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记者 田丁 发自东莞、深圳
2010-05-12 20:38:18 （发表稿）
■倘若广东能不断开放，30年来的粤港增长联盟将继续演化，彼此互为国际与国内的“前店”：香港通过广东这个支点撬动世界上最为黄金的大市场，而广东则能通过香港这个窗口收获对转型来说弥足珍贵的金融资本、先进人才和制度经验
“好好感谢香港亲戚”
当香港制造业因成本上升而外迁，广东境内许多像长安这样的乡镇凭借着“香港亲戚”们的穿针引线，把大量“三来一补”型企业引进自己的土地，赚取厂房租金和加工费
东莞长安，一个面积仅83平方公里，常住人口4万人的小镇，富可敌省。2009年全镇GDP208.4亿元，税收总额30.8亿元。
然而很少有人还记得，就在30年前镇上引入第一家港资企业时，每年仅能获得加工费1.7万元——正是这区区1.7万元的生意，打开了长安镇此后30年间经济飞跃的窗口。
“我们长安人应该好好感谢在香港的亲戚。”在一部反映长安30年发展的纪录片中，曾经担任长安镇党委书记，现任东莞市市长的李毓全动情地说道。
他口中的“香港亲戚”，其实大部分是上世纪70年代末“逃港”的本地人，在当时席卷广东的逃港大潮中，长安一度有近一半人逃到香港打工，正是这部分长安籍的“香港亲戚”，在此后长安的招商引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上世纪80年代，香港的本土加工制造业正因成本上升而开始外迁，而在广东境内许多像长安这样的乡镇则凭借着“香港亲戚”们的穿针引线，把大量“三来一补”型企业引进自己的土地，赚取厂房租金和加工费。而这些中小型企业出于成本考虑，也乐于搬到当地政府和居民投资修建的厂房中，形成了后来珠三角著名的“前店后厂”，“香港接单，东莞制造”的产业模式。
在一无资金、二无管理、三无技术的背景下，珠三角各乡镇凭借着点滴积累滚动建设起来的厂房和工业区，完成了乡镇经济“第一桶金”的积累。
长安镇在1982年建立自己的第一个工业区时，政府不仅没有任何自有资金，还欠着银行的三十多万元贷款，当时的政府内部也在为是否应该投资建设工业区这样的“豪赌”而争论不休，因为一旦建成的厂房招不到商，就意味着地方政府将陷入财政破产的窘境。
而当时长安公社党委书记肖灼全的一句话，让许多党委委员至今记忆犹新。他说：“讨饭都要有个钵钵，发展经济怎么能没有自己的工业基础？”一句话定了调，于是政府东挪西凑，甚至卖了香港同胞捐赠的小汽车，终于建起了工业区，一年后便赚回了建厂房的钱。
而这种滚动积累式的发展模式，也形成了30年后珠三角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那就是“多个小城镇推动型”的发展模式。深圳综合经济开发研究院院长助理曲建向记者表示，与国内其他经济区域相比，珠三角的城市规模非常小，“在深圳修条主干道，不小心就修到人家东莞境内去了”，而像东莞这样的城市，干脆就是由32个镇“拼凑”而成。
这种“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行政区划结构，首先来自于地方经济初始积累的匮乏，因此只能“有多少钱，办多少事”；其次则来自当时香港加工业的分工模式，由于作为“前店”的香港不仅承担了国际营销、市场服务等功能，而且当时正迅速发展起来的香港资本市场也为中小型企业的融资、担保等需求提供了关键的金融服务，使得香港的中小型制造企业以爆发式的速度扩展，并源源不断地涌入珠三角。
在完成了资本、管理和技术等市场要素的第一轮整合后，珠三角制造企业开始在全国范围内体现出自己独特的竞争优势。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以科龙、康佳、创维等家电企业为代表的“广东制造”在国内市场攻城略地，挟香港的制造管理、营销理念和金融资本优势，将欧美和日资的高价产品打得“节节败退”。
从“三来一补”到国际订单
如果以“三来一补”和“前店后厂”来描述上一轮经济发展模式的话，那么“国际贸易＋订单式生产”则构成了珠三角制造业的新产业模式，这一模式形成于香港向金融服务业转型时期
就在珠三角自身的制造企业渐成气候，并将市场转向国内之际，香港经济自身也正在经历着微妙而影响深远的转型。
在大量制造型企业从香港转移到珠三角之后，曾经作为香港重要经济支柱的本土制造业规模迅速缩小。
与此同时，随着香港资本市场向内地开放和“红筹股”（在香港证券市场上市的内地企业）的涌入，香港经济结构开始了急剧的“资本化”转型，其标志之一就是房地产业的兴起。与此同时，国际资本的大量流入也加剧了香港乃至整个东南亚的资本泡沫积聚的速度。
据香港金融业人士介绍，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香港证券市场上的上市公司70％以上跟房地产业务有关，而房地产业务的迅速膨胀与“泡沫化”，最终在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中被彻底“引爆”。
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香港自身的经济转型陷入结构性困境，对珠三角的辐射功能也大大降低。以广州、深圳为代表的珠三角城市开始致力于提升服务业水平并直接参与国际化竞争，原有的“前店后厂”式产业结构也面临着新的转型。
如果说直到上世纪90年代，香港还是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和“桥梁”的话，那么自2000年以后，中国便以加入WTO为标志，向世界彻底敞开了大门，并以“中国制造”的角色，投身于全球化的市场竞争之中。
而在这一轮竞争中，中国所接纳的不再是以“三来一补”为标志的中小型企业，而是体量庞大的跨国巨头和它们的产业配套体系。它们进入中国建立基地所需要的土地和资源配套，也不再是当年的珠三角各乡镇“小打小闹”式的工业区可以承接的。此时崛起的长三角经济区，则凭借着自身大区域的规划配套能力，成为新一轮招商引资的主角。
就连当年的亚洲制造业基地香港，在这一轮国际化的招商引资过程中也不得不铩羽而归：据雷鼎鸣教授介绍，在2000年前后他曾跟随香港政府代表团造访欧洲，希望国际通信巨头诺基亚到香港投资设厂，但诺基亚考察后回绝了这个建议，“因为它觉得香港的工程师不够多。”
雷教授表示，香港工程人才的缺乏跟此前政府推出的一条“荒谬”政策有关，那就是中国内地的人才一定要离开内地两年后才可以到香港任职，而其他地区则不受此限制。由于工程技术人才大多在内地接受教育，只有金融业人才多出自欧美大学，因此在香港的金融业内很快形成了相当规模的内地留学生人才圈，大量内地的工程技术类人才却被此政策阻于门外。
就在香港经济向金融服务业转型，并将其服务范围从珠三角扩展至整个中国内地时，珠三角的制造业体系也在经历着第二轮转型。
如果以“三来一补”和“前店后厂”来描述上一轮经济发展模式的话，那么“国际贸易＋订单式生产”则构成了珠三角制造业的新产业模式。而在这一轮制造业发展中成为主角的，则是诞生了像富士康这样的国际OEM巨头的台资企业群落。
在这一轮产业分工模式中，过去的“前店后厂”被再度分离，企业的国际营销和品牌管理部分进化为独立的国际贸易商和品牌持有人；而在珠三角“落地”的制造部分再度分化为各种专业的配件制造和配套市场。
2003年，内地与香港正式签署《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简称CEPA），在关税、服务贸易等诸多方面继续开放，广东自然近水楼台，先受其益。
新合作模式
另一个联盟来自资本市场：针对中国企业的PE和产业投资基金在香港纷纷设立
在新的产业模式下，传统的粤港合作模式也开始出现新的变化：一方面珠三角各乡镇开始形成“产业品牌”意识，借助各类招商和博览会，建立起自身在细分产业领域内的“区域品牌”，如长安镇的五金模具、厚街的鞋业、虎门的服装业等等；另一方面，在香港的营销和代理商们，也开始从简单的“转手贸易”，发展出一整套完整的价值链管理体系，出现了像利丰集团这样以“全价值链管理”著称的跨国型生产贸易服务商。
另一个联盟领域则来自资本市场，香港的证券市场在经历了1997年的金融风暴后，上市公司主体出现了明显变化：到2007年前后，上市企业中房地产公司比例下降到30％以下，而和中国相关的上市公司比例则占到40％左右。
在这一层面下，针对中国企业的PE和产业投资基金在香港设立，成为包括珠三角在内的内地企业融资的重要渠道。而香港完善的法治、自由的信息和公平的竞争环境，也吸引着大量的国内资本，并成为许多珠三角制造企业进军海外市场的重要跳板。
而据雷鼎鸣教授介绍，虽然缺乏产业基础，但香港各大学和研究机构还拥有着一批世界级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他们手中持有许多尚未完成产业化的高科技研发成果，他自己很希望看到香港的研发成果借助深圳和珠三角的各类企业转化成真正的产品，“要达到这个目标，经济和科研方面的边界应该越少越好。”
而对于普通香港人来说，他们与内地和珠三角的关系也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身为地产经纪人的李安刚接待了一位内地客户。这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在顺德拥有一家制造企业，公司总部则设在深圳。两年前他通过李安在香港租了一个出口货柜仓库，这次则是准备买一套住宅。
现在李安继续在进修普通话，在她就读的班上既有在内地投资的企业家，也有本地商店的店员，“如果说过去不懂英语你就做不成大生意的话，现在不懂普通话就什么生意都做不成。”
她刚刚得知，不久前香港与广东政府合作举办了香港房地产经纪人在广州执业资格的考试，“我准备下一届也去参加，希望这个资格考试能够继续举办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