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者清议 陈少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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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标准关系到中国改革的成败
陈少瑜：我对会计准则的关心其实是跟自己的经历分不开的。我1986年从香港中文大学工商管理学院毕业，当时主修的是会计，副修财务，毕业后便加入安达信。
在安达信里，我开始做审计业务，没多久就开始做跟中国有关的一些项目，参加了好几家中国企业第一次海外上市的业务。象上海电真空；第一支B股，第一支深圳B股南方玻璃；第一只通过间接上市到纽约上市的华晨汽车，也就是金杯客车；青岛啤酒开始的时候也参与了。
后来转向参与一些管理咨询方面的事情。1993年就到了上海，准备发展管理咨询业务，后来发现不对，那边的管理咨询还没有到位，后来就做了很多投资咨询方面的工作。接触了很多财务调查、融资方面的工作，99年考了国内的评估师，目前是唯一一个以非常住居民身份获得国内评估师资格的。
在香港的时候，由于专业关系，我对会计体制就很关心。当时香港有两套会计体制，香港大学和香港理工大学是英式的，但是中文大学的老师大多是台湾的，或者是从美国留学回来，就坚持美式的。连学制上也不一样，一个三年制，一个四年制。
就在大学期间，我就跑到图书馆，把美国FSB的概念性文件全部看了一遍，说句老实话，当时也不是看得很懂，但是就了解了美国在会计制度方面的一个最高准则。
最后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接受的正是美国的那一套（制订标准）。去年中国发布278号令，也就是国务院关于财务报告的条令，也全盘接受了源自美国的那套关于资产的定义。
美国的概念性文件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颁布的，英国到90年代也接受了这套准则。所以目前的国际会计准则可以说是接受了美国的这套标准，当然，这套标准是不是最好的，还有没有改善的余地是另一码事，但至少从目前还说还找不到另一个（与它相比）更加全面和完善的标准体系。
我当时一方面是了解美国的这一套，另一方面也关心国内的那一套。当时买了国内很多关于会计方面的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一点都看不懂。偶尔看到几个相同的名词，知道它也是在讲会计，但这个会计跟我所学的会计到底差别和联系在哪里，根本就搞不明白。
直到做电真空的时候，我从头到尾一直参与。那时才发现，其实两套会计系统之间的差距是很大的。
当时我们所做的就是发行B股，这种业务在全世界当时可能也没几个人做过，因为发B股不象到香港市场发行H股，它是真正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去卖，买家可能是美国的、也可能是英国、澳洲或者日本的。于是就出现这么一个问题，如果你的会计标准用美国的，那英国的买家会怎么看？就在这时我们就想到了利用国际会计准则。
在1990年左右，国际会计准则就是在国际有也还没有那么多人认识，而且它当时的很多准则也都有两种以上的做法，一种是建议的做法，另一种则是备用的方法。直到1995年以前，国际会计准则都还是这样的。
由于有这样一个背景，所以我一直对国际和国内会计标准的发展非常感兴趣。
清议：我就是土生土长的了，因为我的工作主要对国内上市公司进行评价与分析，最基本的就是对会计报表的分析与核查。慢慢就看了很多公司，也积累了一些经验和感受。
我起初并没有特别注意到国内会计准则与外界的差异问题，看多了以后就发现，这个差距太大了。采用不同的会计标准，完全可以改变对一个上市公司的业绩评价，因为就连最基本的入账基础都不一样，其它象研究的结果、风险的估计都完全不同。
一开始这种差异还不是特别明显，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市场的成熟，这种差异就变得越来越不可忽视。
有人提出中国目前的会计准则与国际上90%以上都接轨了，但这种差异根本就不在以发布的条例来衡量的，而在于其本质的精神。就象目前两种会计准则在公允价值判断方面的不同，在整个准则体系中看似只有一点不同，但这一点就决定了两者在本质上难以真正接轨。这就象猴子和人的差异，从基因角度来说，猴子的基因与人的差异甚至不到1%，其余99%都是完全一样的，但就是这不到1%的差异决定了猴子是猴子，人是人。会计准则其实也一样。
当然，国内的市场有它自己特殊的环境。中国股市刚刚建立时，是在上海发行的所谓的“老八股”，老八股当时有五支股票的股份是全流通的，实际上是按照美国股市的标准来设计的。但是很快就变成不是那样了。
国有企业上市实质上是把国有资产卖给老百姓，按通行的做法，应该是把企业所有的资产一起放到市场上，让投资者选择。但当时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国情就是，国有企业上市后边还有一条不可触犯的“天条”：那就是国有资产必须保值和升值。
至于怎样才叫国有资产保值，保护国有资产是否意味着国家必须拥有对企业的绝对控制权等等，在当时都还是讨论不能触及的“禁区”，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既要上市融资，又不能失去国有资产的绝对控制，政策的制订者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最后就搞出了一个国有法人股和公众股分离的方案，也就是我们今天上市公司的股权结构。
这种方式推行开后，政府慢慢发现其中的甜头很大——国有企业既融到了数量可观的资金，又不用担心失去对企业控制的危险，加上只有部份股权上市带来的“稀缺效应”，使得企业的融资成本低到不能再低，于是随后推出的一系列政策都开始以此为核心。而在市场经济中本该成为资源优化配置工具的股市也彻底变成了“为国有企业服务”的工具，所谓的融资也变成了一种圈钱的手段。
在过去这种目的是通过审批等行政手段来完成的，但到了市场进一步发展的今天，审批手段已经逐渐退出市场，却又在会计准则的制订方面体现了出来，我觉得这是真正可怕的地方。
市场本应该是公平交易的场所，而象会计准则这样的制度则象是天平或者度量衡一样来维护和检验这种公平的。假如你一开始就把天平调到一头轻、一头重，然后告诉所有的市场参与者，这就是公平的标准，那么最终出现的结果只能是市场本身的扭曲。
所以我觉得现在国内展开的关于国际会计准则的讨论非常具有现实意义，而我们对于会计准则的理解与认识也应该有着相应的提高。
当我们在谈论全球化问题时，实际上包含着两个标准的全球化：一是技术标准的全球化；二是资本标准的全球化。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我们在技术标准的全球化方面接受得比较顺利，国内不少企业的产品都已经采用并达到了全球化的技术标准，从产品本身来说已经具备了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
但衡量一个企业的生存与发展还有一个资本标准的问题。比如我们国内的一些上市公司，从产品的角度很不错，市场前景也很好，整个企业看起来红红火火，大有前途。但一旦你从资本标准的角度来对企业进行会计和财务分析的话，就会发现这些企业实际上已经处于过度负债或者资不抵债的状态，很可能你辛辛苦苦把企业构架搭起来，扶上正轨后，却由于对资本标准的错误理解而令整个企业“大厦”在一夜之间轰然倒塌。
从我所分析的那么多上市公司的情况来看，这决非危言耸听或杞人忧天，而是现实里的可怕前景。而要改变或预防这一可能性成为现实，首先要做的就是调整和修正我们目前对于资本标准的错误理解。
资本市场为谁服务？
记者：清议老师所说的这一资本标准以及国内、外在这方面的差异究竟是什么？陈先生能不能具体解释一下。
陈少瑜：我们举个比较具体的例子：看看中国的企业资本结构，中国的国有企业过去原来基本上全部是靠财政拨款建立起来的，后来政府不拨款了，变成“拨改贷”。这样一来就产生很多问题，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企业本身的资本结构不配套。在拨改贷的情况下，企业80—90%的资产是处于负债经营状态，这样一个资本结构是不符合市场经济状况下企业的生存要求的。以国外来说，没有哪个老板能做到负债这么高还能继续经营，而假如企业落到了这样一个地步，也决不会有银行再给予它任何贷款——除非有人命令银行这样做，而这正是中国目前的情况。
就以债转股的例子来看，我们不说那些烂企业，只说那些相对较好，国家经贸委把它们拿出来说可以达到债转股标准的企业。其中有部分按市场标准还算好的企业，它们的产品还对路，销售也行，企业处于正常经营状态。
但问题就在于它的资本结构不对，比如说某家企业固定资产5个亿，对应的应该是国家或地方政府投入的长期资本，但它不是，它的资本大部份都是靠借贷形成的。假如按照财务标准来制定报表的话，那么它这些固定资产实际上都变成了成本和费用，因为它还要为这些资产付出利息，这样一算下来，再好的企业也没钱可赚了。
假如从账面上看，这些企业应该都处于亏损或赢利边缘，但实际情况却又不是这样。我就到过几家这样的企业，按国内的说法，这些企业都活得很“滋润”，根本不是账面显示出的那样。
为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实际情况，比如说上边那家企业，从账面上看它今年只赢利了20000元，按道理它应该活得十分艰难。但实际情况是，就在这一年它光企业的设备折旧就高达5000万，这5000万是计入成本，不再还给银行的了。仅凭折旧一项，企业就获得了高达5000万的现金流量，再加上其它类似的收入，企业怎么会活得不开心呢？
从某种角度而言，就在政府对这些企业实行“债转股”以前，企业已经通过这种手段达到“债转股”的目的了，对于银行它反正是本也不还、息也不负，然后靠着这些费用，企业自己还活得蛮好的。只要大的债权人（象银行）不去逼债的话，它是可以这么一直活下去的。
再比如说，按过去国内的一些会计制度和会计做法，企业有一些收入或者利息都没有计入经营成本，而是全部计到了待摊费用里面去。如果用现在的标准来看，这是一个很大的漏洞，这里边的水份如果挤干的话，实际上是企业资本结构里的一个大窟窿。
我们当时就这个问题向有关方面询问过，这个窟窿能不能挤？从现实的角度来看很难挤，因为这涉及到整个体系上的问题。有不少城市，如果你这么一挤的话，整个行业，甚至整个城市的工业企业就全部变成赤字了。
比如说某个城市，从报表上来看，今年的盈利是5000万，但你这一挤可能就挤掉了两亿的水份，这就变成一个大窟窿了，谁也负不起这个责任。所以很多地方就因为这类非会计上的原因导致会计准则无法彻底执行。
所以中国的问题还不是那么简单的，会计只是一个方面，更根本的问题是要搞清楚，我们资本市场的作用在什么地方，到底为哪里服务。这个大前提解决了，才谈得上我们是否要按国际标准来运行。实际上我觉得只要能解决这个问题，许多目前争论不休的问题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达成一致。
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可以看到有关部门在这方面的决心，一是取消PT，实施退市政策；二是昨天发布的有关公告，我只能说是把那些快死的ST就宣布立即死亡；
这个公告实际上就把上市公司以前通过关联交易“起死回生”的路子都堵起来了。对于那些“苟延残喘”的ST公司来说，这无异于当头一棒，假如这个规定得到切实执行的话，接下来会死掉一大批上市公司。
但那个文还有一些地方不太确定的，比如对执行日期的追溯，实施日期与范围，以及是否需要采用模拟报表等等。按照惯例接下来还会有相关的补充规定或补充通知，应该很快会颁布。
清议：有人说会计标准国际化的实质是世界各国的利益之争，认为中国应当在会计标国际化进程中尽可能以较少的成本获得较多的利益，并努力保护自己的利益。
这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中国在结束了旷日持久的WTO谈判之后，还要在国际会计准则领域寻找对手再展开一场马拉松式的谈判。但这是对于会计准则的误解。会计准则不是一种基于主权国家行政权力的产物。它有着公认、通行或普遍性的涵义。由此而来的是，会计标准不应当总是政府行为的产物。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IASC）的目标是“本着公共利益，制订并发布编制财务报表应遵循的会计准则”，而不是本着政府利益或观点。几乎可以肯定，不会有发生在主权国家之间的基于会计标准国际化的政府谈判。就算中国可以派出这样的代表，但别的国家恐怕再过30年也不能就这一动议得出政府答案。
其次，会计的功用是度量衡，本身没有利益倾向性。也正是由于这一点才为各国所接受。会计标准国际化就是在全球范围内统一财务报表度量衡。现在的问题不是没有这样一个统一度量衡，它就在那里，而是你是否接受。进一步说，不管你是否接受它，它都要发生作用。道理很简单，会计准则是关于客观规律的实践经验总结。从这一点来讲，也可以说明不会有关于会计标准国际化问题的政府间谈判。
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中国如果总是试图以保持会计标准的“中国特色”来保护自己的利益，恐怕到头来牺牲的总是自己。因为在国际市场上，别人会以你的会计标准不通行，不公认为理由而根本不接受你的财务报表。
陈少瑜：不能由于IASC的成员多来自于美国，就认为它是美国化，更不能认为国际会计准则代表着美国政府的利益。实际上今天的IASC是由来自美国各个阶层的代表组成的，而这一标准也是为了取代过去由五大所控制的CAS制订的会计准则而出现的。
用国内的话来说，今天的国际会计标准不是由哪一个国家或哪一个阶层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创造的，而完完全全是来自“劳动人民”的创造。
会计准则与市场信用
清议：你在前边谈到模拟报表的问题，对于模拟报表，我始终有种不好的感觉。因为会计这个东西讲究的就是实事求是，孔夫子说的“当而议”，就是要恰当的来反映和讨论一些情况。而现在国内的一些模拟报表，我感觉就是在不恰当的改变一些前提的情况下进行所谓的模拟，这种模拟实际上跟虚拟已经没有多大差别了。
比如说国内企业上市有个三年业绩要求，而这一要求是以企业改制那天为基准日计算的。既然这样，企业就应该从改制那天算起，满足了三年业绩要求后再上市，而不是搞个什么模拟业绩，提前上市。
陈少瑜：我的感觉是很多国外的规范是有着背后的一整套社会、法律、市场环境等制约因素的，但中国在把这些东西拷贝过来再使用的时候，就出现问题了。
比如说模拟报表和改制重组，国际上的做法是：你原来有一个企业主体，假定这个主体在过去三年管理层不变、其它环境也不变的情况下准备上市，因为这个企业有很多业务，其中有些业务是不适宜上市的，那么就要进行剥离，剥离剩下来的核心业务这一块，需要做企业上市报表，这个报表在英国叫statement proforma（示范性报表、预计报表、试算报表），在国际上的上市报表中，在附注的改制这一栏准确的说不叫auditor（审计师），而叫reporting accountant（申报会计师），这个报表叫accountant report，而不叫auditor report，这是有差别的。这是告诉董事和将来的股东，从公司重组那一天（企业一般是临上市才改制的）所形成的企业结构被假设为三年前就已经存在了，而这套报表就是在这个新的假设结构的基础上做出来的。
还有一个情况就是，企业有两块业务，能不能（在改制时）并到一块。这在国外叫做“拼装”，也就是把几个不同的业务拼到同一个上市公司里去，这在国外是不允许做模拟报表的，因为它已经违反了一个原则，那就是经营管理层不变和主要业务不变。而这恰恰是在国内最经常出现的一种“变形”。
清议：还有一种情况，也是国内“流行”的做法，那就是过度剥离，令整企业资产的完整性受到破坏。
比如说有一个叫九钢红星的上市公司，属于九钢集团的。作为一个债转股企业，它毫无疑问是一个长期的亏损企业。作为一家钢铁公司，它上市时就只把自己出钢的这部份拿来上市，而把钢材这一块拿出来放到上市公司以外，作为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的投向来处理。也就是说由上市公司来收购这一块。
这里边就有一个通行的会计假设，那就是假如说被收购的资产是优秀的，那在收购以后编制会计报表时，公司的业绩应该是提升的。但事实上，在上市公司收购了这块“优质资产”后，业绩却发生了大幅下滑。
问题出在哪儿呢？因为它把资产的完整性破坏了：在钢胚厂和钢板厂之间有个关联交易。因为钢胚厂是上市部份，为了提高这部份的业绩，它便通过提高钢胚的价格来提升钢胚厂的利润，而让钢板厂承担成本损失。但在收购了钢板厂后，钢铁厂原来的内部关联交易已经不再存在，而钢胚在卖给其他客户时也无法再获得关联交易那样的“暴利”，于是整个厂子的整体业绩大幅下滑。
陈少瑜：我觉得这已经涉及到欺骗，而不仅仅是会计准则的把握不当的问题了。
清议：这种情况太普遍了。这种剥离本身有两个问题：第一、这种剥离是关联交易，这就涉及到公允价值的问题；第二、在这一剥离过程中，实际上把大量的负资产进行了转移。
陈少瑜：其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情况，那就是这种剥离程序中有许多实际上根本没有征得最终债权人的同意，这也是一种欺骗。
你通过所谓的资产重组把有效资产全放到上市公司里去了，而把负债留给母公司。债权人当初借钱或贷款是贷给母公司的，现在母公司的资产全没有，对债权人来说是一种很大的不公平。
我觉得我们讲到这里，所面临的已经不纯粹是会计的问题。如果我们再把它细分一下，会计问题实际上包含两个层面，一个是制度建立的问题；一个是制度执行的问题。
且不说制度的建立本身，在现实生活中更多遇见的就是现在的这套制度在执行问题。象银广厦那样的事件，规则和制度都摆在那儿，公司法和其它法律也都规定得明明白白，所以这件事其实已经跟会计准则没有多大关系了。而是纯粹的执行问题。
北大的张维迎教授就曾经说过，如果信用体制不建立起来，讲假话也没有人去惩罚，反而获得奖赏，最终在市场上就会造成劣币驱逐良币的结果。两年前我就跟同事说过，上市公司这样的做法肯定不能长久，只看什么时候被人抓来当“祭旗”，果然两年后就爆出了这一连串的事件。
亚洲金融危机的前车之鉴
清议：我们很多会计准则的国际化主要体现在上市公司上，但现在我所看到的是，尽管在一些规章和制度的条文方面好象已经跟国际化接了轨，但实质上却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我当时开始关注会计准则的问题，有一个背景就是亚洲金融危机。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有东南亚的这个“版本”，实际上还有一个韩国版本、一个日本版本。东南亚的问题实质上是国际资本借贷中的一个短债长用的问题：把短期的国际债务用到象房地产、制造业这样的长期项目中去，导致债务期满后无法及时偿债。
而韩国的问题在于制造业，这对中国今天的现状的说非常有现实意义。我们刚才谈到国有企业的资本金问题，因为它是拨改贷形成的，所以这些国有企业实际上没有资本，韩国的金融危机实质就是一个企业资本结构不合理的问题。如果我们说中国的企业应该走向国际市场，以这种资本结构去面对（国际市场）可以说是不堪一击的。
另外还有一个日本版本，日本的问题实质上就是一个过度融资的问题。在80年代时，日本的公司进入一个急速扩张的阶段，这种扩张速度与我们过去两年看到国内上市公司发行新股和增发、配股等一系列活动有相似之处。
日本当时融资的一个特点就是低成本的直接融资很盛行，而这种低成本融资的背后，则是上市公司业绩普遍非常差。这种低成本的直接融资渠道冲击了整个日本的间接融资和体用体系。而日本直到现在还在承受的不良债务，实际上就是因为那时候日本的银行和金融机构大量购入和持有绩差公司的股票所导致的。
陈少瑜：现在国内的一些情形跟日本当时有相似之处。我们的金融机构所投资和通过“债转股”持有股权资产也是一些业绩不佳的企业。
这里我想回应清议老师两个说法，一个是资金成本的问题。关于资金成本这方面，由于国有企业过去一直靠拨款和贷款，使得企业经营者不去考虑这些权益资本后边的成本，只考虑借贷成本。这实际上是忽略了国家作为投资者所应得的那块回报，比如说一个企业现在是90%的负债，它就会想，我只要还起这个贷款以后，不就是已经为国家创造了效益了吗？但它忘了这个贷款的获得，是靠大家勒紧腰带，把好的资源都放到它身上去。按照市场经济的惯例，股东要求的回报是要高于银行的贷款利息的，因为作为股东，投资者承受着更大的风险，但这一点往往被忘记了。
另一个问题是市盈率的问题。目前国内的市盈率高不高我们不去说它，但这个市盈率后边所代表的两个层面的问题我们可以拿出来看一看。
一个是目前的股市上，有75%的国有和法人股实际上是在行政命令的控制下不能流动，这就使得能流动的那25%的股份变得“奇货可居”，假如说这两种股份都对应着同样价值的话，那么不能流动的那部份市场价格就会低一些。对这部份股票现在基本上按照账面值，或者低于账面值在做。
如果以流通股的市盈率20倍计算，那么当那75%的股票也获得流通资格后，按照同股同价的原则，整个股票的价格是应该往下跌的。
另一个问题是，如果我们的会计制度真与国际接轨的话，那么今天这些上市公司的市盈率实际上也是有水份的。比如过去没有四项和八项计提时，企业就可以从中获得很大的利润操纵空间，对企业而言，利用制度空间来获取机会是很正常的，你不能怪企业自己“不守规则”。
应该说今年以来，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整个会计制度和环境都在压缩，比如最近新出的一个规定是如果公司的会计报表中出现非标准保留意见，上市公司就必须停牌。这样一来，会计风险和审计风险都加大了，很可能因为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一个保留意见，就被上市公司给“炒”掉了——企业也停市了，事务所也没生意做了。
这个环境压缩包括前两天审计署公布的对上市公司报表审查结果中，发现有40多份报表“严重失实”，也包括在去年年底上市公司厦华彩电与母公司一宗关于品牌转让的关联交易被制止。
因为我一直关注厦华这件事，所以也比较了解。这宗交易简单来说就是厦华把它的20多个品牌评估了8个亿，其中母公司占40%，上市公司占60%。而这宗关联交易就是上市公司向母公司收购这40%的品牌资产。但在厦华发布的公告中，出现了一个明显的欺诈和误导说明，它说上市公司以“四折”的价格从母公司收购这份品牌资产。
这里的实质是，上市公司以100%的价格收购了母公司40%的品牌资产，而不是什么“打四折”，好象上市公司占了多大便宜。这宗交易也引来了市场各方的质疑，最终在去年年底被中止了。
在此之前，我们也为一家上市公司做过这方面的评估。本来大股东是希望能将品牌评出一个很高的价值来，但经过我们的评估，最终的公允价值只是大股东希望达成的交易价的十分之一，这宗交易于是不了了之。可以说由于我们的评估，证券市场上又少了一个这方面的典型案例。
这其实也就是一个评估机构是否负责、是否具备专业素质的重要体现。
清议：说到评估，我这里想起一个例子。有一家东北的公司，叫做精化绿铁（？），它与大股东做了一笔关联交易，以8000万的价格把大股东的在建工程和生产线路收购下来。
这笔交易采用的是承债的方式，所以看起来很合算，但实际上在这笔交易里，上市公司对于所收购的资产没有做任何评估。结果是在买进这笔资产后，上市公司的资产质量陡然下滑。
陈少瑜：从上市公司的角度而言，你这里其实提到了一个公司董事没有能够履行他们诚信尽勉的职责。尽管公司是以承债的方式购买下了这笔资产，但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公司以承债方式投入的这8000万在未来能否从收购的资产里回收，如果不能，那么这笔资产实际上就已经“缩水”了。
在香港的上市公司里，对于在限额以外的大宗关联交易，实际上是要聘请专门的中介机构做评估，然后还需要独立董事出具意见书。
这些工作国内目前也都在做，但做的过程中实际上就把压力加给了中介机构。这就需要中介机构需要有很强的专业操守和专业素养。比如在前边提到的交易里，作为评估师就要看得准这8000万所购在的资产，未来有哪些回收或增值的可能。
评估师必须能够根据不同的情况而灵活采用不同的评估手段和方式。比如过去国内常常会上马一些大型项目，从投资规模看，这些项目都很“值钱”。但其中有个重要的因素：这些项目通常都是地方政府争取来的，政府本身对于项目本身的市场前景和变化都缺乏判断，再加上这些工程往往建设周期很长，结果就会出现这么一种情况：工程还没建好，随着市场的变化，产品本身已经被淘汰了。这时候巨额投资所建设的这个工程，在评估师眼里就只能以“废铜烂铁”来衡量了。
清议：财政部12月21日发布的那个暂行规定，我看了以后有些想法。其中有这么一条规定，对显失公允的交联交易所得不能够计入利润，但是可以计入资本公积金。您对这个规定怎么看？
陈少瑜：我是这样认为的，这种**的实质是一种交易。举例来说，上市公司有一部值10万块的车，而大股东愿意出100万来向上市公司买这部价值10万元的“烂车”。这是可以的，只要双方都是真金白银地达成交易，应该是允许的。
但是这个规定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能把买车所得的90万计录成上市公司赚回来的利润——这90万实际上是大股东“赠送”给上市公司的，或者相当于股东的注资。这在资本市场上是可接受和受欢迎的，这里的核心是上市公司不能把这种赠予当作利润计入账目报表中。
在这方面，我也问了国外的一些同事，在国际上对于这种通过关联交易赠予公司资产的做法，在会计处理上没有明文的规定。它主要是由审计师去判断，到底这种关联交易是否构成利润操纵。
清议：我也看过一些国外关于关联方交易的会计准则的规定，和国内的差异还是非常大的。比如在关联方批露上，国际准则里就有20多条相关的规定，而国内准则只有13条。两者相差的主要是在于关联方交易问题上，国内会计准则对此几乎没有涉及。而在国外的相关规定中，强调的一点是：非关联方交易的价格是公允价格，而对关联方交易有一种特别的处理方法，如通过可比较的市场价格来判断其公允性。
这里边就涉及到一个会计的原则问题，会计报表所要反应的应该是一种公允价值，这里就有一个资本的来源问题，因为资本的来源包含三个方面：募集而来的、利润而来的和赠予而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