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太已经是第四次从香港来到中山医科大学深圳泌尿外科医院了。年近三十的她尽管掩不住一脸倦容，仍然显得健康而美丽。和她一样，来这里“看病”的患者们看起来都十分健康年青。
但自己多年无法生育。他们来到这里，就是冲着一个理由：这所医院是全国最早开展“试管婴儿”助孕技术的医院之一，同时也是目前中国做“试管婴儿”成功率最高的一所医院。
陈太先后在这里做了四次手术，第二次她便怀了孕，由于不小心流产了。于是，她拉着先生又来了第三次，第四次——现在陈太对于“试管婴儿”的熟悉程度已经不亚于半个“专家”了，她能详细地介绍自己与丈夫的种种生理指标，甚至与医生一起探讨：“我先生的身体这段不太好，这次是不是改用单精子注射术？”
“这次一定会成功的，我有这种预感。”陈太说，她似乎已经提前感受到了做母亲的喜悦。
不育危机
孩子健康成长离不开健壮的精子。但是，近半个世纪以来，人种赖以传递的精子出现了极度滑坡。据统计，40年代，男性平均每毫升精液含精子1.3亿个，以后减少到6600万个。1960年，每毫升精液中精子少于2000万个的男性占5%。70～80年代，精子数少于2000万个的男性逐渐增多。到了90年代，世界环境污染日趋严重，这个比率从60年代的5%猛增到15%。要使卵子顺利受精，2000万个精子是远远不够的。
与此同时，人类精子的质量也在悄然衰退。畸形、劣质精子的比例在增多，其活力、穿透力、致孕率在下降，以致男性不育的比例也正在逐年增加。有人统计，1960年因为不育来咨询的男性只占8%，而如今已高达40%以上。70年代男女不育症患者的比例为3比7，90年代这一比例已上升到1比1。
中山医科大学深圳泌尿外科医院主治医师曾勇认为，不育症这一“现代都市病”近年来在深圳也有日渐增长的趋势。他说，首先，年轻人大多忙于事业或更愿意享受生活，因此结婚后往往不愿过早要小孩，不小心怀孕后便去做人工流产，但人流做多了便容易导致输卵管堵塞，这是女方不能怀孕的重要原因之一；其次，由于竞争激烈、生活节奏快等原因，深圳人普遍心理压力较大，也会影响到生育能力；第三，深圳青年夜生活较多，生活不规律；还有的年青人在生育年龄忙于工作，到了年纪已大时想要小孩已经出现生育障碍；再加上城市环境污染、不良的生活习惯等，都对生育造成了影响。由于深圳是一所年轻的移民城市，正处生育人口的高峰期，这一现象在未来几年中将变得更为突出。
对于拥有正常生育能力的人来说，很难体会到不育症患者和家庭所承受的痛苦与烦恼。
一名在该院助孕成功的妇女告诉记者，她与丈夫结婚十五年，一直没有生育，跑了多少医院，吃了多少药也没用。一开始家里人还挺配合，到后来就有些冷言冷语了，她的婆婆甚至几次悄悄劝她丈夫与她离婚。最后夫妇两人一起到该院检查，才发觉不育的原因并不在她身上，而是她的丈夫精子过于稀少。经采用单精子显微注射授精后，这位妇女已顺利怀孕，并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小宝宝。
对于饱受不育之苦的人们来说，“试管婴儿”代表着他们所有的希望与幸福。
“试管婴儿”热在中国
试管婴儿的正式名称叫做“体外授精与胚胎移植（IVF-ET）”。1978年，英国的Steptoe和Edwards完成了世界上第一例试管婴儿，同时也创造了第一代常规的IVF-ET技术。当时的条件极为艰苦，由于缺乏必要的技术和设备，只能通过剖腹的方式取得卵子（而不是象后来那样通过B超检测和穿刺取卵）。
随着医学技术的进步，这种“杀鸡取卵”式的痛苦步骤很快就被更快捷、安全的技术所取代，IVF-ET技术也推广到了世界各地。1988年，北医大三院完成第一例试管婴儿，标志着这一技术在中国的出现。时至2000年，世界上的第一例试管婴儿已经是个22岁的青年，而中国的第一例试管婴儿也已十三岁，成为一名健康活泼初中学生。
1990年，中山医科大学生殖医学中心开始IVF-ET技术的研究，并于当年取得成功，至1995年时，已超过北京医大三院而成为中国完成试管婴儿数量最多的医学中心（至1998年出生的试管婴儿总数超过400例）。与此同时，中医大生殖医学中心紧跟国际前沿，又陆续开展了第二代（又名单精子卵胞浆内注射，ICSI）、第三代（又名种植前遗传学诊断，PGD）试管婴儿的研究与实践，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目前第二代试管婴儿技术已进入临床实用，而第三代试管婴儿研究也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有资料显示，去年我国有20多家大医院在开展试管婴儿技术，今年就已经达到100多家。一场名符其实的“试管婴儿”热已经在中国席卷而来。
对此，中山医科大学深圳泌尿外科医院的张西凯副院长坦率地谈到了他的忧虑。他说，目前国内在试管婴儿研究方面走在前列的有北京医大三院、中山医科大学生殖中心等著名医学院和研究机构。它们都有着多年的基础研究与丰富的临床践，因此在试管婴儿技术的应用上成功率较高。目前亚太地区在试管婴儿技术上做得最好的台湾地区，有纪录的成功率为31.6%，而深圳泌尿外科医院由于采用了自己开发的符合亚洲人体质的组织培养液以及改进了一系列操作步骤，成功率已经稳定在40%以上。
张院长说，假如仅仅从市场需要考虑，这一选择自然无可厚非，但试管婴儿技术的开展不仅仅是买回相关的设备就能完成的，更需要一群高素质、有着丰富临床经验的操作人员，而这一点恰恰是很多医院在上项目时忽略了的。
据该院曾勇医生介绍，目前国内试管婴儿技术的成功率相差非常悬殊，既有象他们那样达到30—40%的，也有做了两年，一例也没做成，成功率为0的。因此在未来几年内，如何保证试管婴儿的“名誉”，恐怕会是国内同行都会遇到的问题。
单精受孕，一对一的“非常速配”
国内IVF-ET的权威中山医科大学生殖医学中心的庄广伦教授对我国试管婴儿目前发展的现状及趋势作出了精辟的论述。
庄教授说，不能生育的因素可分男女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女方因输卵管堵塞等原因所造成的精卵无法结合；另一方面则是男性自身精子稀少、或精子活动能力差。第一代IVF-ET技术主要解决的是女性因素所引起的不孕症，目前已得到了广泛应用；而中医大率先研制成功的第二代IVF-ET技术（又名单精子显微注射授精——试管婴儿）则主要是针对男性因素的不孕症。
通过IVF——ET技术，只需要一个精子就能令卵子顺利受孕，那情形颇象电视上的“非常速配”。
一般来说，培育一个试管婴儿大概要一个半月左右的时间，首先是对患者进行一连串的医学检查，找出不孕的原因以及可能影响手术效果的症状，并一一排除；然后对男、女双方进行取精和取卵，再放到培养液中进行培养观察，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检测与观察后，那些“身体健康”、“前途无量”的精子就会被挑选出来，通过显微操作被一条条注入相应的卵细胞，随后送进培养箱培育，发育成熟后再送回母体，在子宫内正常怀孕和生产。
1996年10月，第一例通过单精子微注射授精（ICSI）技术受孕的婴儿在中山医科大学出生。世界第一例ICSI技术是1992年在比利时完成的，也就是说，中国在试管婴儿技术上与世界的差距由第一代的10年缩短到了第二代的4年。
中山大学深圳泌尿外科医院生殖医疗中心至今已为一千多对夫妇进行了试管婴儿助孕术。成功率达到40%左右，也说是说，已经有三四百名由该中心助孕而诞生的“试管宝宝”就生活在我们中间。在医院的生殖研究中心，我们看到墙上挂着几十名活泼可爱的婴儿照片，这都是由该中心助孕成功后，孩子的父母寄来的。
性别选择，避免遗传疾病的捷径
“生男生女可以选择，但只有出于医疗原因才可以这么做。”庄教授的回答很明确。
这就是庄教授在中医大所进行的第三代试管婴儿技术（又名种植前遗传学诊断，简称PGD）课题中的一项主要内容。
第一、二代试管婴儿技术主要解决的是生育问题，但在某些不孕症患者，尤其是男性少弱精病人中，还经常伴有基因缺陷。这种缺陷具有可选择的遗传性，在医学上称为X-性连锁遗传病，假如一位父亲的基因中带有这种缺陷的话，那么在他的子女中，男性（由X染色体决定）就会有很大可能会产生同样的遗传病，而女性（由Y染色体决定）的发病率则很低。
正因为如此，对于某些遗传性X-性连锁疾病，如甲型血友病、Duchenne型肌营养不良等疾病，就可以采用PGD方法，在受孕前提取部分细胞进行基因检测，如发现有上述遗传性疾病的基因，就可以通过性别选择的方式来降低婴儿未来发病的可能性。
性别选择包括两个步骤：第一步是在胚胎结合后，从胚胎中提取部分细胞进行一种名为荧光原位杂交（简称FISH）的检测，以判别未来婴儿的性别；第二步则是将符合性别要求的胚胎放入子宫受孕并生产。
据庄教授介绍，这种方法的准确率非常高。庄教授同时强调，这一方式只能在医疗中使用，而决非人们所以为的那种“想生男就生男，想生女就生女”的自由选择。对于X-性连锁性疾病来说，由于遗传基因缺陷的可能性主要集中在男性身上，所以用PGD方法可以为受孕父母选择女性后代，这样他们女儿未来再发生同样遗传病的可能性就大大减少了。
说到这里，庄教授同时呼吁，那些已经检查出有X-性连锁遗传病的患者，从为了自己后代健康着想，最好做一做PGD。说到这儿，他苦笑着向记者举了一个例子，有一对夫妇前来进行试管婴儿的受孕，经过检查后，庄教授发现男方有血友病，因此大力推荐他们通过PGD选择一个女婴，以减少遗传基因缺陷的机会。谁知两人一心想生个男孩“承续香火”，嘴里答应得好好的，到了手术前竟然不辞而别，至今音讯杳然。庄教授说，现代医学已经发展到了基因水平，但人们的思想意识如果还停留在传统里，再好的医学也无能为力，最后受害的仍然是患者自己。
相关资料：试管婴儿怎么“分代”
所谓“第一代”“第二代”“第三代”是按技术难度和层次来划分的。1976年，英国科学家将女性的卵子和男性的精子置于试管内，使卵子受精，培养成早期胚胎后植入母体内成长发育到分娩，此乃第一代试管婴儿技术，称为“体外授精和胚胎移植”，主要针对女性不孕如输卵管不畅等，成功率只有两成；第二代试管婴儿技术要比第一代难得多，主要针对男性不育症。它始于1992年，科学家们借助显微操作仪把单个精子直接注入卵细胞浆内———成功率也由此提高到50%甚至70%；第三代试管婴儿技术对植入母体前的胚胎进行筛选，将保证没有遗传疾病的胚胎植入子宫内，不仅能把3000多种人类已知的遗传病挡在生命大门外，而且还能满足高龄妇女生育的需要，同时也大大降低了人们担心非自然怀孕会导致胎儿不正常的心理压力。
“克隆人”会是第四代试管婴儿吗？
庄广伦教授说，现在国际医学界的一个热门话题就是，会不会还有第四、第五代试管婴儿技术，如果有，它们又会是怎么样的。
“这又与近两年的一个热门话题——‘克隆’技术联系起来了，从本质上说，‘克隆’技术可以说就是显微操作技术与分子生物学所结合的产物，试管婴儿和‘克隆”之间有着许多的共同之处。”庄教授解释，
“首先，它们都需要卵子，需要作为未来胚胎基因的供给核；其次，从技术上，它们的操作也极为相似，都是把卵子中的细胞核去掉，同时通过显微操作植入供给核，所不同的只是，在试管婴儿技术中植入的是精子，而在‘克隆’植入的是胚胎细胞或活体细胞核而已。当然，它们也有一个最大的不同，那就是试管婴儿一开始就是以人为对象，而‘克隆’技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在人类身上在式实验过。”
庄教授介绍道，目前的克隆技术也发展了两代，第一代“克隆”技术是在卵细胞中植入胚胎细胞的细胞核，这一技术在1993年中国就已取得了成功；第二代“克隆”技术则是直接在卵细胞中植入成年动物的活体细胞核，从难度上比第一代要难很多，这也是为什么第一只用活体细胞“克隆”出的绵羊“多莉”会在世界上引起轰动的原因。
这项工作目前在全世界都还未能取得突破性进展，但可以预测，随着第四代、第五代试管婴儿的研究成功，人类将突破今天难以逾越的生育年龄障碍：通过把高龄产妇的核基因植入年轻的卵细胞内，未来的人们在六七十岁也可以顺利生下健康的孩子。这不但满足了现代人在年轻时专注于工作，希望以后再生育孩子的愿望，更有利于缓解社会由于生育高峰过于集中而带来的一系列问题。
至于人的“克隆”，庄教授说，至少在理论上已经不存在困难，真正有待解决的是由此现时引起的一系列社会和伦理学上的问题。庄教授说，目前国外有人已经着手进行“克隆人”的试验，这至少说明，在科学上的探索和发现有时是难以阻挡的，当然，即使“克隆人”真的生出来了，也并不表示那些困挠着人们的伦理难题就得到了解决。南韩在不久前已经培育出第一例克隆胚胎，正是出于对社会舆论和类似的考虑，才一直将之冷冻，而未让它进入娠妊。
庄教授坦率地表示，目前对于“克隆人”最强烈的反对意见，其理论依据主要来自于西方的宗教伦理。中国是一个无神论的国家，这些伦理争论中的很大一部分其实在中国并没有人涉及，在适当的情况下，他会考虑进行“克隆人”试验的。庄教授同时说道，“克隆”技术除了“克隆人”之外，其实在医学上还有着非常广泛的用途，例如把人体基因转嫁到动物（例如猪）身上，就可以在人和动物之间进行器官移植而不会出现排斥反应，这称为“转基因”技术，也是中山医科大学生殖医学中心目前的重点课题之一。
现代科技与生育伦理:谁是母亲？
庄教授表示，即使不考虑“克隆”，在试管婴儿及其相关的生育控制领域内就有着许多现实而重大的社会和伦理问题需要加以考虑，诸如性别选择问题、使用捐献精子后的血缘亲属问题等等，为了让记者更好地理解这些“抽象”的伦理问题，庄教授向记者讲述了这样一个例子：
有一对美国三藩市的华侨夫妇，长期没有生育。他们找到庄教授，经庄教授检查后，发现妻子由于某种原因无法怀孕，在医学上，这种情况只有一种解决的办法，那就是寻找“代母”，即通过试管婴儿技术把夫妻双方的精子和卵子结合后，放入另一位自愿受孕的妇女子宫里，通过正常娠妊后再生下孩子。
这一次自愿做“代母”的是妻子的姐姐——一名身在国内的妇女。手术做得很成功，这位妻姐一下就怀上了个双胞胎，然而到了出生的时候，问题却出现了：孕妇一定要医院出据证明，证实这两个孩子是她身在美国的妹妹的“亲生骨肉”，这一下让医院里左右为难了，开证明吧，自医院成立以来还没有这个先例——明明是甲生的孩子却要证明是乙生的；不开证明吧，孩子确实是体外受精而产生的，再说还关系到将来一系列入籍、生活和社会方面的问题，弄不好害了孩子一生。
就在这左右为难之际，孕妇已经等不及了，干脆回到乡下老家里把孩子生下，再找镇里的医院给开张证明了事。
庄教授说，随着医学的发展，以后这类涉及法律、社会和伦理方面的医学问题还会越来越多，目前国内生殖医学界正准备筹建一个协会，专门协调和讨论这类问题。
人类在未来将面临着更多的生育途径与可能，在面对这些前所未闻的新途径时，我们由传统而来的一系列观念、伦理与行为方式都将面临着重大的挑战与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