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记者 黄河 发自深圳、上海 2016-04-29 (发表稿）
在华为手机业务爆发式增长的背后，是一家传统的电信制造商在信息科技时代的大潮下，伴随着传统产业形态的融合与重构，以不断的“自我颠覆”式技术与管理变革，最终蜕变为一个新兴“无边界产业”的领导者，并致力于推动人类社会步入“数字时代”的故事。
2016年4月15日下午，华为旗舰手机P9产品发布会在上海体育馆内举行，除了创记录的5000多观众外，开场时的模特走秀、好莱坞影星亨利·卡维尔（超人扮演者）的出场，以及联合设计方徕卡所展示的精致图像，都使得这场手机产品发布会更象一场时尚品牌秀。
在时尚科技的品牌形象背后，隐含着这家以科技研发著称的世界级企业更大的雄心：利用自身在信息通讯技术上的领先优势，以跨界融合模式“重新定义手机”,并成为全球手机市场中的领导品牌。
此次华为P9与徕卡联合设计的双摄像头摄影技术，便是这一“跨界融合”的经典范式：有着百年历史的徕卡在光学工程领域内的深厚积累，借助华为强大的算法机制与芯片技术，实现了从“物理视觉”向“数字视觉”技术的飞跃，并开启了手机摄影的新时代。
这一“跨界融合”所形成的技术创新和品牌联动效应，令华为成为去年全球手机市场的最大赢家：在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增长10.1%的背景下，以手机业务为主体的华为消费者业务收入达1291亿元人民币（199亿美元），同比增长73%；而在2016年一季度，华为手机销售收入继续保持着63%的高速增长。
令市场“惊艳”的爆发式增长也带来了诸多猜测甚至疑虑：在消费者可以感受到的产品品质提升背后，高速增长的华为手机业务还有哪些不为外人所知的“杀手锏”？在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快速增长之后，华为手机是否会象许多曾经辉煌一时的同行与品牌那样，陷入某些难以预测的“增长瓶颈”？
对于了解信息通讯产业（ICT）和华为成长历程的行业分析师们而言，在手机业务的“冰山一角”外，华为远在公众视野之外的庞大产业体系更令他们咋舌：在高达万亿美元规模的运营商和企业网市场中，华为在无线设备、IP设备、传统和固网等诸多专业领域内，与爱立信、思科、阿尔卡特—朗讯等国际企业巨头同处于第一阵营。
“从来没有一家企业能够在这么漫长的产业链环节中，跟几乎所有市场领导者竞争，”一位分析师向记者坦言，华为在信息通讯产业内的竞争模式“没有人能完整看明白”——而在手机领域内向市场领导品牌三星和苹果所发出的挑战，似乎只是华为漫长的挑战历程中的最新一环。
或许正是因为如此，在此前数日针对行业研究人士召开的“全球分析师大会”上，身为华为消费者业务首席营销官（CMO）的张晓云，向听众们呈现的并非其旗舰手机P9的独特品质与功能，而是一个前所未闻的“华为故事”。
出身于研发工程师的张晓云讲述了华为手机的研发过程：分设于美国旧金山的UI设计中心、巴黎的美学研究中心、莫斯科的算法中心、印度的软件中心等十余家联合研究中心，与徕卡这样的合作伙伴们一起，通过基于Web2.0技术平台的网络协作模式，共同创造了P9及此前的一系列华为手机产品。
而这一跨界研发协作模式，则基于华为过去多年中不断引入并完善的研发、供应链和财务管理等业务集成改革，并与全员持股式的公司组织架构和轮值CEO代表的新型管理机制一起，构成了被称为“全球创新蜂巢”的新型商业模式。
这一商业模式是华为在过去10年中，以高达2400亿元的科技研发和400亿元的管理变革投入，最终沉淀而成的企业组织模式和管理理念。
这一“新型商业模式”背后，则是华为自身伴随着产业形态的融合与重构，以不断的“自我颠覆”式技术与管理变革，从一家传统通讯设备制造商，最终蜕变为一个新兴“无边界产业”——信息与通讯技术（ICT）产业——的标志性领军企业，并致力于推动人类社会步入“云时代”的故事。
新融合时代
1987年以程控交换机制造起家的华为，在此后的20年中迅速卷入了全球电信市场的“升级换代”大潮之中：早期固定电信网络从模拟语音通讯向互联网数据通讯的转型，其后移动通讯网络的迅速崛起，并在短短十年内完成了从模拟语音向数据通讯，数据通讯技术从2G、3G到4G制式的升级。
每一次技术体系的升级，都意味着一场市场格局的重塑。无数辉煌一时的电信业巨子在这场残酷而漫长的“升级之旅”中折戟沉沙，而缺乏资本与技术优势的华为也在近20年的追赶型技术研发与市场开拓中数度濒临绝境，最终凭借着自主研发技术的迅速提升与内部管理机制的不断变革，成长为与国际巨头比肩的行业挑战者。
时至2006年，凭借着行业领先的3G技术一跃成为市场领导者的华为，敏锐地关注到了一个“新融合时代”的到来：迅速崛起的IP技术体系，正在把过去多年无法连通的固定网（电信网络）与移动网（无线通讯网络），融合成同一张“数据之网”。
简单而言，过去在移动网和固定网上流动的虽然都是数据信息，但是由于硬件设备和技术标准的不同，不同网络间的数据信息就象彼此听不懂的“外语”，无法实现有效沟通；而IP技术的出现，相当于为这两大信息网络之间提供了一种“通用语言”。
而要把这一“通用语”变成两大网络体系的“标准语言”，涉及到对固定网和移动网每一个设备和技术层面的“IP化改造”，这恰恰是在两大网络体系建设中都具备全产业链领先技术优势的华为所擅长的领域。
2007年华为推出singleRAN（统一接入网）解决方案，一举解决了移动网络时代“诸侯分立”的网络割据格局，将过去多年不同技术标准下形成的诸多分散网络体系联接成为一张开放式的移动互联网。
与此同时，华为所推出的移动宽带数据卡业务，使得原本只能为手机通讯服务的移动网络，成为了能够为笔记本电脑等IT产品提供强大“移动互联网”支撑的关键“桥梁”。
随着固定/移动一体化网络形态的出现，以及通讯（CT）和信息（IT）产业在数据标准层面的统一，一个前所未见的“无边界产业”——信息与通讯技术（ICT）产业悄然诞生。
就在这一年，苹果公司推出划时代产品Iphone，改写了手机作为“移动通讯工具”的传统定义，智能化手机成为“掌上数据终端”的代名词，由此引发了通讯与信息消费市场前所未有的融合与重塑。
在消费者市场的变革与转型背后，一个全新的“网络基础设施”体系正在悄然成形。借助其全网络IP化改造的解决方案，华为在为全球通讯运营商提供网络转型支持过程中，跨越了全球性金融风暴所带来的震荡，实现了持续高速增长。
在2006年到2010年期间，华为的年度销售收入从656亿人民币剧增至1852亿人民币。而比销售收入更加重要的，则是在信息网络一体化所催生的ICT产业中，华为凭借着自身的实践与业绩，一举成为这一新兴领域的产业标准引领者和推动者——此时华为管理层所关注的焦点已经不是局部市场内的竞争胜负，而是整个ICT产业的未来发展。
就在2010年年报的行业趋势预测中，华为明确提出一体化网络所支撑的云计算模式，将引发IT产业的“第二次产业革命”；而在全社会数字化的浪潮下，传统的电信行业将“联结宽带与数字化”，迎来一个全新的ICT产业发展机会。
这一年全球智能手机销售量首次超越个人电脑，标志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正式到来；而在当年美国知名商业媒体《Fast Company》所评出的“全球最具创新力公司”中，华为成为与Facebook、亚马逊、苹果和谷歌等IT业巨子并列的唯一一家通讯类企业。
华为在这一年启动了自身的全面转型战略，从此前聚焦于为通讯运营商服务的“电信解决方案提供商”，转变为在运营商、企业网和终端产品市场全面出击的“ICT解决方案提供商”。并提出“云、管、端”（云计算、网络、终端）一体化发展的整体战略。
终端战略
战略转型来自华为所身处其中的电信产业巨变：在过去20多年中，电信运营商们在“诸侯分立”的网络格局下，以超前的系统升级投入带动着整个通讯产业链的快速增长，并通过迅速增长的用户群体获得丰厚的利润回报。
但随着IP技术带来的一体化开放网络形态的出现，原本通过封闭式“网络圈地”而形成的传统电信产业生态模式正面临着空前挑战：类似苹果应用商店和微信这样的“跨网络应用市场”正成为通讯市场中收益丰厚的“服务业巨头”，而在网络基础设施升级中投入巨大的电信运营商们，却日渐沦为低收益的“数据流量供应商”。
面对这一市场格局的剧变，华为在2010年前后做出的战略判断是：随着通讯行业向ICT产业的转型，驱动整个ICT产业链发展的“原动力”，正从运营商主导的技术升级投资，转向由消费者所主导的用户体验与消费需求。
而以手机为代表的终端产品市场，正是社会化应用服务产品供给和消费者信息应用体验的关键“入口”，也是关系着未来整个ICT产业发展模式与市场话语权的“战略要地”，在华为的全面转型战略中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实际上华为的终端业务早已存在，只是在过去运营商主导的市场发展阶段，它们被集成于运营商所提供的统一服务之中，行业之外的公众所知甚少。
以手机业务为例，早在2003年华为在就为阿联酋建设无线3G系统时，开始自行生产手机作为系统配套产品，并在此后数年中形成了数百万台规模的“运营商订制”供应模式。
而在新的战略转型规划中，华为手机将从运营商的“系统配套”角色转型为直接面对消费者的领导品牌，这不仅意味着在手机研发、生产、销售和品牌管理模式上的全面重构，更是华为从长期经营的企业市场向消费者市场转型的关键一步。
华为在手机市场的这一“跨界”之举，曾引来市场各方的疑虑与争议，然而回顾华为自身的发展历程，随着电信产业形态不断变迁，类似的“跨界转型”对华为远非首次。
在电信业从语音向数据通讯转向的过程中，曾经以设备制造为主的华为迅速变成了一家“软件公司”；在为全球运营商服务的过程中，华为也从一家本土电信设备制造商，变成一家全球化的电信解决方案提供商；而在IP技术带来的网络融合时代，华为借助遍布全球的研发平台，将自身在网络软件开发上的竞争优势迅速提升至芯片制造级的“算法机制”创新优势，变成了一家云计算业务上挑战思科和谷歌等IT业巨头的“云公司”。
这一不断“跨界转型”的能力，来自华为过去20多年中不断引进和完善的企业运营管理机制重塑：从1990年代末引入IBM的IPD（集成产品开发）机制，到其后的ISC（集成供应链）、IFS（集成财务服务）、CRM（顾客关系管理）等一系列管理变革中，华为以其称为“业务集成”的模式，把传统企业中分散的各项经营管理能力，以标准化和流程化的方式“集成”为一个个“能力模块”，在大幅提高内部管理绩效的同时，将华为自身塑造成了一个“芯片级”的开放式目标管理系统。
在这一开放系统的管理模式下，华为能够迅速与遍布全球的研究机构、合作伙伴乃至竞争对手展开各个领域的合作与分享，并与不同行业内的标准化组织、行业监管机构乃至政府部门进行深入沟通与探讨，在整个ICT产业链的各个环节发挥着日益关键的影响力。
从某种意义而言，华为的研发体系已经不仅是企业内部的研发机构，而是一个全球性的ICT产业链研发创新协调组织——2015年高达5万余件的专利授权，已经证明了这一被称为“全球创新蜂巢”商业模式的惊人效率。
而华为手机业务在过去数年中的巨大进步，亦得益于这一商业模式下华为针对消费者市场的“能力重塑”：无论是对全球顶尖设计资源的引入，还是与徕卡这样的百年企业所展开的深度合作，都体现出了华为开放创新和跨界融合的产品理念；在手机芯片等核心技术领域的提升与突破，体现出了华为在“全产业链”形态下强大的技术融合与原创能力；过去多年为全球运营商合作订制手机过程中所形成的市场能力与技术储备，也在新的市场化渠道模式下被迅速“激活”。
未来之道
2009年中国正式发放3G牌照，在华为全网络IP化方案成为全球网络融合市场“事实上的产业标准”之际，中国电信产业部门以空前开放的姿态，搭建起了世界领先的“混合网络”体系：由移动、联通和电信分别启动TD-SCDMA、WCDMA和CDMA2000三大标准下的基础设施建设。
大规模的网络建设为华为带来了新一轮利润增长的同时，也催生了一个规模空前的手机消费市场：在2009年全球智能手机市场1.8亿部的销售量中，中国市场仅占2100万部；而到了2015年全球近13亿部的出货量中，中国手机品牌合计已高达5.39亿部，其中华为以1.08亿部的销售量名列全球第三。
作为ICT产业最具代表性的消费者应用市场，手机市场的爆发式增长成为了中国社会经济向“数字社会”加速转型的缩影与标志：2009年11月11日首次举办的天猫“购物狂欢节”，标志着电商经济模式的崛起；2011年出现的微信将社会化交流的“主场”从PC转移到了手机终端；而其后迅速爆发的互联网金融和物联网等新技术应用，则对传统金融和制造业等领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短短数年之间，一场关系到社会经济各个层面的“数字化转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改变着中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而华为早在2010年启动的全面战略转型，正是为了迎接这一转型时代的到来——就在这一年年报中华为明确提出，ICT产业发展已不再局限于信息通讯产业，而将“同时带动传统产业和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
超前的社会和产业转型趋势判断，源自华为自身全球化运营中的深刻理解：就在中国运营商缺席3G市场的九年中，华为在全球尤其是欧洲、日本等发达市场业务突飞猛进。在与全球领先的各大运营商合作建设网络并提供产品服务的过程中，华为参与推动了ICT技术对社会生态各个层面的“数字化重构”，并见证了欧洲“数字社会”的诞生。
对于华为自身而言，ICT技术对企业内部经营管理模式的重塑从未停止：早在2009年华为上海研究所便开始部署“桌面云”，并以“云协作”模式重构自身管理流程，今天遍布世界各地的十余万员工已经构成了全球规模最大的桌面云系统。
在手机业务的发展中不断学习吸收“互联网思维”的华为终端，在某些方面却表现得比“传统企业”还要传统：按部就班的渠道能力建设，“强攻硬打”式的核心技术研发，对产品细节的一丝不苟，乃至与徕卡等历史悠久的国际品牌合作，都体现出华为企业文化中对“工匠精神”的继承与推崇。
从某种意义而言，伴随着3G时代成长起来的手机行业是最早完成“互联网转型”的产业之一：从十年前苹果对智能手机定义的改写，到全球产业配套的研发制造模式，再到互联网时代的渠道和品牌重塑，今天的手机产业模式已经完全摆脱了传统制造业模式。
但华为的手机市场战略并没有为手机产业链带来更多吸引眼球的“互联网思维”，而是重新回到手机产品的本质——消费者体验。并在一个接近完成“数字化重构”的手机产业链上，以其强大的研发创新机制，将消费者体验推到新的极致。
在P9的产品发布及其后的媒体访谈中，徕卡总裁Oliver Kaltner对华为的“数字化能力”赞不绝口：这一基于算法机制创新所支撑光学摄影技术数字化进程，正在迎来全新的融合产业——数字摄影时代的到来。
这也正是华为在2013年之后反复提出的趋势判断：在即将到来的传统行业全面“数字化重构”过程中，ICT技术及基础设施，正在成为“继土地、劳动力和资本之后的新生产要素”。
“信息技术已经超越了信息产业本身，正在成为各领域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的引擎。数字化水平将决定企业、组织乃至国家的未来竞争力。”华为董事长孙亚芳在2015年的致辞中这样写道。与这一趋势判断相映证的，是在2015年，包括德国、美国和中国在内的148个国家，均已发布了国家级的ICT战略。
然而，对于仍处于工业时代的传统产业和社会体系而言，这一脱胎换骨般的“数字化重构”远非理论推演的那么简单：无论是传统企业在数字化重构过程中所面临的商业思维、业务模式与组织运营重构的转型挑战；还是整个社会所面对的产业机制、社会结构乃至价值观念的重塑与融合，对于整个ICT产业所期待迎接的“数字化时代”来说，都是远远超出技术创新和市场增长范畴的巨大挑战。
对于已在手机市场“初战告捷”，并将继续在全球ICT产业中发挥着巨大影响力的华为而言，真正的使命和挑战依然在前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