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冉小林黄河
商海沉浮中的“理论”情结
记者：据我们了解，您在大学里学的是中文，此后又一直从事具体的企业经营，您能谈谈您是什么时候，又是怎样接触到经济理论，并形成自己的观点吗？
杨占生：一言难尽，在我读大学时没有经济系，只有一门经济学的公共课。而我接触经济学则更早一些，我在《经济学——跨世纪的批判》后记中曾经提到过，就在我14岁进入初中时，“文革”开始了。因为我年纪小，也没什么红卫兵组织接受我“参加革命”，百无聊赖之下我就钻进了图书馆。不久图书馆也被砸烂了，中小学生能够读懂的书都被一扫而空。地下铺满一堆连硬壳封皮都给人撕走了的“垃圾”，我当时也找不到可看的书，就把这些书划拉了一麻袋，用车拖回家去。回到家一看，都是些黑格尔、卢棱、狄德罗之类的书，其中也有几本经济学的著作，象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大卫·李嘉图的经济理论等等。按我自己当时的水平，这些书当然读不懂，但手里实在没有别的书看，于是只能不断翻阅它们，慢慢地，竟也看出了一点兴趣。应该说，我对经济学和哲学的兴趣就是那时候培养出来的。
大学毕业以后，我先到了家乡的艺术馆里工作，自己觉得没多大意思，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时候就开始做小生意，后来就辞职，走个体户这条路。
记者：你当时走上经商的道路是为了实践自己的经济理论，还是为了生存？
杨占生：在当时来说，作为一名国家干部，生存是不成问题的，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嘛。当时国家也在一个转型和变革过程中，我在1983年的辞职报告中就写了这么一段：“……我尽管读过《资本论》，研究过经济学，但同生活实际有很大差距，对商品经济了解甚少。商品经济与价值规律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对于我这样一个以求学为本的人来说，生活在社会的底层，有利于客观地而不是主观地、真实地而不是虚假地、全面地而不是片面地了解我们社会的经济事实，从而学习和把握商品经济发展规律。”
记者：那你是什么时候又回到经济学研究中来的呢？这其中是否有什么契机？
杨占生：那是在87、88年的时候，自己又想坐下来写东西，“创造经济论”就是那时候写成的。如果说契机，可以说出于对当时经济环境的关注吧，那时候国家的经济政策已经出现“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状况，我主要还是从马克思经济学的角度去考虑，觉得当时的理论界在劳动的本质问题没搞明白。
当时我提出，我们没有从本质上把劳动分为常规劳动和创造性劳动，在马克思的劳动理论中，只提出了脑力劳动（复杂劳动）和体力劳动（简单劳动）的区分，但实际上就在这两类劳动中也同样存在常规劳动和创造性劳动的不同层次。比如说爱因斯坦创立相对论和一名物理学家在过去牛顿力学范畴内所作的普通研究，在创造性显然就不可同日而语。脑力劳动如此，在体力劳动中同样有着常规与创造的区别。
而当时我们国家在制订经济政策时，正因为忽略了这其中的差异，所以造成一放就什么都放开，连垃圾行业也放开了；一收就全都收死，连朝阳产业也不例外，整个感觉上缺乏选择性。从那时开始我就觉得创造经济是一个社会经济运行的主导因素。
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
记者：对于你的理论，目前经济学界有一些不同的看法，那么你自己对这个理论的评价是怎样的呢？作为一名经济学家，你对自己又是怎样看的呢？
杨占生：首先，我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经济学家”，我喜欢把自己称为“业余”经济学家，但对自己的理论我很自信，可以说超出一般的自信。这个理论真正的价值会在将来越来越为社会所认识和接受。
我这本书不仅是创造出一堆新的原理、概念、范畴和论断，而且从文章的章法、语言的风格上也做出了特立独行的努力，现在批评较多的是这本书中论点很多，缺乏实证和证伪。由于实证不足，造成对论点中的各种歧义。
对此，我是这样想的，关于中国和世界的问题学，已经有了成百上千本书在研究，我再去一一重复无此必要。只能把这些问题和灾难进行高度概括、扫描、压缩、集成为“现代经济的三大灾难”，省去各论的实证研究部分，才可能用一本书去论述构造出一个巨大的理论体系。
这种高度压缩的方法，令我自己写得很艰难，读者读得也很费力。目前，我对我这种思维与章法的尝试很困惑，我曾想回过头来把“八论”变成八大本专著，也想专门写本“经济哲学”，甚至到年纪大一点，静下心事，专门回到哲学的天地。那里，真的很美！比经济学清静得多。应当说，我在哲学上的创新是花了心血的，我还没有仔细自我欣赏到它的理论美感，就把它用到了经济学上去了，因为经济学太滞后，更因为它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
记者：你的著作名为“经济学：跨世纪的批判”，那么对于传统经济学你是怎样认识的呢？
杨占生：应该说，这本书从整体上表达了我对传统经济学的不满和批判。对虚物经济、黑色经济、创造经济的研究和作用，在传统经济学的本体理论中无法表达出来。
基于上述对传统经济学的认识，我创立了全息经济学体系。通过“八论”，进行了框架式的描述。这八论是经济统一场论、经济分理处论、资源配置三重论、广义市场论、数字化市场体系论、虚实经济论、黑白经济论、创造经济论。这后三论又形成经济基因“三元组”理论，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经济学的三大教条，即经济学一贯用纯实物资源和商品来解释世界的传统，划分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传统以及劳动价值学说的传统。
正如上海一位经济学家所说，全息经济学的研究不是在传统经济学的基础上添砖加瓦，而是扬弃经济学的传统重新建立起一套新的理论体系。
在理论与实践之间
记者：近来国内经济学界频频提到中国已进入“过剩经济”时代，对此你是怎么看的呢？
杨占生：首先，应该说我们所遭遇的经济形势和经济现象是传统经济学中从来没有碰到过的，一方面是国家宏观经济面临巨大压力，死账呆账一大堆，直接危及到整个金融体系；另一方面则是微观经济又难以启动，物价保持在低水平运行。这种“滞胀”现象令很多传统经济学家感到困惑，不知道它究竟预示着光明还是混乱。但在我的理论体系中，这实际上是更大危机的一个征兆：中国现在的境况是实物投资大量涌入常规经济，而对于整个经济基本面发展起关键作用的创造经济比例极少。现在所说的“过剩经济”实际上是常规经济的过剩，这种过剩最大的危害之一就是因低效重复建设而造成市场的恶性竞争与价格大战。这种恶性市场竞争表面上给消费者带来了益处（降价），但从宏观经济的角度，它实际上把企业的风险和危机转嫁到了银行和金融体系之中——恶性竞争所造成的企业破产使得银行大量贷款成为死账，潜伏的危机积累到一定程度很容易造成金融体系的崩溃。
记者：照这样说的话，中国岂不是早就陷入经济危机之中了吗？为什么今天我们看到的却不是这样呢？
杨占生：这应该感谢农民。前几年中国通胀曾一度达到百分之二十几，按照传统经济学的标准，这已经是经济崩溃的前兆了，但中国却安然无事，就是因为中国8亿农民在基本日用生活品上的需求支撑了一大批轻工企业，从而保证了整个经济体系的正常运作。
与中国相比，美国农民只占美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几，通货膨胀的影响就大得多，整个经济体系对通胀的变动也敏感得多，这是在作中国经济学研究时不可忽略的。可以说，中国农民这一巨大的“经济缓冲层”决定了中国经济的特色，不从整体上了解中国国情，不注意这些看似“非经济学”的因素，在进行研究和预测时就免不了大惊小怪、“差之毫厘，谬之千里”。比如说最近兴起的股份制改革，倘若不能全息地了解整体经济状况，只是在形式上改上一改，最终也难免事倍功半甚至南辕北辙。
记者：那么在股份制改革中，你觉得最关键的问题是什么？
杨占生：从我自己的亲身体验和与企业家们的交流中，我觉得最关键的就是企业家在企业中的位置问题，也就是企业家的创造性劳动价值在企业中的量化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的经济学界首先要在理论上澄清国有资产与公共资产、官办企业与国有企业的区别。
目前中国的股份制改革的企业中企业家与企业大概有以下几类关系：一是企业家自身通过原始积累而创办的（即私营企业），这种企业的股份制过程较为单纯；二是原集体、全民企业中的股份制改造，这类企业在股份制改造中有几个问题，1、企业资金来源不清；2、企业多年积累、上交的利润没有合理的计算模型；3、对企业家的业绩与创造性劳动缺乏有效的估算与回报。三是国有企业，这类企业的股份制改造最为复杂，也最难改。其核心就是企业家的价值如何量化的问题，比如一个最初投资几百万的企业，在企业家手里发展到几个亿资产，那哪一部份是企业家自身的价值呢？对此没有合理的规定，企业家自己既缺乏保障又缺乏认识，往往“一不小心”就犯下经济错误甚至触犯法律。
要保证改革的顺利进行，最重要的是在积累了相当的市场经验之后，及时地进行修宪和立宪，从法律上保证改革进程的持续性和稳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