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记者 黄河 发自深圳
（本文首发于2017年12月14日《南方周末》，发表稿）
过去二十余年中，全球液晶面板产业内经历了一轮波澜壮阔的产业迁移，而以京东方为代表的国内液晶面板企业，正是主角之一。
今天京东方的崛起，是一个难以持续的“科技泡沫”，还是划时代的“产业革命”中影响深远的一幕？
2017年11月14日上午，在武汉“BOE（京东方）全球创新伙伴大会”开幕论坛上，60岁的京东方科技集团（000725.SZ）董事长王东升，向听众们描绘着一幕幕科幻电影般的“第四次产业革命”场景。
不久前，京东方将自己重新定义为“一家为信息交互与人类健康提供智慧端口产品和专业服务的物联网公司”，其基础业务半导体显示器件（液晶面板），刚刚跨上全球市场“NO.1”的宝座：前三季度面板出货量全球第一，同时在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显示屏等细分市场占有率保持全球第一。全世界每五台手机，或者每四台平板电脑里，就有一块京东方的显示屏。
比市场占有率更令人意外的，是这家总资产高达2389亿元、至今拥有11条半导体显示器生产线的巨型制造企业，在过去数年间展现出的创新动力：2017年预计全球专利申请超过8500件。而在2016年则以7500余件专利申请和超过50000件可用专利，与华为一起成为美国专利授权量前50位中仅有的两家中国大陆企业，同时也是全球唯一专利授权增长率超过200%的公司。
距今不到两个月时间内，这家全球液晶显示行业巨头的股价上涨近70%；而与一年前相比，它的股价已经上涨了近一倍。
据2017年三季报显示，2017年前三季度京东方营收694亿元，同比增长52%，而净利润更比去年同期飙升45倍，达65亿元。
连续上涨行情推动下，京东方的总市值从一年前的不足千亿元，上升至今天的两千亿元以上，并成为两百多家基金重仓持有的“超级白马”，仅10月份就引来了上百家投资机构扎堆调研。
在京东方选择进入液晶面板产业后的20年间，来自市场的质疑从未中断过：从2003年震惊业界的跨国并购，到2013年被质疑圈钱的460亿元定增融资，液晶面板产业独特的全球化产业竞争模式，与长周期产业投资带来的融资亏损，曾经给京东方带来难以承受的压力。
过去二十余年中，全球液晶面板产业内经历了一轮波澜壮阔的产业迁移，而以京东方为代表的国内液晶面板企业，正是主角之一。今天京东方的崛起，是一个难以持续的“科技泡沫”，还是划时代的“产业革命”中影响深远的一幕？
逆周期“豪赌”
2013年8月12日，京东方宣布展开液晶面板产业发展史上最大一笔融资：向原股东及机构投资者在内的市场各方定向增发460亿元，这一融资规模同时创下A股市场再融资金额纪录。
就在当年前三季度，京东方以13.6亿的净利润创下“盈利纪录”——自2003年进入液晶面板行业后，京东方曾多年亏损超过10亿元，2011年更创下扣非净利润-38亿元的“亏损纪录”。
刚刚盈利不到两年，便推出如此巨额的融资方案，在“圈钱游戏”横行的A股市场中，不难想象会引来一片质疑乃至谩骂。
京东方公布的融资方案中，460亿元巨资全部投入分布在全国各地的数条高世代液晶面板生产线建设。而在此前数年中，京东方在液晶面板生产线建设中的投资已高达千亿规模。
据媒体统计，在2008年金融危机至2013年再融资之前，京东方已在成都、合肥、北京和鄂尔多斯等地投资建设6条高世代生产线，累计投资总额超过1300亿元。
这些项目投资中，除了来自地方政府和银行贷款支持外，主要融资来源就是A股市场中的增发融资：加上此轮破纪录的460亿融资，京东方在A股市场累计直接融资超过700亿元。
2011年，国际液晶面板市场首度萎缩与国内多条高世代生产线相继建成投产的反差，也让国内产业界引发了一轮“产能过剩”的争议与质疑。产业观察人士担忧，面对产能过剩和技术替代双重威胁的国内液晶面板产业，有可能会成为“下一个光伏泡沫”。
“一意孤行”的京东方管理层解释，液晶面板领域是一个有着特殊竞争模式的全球化产业，大规模的生产线建设与新技术研发投入，与超长的产业投资回报周期是液晶产业特性所决定的市场竞争规律。
2013年底，王东升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在产业陷入低谷期大规模投资的“反周期竞争”战略并非京东方的独创，当时的行业龙头三星和LG，正是在经历了十多年追赶与亏损之后，利用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带来的产业低潮，迅速扩大产业规模，并一举超过此前领跑近20年之久的日本企业。
他在2010年提出的半导体显示产业生存定律，被业界公认为“王氏定律”：标准显示屏价格每36个月会下降50%，若保持价格不变，显示产品性能必须提升一倍以上。
正是基于对液晶面板产业这一特殊的产业竞争规律的深刻理解，京东方在进入液晶显示行业之初，就制定了“进入者—追赶者—挑战者—领先者—领导者”五个阶段的发展战略，并以金庸武侠小说中颇具浪漫色彩的剑术进阶名称，将其中追赶者到领导者的四个产业战略阶段，分别命名为“钢剑”“铁剑”“木剑”以及“无剑”。
在经历了长达十年的产业扎根与技术追赶后，2013年正是京东方从“追赶者”向“挑战者”转型的“铁剑战略”启动阶段。从这一年开始，京东方多年积累的研发创新能力，借助着一系列高世代生产线的投资建设全面爆发，与韩国、日本和中国台湾等地的面板企业展开了一场“三国四地”的产业创新争夺战
2013年前后投资规模超千亿元的苏州、合肥、重庆等多条8.5代线相继开工建设后，2015年全球面板价格下滑之际，京东方再度逆势投资700亿元建设福州8.5代线与合肥10.5代线，后者成为继夏普之后全球第二条超高世代生产线。
随着柔性显示OLED技术的成熟，京东方又展开了在这一新型显示领域的大手笔投资布局：2016年投资高达465亿元的第六代AMOLED生产线在成都落地，令京东方成为继三星之后全球第二大柔性OLED供应商；当年年底，京东方再度与绵阳政府签订投资协议，再度投入465亿元建设第二条OLED生产线。
短短五年时间内，京东方在高世代液晶面板和柔性OLED生产线建设投入超过1700亿元，在全国范围内搭建起了总投资规模超过3000亿元的11条面板生产线布局。
2010年前中国还没有一条6代以上的液晶面板生产线，当年中国进口液晶面板金额高达470亿美元，仅次于集成电路、石油和铁矿石；而在京东方布局完成的2016年，中国高世代面板产能已占全球32%，预计到2020年将以54%的占比跃居全球第一。
与此同时，依托高世代生产线的研发平台，京东方再度实现了从盈利水平到创新能力在内的“整体升级”。2013年公司专利申请超过3500项，位居全球第二，此后专利申请与授权数量持续上升，至2016年更以超过200%专利授权增长率，成为全球半导体产业内的“创新之王”。
伴随着创新而来的大量“首发”产品，在奠定了京东方业界领先地位的同时，也为企业带来了丰厚的盈利。正如“王氏定律”所显示的那样，在研发创新中占据优势地位的京东方，自2013年之后便保持着高于同行的毛利率水平。
迅速扩大的市场份额与不断增长的经营利润，支撑了京东方后续生产线投资，也为市场化股东们带来了看得见的投资回报：2014年公司推出《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宣布每年将不少于可分配利润的30%用于股东分红。此后在2015和2016两年间分红17亿元，预计2017年全年利润过百亿，股东分红亦将超过30亿元以上。
十年苦战
过去十多年中，在追求短期投资回报的“资本逻辑”与超长周期与规模投入的产业投资模式之间，京东方就像一名“钢丝上的舞者”，艰难地维系着两者间的平衡。
作为中国最早的彩色显像管（CRT）中外合资企业，京东方以自身的发展历程，验证了“以市场换技术”合资模式的弊端：自1987年与松下合资，到20年后北京松下退出历史舞台，中国彩管产业依然没有掌握CRT制造的核心技术。
1993年，王东升在国际管理学理论的启发下，启动了对京东方全面改制的“企业再造工程”，同时借助与日本松下合资生产彩色显像管，一举“盘活”这家老国企多年积累的技术与人才资源，短短一年内就甩掉了连续七年亏损的帽子，成为国内彩管市场中的领军企业之一。
就在中国市场消费升级带来彩电与彩管销售日趋火爆之际，与松下合作多年的京东方管理层已经意识到了显示器市场面临整体“升级换代”的技术趋势，并于1997年成立TFT（彩色液晶显示器件）项目小组，为企业规划未来进入液晶面板产业的发展模式。
此时的京东方再度面临艰难的战略选择：是延续早期跟日资企业的合资模式，还是像当时的家电企业那样，从产业链下游产品制造与销售开始进入市场？
但这两条产业路径都面临着一个共同的挑战，那就是无法掌握产业链上游的核心技术，在未来的全方位市场竞争中，难免处处“受制于人”。
王东升和京东方管理层最终选择了另一条更加艰难的产业战略：那就是通过跨国产业并购引入全套技术体系，在此基础上进行自主技术研发和产业体系建设。2003年京东方以3.8亿美元收购了韩国现代的3.5代线液晶业务。
多年后接受采访时，王东升曾坦言京东方早年的军工企业背景，给他留下最宝贵的财富就是“历史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他们对中国液晶面板产业“受制于人”的担忧很快成为了现实：2000年之后随着液晶显示技术的大规模产业化，一度在彩电市场中赢得优势的国内家电企业，被挟产业链垄断之力而来的国际巨头们打了个“措手不及”。
像三星、LG这样全产业链支持下的彩电业务，更是“两头通吃”：一头通过不断上涨的液晶面板价格，把国内彩电企业变成其“廉价打工者”；另一头则借助高世代显示屏的垄断优势，牢牢占据彩电高端市场，独享丰厚的利润奶酪。
以跨国收购搭建自主研发和产业化体系的京东方，此时却因为海外上市计划的搁浅，而陷入了资金链断裂的危机之中。在忍痛关闭韩国生产线，并卖掉大量非核心资产以筹措资金的情况下，公司依然面临着巨大的资金缺口，这也是王东升记忆中“最困难的经历之一”。
最终在国开行和北京市政府的联手支持下，京东方得以度过危机，并于2005年5月将自主研发建设的第5代线投入量产。但就在2005年全国液晶电视销量同比增长452%的情况下，国际液晶巨头在大尺寸液晶面板上联手大幅降价，令刚刚盈利的京东方再度陷入巨亏。
被巨额亏损和负债压得喘不过气来的京东方，不得不向北京市政府申请，通过非公开发行A股方式，将政府借款以“债转股”方式成为公司控股股东，并剥离出售一系列非核心资产，以维系公司的运营现金流。
北京市政府之所以愿意出资数十亿元成为京东方股东，一方面出于对液晶面板产业作为中国新兴产业体系中“关键一环”的理解，同时也来自对京东方身后庞大“液晶面板产业链”的期待：京东方在北京投产的两条生产线，引来了康宁、冠捷等多家世界500强企业配套投资，总投资额高达700亿元，形成了一个年产值近千亿、缴税四十多亿的庞大产业体系。
这一“银团贷款+政府投资”、与企业合作建设运营的新型产业投融资模式，为京东方打开了一条全新的产能扩张之路：在2007年底京东方再度投资建设的成都4.5代线项目中，22亿元定增融资额被北京经济技术投资开发总公司、成都工业投资集团和成都高新投资集团三家投资者全额认购。
“烧钱机器”
其后数年间，京东方的产能升级与扩张速度令业内瞠目结舌：在全球金融风暴带来的行业利润下滑和产能收缩的背景下，公司短短五年间投资超过千亿，以6条高世代生产线布局实现了“追赶者”阶段的“钢剑”战略。
但与此同时，密集的生产线投资所带来的巨额建设与设备折旧费用，却令真实产能与市场竞争力不断提升的京东方，面对着来自资本市场的质疑与忧虑。对于A股市场中的投资者而言，金融风暴后的京东方就像一台“烧钱机器”：一方面连年亏损；另一方面却以巨额增发不断融资投入新的生产线建设。
这一令市场投资者难以理解的“烧钱模式”，令京东方在资本市场的融资计划屡屡受挫：从项目融资规模大幅缩水，到限售股解禁后投资者大规模“出逃”带来的跌停板，市场投资者们一次次向京东方的产业理想投下“不信任票”。
与此同时，前期生产线投产后产销两旺的场景与巨大的产业链拉动效应，却令与其合作的地方政府日益信任京东方的产业能力，并争相成为其后续投资项目的“新股东”，以至于有观察者质疑，京东方利用庞大的项目投资“绑架”了地方政府。
面对重重质疑，王东升曾多次表达对韩国“产业投资基金”模式的羡慕。在1981年世界银行和韩国政府联合成立了KTB产业投资基金，对三星投资持股长达15年之久，终于帮助韩国面板企业在历经十余年亏损之后，一举超过日本企业成为“全球霸主”。
而在京东方进入液晶面板产业后，由于缺乏长期资本与相关投融资体制的支撑，不得不通过地方政府和资本市场中的“短融长投”模式，几乎以一己之力搭建起了全球竞争格局下的这一“超级产业体系”。
在回顾这段惊心动魄的发展历程时，京东方CEO陈炎顺坦承，面对万亿级资本推动的全球化产业竞争，京东方必须依赖强大的政府投资和多元化市场融资渠道，才能打得起这场“昂贵的产业战”。
京东方在液晶面板产业内十年苦战的经验与教训，也为中国另一个“超级产业”发展带来了新的变化：那就是继面板之后，进口依赖多年超过石油的半导体芯片。
海关数据显示，2017年前10个月中国芯片进口金额已高达2072亿美元，同时中国大陆芯片产能仅为全球10%左右。而据中国政府发布的“中国制造2025”规划，中国芯片自给率要在2020年达到40%，2025年达到70%。
2014年，财政、社保等国有股东投入组建起千亿规模的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基金（简称“大基金”），将以长达15年的总投资期限，向芯片产业链中的关键环节与龙头企业加大投资。
与此同时，正在从全球液晶面板市场“挑战者”向“领先者”迈进的京东方，也开启了另一场转型。
在2016年首届全球创新伙伴大会上，京东方董事长王东升首度完整阐述了公司战略转型背后的“产业逻辑”。他认为在经历了以蒸汽机、电力和通信计算技术为代表的三次工业革命后，人类社会正在进入物联网、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推动的“第四次产业革命”时代。
而作为未来新兴产业体系承载平台的物联网系统，正是由芯片计算能力（芯）、人机交互能力（屏）和海量数据搜集处理能力（软件平台）三大核心能力所支撑的“包容性产业生态系统”。
基于这一未来“产业生态系统”的构想，京东方对其全球领先的显示技术与产业体系进行了全面“能力重构”。
与此同时，为迎接即将到来的新一轮“生命科技革命”，京东方还在健康医疗领域展开布局，在移动健康、再生医学和数字医院等多个领域展开“跨界投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