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部 黄河
一篇被记者自己认定有“轰动效应”的报道，最终却未能发表。其中既有操作实践与思路上的失误，也有新闻价值判断上的不同。
2006年6月19日，编辑顾策在MSN上告诉我，因为版面调整的关系，我上周在河北采写的“宝邯之争”稿件暂时不能发。
在我过去多年的报道操作中，一直有某种自我职业定位，那就是“记者的荣誉不是向编辑争取发稿，而是把稿件本身写好。”因此大多数时候是我向编辑提议，自己的稿子质量不行，能不上就不上。自进入南周以来，还从未向编辑争取过“发稿权”。
但这次我一反常规，在MSN里向顾策“苦苦哀求”，表示这期不能发太可惜了，请他再为稿件争取机会。
这种不合情理的请求，来自我对稿件的自我判断：一是在采写过程中我已经几乎读过媒体有关宝邯之争的所有报道，并自信自己的报道无论从采访深度还是报道角度都能够在关于宝邯之争的众多报道中脱颖而出；二是对宝邯收购的时效性判断，虽然外界普遍认为此事还在“进行中”，但我认为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所谓“宝邯收购”事件已经接近一个段落的尾声，再要寻找报道时机，可能要到很久以后；三是在此次采访中的亲身感受，使我对河北钢铁业，乃至中国的钢铁产业发展模式产生了全新的认识，一些过去的惯性思路被现实击碎，我也希望能够以这篇报道作为自己未来深入调查并思考的一个起点。
稿件最终未能发表，也使我再次尝到进入新闻行业以来多年久违了的“痛彻心肺”的感觉——在第二周得知稿件仍然不可能发表后，我从当天下午到第二天下午足足打了22个小时游戏，直至疲惫到在电脑桌前睡着……
在随后与部门同事的沟通与交流中，我一方面感觉到彼此在某些新闻价值的判断上确实存在差异；同时也意识到在具体的报道操作中，自己也出现了多次不应有的疏忽与失误。
秉承南周内部业务沟通中“没有不可说的真话”这一原则，在此从记者的角度将此次报道过程再作一番回顾，并加入自己的一些分析与判断，亦请各位同事不吝批评指教。
首战告捷
5月31日，上市公司G邯钢宣布宝钢集团已持有其5%的股权，并按规定“举牌”公布，6月2日，G邯钢的母公司宣布拟投入15亿元增持上市公司股票。
此事迅速引起媒体广泛关注，因为时值周末，我在次周一报题时即报了该选题，当时的选题说明如下：
宝钢和邯刚的“权证争夺战”
全流通后收购与反收购将是最有看头的一个市场现象，但没想到竟然来得这么快。
4月7日邯钢92570.5299万份欧式认购权证，由于权证加上现有流通股数量，已经可以形成对邯钢的控股，立即引来宝钢的大量收购。在这一过程中，券商的创设权证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当邯钢的大股东意识到控股权可能旁落时，与宝钢展开了一场收购与反收购之战。
无论从钢铁行业的整合，还是资本市场的运作来说，这场“宝邯之战”都必将成为中国证券市场上的经典案例，拟介入进行深度报道。
当天下午编辑告诉我，可以操作这个选题。当时我们讨论觉得，这次争夺战中媒体的着眼点大多在宝钢一方，我们可以从邯钢的角度看看他们怎么应对，并决定前往河北实地采访。
为了在采访前更加“有的放矢”，我在周二花了一天向熟悉的市场人士打听事件背景，并将到当时为止媒体的有关报道全部搜集整理，存在手提电脑中备用。
周三下午从广州出发，到石家庄后与当地的媒体朋友取得联系。得知河北省政府对此事高度关注，所有当地媒体已经接到了有关“关照”。
次日我到河北日报及燕赵都市报，通过报社内部网络搜寻并打印了大量有关邯钢的过往报道，事后证明，这些前期的资料积累在后来突破邯钢集团的采访重点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随后我与河北省发改委、国资委及省政府政策研究室等处联系采访，不出所料，各处均多方拒绝，尤其是发改委和国资委，互相大踢皮球，指此事由对方负责，自己不宜接受采访。
但当时已经通过媒体的朋友私下约到一位国资委内部人士，他答应在周末与我“私下见见”，因此打算在其后两天主攻发改委。
周五接着联系发改委，在多次打电话找不到人后，直接到发改委去“碰运气”，在发改委的传达室正好遇到前来采访的《中国证券报》记者，她因为已经发过提纲并与宣传部人士联系过，我觉跟着她等。
谁知等到下午四点过人家干脆不见面，眼看一天要耗完了。我试着打电话给省冶金协会，想不到协会秘书长竟痛快地答应了，并表示“要来现在就来，明天就去外地了”。立即与中证报记者打的直扑冶金协会。
协会秘书长王大勇一再申明“不是接受采访”，但显然有很多话要说，我们只提了个头，他便涛涛不绝地说开了。不但说到了河北政府钢铁整合思路遇挫的现实，更对河北民营钢铁业“异军突起”的现象做了深入分析，并提供了大量数据。
虽然秘书长未对宝邯收购加以讨论，但他提供了背景资料已经足以改变我在选题准备中形成的“政府主导”的思维定式（《财经》的报道正是这一思路）。同时他对民营企业崛起对河北钢铁业影响的分析，使我深感惊讶。当时曾动过念头把这个主题纳入报道，但后来出现种种变化，此是后话不提。
采访完后，中证报记者因有别的选题，匆忙去了保定，这也让我心里窃喜，因为后续的深入采访只能是我们独家的了（呵呵，不好意思）。
从王大勇所提示的角度再去翻看以前的报道时，立刻发现很多过去忽略了的有趣之处，绝大多数报道中“语焉不详”之处，逻辑混乱之处，加上王大勇的分析，立即让记者有了新的理解。
两天后，国资委的那位人士（曾经是南周十年前的作者，对南周有着很深的感情）如约悄悄来宾馆见我，并披露了大量包括钢铁企业在内大量国企改革中不为人知的事实，不但大大丰富了报道的语境，而且帮助记者更加准确地把握住了政府在钢铁业改革方案中“既不能放、也不能收”的两难处境。
而在跟当地媒体朋友的交流中，我也明显感受到当地政府那种“能做的不说，能说的不做”那种自我保护意识。
采访至此，背景了解基本完成，剩下的是邯钢集团的采访这道难关。
突破邯钢
在此前的所有媒体报道中，没有一家媒体正面采访过邯钢，顶多是引其证券部门一句应付之辞以表示“我们做过努力”。
而在前往河北前后，记者多次联系采访也均被拒绝，甚至邯郸当地媒体的朋友也告诉我，“邯钢太傲了，不跟我们打交道。”
在这种情况下，记者于6月12日下午直接到了邯郸并在酒店住下，准备次日“强行突破”。
13日上午，记者打的来到邯钢集团，并在传达室谎称“已经跟宣传科的王科长约好”，填报会见单后“潜入”集团总部，并找到了集团宣传部部长室，推门闯入时恰好那位多次拒绝我的王科长正在向部长汇报工作，记者说明来意后单刀直入地问道，“听说邯钢在新区建设增加460万吨产能的同时，还要淘汰相同规模的产能，请问是出于什么考虑？”
因为从之前的资料中可以看出，这恰恰是邯钢集团未来五年战略的“重中之重”，开始听说记者来采访宝邯之争时，一脸不耐烦准备赶人的集团宣传部长一下来了兴趣，重新坐下来说道，“这倒可以给你说说。”
后来我才知道这位宣传部长是邯钢集团为数不多的元老之一，接待过数任国家领导人，也经历过“全国学邯钢”的辉煌时代。而在接受记者采访前，他已经拒绝了包括央视、新华社等多家重量级媒体。记者此次“撞大运”堪称真正的独家采访。
而在采访中，记者充分调动过去一周的资料积累，问了几个既敏感又关键的问题，部长谈得兴起，最后甚至主动扯到宝钢收购的事情上去，当然最后还要叮瞩“这事可不能写”。但即使如此，记者也更加清晰地了解了邯钢在此事中的立场与选择。
采访快结束时，记者乘机提出想到邯钢的厂区看看，宣传部长正在兴头，立即安排王科长陪同记者参观了包括连轧车间在内的厂区核心部门。通过现场的感受，记者更清晰地理解了一些数据后面的真实情况，如上市G邯钢13的注册资产连该车间投资的三分之一都不到，不理解这点，就很难真正明白炒得轰轰烈烈的“资本运作”，如果缺乏产业的配合为什么注定不可能成功。
而此次采访中的另一个重要收获，则是切实体会到了邯钢这样的企业在市场环境下对“资本并购”的理性判断。此前在河北省政府建立“南北两大集团”的产业整合战略中（参见未发稿），南部的邯钢迟迟没有动作，固然有产权非国有化的因素，但外界仍然普遍认为邯钢缺乏魄力与能力。
但在实地采访中，记者才真正感受到，邯钢集团内部实际上并不认同政府整合的思路，即使被迫做些联盟，也主要是为了应付政府。而在采访中，张部长更对中央“钢铁新政”的思路提出了尖锐的质疑，认为中央试图通过国企合并来整合钢铁集中度的做法，“目标和方向没有错”，但恰恰缺乏具体操作的现实可能性。
这次采访，加上之前了解的背景，让记者得出一个更加深刻的印象，那就是河北钢铁业的现实恰恰是全国的一个缩影，而河北省政府在省内钢铁业整合中所遭遇的尴尬处境，同样将在中央政府“钢铁新政”所代表的政策推行中再度重演。
采访至此，记者所了解到的情况已经远远超出了当初对“宝邯之争”选题操作的预设。而这种情况也为后来稿件写作时的报道定位造成了新的困扰，并最终导致了稿件的“流产”。
初稿与二稿：定位之惑
在第一稿中，记者试图以产业背景为主体，因此在写完宝邯之战及对宝钢的分析后（其中对宝钢通过收购消息“护盘”的分析，正是去年《宝钢权证困局》稿的一个延续，至今仍未有媒体提及），直接进入对河北钢铁业格局的描述与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再回到邯钢的选择，以此说明说为一家企业，邯钢的“市场理性”来自其所处生态环境下的利益最大化选择。
同时在B稿中，对邯钢过去十年的发展作了一个梳理，以说明邯钢的此次选择，除了空间上的利益最大化考虑外，还是一个历史与时间中的“企业个性”形成与延续的过程。
但编辑在看过一稿后，向记者指出，此次选题操作的重点应是“宝邯之战”，过多的背景描述与分析会使读者失去阅读兴趣。
因此记者在二稿中将邯钢与宝钢作为主体，同时在最后一章保留了钢铁业格局的描述，试图在讲一个完整的故事之余，通过背景给读者留下想象与思考空间。
但不可否认，在这篇稿件中，有三重主题都是记者难以割舍的：一是宝邯之战本身；二是河北钢铁变局，尤其是民资的崛起；三是在钢铁新政背景下，未来的钢铁行业整合可能遭遇的困局。
从某种意义而言，这应该是三篇独立报道的主题，而记者在采写过程中难以割舍的“主题情结”恰恰损害了稿件中每一个主题的完整与独立性，最终使稿件变成一种似是而非的“四不像”。
而在这一矛盾背后，还有记者本人对新闻的“时效性”与“重大性”之间难以取舍的经验不足，同时也与记者编辑之间沟通不够有关。
按照常规报道思路，“宝邯之战”此时虽然已经进入第三周，但由于宝钢权证尚未到期等因素，事件似乎还在进行之中。加上宝钢收购确实在资本市场和钢铁产业格局变化方面都有着重要意义，因此记者在第二稿中还是以事件为核心，而把河北钢铁业的情况作为背景。
但是据记者事后跟编辑讨论的结果来看，编辑的思路应该在之前已经起了变化。一是认为宝邯之战“近乎闹剧”，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重要；二是觉得此事时效性已明显不足，加上当期经济部因版面调整，减少两个版，所以决定不发。而在延后一周后，以宝邯事件为核心的报道更加明显地体现出时效性不足的问题。
在此次沟通中，让记者最吃惊的一点是，自己居然直到此时才知道，编辑原来并不认同“宝邯之争”这一选题的新闻价值——关于这点后边还会再作分析——但就记者而言，如果当初知道编辑的这一态度，显然可以在稿件操作上以钢铁产业变局为核心，而仅仅将宝邯之战作为报道的引题和背景。
从这个意义上而言，这篇报道的失败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记者与编辑沟通的失败。作为记者，既不知道编辑真正的思路，并进行相应的调整；也无法在编辑作出决定前，从报道的角度为稿件的价值辩护。最终导致功亏一匮，未能让更加完善的报道与读者见面。
至于报道具体写作中的得失，在此暂不分析，希望各位同事在有空看后，能跟我再作更深入的交流。
关于读者的困惑
在后来跟编辑顾策的探讨中，他坦率地表示自己觉得这个选题“离读者太远了”，读者不会喜欢读。
编辑的这种判断与记者在写稿过程中心潮澎湃，迫不及待地希望文章能早日被读者读到的情绪差别之大，恰恰形成了一种有趣的对比。
而在这种判断反差之后，还有一个更加普遍而严肃的话题，那就是在《南方周末》的整体格局下，经济版的读者究竟是谁？他们可能喜欢什么样的文章？
实际上不仅仅是这篇稿子，也不仅仅是经济部内部意见不同。在整个南周内部，经济部的文章也常常因为“过于专业”而招致诸多非议。
这里边有两个层面的问题，一方面是稿件本身写得不够到位，没有做到“专业视角、大众文体”，或者说雅俗共赏的境界。这方面的追求应该是一个经济记者整个职业生涯中不变的方向。
但从另一个层面而言，“让读者满意”这一标准往往会形成某种“照顾读者”甚至“追随读者”的价值判断和操作心态。
尤其是在大众媒体纷纷介入财经报道，并将一些“泛财经话题”炒得轰轰烈烈的时候，南周经济报道在某种意义上的“精英路线”更容易招来种种不满与批评。
而在出现了象网络投票、读者调查之类的市场数据后，这种批评也获得了某种统计学上的“民意支持”，“你说你的报道好，为什么没有读者投票？”
这确实是一个让做经济报道的记者颇感尴尬的话题。但我想以自己的两次经历来作个比较：一次是我跟一位自己很尊重的学术界朋友闲坐聊天时，他接了个电话，随后笑着告诉我，他的一个教授朋友在南周发表了一篇有关经济法方面的长篇评论，现在正兴奋得到处打电话“报喜”。这次偶然的经历让我看到了南方周末在知识份子群体中的影响力。
另一次是在一个经济论坛上，德勤会计师事务所的一位执行合伙人在得知我是南方周末的记者后，主动跟我交换名片，并表示过去几年中她唯一没有中断订阅的就是《南方周末》。同时对我们近期的报道表示赞赏，而此前两周我们刚刚做过起诉德勤的报道。
当时我脑袋里冒出一个近乎荒唐的想法，“你既然喜欢，为什么不去我们网站上投票呢？”当然我也立即意识到，对于一个欣赏南周的读者来说，你强行要求他去投票绝对是不合理的。
之所以举这两个例子，是想表明，在南周的读者群中，依然有着这么一群“沉默的大多数”，他们不可能参与什么短信投票，甚至因为他们的地位而不容易被市场调查人士所接触，但他们的判断在业内和许多社会层面上，恰恰是最具引导力的。
坦率地说，我希望我的报道首先能被这一群人欣赏和评价。对这群人而言，阅读各类财经报道乃至报告是他们日常的习惯，在广泛的比较之下，他们也更容易形成自己相对稳定的媒体价值判断；同时由于他们本身是各自领域的专家甚至权威，他们的意见和口碑也更具引导性。
与此同时，还有一部份读者也是我希望能够引起他们注意的，那就是大学学生及刚刚毕业走上社会的毕业生，由于他们的价值观正在形成之中，对一份媒体的喜爱和影响可能保持终身。这一点在南周现在的主流读者群中恰恰最为明显——他们往往正是在十年前自己的大学时代就喜欢上了这份报纸。
回到编辑讨论时提到的“离读者太远”这个判断，我觉得这种判断之所以不容易形成操作标准，正因为我们不知道离“哪些读者”太远，而在离一部份读者“近”了的同时，会不会拉远另一部份读者的距离。
坦率地说，在财经选题上而言，我至今未能找到平衡“重大性”与“贴近性”的选题标准，而更多地是以选题的“重大性”为标准。同时在写作方面，对“贴近性”这一操作标准也有自己的看法。
我理想中的报道，似乎应该具备某种戏剧学中所谓“间离效应”，即使是一篇常规报道，也应该通过独特的视角和表述手法，充分展示出报道对象本身的独特性。它不可能、也不应该与读者离得“太近”，因为那样恰恰容易使读者丧失“主动理解”和求知的愉悦。
当然，这种做法的危险在于，当某种操作趋向极端时，便可能陷入“自说自话”和“自我愉悦”的陷阱。成功还是失败，其中“度”的把握是关键。
写到这里，我发现自己又“离题”了，从对稿件操作的反思进入对报道模式的探讨，而这显然不是这篇短文所能完成的，我只能希望能过这次失败的操作案例和自己的一些思考，给同事和朋友们带来一些业务讨论的兴趣，也算“抛砖引玉”吧。
2006年7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