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
画家陈丹青在其新著《退步录》中记下了一段趣事，某次东南大学百周年校庆时请他到“人文大讲堂”演讲，而他此前居然不知道南京有一所大学叫做“东南大学”，更想不到她有百年历史。直到收到邀请函时，才知道这就是南京工学院的前身。
陈丹青在演讲中坦然说道：“没有足够的知识，‘人文’从何谈起？而我竟被请到我所不知道的大学讲‘人文’，说明我连‘常识’也不够，为什么呢，因为我这一代人的‘文化常识’与‘历史记忆’，很早就被切断了。”
平心而论，关于中国当代文化中“常识与记忆”的丢失，在学术界和思想界中也已经几乎成了一个“常识”。吊诡的是，这些本已被切断的记忆却在时下某些所谓“历史”影视剧中遭遇大规模的“重写”与“戏仿”，笔者就曾不止一次听到某人在争论时言之凿凿地引证“《某某大帝》里就这么说的。”
正如深圳作家梅毅在《隐蔽的历史》后记中所说，对历史过度的“戏说”已经使很多对中国历史本来就不甚了了的读者和观众如堕五里云雾，影视剧编导们为了“卖点”，又不遗余力地从二手的白话历史资料里面东割西挖寻找“噱头”以增加“戏肉”的份量，使得本来是简单基本常识的中国历史典故和人物、事件好多都被流行文化歪曲得面目全非，张冠李戴。
而梅毅在《隐蔽的历史》中所试图做到的，则是“从汗牛充栋的信史中摘取他们精粹绝伦的人生片断，站在一个别人所忽略或者从来没有想到的一个“异端”角度去进行文学、趣味地观察，回避“人的历史”而更加关注于“历史的人”，特别是聚焦于那些曾经无比鲜活、无比富有个性却又为时光积垢所黯淡的真实历史中的个体。”
梅毅的历史人物随笔首先发表在网络上，在得到了众多网友的赞赏和议论之后，才结集成书。从这一点而言，我相信他在很大程度上达到了自己把历史从“戏说”转为“细说”的理想，而他的新作也即将结集出版。
同样是对“历史中的人”的关注，浙江作者柯平的《阴阳脸：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生态考察》则更注重对于历史人格的考察，书中对龚自珍、袁枚、李渔等十六位明清著名文人的人生所做的个案分析，令文学评论家南帆感叹道，十六人的命运为何如此相似？在文学艺术上绝顶聪明的他们一心却想取得功名，但他们的才能与权力体系格格不入，即使梦想被权力体系击得粉碎后，看似逃逸、纵情山水、闲情野居的他们内心仍念念不忘仕途的进取。身心分裂的他们处于身体与政治权势煎熬中，阴阳脸是他们最贴切的面容。
而以财经历史散文著称的翁礼华在其近著《纵横捭阖》里，则为他心目中的历史选择一个独特的坐标系：财税文化。
翁先生的每篇文章都是从古到今娓娓道来，历史沿革脉络一清二楚，堪称一个个专题史。而《中国的筵席及筵席税》、《最后的厘金》等文，则直接从一个现实问题引出一个历史论题，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作者擅长用细节来叙述历史，从大尺度分析历史，使人眼界大开。同时书中新意迭出，如明代抗倭实际上是在反走私，李自成“均田免粮”的免税政策使他崛起也导致他进北京后覆灭等等。
文中所谓财经历史及其数字化呈现，其实都只是背景和手段，古往今来人的实际生活、文化精神的深厚内蕴以及文明发展与进步的价值理念，才是他写作中所要阐述的最终目的。如朱元璋为一代农民领袖，在群雄角逐中留下许多力挫强敌的故事，作者叙述的却是朱元璋重农耕实行收敛财政的治国方略。
如果说前边三位作者的历史随笔还有着较强的文人或学者趣味的话，那么湖南作家冯伟林的《谁与历史同行》，则明确提出了通过对历史人物的回顾，把“湖湘文化”进行一次“大众化、通欲化”表达的愿望。冯伟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湖湘文化中一直传承的“经世致用”，在文学方面所体现的现实主义创作的特征，其落脚点就是“大众”。而他自己崇尚的也就是“大众化”的表达。
著名作家李国文在为冯伟林所作的序中，极为赞赏他在写作中，除史料与史识之外，贯穿于全书的对历史的“温情与敬意”，并认为这种“温情与敬意”的缺乏，是当今历史散文、历史小说，历史题财的影视作品“始终振作不起来的弊端所在”。
短短的一番扫描之后，我却吃惊地发现自己转到了另外一个话题：那就是记忆与观看的关系。
对于以上几位作家的作品，与其说我关注他们在漫长的历史里看到了什么，不如说我更关心他们观看的方式。
这似乎又落到了陈丹青的话语范畴里，这位早年成名，又留居海外十多年的画家回到国内，最大的发现居然是“国内的画家不是不知道怎么画，而是不知道怎样观看”。
说到底，当历史成其为历史的时候，我们都已经注定了不是“继承”或“回忆”，而是地地道道的“旁观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