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现在只有等待。”某能源公司的一位副总语气平静地告诉记者。作为最早一批完成股份制改造的电力企业，他所在的公司目前可以用“欣欣向荣”来形容：市场需求不断增长、多元化的投资项目正在获得稳定回报，而他们还有更大的目标，那就是通过资本运作的方式，与西部地区合作开发新的能源项目，为未来的市场作好充分准备。
然而现在需要暂时停下迈得太快的步伐，耐心地等待，等待一项与公司未来命运休戚相关的决定——新电力体制改革方案的出台。
与这位副总相比，国家电力公司的等待是焦灼而又沉默的。在电话里，对方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不清楚新的改革方案内容，也不能对此做出任何回答。据知情人士透露，此次由国家计委、经贸委等七家部门组成改革方案制订小组中，没有国家电力公司的人在内。
照一位公司普通工作人员的话说，“我们是改革的对象，只有等着上头的文件了！”
更加焦灼不安的还有那些电力设备供应商们，记者在采访一位电力体制改革的专家时，遇见某知名电力设备生产厂的驻北京办事处主任。他更关心的是改革后可能出现的人事变动——某位总经理是否还在原来的位置上，新的人事变动是否会涉及他们所在的地区。“要想想办法。”在记者采访时他在旁边喃喃自语。
等待中的焦灼是情有可原的。因为它不但关系到整个电力结构的改变，更关系到国家电力公司的“生死存亡”：据知情者透露，这次改革的力度不仅大于以往任何时候，甚至比惊天动地的电信业改革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这场改革中，国家电力公司从早期改革方案的制定者和推动者到“被改革的对象”，角色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在这一变化后边，则是一系列复杂而又耐人寻味的矛盾与冲突。
电力专家朱成章曾经参与了90年代初中国电力体制改革方案的制定并起草了总报告。据他介绍，当时已经确定了“公司化改组、商业化运行、法制化管理”的改革思路，而现在被业内人士戏称为“老三篇”的“结构调整”、“厂网分开”和“竞价上网”的改革方针，则是此基础上的延伸与发展。
假如真有命运存在的话，那么2000年对国家电力公司就是一个命运的转折点：在这一年，国家电力公司跨入世界500强的行列；也正是在这一年，由它制定和推行的电力体制改革方案遭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批评。在这些批评中，最具代表性的大概是胡鞍钢在《电力改革：核心是打破垄断》中的一段话：“我们并不反对国家电力公司进入世界500强的目标，这是企业目标和行为，但不是国家实施电力体制改革的目标和行为；我们鼓励国家电力公司依靠技术创新吸引外资，降低成本，提高效率，适应市场竞争，实现企业目标，但不能指望国家提供保护政策或垄断地位进入世界500强。”
面对这种种批评，国家电力公司的尴尬就在于：它既不能以非职能部门为理由，推卸电力体制改革中的不足与缺陷；也不能以非经营性企业为由，来拒绝企业经营中必须负上的利润与效益责任。
在前一方面，2000年底，国家电力公司已在上海、浙江、山东和东北三省电力部门进行了一年多的“厂网分开、竞价上网”试点在有关部门调查后被认为“没能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也没有取得成功经验在其他省份推广”；在后一方面，集中了我国六分之一的国有资产(约8000亿元人民币)，国家每年还要投入上千亿资金的电力行业，1999年仅向中央财政上缴86亿元。
换句话说，无论是企业经营还是行业管理，国家电力公司都没有能够取得令人满意的成绩，正如一篇文章所尖锐地指出的那样，“改革后的国电公司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原来电力部的变形，没有也不可能实现政企分离。”
不必作太复杂的考究，就可以发现“不可能实现政企分离”的原因：在计划经济时代由行政权力带来的“利益”由于在市场经济时代没有了“资本”的支撑，转型后的国家电力公司实际上是一个“两手空空”的“虚体公司”。
与同被视为垄断行业的电信与铁道等部门不同，中国的电力行业在80年代以来“集资办电”的过程中，已经出现了一次变相的“资本分离”。按照当时“谁出资、谁拥有”的原则，各地通过地方集资、政府投资、中外合资等形式，建成了一大批中、小型电站。而这些电站在当时“还本付息价”的政策保护下，又得以不计成本地生存了下来。在这种情况下，各地的“厂”和“网”实际上形成了以共同的资本利益为核心的地区性经营实体。而在国电公司成立之前，已经成立了以东北、华北等五大电网为基础的电力集团公司。名义上归电力部管理，但具体的经营全部由集团公司自己进行。
从资本的角度而言，在这种不清晰的产权状态下，国电公司要想作为一个企业来经营和运作几乎是不可能的。正因为如此，在国电公司的改革方案里，公司的“实体化”有着关键的意义——通过“厂网分离”后再将电网统一“纳于麾下”成为国家电力公司最迫切的需要，它需要通过这种新的资本整合来建立自己未来的经营基础。
国家电力公司总经理高严的一份报告中，为公司的未来描绘了一幅宏伟的蓝图：把国家电力公司建设成控股型、经营型、现代化、集团化管理的国际一流企业。“作为中国最大的电力公司，在世界上也属于最大的电力公司之一，使其成为现代化的企业，成为国际一流企业，是我们的目标。”
从企业发展的角度而言，这一整合的目标并不难理解。然而，作为一个经营性的企业，国家电力公司通过电力体制改革的方式，以行政手段来达到企业的目标却成为它最大的误区：它忽略了中国的电力行业已经在过去的计划体制和行政控制下被严重扭曲，而电力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是建立完善的市场秩序，而非发展某个企业。
有消息报道，香港富豪李嘉诚长子李泽钜旗下的龙头企业——长江基建公司在汕头、抚顺、沈阳等地投资的电厂项目均未得到合同中保证的最低回报。而究其原因，正在于80年代中期以“还本付息”价为基础的高成本电力在90年代正面临着电力饱和而来的价格挑战。
象这类在经济转型期由行政干涉而带来的遗留问题已经远非国家电力公司的通过建立全国联网所能解决的。而国电公司自身在垄断输电环节过程中所出现的资源浪费、效率低下等弊病也不是过去的改革模式所能解决的。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一位企业家半开玩笑地告诉记者，国家电力公司试图通过行政手段来建立起一个新“企业帝国”的梦想与当年的堂吉诃德有三个同共点：那就是“在一个错误的时代，用一种错误的方式试图解决一个错误的问题。”
2000年底，国家电力公司在“厂网分离”试点失败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项研究课题报告认为，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有三：一是厂网分开没有在产权关系上彻底分开，竞价缺乏分开的制度基础；二是试点中的竞价模式不能真正反映成本；三是由于没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政企分开”，因而难以建立规范的市场竞争秩序。
失败的原因已经提出来了，然而解决的方法却仍然没有最终的定论。即便如此，那些跃跃欲试的市场化企业们已经摆好了起跑的姿势：改革方案即将出台的消息尚未正式公布，一向被视为“白马板块”电力股已闻声飞涨。据业内人士分析，国家的有关电力体制改革对电力股来说，虽然短期内业绩有利淡影响，但从长远来说却是利好成份较重。此中的网厂分开、竞价上网及全国联网将促使发电企业之间公平竞争，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电力企业规范运作。
经过20年的大规模电力建设以后，中国一方面刚刚走出长期以来的电力短缺危机，长远的市场需求仍然旺盛；而另一方面，前期为了推动电力建设而实施的一系列行政手段，已经严重扭曲市场的价格和供需状态，使许多企业陷入政策性的“经营危机”。
我们不会忘记国电公司以及它的前身电力部门在计划经济时期为电力建设作出的贡献，更希望堂吉诃德式的悲喜剧不会在今天上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