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主笔  黄河

CEPA与都市经济圈

2003年6月29日，中央政府与香港政府在港签署《内地与香港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CloserEconomicPart－nershipArrangement，以下简称CEPA）。

对于这份影响深远的协议的签订，专家们的解读首先是从区域经济发展的角度开始的：就在同一天，与香港一河之隔的深圳市举行了一本书的首发式——《深圳蓝皮书：中国深圳发展报告(2003)》。《蓝皮书》是由深圳市社会科学院牵头编撰的，里面收录了深圳社科院、社科联主席乐正教授撰写的一篇综述稿——《深港都会圈与珠三角经济区的“双核”模式》。

乐正在文章中大胆提出：“未来的珠三角可形成双轴心联动的发展格局，即以香港和深圳为组合轴心，拉动东莞、惠州……以广州、佛山为另一组合轴心……以这两个组合为轴心，形成产业、流通和都会功能极强的珠三角大经济圈和都会圈，成为中国外向型经济的龙头。”乐正指出：“未来的深圳是无法单独建成国际化城市的，它必须与香港组合在一起才有国际影响力可言；同样，未来的香港是无法单独建成创新产业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的，它也必须与深圳及珠三角结合在一起，才能在这些领域有大的作为。”

深圳大学特区台港澳经济研究所所长苏东斌一直是“深港自由贸易区”概念最坚定的推动者。在他看来，“CEPA与当今世界流行的自由贸易区十分类似，从其涉及的范围看，甚至比自由贸易区还要广泛，包含了学术界原来对深港自由贸易区的很多设想”。

苏东斌回忆说，在中国加入WTO谈判后期，学术界对如何建立深港自由贸易区有了比较完善的想法。

早在2001年，苏教授就在一个学术研讨会上旗帜鲜明地提出：由于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自由贸易的关键因素是发展中国家能在何种程度上早日实行零关税政策，由于越小范围的经济一体化越能更快促进双边与多边国家之间贸易自由化的总进程，所以在中国建立自由贸易区是完全必要的。而内地与香港虽属同一个国家，也可试用这一模式。此后，“深港自由贸易区”在多个场合被正式提出。

当年11月，香港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在赴京述职期间，正式向中央领导人提出了两地建立类似“自由贸易区”的构想，并得到支持。

而深圳大学中国经济特区研究中心研究员钟坚对CEPA的看法则是，因为有地缘优势，内地与香港建立更紧密的经贸关系，首先是深圳与香港建立更紧密的经贸关系。当然，今后能不能抢占制高点，承接香港的服务业北上，深圳有很多文章可做。“未来深圳的发展应该是一个城市的全面发展，深港之间的合作应该是从过去的生产要素的使用过渡到功能的合作”，在钟坚看来，“现在从市场化这个角度来看，深圳与香港已经形成了‘一城两岸’的都会圈，形成了一小时生活圈，两座城市的一体化已经是不可逆转的趋势。”

自由贸易区之梦

相对于广深两地学者对区域经济具体操作与建设的关注，地处北京的中央研究机构显然更关注这一经济形态对中国整体经济，甚至世界经济格局的影响与变化。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副部长、研究员赵晋平撰文指出，加强区域经济合作是应对世界经济格局变化的必要手段之一，也是中国发展开放型市场经济的需要。中国应当以“两地安排”框架协议的签署为契机，进一步完善周边战略，将与重要经济伙伴建立自由贸易安排作为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有效途径之一。

赵晋平在文中指出，“两地安排”作为一种自由贸易区(FTA)模式，对贸易和投资、人才交流的促进作用最终将对两地的经济和就业增长产生直接影响，并带来两地居民福利水平的不断提高。不仅如此，这一制度性安排明显有利于周边地区的经济稳定和繁荣，对于推动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实际上，地区性贸易安排所产生的这些积极效果已经被世界上许多FTA的成功经验所证明。

启动中国与东盟FTA谈判、完成中国内地与香港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的双边磋商成为中国加强区域经济合作的新开端，也是“入世”之后在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开放型经济方面的又一个重大举措。这些尝试既有利于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也有利于周边区域的长期稳定与繁荣，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文章认为，在未来20年中，中国的FTA战略应当具有以下几个阶段性目标：

首先是努力促使“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和“中国内地—香港更紧密经济关系协定”早日生效，以巩固中国在发展FTA关系中的最初成果；二是为了对中国与东盟之间的多边协定形成牵制和互动效果，可同时推进与新加坡、泰国等东盟主要成员的双边FTA磋商；三是积极促成中日韩三国FTA或中韩、中日双边FTA的正式磋商，以避免日韩先行建立FTA，使中国在东亚地区合作中陷于被动；四是适时启动中国与其他地区主要伙伴国的双边FTA和东亚自由贸易区(东盟＋中日韩)的谈判程序。

就在内地与香港的CEPA尘埃落定的时候，内地与澳门的CEPA谈判也于6月20日在北京正式激活。有经济学家分析认为，内地与香港CEPA的签订是中国经济一体化战略的重要一环，是大中华经济圈开始画圆的起点。

专家认为，所谓大中华经济圈，是指中国内地、香港、澳门、台湾完全实现自由贸易区，倘若把CEPA与正在进行的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谈判联系起来，可以进一步看到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的一斑。在中国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中，内地、香港、澳门、台湾将构成最紧密的核心层，东盟和东北亚国家是紧密联系层。

小资料：CEPA的来由

回顾CEPA的诞生经过，媒体曾有有多种说法，尽管版本有所出入，有一点事实却是公认的∶2001年11月，香港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在赴京述职期间，正式向中央领导人提出两地建立“类自由贸易区”的构想，并得到支持。

当时在经历亚洲金融风暴冲击后的香港经济，在2000年强势反弹后，又因世界经济大气候不好陷入低谷。而2001年又是中国“入世”年，港商对此既憧憬，又担心失去以前驰骋内地及香港的中介优势。在香港商界、学者、专业人士的呼吁下，特区政府形成了“类自由贸易区”的构想，并藉上述机会向中央提出。

2002年初，在中央领导人的指示下，两地开始了长达一年半的磋商。鉴於自由贸易区多为国与国之间的互惠安排，因此香港与内地在“一国两制”下的这种商谈，规范叫作“内地与香港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磋商。CEPA之名由此而来。

回首整个磋商过程，可以发现有两个关键的点，或者说是高潮。其一是2002年11月13日，面对香港部分人士的疑虑，时任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在中共“十六大”记者会上表示，内地与香港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的磋商进展顺利，商讨并没有遇到任何障碍，已经有了实质性的进展，估计整个商讨2003年会有结果。据港报报导，这是中央首次就CEPA订出大致时间表。

另一个关键点则在今年。非典型肺炎突如其来，无论香港还是内地，抗炎工作压倒一切。香港很多商界人士认为，CEPA的磋商很可能会中断，原定签署的日期也不得不押後。实际不然，中央新领导集体审时度势，鉴於香港的灾情，毅然作出了加快磋商步伐的决定。

6月16日，香港特首董建华在正式宣布CEPA月底签署的消息时这样说∶“在国家主席胡锦涛、总理温家宝及副总理吴仪的关心下，香港与内地更紧密经贸关系安排的磋商，已取得重大的实质性进展，双方已经极接近一致意见，并商定於6月30日在香港举行签署仪式。”消息被披露之后，次日香港股市大幅飙升，恒生指数冲破万点大关。

6月29日，CEPA提前一日在香港礼宾府正式签署。作为推动者之一，上任甫百日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亲自见证了这历史性的一刻。

助推香港经济转型

而对于正处于艰难转型过程中的香港经济来说，CEPA无疑是一具有力的推进器。

从历史上来看，香港的经济发展历程已经经历了两次影响深远的历史性飞跃：第一次是在50年代，香港从转口贸易港发展为以轻纺工业为龙头的出口加工业基地；第二次是在70年代末开始，由于制造业迁移内地，为香港发展以房地产和金融业为主的服务业让出了空间。当前，香港正处于第三次历史性飞跃的关键阶段，而更紧密经贸关系则为香港的这个历史性的飞跃提供了新的动力。

曾在香港中银担任高层管理职务，现任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展战略委员会主任的巴曙松指出，长期以来，香港作为外资对内地投资的跳板，很自然地形成了闻名于世的金融中心。但是，引人注目的是，香港的境外融资能力近年来明显下降，国际化色彩有所减弱，在新加坡等竞争之下，香港的金融服务也必须要寻求新的增长点。而香港经济目前正面临的第三次转型，正好与中国内地加入世贸的背景形成共振，这其中既蕴涵了空前的挑战，也意味着巨大的机会。

香港历来被誉为金融、贸易、服务、物流和旅游中心，其中金融中心处于核心地位。作为世界十大银行中心之一和四大金市之一，香港目前已拥有银行及存款机构224家，其中外资银行达107家，全球最大的50家银行中有90％在港设有分支机构。香港银行业的资本充足率平均为15.8%，远高于8%的国际标准。香港银行的业务中有55％以外币为单位，至2002年底银行持有的海外资产总值达4195亿美元。

但是，近年来，香港历经亚洲金融危机、世界经济低迷以及“非典”冲击，经济发展遇到了现实的困难和挑战：一是失业率持续走高，2003年6月已攀升至8.6%，失业人数达30多万；二是特区政府财政赤字加大，2002财年为创记录的700亿港元，2003财年受“非典”影响还可能增加；三是作为香港经济增长点的房地产价格持续下跌，导致负资产问题日益严重，目前香港房地产价格已从1997年的顶峰缩水了60%。经济发展的困境对香港金融的稳定与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香港作为全球最佳融资和投资市场之一的中心地位是否会出现动摇受到国内外的普遍关注。

中国世贸组织研究院院长张汉林认为，在转型过程中，香港经济应该向更高层次、更合理的方向升级，但也应当用更加理性的眼光看待它。目前看来，仅仅依靠香港自身的力量实现其所想要的经济转型是无法实现的。

张汉林就此举了两个例子，一是在回归后，香港政府就曾提出要把经济转型为以高科技为主导的经济。然而，5年来的实践证明此路难行，几个高科技园区仍未形成规模。除了没有搞高科技文化的氛围，特别是本地缺乏高科技人才，难以吸引国际高科技公司以香港为研发基地之外，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在离深圳30里外的香港再建立一个高科技产业基地也是违背基本的市场规律的。张汉林认为，在未来的高科技发展上，香港和内地深圳应该成为旧金山和硅谷的关系，香港的大学可以就近为其输送人才等，实现高层融合，相辅相成，共同繁荣。

第二个例子则是香港发展创业板市场中遇到的困窘。香港创业板成立已两年有余，但在这期间市场表现可以说是每况愈下。除了网络经济泡沫破灭的原因以外，缺乏强大的经济后盾和足够多的可供上市的资源是关键原因。香港虽然是一个有创新及有活力的城市，而且依靠自由完善的体制成为亚洲金融中心之一，但不得不承认，它的经济规模和中小企业的数量及科技含量水平是不足以满足一个创业板的需要的，更不用说建一个具规模、上档次及有影响力的创业板。而这种资源禀赋严重不足的情况可以说是香港创业板之所以处于困境的根本原因。

巴曙松则指出，在更紧密经贸关系的框架下，香港的经济转型将获得三大推动力。

首先，部分货物贸易以零关税进入内地市场，将促使香港可以利用资金、信息、商业创意和技术引进等方面的优势，结合内地雄厚的科研基础和人才优势，发展新兴产业和高增值产品，形成新的优势产业；一些香港传统上拥有优势的行业，例如首饰等，将获得新的快速发展；一些意图进入内地市场的高增值行业，将可能通过进入香港市场转而开辟中国内地市场。这一举措对于香港最为积极的影响，就是巩固香港贸易中心的地位，活跃香港本土的高增值行业，配置香港本土的经济增长动力，缓解香港的失业压力。

其次，香港长期具有优势的领域，例如管理咨询、银行、证券和保险业等，将在服务贸易项下获得优先进入中国内地市场的优势。实际上，这些香港相对具有优势的服务行业，在香港区域内的市场已经相当有限，对外拓展则遇到服务贸易开放的各种限制，此次在服务贸易上香港获得先人一步的优势，对于巩固香港的服务中心地位、推动香港服务业获取内地市场的商机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

第三，更紧密经贸关系推动香港企业开辟内地市场。香港实施北上战略，实际上还可以带来一个好处，即可将外资的根留在香港。因为虽然内地有市场方面的优势，但香港有服务和法制方面的优势，香港北上发展（尤其是将具有竞争优势服务业北上发展）实际上就能够做到扬长避短，既将扩大了自身业务市场份额，同时可以在香港就为外资企业投资内地市场提供决策咨询，外资企业尤其是一些跨国公司的地区总部由香港迁往内地的动力就会减弱。

除此之外，更紧密经贸关系框架会进一步凸显华南地区作为香港这个国际性大都会的腹地功能，从而巩固香港作为国际中心城市的地位。有人分析过，世界城市发展的历史，国际经济中心城市一般都拥有广阔的腹地，中心城市从崛起到发展无不与腹地经济圈发生密切的关联，呈现出相互依存、共同繁荣的区域关系。

金融证券业：前景良好，慢慢延伸

面对近日来引人关注的CEPA，证券业相对平静得多。业内人士认为，CEPA对证券市场近期影响不大，从中长期来看，延展影响可能引发广阔的想象空间。

CEPA中，关于证券业的条款主要有：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可在北京设立办事处，并比照境外证券机构在内地设立代表处的程序办理；香港证券专业人员可依据相关程序在内地申请从业资格；双方将加强金融监管部门的合作和信息共享。

业内人士认为，香港交易及结算所有限公司可在北京设立办事处的直接影响是将推动更多的企业赴港上市。香港交易所新任行政总裁周文耀日前在新闻发布会上已经明确表示，未来的工作重点是发展内地业务，集中推出适合内地、香港等市场的投资产品。而联交所正计划在北京设立代表办事处。从CEPA来看，在内地IPO上市门槛高的情形下，鼓励更多企业到香港上市，两地已经达成共识。不久前，证监会取消了内地企业赴港上市要出具“无异议函”的程序，香港方面对内地企业到港上市，也显然持鼓励态度，据说已经审批了60家企业下半年到港上市。

而在金融，尤其是银行业方面，CEPA所带来的冲击就要大得多了。按照有关协议，CEPA将香港银行进入内地市场的资产规模要求降低至60亿美元，相对于外资银行200亿美元的规模要求低了许多；与此同时，CEPA降低了香港银行申请经营人民币业务的资格条件，这对香港金融业尽快进入人民币市场提供了政策支持。根据规定，香港银行在内地的分行申请经营人民币业务的资格条件放宽至在内地的分行整体盈利为准则，分行开业后两年便可提出申请，而此前的规定是外资银行的独立分行必须盈利且开业三年方可申请经营人民币业务。

而在CEPA中，有关“内地支持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和部分股份制商业银行将国际资金外汇交易中心移至香港”的安排，强化了国有商业银行将香港作为开拓国际市场的桥头堡的预期。中国工商银行城市金融研究所的邹新研究员指出，随着国有商业银行纷纷提出“跨国经营战略”，香港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

邹新认为，首先，在人民币实现完全可自由兑换尚需时日的前提下，内地大银行普遍将外汇交易中心建在香港，将给香港带来大笔的外汇存款资金；其次，内地银行希望通过收购香港的银行，来构筑对外扩张的平台，绕开进入海外市场的壁垒，而这会促涨香港中小型银行的股价，实现双赢。典型的例子是中国工商银行于2000年成功收购了香港上市银行———友联银行，并将其更名为中国工商银行（亚洲）有限公司，并在近两年取得了不俗的经营业绩；第三，今后内地银行收购香港银行应该是重头戏。香港中西合璧的天然优势是内地银行走向世界的一个绝好练兵场，各大商业银行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香港作为自身“跨国经营”的“旗舰”，并希望通过这艘旗舰来拉动商业银行的整体改革；其四，众多的内地优质民营企业可望赴港上市。几个月前，中国证监会出台了“松绑民营企业赴港上市”的相关措施，并将取消对涉及境内权益的境外公司在境外发行股票和上市的法律意见书的审阅。内地企业在香港上市为香港的金融、法律及评估中介机构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会。

除此之外，CEPA的签订将使香港金融机构进入内地的门槛降低，更多香港金融机构将会进入“近水楼台的深圳。同样，具有优势的香港会计师、律师、建筑师、测量师及工程师事务所也将更容易进入深圳，合资或独资开办各种新型服务业务。