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专访余秋雨
本刊记者 冉小林 黄河
刚刚走完“千禧之旅”的余秋雨，却吃惊地发现就在自己再一次成为“批评热潮”的焦点。据有关媒体报道，“对著名学者余秋雨的各种批评已经成为中国文坛最引人注目的现象。”
而青年学者余杰在其新作《想飞的翅膀》中，以《余秋雨，你为何不忏悔》一文将对余秋雨的批评再次升级。对此，余秋雨先生已授权《中国新闻周刊》发表了他致余杰的一封公开信。近日，本刊记者就此事对余秋雨先生进行了专访。一向婉拒媒体采访的余秋雨再一次开口，谈出了自己近日的思考与回答。
我为什么不回答
记者：近来，不少读者都看到，并且关注着某些对您的批评文章。大家心里都有个疑问，那就是那么多批评文章出来以后，您为什么一直不愿意回答？
余秋雨（以下简称余）：很多人都知道，我不太愿意接受媒体采访，更不愿意对某些批评一一反驳。其实这个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如果我开口反驳，不但不能澄清什么，反而会造成更大的混乱——我们都知道严肃的新闻媒体对于批评报道总要有个核实过程，在听完批评后，至少要与当事人核对一下。
但现在很多情况并不是这样，而陷入一种情绪性的争论之中：我说某个年代是这样，你说不对，我说有哪些典籍可以证明，你说那些典籍也不对，因为另外一本书怎么怎么说——就这样，没有评判的依据，没有证人，没有法庭。最后变成我说对，你说不对，我说对，你说不对……
另一种情况是“据说、某人说”之类的小道消息，某人又是听我过去的“某位同事”说的，而这位同事其实也没说，他说他也是听说的，就这样纠缠不清。
这种现象确实在某种程度上让我想到文革，文革最大的教训之一就是没有反驳与辨护的权力，堂堂国家主席，说你是“叛徒、汉奸、工贼”，你就是了，不但自己不能辨护，全中国似乎也没有几个人产生怀疑。大家好象在看一出戏，只要热闹就好，自己的原则、价值与判断好象都是可有可无的。
记者：那您觉得这种“批评”与“看热闹”的心态是怎样来的呢？
余：这跟中国的文化传统有关系：中国文化传统中对人际关系一直非常讲究，这也是中国文化跟其它文化一个很大的区别。比如古希腊文化，它就研究人和自然的关系；印度研究人和梵天（上帝）的关系研究得很多；而中国则着重于研究人和人的关系，这没什么不好，人与人的关系比较实际，但在几千年的研究与沉淀里，的确也积累了很多负面的东西——人际关系变得如此重要，以至只能在互相的否定和争斗里才能确认自身存在的价值——这种阴暗面的外在体现，就是整人，从这个意义上说，文革中人整人的现象其实也就是传统文化中阴暗面的一种极端体现。
幸好今天已经改革开放了，他们不致于直接攻击我的人身。在这种情况下，我能够做到的就是不看不听，这并非一种消极的逃避，而是一种积极的策略：我觉得我还有太多事情要做了，这些小小的噪音不应该、也不配我放弃自己该做的事，而去耗费自己的时间与生命来对付。
一点希望：多一点理性、多一点常识判断
记者：我们相信以您的修养和经历，这些批评不会对您造成太大的心理伤害。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对很多喜欢与关心您的读者来说。一方面他们可能并不象您的同事和朋友那样了解您的过去，另一方面您又以自己的作品和形象为他们树立起了一个价值标准和心理期待，那么当他们看到关于您的批评——尤其是当这些批评涉及到个人道德和品德时，会不会对他们造成一种心理伤害呢？原来我所喜欢的作家也不过尔尔——从而对世界形成一种更加灰暗的负面态度。
余：这里我想说一句不太中听的话：需要我的读者自己来作出判断。而这一判断的基础就是一种常识性判断——这种常识性判断我想是不难做出的。
这里我可以谈谈自己的一些基本情况：我是在上海三年严格的文革审查后担任高校领导的，而这一职务的任命是，同时在几年的单位民意调查里都名列第一。我不是从长白山逃下来的，而是一直呆在上海，如果在文革中我真出了什么问题，难道与我朝夕相处的同事与领导都看不见，而要到三十年后遥远的北京或者什么地方来“揭密”吗？
第二个常识是，如果我当时有什么问题的话，我做了那么多年的院长，别人为什么不揭发？当时我是中国大学里最年轻的院长，如果有问题的话，应该说当时才是最好的“揭发”机会，但是这么多年里，没有一封“检举”或“揭发”信寄到有关部门，直到我离开的时候，他们还一直在挽留我。
我想，这里边的判断和结论就应该由我的读者来作出了。
在岳麓书院的时候，我曾经举了这么一个例子：我在街上走着的时候，有人走过来，硬指着我说我长了尾巴，我不能当众脱下裤子向他证明我没长尾巴——当众脱裤子这个动作比长尾巴还要难看。所以我不愿意自辨，更不愿意为了证明自己没长尾巴而做出当众脱裤子的事情来。
记者：余杰说，他的一篇文章（指《余秋雨，你为什么不忏悔》）比别的批评集“一本书的分量还要重。”而您又发表了致余杰的公开信，那么您觉得余杰的文章份量有多“重”？
余：说到这里，我还真有点感谢余杰了。为什么感谢呢？因为他尽管口气那么厉害，经过那么长时间的考查，也只查出了《胡适传》这么一点情况（关于“石一歌”的情况，余秋雨已在致余杰的公开信里作了详细说明，澄清了这一“历史的误会”——记者注）。
这致少澄清了两个情况：第一、我是没有用笔名发表文章的；第二、这个《胡适传》只有开头，没有结尾。为什么呢，我也做了说明（指致余杰的公开信）：首先，这是当时的“任务”；其次，我不旦没有接受，而且可以说以自己的胆量阻止了对胡适先生的一次错误批判——就那篇只有开头的《胡适传》而言，从当时的历史情况，不可能对胡适提出另外的理解。我想这对于经历过文革，或研究过文革史的人来说，这也是一个常识性问题。
当时我大概也就二十出头吧，不可能接触到更多的有关胡适的材料；而这篇文章当时也不是为了公开发表，而是作为学生的辅助读物而编写的，只是后来学报缺乏文章，又因为当时参与编写《胡适传》的几个人因为文革中的历史问题而不能署名，才用我的名字发表的（关于文革中的署名等问题，可参看余秋雨致余杰的公开信）。
如果余杰查出的就是这么一点情况的话，那么在我澄清以后，某些人再要说我文革里有这样那样的问题的话，我就要说了，“你拿出证明来”。也许今天的年青人不知道，文革后对这样那样的写作组清查是非常严的，凭着一点点捕风捉影的“历料”去猜测当时有多少多少人“漏网”，可以说是带有非常大幻想性的。
记者：看来我们这一代人对当时的历史情况还是太缺乏了解了。
余：一方面是缺乏了解，另一方面还带有一种“年青气胜”的好胜心理——这就是为什么我常常不愿意与某些年青人讨论我过去的“历史问题”的原因。
对我而言，要讨论也可以，跟我同一代的人中，很多人都还在世，我们可以找出一个个的证人来，当面对证什么时间我在哪里，在干什么——但要跟相差几十岁的人讨论我自己三十年前的历史，不客气地说，我觉得象一个玩笑。
现在我在写自传，那么等我的自传出来以后，会不会又有人出来说这一段不对，那一段不对——那怎么个对还是不对法，这更没法讨论了……
我上面所提出的那些情况与常识性问题，我相信读者在经过思考后，是能得出自己的结论与判断的。再进一步说，我所写过的很多文章里，都提到了具体的人和事，这些人今天大都还活在世界上，许多还是我的同事和朋友，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我所写的东西都是虚构，是歪曲了历史的，我还有什么脸面再回到学校里去教书，去面对那么多年的老同事、老朋友？
我的自传如果写出来，我可以告诉大家，那是一个非常凄凉与悲苦的故事，为什么我一直回避这段回忆，就因为它太悲惨了——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我在文革中的所作所为，与所承担的东西，绝对要高出那些在背后骂我的人。
我不少次说过，文革那段时间，我们全家8口人就靠着爸爸那26块钱的工资过了多少年——当时只要我稍微松一松口，向任何一个造反派表示软弱，我们家就能结束这种惨状，可我就是没有做。
而在文革后期批邓的时候，那么多人“响应号召”，就有一个人没有批，余秋雨。我不认识邓小平，只是觉得他当时的改革为中国带来了希望。我当时就为了逃避批邓，一个人跑回乡下，在破庙里栖身，整整流浪了两年——这些我一直不愿意说，既然说了，我倒想让他们来评价一下，当时我的选择有几个人能做得到？
直到今天，面对种种不负责任的批评，我不愿回应——我不是不想回答，更不是不能回答，而是不愿意把中国的媒体搞得太肮脏了。
这样的事情太多太多了，今天说的这些话，我都是要负责的，我愿意负这个责。
我可以略为骄傲地告诉我的读者，当我的自传发表以后，他们会看到，我的人格决不会令他们失望……
记者：在对于您的批评中，另一类就是指您的文章存在这样那样的“硬伤”，对此，您自己是怎么看的呢？
余：我可以这么说，如果我的文章里真有他们所说的那种“硬伤”，那么只能说我是在凭着记忆写文章——那真是天才！可惜我不是，我写每一篇文章都要老老实实地查上一大堆资料，还要请教很多专家。如果说我错了，那么只能说我所查的那些资料全错了。
一种可能的情况是，对某个历史问题本来就有着许多不同的学术观点，我选择了这一种，而批评者选择了另一种，这不能叫硬伤——如果我是写论文，那么我会对自己为什么选这一种而不选那种作出详尽的说明，但我写的不是论文，而是散文。
搞学术研究的人都知道，对于不同问题，应该在什么等级上来谈。我当然不能说自己永远不会出错，但对于有些笔误或者记忆失误，完全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谈，而不必动不动就摆出一副“学术大批判”的架子。
一种建设性的批评与交流态度对于学术研究太重要了，这里我想举一个例子，那是我在新加坡的时候，有一次演讲中提出日本进攻华北的路线，我把这个路线搞错了——这里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原因是，这个路线还真不是我弄错了，而是新加坡所有的资料都搞错了——我在新加坡图书馆里所查到的资料都是错的。
结果在演讲时一位先生很客气地指出了这个错误。我感到很高兴，马上更正了这个错误，同时产生了研究这个错误的想法——为什么新加坡会搞错，马来西亚有没有错？错误产生的原因又是什么？这就是一种很好的学术交流，完全没有必要弄得那么气愤吧。
一点担忧：“文革逻辑”会不会“借尸还魂”？
记者：现在文化界兴起一股“拷问历史”和“追寻文革真像”的风潮，作为一个亲身经历过文革的学者，您对这种现象有什么看法？现在也有文章在批评您的“文革问题”，您的感受又如何？
余：对于追查我的所谓“文革问题”我不担心，但现在我有一个很大的担忧：会不会借着追查文革中的问题而出现某一种文革灾难。
当年文革中在迫害很多干部和学者的时候，他们的理由也不是要迫害某一个人，而是说要抓“叛徒”和“汉奸”——这个理由大家都觉得很正义吧，也正是在这种名义下我们看到了那么多无辜的人受到迫害。
而现在倒过来，要抓当年“整人的人”。由于不了解文革的本质是什么，就造成了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那就是是非颠倒了。而这种颠倒与当年把许多革命者当成“叛徒”恰恰有着某种微妙的相似之处。
我想通过你们告诉今天的年青人的一点：穿凿附会、捕风捉影地来寻找某人的所谓“历史问题”，恰恰是当年文革中最常用的“斗争方法”之一。它们的一个共同特点是：悖离了现代的法制观念。在我们所看到的所有现代社会里，对于无节制的人格损害是有着严格的法律约束的，换句话说，我可以打官司，而且一定会打赢，因为所有的证据和损害都清清楚楚地摆在那里。
文革中的另一种形式，就是所谓“大批判”的方式，利用种种传播与舆论媒体，你一枪我一枪的轮翻轰炸，而在事实证明是做错了之后，从来没有反省与检讨。这种种形态，我在今天对我的看到或者感受到了，这让我有足够的理由担忧。
记者：余杰对您的公开信有什么回应吗？
余：没有，这倒不用太在意。这不是针对个人的问题。我跟他谈过话，怎么说呢？他给我的感觉是太年青了，对有些事情、有些背景还完全不清楚。
他跟我谈了他的想法，用他的话的说是“这篇文章完全不是针对你的”。我就问他，那又为什么这样写呢，他说他希望在中国普及基督教的原罪精神，希望倡导一种“全民忏悔”，所以希望我，这个在写作上很重要的人物带头忏悔……
我说这恐怕做不到，据我了解，中国不可能出现全民忏悔的文化现象；第二个，也是最关键的问题，你不能强迫别人忏悔——巴老提出忏悔，他是从自己做起，没有强迫过别人。你就这样指着我的鼻子说某某人要忏悔，这不是基督精神，这是文革精神。
我认为不管他文章写得怎么样，最主要的还是太年青了——正是因为年青才让我不得不担心，当然这并不是指余杰，而是指这一代年青人。
记者：那您最担心的是什么呢？
余：担心一种人道精神与伦理的失落。我们这一代可以说都是从苦难中煎敖出来的，苦难既带给了我们更坚强的承受力与忍耐力，也让我们坚守着一个人道主义的原则：那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们知道只有这样才能维护个体的自由与社会的发展——只有曾经失去过，才能体会这种自由与发展多么可贵。
年青人由于经历较少、磨难也较少，自然保有一种思想的敏捷和情绪上的锐气，这当然是很可贵的。但也正由于经历和磨难少，同时也缺乏一种对旁人、对世界尊重、珍惜与同情的深度——这种深度的缺乏和我前边提到的传统的阴暗面如果结合在一起，就容易产生一种缺乏反省的暴力，无论是思想还是行动上的暴力，最终导致的都必然是灾难。
很多的愤怒：关于盗版以及盗版者的“强盗逻辑”
记者：那么，对于那些明显的谣言，您也不打算再作任何追究了吗？
余：其实我也了解一些情况，有的涉及已经去世的人，我不打算多说；但另一个问题我还要说明一下，这就是盗版与“大批判”的关系。有人对我坚持这个观点觉得难以理解，因为这个推理好象很难成立：你写你的书，他盗他的版，某种程度上他们还得靠你吃饭，把你骂倒了，批臭了对他们自己有什么好处？
记者：其实我们自己心里也有这种疑惑，总觉得您是不是找错了对手？盗版跟对您的“大批判”究竟有什么联系。
余：这里边要澄清的一点是：我并没有说，也从来没有认为所有对我提出批评的人都是盗版者或者跟盗版者有关系。但我可以肯定的一点是，这些批评与“批判”中的相当一部份出自盗版集团和它们旗下的“枪手”，这是有我自己的亲身体会的。
许多读者对图书的版过程不太了解，对于盗版知道得更少。但就我所知，许多盗版者不但与国家出版机构，而且与某些权威部门和学术研究机构都有着密切的联系，有的甚至还是“亲密”朋友。这类盗版者最讨厌我的就是两点：一是我不断地向警方报案；二是我不断地向国家出版总署报案，国家出版总署还为此专门向全国下达文件，文件内容就是“严禁盗版余秋雨的著作”。这样就使得他们中的一些人不断地受罚，有的罚款总额还不小，当然，这些罚款都没有流进我的腰包，而是转给了相关部门。
这就令他们很烦，很烦了以后就托人来跟我“谈判”，希望我能够接受海外一些作家的做法，那就是对他们的盗版行为“眼开眼闭”，他们列了很多理由，其中的一条就是可以给我一笔钱。这种形式现在有个名称，叫做“民间出版渠道”希望和我合作。
他们不是一次，而是不断地找我谈。谈的内容大同小异：就是希望我不要到处报案，不要一天到晚在报纸上写文章追究他们的盗版行为。“诱之以利”之外就是“胁之以威”，我要是再到处写文章揭露他们的话，“那就麻烦了”，文人最怕的麻烦之一就是媒体的“大批判”——我在北京的不少记者朋友都知道一条不成文的“行规”，那就是只要写的是批判我的文章的话，稿费可以加到三倍：一份是正常稿费，另外两倍是盗版集团提供的“辛苦费”。
在这个基础上，他们又进一步威胁我：“如果你同意合作的话，报刊界的批评声音可以在一个月内烟消云散；如果不答应，‘批判文集’也可能出来。”就是这么明目张胆的要胁。
不知道细心的读者有没有发现这么一个现象：那就是许多一涌而上的批判文章里，有着这么一条共同的特点，那就是“话出有因、查无实据”，这些文章里都隐隐约约地暗示着或明目张胆地批判着余秋雨的这个那个问题，但一旦想从中找出点儿切实的证据来时，你就会发现，没有。
很难想象一个真正的学者和批评家会采取这样一种写作态度，在提出一条条批评之后，居然没有一桩过得硬的证据。这类批判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大多用笔名，有那么几个似乎象真名的，真要查下去，也多半是“查无此人”。
所以我把这类“批判”的来源归为两类，一类是造谣者引起的，其中也不乏受了谣言的欺骗而误传——有一个例子我也举过多次：五年前香港有位叫罗孚的资深报人误信了上海某人的传言，在《明报》上发表文章说我在别人的剧本上署了自己的名字，也说到我是石一歌等情况。我立即请律师发表声明，罗孚看到声明后，对传言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于是向上海的朋友一一查证，查证的结果让他明白了真相，于是他在《明报》上连续三天向我道歉。
看到这个道歉时，我真是热泪盈眶，立即写信感谢他为我洗诬，结果《明报》发表了我的信，罗孚再一次写文章表示该感谢的不是他——这件事我乐意举出来，因为我在其中看到了真正文化人的风骨和大报的风范……
对于来自盗版集团的所谓“批判”，才是最令我头疼而且痛恨的。
记者：看来盗版集团的“能量”远远超过了我们平时的估计。
余：他们的“产业”确实已经大到令人吃惊的地步。从香港到美国绝大多数的华文书店里都充斥着大陆的盗版书，有的盗版不但包装精美，就是其中的选篇也很准确。这次新出的《霜冷长河》的精装本里，我选了关于我的26种盗版版本的封面。你可以做一个估计（说到这里，余秋雨拿起了记者带来的《千禧日记》，原来这也是一本盗版书，正版还在作家出版社的印刷厂里呢！），这本盗版的《千禧日记》里标的印数是50万册，且不说一般盗版书都会虚报和缩小印数，就以这五十万册来算，一本订价22.80元，50万册的销售额就是1100多万元呀，与正规的出版社不同，由于他们不需要工厂、固定工人、不交税、更没有版权费，他们的印刷成本除了纸张外几乎等于零。这其中的暴利能让他们干出任何疯狂的事情来……
对于这一段时间他们所做的这些事情我并不是不知道其中的原因：那就是要让我所有关于盗版的揭发失去效力，而要做到这一点最简单，也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把你抹黑——告诉所有的人你有文革问题，你是坏蛋，自然你所说的一切就没有人愿意听，更没有人愿意信了。
剥夺了你的话语权利之后，他们就能堂而皇之地干你们现在所看到的一切了：把我用生命换来的作品一印就是50万册，这对我而言只意味着一件事——那就是我遭抢了。这就象我走在路上，一群人上来指着我的鼻子七嘴八舌地说：“他是坏人，他三十年前说了谎，大家都不要相信他的话。”然后便开始动手抢我用一个月、一年的辛劳赚来的工资——我不知道你们现在有没有把其中的逻辑联系起来。
这其中最卑鄙、最肮脏的一点是什么——他们不断地搔扰我、激怒我，就希望我跟他们打名誉官司：热热闹闹的名誉官司一打，媒体和读者把热闹一看，恰恰隐藏了他们所犯下的更大的罪行——上千万的盗窃行为，按我们国家的刑法，这抓住了是要判死刑的！所以他们要用激我打民事官司（名誉官司虽民事范畴），来掩示真正的刑事责任。
我回国后一路过来，签名的书90%是盗版书。受到损害的是谁呢？是读者，因为他们买到的是一本作者无法负责的盗版；是作者，因为他辛勤的劳动被盗窃、被糟踏；还有我们的文化和出版事业——我不知道很多人有没有想过，每当我（还有许多跟我一样的作者）想到自己付出那么多艰辛与努力所做的，竟然只是为一群口不择言谩骂我的小偷“变相打工”（因为实质上的利益全被他们窃取了）时，我们还有什么动力、什么心情却生产、去创造更多、更好的作品？
所以我希望通过你们对文化界再一次提醒：这里边确实是一个大判断、大是大非的问题。不是我余秋雨要纠缠在自己过去的无益争辩里——在这里，我可以再一次声明：我所有的解释已经在给余杰的那封公开信里有了比较细致的回答，如果再有兴趣可以以后看我的自传，我不会再作解释了。
三十年前的余秋雨干了什么，自有他的档案，也有那么多当事人。连一些基本事实都搞不清楚，却由一群人在三十年后去叽叽咕咕，这太可笑了！
尽管今天我被骂得青头紫脸，我还是要再一次提醒传媒和文化界：在这里发生的是一起重大文化偷窃案件，这一案件不是对我，而是对中国将来整个文化和出版业的损害极大！
坦率地说，今天对于他们我只能说我仍然是毫无办法。我能够做的唯一的一件事就是：郑重宣布在盗版问题得到根本性的解决前。除了完成我的那本自传外，再也不写任何作品。
一点反思：失望与希望
记者：在您最近发表的致余杰的那封信里，我们看到您很简单而直接地就把余杰提出的问题、包括近几年来外界种种流言“证伪”了，也回答了。您既然在今天能这样做，为什么不早一些出来回答这些问题，也澄清读者心头的疑团呢？
余：我想说，近来的一些遭遇和事件令我对传媒很失望，对我的某些朋友也很失望——也许就是这种失望拖延了我答复的时间，简单地说，我没有心情，或者说不相信在传媒上的分辩会澄清什么事实，反而担心它会掀起一轮更加混乱而肮脏的炒作。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你会发现这又未必全是一件坏事。用我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在这两年的时间与遭遇里，上帝给了我一个考验朋友的机会；
其次，也请让我给我的读者一个判断的机会。如果我的读者在这种谣言和谎言之中，能够重新思考、检查我，从而接受与认识我的话，我会感到是一种更高的幸福——我最珍惜的是这一部份读者，而不仅仅是喜欢我的文风笔意，喜欢我的作品里某种格调的读者。散文直接表现的是人的灵魂，一个散文作家如果缺乏真诚，他或许能做一段时间的假：假格调、假真诚、假思考，但他不可能一生作假、更不可能在作品中塑造出一种整体的真诚来。就从这个意义上，我相信苏东坡不会做假、不会去揭发人，李白也不会；
再退一万步说，即使我在文革中真的加入的造反派，我不但不会拒绝忏悔，更会把它将成一笔不可多得的精神财富——对于一个作家而言，这种经历意味着你在思考人生和历史时，将能够思索得更深刻、更全面，有更多的观照与体味角度。我为什么要拒绝承认？答案很简单，因为我没有，这种缺乏可能会给我的人生带来某种缺憾，但我毫无理由、更无必要拒绝承认一段真正属于我的生命经历——除非它是虚假的、根本就不属于我的；
最后，我想说，这也给了我一个观察和了解中国当代传媒的文化理性和综合素质的机会。坦率地说，这一段时间的观察带给我的更多的是失望。这也是为什么罗孚在《明报》上连续三天向我道歉，我竟会感动得热泪盈眶的原因。
没有传媒能做到永远不犯错误，关键是知道错了以后怎么办，这就是传媒的“人格”。这几年我遇到的误解和“误读”太多了。有时候我确实很奇怪，关于我的某些批评报道居然可以在没有任何事实依据的情况下就发挥一气……
从更深的意义上说，我对今天中国的文化人格是比较失望的——在我们的经济、社会改革日新月异的时候，在我们的文化人格发展上却大大滞后了：这种滞后的具体表现就是难以展意直言地来捍卫某些东西——中国文化中建设的因子太少太少了，而对建设者和文化建筑的破坏与催残却总是有着太多莫名其妙的兴趣。
从世界文化的高度来看，我们今天的文化建树实在是太少了。近几年来，我们有哪几部小说、哪几部电影、哪几部文学作品可以加入世界文化精品的行列——而稍微好一些的作家和作品一出来，马上就是一片围攻，这样下去，真正有价值的文化精品怎么能产生？
就说这次千禧之旅，我还没离开，就有那么多风言风语四处流传，但有没有人想到，这次旅行中我们冒了多大的风险、经历了多少艰难、甚至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啊——我们在前边跑，后边就是这些近乎玩笑与恶作剧的流言蜚语——所以马兰在离开约旦时哭了，一方面是担心前边的危险；另一方面，这些流言也给她心灵带来了太大的伤害。
记者：从盗版的《千禧日记》里，我们都看到了您在考察过程中面对的危险与艰难，也能理解您在面对着那么多盗版和盗版集团时的愤怒与无奈。那么，在您作出“挂笔而去”的这个决定后，对自己，还有今天的文化界有些什么样的期待与愿望吗？
余：我一直相信今天的中国文化在面临着一个转型期，遗憾的是在整个社会大转型的过程里，本该走在前面的文化转型却远远滞后了。
假如说要有什么期望的话，那就是对今天的文化人，尤其是青年人，希望他们多从事一些建设性的文化工作，不要把自己最宝贵的时间浪费到名誉纠纷之类的无聊事里去；同时不同文化圈里的人，象学院、研究机构和传媒等文化圈之间，应该增加沟通与交流。
至于自己，可能的选择是比较多的，可以肯定的一点是会暂时离开文化圈一段时间。
我是比较善于把自己的人生作一个干脆了断的人，我曾经做过很长时间的学术研究，也出过很多成果，直到自己觉得意思不大了，就干脆地结束了这段生涯；当时中国改革的形势很好，我又做了一段时间的高校领导，而在此之前我可以说是从来没有当领导的经验，可以说一切都是从零开始。六年以后我觉得自己该给学校的贡献已经做完了，应该由更好的人来为学校作出自己的贡献；于是我坚决辞去了有关的职务，开始进行自己感兴趣的文化考查，一直延续到了今年的千禧之旅。
按照我的干脆了断的工作节奏，其实我也又到了可以了断的时候了。今后做什么不知道，但可以肯定会跟以前不一样，而且可能还会是很大的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