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时代的好处之一是你可以在任何时间学习，比如打游戏之余，可以看看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网络公开课中解释美联储功能与金融危机的来龙去脉。
就在花了一天把伯南克的四集讲座听完之后，我突然产生了疑问：那个每一秒钟的决策都可能影响到亿万美元流向的老头儿，为什么要在摄像机镜头前，向不知道位于地球哪个角落的观众解释金融危机的原因，以及他想干些什么？
一位课堂上的学生替我提出了这个问题。对此，伯南克的回答是：“我们觉得这样更好。”
这句简洁的答复，让我想起几天前刚刚读过的一本名叫《大数据》的书。在这本书的开篇，2009年1月21日就任的美国新任总统奥巴马在白宫宣布：“我的这届政府将致力于建设一个前所未有的开放政府。”
在与这份宣言同时公诸于众的首份总统备忘录中，奥巴马阐述了“透明和开放的政府”三原则：信息透明、公众参与与多方协作。
《大数据》的作者从一个信息技术处理专家的角度，由此拉开了对美国半个多世纪以来从信息公开运动到数据技术演化的多维画卷。
在这幅信息时代的“清明上河图”中，既有国会立法层面的庙堂博弈，又有纽约街头警察的江湖传奇，再加上随处可见的精彩数据分析与图表示例，将过去数十年中美国社会运动、经济转型和技术创新的轨迹融为一体，展示出了当代社会中从政府到公民对信息数据的需求与依赖，以至于2010年英国首相卡梅伦提出“数据权”（Right to Data）是信息时代公民基本权利的理念。
在这一宏大的主题下，书中的讲述的故事大约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从技术角度出发，探讨信息处理技术从早期的“数据库”到现在“数据仓库”的演化，以及相关数据挖掘、数据分析技术在社会各领域的应用。
另一类则是追溯美国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在社会各界推动下所发展起来的“政府信息公开”运动。
在这场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社会运动中，美国不仅搭建起了从《信息自由法》到《联邦资金责任透明法案》在内的一系列制度框架，而且政府的管理和运作模式，也随着政府信息透明度的深化而日益演化，最终在奥巴马时代形成了影响全球政府运作模式的“数据民主化运动”。
也正是在这场运动的影响下，一向以对市场和新闻界信息封闭而著称的美联储，也在伯南克时代开始展示出开放的姿态——要知道就在几年前，资本市场和新闻界还只能从上一任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的公文包厚薄程度，来推测未来的货币政策变化。
对于曾在国内政府部门任职多年的作者而言，本书的写作显然并非仅仅是讲述一段美国信息开放史，而是希望为信息时代的中国社会转型提供某种有借鉴意义的“坐标系”。有心的读者不难在本书的结构和相关篇章中，找到与当下社会相对应的制度思考和现象分析。
作为一名关注政府财政透明和预算公开进程的财经记者，我自己也在其中找到了一些有意思的对应与比较。
2006年还在担任参议员的奥巴马联署推出《联邦资金责任透明法案》。而这一法案诞生，则来自美国民间机构“OMB监督”（一家监督美国行政管理预算局的公益组织）的不懈努力。该机构推出了美国首个公共支数的数据开放网站，将联邦政府的全部开支数据统一公布在网站中。这一创举被《洛杉矶时报》盛赞为美国“财政透明的起点”。
就在短短一年之后，赴美留学并工作20多年的中国公民吴君亮，在中央颁布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后，创办了中国第一家监督政府预算公开的民间组织“公共预算观察”以及相关的“中国预算网”。
随后几年中，吴君亮和他的公共预算观察志愿者们持续不断地向各级政府部门进行预算信息公开申请，并最终促成了广州市财政局前所未有地将全部财政预算信息在官方网站公开的“破冰”之举。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伴随着学术界、媒体和社会公众的不断呼吁和努力，“政府预算信息公开”迅速形成了社会共识，并在许多领域出现了新的突破，如对“三公经费”的质疑和追问，最终推动了三公经费公开政策的出台。
但是正如美国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中，政府信息公开进程所遭遇的种种波折与博弈一样，刚刚起步的中国政府信息公开化进程，也在经历着多方挑战与考验。比如近期推出的预算法修订案，就被社会各方质疑为主导立法的财政部门“自我授权”，甚至可能导致政府信息公开进程的重大挫折和倒退。
相比之下，经历了半个世纪的争论与博弈，并最终形成了稳定社会共识的美国，政府信息开放的进程则更加顺畅：2009年美国首任联邦政府首席信息官推出统一的政府数据开放门户网站——Data.Gov，并在其后数年中以向全球政府开放平台代码的方式，掀起了一场全球性的政府数据开放风潮。
正如《大数据》的封面题辞中所言，对于“正在到来的数据革命”而言，本书只是刚刚拉开了一个时代的序幕。接下来的故事，要靠我们每一个人，包括你和我，来续写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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