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完全依赖自身努力来完成变革”
——专访深发展董事长法兰克·纽曼
南方周末 2008-04-09
记者 黄河 发自深圳 （发表稿）
中国很多银行在改革过程中，或多或少地借助了政府救济，而我们则是完全依赖自身努力在完成变革，没有任何政府资本的注入
——法兰克·纽曼
自2005年担任深发展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以来，法兰克·纽曼率领这家银行绕过了重重不良资产“黑洞”，在2006年和2007年取得了高达319%和103%的净利润增长。
与此同时，深发展的经营机制正悄然发生着深刻的变化：从公司治理结构的完善，到建立清晰灵活的发展策略，深发展开始向现代化银行模式转型。日前，法兰克·纽曼董事长向南方周末记者讲述了自己在引领深发展变革过程中的感受与心得。
南方周末：您最初到深发展时，是否感觉中国银行业所面临的变革挑战与您先前的经验有所不同？
法兰克·纽曼：不同银行在改革时都各有差异。1990年前我帮助美洲银行走出困境，当时，它面临的问题是资本金不足、不良贷款高、有着规模庞大的零售业务；韩国第一银行因为政府承担了不良资产，所以没有任何不良信贷的问题，它所面临的问题是盈利不足以支持运营费用。
而在这儿，主要的挑战之一是提升控制力，尤其是信贷风险控制；另一个挑战是增强资本实力并提升盈利。这都要求我们打造一个有效运作的专业团队。
你可以看到银行的转变非常快，我经常开玩笑说，在中国发生的任何变化都比其他地方快。深发展的变化在我所经历的银行中，也是最快的。
南方周末：深发展的变化确实快得出乎我们的预料，要在如此迅速的变革中取得成功，您认为有哪些关键因素？
法兰克·纽曼：没想到你们会期望我们变得慢一些（笑）。变革的成功首先在于国际化和本土化相结合的董事会能更好地运作。
以我过去的经验，银行要在快速变革中获得成功，首先需要一个清晰的方向。要做到这一点，员工需要知道公司有一个坚定的主导者，并且能对变化进行快速决策。
另一个关键就是我们没有在高管层面引入大量“空降兵”，这给了团队一种凝聚力。
而我自己所做的，就是作为一名领导者，在团队讨论方向和原则性的问题时，第一个发言；而在具体的业务决策中，我会在听完大家的意见后再做出判断。
南方周末：在一个涉及许多层面的整体变革中，您怎样确定改革的次序和重点？
法兰克·纽曼：确实，我们不可能同时进行所有的改革，改革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我们首先集中精力建立新的原则，也就是“诚信、专业、服务、效率”。这是非常严肃的事，我们希望所有人都理解，这是我们处理所有事情的标准。
其次是建立足够的控制程序，包括信贷审批和财务集中管理。这就像修理一艘航行中的船，首先要确保未来的航行里船不会再被敲出新的大洞。
接下来关注的就是提升盈利，当时我们的重点是使零售和公司业务得到发展。这家银行过去有着良好的创新传统，但要让创新产品获得市场成功，比推出产品更重要的是通过完善的操作程序使产品运行良好，为此需要有效的培训和激励机制。
南方周末：在推动这些变革的过程中，有哪些经历给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法兰克·纽曼：中国的银行业有一个非常不同寻常的特点——当然这也是历史原因造成的——那就是银行的管理权非常分散。过去分行的权力很大，不但决定业务，而且财务、信贷和审计也由分行自己控制。
我认为这不是一个运作银行的良好方式，因为它们牵涉太多风险。而我们在推动（集中管理）变革的同时，实际上也是在对银行的传统文化进行变革。
这也是我们到银行后最早进行的变革之一。我们不但要让大家习惯这种做法，同时还要对总行的相关人员进行培训，让他们能迅速对分行的要求做出回应以满足客户需求。一旦新的管理机制形成后，大家就会建立起彼此的信任和尊重。
在这些变革过程中，心理的因素很关键，前边的改革有了成功的经验，大家就会期待后面改革的成功。
南方周末：深发展达到资本充足率的监管要求后，银行有什么新的发展计划吗？
法兰克·纽曼：我们正在考虑收购一些报纸（笑）。
从短期而言，所有银行都面临着央行信贷调控的限制，但我们仍然有许多机会。从长远来看，中国高速发展的经济对金融服务还有着巨大需求。
在业务发展中，我们会继续做好自己的优势领域。一是贸易融资和供应链金融，二是按揭贷款，还有财富管理、汽车金融等。
我们已经在18个城市建立了分行，但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国度——这也是我来中国后学得最好的一句话——所以一旦资本充足率达标，我们就会申请在新的城市开设分行。
在中间业务发展方面，我们的关注点会放在自己擅长的贸易融资和国际结算业务上；另一个重要的增长来源则是财富管理和信用卡业务。
南方周末：回顾深发展过去几年的变化，您认为它对中国银行业正在发生的改革有哪些启示？
法兰克·纽曼：首先银监会在银行业的改革规划方面做得很好，它设立了不同的发展路径和模式。但是每家银行仍然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按自己的条件和时间表来进行改革。
其次，中国很多银行在改革过程中，或多或少地借助了政府救济，而我们则是完全依赖自身努力在完成变革，没有任何政府资本的注入。
正因为如此，深发展要实现变革的紧迫性更强。从大的方面看，我们的变革跟银监会的方向是一致的，只是因为条件所限，我们在一些项目的改革步伐上更快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