力的招商局董事长，和他旗下的，非常多的各个行业的一些企业，其实已经都是，事实上是第二轮，或者是改革开放也好，以后是第二波的产物。所以我觉得这些企业，虽然我们也没有特别多的去关注，但是我觉得可能还是秉承着这样一种精神，就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我自己的话，平时也喜欢关注一些读书，包括历史，我也是在微博上看到咱们读书会的一些活动，虽然之前可能有一些事情，今天也是第一次，但是我觉得今天的讨论也是让我收获很大，希望我后面能多多的参与，希望能多贡献一些力量。
周勇：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日报的记者，我叫周勇。也不是第一次来后院读书会了，以前也来过，我经常见过您，刚刚说到深商的精神，是用自己的总结来概括一下。
其实我想用这样一个概括就是创造归属感，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一个说法，之前跟一些从外省过来的一些朋友和同事聊的时候，我们走到中心书城这样一个广场。中心书城这个广场他对我说的一句话就是说：我觉得在这里才有归属感。
以前，前几年大家都在说深圳没有归属感，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会觉得这个城市非常的冷漠，当我听到他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我非常的欣慰，我也跟大家透露一下，我今年26岁，我在深圳生活了26年，就是说从小到大在深圳出生，在深圳长大，其实我也是陪伴着深圳这么一路走过来，一直感觉到深圳都是一些本地人比较多，本地人其实在创新方面没有一些想法，但是我觉得外地人就是有一种干劲。
然后他能给我这样一个，突然间他说来到这里有一个归属感，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中心城广场是一个开放性的平台，来自五湖四海的人，只要你有什么不爽，或者是有什么快乐的事情，都可以在这里，大家一起去分享，一起通过音乐、文化各种形式在这里分享。所以我觉得，《落脚城市》那本书也说过，就是说许多人已经回不去故乡，但是随着城市化的竞争，故乡已经沦陷了，但是来到一个新的城市，你可能没有一个新的一种归属。所以我觉得你既然是没有，这是一张白纸，为什么我们自己不去创造呢？我们自己可以去凭着自己的开拓的精神或者说团结的精神，去创造一片属于自己的一个土地，并且在这里扎根。
所以我觉得深商他也是这样的一个精神在这里。所以我觉得深圳来自五湖四海的一些商家，一些企业家，他们带着自己的精神给深圳也带来了很大很大的贡献。我觉得这种精神应该可以继续弘扬下去，把深圳变成一个自己的地方，谢谢！
听众：大家好，我是来自文学大赛的，也是第一次来我们读书院，看到这么多的大师在场，讲了很多，我听了一下午，我听了我们大师讲的话，对我自己是感同身受，现在跟我自己本身结合，我自己本身有一个选择性的东西在深圳，但是听了我们很多大师的讲，深商的精神，有没有想抓住不要放弃。
徐凯林：大家好，我叫徐凯林。深商的话，之前参与过一些东西，刚才大家都讲了，我们深商的话，其实是没有资源的，所以我们也是相信奇迹。但是深商，其实因为我是之前在上市公司认识了很多上市公司的董事长，或者是创始人，其实也是很有感触，确实是大家所知，他们都深圳来，都是什么东西都没有，有的只是思想，所以我觉得我们深商的话，其实大家也看到，现在其实是有头脑的是温州，当然我们也可能说有北京和上海的人，但是深商有一个最大的特制，他们是一群有思想，有理想有抱负的人，他们可能是刚才也讲了，他们是可以唯一能够跟国际接轨的，他们站在东方和西方文艺的交汇，我觉得这个是深商最重要的一点。
老亨：徐总是深圳一家上市公司的副总裁。
陈公正：我简单的说两句，我叫陈公正，我接刚才这位留学回国创业的话来讲，刚才他说的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个话来形容深圳。其实我觉得深圳是西学为体，中学为用，为什么这么讲呢，我觉得刚才这位媒体朋友说他在深圳26年了，在座的很多是后来到深圳的，当你拉着行李厢从火车站，或者从飞机机场出来以后，有没有欧洲当年感觉，我想是这样的，深圳真正的，现在的，刚才有前辈讲到，深圳现在的比较靠前的企业，或者是深商会里面的核心会员，大多数都是这样的，从外地来，身无分文，包括今年的正威集团的总裁，他讲的就是400块钱闯深圳。
这个是西学的，这个是西学为体。为什么中学为用，就是取得了一定成功之后，还是要有文化传承在里面，我们说西方的概念也好，东方的概念也好，包括很多现在的企业，很有意思，它成功以后，用西方的管理思路成功以后，他是追求一些中国传统哲学的体系。我不知道他呈现出来的是不是给媒体的一种，或者说他真的是用这个工具管理企业的，我相信在现在的企业当中，尤其是在西方比较结合的企业，是不月这套东西来管理企业的，他是管理人文思想，所以我的理解是反的，是西学为体，中学为用，这个西学还有联系。
听众：我是深商院的会员，我想说两个，比较简单的广告词也是对我影响很深的。一个是李宁的一切皆有可能。再有一个是微信的广告词，再强也有品牌。就是说，刚才我们都说有的来深圳半年，有一年的，也有26年的，可能刚来的一些80后也好，或者现在是90后了，刚来深圳有很多不同的感受，有冷漠的等等，我觉得还是，这两个广告词对于我来深圳应该是有七年的时间，我觉得对我的触动特别大，我觉得还是有希望的，深圳这个地方还是比较好的，只要你肯努力，所以深商我觉得应该是比较理顺一点会更好，结束。
听众：我叫费新乾（音），我来自《特区文学》，我从事文化编辑十多年了，今年我统计了一下，我觉得起码有一半（未听清），我理解的深商精神就是打破规则，认真，白手起家，比较务实的这种精神。因为从文化上来说的话，我觉得还是催生出来的这种精神，就是真正的把深圳作为一个家，我觉得这里可能就是深商精神。
老亨：费新乾是这次文学大奖赛最年轻，也最帅的评委。
听众：大家好，我叫庞悦冬（音），一般我介绍完他们也是没听明白，我也知道普通话说得是比较烂的。在深圳做过土包头，专门给药厂（建房），我所理解的深商就是干了就想，想了就干。刚来的时候，先干了，干了一段时间，干成这个样子就想一想，为什么干成这个样子，想过一下就明白一些。比如说你再往下干，有的很多朋友他们都是这样的，第一次创业开始，第二次创业。所以这就是我理解的深商精神。
听众：大家好，我是招商集团下面的一个子公司里面的，来深圳也有5年多了，我感觉深商的精神就是包容和创新，我感觉在深圳这里来自四面八方的人，我三个公司，先两个公司的领导，我的领导都是学历不是很高的，没有什么条条框框。就是说也是一种务实的，不会给员工贴一个标签，这个是我比较喜欢深圳的地方。
柴平国：大家好，我是和上一个同事是同一个公司，同一个岗位的，我们是一起过来的。参加后院读书会好长时间了，在每届参加的过程中，虽然说我们做的工作可能说和讲的主题并不非常的相近，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会启发我们的一些思想方面的。我的名字叫柴平国（音）。柴是柴油的柴，平是平安的平，国就是国。我觉得深商是一个敢为天下先，有想法，而且有了想法就马上去实践，实践之后再去，大部分都是这样的一步一步起来的，我们的公司差不多是这样的，一步一步起来的。
王宋辉：大家好，我是王宋辉，我是通过这次文学大赛认识王老师的。我是做茶叶的，我是1996年来到深圳，在场子里工作，有的小孩以后就想，在那边打工的话也不是长久之计，然后就做了一个服装，在商场里面做，后来那个商场倒闭了，我现在做茶叶，我这里有一些茶片。从我个人的感觉来说，我也算是座右铭的东西，就是被人家说了，一切皆有可能。我上学的时候就把这几个字当做自己的座右铭，有什么事情的，比如说就是这个茶，我开业的时候，从我做这个茶整一个月，有一个人跑过来说，他说很想做我们这个茶，他考察市场很久了，好多年，但是他一直不敢做，他就是想看看到底是谁在这里做黑茶。跑过来看原来说我，根本就什么都不懂，泡茶都不会。我就跟他讲，做什么事情认定了之后就去做，这个事情做成最失败的时候是什么样子，自己能够接受就去做，做了才知道，一切皆有可能。做什么事情我都是这样的，做服装之前我也是什么都不懂。你一定要去学习。
听众：大家好，刚才我的两位老乡都是湖南的，说普通话非常的标准，那么我今天再把湖南话说得标准一些，把我们的两个老乡也沾点光。我是来深圳将近了半年的时间，前四年的时间我是在广州军区里面呆了将近四年的时间，也有四年的部队里面生活的经验，然后转到深圳这边来，也就是来的时候，就像他说的，很高兴，现在我从事的就是，我离开了部队来到地方的话，现在从事健康的行业。大家刚才所提到的一些比如说腾讯、华为，这些项目我现在一些高层化，我们都有在监管他们的健康这一块的。我所从事的健康行业，但是从我和这些领导们的接触，给我的信号就是每每都会说，小姑娘你来深圳不要怕，做人做事都要踏踏实实的，一步一个脚印的干下去，没有谁说来到这个城市想走个弯路，我今天想爬到什么位置上去，就是能长期给我的信号就是，你是草根没关系，你只要务实一点，踏实一点，终究你会走到你想要走的位置，你也会感觉那一份收获是踏实的，你不会在半夜睡不着，或者是怕被别人给抢走的，因为那些东西是不可被复制的。所以我今天最大的感受就是做人务实点，踏实点。
韩建强：大家好，我叫韩建强，来自南山医院。今天来到这里，首先说一下，听到他说咱们有这个活动，对咱们这个话题比较感兴趣，我来自南山医院。虽然说暂时对深商不怎么沾边，但是我对读书还是比较感兴趣的，而且比较好奇。今天听到各位前辈说这么多，我很清醒自己长了两个耳朵，我今天听了很多，这个我回去一定要好好思考一下，总结一下。
今天我说的不多，我感觉深商精神在我的草根看来，没有前辈总结的那么精髓，但我自己认为的话就六个字，也就是务实速度加效益。相信我们这些草根在深圳一定会成功的，谢谢大家！
谢俊：大家，我叫谢俊，是小K介绍我来的，我也是在华为的，离职之后，我们离职的这些人成立了一个叫华友会的，已经遍布全国的一个组织了。我的感觉就是，留在深圳，我们这样的华友会，还有这些商协会，还有这种安排的协会，各种各样的接地气的协会，我觉得大家可能会找这种行业协会合作，找这种老乡会来合作，以前可能没有这种想法，所以我觉得深商这个东西是在精神层面的，大家再接地气一点的，比如说我们说的行业协会，老乡会，比如说像华为一样，在每个现下的这种，大家除了说搞这种精神层面之外，还有一些这种事业上和生活上有一些对接，我是这样理解的。所以我说要我来总结的话，我也总结不好，我觉得就是六个字吧，叫做敢折腾，也能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